中国报道周刊

　　恐怕历史上没有哪一届奥运火炬传递活动有今年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动作这么大了，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引起上万人的聚集，都会出现一定范围的“红色海洋”，甚至引起了一些骚动，也引起了所在国人民的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所有民主自由的发达国家面前的形象并不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是很多臭名昭著的專制国家和政府的联盟，包括柬埔寨的布尔波特政权，阿尔巴尼亚的乔塞斯库政权，前苏联斯大林政权，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以及今天的北韩專制政权，这些政权的共同特征就是反民主，反自由，鎮壓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中國国民近年来出游海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当地国民所留下的印象也并不太好，随地吐痰不讲卫生（有些宾馆的卫生间甚至用中文写着“不要蹲在马桶上”），不守秩序，大声喧哗，这些都时有报道。

　　中國人，从政府到民众，必须在世界面前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让世界感觉中國是一个正在向民主和自由方向发展的国家，中國人也正在用世界现代文明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在世界面前证明中國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中國人也不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群体。

　　这些本应该利用举办北京奥运的契机来努力做到的，通过举办奥运，政府完全可以“因势利导”改变政府形象，从包括改善人權废弃反动愚民的网络金盾工程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工作做起，让人民有自由获取各种信息、听取不同意见和声音的自由，让人民有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同时也引导民众讲文明守秩序，从爱家人做到爱他人，从爱自家的清洁卫生做到爱公共清洁卫生，从尊重自己说话的权利做到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从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开始做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等等，我们本应有太多的值得做的工作要做。

　　然而，我们却轻易地丧失了这个极好的机会，我们不仅没有利用好这次机会，相反我们却在节骨眼上，在世界面前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野蛮和对民主社会游戏规则的无知。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中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北京奥运的不可爱。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果一意孤行，对你，对我，对我们大家，对所有中國人没有好处。

　　3.14西藏事件的处理，西藏政府领导人张庆黎应该撤职查办，他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好藏民和汉民之间的民族关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所采用的一套管理模式基本上是纹革思路（看看他所说的那套纹革语言就让人不寒而栗），在3.14之前他动用武力鎮壓藏民对政府的不同意见是造成3.14事件的主要起因之一。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留着他在领导岗位上贻害国家。应该让一个有能力处理好民族关系，让西藏人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的领导人来管理西藏才是。

　　西藏事件我们在国内没有处理好，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反应，民间两种意见都有，这在民主社会本属正常，作为一个民主政府，应该倾听种种不同的声音，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检讨自己的不足，改进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和形象，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然而我们所作所为恰恰是背道而驰！我们的政府一面倒地支持甚至怂恿所谓的“爱国派”，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国内由政府控制的舆论千篇一律地站在“爱国派”的立场上，制造出一个所谓的“藏獨”的稻草人，绝大多数人明明是希望中國政府给与西藏以自由，并没有要求西藏獨立（只有极少数人，而且并没有什么市场），而我们的宣传机器却故意放大所谓的“藏獨”，以此激励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对相对理智或清醒的声音加以打击，由政府控制的人民网上对青岛留美的学生王千源的侮辱已经肆无忌惮，更有人还以违法的手段侮辱了王千源的家人，给王千源的家人造成了伤害，所有持不同声音的人包括王千源都被骂成了“汉奸”，有人声称要杀了王同学，所有这些都让我看到了法西斯的影子。要知道法西斯主义就是在所谓爱国主义的破旗下发酵形成的，难道我们要展示给世界的真的是中國法西斯吗？

　　我们不仅没有能够利用好这次改变形象的机会，相反我们又一次侮辱了我们自己。4月27日星期天，奥运火炬传到韩国首都首尔，我们的政府和国民又一次上演了丑剧。大批留学生集聚首尔，有人动手打伤了持不同政见的韩国人（请注意，持不同政见是他自己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他的政治见解，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常识，或许哪一天你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你对他的尊重也可能是对你自己的尊重），造成了很恶劣的国际影响，现场有很多照片显示了留学生的施暴场面，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國人”的“暴行”了。

　　据调查显示，中國的形象通过这次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在各国民众的心目中大幅下降，对中國的友好态度同时普遍下降。我们正在为CNN臭嘴卡弗蒂所说的辱华言论作脚注！据媒体调查，这次首尔的留学生集聚活动背后是中國驻韩大使馆、领事馆的操纵，中國当局应当立即召回驻韩大使和各领事馆领事，重新委任，消除4.27首尔事件的恶劣影响，以一个大国的风范向受伤的韩国民众道歉，获取国际社会的谅解。请不要一错再错，请不要彻底葬送中國的形象，不要一意孤行，弄到最后所有中國人在世界所有民主自由国家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样岂不太可悲了？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bjzkd

　　作者:周口店人

　　最近CNN的评论员Jack Cafferty由于那段惊世骇俗的讲话成为了在千夫所指的对象，下面是他的原话：

　　Well， I don’t know if China is any different， b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different. We’re in hawk to the Chinese up to our eyeballs because of the war in Iraq， for one thing. They‘re hol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our paper. We also are running hundred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rade deficits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 to import their junk with the lead paint on them and the poisoned pet food and export， you know， jobs to places where you can pay workers a dollar a month to turn out the stuff that we’re buying from Wal-Mart.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 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

　　说实话，我也很鄙视这个家伙，但并不是因为他说中國人是“坏蛋和暴徒”，而是再上面一句：“他们拥有几千亿美元的美元储备，并对我们保持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因为我们不断地进口他们含铅油漆的垃圾和有毒的儿童食品，同时把工作机会让给中國人，那里你只要给工人们哪怕一美元的月薪，他们就愿意生产那些我们每天从沃尔码买来的东西。”

　　正是这段话，让我比他辱骂我们中國人是“坏蛋和暴徒”更感到恶心，一个以贸易自由著称的美国的著名学者竟然对一个刚刚“入市”7年的国家的国民说出这么白痴的话，实在让我瞠目结舌。

　　遗憾的是，如今在我们国家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在我看来和卡弗蒂的言论同样愚蠢，因为，卡弗蒂和爱国愤青们都没有认识到：商品贸易是正和游戏，而诋毁或者抵/制别国的进口商品——是一场负和游戏。

　　什么是“正和游戏”（positive sum game)？按照博弈论的解释就是：赢家所得要比输家所得要多，或者没有输家，结果为“双赢”或者“多赢”；而“负和游戏”（negative sum game)则是博弈双方损失惨重，结果获胜一方虽然赢了，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谓没有赢家。

　　在我看来，国际贸易是一场完美的“正和游戏”。学过《国际经济学》的人应该都知道“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两个模型清楚的表面，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或者要素禀赋差异，两个国家通过贸易就可以实现双赢，结果是两国的福利都增加了。而如果没有贸易，两国各自生产全部的商品，肯定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

　　试问卡弗蒂，如果没有中國的廉价产品，你们美国人可能从沃尔玛买到几美元的衣服、几十美元的彩电吗？如果没有中國帮你们揣着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债券，次债危机你们扛的住吗？如果不是中國商品帮助美国实现了产业升级，你们美国现在还不到处是冒着黑烟的工厂，并不是中國工人抢了你们的工作机会，而是中國工人牺牲了自己给你们提供了更轻松、更健康的工作机会。所以，就凭这段话，我要鄙视你，强烈的鄙视你。

　　说到这里，让我想到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激荡三十年》，讲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革历史，你们相信吗，在三十年前，贸易（或者通俗的说就是做买卖）是犯法的，罪名是“投机倒把”，当时愚昧的政府认为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甚至还有人因为“投机倒把”被枪毙！至于国际贸易，就更不要说了，估计那时候根本没有国家愿意卖东西给我们，就算有，我们也不一定买得起。

　　所以，我深深感觉到贸易自由之可贵。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这7年来中國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通过出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大量资金，缩短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去年国际贸易占GDP的份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0%，毫不夸张的说，是国际贸易这场 “正和游戏”把中國带入到经济大国的行列。

　　可是如今，由于受到西方一小撮反華言论的刺激，我看到越来愈多的人加入到爱国愤青的行列，“经济民族主义”开始浮出水面，美元阴谋论、股市阴谋论、货币战争分明让我看到了和卡弗蒂同样的愚蠢，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宏良（工作单位都有民族两字）不停鼓吹“西方阴谋论”，视外资为洪水猛兽，拼命给自己的同行扣“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满口几十年前階級斗争的词汇。在我看来，这种人实为“爱国贼”也！让这种人当大学教授，简直是误人子弟。

　　爱国愤青们，问问你们的父辈就会知道，当看到商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同时我们还能有这么多商品出口到外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因为法国人几句蠢话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买他们的商品，也不和他们做生意，通过抵/制来惩罚对手，受害更深的肯定是我们自己。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学习美国人这样做：找法国人再多买100架空客飞机，然后给他们一堆反正也花不掉的美国票子。至于抵/制，这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负和游戏还是不要玩了……

　　人渣说的对：我们要做敢于向全世界敞开胸怀的唐朝，而不是那个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明朝。

　　作者电子邮件：hxzhoustar(at)gmail.com

　　作者:面朝大海

　　过去几天，人们在是否应该抵制家乐福或法国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有些人甚至因为意见不同而互相指责和辱骂。现在人们似乎已渐趋冷静，也许可以开始一种较为平静的讨论了。

　　此次的争执折射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某一重大议题存在不同看法，人们应该如何相互对待。人们到底是应该细致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并努力说服对方，还是应该动辄指责他人“愤青”、“卖国”，以便为自己的观点增添“正当性”呢？

　　中國有许多研究对外政策的专家，有些人甚至将其作为终身从事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的目的之一，便是为制定合适的对外政策提出建议。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表明，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到底何种政策是正确的，其答案并非一目了然或不言自明。对于外交政策、国内政策或各种社会问题，这一道理都同样适用。

　　因此，人们很难排除出现以下情况：那些具有同样热烈的爱国情怀的人，在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主张。此时，人们本可以通过沟通与讨论，比较和辨别各种观点的优劣，并最终弥合意见上的分歧。

　　在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共决策程序，在不同的政策建议中进行选择。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仍可以继续坚持己见，并始终有机会利用事实的检验或通过对他人的说服，使自己的观点在今后成为多数意见。这样一来，在各种不同意见得以表达的同时，整个社会仍能保持沟通、友爱、团结与和諧。

　　但是，在此次的抵制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很多人对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持少数意见者，总是极尽辱骂和人身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的危害性极为严重，因为它既可能在不同的意见阵营之间制造难以弥合的分裂，也可能使一些错误的观点（如果它们碰巧是多数意见的话）长期得不到纠正。

　　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在对外政策方面持相同意见的人，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比如医疗改革——持有不同意见，并可能因此也发生分裂。同样，那些在对外政策和医疗改革方面意见相同的人，又可能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分歧并因此相互攻击。依此类推，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容忍异见的氛围，人与人之间的攻击和分裂将无所不在，整个社会也必将日益“碎片化”。

　　那些习惯对持不同观点的同胞进行人身攻击的人（即使他们的确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国家的危害甚至比那些真正实施叛国投敌行为的人还要大。因为后者的危害往往是局部性的，并可以通过法律惩戒予以吓阻。而对于前者，尽管其最终后果是使整个国家变得冷漠、偏执、分裂和软弱，人们却往往无计可施。

　　值得强调的是，在评价“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时，人们应特别注意其总体性的作用与价值，而不仅仅是该规则应用于一些具体情况时所引发的后果。这一规则的具体贯彻往往会显得对社会“弊大于利”。比如，那些反对抵制家乐福的意见表达，都是以“伤害许多人的感情”的方式，来实现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但是，在各种具体的个案中，如果总是为了顾及更多人的感受而否定个人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或使个人为这一自由付出过高的代价，其必然结果是，要么人们因持有不同意见而相互攻击甚或迫害，要么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某一特定观点而噤若寒蝉。这样的社会要么四分五裂、软弱无力，要么一潭死水、毫无生机。

　　“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的总体性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所有的人对各种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它能够便于人们不断追求真理，却无需因此而牺牲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諧。

　　不同的中國人，在对外政策或其他重要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可能不是因为持一种意见的人，比持另一种意见的人更爱国，而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看法不一。那些真正的爱国者可能会承认，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胞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并不是促进国家利益的好办法。

　　作者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

　　作者:张雪忠

　　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对着这起比四年前假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了几何，加强了多少？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

　　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引起多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其心理承受力，钢铁不足喻其强，其彰显官威的脸皮，城墙不足喻其厚。

　　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伦理、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已经过于幼稚了。这些官员之所以在一场场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是所谓的舆论，所谓的民意，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稍微了解中國政治生态的人就应该明白，这些官员的选任、提拔和奖惩，是由一种号称“组织程序”的东西决定的，控制这个程序的，是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他们和这些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共存关系，干草民何事？这种程序既不公开也不刚性，也就很难说得上公平公正。于是，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官员的处理，弹性就极大，和有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但最终取决于能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偶然性极大，在有些事件中，官员辞职或免职了，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在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当事者却好官自为之。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当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在乎舆论，舆论才有力量，如果人家修炼到油盐不进，根本不在乎舆论，那么舆论就一文不值。

　　在明清时期，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面对汹汹物议，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明末那样政治腐败，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而是朝廷任命，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这些伦理尽管有虚伪一面，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县衙所在地，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可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一旦无所畏惧，所谓的职业伦理天道来世都不足惧。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

　　如果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奖惩，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组织程序，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只是急坏了路见不平却无计可施的公众，苦坏了其治下想苟全性命都困难的草民。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十年砍柴

　　惊闻马英九竟然选择台联黨的赖幸媛（李登辉的嫡系）担任“陆委会主委”，惊讶之后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两岸关系将走向何方？我们先看看马英九当选国民黨主席以来的种种表现：在报纸上登广告宣称“台獨是国民黨的选项”；删除“国统纲领”；推动“返联公投”；大骂溫家寶总理；宣称要抵制奥运会。如此种种，让本来对马英九抱有希望的人们心越来越凉。人们不禁要问：马英九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不由得想起了李登辉，这个在日据时代写血书要为日本鬼子卖命；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了共產黨；共產黨在台湾几乎被一网打尽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黨，竟然干到了国民黨主席；当着国民黨主席，却吃里扒外，帮着民进黨上台。历史上也只有吴三桂才能与李登辉相媲美。诡异！真是诡异！！不仅仅是李登辉此人诡异，关键是培养李登辉的地方——台湾太诡异了！！！这个诡异的地方现今又培养出了一个“诡异大师”——马英九。

　　马英九出身外省人，这是他的“原罪”，为了“赎罪”，他需要比本省人还“本土化”。就像斯大林，他是格鲁吉亚人，可他变本加厉地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毫不留情地迫害各少数民族，一个例子就是二战时他认为车臣人同情德国人，强迫迁移车臣人，当今车臣问题久拖不决与此有很大关系。

　　陳水扁腐败无能，不过有时候我觉得阿扁像大陆的“卧底”， 因为他的种种行为让台湾实力大大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与此同时大陆各种好处纷至沓来，阿扁也不管对台湾有利没利，一概拒绝，更是民怨沸腾。实际上，阿扁有利于祖国的早日统一。现在可好，马英九一当选，拼命地开支票，又是开放大陆来台观光，又是开放三通，又是大陆要撤对准台湾地导弹，又是什么外交休战，有谱的没谱的满天飞。有意思的是，大陆这边却并不回应。马英九及其幕僚也不想想，这些事是台湾一厢情愿就能解决的吗？

　　大陆这边怀疑马英九想一面猛捞大陆的好处，一面拒绝统一，对马英九还在“听其言，观其行”，看看马英九到底是什么货色。为了祖国的早日统一，还是那句话——“熊猫＋导弹”，可以给台湾人民更多的利益，但必须不断加强军事实力，如果真的把导弹都撤了，台湾就真的回不来了。

　　也许当李登辉拿着马英九的手，说马英九是“新台湾人”时，我们就该意识到，第二个李登辉诞生了。

　　作者:刘勇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重创，然而，普京接掌政权后，俄罗斯的经济很快走出困境，朝着国富民富的目标大步前进，其发展变化令全世界惊叹更令中國汗颜。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二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一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报告涉及中國，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國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 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國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去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 年 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准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國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去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俄罗斯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今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至1 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

　　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了。俄罗斯财政部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 美元。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百年之梦。去年10月 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第二份报告是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5年，中國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國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水涨船高”的理论。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极端的贫富差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國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國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國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的贫困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

　　中國经济的高速增长，比俄罗斯更早，时间更长，速度更快。但是，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却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 年，中國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成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 年1.5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万亿元，而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万中國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 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世行驻中國首席经济学家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忧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了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5万亿的财政收入，仍然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

　　作者:蔡慎坤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在辛亥一代革命黨人中，毫无疑问他是一颗巨星。少年时他在湖北读书萌生思想，参与组织华兴会，失败后亡命日本，他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关系最大。他提出的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所不谈，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钦服。他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他高出同时代的许多人物，是他的宪政思想，和实践这种思想的努力。

　　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仅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他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见景梅九《罪案》）。

　　在同盟会中没有其他人曾经象他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有人称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并不过分。

　　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一直坚持的政见。孙中山回国后，1911年12月26日晚上，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在上海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宋主张内阁制，孙力持不可。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自己后来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还有一层意思，史家陈旭麓认为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影响。他为自己没有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可以设计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

　　仁的政黨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專制獨裁之路是不可能的。

　　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黨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教仁之所以致力于把同盟会从一个革命黨改造成普通的政黨，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黨内阁主张。他认为，政黨目的就是要贯彻主义与政纲，“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黨才识。” 他联合其他政黨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黨，在通告海外书中，他不无得意地宣称“然自斯而后，民国政黨，唯我独大，共和黨虽横，其能与我争乎？”但对于政黨政治，他是主张两黨制的，他认为当时时势艰难，没有真正强大的政黨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各黨虽然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他在改组国民黨的宣言中就说政黨宜两大对峙，希望自黨发达，也希望反对黨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要组织完善政府，必须有政黨内阁。他希望国民黨在选举中获胜，组成国民黨内阁，是因为担心其他政黨不能胜任，所以要国民黨负起责任来。

　　他的最成熟、最有价值的宪政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所作的演讲中。

　　他认识到当时的中國，名为共和国，其实真正的共和政体还没有开始建设。并认为没有把民国建设好，“其责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国民黨尤其有着极重要的责任，断无破坏之后就放任不管的理由。

　　他认为政治的重心应该在国会，在国会里占有多数席位的政黨可以组织政府，即政黨内阁。他主张内阁制就是要造成议院政治，对这种议会民主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关于国会，他主张以一院制为合宜。如果采取两院制，参议院的组织比较成问题，他以为由地方议会选出，象是联邦制，不太合适。因此提出由公共团体（公法人）选出，既包括地方议会在内，又能代表各个階級，与上院的性质完全符合。地方自治团体、商会（华侨商会）、工会、农会、学会、教会、大学堂等，都是公共团体，有公法上的人格，是各界特殊职业的人所组成，由他们选举产生上院，则各界都有代表，较为完善。

　　1911年8月他发表《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指出，立宪国的国家机关不能违背立宪政治的原则，议会是监督政府的机关，行使决议、质问、弹劾等权，司法机关是裁判机关，行使普通裁判权。中國特有的都察院来源于御史制度，权限与立法、司法机

　　关有重复，所以他提出把它改为行政裁判所，行使一般的行政裁判权。

　　他极力主张地方自治，提倡中央与地方分权，外交、军政、司法行政、国家财政、重要产业、国际商政、国营工程、实业、交通业，国立学校，归中。地方行政分两种：一类是地方官治行政：如民政、产业行政、教育行政。一类是地方自治行政：如地方交通业、卫生、地方财政、地方工程、地方实业、地方学校、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等。警政等属于国家委任地方的权力。他曾起草过一篇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的演讲稿，对此论述非常清晰、有条理。

　　对于地方自治，他主张省长民选和省有列举立法权，反对道府制、观察使等腐败的官制。他认为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总统、国会都由国民选举产生，省长也应当由国民

　　选举，才能完全发现民意。

　　宋教仁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世的《代草国民黨之大政见》，是他的宪政思想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他本准备到北京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宋教仁未实现的施政纲领。他提出了对政体的五点主张和对政策的十点主张，提纲挈领，确实让人折服。

　　关于政体：

　　（一）主张单一国制，不同意联邦制。

　　（二）主张责任内阁制。

　　（三）主张省行政长官由民选制以进于委任制（这和他1913那月19日在上海发表的演说中主张省长民选不一样）

　　（四）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以保障地方的自治权。

　　（五）主张宪法规定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须国会同意。

　　关于政策从整理军政、行政、财政到划分中央地方的行政、开发产业、振兴教育、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乃至司法、外交，无不提出了他的纲领。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个以多黨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我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著，他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这一切即使过了多少年都是有他不可磨灭的价值的。

　　1912年冬天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他以代理理事长名义领导的国民黨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离开阔别10年的故乡湖南桃源，从长沙到武汉，沿长江东下，从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宋教仁此时却踌躇满志，准备着北上组阁，在湖南就讨论过准备组阁的计划。根据《临时约法》他到北京组织内阁是没法阻止的。他在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其中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

　　1913年3月20日，就在他动身北上时，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击中了他，中國民主宪政的先驱撒手而去。二十年后，章太炎还认为“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

　　谁是“宋案”真正的主使人？虽然还有不同的版本，有人怀疑是有意当总理的陈英士干的，甚至可能是孙中山授意的，当然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只是一种推测。有人认为是赵秉钧擅自干的，袁世凯并不知情。但，袁世凯毕竟是宋案的最大得益者，即使暗杀不是他明确授意，从赵秉钧、洪述祖到应夔丞等都是揣摩袁意所为，袁氏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从“宋案”发生后袁的一系列举措看来，他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后世想为袁开脱、辩解、翻案的人包括唐德刚“同情之理解”说都注定了徒劳无功。

　　宋教仁一向重视宪法，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赶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起草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见过，并称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在这三巨册中，这是他宪政思想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可惜已经遗失，内容无从考查，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其他文献和政论、演讲中想见他当年的良苦用心。

　　武昌起义发生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國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对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很详尽，有21条之多，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他还起草了七个官制草案，条分缕析，非常详细。他批评当时匆忙出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人民权利义务毫不规定，行政官厅之分部则反载入，以制限其随时伸缩之便利。又如法律之提案权不明，大总统对于部长以下文官吏之任免权不具，皆其失处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出任法制院长，多数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笔。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本来也叫他主持起草，但他认为最好由参议院组成起草委员会，提出草案，依法审议。最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包含了他的一些重要观点，本来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就极力主张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遭到强烈反对，未能通过。等到制定《临时约法》时为了制约袁世凯又匆忙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第三十四条规定，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还有内阁的副署权等。这是典型的以人立法，只可惜小站练兵起家的拿枪杆子的袁世凯不会把什么宪法放在眼里。

　　他在遭暗杀前，在演讲中多次讲到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他说：“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黨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

　　他认为“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都应该依据法理、事实，以极细密的心思研究，而且明确宪法应由国会制定宪法。

　　而袁世凯想绕过国民黨人占多数的国会，另外组织一个“制宪委员会”。这种分歧在当时的报纸上非常激烈。宪法之争，成为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之一，称他是“为宪法流血第一人”也无不可。

　　作者:傅国涌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國，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國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國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國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國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國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國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國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國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國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 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 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國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 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國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國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國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 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國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國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國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國，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國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 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國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國，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國，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國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國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國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國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國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國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来源：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作者:陈志武

　　2008确实多灾多难，今晨又传来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66人死亡，246人受伤的消息。看着“和菜头”博客里那些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庆幸，想着死难者家属的煎熬和痛苦，往MSN上放了一朵哀悼的红花。

　　新闻里强调，“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指挥，要求全力救治受伤旅客；做好对事故列车旅客的安置工作；迅速组织救援，以最快速度恢复正常行车；开展事故调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这让我思索一个问题：如果国外发生这样的事情，铁道部（或交通部）长官该如何去就？其实，道理很明白。不管是铁路轨道失修导致事故（政府主官管理不善），还是操作人员技术不慎导致事故（依然是政府主官管理不善），甚至是有人故意破坏导致灾难（政府主官失察），帐最终都要算在铁道部主官的头上。

　　同时，为了后续调查工作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若主官仍在台上，调查的獨立性会受到质疑――不管最终调查结果如何，铁道部长也应该避嫌挂冠。

　　有人说，救灾工作总还需要指挥吧？这固然没有错。但在文官制度发达的国度，交通部长是政务官，具体工作会有副部长以下的事务官完成，救灾工作正如铁道部自己所说，应有紧急预案和常态准备，内阁部长的交替不至于影响救灾工作。

　　更何况，这已经不是这条线路第一次出事故：就在今年1月23日，北京到青岛的动车组D59次(北京至青岛)运行至胶济线安丘昌邑下行线K129+861M处时，撞倒中铁十六局正在该处进行移动轨道施工的作业人员，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条线的事故为何如此频发？已经出事还不吸取教训，难道不值得质问吗？

　　今年春天一场大雪中，铁道部官员已经表现不佳，随后该部发言人王勇平更敢指着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鼻子骂，引发公关形象危机。胶济铁路事故一出，这些事情都会被再度翻上台面，主官引咎辞职几已成惟一选项。

　　但我在这里可以悲观地预测下：铁道部主官躲过风头后不仅可能没事，王勇平更可能站出来再次强调铁道部紧急预案部署得法，抢救工作迅速及时，此事最终又会演变成一场对铁道部的颂歌。

　　为什么？问题出在中國的内阁长官选任机制安排上。简言之，民主制度下的内阁长官在出事后为何需要辞职？因为无论是总理或首相，均需对选民负责，或通过议会，或通过总统。无论哪种情况，辞职是最符合逻辑的选项。

　　议会任命的总理或首相，一旦出这样的重大事故，会立即遭到议员质询。这是因为议员代表他选区的人民，选他上来的是人民，他的职责就是代表选民质疑政府的失职渎职。选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理应问责内阁。为了避免内阁整体倒台，总理或首相会逼迫他所延揽的某部长官立即引咎辞职，以和他个人的失职行为作及时切割，避免内阁整体形象受损。

　　总统任命的政府首脑，同样要为总统及总统所在的政黨负责。一旦他们不能和重大事故中的失职行为迅速切割，同样也会影响到总统和总统所在政黨的下一次选举。总而言之，为了选举，无论事发部门的主官觉得有多么冤枉，引咎辞职几乎成为他的惟一选项。

　　这也成为了一种常态，随便google下就能发现不少例子：1999年，印度发生导致400多人死亡的特大列车事故，铁道部长次日即宣告引咎辞职；2002年，埃及发生导致370多人死亡的特大列车事故，两天后交通部长和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时递交辞呈；2006年，黑山发生导致39人死亡、135人伤的重大列车事故，交通部长也立即引咎辞职……

　　然而，在中國，情形要复杂得多。内阁名义上应该是对选民负责，但实际很大程度上却隔绝在民意表达之外。我们的人大代表代表民意，但强势的行政部门主官只在两会期间做个报告（有的连报告都不用做），根本看不到被议会随传随到，在国会大厦接受当众质询并汗流满面的尴尬相，自然认为自己是超脱于民意之外的。

　　否则，你何以解释王勇平发言人的话？王勇平其实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难以理解铁道部是为选民服务的，他也难以理解政协副主席（广义的民意代表）的话在反应部分民意，他只知道自己要为部门利益说话，而且在中國的现行体制下，为部门利益说话即使说错话也不会遭到追责，所以，他直指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不懂道上的规矩，也就逻辑圆满了。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2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引咎辞职的例子（林业部长杨钟因大兴安岭大火辞职，铁道部长丁关根因列车事故引咎辞职，更早还有渤海二号导致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辞职），但这永远只是特例，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更糟糕的是，引咎辞职本来应该成为政治人物生涯的一个永恒污点，在民选政治中永远被另眼看待（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是说人们会对他有更苛刻的要求，因为你在人品或者管理能力上出过前科）。可在民意隔绝的中國，这些官员却频频在冷藏几年后即获起复，良可发人浩叹。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如何让内阁部门主官接受现有民意表达建制的人大常委会质询？这种质询又是否能够通过一个像C－SPAN那样的频道向公众现场直播，让部门主官了解他不仅是对总理、人大负责，更重要的是对镜头外千千万万的选民负责？这或许是可以迈出的重要一步。

　　安息！66个同胞！

　　作者:停云

　　针对中國民众在海内外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法、反CNN、反達賴的活动，有些人认为这是官方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是高估了中國政府开展舆论攻势的意识、策略和技巧。假若北京方面具备这些能力，它就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西方媒体的围攻，无需临时抱佛脚，寻求欧美公关公司出谋划策。

　　在当局平息拉薩暴亂之后，中國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守势。外交部、公安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发言人纷纷出面发表讲话，试图澄清事实真相，揭露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反击西方政客的指责，但他们说话越多，外界就越是质疑，越不相信。

　　原因何在？并非是他们所言所述都不是事实，而是外界对中國政府从来就缺乏足够的信任。这里面无疑有西方人一贯的歧视和偏见，但同时也有其他重要原因。从一个中立的媒体人的角度看，除了某些西方媒体的成见之外，笔者认为，中國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关键的信心障碍。

　　先要改变对本国媒体态度

　　其一，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國政府虽然以高度开放的态度向大批外国媒体敞开门户，但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透明度不高，公开性不够，诚实度也常常不能令人信服。这就使得西方媒体的思维惯性延续不止，甚至变得根深蒂固：凡是中國政府官员所说的话，它们都会本能地予以怀疑，不会轻易相信。

　　说到底，这并非只是中國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國政府和本国媒体之间的问题。假若让中國自己的媒体拥有合理的编辑自主权和獨立性，其信息、言论和权威性被民众广泛接受、认可和信赖，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快捷而顺畅，那么，西方媒体即使要制造虚假新闻，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可被它们利用。

　　中國国务院新闻办去年向外国媒体承诺，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國境内自由采访。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姿态，至少暂时能够赢得西方媒体的好感。但就本质而言，这种做法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是本末倒置。中國政府的开明和宽容，应该首先体现在对待本国媒体的政策上，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使外国媒体更瞧不起中國媒体，而且也不可能帮助中國政府甩掉“压制新闻自由”的标签。对“家奴”的不信任、不宽容、不放手，这是中國官方在国际舆论攻防中一直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一言以蔽之，若要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國的态度，就必须首先改变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只有当本国媒体拥有适度的自主权和獨立性时，中國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才能不动声色地调动各种工具，无需动辄声色俱厉，无需花大量精力去和外国媒体进行无意义、无结果的周旋。

　　话语体系与世界脱节

　　其二，最近一些年来，中國政府在与外国媒体互动时，思维模式和互动方式都有很多改进，但与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很多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大概都没有真正了解外国媒体的思考模式、运作方式以大众传媒的诸多微妙之处，因而无法用国际主流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把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有效地传播出去。

　　撇开是非对错不谈，就说此次奥运政治化所引起的中西媒体对立，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中國各级政府在应对西方媒体时的明显不足，乃至不当，包括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八股语言和表达方式。二十一世纪的某些中國官员，显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语境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词汇和表达方式就会脱口而出，连中國人自己都会听得心里发毛。中國现在面对的不再只是温饱问题，而是“和諧社会”、“和諧世界”的高端问题，官员们的思维和语言必须跟得上社会文明的步伐。

　　不妨再次强调指出，中國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社会长期脱节，是阻碍中國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和融洽相处的巨大屏障。很多官员不仅早已习惯了这种政治语境，而且只能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生存，使得原本优秀的文化站不起来、走不出去。这是中國在对外交往中必须着重强化的软肋。

　　上面已经谈到，由于中國媒体没有足够的编辑自主权和獨立性，中國在外交和舆论攻防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地说，中國主流媒体的现状，既不符合崭新时代的国家利益需求，也不能有效地维护政府的威信。这一现实在此次拉薩暴亂事件之后暴露得很突出。

　　政府控制了媒体，媒体就变成了政府的化身。中國媒体之所以缺乏真正的权威地位和公信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关键时候，拥有千军万马的庞大新闻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和传播信息的效果，连一个异议人士都比不上。这是媒体管理体制不求新、不求变的必然结果。

　　中國网络媒体以小搏大

　　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策应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國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当然更肩负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但由于政府不尊重媒体，干预太多，管得太死，甚至常常越俎代庖，结果就导致这些媒体变成了双脚被紧紧束缚的小脚丫环，无法发挥只有媒体才能起到的作用。

　　如果上述结论还不能令人信服，那就看一下中國网络媒体的威力。准确地说，此次中西媒体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网络媒体与欧美传统媒体的对抗，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中國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对抗。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不仅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而且还把不可一世的某些西方媒体逼到墙角，使之转攻为守。试想想，若只是中國官员和官方媒体，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吗？

　　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参与；官方媒体之所以没有威力，就在于官方不肯放弃“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的心态。CNN在发表“致歉”函时，声称其主持人不是批评中國人民，而是批评中國政府，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他们感受到了中國网民的威力，而没有感受到中國政府的威力。相比之下，中國外交部发言人再三要求CNN真诚道歉却没有结果，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不怕中國政府，就怕中國网民。这个现象值得中國官方认真思考。

　　归根结底，所谓网民就是人民。中國与西方媒体和達賴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反守为攻，最大的功劳不在官方和官方媒体，而在于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盾。如果当局愿意承认这一点，那就应该用更好的技巧去引导网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同时更要善待网民，给他们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宽容。

　　来源：联合日报

　　作者:杜平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它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的指归是本民族的自我反思、完善、自强，最终实现民族的文明和强大。中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起源于鸦片战后外敌入侵的强烈刺激。特定的历史原因，导致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獨立国家对外侵略和对内自强的表征。防止外敌入侵和排外，以及反击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本国政府，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如下特征：

　　动辄排外

　　义和团运动是典型例子。从山东的中德矛盾扩展成见洋人就杀，导致外国入侵由以往一两个国家同时侵华，发展成八国联军同时入侵，外敌的空前强大，对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自然更大，赔款数额和中國付出的政治、军事代价达到史无前例程度；杀了德国驻中國公使克林德，不仅违背基本国际公法，也使清政府付出了多余代价，并有屈辱的克林德碑之出现。类似义和团一样的运动，表明了中國人不怕死的决心，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求得民族的强盛。

　　动辄抵货

　　抵制洋货无疑是打击外国侵略的有效手段，但当这种运动被赋予政治意义时，就必须考虑到策略问题和条约约束。中國对于洋货，想抵就抵。但这种抵制的积极作用却乏善可陈。某些时候，抵货运动还让中國付出过惨重代价：大革命时期，中國在南方的主要敌人是英国，在北方是日本。但中國人见洋货就抵，烧合法商户店铺，结果将保持中立的西方国家赶到敌人一边，使国民革命军付出更多代价，帝国主义以此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加速了他杀害工农的步伐，削弱了中國反帝发军阀的力量。

　　民粹主义

　　民众总是对的，政府总是软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已经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基调。七七事变后，为免于北平古都毁于炮火，张自忠奉命撤退，如果不是化了妆，在火车上会被上来搜索他的愤青打死。正是他自后一直被指责，故亲自赴前线捐命以洗雪清白。只有他死了，国人才可以饶了他，而不在乎丧失了一员抗敌虎将，真乃亲痛仇快之事。中國人的价值观是：只有扑火的才是精英。只要与敌人谈判的，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都有汉奸卖国嫌疑。

　　盲目自大

　　中國人从鸦片战前的“天圆地方，中國在中央”，到被八国联军打得彻底屈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跌落到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國人作了日本仆从，捡得个战胜国地位；同时，西方文明被血淋淋的欧洲战场所重创。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被打昏头的西方人间短暂兴起的东方文化热，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经。立时，从辜鸿铭到杜亚泉；从梁漱溟到学衡派，将中國文化的价值高扬到非理性地步，并有中國文化代替西方文化之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结合，贯穿了中國现代历史。它在鼓励民族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华民族对外问题上的理性和诚恳、谦虚，阻碍国家进步，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之敌。

　　有实力的低调，没实力的自大，这已成为一条规则。中國近代民族主义就被深刻打上了弱国自卑的烙印。直到现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对别人的谦虚。行为上不顾一切追求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的物质文明，嘴巴上却丝毫不认输：中國一切都是好的，包括脓疮。拿不出实际行动，仅仅用打肿脸的方式，无益于国家和民族进步。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卫金桂

　　在对诸如“石油危机”、“金融危机”耳熟能详的时代，粮食危机很多年没有人提起了，但是，粮食危机却真真切切地到来，而且，来的是那么的突然和凶猛。

　　4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粮食骚乱已经在数个非洲国家、印尼、菲律宾以及海地等国家发生，如果全球粮食大国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粮食价格，发展中國家最近出现的“粮食骚乱”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这一警告与世行报告不谋而合。世界银行发布警告称，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达到连续6年来的最高点，墨西哥、也门等33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这些国家有的是已经存在大量饥民，有的是因为粮价过高导致大量新的饥民出现。

　　据统计，世界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来已上涨80%.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仅今年头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与现实粮价更可怕的是各种因素对粮食进一步上涨预期的强化。

　　第一，减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灾害性天气不断出现，导致整个世界农产品总产量在下降。

　　第二，限制出口。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有的国家降低出口退税或加征出口关税，有的国家削减出口量，有的国家提高出口粮食价格（如印度将出口大米的最低价格大幅调高近五成），有的国家干脆直接停止粮食出口，这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迅速下降，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

　　第三，粮食库存减少。全球粮食储备已降到历史最低点。以大米为例，美国农业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米库存量已跌至7520万吨，创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仅为本世纪初的一半。

　　第四，乙醇燃料。大量粮食用于制造乙醇燃料是导致粮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预计2008年将耗费大约1.3亿吨玉米生产乙醇燃料，这相当于全美国玉米产量的一半。印度已有9个州和3个地区下令使用调和5％乙醇的汽油。菲律宾政府通过法案，计划用生物乙醇逐渐替代汽油作为交通运输燃料。泰国能源部也决定从2008年起，在销售的91号汽油中掺入10％乙醇。全球为了防止能源危机，却陷入了一个更大更危险的危机——粮食危机之中。

　　第五，粮食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化肥为例，近5年来，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国际化肥价格已经上涨了近两倍，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

　　在全球粮食减产的时候，中國非常幸运地实现了粮食连续四年丰收，供需基本平衡。但是，我国粮价同样经历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00个农产品主产县集贸市场农产品价格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1-2月份粮食价格继续维持上涨态势，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分别为41.6%、14.4%和8.8%.主要原因是：

　　其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房地产等行业急剧扩张，蚕食耕地，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其二，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不断向工业领域转移农业资料，导致剪刀差（指在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差距）扩大，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在一些地方，农民纷纷进城打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迅速减少，在不少地方，农业生产落在了老弱妇孺身上，他们既无精力，又舍不得投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的现象。

　　因此，我国虽然没有遭遇粮食危机，但隐患并不少。尤其是去年，由于粮食价格大涨，一些粮库无视有关法规的规定，擅自出售储备粮以赚取差价，原本想着高价出售，等价格下跌再“补仓”，但没有想到粮价一路上涨，使得一些粮库甚至发生了售空储备粮的情况。而有的粮库干脆就虚报储备粮，以骗取国家每吨74元的粮食保管费。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指出：“有人向我反映，国家粮库存在虚报现象，至少有两个地方粮库是空的。下面到底存了多少粮食，建议国家好好查一查！”媒体调查的结果印证了袁隆平院士的担忧：有的粮库“去年秋天就已清仓了，没有一粒粮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一旦缺粮后果不堪设想。目前世界粮食年贸易量仅为2亿吨，中國倘若大量缺粮根本无法通过国际市场达到满足。因此，在全球粮食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國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做好准备。

　　首先，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这种扶持必须是具体的，且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唯有此，扶持性政策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长期以来，我国对工业的重视超过农业，由此，导致农业资源不断向工业转移，资本和劳动力也跟着撤离农业向工业领域转移，从而，造成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当中國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我国的粮价普遍低于国际粮价，当时的朱镕基总理非常担忧入世对我国农业造成冲击。而在目前，中國的粮食价格是全世界最低的，国际市场小麦和大米的价格是中國的2到3倍。这正是农民利益为工业发展让步的结果。

　　现在应尽快改变这一局面。最起码应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但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得到27元补贴。与美欧诸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比如，英、法等国的农民每年可获得到5000美元的直接补贴——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补贴的上限为30万美元，美国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的补贴上限现在更是高达36万美元。去年12月，美国参议院又批准了一项高达2860亿美元的农业法案，对国内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除了加大直接补贴，我国还应加大可以间接让农民受益的补贴。比如，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减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培育并低价向农民提供良种等。

　　其次，应积极推动农业集约化生产。在粮食危机日益逼近的今天，包产到户的传统经营模式所暴露出来的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倘若不尽快扭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粮食供应紧张状态可能加剧。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尽快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集约化生产，发展现代化农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粮食供应总量。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集约化生产的条件。比如，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些地方出现地多人少甚至大量土地荒芜趋势，农村土地流转也呈现规模化、加速化、多样化的趋势，为农业生产向集约化、现代化过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步入农业集约化生产阶段。

　　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加大投入。同时，还应该彻查粮食储备情况，对于虚报粮食储备量，或擅自抛售储备粮的行为应严厉处罚，以防止部分粮库空虚损害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粮价的剧烈波动。另外，还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控制粮食出口。由于我国粮价低于国际粮价，一些企业或个人未来牟取私利，疯狂出口粮食。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1至10月份，我国小麦出口量竟然是进口数量的23.46倍！这也是造成我国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价格扶摇直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中國，一旦中國粮食因自然灾害而减少，庞大的需求将把国际粮价推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因此，尽快采取措施，全面预防、应对粮食危机，不仅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展示对国际粮价稳定负责的大国形象的需要。

　　写于2008年4月12日

　　作者:时寒冰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某些人的爱国，怎么跟流氓如此接近，在爱国的大旗覆盖之下，什么恶心的事都可以做，而且做的坦然，一点都不脸红。爱国成了一种遮羞布，无论什么事，只要遮上爱国的旗帜，就等于是替天行道，一路畅通。

　　奇怪的是，一般的老百姓，平常过日子，没招谁惹谁，碰上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还真的就退避三舍，即便据理力争，也多少有点馁，好像天然就矮了人家半头，说出话来，都不那么理直气壮。

　　民族主义在输入中國的时候，nationalism有人译为国家主义。奉行国家主义的人，主张国家至上，个人要完全服从国家，不能有个人意志，个人的自由，只能追求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和自由。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家主义的黨，名曰青年黨，虽然说，这个黨从来没有当过家，执过政，解放后还被视为反动政黨，但是，国家至上却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主张，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中國整个国家上下，几乎人人信服，甚至可以说有国家崇拜也不为过。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段，除了军人之外，中國只存在四种人，一种是国家干部，一种是国家工人，一种是国家农民，剩下的是四类分子，国家的公敌。国家干部最牛，其次是国家工人，而国家农民，是我这样叫的，实际上多少有点名不符实，因为国家不给工资。当年我在农场，我们比周围公社社员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发工资，一争吵起来，只要说，我们是国家工人，对方立马泄气。

　　这种国家就是一切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国家的威势，却依然没有褪色。国家足球队，就是国脚，国家中央电视台的主播，就是国嘴，像点样的文物和人物，就是国宝，做个破工艺品，如果走关系被政府某人送给了外国人，就是国礼。虽然说车站门口拉客的，不总是叫“国营旅社”了，但国家公务员和国营大企业，在人们眼里，依旧威风不减，对大学毕业生，有着最大的吸引力。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则是小写的。小到可有可无。最推崇国家的，恰是那些最卑微的国民。其实，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来自国家的强权所侵害时，他们也难受，也希望有人来为他们说话，但是，一碰到国家两个字，他们却马上跳起来，竭力弘扬国家的那个“大”，殊不知，国家至上，国民至微，才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最卑微的国民，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爱国，理所当然，是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张鸣

　　1944年，明朝灭亡300周年。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说崇祯和李自成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取材偏狭，观点陈旧，推理失据，逻辑混乱。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应属低下之品。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澤東的青睐。毛澤東不但在大会小会上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还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随后，又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学习。当年，马、恩、列、斯的单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视。显然，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历史意义的。由于这篇文章并没有阐发什么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义只能是参考性的或象征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等古籍中的有关记述6700多字，介绍了崇祯朝的社会状况，介绍了崇祯和大臣们在明朝灭亡前夕的一些活动，介绍了李自成武装由壮大到失败的简要过程。其中，考证和谈论李自成部将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轶事的部分，占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國改朝换代的一年，事件频仍，内容丰富，风云人物众多。以甲申为题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对当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应该涉及的。但该文只写了两件事：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败亡。只写了两个政治集团的人物：崇祯集团和李自成集团。当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多尔衮，在文章中看不到踪影，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当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吴三桂、张献忠也只是顺便提到了名字，他们的事迹则被全部略去。好象这几个人与甲申年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关系，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戏似的。实际上，影响当年中國政治格局的，并不只是崇祯和李自成两个人。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杀。没有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甲申的历史就要重写。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有名的作家，这样文不对题、喧宾夺主的错误，照理是不会犯的。但这个错误他恰恰就犯了，他为什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很耐人寻味。

　　甲申之后，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这类著述郭沫若读了不少。《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来介绍崇祯和李自成。但他展现给读者的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却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实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实际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中，就有不少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负面的评价和描写，只是郭沫若没有采用而已。郭沫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寻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说：“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没有人会责骂崇祯，崇祯不但不会受到责骂，而且后人还很同情他。一个不受责骂，并且还得到人们同情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起码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了。但是，崇祯果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吗？郭沫若自己没有给出证据来证明崇祯是个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证明，崇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昏君和暴君。崇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赈济灾民、减轻赋税等，他有权做，他可以做，但当大臣建议他做这些事时，他却断然拒绝。就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中，接下来郭沫若就说：“（崇祯）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就凭这几点，崇祯能不被责骂？能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崇祯的恶行，其实远不止此。崇祯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记载。崇祯在位十七年，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其中五个被杀，四个被治罪）。杀督师及总督十一人，杀巡抚十二人。他不学无术又自作聪明。他重奴才而轻人才。他在所有的部队里都安插太监，对部队指挥官进行监控。崇祯时期，宦官总人数达十万之众。崇祯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国本民族的人民起义。他任意妄为，残忍嗜杀、草菅人命。满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祯几乎全都代做了。崇祯给自己开创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这样的昏君和暴君，会不被人责骂？会受到后人的同情？崇祯末年，马世奇当面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为什么？任何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从贼难道从你崇祯？你崇祯比贼好在哪里？

　　“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后人，不就是崇祯死后的世人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有崇祯的孝子贤孙不责骂崇祯，同情崇祯，也不可能所有的后人都不责骂崇祯，都同情崇祯的。试想，被崇祯冤杀的文武大臣的后人，崇祯朝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的后人，给崇祯提合理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后人，会不责骂崇祯，会同情崇祯？顺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引得并不完整。这段文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的下面，接着还有这样几句：“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这几句说得很具体的话，郭沫若视若无睹，不予引用，不就是为了掩盖崇祯的丑恶形象吗？

　　可见，郭沫若说的“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这句话，既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实际。

　　郭沫若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多了 .“种种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是谁犯的错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很让人费解。清朝的入主，对中國人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实在是不好说的。如果明朝灭亡之时，有一个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并且那个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國而因故没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该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么，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当时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吗？没有。当时，有可能长期统治中國的政治势力有三个：崇祯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多尔衮的大清政府。但崇祯和李自成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事实证明，他们最后都被人民所抛弃，自取了灭亡。而正是他们的灭亡，给清朝入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结束了崇祯朝人相食、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郭沫若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再说，清朝没有入主之前，中國人民难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也不像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中國人民的血泪，实际上潸流了几千年，并不是从清朝的入主开始的。郭沫若不说明朝统治时期中國人民的血泪，不说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國人民的血泪，只说清朝入主以后“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泪不是血泪，只有清朝入主以后的血泪才是血泪；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灭亡后，中國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没有流过血泪。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是说不通的。清朝尽管也是封建專制王朝，清朝时期的中國老百姓尽管也饱受剥削和压迫，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清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好歹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好歹收复过台湾，扩大过疆土。明朝干了些什么？

　　崇祯和李自成，一个是实行專制统治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个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两个人是你死我活的对头、不共戴天的仇敌。面对这两个人，郭沫若的态度却不偏不倚，出奇地中立。他同情崇祯：“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他也同情李自成：“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他批评崇祯：“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他也批评李自成：“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在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评价上，郭沫若将他们等量齐观，不加区别，刻意回避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什么倾向性，完全是一副冷血动物的模样。在那个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年代，自称革命者的郭沫若，在文章中刻意隐瞒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政治观点，出于什么目的？耐人寻味。

　　但是，要说郭沫若完全没有倾向性又好像不对。《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好几段文字，郭沫若都用括号注明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其实，《明史》中根本就没有《李自成传》这个篇名。所谓的《明史·李自成传》，实为《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明史》是清朝乾隆时期吏部尚书张廷玉奉旨负责编撰的。出于封建统治的正统观，《明史》一般都用“贼”这个词指称李自成，当然是有意要贬低他的。郭沫若大量引用《明史》中的资料，却极力避免用“贼”来指称李自成，而且不惜篡改《明史》中的篇名，显然是维护李自成的形象，对李自成好像有一份偏爱。

　　郭沫若在文中有几段奇妙的推论：“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 为红颜’而‘ 冲冠一怒’”：“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假使没有外患，他（李自成）必然是成功了的”……过多的假使，让郭沫若遗憾万分。郭沫若这是自作多情，自寻烦恼。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历史的必然大大超过历史的偶然。郭沫若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假使，只要一个就够：假使全天下的人都拥护李自成，李自成就成功了。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史论中设置如此多的假使，也叫史论？何况，就算李自成成功了又怎么样呢？郭沫若没有继续推论下去。就在郭沫若所引用的所谓《明史·李自成传》中，有这么一段话：“自成为人高颧深頔，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不难想象，在他的治下，老百姓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句话时，当时是怎么想的？

　　郭沫若说：“（李自成）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满清取明而代之，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第二个足以取代朱明政权的政治力量。种族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这个悲剧决不是李自成个人悲剧的扩大而导致的。其实，种族之间的悲剧是悲剧，种族内部的悲剧同样是悲剧。在很多时候，种族内部的悲剧比种族之间的悲剧更惨烈、更残酷。朱明王朝统治中國的287年间，中國老百姓的遭遇，与外族统治时期相比，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表达了一个很有趣的见解。他认为明朝的灭亡，与天灾有很大的关系。李自成的失败，与决策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认为，如果那时候不发生天灾，崇祯就不一定亡国。如果决策不发生失误，李自成就不一定失败。按照郭沫若的逻辑，当时如果既不发生天灾，李自成也不发生失误，崇祯和李自成就都不会失败，都将成为胜利者。那就是说，在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出现“双赢”的结局的，水火是可以相容的，这是什么逻辑？

　　《甲申三百年祭》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是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也不是富有文采的文学作品。不但如此，它还存在着不少瑕疵。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有名的作家，郭沫若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篇文章？

　　此文的发表也有颇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其中的一些细节，很值得推敲。据知情者披露，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应《新华日报》委派的乔冠华、翦伯赞等人的请托而写的。乔冠华是有名的记者，翦伯赞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两个人都文名远扬。写一篇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小菜一碟。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写，却兴师动众地请郭沫若写？该文脱稿后，郭沫若先请仲共驻重庆的负责人董必武审阅。然后，特意选择3月19日，即崇祯自杀的日子，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为什么要请一个非历史学家审阅？一个国民黨政府高官的文章，为什么要请一个共產黨高官审阅？选择崇祯自杀的日子发表这篇文章，用意又是什么？

　　要解开这一系列的疑团，我们不能不简单了解一下郭沫若其人和此文写作的时代背景。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代主任。12月，任国民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官。1927年3月，国民政府发生宁汉分裂，由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组成的武汉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黨籍，并对其通缉。在此期间，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通缉。1927年7月郭沫若任任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当年８月，郭沫若参加朱德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國国民黨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其时，陈独秀为仲共中央總書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一起义后，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当时是否退出了国民黨，不详。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67岁的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郭沫若随后在1959年元月3日的《中國青年报》上发表《学习毛主席》一文，专谈自己入黨后的感想。由此推测，郭沫若移居日本后，有可能被作了自动脱离共產黨的处理。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受的是新华社的请托而不是指示，毛澤東在看了此文后致郭沫若信，称郭沫若先生而不是称同志，也可以认定共產黨当时并不认为他是本黨的黨员）。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黨的抓捕，郭沫若移居日本，从此远离政界近10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到国内。国民黨没有算他的老帐，反而于1938年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11月又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长期出入于国共两黨之间，又长期以无黨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与两黨的高层人物关系密切。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金文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政、学两界的两栖人物，名声显赫。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國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已经公布。中國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争夺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共两黨的头等大事。1944年中國的政治局面，与300年前的甲申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蒋介石的地位有点像崇祯，是正在台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面临着内乱和外患，地位很不稳固。毛澤東的处境则有点像李自成，有部队，有地盘，有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实力和志向。虽然两黨还没有公开兵戎相向，但争取人心、争夺人才的舆论战已经先期打响。当时，国民黨的军事力量虽然占有优势，但它实行的獨裁统治不得人心，加之政治腐败，众叛亲离，政权摇摇欲坠。共產黨的军事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但它反对封建、反对獨裁，提倡自由、提倡民主的主张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政权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两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此时的国共两黨，谁胜谁败还难见分晓。在这个时候，许多民主黨派和无黨派人士，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郭沫若虽然加入过国民黨和共產黨，但当时却是一个无黨派人士，在国民政府担任着高级职务。对郭沫若来说，国共两黨，随便哪一个获胜，或随便哪一个失败，都不会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他都是可以接受的。而郭沫若在学、政两界享有的声望，使他成为国共两黨都想争取的对象。无论是共產黨还是国民黨，能得到郭沫若的公开支持，都会是舆论方面的一件好事。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共產黨为什么要委派乔冠华、翦伯赞等人去请他写一篇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文章；郭沫若为什么在写好之后要请董必武审阅；郭沫若在文章中为什么对崇祯和李自成不褒不贬、又褒又贬，各敬一炷香又各打五十大板；这篇疵点多多的文章，为什么《新华日报》刊出后，《解放日报》还要全文转载，大造声势，俨然把郭沫若当作自己人。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他既惶惶不安，又窃窃自喜。当然，喜的成分要多一点。他知道，到时候即使共產黨成不了气候，天下还是国民黨的，他也不必由于此文受到共產黨的热炒而担忧。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是一边倒的，何况你根本就从这篇文章中找不到任何影射什么人、影射什么黨、影射什么事的字句。郭沫若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郭沫若很会逢场作戏，也喜欢逢场作戏。他曾经对陈明远说过：“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北伐开始之後，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麽谈什麽，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可以说，《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典型的戏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民黨黨中央的所在地。共產黨的机关报能在重庆出版发行，抨击蒋介石獨裁專制和对国民黨冷嘲热讽的文章，可以在那里公开发表，既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的外强中干和不得人心，也说明了蒋介石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还不敢公开抗拒，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不敢公然禁止。

　　五年之后，顽固坚持一个黨、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獨裁專制的蒋介石，仓皇逃离了大陆，在台湾度过了他的余生。郭沫若则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和科学院院长，登上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则留给了后人许多的思索。

　　作者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作者:汤守道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曾经是一个充满红色神话的村子，一直以来，它对外宣称致富的秘诀是信仰毛澤東思想，愿意为建设共產主义而奋斗，村民们把村黨委书记、同时是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和临颍县委副书记的王宏斌称为“小毛主席”，把他们的村子称为“毛主席共和国”。

　　可是，今年以来众多媒体的调查却以事实告诉人们：南街村经济靠的是在权力的干预之下中國农业银行持续多年的政策贷款和12000多名月工资只有150元——300元的廉价的外来劳动力。更为残酷的是，南街村欠下中國农业银行16亿多元的贷款至今本息没有还过一分，它用贷款办起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南街村早已资不抵债，而且一直宣称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南街村早已在2004年就悄然改为私有制，“小毛主席”王宏斌是最大的股东，其他11名村领导也都是股东，而村民们却都还蒙在鼓里。

　　南街村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不是只有这些呢？

　　在南街村神话的背后，还有令人喷饭的荒唐。

　　1999年，在所有的村干部都反对的情况下，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王宏斌独断专行，拿出2000万元进行稍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永动机研究，最后自然是请出八仙下凡也没有造出来。

　　在南街村神话的背后，还有触目惊心的腐败。

　　南街村的村官号称“二百五”，说是每月只领250元工资。可是，2003年5月，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却发现了2000多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王金忠的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在南街村，实行的是“一人说了算”的绝对的一元化领导，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小毛主席”王宏斌的手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不论多少人反对，都是拦不住的，造永动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是，村主任王金忠死后却发现有2000多万元现金、多本房产证和多个“二奶”，村主任是王宏斌的手下，在南街村的地位肯定远在王宏斌之下，村主任尚且可以如此腐败，那么，作为南街村无人敢于挑战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王宏斌会不会有腐败呢？会有多大的腐败呢？

　　绝对的权力必定产生绝对的腐败，王宏斌在南街村握有绝对的权力，难道权力在他这里就不会产生腐败了吗？

　　如果王宏斌是绝对的清廉，那为什么他手下的村主任却会腐败得那样呢？

　　如果王宏斌是绝对的清廉，那他手下的腐败暴露之后，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宏斌为什么不作查处，而是相反地以“不开追悼会了”吓住那些企图吵要财产的“二奶”呢？

　　王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