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近日浏览网页，偶见聚客在网络上开设了以“姚文俊”为条目的“网络话题”。打开网页一看，在“这里有新鲜话题”的栏目下，共计收笔者网络论文18篇及其相关资料，和同名同姓，但早已作古的书画名家姚文俊的一些介绍等等60篇。并下设“讨论区”。旦看这些讨论，除了一条说不上讨论的“讨论”外，根本在“讨论区”中空无一文。

　　虽然如此，笔者发自内心感谢聚客的关心和关注。

　　但是，也许正是笔者论文“新鲜”，曲高和寡，故要讨论起来，实在太难。于是，笔者对聚客的期望不得不道一声“抱欠”。

　　笔者研究的方向是“老子《道德经》与中國武学文化”。其间，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旨在武术上对中國形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从新千年开始，在中國先秦文化上对扭曲和否定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武学思想进行批判。故在笔者看来，中國从西汉武帝以前至西周、东周之交的这段历史，本质上，表现为“武学文化”的历史，而在西汉武帝以后至清末的这段历史，本质上，表现为“文学文化”的历史。与此同时，在笔者看来，“武学文化”的缔造者就是老子。老子基于“道法自然”的思想，从“柔弱胜刚强”出发缔造了“武术”，由此，而缔造了中國的“武学文化”；孔子则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缔造了中國的“文学文化”。笔者认为，老子的“武学文化”终结中國先秦“神学文化”的历史，而特别富于武术和谋略、契约和公平、爱民和民主、自主和自由、正义和侠义等等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这些认识，就正是笔者论文“新鲜”的根本所在。

　　然而，“新鲜”倒是新鲜了，但新鲜起来却是“孤独”。

　　只消睁眼看一看，今天学术界、理论界的学者、教授和专家，他们都是没有这种看法的。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的看，对于孔子思想，以及“孔孟之道”，因了历代專制统治者的无耻吹捧而成为了“正统”。而在“学而优则仕”的“正统”思想熏陶下的读书人，又将中國先秦思想和文化人为的拆散、分割、孤立开来，以为圣人立言，以为專制立意，而视孔子思想，以及“孔孟之道”为“唯一”，从而导致了对中國先秦思想和文化扭曲的延续，导致了“轻武重文”的社会畸形。这种状况，即旦从19世纪末中國开办的“新学”，甚至是新中國开办的“学校”，都未能根本得以幸免。相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读书人的传承之中，使得“唯孔独尊”的教育和文化，依然多多少少的保存了下来。而在倡导“国学”的今天，似乎大有“死灰复燃”、“重振旗鼓”之势。

　　与此同时，一代又一代人的读书人，他们排斥老子，视老子思想为出世、没落、倒退，和反动，搞起了“尊孔抑老”，从而继续扭曲、阉割，和湮没了老子思想，导致了对中國先秦文化的偏见。

　　因此，“尊孔抑老”思想的延续，使得在今天的大学里没有出现过视《道德经》为“武学文化巨著”的这样的教科书，甚至连参考资料也没有。更有奇怪的是，人们至今还把“武术”，这人所共知的“国粹”，充满着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的文化，降低到了健身、竞击的“体育”水平，划归体育部门管理，从而使之丧失了“武术”的理论和理性，而依然把它打入了“另类”。这就是中國“武学文化”的现状。

　　两相比较，泾渭如此分明，差异如此悬殊。这就是笔者话题的“新鲜”却不可能“讨论”起来的真正原因。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如耿在喉，有话要说。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笔者“孤军奋战”，著文《中國压根就没有过真正的国学大师》，对将儒教视为“国学”的偏见，发出了批判的呐喊。

　　之后，笔者主动出击，发表了一系列商榷文章，如《“老庄”之说失之偏颇》、《老子思想和文化乃是中國“国学”的根基和脊梁》、《论老子“和諧”社会的思想》、《任老出版新书“老子绎读”之评说》、《国防大学教授读“孙子兵法”平庸敷浅》等等，欲与今天的学界名流讨论。

　　然而，也许是学界名流把“中庸之道”学到了家，襟怀了“大度”和“宽容”？也许是人微言轻，不屑与笔者争论？因了这些缘故，使得讨论成了笔者的一厢情愿，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

　　笔者不想，也不屑于“炒作”和“作秀”，只是想为今天的学术界、理论界做些有益的探索，以期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促进学术、理论的发展。

　　其实，仔细想来，笔者的这个想法何其幼稚！

　　因为在今天的学术论坛上谁个把“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放在了眼里？而有的，是“泰斗”、“权威”当道，其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以权谋私。即使抱残守缺，也放不下“学阀”的架子。经常在网上看到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笔者这里要问，究竟中國最大的学术腐败是什么？这就是“学阀”的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一花独放；而有的，连用百姓的血汗钱供养着的、不少的学术、理论刊物也纷纷打上了金钱的烙印。这叫做“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比如，在2006年末至今，笔者的论文《论老子“和諧”社会的思想》、《论孔子对老子道德观的篡改和修正》、《任老出版新书“老子绎读”之评说》、《老子生活年代考》、《“中國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绝非妄说》等7篇论文，就被23家学报、杂志看中，都来信同意发表，但是，就要给钱。一是美其名曰“版面费”，少的一个版面几百元，多的两三千元不等；二是“审读费”，每篇文章几十至两三百元不等。笔者虽然对此不屑一顾。然而，却令人震惊。其“有奶便是娘”的、有失公允的、败坏“学术良心”的恶浊风气，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发指的地步！

　　好在有今天的互联网，它打开了中國学术言论的自由之门，使得笔者的学术思想可以见诸于网络，给网民有了一个交流的机会，也因此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呜。否则，笔者的苦心孤诣，必将落于孤芳自赏，而付之东流，老死不得其志。这真可谓“科学带来民主”。但其间，却包含着无奈和心酸。

　　话说回来，“讨论”终究是要讨论的。但是，绝不能以“评论”当讨论，更不能以谩骂当讨论。

　　比如，笔者《论老子“和諧”社会的思想》发表于“中國学术论坛”网，就有人认为是“胡说”、“狗屁”。谩骂是无济于事的。其实，这些人连文章都没有读懂。在他们看来，笔者此文旨在“跟风”。而实际上笔者却提出了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个要不要传统、要什么样的传统问题。

　　又比如，笔者《论中國物理拳种的源流和意义》一文发表于“中财论坛”，有版主评论：“不好评说。从本文来看，老子似乎成了武术武学的祖宗了。那种关于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的说法我不赞同，要知道，道教的出现，是在老子死后约两三百年才出现的，这完全是道教借用了老子的思想发展起来的，说他是道教的创始人，那是后人（创始人，发起人）硬加给他的，可以说，老子还不知道道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儒教也是这种状况，抬孔子出来做儒教的创始人。这完全是为了吸引人和发现的需要而采用的策略。创始人应当是第一任首领或发起人才对。说什么老子创建了物理拳种，不能服人”。笔者以为，既然“不好评说”，为何又得出了“不能服人”的结论？而且，在相同的版块之中，笔者就先后发表了《“中國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绝非无稽之谈》和《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两篇文章，明确阐明了老子就是“道教的创始人”和就是“武术武学的祖宗”的观点，对此，版主却视而不见，而断章取义，是何道理？其实，版主的这种看法，已然破旧得很了，而笔者的思想恰恰就是要扫除这种破旧。故诸如此类的版主评论，一文不值。

　　因此，要讨论，就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就要有像模像样的论文，做到以理服人。非如此，那又叫什么“讨论”呢！

　　所以，学术上的“新鲜”就等于“孤独”。然而，“孤独”必然来自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思想。笔者同样是读书人，但在中國先秦思想的看法上就与其他人截然不同。其原因何在？这正是笔者长期接触被打入了“另类”的中國民间武术，并且成为了峨眉盘破门武术的现代弟子和传人的缘故。因此，对中國先秦思想的研究，应该是换个角度、换种思维看问题的时候了。正是如此，这里笔者再次指出：“从中國的武术思想、兵法思想中去认识老子及其《道德经》，必然会仰视到那像高山一样的老子”。

　　作者简介：姚文俊，1948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四川师范大学法学学士，老子盘破门武术现代传人。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國武学文化。

　　作者:姚文俊

　　英国金融时报的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了题目为《通货膨胀不是对稳定的重大威胁》的评论。作为马丁。沃尔夫专栏的特邀评论员，余永定对他的观点进行了点评。下面是余永定的评论：

　　可以说，通货膨胀对中國的经济稳定暂时还没有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中國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通货膨胀将会造成的严重威胁。

　　首先，2007年中國经济的增长将超过11%.直到前不久，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中國的潜在增长率在8%至9%之间。在中國的十一五规划中，经济增长目标被隐含地确定为8%以下。在过去，中國GDP只要保持连续两年10%以上增长，都会因此在四至五个季度以后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目前的经济周期中，中國经济已经保持了连续四年10%以上的增速，且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3%以下，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或许，中國的劳动生产率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约25%的增速，中國的投资率已经超过45%.加上地方政府主导的遍布全国的城市建设运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能源和原材料极端浪费，很难令人相信中國的生产率（据全要素生产率和/或资本产出比计算得出）已经大幅攀升到如此高的程度，以致中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从8%增至11%，因而能够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而不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诚然，中國的内需低于其潜在的供给，但当我们在讨论需求过剩和通货膨胀时，相对的概念应是总需求（内需加外需），而不仅仅是内需。从这点出发，可以认为，中國存在需求过剩并且过剩的需求正在增加，其结果必然是通胀压力的上升。

　　第二，近期的食品价格上涨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一次性的、孤立的、外部的供给冲击。实际上，从饲料到化肥，所有农产品生产所需的投入要素价格都有所上涨，而这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需求拉动。举例来说，由于房地产的发展，中國的耕地面积迅速萎缩，几乎达到了政府规定的保护下限。尽管政府能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行政手段遏制食品价格上涨，但由于许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不会自行消失，通货膨胀也不会自行消失。

　　第三，通胀预期在百姓中已经形成。据最近一项由中國央行进行的调查显示，公众认为通货膨胀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已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取出自己的存款转而购买股票和房地产，他们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和薪金。因此，即使通货膨胀在现阶段对稳定不构成威胁，日益严重的通胀预期却能如此。

　　第四，近年来，工资和薪金已经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并且持续加快。但这种增长趋势并没有反映在统计数字上。因为与正规的收入相比，“灰色收入”在中國也许更为重要。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生产力快速上升以抵消迅速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不会推高产品价格。

　　第五，价格扭曲仍然广泛蔓延。中國的能源价格是世界上最低的；税收对采矿和开采活动极为慷慨；几乎不需为污染付费；在许多地方，外国直接投资（FDI）用地的租金非常便宜。在一定程度上，低通货膨胀率是以低效率和资源配置不当为代价实现的。如果政府不放弃进一步价格改革的计划，那么很多重要产品的价格上涨将无法避免，这又可能加剧通胀和通胀预期。

　　第六，中國的货币供应量在很长一段时间持续快速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目前，尽管中國央行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但M2的增长速度在8月份仍高于18%.银行贷款增速也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國的金融环境状况（financial condition）仍然相当宽松，有利于通货膨胀。

　　第七，2006年末以来，中國的股票价格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股票市值从2005年不足GDP的一半上升到目前超过GDP总额。财富效应的迹象已无处不在。

　　总之，目前，通货膨胀在中國恶化的所有必要条件都已具备。令人惊讶的不是中國的通货膨胀会恶化，而是通货膨胀率竟仍如此之低。因此，中國政府必须对通货膨胀予以警觉，将其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威胁。

　　马丁是对的，相比快速增长的潜在和实际产量，中國国内需求的增长依然不足，而不是过热。在2006年，净出口对中國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至4%.除此以外，中國的国内需求或许无法支持经济9%的增长。在2007年，中國的净出口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如果中國不能保持这一出口势头，中國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由于产量过剩而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尽管此刻中國经济过热，但过热的经济会很快转化为通货紧缩。这是因为高投资率和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中國经济增长的特点。所以目前过度投资导致的经济过热能够在将来引发由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通货紧缩。

　　2002年至2004年，中國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投资热。其结果是在2005年初，经济显现出过剩的迹象。不过，由于第二轮投资热的快速膨胀，预期的经济放缓没有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國实际上是通过创造更多的生产能力来吸收过剩的产能。问题是，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中國自2005年以来激增的净出口额也有部分是产能过剩的结果。

　　在我看来，中國同时面临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当下的经济过热与未来的产能过剩。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的通货膨胀已经对经济稳定形成巨大威胁。首先，它引发通货膨胀预期，从而在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互动的恶性循环中维持通胀。其次，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将会相互强化，并诱发严重的金融不稳定。我认为，当下中國经济形势最危险的特点就是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之间的共生关系。

　　马丁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中國的资产泡沫，他或许故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中國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10月14日达到60.中國的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资本总额已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增加了一倍多，资本总额与GDP的比率已超过100%.毫无疑问，中國的资产泡沫非常严重。然而，股票市场仍然被不断涌入的流动资本所淹没。

　　在过去的几年中，流动性主要来自中國央行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此举是为了在面对日益庞大的经常帐户及资本帐户盈余时，能够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为了保持物价稳定、遏制资产泡沫，中國央行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对冲措施以吸干过多的流动性。

　　收回流动性的政策已经给商业银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必须购买越来越多的低收益央行票据，并且必须将更高比例的现金存入央行。尽管如此，这一行动基本上成功地收回了过多的流动资金，使得基础货币和M2的增长率与央行确定的目标大致相符。

　　然而，尽管对冲流动性相对成功，但中國的金融系统仍充斥着过多的流动资金。否则的话，资产价格不会飙升；通货膨胀应被驯服，投资增长率应该下降。那么，过多的流动资金从哪来？答案就在于流动性过剩不仅是一个货币供给的问题，也是一个货币需求问题。在特殊情况下，资金需求也可以成为流动性过剩的推动力。即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流动性过剩也能由货币需求的减少而出现。

　　两大根本原因导致了货币需求的急剧减少。首先，居民持有储蓄存款的偏好开始减弱。资本市场的发育给普通储蓄者提供了分散其资产的机会，很多人现在已经拥有股票、债券和固定资产。2004年至2006年的股市改革，伴随着外国资本的流入，共同点燃了提升股价热气球的火焰。不论其来源，通过股票市场实现较高回报会鼓励居民把自己的存款从银行移至证交所。股票价格的上升，又会进一步加剧上述“存款搬家”过程。其次，即使其他因素未变，由于利率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实际利息率为负），居民通过增加储蓄存款进行储蓄的意愿也会降低。2006年四季度以来开始恶化的通货膨胀正在为“存款搬家”火上浇油。总之，股票价格的上涨和通货膨胀加剧了家庭储蓄的转移（亦既减少了公众的货币需求）。

　　资产价格飞涨和通货膨胀恶化肯定是由流动性过剩所引发。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流动性过剩主要是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这又是因为央行必须不断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央行又未能充分冲销的结果。但在最近一段时间，流动性过剩的罪魁祸首是大幅下降的货币需求。在此种情况下，即使中國央行完全对冲了由外汇储备增加产生的过剩流动性，并将M0和M2的增长调整到历史最佳状态，货币供应量仍将超过需求量，流动性过剩仍然会继续存在。（对方因货币需求减少而产生的流动性过剩，需要采取升息、增加资产供应等政策）。

　　从历史上看，中國货币供应量的涨幅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且储蓄存款量巨大。中國的M2与GDP的比例高达160%以上，或许是全世界最高。就38万亿元存款相对于总额8万亿元的流通股而言，储蓄存款由银行转入证交所推高股价的潜力巨大。不断涌入到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阻碍了对资产的理性估值。股票价格上涨潜力远远没有耗尽。一方面，盛宴可能会持续很多年，直到最愚蠢的买家购买了最昂贵的最后一张股票，股市才会开始崩盘。另一方面，中國目前的（资金推动型的）股价上涨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的过程。因此，市场可能随时崩溃。这需要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以冷却资本市场，而且越快越好。然而，由于种种限制中國政府还不愿或不能这样做。

　　股市泡沫、通货膨胀、离谱的房价、投资的过度以及巨额的贸易盈余，这些都是对稳定的巨大威胁。中國的收支平衡正处在风口浪尖。作为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如果股市泡沫破裂，房市崩盘，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涨，以及全球对中國产品的需求出于各种原因而下降，那么中國的经济将会怎样？分析出所有的可能性并制定出综合的应对策略对经济学家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作者是中國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作者:余永定

　　我本人对“到底谁在抛弃中國”一文深有同感，我是一个“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坚决拥趸。众所周知，美国的国家经济政策始终坚持“凯恩斯”经济理论，特别是在战后采用了“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导欧洲经济复苏并扶植了日、韩、苏等经济体，说明“凯恩斯”经济理论已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核心是消费促进生产，注重使国民增加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藏富于民，人民消费旺盛了，才会刺激生产，而生产力的提高又会促进人民消费，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国民经济形成良性运转和提高。

　　中國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政府奉行“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政策，始终把人民收入压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这在建国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的确起到了集中财力搞好建设的作用，但是现在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不合理的政策由于限制了人民购买力，消费能力的低下压缩了市场，影响了国家生产能力，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文中所述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内需如何拉动？为什么海外经济体这么多年一直关注着中國市场，觊觎这十二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但我们自己感觉，好像这个大市场的表现差强人意，没有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旺盛，原因就是国民贫富差距巨大，大部分人口还处在温饱的水平，消费能力不足，而且带来很多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种经济状况已经迫切需要改变，国家应该调整经济政策，把财政收入中“积累”的一部分转移给国民，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从而拉动内需，这才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最有力因素。

　　还有一点，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统治者喜欢把百姓的收入尽可能地压制，以达到控制的目的，钱多了就不听话嘛。这是中國传统專制文化的毒瘤，对国家整体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都是极其有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随着人民思想的进步，也有迫切希望改变不合理国家分配政策的强烈要求，中國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改变“重公轻私”的不合理财富分配方式，让人民掌握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者电子邮件：wang_xy1024(at)hotmail.com或wang_xy1024(at)chinaren.com

　　作者:孟刚

　　王天成，现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参加朝鲜战争那年只有17岁，是原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1980年，王天成与杨凤安(朝鲜战争时期彭德怀的军事秘书)编写出版了《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为了解毛岸英之死，王天成当年走访了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等人，大家对毛岸英殉难之事记忆犹新。王天成向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毛岸英之死

　　毛岸英是在1950年10月23日入朝的，其正式身份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的11月25日，毛岸英就牺牲了。

　　当时，美国空军常派上千架飞机整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先后换了4个地方。11月中旬，志愿军黨委常委开会，决定司令部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24日晚上，彭总搬进了防空洞，在与邓华副司令和洪学智研究了两个多小时战况后，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询问前线情况。

　　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小木房。早上9点多，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刚从休息的山洞回到办公室，两人还没有吃早点，正围着火炉热鸡蛋炒米饭。还没来得及吃，美军飞机来空袭了。杨凤安见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的凝固汽油弹已有几十枚投在办公室周围，成普、徐西元两位参谋和彭总的两个警卫员逃出了火海，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阴谋说”太离奇

　　应该说，毛岸英的牺牲纯粹是一场意外。但这几年各种道听途说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前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有人撰文，说：“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

　　这篇文章讲了这样一个离奇故事：“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送给他一份电报，这是莱特森上尉发来询问绑架仲共领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动何时开始。麦说：”这个行动很不错。‘当天夜里，毛岸英由彭德怀的警卫陪同，查哨时走出距总部5公里处遇到美特工。莱德森率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韩国特工，轻而易举俘获了毛岸英他们三人。警卫班班长张国祥冲到敌人面前拉响手雷，壮烈牺牲。在激战中小李为保护毛岸英也不幸牺牲，而毛岸英在混战中打中了莱特森，剩下的美军士兵则被前来接应的志愿军战士活捉“。

　　参加志愿军时，因为我有一点英文底子，所以抓到的美军俘虏都由我来审，后来又在志愿军总部做研究敌情的参谋。可以这样说，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任何权威战争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首先，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毛岸英的身份。毛岸英入朝之事可以说是最高机密，他的一切背景只有彭总、邓华、洪学智和彭总办公室的人知道，美军怎么会知道呢？

　　从后来的美国军史来看，我们的保密政策是相当成功的。1950年10月19日晚，我们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直到我军推到接近三八线，麦克阿瑟才知道他的对手是彭德怀。在麦克阿瑟既不知道中國派兵参战，又搞不清楚志愿军的统帅是谁之前，怎么会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怎么会做出所谓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决定呢？

　　事后看来，美国人这次空袭，也并非是因为发现了志愿军司令部这个特定目标。当时美军飞机只要看到交通枢纽或是什么重要地方，他们就会过来轰炸。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王天成

　　房地产市场的涨价有其中國特有的背景和原因，通过从中國人的消费心理和市场形成来看在一定时期内房地产依然会持续升温，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只能起到规范市场的作用，控制房价方面还需研究新的方法和对策。所以本文就从房地产涨价来看中國人的消费心理，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阐述中國特色的消费心理和市场发展趋势。

　　第一章 房地产的市场形势与背景分析

　　1.1 国家搞城市化集中的政府导向

　　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建设重心主要甚至是全部放在城市，各地各式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资金，城市基础建设，新老市区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就使政府的资金短缺而出让土地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矛盾。大量的土地被出让给开发商，然后建设成舒适而漂亮的商品房和繁华的商业街即满足了政府的城市发展建设需要又解决了因城市发展所带动而新增的固定资产消费需求。自从二战以来全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进程和发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随着我们国家的GDP持续快速增长和全球经济的全面增长更加快了国家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以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國，推动国家的城市现代化进程。这一切是使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可能。但是中國是一个经济发展区域相对不平衡的国家，各地的城市发达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各地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不管怎样存在区别房地产市场不同程度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在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上的投资也会持续的增长下去。

　　1.2 人口的刚性增长和消费需求

　　虽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生育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控制和相对减少了人口的增长。我们国家也从以前的高出生率，高死忙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但是由于国家的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并且因历史原因使生育年龄过于集中，所以我们国家的人口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依旧是大幅增长。人口的增长势必使社会负担加重也为房地产提供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人口的刚性增长也必然引起对衣、食、住、行的钢性消费需求，这就促使了房地产在中國的迅速发展。在这些需求中人们也最看重的就是住房，在可实现的情况下拥有一套住房成了一生中的主要目标。从人口增长的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国家有着自己的特色，由于我们国家经历过长时间的封建统治和自己的文化传统，“重男轻女”使我国男孩的出生率持续增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口比例失调，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的婚姻关系一般以男性主导，买房成了男性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因此这种情况下未尝不是对房地产的一种集中刺激。

　　1.3 农村经济萧条和农村人口的逐步迁移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使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发展向城镇化集中，大批的农村人口在土地被征用或者因勤劳致富后大部分都选择了离开农村过上梦寐以求的城市化生活，而这种实现只有通过在城镇买房落户来实现。所以就一定程度的促进了房地产的发展。但是这种财富的转移和人口的迁移必定会造成当地农村的经济萧条，越是房地产市场发达的地方往往其农村会出现人口稀少老龄化情况严重。农村的经济也出现萧条的气象，以前农村的繁华热闹和人气旺的情景也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章 房地产消费者的心理分析

　　2.1市场原因

　　随着城市化集中，房地产消费出现了卖方市场造成买方失去主动性。渐渐富裕的普通消费者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和满足对住房的消费需求往往会义无反顾的选择投资房地产来实现人生目标，由于房地产形成初期开发的楼盘远远满足不了因城市化集中所带来的大量买房者，这就形成了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局面，卖方开发公司就会因此而不断的提高出售的房价，而房价越高就会对购房者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刺激再加上银行的住房贷款的便捷是大多数的消费者提前购置房产，这首先是建立在一个大的刚性市场需求基础上的市场，所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越来越火爆的局面但又偏离了正常的市场轨迹，因为目前中國人的人均收入并不高，这种非正常的市场情形是建立在对未来收入透支的基础上，随着房价的一路走高透支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口是当时中國的一个生育高峰，此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到了换房买房的年龄而且他们的需求是刚性需求。这部分的需求也极大的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他们往往在不跌的情况下都会去选择买房更何况在涨的情况下呢。

　　2.2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社会需求在农村渐渐得不到满足

　　例如婚姻，大量的农村女性涌入城市并与城市融合成为城市的外来媳妇，造成农村优秀女性的流失，男性亦是这样，所以循环下去农村的人口和经济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和迁移。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人们往往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面，社会现实往往是这样：优秀的农村年轻男孩在城市上学、工作，认识了同样身份的异性朋友到相识相知然后谈婚论嫁，他们中大部分不会回到农村去成家立业，往往会在城镇通过买房来实现社会立足；又或者优秀的农村年轻女孩总是希望能留在自己喜欢的城镇，希望自己未来的老公能在这个城镇拥有一套房产，这现在已成了比较实际的一种择偶标准。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很愿意过便捷舒适，干净整洁的城镇生活的。毕竟农村改革和建设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如今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口号而且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但是对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村依然不够。农村的环境污染也不容乐观，农村生活垃圾得不到集中处理，水环境生态系统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大部分的农村自来水都是简单的在附近最大的河边建一水塔，然后通过从河里抽水蓄水再从水塔经管道流入村中老百姓的家中。所以在农村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只有选择离开农村倾其所有在城镇买房安居。

　　2.3  中國房地产有着中华民族特色，目前主要市场的实际消费者与实际买单者分离

　　即大部分是上一代买给下一代消费的，是耗尽上一代毕生财富的结果。然而年轻一代人并没有实际的购买能力。这种市场本身就是一种透支。当然这是中國的家庭关系和教育特点所决定的。“家”的观念在中國是受重视的，古往今来成家立业的传统一直代代相传，而这种传统实现的最关键部分就是拥有自己的一处房屋，这样一来才有“家”的感觉。所以现在买房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选择，但是在中國买房大部分都是父母自觉的行为，就算没有能力买房，在农村往往父母也会竭尽全力建一处新房留给儿女成家立业。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在中國那么发展迅速的一种原因。

　　2.4  一种普遍的从众心理

　　买涨不买跌，在房地产涨价的社会压力下买房成了一种很好的心理解脱，而且人们认为投资房产风险较低而且还能保值，因为城镇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房屋重建的周期较长，这就很好的成为人们存储财富的一种方式。而且最新的物权法也强调了房产的完全所有权和继承权。房地产有段时间在媒体宣传上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涨价的舆论导向每天都在响起，银行的贷款宣传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此社会舆论下所形成的跟进心理和压力是不可小视的，所以房地产涨价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房地产涨价和收入的增长不可能严重脱节，还是存在一定的范围的或者符合人们可接受的极限，否则房地产市场就有崩溃的危险。房地产涨价只有在健康增长的情况下才能持续稳定地增长下去。消费者对房地产涨价是矛盾的，他既希望在买房前价格能跌下去但在买房后又希望房价能涨上去，这种矛盾的心理促成了如今房地产只涨不跌的局面。

　　2.5独生子女的不断增加及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存在与房地产消费的关系

　　独生子女的一代是消费和享受的一代，独生子女獨立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的愿望并不强烈，由于上一代对其物质生活的影响较深造成了下一代承受社会压力和挫折的能力明显较弱。因此父母一代只能事先安排好一切使其最大限度的免受生存压力，买房结婚成了最好的一种形式。在目前国内对男子的要求较多，在家庭中往往男子经济支柱而且买房的重任大都是他们承担，所以买房才能结婚也成了一种必然选择。但是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进步，许多獨立性强的年轻人开始共同分担买房的压力。

　　第三章 中國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人民币相对的升值压力，在此情形下房地产消费的通货膨胀

　　3.1 经济增长与市场需求的关系

　　目前我们国家的GDP 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也突破万亿，但是国内职工的工资收入增幅却达不到相应的程度。由于我们国家目前是美国货币的最大持有国，随着美元的贬值相应的人民币升值，可是现实中普通老百姓是无法体会到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好处的，物价相对于工资收入依然很高，在房地产市场，随着房价的不断涨价反而使工资收入的增长严重缩水，目前房地产消费需求依然大于供给，在这些情形下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了。而房地产涨价和商品的特殊性也使其发展规律有着不一般的上涨耐力。房子渐渐有了一种硬通货的味道，自己的住房叫作产业，而房主就叫业主。于是就有了一套房子比同等价值的银行存款要放心的多。

　　3.2 银行改革与房地产消费之间的关系

　　银行的金融投资通过房地产很好的得到保证，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银行投资找到了最保险的投资方式和途径即让老百姓把财富通过房地产流向其他产业并且变成还款工具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房奴一词。对于普通老百姓以前贷款办事是想也不敢想的事而且手续还相当麻烦，但现在却通过买房很容易贷到款，这就促使了人们纷纷在没有足够能力买房的情况下也能买的起房。在中國对于债务老百姓有着父债子还的良好传统，所以在拥有自己的房产前提下也甘愿贷款买房，背上银行的债务。

　　3.3 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但依然存在

　　相对于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依然相当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消费就成了摆脱城乡差别，过上小康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就是一种脱贫致富的象征。例如，你在城市有了自己的一套住房，那么你就很容易的产生这样的想法。能在城市立足几乎成了所有农村人潜意识想法，农民依然对城里人有着无比羡慕的想法虽然这种想法正在消失。农村在生活上面已经逐步实现现代化，打个比方，城市化住宅的产物“抽水马桶”在农村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开始普及。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农村公共福利和建设却得不到重视，这些依然靠着农民自己相互管理和约束，农村的医疗，卫生，道路，公共文化生活等等都与城市有着一定的差距。就拿生活垃圾处理来说，没有人去负责清理仅仅靠生态平衡。所以，房地产涨价非但没有阻止买房的脚步而且还是在一定程度下越涨越有消费者购买。

　　第四章 中國民族的“家”的观念与房地产消费的关系

　　中國人自古以来对“家”极其看重，成家立业是国人普遍的生活追求，而住房是这种民族传统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没有房子谈何有家，所以人人成家立业就得人人买房这不是选择而是需要。房地产对于中國来说是传统行业，人们对家的要求也体现在对住房的要求上面，住房的结构和环境等等。房地产的消费观念在我国更体现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总是希望和熟悉的人的家离的近一点，与父母一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是住在一个社区，国人买房喜欢找熟人买，看看熟人在哪买的如果好的话大部分也会在附近买。这种特色也与“家”的观念有点联系。国人成家立业，一般都要购置新房与此相反很少在自己的老“家”结婚，而父母也不希望儿女用老屋结婚，因为用老屋结婚就体会不到成家立业的感觉，因为这个家是父母年轻时成的而非自己的。

　　结论

　　综上所述，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这与中國人特色的消费心理有关，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与目前的中國人口结构有关。但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不应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投资热点。

　　1. 中國人的收入和房价并不成比例，消费将趋于理性，买方市场将形成 中國人的消费心理将趋于平衡，如果拿一般的消费心理来分析中國人在房地产涨价时的心理是不适用的，在这方面的消费心理中國人是有特殊性的，其一就是中國的人多地少，城市发展缓慢；其二就是房地产业也就是这几年的飞速发展期，而且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今后也将继续进入稳步发展期。大幅度的房地产涨价只会造就中國人的盲目消费，丧失理性，房地产发展过快也会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步发展带来隐患。从房地产涨价也能看出中國人固有的投机心理和赌博心理，有种舆论认为在房地产涨价的情况下更喜欢贷款买房，因为绝大多数中國人都在按揭买房，如果房地产不涨价而蹦盘还不出贷款又不是少数人，国家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国家要宏观调控。

　　2. 事物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即有顶峰就有低谷，目前中國经济依然走在上升的趋势，但是上升亦有低谷，到时房地产必将受到影响但是房地产涨价和稳定的市场需求将在一定的时期持续下去。只要房地产只涨不跌，中國人的在这方面的消费心理就是积极的，有信心的。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要运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涨幅保证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中國人在房地产消费上特有的民族传统和消费心理将会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促进房地产的继续涨价。

　　3. 房地产的高消费造就了一批富翁和另一批负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贫富分化的表现，中國房地产的空置率依然不容乐观 中國的房产空置率越高反而房价涨的越高，因为理性需求买不到适合收入的房子，例如南京市区内的房产均价是每平方米8000元左右，可是南京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4070元左右，如果要理性买房那么只能不买，可是房价依然再涨，这种心理压力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压迫感的，所以只有先买了再说，那么就只有靠透支贷款了。

　　4. 世界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能源及民族矛盾依然是今后战争的导火索 一旦发生战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房地产，只有在太平盛世人们才会安居乐业，也只有和平年代才有房地产的发展和涨价，可是人类还会有战争发生吗？我想没有谁能够保证，中东地区连续的不稳定局势就是最好的范例。我们国家领土完整问题还有没解决的台湾，还有朝鲜问题、伊朗问题、日中关系等等。从房地产涨价看中國人的消费心理有着一定的规律但是又有其民族特色；有理性也有非理性，但是无论如何大部分的购房者都是希望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追求人类应该早就拥有的理想生活！我想人类生活真正的高层次享受依然是回归大自然，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諧是人类的奋斗目标。从房地产涨价看中國人的消费心理那就是其存在就有其道理。

　　作者电子邮件：zhang_yunshan(at)126.com

　　作者:南京若城

　　清末，英国传教士来到山西农村考察（实际就是旅游而已），看到中國农民随地大小便，于是回国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中國人天生劣等，不知卫生为何物”。这样的评论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人无论肤色黑白，初生者均如白纸一张，本无优劣之分，卫生习惯者，无非也是后天养成。清末时期，英国已经高度城市化，这位传教士从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会伦敦来到山西农村，以成熟的伦敦公民的标准来衡量可怜的中國农民，显然是有失公允的。试问，该位传教士先生在山西农村考察期间，人有三急，当时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无非也是：路边、池塘、山脚者，五十步笑百步也。如此戴有色眼镜的洋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记得2003年非典的时候，CNN播出一位白人妇女（其亲属死于非典）对中國人的咒骂：“你们这些虫子一般的人，在垃圾堆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把瘟疫带给全世界。。。。。。你们向上帝忏悔吧！”这位妇女显然是骂错对象了，后来查明，非典是源于吃果子狸，是饮食意外，与卫生习惯无关。但这件事却从侧面反映了中國人在西人心目中，仍然是一副不讲卫生的德性。

　　尽管洋人不见得十全十美，但，无可否认，我们中國国民的卫生习惯，确实还是比较落后的，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者，比比皆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 城市化水平低，公用品不完善；

　　2、 中医只讲阴阳，不讲卫生。

　　首先讲讲城市化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國人自有史以来，一直从事传统的粗放型农业，务农人口一直占中國人的绝大多数，这造成了中國在历史上一直是个以农村为单元的国家，农民早晚与粪尿（天然肥料）为伍，因此，在传统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很讲卫生的，这是由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决定了的。曾几何时，“讲卫生”是一个时髦的词，是从新文化运动里冒出来的新玩意儿，是伴随着盛宣怀、张之洞等主持的中國第一波城市化运动而产生的新观念，但，清末的官办经济只是少数人的游戏，不能改变中國农业社会的本质，因此，国人的卫生习惯始终未能有多大改善。在蒋介石主持的“黄金十年”（1927-1937）建设中，蒋老板和宋老板娘也曾试图改善国民的卫生习惯，于1934年发动了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断了中國第二波城市化的进程。

　　1949年之后，中國人走了一条与“城市化”背道而驰的路：“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大有作为”，1949年至1978年，中國走了一条农村化的路。第三波城市化运动从1978年开始，至今短短29年，因此，中國的城市化，直到现在，仍处在“发育”时期：直到今天，中國农业人口仍有9亿 之多，其中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为7亿4千万，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数，其余的虽为城市人口，但也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的城里人要么年幼时生活在农村，要么父辈曾生活在农村，生活习惯仍保持着农村的惯性。另有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把“粪尿朝夕相伴”的农村生活习惯也带进了城市，所以，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说的“城市化”并不只涉及到农业人口比例问题，还涉及到城市本身的公用品的成熟程度。一个大城市，如果不配备足够的公厕（作广义，包括商场厕所）、垃圾桶等卫生设施，你就不能怪市民随地吐痰、小便、大便。

　　在中國人开始第一波城市化之前，欧、美、日，早就已经高度工业化、城市化。因此，从中國城市化的历史、程度来看，中國人不讲卫生的状况，实在是在情理之中。中國人卫生习惯的落后，说白了，本质上不过就是经济落后的反映罢了。

　　第二大原因就是中医。我们知道，“讲卫生”的本质就是“讲健康”，西人之所以不随地吐痰、小便、扔垃圾，盖因痰、便、垃圾等物中有着大量的病菌（或说容易滋生病菌），这些病菌，飘逸于空气之中，祸害人体健康也。所谓“讲卫生”，实质上就是人爱惜身体健康的潜意识表达罢了。

　　坏就坏在，中医是不讲“病菌”的，中医只讲阴阳。一个中國人咳嗽了、感冒了，他会首先想到：“上火了”，而不会反省自己家里是否卫生状况有待改善？自己生活的社区是否卫生状况有待改善？笃信中医的中國人不这样想，中國人宁愿相信自己“上火”了、“阴阳失调”了，也不愿相信自己“被病菌传染了”。在拒绝实证的中医观念几千年的影响之下，中國人根本不把“痰、便、垃圾”和“病”联系到一起，所以也就对“痰、便、垃圾”无所谓，认为无伤大雅，所以也就懒得去清理、懒得去注意，所以就“吐”啊，“拉”啊，“扔”啊，管它呢，反正不会得病，反正病是因为“阴、阳、虚、实、五行相生相克者也”。

　　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落后的医学卫生观念是不是很害人哪？这也就难怪孙中山要远赴香港学习西医、鲁迅要远赴日本学习西医了。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只要我们中國坚持推进城市化、坚持西医的普及，中國人的卫生习惯，一定会有长足进步的。

　　作者:冯学荣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最新修订的《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表》，首次要求高收入者申报时要单列炒股收入。上次是调高印花税，这次还只是申报而已，可很多人似乎脖子后面又有一股凉风吹过。

　　这倒不能怪股民神经过敏，年所得自行申报已经要进入第二年了，申报的项目越来越详细。本来详细也不是坏事，但如果把前段时间吵吵嚷嚷的“资本利得税”的消息与单列炒股收入结合起来看，就确实会有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在收入申报里把情况写明白了，就等于猪身上写好了毛重、净重、精肉比例，任何一头猪如果有知，都会觉得这是被宰前的征兆，未必一定要看见杀猪刀与热水盆才明白自己的命运。

　　有论者云，即使真的收取了资本利得税，也是我国税收从流转税向所得税方向的转变，总体来说还是好的。关于这话，任何有基本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苟同。道理很简单：在流转税没变的情况下，所得税增加个不亦乐乎。跟转变没什么关系，只是跟多收税、层层收税有关系。如果说有什么转变的话，那就是你的钱包更瘪了。

　　除此之外，税收这东西从来都是单向意见，增加与减少很少知会老百姓一声，也很少听说有什么听证会之类的东西。虽然听证会基本算个摆设，但摆设都没有就赤裸裸地加税，总是更让人难以接受。诱奸固然令人发指，强奸就更过分了。

　　就个人而言，我倒是不很反对增加税收，尤其是所得税的增加。因为所得税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我们都知道，社会不能只有有钱人，还要让大家都能过上体面的日子，社会才能稳定。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但作为一个辛勤工作的人，虽然有这种认识，还要掌握税收的人告诉我，到底我多交的税款去了哪里；增加的部分为什么增加以及增加的额度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说明，只是让我自己报上来一年中的增肥斤数，然后等待别人操刀一割，这种感觉确实让人不寒而栗，而且觉得自己相当没有尊严。

　　所以，申报表的申报项目一出，好多人就觉得脖子后面凉风习习，这个是不奇怪的，要是没有这种感觉才是奇怪的事情，因为那就是说明我们被宰杀得太习惯了，已经到了一种宠辱不惊的程度——你说是麻木不仁也可以。

　　这两年，每到年底就出现这种关于个税的争议，我把自己后脖子的感觉说了说，证明自己还没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也顺便提醒打算操刀的人，我们还不是一头没有常识的猪。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散人

　　前些天，法国铁路和城市公交系统的八大工会联动罢工，造成黑色星期四，让我起了唠叨一下法国工会的念头。

　　记起九一年初，我第一次得到为资本家卖命的机会，签了此生第一个合同（印象中，国内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时也没签什么合同）。按合同规定，六个月试用期满并考察合格后，方能被正式聘用。为了保住这一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加上当时还是一个人单身在外，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族，便起早摸黑地干起活来。大约一个月后，同部门的同事帕特里克与我闲聊，暗示我不必这么卖力。他说：凡大公司招人，只要能力不是太差，工作态度也还端正，一般都会转正的。再者，我这么拼命干，对其他同事也是个“威胁”。我初来乍到，既想给老板一个好印象，又不想开罪同事们，便听从帕特里克的劝导，“正常”地工作起来。六个月后，公司“组织部”来信，果然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被转正成了公司第一位外籍干部（工程师属干部编制）。

　　后来才知道同事帕特里克是本公司企业委员会及工会ＣＧＴ的负责人之一，我的一点有关法国工会的初步知识，就是从帕特里克那里泊来的。

　　经过百余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法国现有ＣＧＴ、ＦＯ、ＣＦＤＴ、ＣＧＣ等全国性的产业工会组织。上述各工会又有各自的行业分会，比如汽车分会、冶金分会等。再往下，就是企业“支部”。但全国总会、行业分会和企业支部间没有垂直领导关系，都只向自己的选举人负责。每隔几年，每个工会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审议工会主席的工作报告并选举新的执行机构。全国总会或行业分会的任务是协调全国或行业范围内的统一斗争。比如铁路罢工、邮电罢工甚至全国总罢工等。

　　工会的对立面当然是雇主。其实雇主们也有自己的“工会”，即雇主同盟。各行业也有雇主分盟。目的当然是协调相互立场，与工会统一谈判，以保护老板们的利益。还有一类“工会”比较特别，既是雇主，也是雇员。比如农协会。农协会就是农场主们的工会。农场都是半年辛苦半年闲。除了葡萄园、苹果园等收获时需招些季节工外，一般的农场都是自耕自种，不存在雇主与雇员这对“矛盾的统一体”。农场主们联合起来的主要目的是向政府多要农业补贴和少交税收。有时也来点出格的“招式”，比如围攻大超级市场，用从非洲或南欧进口的便宜农产品堵死超市的入口处。对此类“合法”斗争，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产业工会和雇主同盟外，势力较大的工会还有教师工会、大学生会、中学生会和猎人协会等。去年夏天的大中学生罢课曾迫使政府放弃新雇工条例，可见学生们的力量不可低估。近年来，猎人协会演变成了猎人黨，不仅参加议会选举，还竞争总统宝座。猎人黨与绿黨互为天敌，只要碰一块，总要擦出些火花来。

　　以上各工会、协会和同盟，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限于篇幅和知识，本文只说说笔者相对熟悉的产业工会。

　　大型企业内一般都有ＣＧＴ、ＦＯ、ＣＦＤＴ、ＣＧＣ等不同的工会组织。各工会都可自由地发展成员。各工会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有时为了各自的利益，还斗得不可开交。这正是老板所希冀的。所有工会都参与同资方的谈判，但只要任意一个工会同意签字，决议便可生效。老板为了资方的利益，有时故意在工会间制造摩擦，甚至收买某工会负责人。类似于解放前的所谓“黄色工会”。当然，黄色工会若事情败露，其领导人下次就会落选。

　　工会在企业内部的作用很多是通过企业委员会来体现的。法国法律规定五十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设置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但候选人均由各工会组织推荐，类似于政黨之竞争议会席位。若有散兵游勇参选，成功的可能性甚微。企业委员会与老板定期召开劳资双方会议。按说企业委员会应该是职工的最高代表，主要任务应是协调各工会间的意见，“同仇敌忾”地与老板谈判，以保护职工的工资、工作条件及福利待遇等利益。但以我对本公司的观察，企业委员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职工的福利上。比如职工家庭的旅游度假、职工孩子的夏令营冬令营、甚至公司图书馆、体育比赛和冲洗照片等日常事务。乍看起来，与国内的红色工会没什么差别。当然，若公司有改组裁人计划时，企业委员会还是会站在最前列，与老板斗争。有时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以显示斗争声势。

　　企业委员会虽需由全体职工选举，但职工也可不参加投票，即弃权。我以前就是弃权者之一。记得工作之初，我因没有选举的习惯，企业委员会的选举从不参加，让帕特里克惋惜不已。后来帕特里克拉我的选票，鼓动我投他的ＣＧＴ。我才开始履行我作为职工的神圣权利。当然，是否投了帕特里克的票，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但他却不知。

　　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量的百分比向企业委员会拨付经费，这也是法律规定的。这是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巨型企业的企业委员会的年经费可达千万甚至上亿之数。比如法国电力公司。如何分享这笔费用，各企业委员会的“施政方针”大同小异。从我所服务的公司看来，最大项开支是职工子女的夏令营和冬季滑雪。比如我儿子前年去加拿大夏令营三周，总费用近两千欧元，我们只需付三分之一，其余则由企业委员会补贴。而且家庭自付部分还与家庭收入挂钩。我们家收入偏低，所付就少些。其次为职工家庭的旅游度假。这一开支有两种模式：公司自置职工度假房，或给职工度假补贴。职工自付部分也同样与家庭收入挂钩。比如我们家去年所去的“北戴河”就属于职工度假房。第三笔大开支是年终活动。我们公司曾连续五年包场杂技，家有未成年孩子的职工家庭优先。孩子们进场时还可领到一份小礼物。叨企业福利的光，几年来我们先后欣赏了俄罗斯、墨西哥、意大利和中國等国的精湛杂技。除了看表演外，圣诞来临前，未成年孩子都有一份圣诞礼物（一般为玩具）。每个职工也有一份实惠的礼物：比如香槟酒、葡萄酒或地方奶酪等等。有一年竟是一根重十公斤的整火腿！搬到家时，我连衣服都汗湿了。企业委员会的其他开支还有：开学前学龄儿童（不包括大学）的入学补贴（五十欧元左右），语言实习补贴（视家庭收入，每人每天六到十二欧元），结婚礼品，新生婴儿礼物和退休纪念品等。

　　工会和企业委员会均受法律保护。老板应为企业委员会和各工会设置办公室，且工会和企业委员会负责人在任期内不能被解雇。记得上班始伊，我总诧异同事帕特里克为何总那么“吊儿郎当”？他所负责的技术岗位基本上是虚设，成天这儿会那儿议的，用半天打鱼三天晒网来形容他毫不过分。却原来他端着个“金饭碗”！难怪。

　　五十人以下的企业就没这么幸运了。企业委员会“简化”成职工代表。一般自己提名候选，由职工推选产生。若无人自愿候选，便由老板指定。所以小企业的职工代表一般都比较听老板的话。加上小企业的资本小，船小好掉头，还有新注册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等，小企业的自愿自动破产相当频繁。所以小企业职工的工作就相对不稳定些，工作条件也差些，福利就更谈不上了。

　　最后说说工会与政黨及政府的关系。工会与政黨也就一纸之隔。投入政治多了，工会就演变成政黨。比如上面说到的猎人黨。法国还有一农协会，以反对“改变农作物遗传基因”为宗旨，也演变成了农民運动黨。一般来说，产业工会与左派政黨近些，雇主同盟、农协会则偏于右翼。ＣＧＴ的历届工会主席差不多都是法共的政治局委员。

　　理论上讲，政府是劳资间的调解和仲裁人（当然也是国营企事业的总雇主）。但由于工会与政黨各具色彩，关系就很微妙。前些年左派联合执政，就由法共人士担任交通部长。因交通部门ＣＧＴ势力大，且最喜欢闹事。让法共人士担任交通部长，他的哥们总会给他点面子吧。

　　写到这，突然想到能否移植“法国特色的社會主義”一词？虽然比北欧诸国尚有差距，但毕竟已不是“初级阶段”了。

　　作者:马失途

　　美国联邦储备局于2007年9月18日减息0.5厘。在此四天之前（2007年9月14日）中國人民银行加息0.27厘。在这一加一减之间，中美息差扩大了0.77厘。

　　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两个关联度如此之高的经济体系之间，为什麽会出现经济政策的逆反？原因是作为利率政策依据的CPI出现差异，中美两国的CPI出现了差异化的走势。美国的CPI走势平稳，中國却出现了CPI疯狂的上涨。

　　仔细分析中美两国的CPI走势，有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國以巨大的牺牲，背走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为美国制造了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笔者保守估计，中國2007年度将为美国提供的隐性贸易补贴可能高达2500亿美元。对全球的贸易补贴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中國提供给世界的贸易补贴来源于三个压低：第一压低劳动力价格；第二压低资本价格；第三压低资源价格。中國正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中國以近乎残酷的手法剥夺国民福利，中國以近乎野蛮的方式开发资源，并以此实现对全世界的巨额补贴。

　　中國对全世界的补贴，规模仍在急剧的扩大过程当中。当中國的劳动力、资本、资源无法持续支撑这种扩大的时候，要素成本就会自然上升，以成本上升拉动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这种以成本上升拉动的通货膨胀两年前已经出现了。很可惜，中國的管理层被海内外经济学家误导，持续采取操纵要素价格的方式抑制通胀。也就是说，接受了以牺牲国民福利和国家资源的方式，由中國独自吸收全球通货膨胀，政策性补贴全世界。时至今日，中國的发改委仍然要控制要素价格上涨，并继续以此控制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中國要承受远远大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战争赔款，也要补贴全世界。

　　这就是美国减息而中國加息的奥秘。

　　笔者十分惊讶，以中國之大，竟然无人理解通货膨胀的真实含义。看到那些关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鬼话，令人欲哭无泪。那些被压榨的极限的国民怎麽能提供总需求？那些节衣缩食帮富裕国家消化通货膨胀的国民，哪里还有需求？

　　笔者十分惊讶，为什麽一边急速推高土地价格，使资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为什麽另一边强力扭曲商品价格，压抑CPI数据，制造虚假的商品低通胀。

　　笔者十分惊讶，中國为什麽不能输出通胀？中國的GDP之中，有66％是由境外需求拉动。中國在要素价格上每压低一分钱，就补贴世界0.66厘。我们为什麽还要拼命地压低要素的价格？

　　笔者不能不指出，通货膨胀是财富转移的最佳方式。资产的高通胀和商品的低通胀，使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迅速向资产拥有者转移。这是隐蔽的国内财富再分配。是国内资本拥有者对劳动者残酷地剥夺。中國高通胀和美国低通胀，强化了美元实际购买力，使中國财富迅速向美国转移。这是隐蔽的国际财富再分配。是国际强势资本对弱势资本的残酷剥夺。

　　或者有人又要说就业问题了。任何真正研究就业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应该知道，通过要素价格扭曲制造就业的同时，也同时制造了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仅仅表现为时间分布的延迟而已。因为要素价格扭曲是不可持续和难于持久的。由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成本竞争优势，并没有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并非真实的竞争优势。错误的使用扭曲要素价格的方法，将给市场错误的信息，导致资源严重错配，从而最终导致经济体系效率的下降。中國经济发展的趋势，正在印证这一基本判断。

　　笔者再一次重申：中國的宏观调控的实质，就是要使要素价格真实表达其价值。以扭曲要素价格来控制CPI的方法是幼稚和短视的。相反，中國政府应考虑有序提高水、电、油、气等要素价格，使之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國政府应大幅提高资金使用成本，尤其应大幅压缩存贷款差，可以考虑马上提高存款利率一厘，以恢复人民币资金的实际价值；中國政府应鼓励劳动力价格的有序上涨，使国民消费稳步提升。并与此同时，有序的输出通货膨胀，减轻国民负担和环境压力。

　　利率和汇率问题深刻地影响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就本质而言，这是财富在国际市场的流动。中國应该充分享有中國国民创造的价值。中國不能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疏忽，使国民财富无偿流失。任何导致国民财富流失的行为，无论有多麽美妙的托词，都是对人民的犯罪。中國的宏观调控是中國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其根本依据是，不断提高国民福利，而不是不断剥夺国民福利，并野蛮开发资源和毁灭环境。尤其不能演变为国内外特殊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

　　作者:卢麒元

　　针对我国价格总水平出现大幅上涨等涉及民生的问题，无论是发改委还是统计局，都异口同声地宣称目前物价上涨不是全面通货膨胀，只是结构性上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CPI的大致走势。5月，CPI增速首次越过3%的年初预定线，达到3.4%；6、7、8月一路由4.4%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6.5％；9月份微降为6.2%，10月份再度抬头。

　　可以说，到今天，保守的数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通胀不但存在，而且已经非常严重。无视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其实就是无视民众的疾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现在的物价上涨已经全方位影响百姓的生活生计了：比如，食品类价格同比涨17.6% ，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4.9%，连最基本的食盐价格都大升了40%.面对如此坚挺的升势，还对通胀玩弄词汇，说什么“风险”、“压力”，“结构”之类不关疼痒的话，不但不实事求是，甚至是对百姓和民生的漠视。

　　所谓通货膨胀，说简单点，就是这也涨价，那也涨价，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歌猛进，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可以想见，如果收入增长赶不上CPI的增幅，那么，当前生活好的家庭可能被拖入一般水平，原先一般水平的可能仅能温饱，而原来仅能温饱的，则面临生计危机了。

　　2007年以来，令人紧张不安的涨价消息从未间断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一场大范围的物价，尤其是民生物价上涨席卷全国，速度惊人。除了房价大幅上涨外，涉及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猪肉、食用油等商品价格也在加快上涨，煤、电、汽、水等几乎所有消费品都在上涨，通货膨胀对民生空间的严重挤压和威胁使百姓叫苦不叠，越来越多的家庭沦为贫困或陷入对贫困的恐惧中。

　　对于来势汹汹的通胀危机，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粮油等牵涉基本民生的支出通胀的深层原因，乃是内地腐败势力的大量存在。腐败势力为牟求私利而不择手段用公币投资，导致经济畸形过热，使国家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最终令全体人民不得不每吃一餐都要多付百分之十几的支出来为腐败埋单。”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加剧态势，央行在5月份同时使用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扩大汇率浮动空间这种前所未有的“三箭齐发”措施，后又打出了一套“7.20加息＋8.15减税”的组合拳（加息0.27%，利息税由20%降到了5%）。然而现在看来，央行在使用货币政策方面显然已是黔驴技穷。

　　目前的储蓄存款利息率远远低于通货膨胀速度，即使几次加息后，存款利息仍是负值。负利率势必加速银行储蓄流向楼市、股市。如此的资金流向将继续使房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涨，而在过去十几个月，许多城市的房价正是这种情形。其实，政府应该在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完善健全、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偏离公众方向等病灶上下药动手术。

　　尽管国务院总理溫家寶也对物价问题亲自过问，几度上街临市问价，宽慰民心。国家发改委也发出通知，一方面要求各地政府不得干预物价，另一方面要求市场主体不能价格垄断、联合提价。然而，面对歇斯底里的经济和社会走势，政府显然已无计可施，所能动用的政策手段似乎越来越少。

　　目前，通货膨胀其实已经处于失控状态。2006年6月，中國通胀为1.5%，而一年后上升至5.6%.食品涨价成为拉升通胀的最大动力。在一年中通货膨胀中的70%来自食品。这个趋势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进一步恶化。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CPI通胀会在明年年中达到7%以上，如果气候不作美导致粮油减产减收，或石油、原材料进一步涨价，物价涨幅甚至可能冲上10%。

　　作者:蔡慎坤

　　我不希望改朝换代，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人们的理性，理性的力量可以结束血腥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我不希望社会的改革变成夺权，因为在现代的社会中，最终没有人能够夺走人民的权力，即使有人向人民夺权，他的成功也是局部的暂时的。我不相信社会的革命就是人头落地，就是以暴易暴，人类的民主进程，已经在演绎兵不血刃的革命。

　　——题记

　　民主，民主！民主？

　　民主能够发掘出大多数人的创新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弱国变成强国，这是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走向民主，健全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定势。走向民主，健全民主，是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唯一道路。

　　中國大陆不踏踏实实走民主道路是不行的，不这样就无法开发民力，就不会成为强国。成不了强国，就会与大国的现实不对称，就会因巨大的内、外部矛盾造成社会的动荡，分裂，土崩瓦解。对于21世纪的中國来说，民主是国家和民族之本。

　　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是速度愈来愈快，找不到正确的民主道路，必然失去社会快速发展的机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走向民主的途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载体，决定了这个国家走向民主的正确途径。

　　人类还缺乏社会发展的理性，习惯于以己为据，习惯于输出自己的理念，认识不到社会形态的异途同归。以己为据的观念，来自于人的动物性——动物划分生存繁衍空间的自然性。习惯于以强权和暴力推行自己的理念，是动物性的表现，这样的人是愚蠢的。当然，邯郸学步更愚蠢。

　　非洲一些国家在民族和民主的矛盾中导致动乱和屠殺，台湾的兰、绿阵营之争导致社会的分裂，美国输出美式民主的失败……

　　这些都证明：民主的成长和民主的形式都不能脱离国情，民主的成长不是由强权规定的，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多样化的，是异途同归。

　　人类社会的聚合力并不是物质力量，人类的聚合力在于精神——是精神力量把人聚合在一起形成国家和民族的。否则，人和其他动物就无法区分了，因为动物的群体只是靠物质利益聚合的。

　　对于21世纪的中國来说，儒家思想的聚合力已经不够强大，清末以来随炮弹而来思想以及改革开放后随先进的设备而来的思想使思想的多元化已经成为现实，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主义被实践抛弃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因理论的缺陷导致其与实践的矛盾，甚至有些方面表现为南辕北辙。中國大陆人实际上已经没有起聚合作用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动物性的贪欲和享受欲代替了人的精神，这样社会必然走向腐败，裂变。中國大陆的精神支柱需要重新建立，这个精神支柱就是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真正的民主，中國需要民主精神的聚合力。这种聚合力是中华民族富强的希望。

　　中國大陆的民主道路不好走，因为中國有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封建包袱重，发展不平衡”的特殊基本国情。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國特殊的民主道路，国外的民主道路只能参考，任何照搬西方民主的做法最终都会失败。如果给美国增加十亿人，美式民主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当前急需中國大陆走向民主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成长需要百家争鸣的学术平台。思想多元已经成为事实，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事实，主政者必须承认这种事实，尊重这种事实，促进中國的民主理论在中國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把社会发展的理性建立起来，否则，必然失败。中國已经没有时间再“交学费”，十五年之内，中國不能成为世界前五名的强国，资源之争必然肢解中國。

　　只有在国情的特殊性中才能寻找到民主的道路，实事求是是寻找中國民主道路的基本原则。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太少，这是中國最特殊的国情。很多人还在为求得温饱而挣扎，无暇顾及民主。特权力量以权力割据（对中央权力和人民权力的割据）的方式控制尽量多的社会资源，力图保持一定数量的温饱尚未解决的群体，从而保障特权的社会基础；因为对于温饱尚不能解决的弱势群体，民主无疑是奢侈，当人无暇顾及民主的时候，权力割据就有了牢固的根据地。因此，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消灭贫困是开端，而消灭贫困，必须从消灭权力割据开始。

　　中國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论说已经不应该有贫困人口，是权力的割据提供了权力与物质利益交换的条件，是这种交换中，特权侵占了人民的劳动果实，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制造了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增添了民主道路上的障碍。消灭权力割据，消灭权钱交换，从而消除贫困，把人从温饱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中國社会才有走向民主的物质条件。

　　中國有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封建社会，有丰富的封建上层建筑，因此封建包袱最重是中國另一特殊国情。

　　“打天下坐天下”的正统观念，“官本位”的人生价值观，“背靠大树好乘凉”依附思想，政治异己化的习惯，法定权利随时抛弃或轻易出卖的行为，小事占上风大事盲从的思维定式，等待别人修路自己走路的商人精明，麻木和狂热并存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观，“赌一把”的人生快感，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念，这些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观念，都是中國民主道路上的障碍。

　　在这些障碍中，依附思想是最大的障碍。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形成了人的依附关系，有这种依附社会关系产生了人的依附思想。晚辈对长辈的依附（未成年人对成年人的依附是自然依附，应除外），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失权者对特权者的依附，穷人对富人的依附，员工对企业的依附，个人对组织的依附，下级对上级的依附……

　　这都是弱者对强者的依附，有的是羊对狼的愚蠢的依附。

　　有依附思想的人只知道去寻找那棵遮荫的大树，渐渐失去了开发自我的能力，成了不能自主的人。正是这些不能自主的人拉大了人的自然差别，成为特权滋生和发展培养基。

　　对于有依附思想的人来说，无论自然赋予的权利还是社会赋予的权利都会随时丧失。人的依附性实际上就是奴性，把自己应有的权利拱手相让是中國特色的奴性表现，是形成官场，滋生特权腐败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今社会的罪恶之源。

　　封建包袱重，导致人的民主素质低下，民众民主素质低下，成为中國走向民主的主要障碍。

　　中國社会的发展历来都是不平衡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发展出现极不平衡的状态。中國的社会因发展不平衡衍生一个差距很大的社会，有天壤之别的“二元社会”，有几乎半个世纪的地域差别，还有特权者和失权者的“两重天”，民主观念的差别也很大。中國人追求民主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始终没有找到走向民主的正确道路，君主立宪，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都是纸上谈兵，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社会没有民主，改革开放后忽略了民众的民主精神建设，民众还缺乏民主的观念。目前，正确民主的观念只在劳动知识分子和真正的社会精英之中发展。

　　中國的民主化进程是十分艰难的，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朝换代的方法，用强权推进民主，最终都是以暴易暴，未有成功者。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國，靠制度的改变是不能建立起民主社会的，真经照样能被歪嘴和尚念歪。中國大陆的民主化，只有靠人的改变，靠人的思想和能力的改变。

　　根据上述国情与民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國的民主道路只能是从改造人开始——改造人的观念开始。

　　自主！自主？自主。

　　人民做社会的主人叫民主，欲做社会的主人，必先做自己的主人。走向民主应该从自主主义的建立开始。什么叫自主？自主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能够自主的人叫自主者。自主者的思想体系叫自主主义。

　　盲从，是中國人的传统习惯，盲从到不加思维的传谣，一直盲从到无法生活的境地，便演化为暴力。当盲从成为习惯的时候，社会便是骗子和暴力的天堂。盲从者没有獨立思考的习惯，不能自主。自主主义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习惯，培养獨立思考的习惯，培养人的自主素质，进而培养社会主人素质，中國大陆社会的民主化，只有从此开始。

　　抛弃依附思想的人，就会成为精神自主的人。抛弃依附思想是做自主者最基本的条件。抛弃依附的思想基础是自我平等的观念。

　　什么叫自我平等呢？自我平等认识上的天赋平等，自认自己天生与别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同的，没有优越感和自卑感，不愿做人上人，也不愿做人下人。

　　在中國大陆，建立起自主精神是很困难的事，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力图使国人不能自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有了愚民政策。中國人从听爸妈的话做一个好孩子开始，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叫举手就举手，叫填谁的选票就填谁的选票，叫喊万岁就喊万岁，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自我，成了完完整整的传统顺民。在顺民社会的基础上，特权腐败随时随地都有滋长发展的空间。当特权腐败建立起社会崇拜的时候，思想的依附会使人完全丧失自我，不准思维慢慢导致不会思维，产生思想奴隶的群体。把思想奴隶转变为自主者，是能够做到的事，但不是容易的事。

　　中國大陆人自主的状况是不平衡的，部分学者，科技人员、自由白领（从事法律、医疗、教育、艺术、新闻等职业的个体劳动者）和技术工人，是最具有自主精神的群体。比较起来，沿海发达地区比中西部、东北地区的自主精神相对强大，中國大陆落后地区地域和人口都占多数，建立起自主精神任重而道远。

　　必须大力宣传自主思想，使人民去掉对权力依附和崇拜，去掉奴性，摆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仅仅是精神自主的人还不是自主者，还需要自主的能力。所谓的自主能力，最基本的是有以正当手段获得生存物质条件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或有能力不愿意劳动的人，不依附别人就无法生存的人不可能是自主者。

　　通过不断学习，掌握知识、技能、技艺，增强体质，以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依附别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样的人才能使自己成为自主的人。

　　在社会上，自主者应该是这样的人。自强的人：努力学习，不断学习，勤奋工作；在知识、技能、技艺等方面具有特长，有通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获得生活资料养家的能力，有从事创新性劳动的能力。自立的人：成年之后不依附任何人，没有以依附为手段获得利益的企图，崇尚自由；这样才能时时刻刻做自己的主人。为共同利益结成社会团体，维护这个社会团体，但不依赖这个社会团体。自爱的人：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不赌，不嫖，不浪费；不欺，不骗，不造假。摈弃等级观念，建立平等之爱——从爱人出发，达到自爱。坚决不与特权腐败者合作，不选举自己不认识，不认可的人做自己的政治代表，不与特权腐败者交往。

　　自主不是绝对的，在中國大陆上，自主者必须遵守宪法，依法护身，会用政府签署的国际通行的人權标准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中國人应该在未成年之前，就培育出自主精神，并开始培育自主的能力；这是中國教育的新任务。长大成人后具有基本的自主能力，牢固的自主精神和通过维护群体权利而维护个人權利的素质。

　　有自主精神，也有自主能力的人，还不是完全的自主者，只有有自主精神也有自主能力，还能够主动地维护自己的人權和其它社会权利的人，才是真正的自主者。

　　个人的社会权利是群体社会权利的一个单位，社会地位又是以社会群体划定的，因而，只有在维护住群体权利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维护个体自主权利的目标。

　　依附在现实社会中确实能够获得物质利益，对于一些人来说，依附确实是其谋生的手段。现在的自主者，常常受到不法侵害，生活得很不轻松。社会需要自主者的先驱牺牲个人利益来推动社会的前进，需要自主者的楷模，

　　主政者必须认识到，个体创造性的失缺会导致整个社会失去了创造性，使整个社会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必然老化，衰亡，因而必须支持自主主义。

　　做自己的主人，把自己当人看，不再依附于任何社会势力，不与特权腐败分子合作，不幻想通过特权腐败谋取私利，特权腐败就会像一株失去滋养的植物一样，干枯而死。在特权腐败者已经渐渐成为階級的情况下，这样消除特权腐败，可以避免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中华民族的封建历史太长，封建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俘虏了一代又一代人，从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开始，上尊下卑，不越雷池便开始了，趋炎附势，上行下效，“人上人”，“官本位”无处不在；惯于吹喇叭，抬轿子，做了轿子便“一览众山小”，还有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创新也成了灾难。对社会进行改造，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同封建意识形态彻底地决裂，树立起民主的意识形态。

　　每个中國人都应该自省，自己是否是自主者，自己是否符合社会主人的条件，是否具有社会主人的素质。

　　自主，民主！

　　自主是民主的前提，相对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还需要有一个缓冲阶段，这个缓冲阶段就是公民培养自主主义阶段。人民的自主就是使人民具有民主的意识初步形态和民主的基本能力。中國大多数人成为自主者，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才能成为现实。没有自主的民众，民主必然会变质。中國大陆民众应该完成从自主者到社会主人的发展过程。

　　要提出一个鲜明的口号：做自己的主人！不能做自己主人的人，谈何社会的主人？谈何民主社会？谈何社會主義民主？

　　不能自主的人不是真正的公民，必然无法进入民主生活；民主本身就是自主者的社会活动。

　　自主者应该组织起来，结成自主者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互助互爱，相互支持，先从开展一个不与特权腐败者合作的社会活动开始登上社会舞台，不充当特权腐败，权力割据的社会基础，割肉饲狼，最后必然会被狼吃掉。

　　如果多数中國人都是自主的人，特权腐败便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中國社會主義的全民民主就不难实现了。

　　当自主者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时，就可以实现自主者的社会理想了，自主者的社会理想是建设一个中國化的民主制加公有制的新型的社會主義社会。

　　自主者的民主政治体系是全民主政的政治体系，一切政治权力属于人民。这个体系必须满足于以下条件，一、再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凌驾于人民之上；二、切实可行，以最小的成本最科学的操作来达到全民主政的目的。三、专业从政者是人民政治权力的代理者，是人民中选出来的政治专家，以法律决定人民对政治代理者的选择权、监督权和制约权。

　　为了满足以上条件，社会必须是一个没有政黨执政的社会，具备一个体系单一，各个环节依次可靠制约，政治矛盾弱化政治关系简化的政治体系的社会，一个使人民具有对政治代理者完整的选择权，监督权，制约权的法制社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原本就是一个全民主政的制度，不仅应该恢复其原来的设计，还要增加新的内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国家的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国家的立法权、执法监督权、全民所有制资产产权。其委任的国家主席应该有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经其批准的国务院，有中央行政权，其委任的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最高司法权和最高监法权。

　　《宪法》应该规定，任何政黨的权力不能超过人大，政黨只能通过人大代表中的黨员代表实现政黨的政治目标。在这样的框架下，在政体建设上实现较完善的民主。

　　在基层应实现很多国家的民主政体已经实行的竞选制。所不同的是侯选人是獨立候选人，不能代表黨、派、社会团体候选。

　　乡、镇人民代表及城市社区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任期三年。候选人以自荐为主，选区自荐人数不够，再由选区人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候选人，补足候选人数。候选人与代表的比例为2：1；基层人民代表与选民的比率为1：10000，不足万人的少数民族，特例自选代表一人。基层人民代表必须懂政治，懂经济，身体健康，热心为人民服务的人，非现役军人。

　　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实际上是人民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过程，选票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委托代理的文书。

　　基层人民代表，可以被聘用为国家公务员，未被聘用为国家公务员的，可以获得从政补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选票又是劳动合同书，代理人民的政治权力，为人民服务，理应得到从政的劳动报酬和经费。

　　中、上层实现政治权利的委托制。县、市人民代表，与基层人民代表的比例为1：5，转受基层人民代表的委托，代理人数超过五万人。任期四年，其中常务人员为国家公务员。县、市级人民代表，必须有政治、经济专家担任。

　　县以上的人民代表接受基层人民代表的转委托，其内容只限于议政权、提案权、提案表决权、对上级人大、同级政府、执法、检查机关的监督权。基层人大代表在政治权力转委托时，必须征得所代表人民的同意。

　　市(直辖市)、省级人民代表，其与县、市级人民代表的比例为1：10，代理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通过接受县、市(县级市)级人民代表转委托其所代理的人民政治权力来产生。任期四年，全部为国家公务员，应是资深政治、经济专家。

　　“国人大”代表，通过市(直辖市)、省级人民代表的政治权力转委托产生，其与市(直辖市)\省级人民代表的比例为1：4，代理人数达二百万人以上，任期五年。

　　上、下级“人大”代表可以兼任，从政的薪金、补贴兼获，政务太忙，可设政务所，聘用私人助理、代理。

　　人民代表任职期间不可辞职，自认身体无法直接从事人民代表工作时，经常务机构批准，可以委托代理，任职期间死亡前，应有政治权力代理委托的遗嘱。

　　“人大”设立法、监察、国防、政治信息、全民资产、资源、民族等委员会。各级“人大”决议由议案表决产生。代表的提案权、表决权一律平等，服从多数，保护少数。下级“人大”决议不能违背上级“人大”决议。

　　国家主席候选人定为四人，由“国人大”从“国人大”代表中直选确定。候选人参加竞选，通过全民公决确定国家主席。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但只能连任两届。被选为国家正、副主席的人，任职前必须退出政黨，成为无黨派人士。国家主席负责组织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各级政府组成后，需经同级“人大”批准，才是合法政府。

　　国家公务员人数，不得超过公民数的五千分之一(不包括警务人员）。

　　两头竞选，中间代理的组政方法，是最经济的民主组政方法，符合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殊国情。

　　体系单一是指政出一门，上下一条线。民主的政体不需要任何重复的政治权力，一切非人民系统的政治力量都会浪费社会财富。一切政治力量，只能通过人民代表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社会改造计划。

　　人民军队不参政，在役官兵不得以个人名义参政。人民通过“人大”对国家主席的制约，来制约军队；同时，“人大”向军队派驻人民政治委员来保证人民对军队的控制，使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全民主政的政体实质是人民权力的代理体，由人民委托的专家组成。选票的实质是聘书，人民出赋税来购买服务，通过民主选举来确定服务人员。

　　这样的政体表面上没有执政黨，实际上有执政黨，只要政黨能够把自己的黨员培养成人民代表中的多数派，就能实现黨的决议和人大决议的一致性，实现实际上的执政。

　　自主者社会的经济基础主导力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如果不能实行对公有生产资料有效的民主管理，公有生产资料的性质就会变质；因为在非民主的情况下，公有资产必然会私化或社会集团化。这样就不可能保障公有生产资料真实性。

　　现有的公有制经济因缺乏民主管理，不是真正的公有制经济，必须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有两项内容：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民主管理改造；二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全员股份制改造。

　　只有由全体人民管理公有资产，才是真正的公有。只有“人大”能代表全体人民，“人大”不仅是全民民主的政治组织，还应该是民主经济管理组织。

　　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造原则是：全民产权，全民管理，全民受益。具体内容是：产权归“人大”，使用权归经济实体全体员工的代表机构——职代会，收益分配依法兼顾国家、企业、员工三者利益。

　　“人大”相当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东大会。“人大”产权应表现为资产流向的支配权，经营过程的监督权和分配法律的制定权。“人大”要设国家资产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由“人大”代表选举其中的经济专家组成，还可聘用经济专家作顾问。全民资产归“人大”，要求改变“人大”代表的知识结构，“人大”不能再是“拼盘”，“举手”，“鼓掌”的“人大”，必须是人民信赖的专家“人大”。

　　全民资产的使用权归经济实体的全体员工，也就是归“职代会”。“职代会”相当于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职代会有企业经营者的聘用权，企业重大决策的审批权，员工股份的管理权，同时负有全民资产的增值责任和保障员工利益的责任。“职代会”应有法定的权利，义务，组织原则和全民资产的经营原则。“职代会”可以聘用理财专家作顾问。“职代会”代表要有很高的素质，是经民主竞争选举产生的，员工中深受大多数员工信赖的管理专家。国家为了保证全民资产的不断壮大，应颁布《公有经济实体职代会法》，依法保障职代会制度。在全民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中，其它资本按资本比例选代表参加职代会，聘用经营者在审批企业经营重大决策时与职工代表有相同的表决权。

　　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本来面目，是民主管理下的全体成员股权平等的股份合作制，现在的集体经济实体，早已不是本来意义的集体所有制，应通过改造，恢复原来的性质。

　　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要改造成为股份合作制的经济实体。这种股份合作制是原始股权不可转让，不上市，不退股，可继承，享受分红的制度；改造前遗留下来的集体资产，应按其估值，分配给曾为创造这部分资产服务过的人，以原始股权（上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时产生的股权）和投入的劳动价值（为原始股权增值提供的服务时间）确定股权比例。其“职代会”具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全面职能。民主管理条件下的全员利益共同的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新形式。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以民主形式管理国家的财政。

　　自主者的自主精神必然会提升为民主精神，从个体精神和群体精神发展为社会精神，树立起民主的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至今，中國实际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已经是多数，中國的社会主体已经从农业、农村社会转向工业、城市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必然的。传统农耕意识形态的主体是主、辅有序，而现代工业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平等、合作；中國已经有了同儒家意识形态决裂的社会条件。

　　特权是靠传统的农耕文化滋养的。摈弃农耕文化的糟粕，特权就会失去培养基，无法生存。不与特权合作，将是对特权最大的打击。这样消除特权，可以避免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自主者的民主主义，需要新文化载体。目前的传统文化，已经破裂，但其厚重的碎片，残酷地压在中國欲腾飞的翅膀上，悠久的封建文化基础十分顽固。人民在这种文化载体上，对政治表现为“麻木”和“狂热”的交替。没有平稳的热情。要么只知道课税，纳粮，出夫，读书做官；要么受野心家的鼓动，揭竿而起，夺天下，去做王侯将相，然后去腐败堕落。中國需要的是新文化——自主的文化，民主的文化。

　　民主进入中國之后，封建主义常常以民本主义与其同化，一些人企图把民主同中國封建文化嫁接，来寻找民主在中國的立足之地，这是徒劳的。只有摧毁中國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为民主创造出良好的文化载体。

　　自主者的民主主义人生观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主张个人人生的价值体现在对群体的贡献上，从他人、夫妻、家庭、经济实体、社区、地方、国家、到全人类。群体有大有小，一个人只要存在于某个群体中，就要全心全意地为这个群体服务，如果这样的人生观能够占据主要地位，个人对群体奉献肯定能够得到公平的回报，人就会在群体中实现个人人生的价值。

　　追求科学是人生最高的价值。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不断的创新都会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追求真理是追求科学的创新。真理在其开始露面时，往往很难被人们接受，这是有人的认识差异所造成的。真理的发展是艰难的，追求真理的人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追求真理的人生是对人类最大群体的奉献，具有最高的人生价值。

　　人生的过程包括其数量过程和其质量过程，人生的价值在于其质量的优劣。没有质量的人生如草木一般，是行尸走肉。仅仅是为了延续生命而生存，是最低价值的人生。

　　自主者认为，人类并未冲出自然界，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应该是一种自然现象。最先进的社会，是“天人合一”的社会。人的创造欲，必须建立在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一切违背自然规律的创造欲，必将毁坏自然界和人类本身。人不可能“胜天”，是“天”的一部分，人类把利用自然说成是战胜自然，十分可笑。这是肤浅和极端创造欲结合的产物。人类最伟大的自然开发，就是对自己的开发。人类的认识重点是人本身。是人的享受欲和继之而来的非理性创造欲，使人背离了人的自然性。

　　人，不过是生物环中的一个环节，象自然界其它事物一样。“信息网”时代，会使人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环”的联系。是一个个信息环和制约环，构成了宇宙。人只是环中的一个小小环节。人必须与天地和睦相处，天地不是人的敌人，而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不要“战天斗地”，同大自然对立。不要在不识皮毛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掌握了规律，拼命迎合人的享受欲，去进行那些毁坏人的“创造”。如果不能认清那些大大小小的，无数的运动着的环，就不要去实施所谓的创造。不要让畸形的创造欲毁坏了人的生存条件。

　　顺应自然，不是消极的顺应，而是把人自身看作自然环的一个环节，在回归自然的基础上，认识自然，摸清规律，在事物全面联系的基础上，实施自己的创造。人的创造欲，也是人的自然性。

　　自主者的人才观是“泛人才观”，我即人才，培养人才，量才而用，人尽其才，人人是才。通过学习和实践，除了有精神障碍的人外，都能够成为人才。

　　自主者的民主道德主干是“利益共同”原则。主要是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共同，但同时提倡，当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舍个人利益而求公众利益。旧传统道德，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谓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其实，“义”与“利”是相辅相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了利，才有仗义的经济基础，讲究“道义”，实际上也是求财的手段。个人利益为“利”，公众利益为“义”，主张“义”和“利”的兼容。

　　“利益共同”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利益共同是群体存在的基础，利益共同不是利益平均，而是根据个人对群体贡献的大小，来取得个人利益。利益共同也是人际关系中“利己及人”的“双赢”原则。什么叫“利己及人”呢？自主者的民主主义道德不反对利己，尊重个体的生存，个性的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主张在利己的同时，给他人，集体，国家，人类带来利益。反对损人利己，也反对那种虚伪的“无私”。

　　保护环境是利益共同论的现代化表现。人们应该以利益共同的原则，规范自己的生产、消费行为，因为环境是共同的，破坏环境实际上就是损人利己，或者损人害己。

　　自主者主张“泛爱”，其内容是尊重妇女，爱护儿童，孝敬老人，帮困助残。认为这是利益的一种交换——个人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交换。这也是利益共同的一种表现形式。

　　利益共同是共產主义实现之前的道德主体。

　　自主者力图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自主者要消除社会地位的定格，给人以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建成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平均的社会，会是一个富裕程度不同，但共同富裕社会。

　　无论是国策、企业策划，还是个人行为，其结果如果拉大了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差距，人为制造不公平，都是反动的；反之，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

　　自主。民主……

　　自主主义的社会活动转化为民主主义的社会活动后，自主主义的阶段就结束了，社会进入民主建设阶段。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國人的民主道路十分艰难，原因是中國有一个悠久的封建社会历史，力图改造社会实现民主的人自身就有封建社会的因素，激情过去之后，脑后的小辨又露了出来。鲁迅嘶裂的改造国民的呐喊只是死水中的涟漪，中國始终没能选择到一条正确的民主道路。迷信西方的民主，移植西方的民主盲从，着重于制度的建设，认为社会的改变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社会精英的观点，致使始终没有把人的改造放在首位，这实际上也是由封建文化的灿烂造成的。再完善的民主制度，摆在没有民主素质的人面前，只能是曲高和寡或者叛经离道。

　　改造人十分艰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中國现在还不要奢谈民主，已经谈了一个半世纪，并没有实际的进展。要踏踏实实地从自主主义出发，培养人的民主素质。审视自身的封建因素，实现自我觉醒，自我改造，从改造自己出发来改造社会。踏踏实实地做事，不做秀，不要跟在别人后头起哄，中國的强大才有希望。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从自主走向民主的社会变革中是大有作为的，自身也有一个从自主到民主的过程。要与时俱进，自我提升，坚定共產主义理想，坚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在执政理论和黨建理论上要有创新，不能把执政和领导划等号。黨员要少而精，不能鱼龙混杂，把没有共產主义理想，对社會主義三心二意，谋私利的黨员清除出去。眼下，坚决把有腐败行为的人清除出黨，不能姑息养奸。这样才能形成黨内的统一性，一个政黨，没有内部的统一性，就是一个不能自主的政黨。这个自主过程，要靠黨内的民主来完成。要有再一次接受中國人民选择的勇气，开放黨禁，形成政治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提高自己，自觉地不断地接受中國人民的选择。还政于民，建设一个没有执政黨的社会，把黨变成培养人民代表的大学校，把黨员培养成深受人民爱戴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通过黨内的人民代表，取得黨的决议和“人大”决议的一致性，寻求黨和人民的永恒的政治一致性。走这样的道路，可以永保领导地位，结束中國改朝换代的历史。

　　路子对了，到达目的地就快了。

　　作者电子邮件：shanmen88(at)yahoo.com.cn

　　作者:俞愚

　　“考察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问题并不在哪一方缺什么权利，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善上，正出在‘每个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无人愿意更多地承担责任’上。”

　　对“拒签致死悲剧”的伦理讨论已成为近几天舆论的中心。有的反思医患间严重的信任危机，有的思考社会阶层间可怕的隔膜，更多的人选择了权利的视角。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言必谈权利”是一个法治社会常有的场景，舆论集中从权利视角反思这起悲剧，体现了权利意识日益提高的公众对法治价值的依赖和追求。然而，这是一起跟权利没有多大关系的悲剧，其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利侵犯者和权利受害者，没有权利冲突引起的道德困境，从权利视角根本无法理清这起悲剧中的伦理问题。

　　有人说医生在情况紧急时应有手术决定权，可谁来判断和界定“情况紧急”呢，手术决定权中的医疗风险又由谁来承担？就事论事我们能接受这件事中医生有手术决定权，可如果手术决定权在另一起事件中导致患者利益受到伤害，我们还会支持这种权利吗？

　　专家还谈到了医院强制治疗权，这种权利也绝不能赋予医院，其重要前提就是患者本身必须同意，在这起特例中医院强制治疗的话是会导致善果，但我相信，没有患者会愿意把决定自身生命的治疗权像这样让渡给医院的。

　　所以，执着于权利的辩驳是解不开这起悲剧之症结的。权利并非万能，权利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生活现实比制度设计者能想象到的现实复杂多了，制度再完美的权利设计，也无法前瞻、穷尽地考虑到现实可能出现的复杂冲突，复杂的现实不经意间就会制造些意外和特例。

　　从另一个角度看，权利与权利间也会有冲突，再明晰的权利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定分止争”，患者和医者也是如此——所以，仅依靠权利并不能造就没有冲突的语境，权利之外还应有责任、道德和良知，权利冲突和失范之处需要责任和良知的补充，需要有人突破一己私利的狭隘考虑和斤斤计较的权利诉求去承担起些许责任来，需要道德的担当和良心的叩问，需要有人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权利妥协。

　　考察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问题并不在哪一方缺什么权利，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善上，正出在“每个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无人愿意更多地承担责任”上，那可怜的孕妇和她那未出生的胎儿正死于一条“无人愿意承担责任”的链条上。

　　她首先遇上了一个自私、愚昧、不愿承担责任的丈夫，这个男人害怕剖腹产影响妻子生二胎，始终坚持不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最终导致妻子孩子双亡。她然后又遇上了一个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医院，是的，这家医院尽了不少努力，为了手术苦劝肖志军三个多小时，还决定免费为病人治疗——可他们不愿和不敢再承担更多的责任，坚持把责任推到了那个匪夷所思的男人身上。如果这家医院能坚守医者良心上多承担一点责任的话，以医者的仁心活用那僵硬的制度的话，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可以救治的病人死在医院中。问题最后推到了北京卫生主管部门，他们的批示是“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可见他们也不愿承担责任——走到这里，责任的链条完全断了，人人谨守权利的边界不愿担当点什么，没有人愿意为她的风险担责，孕妇只能不可避免地死去。

　　如果人人都斤斤计较于自己那点儿权利，没有人愿意担当起权利之外些许责任，这样的悲剧不可避免。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1日，怀孕9个月的女子因呼吸困难在丈夫肖志军陪同下赴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发现孕妇及其体内胎儿均面临生命垂危。然而由于其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最终孕妇及体内胎儿不治身亡。事后肖志军坚持认为责任在院方，而卫生局表示医院已尽责。

　　作者系《中國青年报》评论员

　　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曹林

　　在北京打工的肖志军，在怀孕的妻子生命垂危之际，仍拒绝签字同意剖腹产，医生、病友、民警再三劝说均无济于事，拖延3个小时后，最终母子双亡。

　　这是一个罕见的悲剧。人们在为两条无辜生命的凋零伤感叹息之余，将愤怒的矛头转向了相关的人、机构和制度。确实，这三个因素都与两条人命直接相关——如果肖志军不那么“偏执”而是同意签字；如果“家属不签字不能做手术”的制度在极端紧急情况下能够变通；或者卫生局和医院出于对生命的最高敬畏毅然实施剖腹产——两条人命很可能就能被挽回……

　　然而死亡没有假设。面对悲剧，人们有理由痛恨肖志军的偏执、愚昧，他理应成为导致妻儿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受到情感和法律的双重惩罚。人们也有理由谴责现行的医疗制度，因为它居然留下这么明显的“盲区”和漏洞，在生命必须得到紧急救治时，医生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但人们似乎无法苛责医院的“不作为”，毕竟，在医疗纠纷频发的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医院的良心，让其为救人而违反“制度”、利益受损。

　　而究其根源，我们更应该拷问的是：在“故意杀人”的指责还只能停留于猜测之际，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外来务工人员肖志军在面对医生的劝告时，何以会表现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偏执？

　　医院副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他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患者家属对医院的极度不信任”。当然，他们提到的“不信任”更多只是针对医学技术而言，但其中包含的更沉重的意味则是：作为一个底层公民，肖志军对医院的诚实、良心和道德，已缺乏基本的信任。

　　这并非妄言。在肖志军的极端举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医院的普遍不信任心理。这些年，从各地陆续发生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到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事件，再到治病过程中随处可见的“霸王条款”，直至半公开的“小病大看”、“无病乱看”现象，医院作为一个盈利性的“市场主体”，在公众中的形象早已离昔日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形象渐行渐远。伴随着这种公众形象的滑坡，在人们心中，医者不再是“父母心”，医嘱也不再是必须言听计从的最高指示——处于信息不对称和绝对弱势中的患者，被迫学会用“消费者”的精明和洞悉力来提防医生，从进医院的那天起，就以敌对的立场来怀疑诊断结果、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于，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医闹”这些年竟然逐渐演变成了患者家属“维权”最有效的主渠道。

　　而另一方面，由于患者信任感缺失、医疗纠纷激增，医院也越来越小心谨慎，对患者缺乏信任，处处留心“免责”，不签“生死状”就绝不动手术。进而形成医患之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也许正是在这种语境的熏陶下，在“不上当”观念的驱使下，出于省钱的目的，肖志军这个困顿无助的打工者作出了偏执而愚昧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可以断言，没有肖志军，也必定会出现“刘志军”、“赵志军”或“孙志军”（事实上，患者家属拒签“生死状”的现象时有发生）。极端个案是触目惊心的，但也是警醒人心的。肖志军事件中，我们需要检讨的绝非仅仅是“签字制度”这样的“补漏”问题，而应着手于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公共信任感的重建。而这，无疑是一个更艰巨和庞杂的系统工程。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1日，怀孕9个月的女子因呼吸困难在丈夫肖志军陪同下赴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发现孕妇及其体内胎儿均面临生命垂危。然而由于其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最终孕妇及体内胎儿不治身亡。事后肖志军坚持认为责任在院方，而卫生局表示医院已尽责。[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