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一、蹉跎岁月

　　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０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了“２００６年第８号（总第９５号）中國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公告”，标准号为ＧＢ２０６００- ２００６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就藏身于这批标准之中。公告显示，标准的批准时间为８月１８日。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给了一年的产业准备期，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将正式实施。

　　现在，一年的产业准备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哪个电视台的电视节目表中有“高清”的字样，也没看到有哪个电视台给高清数字电视节目频道分配了频率使用表。在商场中也没有看到符合这个高清标准的电视机卖；由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这套３合１的中國高清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是否实施艰难。

　　自从１９９９年，中國政府有关部门宣布我国的高清数字电视节目试播成功以来，数字电视就开始成为中國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各种新闻媒体上，有关数字电视的消息不断流传。从２０００年起，每次在深圳高交会上都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在深圳高新技术交易会上，国内几大电视机生产厂商都展出了自己的高清数字电视产品，这不但给深圳高新技术交易会增添了光彩，也给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各大电视机厂出尽了风头。

　　２００２年国家广电总局向世人宣布：２００３年广电将开播１０套以上数字电视影视频道；２００４年为中國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年和产业化年；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上海交大的ＡＤＴＢ- Ｔ方案和清华ＤＭＢ－Ｔ方案，同时在深圳高新技术交易会上亮相，并突然传出我国优选的两套高清数字电视技术标准方案测试都未能成功。人们才开始知道，以前宣布我国的高清数字电视节目试播成功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四姨太怀孕——假的。

　　从此，关于上海交大的ＡＤＴＢ- Ｔ方案和清华的ＤＭＢ－Ｔ方案的好消息不断传出。美国在成立华盛顿新政府的时候，曾召开过一次新宪法修改讨论会，各个州的代表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互相讨价还价，使讨论会连续开了２００多天，最终才制订出一部以今天的人看来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宪法；而我们为了制定一个“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标准”双方也争斗了７年多的时间，这说明，我们的这个标准比美国的宪法还要伟大。只不过是，美国的新宪法当时是代表４６个州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的新标准只是代表两方的利益。

　　实际上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期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还另外收到过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广电总局下属的广科院等４家单位提出的３套方案，他们也要求加入地面传输标准的竞标行列。这样，我国的高清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方案就不只是上海交大和清华两家，而是６家。可能是因为其它４家单位实力还不够雄厚，或者脸皮薄，才不敢与上海交大和清华争斗，要么，５套方案一起包装成一个５合１的中國高清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哪就更起劲了。

　　二、是标准推生数字电视，还是数字电视推生标准

　　什么叫做标准？标准就是产品生产厂家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质量的承诺和保证，也是国家技术、质量督察和检测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查的法律依据。因此，标准一般都是首先在企业中使用，这称之为企业标准；尔后，等使用企业标准的企业逐步多起来以后，经过统一修改，企业标准才慢慢升为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最后升为国际标准。企业标准一般要求优于行业标准；而行业标准又优于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当然任何标准都需要技术来支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标准，但对于一个标准却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技术来实现。例如：采用１６- ＱＡＭ数字调制，其码率是４ｂｉｔ/ 秒；而采用８- ＶＳＢ数字调制，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或者选用３７８０- ＣＯＦＤＭ数字调制，也同样实现这个功能。但各种不同技术的应用，虽然功能一样，在性能上多少还是有些差别的。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点点的差别，就使得ＡＤＴＢ- Ｔ和ＤＭＢ－Ｔ两个方案的组织互相争斗的时间达６、７年之久。

　　制定一个技术标准一直以来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只需在现有各类产品的企业标准基础上，对所有厂家的各种型号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和质量指标，进行统一测试、对比、分类，然后制定一个既能体现各种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和质量指标，同时也符合用户质量要求的标准，一个新产品的技术标准（国家标准）就这样地诞生了。

　　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首先必须有人使用，并且要把它转化成产品后，才有可能成为标准。这种技术转化的过程应该是企业，即生产产品的单位，而不是学校或技术研究所。企业生产产品首先要经过设计定型、生产定型这两个基本过程，然后才能向技术质量检测和标准部门申请产品技术标准，即企业标准。

　　标准的制定过程应该是企业与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份内的事，而这次ＨＤＴＶ地面传输标准的制定却要劳动这么多单位，这么多部门，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们不得不怀疑，没有企业的参与，制定这样的一个标准能够成功吗？可曾想过不久前出台的ＥＶＤ、ＡＶＳ等标准，这些标准还没等到产品生产出来，就将要过期了，它们很可能就是ＨＤＴＶ地面传输标准的前车之鉴。

　　国家标准出台太早，对技术产品性能的提高一点没有好处。比如我国发展最快的产品ＶＣＤ、ＣＶＣＤ、ＳＶＣＤ以及逐行扫描电视；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产品都没有国家标准，所以它才能这么快的发展起来；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标准，各个企业的产品质量也会鱼龙混杂，一些企业就会粗制滥造。因此，国家标准就是用来规范这些企业的行为，对他们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和处罚，防止一些企业粗制滥造浪费社会资源。

　　数字电视也一样，不是有了一个国家标准就能发展起来的，相反，如果要想让数字电视产业能发展起来，国家就不应该马上制定国家标准，而是要等数字电视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基本稳定以后再制定国家标准。在国家标准还没出台之前，一种产品有几个企业标准都是正常的，到最后，国家应该把几个企业标准统一到一个标准之中。

　　三、什么是单载波调制和多载波调制

　　大家都知道，上海交大的ＡＤＴＢ- Ｔ方案和清华的ＤＭＢ－Ｔ方案，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单载波调制性能优越还是多载波调制性能优越。因此，在这里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单载波调制和多载波调制。

　　所谓单载波调制，就是将需要传输的数据流调制到单个载波上进行传送，如：４- ＱＡＭ（ＱＰＳＫ）、８- ＱＡＭ、１６- ＱＡＭ、３２- ＱＡＭ、６４- ＱＡＭ、１２８- ＱＡＭ、２５６- ＱＡＭ或８- ＶＳＢ、１６- ＶＳＢ等都是单载波调制。

　　上海交大的ＡＤＴＢ- Ｔ方案选用的是单载波调制，在１９９９年５０周年大庆试播的时候，上海交大的ＡＤＴＢ- Ｔ方案采用的是８- ＶＳＢ数字调制，到后来才改为１６- ＱＡＭ数字调制。

　　ＱＡＭ调制也叫正交幅度调制，简称正交调幅；因为正交调幅有很多种调制模式，如上面列出的就有７种，一般记为ｎ- ＱＡＭ，ｎ表示各种调制映射到星座图上的模数。模数越低，调制和解调电路就越简单，但传输的码率也相应降低，例如：４- ＱＡＭ的码率为２ｂｉｔ/ Ｓ，而１６- ＱＡＭ的码率为４ｂｉｔ/Ｓ。一般，信号传输条件越差，选择的模式就越低，例如：卫星通信只能选择ＱＰＳＫ，而有线电视可选６４- ＱＡＭ和１２８- ＱＡＭ，甚至２５６- ＱＡＭ；对于地面电视广播，信号发送一般选８- ＱＡＭ、１６- ＱＡＭ、３２- ＱＡＭ，最高只能选到６４- ＱＡＭ。

　　正交调幅就是把一序列需要传送的数字信号（２进制码）分成两组，并分别对两组数字信号进行幅度编码，使之变成幅度不同的调制信号，即Ｉ信号和Ｑ信号，然后用Ｉ信号和Ｑ信号分别对两个频率相同，但相位正好相差的两个载波进行调幅，最后再把两路调制过的信号合成在一起进行传送。由于在调制之前已经对输入信号进行过幅度编码，因此，这种调制也称为正交数字幅度调制。

　　我国的ＨＤＴＶ如选用ＭＰＧＥ- ２编码，最高传送码率大约为２０Ｍｂｉｔ/ Ｓ，如果选用１６- ＱＡＭ调制模式，其频谱利用率是每赫芝传送４位数据。由此可知其载波最高频率约为６ＭＨｚ，经高频调制后采用残留边带发送，其载频带宽大约为７点多ＭＨｚ。

　　所谓多载波调制，就是将信道分成若干正交子信道，将高速数据信号转换成并行的低速子数据流，然后调制到在每个子信道上进行传输。如：ｎ- ＣＯＦＤＭ，其中ｎ为子载波数目。清华的ＤＭＢ－Ｔ方案选用的是多载波调制，在ＤＭＢ－Ｔ方案中采用３７８０- ＣＯＦＤＭ调制方式。多载波调制也叫编码正交频分复用调制。

　　就多载波调制中的各个载波而言，其调制的工作原理与ｎ- ＱＡＭ单载波调制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只是把需要传送的数据分成很多组（这里为３７８０组），然后每组再分成两组，通过幅度编码以后便可生成两组Ｉ信号和Ｑ信号，而后用３７８０组Ｉ信号和Ｑ信号分别对３７８０个频率各不相同的载波进行正交调制，最后把所有的调制信号合在一起进行传送。

　　四、ＡＤＴＢ- Ｔ和ＤＭＢ- Ｔ谁能当驸马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单载波调制和多载波调制的工作原理，下面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单载波调制和多载波调制的优、缺点，最后由大家来猜一猜，ＡＤＴＢ-Ｔ和ＤＭＢ- Ｔ，谁能当驸马？

　　根据上面分析，采用１６- ＱＡＭ单载波调制，其最高码率为２４Ｍｂｉｔ/ Ｓ，载波频率为６ＭＨｚ；如果选用多载波调制，在码率同样为２４Ｍｂｉｔ/ Ｓ的情况下，采用３７８０- ＯＦＤＭ多载波调制，对于３７８０个载波平均下来，每个载波平均传送的码率大约只有６. ３Ｋｂｉｔ/ Ｓ，这样，哪怕每个载波都选用ＱＰＳＫ调制，其载波的最高频率还是可以选得很低；如果选用１６- ＱＡＭ或６４- ＱＡＭ调制，其载波的最高频率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但这是在没有考虑解码以及图像信号处理需要时间的理想情况，实际并不是这样。

　　一方面，在数字电视机中，选用的载波频率也不能太低，因为，数字信号传送的速度一定要大于图像信号处理的速度，这样，最后输出信号才不会产生间断。例如，我国ＨＤＴＶ的行扫描频率大约为３２ＫＨｚ，如果不考虑ＭＰＥＧ解码电路以及图像信号处理电路对输入信号处理所需要的时间，那么，多载波的最低频率就不能低于３２ＫＨｚ，否则，行扫描电路就会出现没有信号可扫描的情况，图像显示就会出现间断。因此，ＭＰＥＧ解码电路以及图像信号处理电路对数字信号传送速度也有同样的要求。

　　另一方面，多载波解调制对数字信号进行分批处理时候，每次都需要等３７８０个载波传送的数据全部到齐以后，才能一次性地对数据进行处理，即需要对信号进行并转串处理；因此，其解调制过程消耗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其最低频率也就不能取得很低。另外，多载波调制一般都不采用残留边带发送，因此，调制后的频带宽度相对于残留边带发送来说大约要宽一倍。

　　综合以上因素，就平均而言，多载波的平均频率相对来说可以低一些，但载波的最高频率与单载波的频率相对来说，并不会相差很大。

　　载波频率低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降低信号传送过程中的多经反射干扰（即图像重影效应）。下面我们分三种情况来分析：

　　比如单载波频率为６ＭＨｚ，其周期为０. １７ｕＳ，两个正交载波相差１/ ４个周期（），为０. ０４２５ｕＳ；由于电磁波的速度约等于光速，即每微妙为３００米，那么，频率为６ＭＨｚ的载波对应于一个周期所传播的距离就是５１米，即波长为５１米；半个周期为２５. ５米（半波长），１/ ４个周期为１２. ７５米（１/ ４波长）。

　　如果反射体的路经距离正好与电视接收点相差１２. ７５米（或１/ ４波长的奇数倍），即电视接收机相当于同时收到两个信号，一个是主信号，另一个是反射信号，两个调制载波信号的相位正好相差（１/ ４波长）；这样，两个调制载波信号互相叠加以后，不但会改变原来信号的相位，同时也会改变信号的幅度，结果相当于Ｉ和Ｑ两路信号互相串扰，并且，当两个信号叠加之后的相位差越接近时，即反射信号越强，干扰就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电视接收机的调制解调电路可能无法正常解码。

　　如果反射体的路经距离正好与电视接收点相差半个波长（２５. ５米，或半个波长的奇数倍），则两个调制载波信号的相位正好相差（半波长），由于正交调制的两路信号（Ｉ和Ｑ）都是对载波的半波进行幅度调制的，因此，两路调制过的信号合成之后就相当于是对载波的１/ ４波进行调制；当原信号正、负半周是对称时，则两个信号互相叠加的结果会使接收信号减弱，相当于电视接收机接收灵敏度降低；当原信号正、负半周不是对称时，则两个信号互相叠加的结果会使接收信号失真，相当于两路信号（Ｉ和Ｑ）互相串扰，与两个调制载波信号的相位相差时没有多大区别。

　　如果反射体的路经距离正好与电视接收点相差１个波长（５１米，或１个波长的整数倍），两个信号的相位正好相差（１个波长）；当原信号正、负半周为对称时，则两个信号互相叠加的结果会使接收信号加强，相当于电视接收机接收灵敏度提高；当原信号正、负半周不是对称时，则两个信号互相叠加的结果会使接收信号失真，相当于两路信号（Ｉ和Ｑ）互相串扰，与两个调制载波信号的相位相差时没有多大区别。

　　由此可见，只要接收到两个信号（主信号和反射信号）的相位角相差正好是（１/ ４波长）的整数倍，对单载波正交调制信号造成的干扰最严重；对于其它相位差同样也会产生干扰，只是干扰程度相对来说没有时那么严重。

　　假设多载波的最高频率只有３ＭＨｚ，即为单载波频率的二分之一，相对来说多载波的波长比较长；根据两点之间的电磁场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定理，可以求得，在１/ ４波长处是干扰最严重的地方，两者的电磁场强度相差４倍。而对所有载波平均而言，甚至可以相差几百倍，即多载波调制的多经干扰相对来说比单载波轻。

　　但多载波调制和解调的过程都非常麻烦，多个载波经过调制后合在一起传输，解调时对其再进行分离就非常困难；因为，在高码率传送之下，它无法用滤波电路把各个调制载波信号选出来，只能采用同步分离的方法，因此，它对同步信号的相位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多个载波对相位噪音的要求比单载波高很多。

　　如果多载波调制信号解调时各个载波信号分离不干净，就相当于多个载波之间会互相产生干扰，信噪比（Ｓ/ Ｎ）就会降低。一般多载波解调电路要求信噪比（Ｓ/ Ｎ）的门限值要比单载波解调电路高好几个ｄｂ（根据报道为３- ４ｄＢ）。

　　目前已经有很多方法可以降低单载波多经反射干扰，例如，采用数字延时均衡技术，即从信号中取出一部分信号经延时一个相位后再与原信号叠加，现在这种技术可以通过软件控制来实现，将来所有的数字信号接收机都可以采用这种技术。

　　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多载波调制才能用于移动电视接收机，而单载波调制无法实现移动接收的功能。我认为，这种想法毫无道理。

　　比如，一辆汽车的速度是每小时１００公里（２８米/ 秒），那么，它跑１/ ４周期（６ＭＨｚ）的时间（０. ０４２５ｕＳ）所对应的距离就是１. １９×１０－６米，这相当于２. ３×１０－８个波长；或它跑１/ ４波长的距离（１２. ７５米）所对应的时间为０. ４６秒，相当于２７１００００个周期。这两个结果无论是在时间上或在距离上都没有可比性。因此，汽车速度对单载波的相位影响几乎等于零。而受影响最大的反而应该是，在０. ４６秒时间内，数字延时均衡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而对于高频载波在移动接收过程中产生的多普勒效应，它只影响接收频率的偏移，这种影响对单载波调制和多载波调制都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ＡＤＴＢ- Ｔ是单载波技术，因此，它对广电原有的发射系统能够很方便的接洽。根据资料分析，在前端数字化改造方面，交大方案的成本要比清华方案的成本节省约８０～９０％，仅需要一个ＭＰＥＧ和ＡＤＴＢ- Ｔ调制器即可利用原有模拟发射机发射数字信号，而清华方案必需要整套更换成全新的数字发射机，这笔代价在边远地区还是需要斟酌的很大的一笔开销。

　　同时，在衡量一个数字信号接收的时候，还需考虑信号的接收稳定率；由于是数字信号的属性是０和１，就是要么收到，要么收不到，这就凸现门限的意义；根据测试结果，ＤＭＢ- Ｔ的接收门限比ＤＶＢ- Ｔ低，可ＡＤＴＢ- Ｔ的接收门限比ＤＭＢ- Ｔ还要低，这就是为什么采用ＡＤＴＢ- Ｔ的发射系统其覆盖范围比ＤＭＢ- Ｔ的发射系统的覆盖范围更广阔的原因，因为其门限低，采用ＡＤＴＢ- Ｔ接收机的灵敏度要比ＤＭＢ- Ｔ接收机的灵敏度高３- ４ｄＢ，因此，其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接收弱信号。

　　另外，上交大单载波系统在组建单频网（ＳＦＮ）时，对发射机时钟频率的精度和稳定度的要求仅为Ｅ- ９。这同任何多载波系统相比，要低三个数量级，因此，其工程造价较低。

　　在发射功率方面相比，上交大单载波系统的发射机平均功率是多载波系统的二分之一，其标定功率则是后者的五分之一。即：在同样的覆盖范围之内，为了实现高数据率的固定接收，上交大方案需要１ｋＷ的平均发射功率，则其发射机的标定功率需要４ｋＷ，因为其峰均比（ＰＡＲ）接近６ｄＢ。

　　而对于多载波系统（以欧洲标准为代表）而言，如果要覆盖相同的地区，则其平均发射功率需要２. ０- ２. ５ｋＷ。这是因为：多载波系统与单载波系统相比，载噪比（Ｃ/ Ｎ）门限值要增加３- ４ｄＢ。其次，其发射机的标定功率需要２０- ２５ｋＷ，因为其峰均比（ＰＡＲ）接近１０ｄＢ。

　　选用单载波系统将来还可以把地面接收和有线接收同用一个高频头和解码器，因为，目前有线电视采用的调制方式基本上都是采用６４- ＱＡＭ，而地面传输一般都采用１６- ＱＡＭ，将来也可以选用６４- ＱＡＭ。

　　上面这些分析，对老百姓来说，不一定会感兴趣；但老百姓感兴趣的是，怎么样能买到既便宜又好用的电视机。相比之下，交大方案数字电视接收机的生产成本大约要比清华方案的生产成本低２０～３０%.这很清楚，如果由老百姓自己来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数字电视接收机。但什么时候老百姓有过自己的选择权，皇帝家的驸马是由老百姓来选择的吗？

　　五、ＡＤＴＢ- Ｔ和ＤＭＢ- Ｔ是双胞胎，还是畸形儿

　　谁都清楚，是双胞胎就应该分开来抚养，是畸形儿就应该赶快动手术。上海交大的ＡＤＴＢ- Ｔ方案和清华的ＤＭＢ－Ｔ方案，是两套功能完全相同的系统方案，它们在功能上没有互补性，在性能上也没有多大区别，它们在使用中完全可以互相取代，即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既然是双胞胎，为什么在标准号为ＧＢ２０６００- ２００６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标准中还要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这不是把双胞胎又改变成畸形儿了吗？这个道理，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想象的，在医学上更无法进行解释。

　　实践已经证明，把上海交大的ＡＤＴＢ- Ｔ方案和清华的ＤＭＢ－Ｔ方案，两个捆绑在一起，既增加成本（估计增加３０% ），还会降低机器的技术性能。国内所有电视机生产企业都强烈反对，殊不知中國的老百姓是否反而会喜欢这种奇特电视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认为，把两个方案捆绑在一起，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增加“鸡的Ｐ”。

　　六、一个美丽的谎言

　　那些制定标准方案的人一次又一次告诉人们，如果采用了他们的标准，将来中國每年就可以少给外国人交几百亿的专利费。是这样的吗？

　　由于中國人自古以来就很少听说过“专利”这个词，现在如要他们交专利费，他们一定会觉得冤枉。因此在这里还需得向国民多解释一下，什么是专利，好让他们交专利费的时候，不会觉得冤枉。

　　１９８０年之前，在中國人的日常用语中是没有“专利”这个词的，如果某人说错了，“这是我的专利”；还很可能会给自己打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遭受批判。直到１９８５年，中國的专利法才开始诞生，但自从中國专利法诞生的二十多年来，基本上就没有人认真执行过，连中國人自己都很少知道，什么是专利法，外国人更不知道什么是中國专利。因此，到中國来申请发明专利的外国人更是少之又少。

　　另外，在中國还没有改革开放以前，西方８国是禁止向中國输出技术的，他们对中國一直都实行技术封锁，并且每年都要审查对中國出口商品的清单，是否有外国企业违反他们制定的法律，私自出口技术到中國；因此，那时候外国企业不可能会到中國来申请专利，他们的政府也不允许他们到中國来申请专利。

　　直到２００３年，中國准备要加入ＷＴＯ的时候，国外企业才开始到中國来申请专利，并且申请专利的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工厂设在中國境内的外资企业。

　　我们知道，专利法有一个区域性和时间性，如果别人没有到我们国家来申请专利，那怕我们的产品使用了他人的专利技术，这也不算侵权；如果他们申请的专利超过了有效期，这也不算侵权。

　　另外，专利还有新颖性，如果他们的技术已经是公开了的，他们也不能到中國来申请专利，因此，他们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在中國申请专利，而是把他们原来在异地申请过的专利，再次拿到中國来申请，这个也无效，因为他的技术已经被公开了；还有，如果他们申请的专利内容已经在中國的书刊上，或者其它地方的书刊上出现过，这个专利也无效。

　　很多中國人一听到别人有专利，好像就被镇住了。这里我诚恳地告诉大家，在中國的地盘里，不用怕外国人的专利。

　　１、２００３年以前，外国人很少到中國来申请专利，特别是高新技术专利他们都不会到中國来申请。如果他们到中國来申请了专利，这些专利大部分都是无效的。一方面，他们不会把自己最新的技术不首先在本国申请，而第一时间跑到中國来申请；如果他在本国已经申请了专利，而过了半年再到中國申请专利（即专利已经公开），或者在半年时间之内他在中國申请专利时，没有提出优先权，他在中國申请的专利就无效。

　　对于数字电视的技术专利，大部分也是无效的，或者技术含量非常低。因为，１９９６年的时候，美国的数字电视节目就已经开始广播，与数字电视技术相关的专利大部分都是９２、９３年的，或９２年以前的；在这个时间，中國基本上还处于技术被封锁时期，国外的企业不可能第一时间到中國来申请专利。到了２００３年，国外开始对中國的技术封锁松绑的时候，此时的数字电视技术已基本成熟，即以后很少再出现关键技术，就算是有关键技术，他们也不会在第一时间拿到中國来申请专利。

　　２、中國人虽然对专利概念知之甚少，但吹牛的本事在全世界是知名的，这对外国人申请专利很不利。只要中國人吹过牛的事情，外国人就不能再申请专利。因为他申请的专利已经没有新颖性。你看，在中國真正的数字电视节目还没有正式广播之前，在商场里早已摆满了各种品牌的“数字电视”，你想他们还能申请专利吗？还有，如“永动机”，“水变油”等高新技术，也都是中國人发明的，并且还有中科院的某些院士表态支持，这些高新技术就算中國人没有申请过专利，将来，外国人也不能再申请专利。

　　３、中國是世界上生产科技论文最多的国家，因为，很多事业单位以及国营企业，还有大学、科研部门，每年都要评职称或提干，这些论文都是他们往上爬的垫脚石。很多论文虽然都是互相抄袭得来的，有些甚至还是胡编乱造；但，你别看不起它们，它们是对付外国人在中國申请专利的最好武器。因为，抄袭的东西，一般都是好东西，这些抄袭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别人在国内、外发明的；只要有中國人抄袭过的东西，外国人在中國申请的专利就可以告它无效。哪怕是胡编乱造，但文字堆多了，也可能会出现奇迹，况且还有很多发明的灵感是来自科幻小说；因此，只要在文字堆中能找到的东西，外国人也不能再申请专利。

　　４、近年来，中國每年都有几万名专业技术人员报考专利工程师或专利律师，未来这些人将会成为与外国人打专利战的得力枪手。你看着吧，目前在中國申请的专利，包括外国人在中國申请的专利，很可能８０% 以上都要变成垃圾专利。因为，打专利战的输赢，主要是靠枪手的数量和提供子弹的多少。中國每年新增的几千名专利工程师和专利律师，还有每年生产的上千万份论文，这些就是将来打专利战最好的枪手和子弹。由此看来，中國政府每年给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上百亿元的科研经费，产生出来的论文，到最后还是大有用处的。

　　在美国联邦大法院打一次专利官司，时间需要整整３年；而大约９７% 的专利官司最终都是没有结果的，基本上都是通过庭外和解。同样在国际贸易委员会里面打专利官司，也是大约９４% 的专利官司最终是没有结果的，大部分都是通过庭外和解。实际上打专利官司就是给法院送钱，因此，一般外国人不会轻易到中國来打专利官司。

　　那么，如果不使用他们的标准，将来中國每年要给外国人交几百亿专利费，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类似的案例？没有案例就不能随便估价。因为，在美国打官司基本上也都是要讲案例的，这样才比较公平。因此，在中國最好也先搞几个案例出来，作为大家参考的样本；让将来准备打专利官司的双方都要掂量一下，值不值得打官司。

　　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中國的电视机企业在国内几乎没有向外国人交过一分钱专利费，我估计，广电部使用ＤＶＢ- Ｃ有线数字电视广播系统这么久，可能也没有向别人交过专利费吧；因为，外国人在２００３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到过中國来申请专利，那为什么我们要向他们交专利费。至于外国人是否向中國政府部门或科研部门收过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从没听说过哪企业还能从政府的手中收钱的。

　　另外，中國的企业每年都要向国外企业交好几百亿元的专利费，这也是真的，但只限于出口产品。因为，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已经成为了技术强国，他们的经济收入早已不再是传统的有形产品，而是技术。例如，美国的微软公司主要收入，９０% 以上就是靠技术开发，靠卖软件来赚钱；美国的高通公司，８０% 以上的收入也是来自专利转让；还有很多从事集成电路技术开发的公司，大部分收入也是靠专利转让；世界上最著名的ＩＢＭ公司每年的专利转让收入也超过２５%.

　　还有，现在的数字电视技术大部分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发明的，而他们基本上都不生产电视机了，那么中國人利用他们的技术，生产出来的电视机，再卖给他们，他们向我们收专利费，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最后还不是转嫁到他们用户的身上。实际上中國的大部分电视机生产企业出口电视机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只是向代理商收取了那么一点点加工费，对于出口利润是多少？交了多少专利费？等等，一无所知。因为，这些都是代理商包办的，中國的企业根本就不敢自己拿产品在国外摆摊卖，因为老板生怕收不回钱。

　　美国可以利用他们的数字电视标准向中國的电视机生产企业收钱，是因为中國的电视机生产企业向美国出口电视机；而美国从来不出口电视机到中國，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向美国人收钱？是通过中國的数字电视标准吗？我看不行吧？除非倒过来，我们只做技术，让美国人用我们的技术生产电视机，然后再卖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向美国人收专利费了。但是，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那么，如果采用了他们的标准，将来每年就可以少给外国人交几百亿的专利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吧，这是他们利用错误的命题，来证明他们将来收钱的合理性。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

　　由此可以推断，估计到不了２０１５年，当中國开始大打专利战的时候，可能首先开战的就是中國人自己打自己人，而不是中國人打外国人。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了专利技术中國的数字电视就一定能发展起来，这种想法未免有点太天真。在中國现有的体制之下，专利只是给领导面子贴贴金而已，大部分专利基本上都没有使用价值的；而私人申请的专利，国家基本不支持，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实施，也难以转化成商品。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由一两个大学制定了一个标准方案，中國的数字电视就能发展起来。我们可以回过头看看我们的ＩＣ技术吧，没有自己价廉物美的ＩＣ产品，中國的数字电视真的能发展起来吗？

　　我们知道，电子技术的发展主要是靠ＩＣ技术的发展带动起来的，而在中國，尽管ＩＣ技术一直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但就是一直发展不起来。直到２００３年国家开始全面对外开放ＩＣ市场的时候，中國才以２０倍的速度向前发展，而这些在中國新投资的ＩＣ企业，几乎都是台商和外资企业，中國原来的ＩＣ企业几乎已经没有一席之地。

　　中國的ＩＣ明星，龙芯和汉芯，每年国家在它们身上花去的钱少说也有好几亿元，但他们的技术除了用来填充报纸版面之外，至今还没有一个能转化成商品。

　　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國电子工业贡献最大的根本就不是那些得到国家保护和支持的国有ＩＣ企业，对中國电子工业贡献最大的应该是深圳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目前，在深圳赛格电子配套市场那里，什么ＩＣ产品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并且价格比国外还要低廉。就是二十多年前，一些国有ＩＣ生产企业还需从深圳赛格电子配套市场那里购买ＩＣ产品，给内地电子产品生产企业配套。现在，深圳赛格电子配套市场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超过１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光从税务开出的发票就超过３２０多亿元，估计有８０% 以上的顾客都是只选择只开收款单据，而不开税务发票的。由此可以推算出，每年深圳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可带动中國电子工业的产值高达８０００多亿元，相对于２００６年全国电子工业总产值４. ７万亿元的１７ % .

　　目前，全世界上数字电视的技术还在不断发展，相比之下，中國的数字电视标准与国外的数字电视标准相比，在技术上基本没有优势，当我们自己的数字电视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可能别人更新的产品标准又要出来了，我们的ＥＶＤ标准不就是这样吗？

　　因此，别人不可能会采用中國的数字电视标准，中國的数字电视标准将来也不可能升为国际标准；而中國的电视制式与国际不兼容，不但不利于中國电视机生产企业的技术配套（即ＩＣ器件和软件的配套），也不利于中國电视机生产企业的产品出口，同时，也失去了一次中國家电企业与国外家电企业互相交流技术的机会。

　　七、数字电视离我们还有多远

　　数字电视要取代模拟电视，这是必然趋势。因为，传统的模拟电视清晰度很低，基本上只能满足２１寸图像显示器清晰度的要求，如果把图像显示放大到２９寸以上，则图像清晰度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不过现在也有人，在模拟电视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处理技术，采用加行插点的方法来提高大屏幕图像显示的清晰度，例如逐行扫描电视机就是这样得来的。这种方法可以延续模拟电视继续使用一段时间，但从长远来说还是无法满足人们对大屏幕和高清晰度电视的追求。

　　标准的数字电视机应该是在图像清晰度方面以及其它技术性能指标方面，都应该要比目前的模拟电视高出一筹。例如，在我国新的高清数字电视标准中，要求ＣＲＴ高清数字电视机的水平清晰高于６２０线，要求平板高清数字电视机的水平清晰高于７２０线。

　　这个高清标准对现有的ＣＲＴ电视机来说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国内生产的ＣＲＴ显像管的规格基本上都是４：３的标准清晰度显像管；若要其达到高清标准的要求，必须要把尺寸加大到３２寸以上，以及显示比例为１６：９的高清晰度ＣＲＴ显像管；实行这个目标，最关键还是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特别是目前在ＣＲＴ电视机价格已经非常低廉的情况下，很难有人愿意再投资。因此，很难再指望ＣＲＴ显像管能够满足我国高清数字电视１９２０Ｘ１０８０ｉ图像显示格式的要求。

　　对于ＰＤＰ平板高清数字电视则需要５０多寸以上的大屏幕电视机才能达到１９２０Ｘ１０８０ｉ显示格式的要求；对于ＬＣＤ平板高清数字电视也需要４０寸以上的大屏幕电视机才能达到１９２０Ｘ１２８０ｉ显示格式的要求。然而这些高清平板显示屏的关键技术，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要想在几年内全部用高清平板显示屏来替代国内产生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的ＣＲＴ显像管，难度会非常大。如果放弃ＣＲＴ显像管，不但对中國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因为，以前几千亿元的投资可能在几年内就化为乌有，而且也不符合中國的国情。

　　自从１９９６年，美国正式播放高清数字电视节目以来，“高清数字电视”这个词就一直牵动着中國人民的心。很多人都认为，今天中國的高清数字电视节目之所以没有广播，主是因为中國的数字电视标准迟迟没有出台。实际上这种认为是片面的。高清数字电视节目什么时候广播，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高清数字电视节目源和与之对应的高清数字电视接收机；当高清数字电视节目源还很少，并且老百姓还买不起高清数字电视接收机的时候，高清数字电视节目开始过早广播，反而会浪费社会资源。

　　根据国外数字电视发展的经验，他们都是在高清数字电视节目广播之后，再引导普通电视用户慢慢地过渡到高清数字电视用户方面来，那些还没安装高清数字电视机的用户则可以通过安装数字电视机顶盒来收看高清数字电视节目。

　　但我们国家在高清电视节目还没有广播的情况下，广电部就开始引导中國的电视用户用数字电视机顶盒来收看模拟- 数字电视节目。这是中國的特色，是中國赶超美国的唯一捷径，也是广电部每年要实现６３９０亿元收入目标，采取的最新举措。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每年的《广电蓝皮书》报告，２００３年广播电视总收入为４７０亿元，２００６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１０９９. １２亿元。早在２００３年，广电部就提出了要赶超中國电信的目标。２００６年中國电信的营业收入为６３９０亿元，所以，还差５０００多亿元。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广电部从２００３年就开始，由点到面进行我国有线电视模拟转数字的推广，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青岛、杭州、深圳、佛山、绵阳、南阳等１０多个城市完成了全市整体平移，包括广西、海南、陕西、重庆等省市的有线电视模拟转数字工作都正在进入蓬勃平移的阶段。根据《２００７年广电蓝皮书》透露，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已经突破１２００万户大关，达１２６６. ２５万户，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１８. ８８%.全国已有２５个大中城市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

　　然而，也有人怀疑，用数字电视机顶盒来收看数字- 模拟电视节目，不可能代表数字电视技术发展的方向，有线电视台给电视用户免费安装数字电视机顶盒，不但不能接收高清数字电视信号，连接收标清数字电视信号的效果都比原来普通电视接收模拟电视节目的效果还要差，这完全是给国家数字电视的发展引偏了方向，使中國的数字电视更难发展。

　　所谓的免费安装数字电视机顶盒，只不过是骗小孩上床，最后的成本费用还是要摊到电视用户身上。既然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还要整体平移。下面我们不妨以广西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为例，分析一下整体平移的好处。

　　根据报道，２００６年广电部在中國西部最贫穷的省份广西投资２２. ９亿元，率先完成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其中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１０亿元中长期贷款，中國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则提供５亿元的短期流动贷贷款，负债２００%.

　　由于是免费给电视用户安装数字电视机顶盒，广电部不可能免费提供高清数字电视机顶盒，最多只提供一个标清数字电视机顶盒。一个标清数字电视机顶盒的价格大约为５００～６００元，如果把前端设备的投资以及安装费用也算到电视机顶盒的身上，每个机顶盒的成本大约为８００多元。这样，２２. ９亿元的投资可以安装２８６万个标清数字电视机顶盒。一般电子产品的折旧寿命为３～５年，这里对电视机顶盒的折旧率就按４年来计算，则每台每年的折旧费为２００元。另外还需把银行的利息加上，假设银行的年利率为６% ，每年的平均利息为５２. ５元。由此，可求得每台数字电视机顶盒每年的使用成本约为２５２.５元。

　　目前，广西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每月收费为２２元，原来每月收费为１２元，相对于平移后每月增加收费１０元，全年增加收费１２０元；相对于每台数字电视机顶盒每年亏损１３２. ５元，这还没有包括税收部分，如果把税收也考虑进去，则每年亏损大约为１４０元。当然，在边收费的同时也可以边还利息，最后估计每台数字电视机顶盒每年要亏损１３０元。

　　这还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如果有些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经济比较困难，或者对数字电视收看效果不满意，他看了几个月或一年之后，就不愿意再往他自己的银行户头里面存钱了，有线数字电视台对他也没办法，最多只能对他停机。这种情况估计有１０～２０%.由此可知，广电部在广西投资的２２. ９亿元，再过１００年也收不回本钱。

　　如果全国的１亿多有线电视用户都按这种方法进行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估计需要投资８００多亿元，并且每年最少要亏损１３０亿元。这笔费用一般广电部是不会从自己的口袋里掏的，他也亏不起，最后亏损的是银行，但银行亏损的钱，实际上就是全国股民的钱，因为，银行亏损后他们可以不断地印钞票往里填充，并且这也是得到政府默认的，没有政府的支持，广电部门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

　　另外，由于目前高清数字电视节目源还很少，有线电视台只能把模拟电视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来传送，相当于最初的电视图像信号是用大卡车整体包装运送的，而现在是先把货物打碎，然后改用客车或出租车来运送，最后再打包变回原样，这样的图像质量不可能比原来更好。并且，有些有线电视台以及节目运营商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很多免费送的数字电视信号接收机顶盒，都是伪劣产品。根据国际标准，数字电视信号对模拟电视信号的采样比为４：２：２，即亮度信号每取样４个点，两个色差信号应该各取２个点。但很多机顶盒生产商为了节省成本，省内存，只按４：１：１的比率对模拟电视信号进行采样。因此，用这样的数字电视机顶盒来收看数字电视信号，图像质量会变得更差。

　　虽然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后可以多收几个台，但这并不是因为把模拟电视信号转换成数字电视信号后的功劳，因为原来模拟电视信号传输系统本身就可以最少传送７０多个模拟电视节目信号，频率资源从来就没有用到极限。老百姓对整体平移意见也很大，他们认为这种整体平移的做法，与把你家的玻璃窗先打碎，然后再给你换个新的，最后还要向你多收钱没有什么两样。

　　由此看来，广电部门对有线数字电视进行整体平移，不管他的投资有没有回报，实际上对中國的高清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一点都没有好处，因为数字电视机顶盒不可能代表高清数字电视发展的方向，这只能是一种技术倒退，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多年来，由于数字电视概念的过度炒作，很多电视机生产商满以为中國的高清数字电视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因此，早早地就把ＣＲＴ电视机的生产平台切换到ＬＣＤ或ＰＤＰ数字平板电视机的平台，由此引发了数字平板电视机与ＣＲＴ电视机的激烈竞争，由于数字平板电视机增长速度过快，供过于求，使数字平板电视机的价格急速下滑，最后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平板电视机生产企业均出现亏损。

　　根据国内主要彩电生产企业２００６年年报显示，厦华２００６年亏损６.５亿元，四川长虹净利润只有４０００多万元，海信电器的净利润也只有１. ５２亿元，康佳净利润只有１. ２亿元，而这３家企业的ＣＲＴ业务的净利润都超过３亿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原因就是：被宣称即将死亡的ＣＲＴ电视，却养活了所谓的自己掘墓者平板电视。

　　当某类产品的市场基本饱和以后，产品的平均价格基本上就体现出顾客对商品的购买能力和购买商品的欲望。２００５年彩色电视机的平均价格为１５８０元，２００６年由于部分消费者对平板电视购买欲望的冲动，使彩电的平均价格有所上升，估计彩电的平均价格上升到了１８００元左右，但并不是证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上升了；因此，后面几年，平板电视机价格下滑的现象还会继续。

　　我在２００６年写的“中國平板电视的市场到底有多大”文章中指出：如果５年后，平板电视机真的能取代ＣＲＴ电视机，则其平均价格应该下降到３３００元以下，相当于每年要跌价１５%.除非所有生产ＬＣＤ平板电视机的厂商都是为了满足做数字游戏的乐趣，要么没有一个电视机厂商能在ＬＣＤ平板电视机中赚到钱。

　　最近报道，深圳赛格- 日立显像管厂因出现严重亏损，已经停产关闭。这好像是宣布，平板电视机又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ＣＲＴ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深圳赛格- 日立显像管厂的关闭，只是这个ＣＲＴ显像管厂的战略转移，它的设备由深圳搬迁到内地，使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因此，后面它对平板电视机的威胁力更大。

　　实际上中國电视机市场的划分已经越来越明显。１４寸以下全部是黑白ＣＲＴ电视机的市场；１４寸至２９寸全部是ＣＲＴ电视机的市场；２９寸以上全部是平板电视机的市场。三个市场井水不犯河水。２００６年，中國电视机的产量分别为：黑白ＣＲＴ电视机１０００多万台，彩色ＣＲＴ电视机接近７９００万台，平板电视机５１０万台。２００７年，估计平板电视机可能会超１０００万台，但大部分都是出口；而７９００万台的彩色ＣＲＴ电视机产量基本保持不变。

　　目前中國大约有３亿多电视用户，电视机拥有量大约有３. ５亿多台，其中有线电视用户为１亿多户。如果在５年内，有三分之一的普通电视用户要转为高清数字电视用户，那么需要更新１亿台电视机；假设每台４０寸以上的大屏幕高清数字电视机单价为１万元，则总投资为１万亿元；电视台平均每个星期播放一次以上高清电视剧节目，平均每个高清电视剧投资１亿元，５年一共投资２６０亿元。把两项投资合在一起总投资为１０２６０亿元，平均每年为２０５２亿元。这些费用将要全部摊到１亿个数字电视用户的身上，平均每户每年２０５２元；这个还没有包括电视运营商的管理费和利润。

　　如果把广电部每年５０００多亿元收入的三分之一也摊到１亿个数字电视用户身上，那么，每个数字电视用户需要摊１７００元。这样实现数字电视广播后，每个数字电视用户每年的支出大约为３７５０元。这笔费用，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承受之轻，而对中國老百姓来说就是难以承受之重。

　　中國的高清数字电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电视台有没有高清数字电视节目源；另一个是中國的老百姓能不能买得起高清数字电视机，以及能不能交得起广电部每年５０００多亿元的费用。

　　现在中國还是一个发展中國家。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國还在接受联合国最后一批物资援助；这说明，中國才刚刚摘掉贫困国家的帽子，中國的人均产值在全世界排名还在很后头，还没达到２０００美元，离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还很远。很多人不了解这种情况，以为我们国家的神舟５号都能上天了，难道我们连数字电视都搞不出来吗？

　　如果拿神舟５号作为历史标签跟发达国家相比，那么，我们在技术上比其它先进国家落后还要更远。我们曾记得，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２日莫斯科时间上午９时零７分，加加林乘坐“东方”１号宇宙飞船从拜克努尔发射场起航，在最大高度为３０１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周，历时１小时４８分钟，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我们国家的神舟５号不是相隔了整整４２年才实现这个愿望的吗？

　　陶显芳２００７- ８- １８

　　作者:陶显芳

　　中國有民主制度么？答曰：没有。没有怎么就解构民主制度了？坦率的说，中國虽然没有民主制度，但中國有集權制度，并且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又在集權制度上结出了一个灿烂而有毒的恶果，这个恶果就是铁三角。也是这个铁三角，形成了中國当代的反民主势力。这种势力被刘永佶先生怒斥为“官僚资本是反民主势力的经济基础和集中体现，反民主势力的壮大，必然要求响应的政治專制，在其尚未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反民主的專制还是在局部和一定层面表现，而阻止对行政集權体制的改革则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如果不能及时以民主原则改革行政集權体制，任由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不断扩展，那么反民主的官僚资本势力还会进一步扩大，以至从量变到质变，成为中國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到那时，它会在外国垄断资本的扶助下，实行更为严厉、全面的政治專制。”

　　中國怎么办？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國人面前的沉重话题，也或许，人们能从毛澤東先生哪里融合现代自由民主观念之处寻找到一条中國创新未来的发展之路，但绝对不是现在的以破坏环境、破坏资源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不是以自私自利为核心，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改革开放，我想，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会无视中國的现实。

　　当然，毛澤東先生给出的路径，也是现在很多人仇恨的路径，他们为什么仇恨？因为，如果坚持毛澤東先生的民众路线，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现在拥有的天堂。也当然，坚持毛澤東先生的民众路线，并不意味着将来就用武斗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是用毛澤東先生解放前曾经用过后来又放弃了的民主制度、民主选举的方法，动态有序的增量发展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建设，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因此，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世界上发生的人和事，并透过各种社会现象，透视出各种人的精神本质和社会本质，这对于每一个中國人来说太重要了。

　　一、站在解构集權的高度搞民主制度建设

　　世界历史证明，所有国家都经历过集權制度的历史时期，中國也一样。中國和其它国家唯一不同的地方或许仅仅是集權历史比较漫长，对于中國集權为什么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有人认为与中國传统文化有关，也有人认为与中國人的隋性有关，而刘永佶先生则认为，“官僚政治对社会的统治，保证了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階級社会要缓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旧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观点还是最令人信服的。几千年深厚的官僚政治基础，有什么力量可以捍动它呢？或许只有以制度解构制度的方式才能最终破解缠绕在中國脖子上的这条死结，死结不除，腐败不断，但从何处下手呢？制度还得制度治，所以，必须用解构集權的方法破解这个死结。

　　但是，什么才能有效的解构集權式的权力制度呢？那就是民主制度。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建构什么呢？建构民主制度。为什么必须建构民主制度？（一）、集權形成制度之前，也就是酝酿期，就注定了催生权贵阶层，权贵阶层的产生，就意味着权力宗旨的变质。这是个权力制度形成的权力机制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催生了权贵阶层。不建构民主制度，就无法破除权贵阶层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的破坏力量。（二）、集權制是制约思想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思想文化发展得如何，是一个国家能否占居无形空间最高峰的关键（什么是无形空间呢？国与国之间非国土意义上的利益空间，叫无形空间）。如果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大发展，所谓的发展我们就摸不到北。（三）、建构制度必须解决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问题，因为，这是制度是否能成功的关键。我为什么要建立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自称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国家，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早就演变为集權官僚资本主义了。

　　集權官僚资本义的主要特征：一是权力与资本有互换功能，也就是说，权力可以通过自身的有效途径，变现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二是资本可以通过权力的作用，达到资本扩张的目的。三是权力不在拥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而是具有维护剥削和黑恶势力的功能。四是权力运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五是权力的私有化与资本的私有化的合二而一。

　　（一）、从民主监督权上解构集權

　　按照我国的宪法精神，制定民主监督法，并建设长效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平台，獨立行使监督权。这个监督机构就叫民众监督院，工作人员由竞选全民选举产生。

　　（二）、从权力结构上解构集權

　　立法、执法与行政权分立，解构现在的集權式权力结构。在解构集權的同时，我们似乎还必须做好这几个方面的解构，才能真正完成对权力结构的结构性制约。

　　１、权力结构对权力结构的解构

　　民主权力结构完成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因为，权力欲望在任何权力结构中都乐于寻找一种联盟关系，从而达到在联盟中获得欲望满足的目的，因此，最佳的权力结构是其自身拥有对联盟的解构能力。但是，这种对联盟欲望的解构能力，并不是因为权力结构本身就拥有这种解构的力量，而是通过权力运行流程和民众监督力量共同完成的。

　　２、权力结构的平衡点与动力源

　　对权力结构的解构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解构或者叫制约，达到权力的平衡，形成权力的动力源，使之趋向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才是目的。怎么才能使权力结构具有不竭的动力之源呢？从权力作为的意义上来说：

　　（１）、同步性

　　（２）、互动性

　　（３）、规范性

　　或许是三权獨立，各自坚守各自的目标，才能达成“公平公正、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价值目标。

　　３、权力结构的三元目标

　　立法目标、行政目标和执法目标。

　　（三）、从还权于民上彻底解构集權

　　１、人大代表选举

　　在民主制度形成之初，暂时由人大会议产生国家领导人。

　　２、全民选举

　　条件成熟后，全民选举，其秩序为，竞选产生民众院议员，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

　　３、常轨监督

　　超越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均属于违法，应受到法律或行政道德的审判。

　　二、站在解构假民主理论的高度搞民主理论建设

　　现在各种民主理论观念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过去用一个简单的左、右或新左、新右概念就可以分得清问题的现象再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共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思索，执中而欲为天地立心，为道德立准绳，为权力立制度，为社会立标准成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从他们，比如说仲大军、刘永佶、吴敬琏等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上，还是可以分得出他们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的分野的。这种分野在走向价值的两极的同时，显示出仲大军先生执中于公平公正、平等博爱，立足于民众的情感立场展开了对理论道德和集權制度的考问，而刘永佶先生则在集權制度上展开了对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思索，以吴敬琏等人为代表的精英利益集团，则再次为集權官僚资本主义开辟理论道路。

　　针对这种复杂而又迷雾重重的、吴敬琏等人的假民主理论（精英代表民众行使民主权利论），我们有必要站在解构假民主论的高度，在仲、刘等先生建构的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基础上，建构中國的民主理论。

　　但中國的民主应该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呢？

　　（一）、人的獨立价值

　　１、人生而平等。

　　２、每个人自下生那一刻起就拥有和一切人同等的权利，不因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宗教信仰、思想信仰而改变权利。个人權利包括：

　　（１）、人身权

　　（２）、思想信仰言论自由权

　　（３）、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发展权

　　（４）、平等获得财富并拥有财富权

　　（５）、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原则：权责统一。

　　和个人權利相对应的是国家权力，其内容包括：

　　（１）、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权

　　（２）、创造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权

　　（３）、保护公民权不受组织、政府、他人侵犯权

　　（４）、国家发展战略（和諧环境、和諧资源、和諧社会，突出思想文化科学创新的科学发展观）目标制定权

　　（５）、维护公平正义权

　　３、当个人權利和国家权力相矛盾时，个人權利大于国家权力。

　　４、个人价值的体现：

　　（１）、生命的价值

　　（２）、思想自由的价值

　　（３）、管理政府的价值

　　（４）、创造的价值

　　（５）、獨立的价值

　　刘永佶先生指出：“只有以人權为根据规定公民权，而全体公民也即全体达到成熟年龄的人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才有真正的民主制。”

　　三、站在解构权力欲望的高度搞民主程序建设

　　集權式的权力制度，其最大的机制功能就是催生权力欲望，因为，权力制度的本身，阻断了社会渴望公平正义的眼睛，变成了权力欲望自由放逐的天堂。或许，创建这套制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毛澤東先生，在权力制度运行不久，就明确意识到了权力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为了扼阻权力制度催生权贵的趋势，他一次次同制度机制形成的巨大惯性展开了殊死搏斗。纹革的结束，或许意味着民众在制度机制惯性面前的失败，不久后的事实证明了历史内在逻辑：任何人在集權式的权力制度形成的机制下，都会无一幸免的遭到失败的命运。或者说，是集權式权力制度战胜了毛澤東先生，否定了他的思想价值的合理性。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权力宗旨价值如何长久的保持不变的问题。

　　当集權式权力制度恢复其正常的秩序后，隐匿在权力深处的欲望之火便熊熊燃烧起来。而这种权力秩序催生腐败的制度机制，终于以其强劲的势头倾泄了出来。如果说在纹革期间权力欲望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的话，制度秩序的恢复则意味猛虎出笼。就目前的状态看，能制住这只猛虎的，或许唯有民主的权力运行程序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世界上发生的人和事，并透过各种社会现象，透视出各种人的精神本质和社会本质，这对于每一个中國人来说太重要了。

　　四、站在解构旧的思想观念上搞思想理论和制度创新

　　我国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拥有丰富的集權思想资源，在这种资源下生活的人们，最大的可能是集權思想承载着习惯思维，在我们看似前进的制度运行机制下，被世界远远的扔到后边，因此，破除一切不利于民主权力制度产生的思想观念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现在，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集權的权力制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事实上却是，这种工作效率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因为，集權制制下的权力机制往往完全丧失纠偏功能，使错误决策持续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家庭或者企业来说，决策的失误影响只是一个家庭或企业的未来，影响不是太大，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决策上的失误最终导致的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性结果（比如运１０的下马，导致了中國科技创新能力的丧失，这种创新能力的丧失，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灾难性打击）。在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灾难事件的发生，是世界上最不可饶恕的权力犯罪行为，因此，站在建构民主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的高度看解构的重大功能，是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

　　２００７- ９- １０

　　作者:田忠国

　　人们反思改革开放的呼声不断，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叫精英派经济学家，依旧坚持反民众的观点和立场，有的声称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却又自愿做黑窑主非法压榨窑奴的捍卫者，有的则声称，不保护好富人则穷人不富，好像我国对富人保护的还不够好，不够全面，享受的特权还不够“皇帝”，还需要升级标准，有的则声称，国有企业像冰棍，不给私人就化了，如此等等，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良知，起码的道德感。溫家寶总理曾说，改革将伴随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改革决定中國的前途和命运。

　　但改革改什么？出路在哪里呢？

　　一、改革就改革集權制度

　　改革揪着总理的心，也揪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因为这个集權制度催生的铁三角，铁三角剥夺了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铁三角连人民群众起码的利益诉求权都剥夺了。所以他们渴盼改革，但他们盼望的改革不是权贵精英们剥夺他们权利的改革，而是和所有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拥有财富的权利、平等的拥有机会与发展的权利，平等的管理国家的权利。这种对改革的渴盼，就是我们改革的动力之源，也是我们改革的智慧之源。

　　但怎么改革集權制度呢？

　　（一）、以民主的权力制度改革集權式制度

　　民主制度是对集權式权力制度的全面巅覆，全面否定，如果建构民主制度，就意味着权力制度的全面革命，但如果一次性到位，由于我们的民主制度体系准备严重不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制度真空，导致社会行为的混乱，严重时可能导致社会大的动荡，因此，从制度体系上来说，我们必须站在建构民主制度的角度解构集權式权力制度。经过一两年的制度积累，最终完成民主制度的变革。

　　（二）、以民主的权力结构改革集權式权力结构

　　维持集權式权力制度运行的是集權式权力结构，如果民主制度在集權式权力结构下运作，但其结果也只能是新的集權在民主的名义下的运作，所以，权力结构的调正比民主制度建设更为重要。

　　权力结构的调整首先应该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各自獨立，但三权分立的基础是民主监督。没有民主监督的三权分立，等于是一国下的三国分立，因此，整合三权分立的关键是民主监督。要完成民主监督，必须完成：

　　１、民主监督制度

　　２、民主监督程序

　　３、在设计民主监督程序时必须坚持系统闭环原则和制度闭环原则

　　（三）、从核心价值观念上改革制度体系

　　胡錦濤先生曾经为我们黨和政府规划了一个蓝图，那个蓝图——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蓝图，既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所有的制度改革，都必须确保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才是为人民群众的改革，反之，为少数人的改革，则是对胡錦濤先生提出的核心价值观的全面否定。

　　（四）、如何确保黨的领导？

　　如果我们不是从拥有权力的角度，而是从有利于实现黨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是确保黨的领导的最佳方式，因为，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核心，是以民众民主为基础、以制度化管理为手段的动态纠正偏离核心价值观念的制度管理行为，而不是个人權力意志的行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证明，个人的权力行为无法长效确保价值体系不变，而制度化的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才是确保价值观念不变的有效途径。

　　（五）、黨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领导中國人民发展美好的未来？

　　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蓝图、新的价值体系，为社会发展提供不息的思想动力资源，这种领导方式，我称之间接领导。而直接领导的方式则是选举出最具有竞争力的杰出黨员，竞选国家领导人。

　　并且，在宪法中载明，宪法中的其它部分可以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修改，但核心价值体系未经全体黨员大会审议批准不准修改。

　　（六）、民主制度与民主程序的设计

　　我们谈了那么多关于民主的问题，但实现民主制度的转换必须搞好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设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搞过民主，但却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我没有做过考证，估计与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有关，或者说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中缺乏制度和程序的纠编功能，因此，在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设计中，我们一定要加强制度和程序的功能性设计。

　　１、在民主制度设计中，一定要注入自强不息、利他主义的精神，如果离开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民主制度的设计基本上是失败了。

　　２、充分考虑人的自私本性，本着把人自私的本性关在笼子里精神设计制度体系，预防自私的本性被放出笼子，破坏民主制，为祸人间。

　　３、充分考虑人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对民主制度的反抗与破坏，在民主制度设计时，尽量把人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消灭在制度之中。

　　４、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让高智慧的人充分攻击制度漏洞，并在发现漏洞的过程中补充，尽量减少制度性漏洞。

　　５、充分考虑程序对制度的校正性作用，完善程序设计。

　　６、充分考虑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各种出偏可能，并在制度和程序设计中强化纠偏功能。

　　７、制度和程序设计形成纠偏的闭环系统，即，开始——印证（纠偏）——确认。使之形成纠偏机制。

　　８、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纠偏制度程序，吸收“易经”中的系统程序的校正机制（卦画易而不是文字易）。

　　我们不能搞无制度无程序的民主，如果搞无制度无程序的民主，其结果只会增加振荡，增加民主成本，甚至走上失败的老路。因此，在展开民主化之前，一定要加强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设计，设计好多少，就放开多少，并在实践过程中提高深化。我们不能以过去没搞过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设计放弃设计，或冒险推进，或拒绝民主。在民主制度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绝对不能犯“摸着石头过河”的错误，如果重犯此类低级的错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国家的犯罪，所以，我们的方向一定要明确。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简而言之一句话，在启动民主化前，一定要搞好制度和程序。因为，没有良好的制度和程序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当然，我们可以设计一套完整的制度和程序体系，在一个乡镇试点，基本成功再推广。我相信，中國人只要去掉私欲，去掉以概念性为主体的思维方式，其制度和程序设计的智慧，一定能在我国的民主化过程放射出与日月同辉的光彩。

　　二、改革就改革自掘坟墓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走和諧发展、科学发展的发展道路

　　１、和諧环境

　　２、和諧资源

　　３、和諧社会

　　和諧环境、和諧资源、和諧社会，是经济和諧发展的前提条件，应该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为全国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什么是和諧环境呢？以经济与环境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称之为和諧环境。以资源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称之为和諧资源。以公平正义、机会平等、平等发展为核心，分配差异合理的社会分配模式，我称之为和諧社会。这三个和諧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缺一就不是真和諧，真发展。破坏和諧的发展就不是真发展，但要达到和諧就必须要发展、要改革。改革什么？改革就是改掉自掘坟墓式的发展模式。

　　（二）、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兼收世界各类成果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事实证明，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强大，因此，必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支持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从制度上杜绝破坏国家创新能力的卖国行为。

　　（三）、走占居自己的无形空间，开拓世界各地的无形空间的发展道路

　　国土资源我称之为有形空间，市场空间我称之为无形空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以占居本国和国际无形空间的大小作为主要标准。

　　１、用文化经济占领无形空间

　　什么叫文化经济？带有某种文化符号意义产品（它既可以是高端的，也可以是低端的，但低端产品一定要创造其文化价值，一是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二是提高产品价值的需要），叫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有哪些特点呢？产品符号化，符号抽象化，抽象唯美化，唯美精神化，精神感官化，感官愉悦化。

　　２、用科技经济扩展无形空间

　　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劣质发展的过程（我之所以称为劣质发展的原因，一，以牺牲环境，断绝子孙后代生存条件和福祉为代价，二，以降低民众收入，削弱本国消费市场为代价，为别国做贡献，三，以削弱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为代价，为国外科技产品围困本国企业创造条件），因此，我国必须改变这种劣质发展的道路，不然，更大的灾难或许紧跟在经济入侵的后面。大力提升科技创造力，是改变劣质发展，拓展国际无形空间的唯一途径。

　　三、关于馬克思的民主理论与中國实际

　　关于馬克思民主理论问题，我讲二点：

　　（一）、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理论

　　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理论，不仅是馬克思的民主理论，世界上任何理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都是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进步产生的思想成果。那种把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观念不是馬克思主义，而那种以为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观念也不是馬克思主义，而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是用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动态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并提出科学而有效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俞可平先生在“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一文中说：“其一，至少在法律形式或制度规定上，民主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普遍的人，即全体人民；其二，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人是制度的目的，制度不是人的目的；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人民而设立，而不是反过来，人民为国家的法律制度而存在。其三，在政治过程或程序中，人民是决定性的环节。”他同时还说：“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的人民意志，国家的规则由人民制定，并服务于人民。”俞先生的话对于我们理解馬克思的民主理论有着极大的帮助。

　　（二）、馬克思民主理论必须与中國实际相结合

　　在馬克思的初级民主论中，人民民主是其基本概念，馬克思之所以这样界定民主的概念，是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但我国经过近六十年的社會主義初级阶段的建设，特别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階級，在意识形态上的階級表现，则是理论上对民众权利的否定，和对本階級的階級利益极力维护。但我们不能因为官僚资产階級的存在就搞无产階級民主，而是应该针对存在的客观事实，通过制度性规定把各个階級或者叫阶层的人们，限定到同一个平等的民主制度的平台上，在平等、尊重、宽容的民主氛围中，通过理念、利益的搏弈，最终达到共识。

　　但是，除了制度的惯性和铁三角反对民主制度、阻碍民主制度的建设外，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存在的等级观念和不平等的心态、不平等的思维方式等，也是民主制度建设过程最大的破坏者。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在民主化过程中我们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三）、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

　　我以为，俞可平先生的一句话就把全部问题解决了，所以把这句话全文引述如下（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公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政府官员，这是公民民主监督权的真谛所在。”再进一步说，只有把集權式的权力制度改造成民主制度、把自掘坟墓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造为三个和諧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中國改革的出路，也是人民群众深切期盼的改革。

　　２００７- ９- １８

　　田忠国，系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田忠国

　　印度软件游说组织试图打破所谓的神话，即中國将取代印度在软件外包和服务领域的领先位置。该组织声称，与印度蓬勃发展的软件行业相比，中國这个亚洲竞争对手落后３至５年。

　　然而，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and Service Companies ，Nasscom ）警告印度不要自满。该组织强调，中國强大的基础设施、教育以及政府对软件服务行业的支持，未来可能会对印度构成挑战。

　　该协会主席基兰·卡尼克（Kiran Karnik）表示，中國拥有“巨大的潜力，但远非真正的竞争对手。但要记住，他们可能会迅速进步。”

　　在８月２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表示，去年，中國刚刚起步的信息科技（IT）软件和服务行业创造了约１２２亿美元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０. ５%.

　　相比之下，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７年，印度IT软件和服务行业创造了近４００亿美元的收入，占印度GDP 的５. ２%.２００５年该行业的总收入占印度GDP的比例为２. ６%.

　　尽管印度大力吹捧其软件服务行业的优势，但在印度１１亿总人口中，该行业１６０万从业人员仅占很小的比例。中國已成为一个制造业中心，雇用着数亿名员工。

　　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表示，尽管中國拥有“巨大潜力”，但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例如英语普及率低、企业文化与西方国家不同、缺乏透明度和知识产权保护。

　　该协会发表的这份报告称：“频繁将中國与印度进行对比，并将中國列为印度替代国的评论是不恰当的。”

　　去年，中國IT行业总收入超过１５００亿美元，但硬件收入占其中的９０%.到２０１０年，中國的IT软件和服务销售额预计将接近２８０亿美元，高于２０００年２４亿美元的估计数字。

　　中國国内客户和合资企业占中國去年软件出口的８６% 以上。而印度外包行业则依赖于对欧美企业的出口，且对欧洲企业的依赖正日益上升。

　　中國软件出口额为１８亿美元，日本和韩国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國正试图促进其软件和外包服务行业的发展。中國商务部已制定了在未来５年培养３０万至４０万大学生的计划，其它措施还包括：提供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获得国际认证；为中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发放贴息贷款。

　　卡尼克敦促称，中印两国未来展开合作有着“强有力的理由”。例如，随着消费电子产品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印度软件公司可能会在中國制造的家用电器和其它产品的生产方面提供帮助。

　　此外，他着意淡化印度IT员工薪资上涨所带来的影响。“薪资上涨并不意味着成本上升。公司的利润率仍很高。”

　　然而，卡尼克承认，卢比兑美元升值对印度外包企业造成了损害。

　　翻译：梁艳裳

　　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艾米·叶

　　你能想象吗？当代“世界工厂”的代表，来到昔日“世界工厂”，宣讲自己产品的可信度？而昔日“世界工厂”的一位前市长，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自己使用对方的产品？

　　但这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的事：中國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中國经济年度人物四海论道”活动，首站选择了英国首都伦敦，演说题目是“相信中國制造”。

　　众所周知，英国在其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是“世界工厂”，而中國则是当代的“世界工厂”。

　　低端、低质、低价？

　　１１月３日，位于伦敦金融城的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的小礼堂里坐满了听众。这场奇特的中國商使全球巡讲活动，把首场“论道”的地点选在了这所全球著名的商学院，两个主讲人物，一个是商人：２００６年ＣＣＴＶ中國经济年度人物和当年的中國首富、中國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总裁施正荣；一个是学者：中國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主任评委、北京大学中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我注意到，讲台上的大屏幕上，“相信中國制造”六个中文大字下面，英语译文版本与中文略有不同，是“ＴＥＬＬＹＯＵ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ＡＢＯＵＴ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如果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告诉你中國制造的真相”。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中國制造的产品往往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这也许要归咎于我的中國商界朋友：他们卖的产品太便宜了”。施正荣演说中的这句话引起台下英国听众一阵会心的、但略带尴尬的笑声。

　　其实，“中國制造”最近一段时间之所以在西方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担忧，并不主要因为价格太具有竞争力，而是某些中國制造的产品未能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

　　林毅夫后来说的一句话也引起了听众的笑声，但这一次大概是如释重负的笑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七十年代，香港、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國大陆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國制造，也能够像日本、港台、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演讲结束后是四人座谈：中方是林毅夫与中國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英方是英中贸易协会主席、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ＤａｖｉｄＢｒｅｗｅｒ）和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师萨瑟兰（Ｄｙｌａｎ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他们就“中國制造”的安全和质量展开辩论，然后回答听众的提问。

　　主持人、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國学学院院长姚树洁教授首先向白乐威问了一个问题：“你在使用中國制造的产品吗？”

　　白乐威的回答颇为坦率，又不乏幽默：“我在家里使用中國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國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國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國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國制造。”

　　台下一位听众提问说，西方媒体对各类公司的产品质量有着充分的报道、评论和监督，而中國媒体却缺乏这样的监督机制，中國担心海外媒体对“中國制造”的负面报道可能对中國出口造成的影响，但为什么不去充分发挥自己国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以提高中國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呢？

　　中國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回答这位听众的提问时，邀请他去中國时看看中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称中國媒体对企业的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确实也在发挥着监督作用。

　　不一样的中國制造？

　　但是，中國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國是否能够对外出口更多优质低价的低端产品，而更多地取决于中國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

　　林毅夫在演说中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國每年平均的ＧＤＰ增长率可能维持在９% 左右，这样，到２０３０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就有可能达到那时美国水平的２０% ，但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中國产业的技术升级。

　　施正荣则在演说中乐观地说，“中國制造”正在迈向新时代，“中國制造”已经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中國人有能力，而且事实也证明，中國人不会做的比外国人差。”

　　施正荣是个商人，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年仅４４岁，操一口流利的、略带澳洲口音的英语，他是地道的科技学者型商人，他有博士学位，他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了１４年，他本人的创业经历，就是他上述那番话的形象写照：他２００１年海归，回国创办了一家太阳能电力公司；６年后，他的公司销售收入超过１００亿美元，名列世界光伏行业第二；两年前公司在美国上市后，如今成为全球光伏业内市值最高的企业；他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合潮入流”：年轻、富裕、做慈善、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

　　施正荣希望，他们这一代中國新型企业家，能够向世界展现一种“不一样的中國制造”。

　　其实，中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的是像施正荣这样的儒商和像林毅夫这样的学者，更需要的是新型的人才。

　　这大概就是中國中央电视台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每年评选中國经济年度人物的初衷吧。

　　而“老世界工厂”英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新世界工厂”中國借鉴。在全球各国中，英国第一个开始工业革命，经济上奇迹般崛起，成为１９世纪的“世界工厂”。１８５１年，当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举行时，英国人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不可一世……但进入２０世纪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逐渐在全球经济赛跑中落后，眼巴巴看着美、德、日等国一个一个地超过自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曾经领先的领域一个一个地被竞争对手夺走，此时的英国人又是多么的伤感，多么的落魄……

　　而中國的这种先领跑、后落伍的进程开始得更早，两个位置之间的落差更大，中國精英们的心理失落感也更强。与英国不同的是，中國如今迎头赶上，成了新的“世界工厂”，据说还有可能在本世纪的某个时段超过美国……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次ＣＣＴＶ的“四海论道”活动把首站选在“老世界工厂”英国的原因？

　　读了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ｅｓ）的名著《国富国穷》，我对中國近代的衰落和现代的崛起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初领先、后来衰落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國一个国家，至少在兰德斯的笔下，就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

　　兰德斯引用的一个数据，说明了为什么英国的制造业后来被日本所超越。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８７年，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平均年增长率是２. ８% ，而日本是８. ０%.“长期来看，这种差距将意味着什么呢？”兰德斯自问自答：“２. ８% 的年增长率意味着，１００年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会增加１６倍，而８. ０% 的增长率则意味着，一个世纪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增长２２００倍。”

　　当然，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同于体育竞赛中的长跑短跑，它是一场没有终点、因而也没有最终冠军的无休无止的较量，而在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更是如此。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國在经济上没有希望、甚至将被开除“球籍”的时候，中國却在新世纪突然跻身于几位遥遥领先的经济大国之列，以至于某些不久前还在预言中國崩溃的西方学者如今又突然高谈起什么“中國世纪”来；当大多数人都被日本那似乎不可阻挡的效率而折服、认为日本超越美国指日可待之时，日本却突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经济“阳萎”，至今尚未缓过劲来……

　　也许因为《国富国穷》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末，那时中國的崛起之势尚不清晰（当然，中外学者对中國新世纪开始以来的经济表现是否属于真正的崛起，看法仍然莫衷一是），书中仅仅谈了中國近代的衰落和其它一些在贫富竞赛的长跑中一度领先的国家后来的落后，而没有谈及任何国家衰而复兴的例子，至少他笔下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大英帝国，似乎至今没有显出重新领跑的迹象。这就使中國经济先衰后兴的过程更像一出史无前例、但正在人们眼前上演的华丽大戏，令当代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政客乃至普通人着迷，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然而，中國只有认真借鉴其它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真正实现林毅夫所说的产业技术升级，才能把中國经济的崛起之势变为崛起之实。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ｗｅｉｃｈｅｎｇ_ ｆｔ（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ｕｋ，其新书《所谓中产》最近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作者:魏城

　　从牙膏、海产品、食用油、宠物饲料到玩具，“中國制造”制造出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國声誉在全球急剧下降。我这里不是幸灾乐祸；相反，我是恨铁不成钢，毕竟全国人民（包括贪官）指望着出口来改善生活。然而，中國对所揭问题的态度有时比中國制造更令人失望和不安，也不由得让我冒昧托出下面这些批评。

　　每当新闻报导中國制造的低劣和召回，中國就予以反击，即指责外国媒体夸大事实，责怪外国政府制造事端，谴责外国公司故意引发世人对中國产品的恐慌。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２００７年５月，一家俄国汽车杂志说中國奇瑞轿车的碰撞测试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该杂志把测试放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引来不少点击。中國反唇相讥，说俄国是出于嫉妒，旨在推销自己的汽车。２００７年６月，美国新泽西州外国轮胎销售公司（ＦＴＳ）说，一批自中國进口的“半钢轻卡子午线轮胎”存在安全问题，可能（其实已经）导致轮胎解体。杭州中策公司当即表示ＦＴＳ失实，声称该公司并未发现这些轮胎有任何结构上的问题，或缺乏任何安全装置。２００７年７月，秘鲁卫生部门称，自中國进口的玩具含有高浓度的汞、铅和镉，并且释出化学品的气味，中國要求秘鲁以科学的态度尽快澄清事实。２００７年８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國生产的牙膏，因为这些牙膏可能含有二甘醇。中國国家质检总局反驳说，美国的这个做法不科学、不负责任、自相矛盾。

　　诚然，以上这样的做法和严厉的词令在国际贸易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何谓公关，此乃是也。有一点区别：国际贸易中的公关战往往围绕着进出口的数量、额度和种类，至于质量低劣和有害产品，被指国家常常低调反应，其公关是承认错误，其态度是弥补过失、迎头赶上，像中國这样的一触即发、高调激昂很少见到。再说，如果仅仅是公关，也罢。问题是，中國公关态度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心态，一种消极自损的民族心态。这种民族心态阻挠着中國自我改善，走向世界。我把这种心态归结为自怜的受害者心态和自狂的阿Ｑ心态。

　　何谓受害者？受害者指战争和殖民掠夺的亲存者。作为殖民主义受害者，中國人的普遍心态是，祖国的落后是列强侵略和殖民掠夺的结果。殖民主义国家不仅过去欺压中國，现在依然如此。它们在政治上仇华反華，在外贸上限华裁华，皆因为它们不想让中國强大。受害人心态有如下两个心理特征：（１）对发生的问题不负有责任，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欠我。比如，中國与外国的产品安全标准不同，外国的买家们事先没有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２）可以随时迁怒、归咎、谴责他人，继而摆脱责任，获得同情。比如，外国是出于政治目的与中國过不去，它们对中國的恶意宣传和打压不是因为嫉妒，就是因为竞选。受害心态导致受害者地位的确立和运用。谁要是宣称自己是受害者，谁就能享受一种特殊地位。这种地位赋予受害人道义优越感，同时让其他人感到惭愧、内疚、负罪。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受害者代表着正义和真理。只要他们一声吼，旁人都得理亏地低下头，胆却地向后退。由于这诸多好处，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某种逆境下的受害者，进而向社会索要更多更好的东西。用于国际贸易关系，受害者衍生成为集体概念。按此，抵制中國货的国家就是不友好，它们所做的都是别有用心，它们所说的都是强词夺理。总之，正是外国政府对中國制造的种种谴责给中國制造了危机，正是外国媒体对中國制造的种种诬蔑给中國形象带来了麻烦。

　　中國古人讲闭门思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國人不仅不乐于扪心自问，而且不善于反躬自省。中國应该认识到，中國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物，而是人；不是市场，而是消费者；不是炒作，而是消费利益团体的游说。当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有害产品的损害时，消费者是真正的受害者；同理，厂家是施害者。当消费者的生命受到有害产品的威胁时，他们当然要站起来，他们的供货商、媒体和政府当然要站出来替消费者说话。的确，消费者在中國人的眼里只是花钱的人，应付花钱的人就是提供廉价产品。ＢＢＣ中國事务专家张家文说：“直到今天，中國制造打入世界的唯一法宝仍然是低价。低价的保证是对成本的压缩，然而在没有成熟有效的约束机制下，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就会演变成劣质的源头。”这里再加上一句，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践踏。

　　阿Ｑ心态不用说是来自鲁迅的《阿Ｑ正传》。当静修庵里的小尼姑怒斥阿Ｑ说：“你怎么动手动脚……”阿Ｑ反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阿Ｑ的这句话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别人既然能够做，我当然也可以做；别人既然可以做，我自然也应该做。更何况，和尚是最不应该乱说乱动的人。中國人喜欢把自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的是用它们的不法不轨来粉饰自己的无法无天。就假冒劣质产品来说，一百多年前刚刚工业化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國几乎一样。美国消费历史家Ｊａｎ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曾经著书，列举出一些美国假冒劣质产品。比如，银质餐具的含银量不够，桃木家具被发现是树胶家具。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在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兵的服装和鞋子由于质量问题很快烂成碎片。在检阅时，他们不得不赤脚，有的用面粉袋盖住脚面。它使我想到抗美援朝时的不法资本家，他们用从死人堆里拣来的烂棉花来制造志愿军战士负伤时用的急救包。其实，作者所揭露的假冒伪劣较之中國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年来中國国内的产品问题，如夺人性命的假药、毒酒、安全帽，较之美国是有过之无不及。另外，作者所揭露的问题限于美国国内市场，并没有出口危害别国。

　　根据情况取舍，不分好坏，用意中人的言行为自己辩护是一个思维误区（ｔｈｅ　ａｄ　ｈｏｍｉｎｅｍ　ｆａｌｌａｃｙ）。仅仅因为有人在先就证明是对的，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当然，这个“有人”特指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开创了假冒先河，又标榜法制民主，后来国家仿而效之，无可厚非。常常听到的口头语是：“质量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当初就这样。”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应该说为发展中國家提供了前车之鉴，以使它们免走弯路。可是，中國却以资本主义的弯路弊端，开脱自己的恶习弊病。殊不知，时代变了。过去的行为准则已经被今天新的标准淘汰、抛弃。一百五十多年前美国和英国均向中國卖过鸦片，这能等于说中國现在有权向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出口鸦片吗？　此外，真要是泱泱大国的话，就应该像一个泱泱大国。这包括多些理智，少些情绪。如果没有改造自己体制和素质的决心，与时俱进是一句空话。“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鲁迅）

　　日本松下公司的唐津一写过一本叫做《中國能否赶超日本》的书。他说，中國人尽管会做生意，却不适合制造业。理由？中國人善于经商，故而圆滑世故了些。制造业需要的是刻板执著，因而适合日本人。唐津一不是日本右翼，他的书不是想贬低中國抬高日本，而是想比较两国的民族性，以取长补短。的确，中國人太善于经商，以致在制造上偷工减料、蒙混过关。另外，中國人又太爱钱，以致在经商上弄虚作假、巧取豪夺。一位台湾网友说，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台湾制造都曾经是廉价品的代名词，但是都没有中國制造那样黑心。是利令智昏了吗，还是心态不平？中國对批评的过激反应其实有害于中國民众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使他们丧失应有的危机感。中國人从官方强硬的态度里获得一丝慰藉，似乎中國总是无辜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國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像，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岂止是文人，中國的商人、厂家向来也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國人喜欢把挑战危机看作是逃避风头。风头一过，一切照旧。“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时，中國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國，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鲁迅）

　　中國制造令人沮丧，中國态度更令人失望。中國国民性的弱点是使其然的一个重要原因。承认这个事实应是中國应有的态度，也是改造国民性的起点。请让我再一次引用鲁迅，以结束这篇短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作者:白焰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國人》一书中写道：“三个中國人加在一起一一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内斗。”回顾中國历史，看看当代中國现实，笔者以为柏杨先生此论对中华民族的软肋，可谓是一语破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國历史就是一部争权夺利的内斗史。那些消费在手段百变、花样百出的人间的无数阴谋、机巧、奸诈、险恶、心计、酷刑、杀戮、“一将成名万骨枯”等“内斗”形式的五花八门，真是蔚为大观。其中的君臣抵捂，夫妻反目、兄弟阋墙、骨肉剝离、主义之争、黨派之斗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惨烈情节和血腥场面，无不令人惊心动魄，唏嘘不已。

　　诚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顽强生育能力的民族，一代一代父母的含辛茹苦，积攒了丰厚的人力资源，本应该充当人类进步文明的“领头羊”，在世界民族之林书写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然而，却被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一场一场的“内斗”给尽情消费和挥霍了。一次次“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内斗”，不啻于一部“抽血机”，抽出来的中华民族的血水，累计起来恐怕是贝加尔湖也盛不下的！而由此所造成的多少鲜活生命的顷刻烟消云散，多少安邦定国的政治智慧的一扫而光，即使用天文数字恐怕也难以统计出来。

　　据史料记载，战国末期，仅秦昭王在位的５６年间，“内斗”就斩首１２４万炎黄子孙。其中，公元前２６０年（秦昭王４７年），“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４０余万尽杀之。”（《史记. 秦本纪》）可谓血流漂杵，尸骨蔽野。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仅仅四十一年時间，“内斗”就一下子狼吞虎咽了４０００万中华儿女的生命。太平天国爆发（１８５１年）前夕中國人口４.３亿，太平天国失败（１８６３年）后，中國只有２. ３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國损失了２亿人[ ４０００万人死于战争中] ，这是何等的残酷！到１９１１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３. ４亿人。（网文《中國历史上１４次人口大屠殺》）到了当代，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９年国共两黨“斗”了三年，就“消费”了４９１万条中华民族的鲜活生命。其中國民黨一方死了３４１万，共產黨一方死了１５０万。

　　“纹革”持续十年，可以說是中华民族“内斗史”上最血腥的一页，究竟吞噬了多少生命至今仍无法统计。仅据叶剑英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仲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纹化大革命”中，死了２０００万人，整了１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参看董宝训、丁龙嘉着《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１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第２版；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一一当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９页，今日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１版）另一则资料称，“纹革”中因各种政治迫害、武斗而丧命者相当于抗日战争牺牲的人数：三千九百万人之多。（《读书文摘》２００３年１２期第５７页）

　　纵观中國历史，凡是在“内斗”中的“成王”者，无不诉诸于铁血手腕来震慑人心，让所治下的臣民长久生活在觳觫惊惧之中，成为他们手中的人质和和刀俎间的“羔羊”。所以，从秦始皇、朱元璋到康熙、雍正、乾隆，再到当代的蒋介石无不以“枪杆子”或文字狱杀人立威，以儆效尤。公元前２１１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 秦始皇本纪》）公元１９４７年，在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又有三万中华儿女死于非命。或曰：中华民族向来是个温文尔雅而又十分柔弱的民族，一个安禄山就能把大唐江山颠覆。然而，柔弱的汉民族，在杀戮自己的同胞时却从来不显得柔弱。从古至今，从秦时代的“五马分尸”到太平天国的“点天灯”；从行刑时的“千刀万剐”到行刑前的“割喉穿舌”，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柏杨先生所言：“凡是整中國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國人。”从公元前２１１年至公元１９４９长达２１６０年的时域中，中华民族“内斗史”上所记载的诸如张献忠屠蜀，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滚刀南京城，直至当代的“雪白血红”，无不佐证柏杨先生所论并非言过其实。

　　仔细想想，“内斗”不只是夺走了数以千万计鲜活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鲜活生命中蕴藏着无法估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未来得及为中华民族书写完灿烂辉煌，便随着生命的消失而烟消云散了。不妨设想，倘若如民族英雄岳飞、中國第一思想犯李贽、鉴湖女侠秋瑾、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周文雍和陈铁军、撰写《可爱的中國》的方志敏、抗日猛将李灵甫、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解放思想先贤的张志新等诸君，不过早被“内斗”夺走生命，他们将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文明作出多大的贡献啊！他们之被过早害死，无异于打断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以岳飞为例，他被赵构和秦桧害死后，对外，中华民族就不再是一个獨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科技异常发达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度。华夏神州屡次整体被异族血腥征服，并长期浸泡在战火屠戳，血腥鎮壓，残酷压榨的血海之中。在此残酷统治压榨下，在无以复加的文字狱的株连屠殺中，强悍的民族气质已被异族的屠刀杀得荡然无存；继而自然进入了点头哈腰，奴性膨胀，道德沦丧、人格分裂的畸形历史阶段。丧失了率先进入世界民族之林，领跑世界的大国地位，为日后的汉奸的滋生打造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温床。对此谁能否认呢？

　　再看看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人类有关自然，有关社会，有关科学技术，有关文明进步等等诸多方面的重大成就、成果、发明、创造，本土中國人一向是缺席者。对于世界现代文明历程而言，中國的贡献几近空白。国内科学家和文学家至今尚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连国内设置的中國科技大奖也是一连三年空缺；科研、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用品，凡是先进的或“带电”的，几乎都是引进人家洋人的；咱们的大学教材更被人戏称为“文物”，比发达国家落后一大截子，以致不少高校不得不引进外国教材；咱们的国民素质、国际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在世界排名榜上几乎一个劲儿地往下落，堂堂一个人口大国，医疗在世界排名居然倒数第四，岂不丢死人了？而这些能与中华民族的“抽血机”脱了干系吗？

　　事实就是如此残酷。究其根源，不外乎在于传统“内斗”对人的个体生命的渺视、践踏和肆意挥霍。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在古人留下的四大名著中，鲜有关于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景仰，多的只是关于如何消灭人的个体生命的快感。宣扬的只是人的“狼性”，而非灵的人性，鲜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形象表达拓展人的价值的空间的思想观念形象描写。因此，中國人对“内斗”的痛感是迟钝的，对人的生命的消亡总是漠然而无动于衷。“内斗”的弥天谎言唆使承诺着人们走向极乐世界，但到头来却总是承受灭顶之灾的惨痛。“內斗”的血腥和残忍让一代代人重复着同样的坎途舛路。无论是为了当皇帝，还是为了万民谋褔祉，其实都是中了“抽血机”的美妙承诺的阳谋，这正是造成源远流长的“内斗”的长生不老的缘由之所在。中华民族如果不能认识到构成它的个体成员生命无与伦比的价值，继续让“抽血机”工作下去，即使它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生殖能力，也难免不走向衰亡。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灵药，但倘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４日一稿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二稿

　　作者:于成玉

　　话说在“史无前例”时期的北京，一名工人下班后身着工作服逛副食商店，忽然发现一个手拿照相机的外国人尾随其后在偷偷地观察他。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工人階級”的一员是相当令人自豪的，所以厂里发的工作服就成了流行时尚，大多数人下班后也穿在身上。这位工人老兄头脑可不简单，“警惕性”很高。他想，自己身穿工作服，一看就知身份。那老外跟着我，是想看我买什么，据此判断中國工人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状况。

　　当时一个普通中國工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元，一家人能把饭吃饱就算不错，鸡鱼肉蛋等副食无疑是奢侈品。逛副食商店大多时候是饱饱眼福，偶尔才能少买一点。可这位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老兄可不会让国家在自己身上丢脸。于是，他走到了卖鱼的柜台前，把刚领到手的当月工资全部拿出来，毅然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鱼，神气地扛在肩上。不用说，这一切都被那老外看在眼里，并拍了照片。

　　要是真把这鱼拿回家，估计这位老兄一家最少半个月揭不开锅。他扛着鱼出门转了一圈后，又从后门进了商店，直接找到商店的负责人说明了情况。对于这样的“爱国行动”，商店负责人当然“通情达理”，二话没说，马上就把鱼给退了。这个机智的爱国故事，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上面这段往事，是从一位老同事那里听来的。这使我想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爱国方式——“遮丑”。我发现，古往今来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国难当头，毅然奔赴疆场的；有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有为国家强大，放弃优厚待遇回国效命的。还有一种，就是上面故事这类，为国家“遮丑”的。

　　“遮丑”式爱国，就是不能因暴露自己的“缺陷”而让国家丢脸。“遮丑”，长期以来不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爱国行为”，而且还倍受推崇。我的一位朋友去天安門广场，遇到几位当地专门拍摄广场的摄影发烧友。他问其中一位老者，广场上也有很多乞丐，你们拍不拍？老者说：“不拍，因为没什么意义。暴露这个阴暗面，既无处发表，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外国的乞丐不比我们中國少，我们为什么要揭自己的丑？同时，我们来这里拍片，是广场管理部门发证允许的，知道我们的操守还可以，才让我们来。”朋友闻言，很是感动，盛赞他们是爱国者。

　　如果认为我们仅仅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进而习惯于“遮丑”，也不确切。“遮丑”式爱国并非中國独有的现象。前几年的一个早晨，我在俄罗斯一个小城看到当地一群中老年妇女在一辆冷冻车后边排队，好象是在购买一种冷冻的鱼。解体后的俄罗斯物资匮乏，看样子能买到一点这样的鱼已经是不易，这个情景应该算是当时俄罗斯人生活的一个写照吧。我举起相机。刚要按快门，发现一张卢布挡住了镜头。我从镜头前移开眼睛，看见一个老妇人手拿准备买鱼的卢布在我眼前摇晃，意思是不要拍。我明白，她这也是对她们国家窘境的一种遮掩。

　　“遮丑”式爱国，追根溯源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习惯于“遮丑”的国家，往往都有把某种意识形态看成是第一位的历史，都曾经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最合理、最优越的。“遮丑”与其说是在遮掩“缺陷”，还不如说是在维护这个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涉及到捍卫意识形态的时候，什么诚实正直，什么实事求是，全都可以抛在脑后。受过这个环境影响的许多人，头脑里“政治第一”的思维根深蒂固，并且经常演化成自觉的行动。

　　从心态上说，谁也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国家的“丑陋”之处。但不同国家民众判断美丑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你认为是丑的，别人认为是美；你认为美的，别人恰恰认为是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我看见经常有流浪汉在国会和白宫附近的草地上“安营扎寨”。这地方可是国家的“窗口”。闲谈中我问当地人，政府对此是否允许。他们说：“流浪者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啊，属于公共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他们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这里的流浪者不但不能赶，教会早晨还得把饭给送去。”其实美国比这更严重的“丑”多着呢，白宫门前一群人手拿扩音器在高声叫骂总统，够“丑”吧？也没看有人把这个“丑”遮起来。“丑事”不但不遮，而且还动不动不遗余力地翻给全世界人看。尼克松的“水门”，克林顿的“拉链门”，驻伊美军的“虐俘门”，不都是他们自己周腾出来的么。

　　但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都存在一个普世大致认同的审美观。和这个审美观背道而驰，其结果往往不是以丑为美，就是遮了小“丑”，露了大丑。我们虽然曾经标榜过“越穷越光荣”，可那是说给自己听的。真让外国人看见了自己的贫困，还是感觉很没面子，所以本能地要去遮掩。其实，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历史的磨难或自然贫瘠而造成的暂时贫困，没什么可丢人的。放着正事不干，自己折腾穷的，才是最丢人的。荒唐的“大跃进”，残酷的“运动”，迷信般的“忠于”，这些我们当时却不以为“丑”，不但不去遮，还恨不能让世人皆知。就拿现在来说，一遇重要会议或外宾来访，很多地方官员先把乞讨的*** 的告状的清理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他们认为这是“丑”，一定要遮掩起来。可各地官员颇为自得的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却毫不羞愧地一幢幢伫立在那里供人尽情“观赏”。这种让世人蔑视的大“丑”，怎么没人想到要遮一遮呢？十月革命前，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排第５位，到苏联解体前，已经下滑到后几位了。把苏联人民推向贫困深渊的集權政治及其体制下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恐怖的“大清洗”，竭泽而渔的经济模式，孤注一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贪污腐败，这些才是最大的“丑”，这样的“丑”又有谁能遮得住呢？

　　自己有“丑”并不可怕，美丑不分，甚至美丑颠倒才是最可怕的。某些出于本能的“遮丑”行为也能理解，但如果把“遮丑”，当成爱国去赞扬、去倡导，致使“遮丑”成为一种国民习惯，进而用遮掩代替进取，那可就贻害无穷了！

　　作者:林奇

　　对于学术问题，不论观点如何，那也属于探讨与争论的范围，尽管争论好了，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看法。当然，理论研究工作者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论往前走了多远，有一点不能丢弃，那就是理论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坚守理论工作者的良知是所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认知，如果一个理论工作者连起码的良知都没有，其理论意义又有什么社会价值呢？据我所知，世界上的所有理论，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等等，其核是都是作者的良知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向往，虽然人们价值观念不同，对美好的理解不同，但是，所有文字的深处总涌动着一种忘我，一种责任。一个理论工作者，忘我了才会无私、无私了才会睁开洁净的求真的双眼，只有洁净的双眼才会发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等等问题。当然，一个学者可以拒绝媚俗，但不可以拒绝良知，不可以拒绝责任，不可以拒绝民众利益，更不可以拒绝民众的存在价值，因为良知与责任构成了一个理论工作者作品内在的灵魂，而民众利益和民众的存在价值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一个失去灵魂的东西，不论它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多么美好动听，但总令人想起炸尸的故事。

　　网上这几年对某些理论工作者的批评，其实有对观点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对缺少良知的批评。在这场批评中，有的理论工作者感到很亏，辛苦了好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那么多网民不领情呢？但关键问题是，委屈的理论家没有看到，你的辛苦是为谁的辛苦，如果是为自己，想方设法为自己大捞特捞而辛苦个没完，捞足了捞够了才想起民众，或者有的至今无视民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