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一、引言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建议，心里是隐隐作痛。职称，想说爱你不容易：

　　“ｘｘ县长，希望能关注一下ｘｘ学校教师们的职称评审的难题！这有几个数据：１、目前的中高级名额是９０年代定的，现在学校办学规模和教师人数几乎是以前的两倍。２、学校已经为此向编办、文教局打了多次报告，要求增加中高级名额数目，但目前却依然没有下文。３、让人吃惊的是，９０年后参加工作的本科毕业生没有一个进过职称的！１８年啊，在职务上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正常提升年限是３年或者５年）。希望作为人事领导小组组长的ｘｘ县长，本着务实的态度和事实求是的一贯工作作风，为ｘｘ中学解决这一久拖未决的事情，为构建和諧和諧校园而有所作为。谢谢！”

　　以上是我在某一个政府网站里面看到的留言，很显然这是某位正义的教师面对这一现状，无奈之下的无奈选择，不得不求助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以求解决的路径。

　　该留言发表在政府网“建言献策”板块，过了没几天，该条留言神秘失踪，反正是网上看不见了，估计是网管给删除了。我很是纳闷，明明说的凡是留言绝有答复，这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干嘛要删除呢？这充分说明该留言有可能触及某些当权者的利益，触犯了他们的权力和公信力，所以就要撩翻。

　　又过了几天，我重新进去浏览，很显然那位教师十分执著，干脆在留言板上写着：“网管，为什么我发的职称评定胡来”的留言被你删除了？给我个回答啊。过了好久，留言栏下面终于有了一个姗姗来迟的答＂：我中心近日专门就此事咨询教师晋升职称是根据单位编制数的一定比例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来确定的。教育系统的ｘｘ学校是人才密集单位，部分教师由于没有空缺岗位暂时无法晋升职称。近期教育系统正在根据新增编制重新调整岗位设置，但不会有大幅度增加，请谅解。如有任何问题，请致人事局：ｘｘｘｘｘｘｘｘ教育局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细看这条答复，很显然问题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很明显，这么严重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答复，却用了一个谅解之词来忽悠，假如你们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挑错了，一直得不到解决，你们还不是拍桌子、跳板凳的！一旦高考没有考好，人人都是骂声一片，你们怎么不去谅解呢？看来教师的代名词就是这样：遇到你的待遇问题吃亏的时候，你只能选择谦让和谅解；面对别人利益遭到侵犯的时候，你要做出牺牲；总之你永远是牺牲者，最好是个机器人，只有奉献，不求索取。

　　二、弊端

　　职称是什么，在中國，中学小学教师的职称并不是这些老师学术水平的代表和说明，只是对他们工作年限和工作成绩的肯定，毕竟，在中小学里做老师的，许多连大专学历都没有，即使有本科学历，烦琐的、繁重的教学工作早已使他们无暇顾及学术，一些稍微学术有成的教师不再从事教师的具体工作就能看出中小学教师在学术水平上的无法进步和停滞。因此，所谓的职称，对中小学教师来说，应该也只能定位在他们的工作年限和工作成绩上，而不是学术水平上，这是中國的国情决定的，现实里中小学教师的职称反映出的情形大多也是如此，这样，对于教师来说，只要他工作满了一定的年限，工作比较勤奋，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把职称给他，而不是让他们去争去抢！尤其是初级和中级职称！我们扪心自问：一个拥有高级教师资格的教师和一个二级教师或者一级教师，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们的职称能表现他们在学术水平或者教学水平上的差别吗？

　　其实，现实里的职称早已失去它的激励意义，而教师争的有时仅仅是一口气和可怜的薪水！职称已经不在是衡量教师水平的标志，在评定职称时，衡量的标准也不是教师的实际水平，大多是靠关系、走路子、送票子来进行的，而且也无法用学术水平来衡量中小学教师！评定职称时标准定位的失误，以及相关部门的无耻，让老师成了职称制度的牺牲品！

　　按说应该积极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可某些掌权的单位却千方百计私设评定制度，设置层层管卡，给教师设置枷锁，连初级职称评定都要有什么岗位、编制的限制，打击了许多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请结合实际，在符合政策的情况下，依照鼓励的原则，改革僵化、不适应发展的评定制度，公正、公开、公平，一个尺度的执行，那样，教师队伍才会有朝气，而不是排排坐吃果果，混到老了的弄一个职称安享晚年，极大的挫伤了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

　　教师职称评定的主要弊端是：严格的岗位设置其实在很多程度上是不合理的。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刘同志和张同志２００１年同时参加工作，刘同志被分在丙校，张同志被分在丁校。丙校是个教育质量很高的学校，教师的容易成长起来，但是现有的设置职称岗位已经全满了，干得再好，还是没有晋升的机会。丁校教育质量不高，但是有相应的岗位空缺，自然就顺利成章的晋升了。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职称的设置并没有考虑当地的师资力量，工作干的好的教师反而上不去。

　　其二：职称的评定上没有形成一定的透明的、统一的制度。现在的职称评定上可谓是各自为政，自行其道，步入了战国时代。有的地方对初级、中级职称适当的放开，只要你的工作年限到了规定的期限，工作上还比较勤奋，很自然的就评了；但有的地方偏要设置诸如有多少个年度考核为优秀、有多少篇发表论文等等限制条件，或者人为的设置其他的条件，反正让教师东奔西走，花钱跑路、求爹爹高奶奶的，总之要太高他们，否则你的职称永远只能是原地踏步走。

　　其三：职称似乎和个人的能力好像没有多大的挂钩。评定上条条框框一大箩筐，既没有充分考虑人的实际能力，也没有考虑各个地方的现状和实际，既无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也无统一的尺度，全是人的操作。谁把权，谁说了算。今天是这个标准，明天又是那个标准，把教师玩弄与鼓掌之中。说穿了，就是现在的行政部门滥用职权，制造混乱，把水弄混，从中捞取种种好处和油水。为什么会计师、律师、审计师等会受到人们的认可，来源这些技术职务的晋升必须考严格的考试进行，你自己过不了关，自然就拿不到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一句话就是这些行业的人员技术职务的取得是相对公平、透明的。他们的职务和能力是紧密挂钩的。但是教师的职称即使评上了，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弊端的。

　　会计师、审计师、医生、律师等技术职务没有设置相应的岗位，不是这个单位有多少个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而是在规定的年限里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参加完相应的考试就可以顺利的晋升。所以，他们那些行业不用考虑去争抢，而考虑的是认真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锻炼好自己的能力和技艺就行了。所以，这些行业的人员干活越来越有劲了。而我们的从事着最高尚事业的教师们在不辞辛劳做好手头的事情时，还要的拉好关系、买通路子，送够票子，说尽好话，

　　然后还要看看单位有没有空缺的岗位，可谓劳心劳力啊！在这些枷锁的晋升的教师，比考大学还难啊！难怪教师们干着就没后劲了，有什么盼头吗？

　　职称评定，的确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情啊！不评，保持尊严，利益吃亏；这年头人格越高尚越倒霉。评吧，践踏尊严，人格吃亏；

　　这倒成了评与不评间，都是两为难。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２日

　　作者电子邮件：ｚｙｍ３３５２（ａｔ）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周雅梅

　　近期，趁着国内市场价格一度失控之机，某些行业协会以为有机可乘，也蠢蠢欲动，以世界拉面协会中國分会（后经民政部查处，因未经批准，属非法组织，被取缔）为组织的国内各方便面生产厂商，多次召开会议，密谋涨价，并于２６日悍然宣布全面涨价，涨幅最高达四成。已被涨价弄得如同惊弓之鸟的消费者，纷纷加入哄抢屯积的行列，方便面连续出现逼空走势，严重地加剧了当前通货膨胀的状况，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群众怨声载道，在一定程度上为破坏了和諧社会的建设。而且，该会负责人还公然接受媒体采访，为涨价百般狡辩，气焰十分嚣张。

　　“群众利益无小事，方便面虽小系万家，”这一异常情况惊动了中央高层，作为《价格法》的执法主体，国家发改委从讲政治的高度，为忠实实践“叁個代表”，联合了科协、工商、物价和民政等部门对此事进行了查处，认为“该协会已经构成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作出了行政处罚。一同参加查处的民政部也幸灾若祸，落井下石：“该组织未经民政部批准，属非法组织，今后不得再使用‘世界拉面协会中國分会’名称进行活动。”

　　发改委重拳出击之下，“价格联盟”土崩瓦解，方便面价格纷纷跳水，８月２８日，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司的领导接受了采访，“经过严厉打击价格串通、哄抬价格和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方便面市场价格已经基本稳定”。“据我们了解，白象集团开展了‘食泽民众，业顺社会’为主题的大型促销活动；顶益集团（康师傅）计划启动”买５包送１包“的超级优惠活动；今麦郎公司决定对１２类产品实施惠民促销，折让幅度在４% —８% 之间；统一集团拟在主要卖场陆续出台优惠促销活动，宏发集团制定了加量不加价、适当降价、买３送１等优惠措施。亚特兰公司推出了‘买方便面，送面粉、食用油’的活动……”。

　　笔者在超市看到，不少方便面又回到了涨价前的价位，市场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消费者纷纷拍手称快，而一些因错误地估计形势而加入屯积行列的消费者则傻了眼，一位民工模样的消费者懊恼地说：“这下我要吃到过期了。”而一位学生模样则哭丧着脸：“我更惨，我才读大一，大学四年……”。

　　至此，这次方便面的涨价图谋遭到了彻底的粉碎，究其它们遭遇“滑铁卢”原因，是与这些生产厂商不讲政治，没有加强“叁個代表”的学习分不开的，结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出现了自我认知上的偏差，真是ｔｏｏｙｕｎｇ，ｔｏｏｎａｉｖｅ，ｔｏｏｓｉｍｐｌｅ啊！

　　一是错误地以为自己是“猪肉”。对国人来说，方便面没有象猪肉一样历史悠久，没有象猪肉一样寄托了国人朴素的情感，更没有象猪肉同志一样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样的食物涨价招来不一样的下场，不仅偷鸡未成蚀了把米，弄得声名狼藉，还遭到猪肉的耻笑，实在是自取其辱，咎由自取。

　　二是错误地以为自己是“石油”。因为方便面的用料棕榈油和小麦在国际市场上已涨了２０% ，方便面也想象石油、电信一样与国际接轨，岂不知石油、电信是国家干部，方便面是民间小贩，“领导打牌叫休息，群众打牌叫赌博”。结果接轨没接成，成了越轨。

　　三是错误地以为自己是“房子”。看到房价可劲地往翻着跟斗，方便面终于也按捺不住了。可是，人家房子既增加税收，又贡献ＧＤＰ，还美化了城建，既能给领导争面子，又能让领导有票子，而方便面既进不了领导家，也上不了政府工作报告，你方便面凭啥和人家房子比？不自量力的东西，我呸。

　　四是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公务员”。这道理更简单了，公务员一天加一次工资也没谁去执法，而你方便面刚伸个头就被“执法”了，还好没被就地“正法”。

　　国家发改委对方便面违规涨价的处理以完胜而告终，“媒体、专家和消费者对我委查处方便面价格串通案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发改委的行动非常满意！”。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发改委成立５年来第一例直接调查查处的案件，可以预见，方便面作为特殊的“第一次”将被浓墨重彩地写进发改委的史册，这是多少广告费也买不到的效果。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发改委《对方便面价格串通案调查情况通报》中提出了“通过改善品质、创新技术、改革机制等途径，消化成本上升压力。”的指示，我们相信有了发改委的精神鼓舞，中國新一代高科技、优品质的纳米“方便面”一定会很快问世。

　　作者:易小辙

　　曾经私下里听到一个朋友在嘲笑他在一个饭局上听到的一个官员的感叹，那个饭局是一个地产老板请客，他是和省里文联的一个头儿作为陪客时听到的一个宣传部门的官员感叹，说现在网络很烦，他们那里天天要派人值班，生怕发生像山西童工这样的地震事件……。

　　是啊，网络的发展，使得民生、民意毫无办法的四处“流串”，轻者，只是影响一下某些公仆的“形象”，重者可能会让“公仆”掉乌纱帽。

　　山西童工事件，没有网络，也许不会家喻户晓，更不会图文并茂的将那样惨烈的画面，轰轰烈烈的展现在国家领导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结果，那些受害的家长、孩子们得到一些了补偿和安慰；一些作恶者受到了处罚，国家又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非法用工的打击力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太湖污染的画面在网上刊登后，震撼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南海的主席和总理，而不久前，这里传出的还是治污有效的捷报，污染的县城还拿到了全国环保先进的奖章……，网络的曝光使这一切成了笑谈……。现在，国家已经将治理太湖当着头等大事，并且举一反三的要求各地以此为戒，江苏省长也在媒体上表示：宁愿降低ＧＤＰ也要还“太湖”美丽。

　　军用坦克曾经成为唐山私人老板向“弱者”敲诈勒索的御用工具，尽管在当地已经是一道“靓丽”而又刺眼的风景线，但直到在网上曝光出来，一直耀武扬威的在当地刺激着人民的神经，现在终于因为网络的曝光，才得以消失，而老板的黑和霸给当地百姓造成的骚扰也才停了下来……。

　　今年年初，有某个局长在电梯对一女子动粗的画面出现在网络上，原来，他以为对方是“卖笑的”，意欲买笑快活；结果遭到对方拒绝后，发挥出勇男的威猛，大打出手，并且配合以粗话发泄；结果图文并茂的画面在网上传开；结果，他不得不前倨后恭的从骂别人“婊子”到乖乖的向对方道歉！

　　更远一点的是“下跪的局长”在网络上曝光后，这位局长也因此栽了大跟头，结束了仕途生涯，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不久前，有一个被炸成两段的“ＭＭ”的画面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下，原来是一位人大的作品，想当初，公仆局长将这位ＭＭ抱揽入怀时一定也是心肝宝贝的疼爱有加，现在居然用日本鬼子炸碉堡的方式将一个年轻女子的柔弱之躯用武器来炸毁，其残忍让世人愤慨，丢尽了ＧＣＤ员的脸面，结果可想而知！

　　就在“《新劳动法》出台，高调保护劳动者”的话音刚刚落下，“不漏一户，九部委严查非法用工”的墨迹未干，又出现了因为讨薪被打，一死、六伤、两无下落的网络新闻，看着被打的蜷缩在地的民工兄弟，人们的愤怒和呐喊又一次在网络的上空弥漫……。

　　豪华办公楼，２００６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最流行语。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豪华办公楼照片在网络上的展现，使百姓大开眼界，哇！原来我们的政府已经是这样富有了！金壁辉煌、气派非凡的政府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使我们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北京帝都黯然失色，而作为衬托的是破旧的学校和贫困中失学的孩子们的照片，其效果可想而知！这一粒粒“沙”皇帝的奢侈也震动了高层，发出了一道道“不许……的命令。

　　还有许许多多的网络新闻，这些新闻如果没有网络，恐怕是永远也不能够得以见天日的，网络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对腐败的揭露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网络就好了”，这是一些官员的一句梦话，没有网络的时代，他们可以蒙和骗，网络冲破了他们经典的蒙和骗！

　　虽然，他们也正在也最快的方式来接受，也试图将他们用惯的公关手法用到一些网络和斑竹的身上，采取各种手法，对那些揭丑的公民进行各种人身攻击，《踩鸭子的女人》就是他们的杰作！将无耻的嘴脸发挥到了极至，还一边炫耀的说着自已吃鲍鱼阔绰一边给活着的的人烧香烧纸，这就是一些共產黨员甚至优秀公务员、局长之流的人在网上肆意妄为！

　　对揭露他们丑恶行为的人是这样，对一些论坛的不听摆布的版主也是牛氓式的随意侵犯，别人的任何信息都可以随意利用歪曲！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法律法规、黨纪国法、公序良德可以任意踩在脚下，利用手中的权利剥夺别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再用手中的权利去公关、去围堵截。由于络的广泛和迅束，他们已经不能够完全封堵舆论通通，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感叹：如果没有网络多好！所以他们又到网上谈“赖大赖小、颈长颈段，谈你结婚了吗？你离婚了吗？女人的弱点，男人的嗜好……”，乐此不彼，恨不能够将那些丢了自已脸面的贴子都掐掉，所有的版主都对自已言听计从！

　　但尊敬的共產黨员，请你明白，互联网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庞大的多，泱泱大国，连胡主席都重视互联网世界，难道你能够将所有的网络通道都买下来？你能够将所有百姓的口都封住？合法的渠道讲不了，就会到“非法的”渠道去倾诉；国内没地方讲，不会去国外讲，难道丑闻非要出口转内销吗？还有毛主席老人家讲的更复杂的国家、階級之间的……，你买的动吗？！到时候，谁是“反華辱”分子呢？谁让黨和政府丢脸呢！

　　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百姓的民声、民怨不会因为你怕听就不讲了

　　想爱自已，就先爱你的黨，爱你的臣民，与其希望“没有网络就好了”，不如要求自已按共產黨员的标准要求自已，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否则，黨和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

　　来源：人民网（ｈｔｔｐ:// ｂｂ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作者:白桦

　　１９４４年冬，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铁壁合围，法西斯第三帝国覆亡在即。整个德国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里，经济崩溃，物资奇缺，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

　　对普通平民来说，食品短缺就已经是人命关天的事，更糟糕的是，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冬季非常寒冷，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根本无法捱过漫长的冬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只得允许让老百姓上山砍树。

　　你能想像帝国崩溃前夕的德国人是如何砍树的吗？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人们非但没有去哄抢，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索，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民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罚。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规定简直就是个笑话：国家都快要灭亡了，谁来执行处罚？

　　当时的德国，由于希特勒做垂死挣扎，几乎将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都抽调到前线去了，看不到警察，更见不到法官，整个国家简直就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全德国竟然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国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

　　这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留德十年》里讲的一个故事。当时他在德国留学，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所以事隔五十多年，他仍对此事感叹不已，说，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德国人在如此极端糟糕的情况下，仍能表现出超出一般人想像的自律？答案只有两个字：认真。因为认真是一种习惯，它深入到一个人的骨髓中，融化到一个人的血液里。因了这两个字，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初中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又奇迹般地迅速崛起。

　　再讲一个关于德国人认真的小故事。

　　熟悉柴油机制造业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國制造的柴油机，噪音在数公里外都听得见，柴油机周围数十平方米都是油迹；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则可以放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工作，根本不会影响隔壁房间的人办公。

　　于是，１９８４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企业家格里希任厂长。

　　格里希上任后开的第一个会议，市有关部门领导也列席参加了。没有任何客套，格里希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如果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那么，清洁度就是气缸的质量及寿命的关键。”说着，他当着有关方面领导的面，在摆放在会议桌上的气缸里抓出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个气缸是我在开会前到生产车间随机抽检的样品。请大家看看，我都从它里面抓出来了些什么？在我们德国，气缸杂质不能高于５０毫克，而我所了解的数据是，贵厂生产的气缸平均杂质竟然在五千毫克左右。试想，能够随手抓得出一把铁砂的气缸，怎么可能杂质不超标？我认为这决不是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责任心问题，是工作极不认真的结果。”一番话，把坐在会议室里的有关管理人员说得坐立不安，尴尬之极。

　　两年后，格里希因种种原因卸职时，武汉柴油机厂生产的气缸杂质已经下降到平均一百毫克左右。回国后，格里希有几次来中國，每次都要到武汉柴油机厂探望。在厂里，他有时拿着磁头检查捧发现气缸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时，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厂长，仍然生气地向周围陪同的人大声咆哮：“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认真！”

　　如果说强大的德意志是一个可怕的民族，那么，认真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大能使一个国家强盛，小能使一个人无往而不利。我们实在该好好学习德国人认真得近乎刻板的精神，将认真贯彻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行为中。一旦认真二字也深入到自己的骨髓，融化进自己的血液，你也会焕发出一种令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力量。

　　作者简介：湘籍。１９９１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在《独生子女》、《良友》杂志供职。现为自由撰稿人。

　　作者:楚流湘

　　奥尔森说过：“集体行动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社会中存在着能够迫使人们愿意去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第二是人们出于对某种超越性精神价值的维护和追求，自愿分担责任并积极捍卫和服从这一目标”。前者赖以产生的前提多是诸如族群争端、生存共同体遭逢不可抗力，以及外敌入侵等来自来外部的某种势力的干预和侵犯，出于客观形势所逼而必须抱团结盟以共同抵御外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力量以保障共同体的生存和安全，这是一种基于人性自利和自卫本能的理性自觉，是人在极端处境之下的责任意识见之于社会的具体表现。正如卫斯里所言：“在最重要的事上要同心，在次要的事上要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众所周知，生存是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实现的起点，是人的社会关系建构的生物学前提，但它不是人的目的，不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追求的最高体现。相反，如果把人的命运感和幸福参数划定在形而下区间，将人的自由和发展权蓄意贬低为“生存权”，则尽管我们有源于对“生存共同体”利益和安全维护与捍卫的本能冲动，但由于单纯地追求利益或仅仅局限于满足“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使我们无法透过现实的幽暗看到人世生活在更高层面上的风彩和气派，因此就很难有超越性的追求并借此抵御不可知命运中的各种困厄，于此便很难在短暂而又风险叠出的人生中找到立足的支点，便不可能高蹈远虑，并由此产生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以支撑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们才见惯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气馁和委过于人的怨怼，才有太多的社会积弊和互不相让的专横与霸道，才使得我们的社会公共生活背负了太多的羞辱从而不能为世界提供有高度的智慧和文明素养。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皈依，“一种斯宾诺萨的那个存在于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连累的那个上帝”﹙爱因斯坦﹚，倘能如此，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脫起于原欲而终于罪孽的世道糾缠，就有可能消解海德格尔所体会到的那个“烦”，然后心平气和地应对经验世界中的得失荣辱和悲欢离合。所以，我们希望有神意的存在，期待能够诗性地栖居，企求爱与信仰的救赎能将我们从不堪承受的命运感中引向光明的彼岸，同样是爱因斯坦说过：“仅有物质的富足并不意味着幸福，耶稣、佛陀和摩西所给予人类人精神的启示意义，要远远超过任创造性的意见和发现”。我们知道，信仰是人类克服有限性焦虑和生存恐惧的精神救赎，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最高表述，它是人们摆脱形而下荒谬感和内在冲突的心灵慰藉，也是人在无限时空中悬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会标准。盖因如此，只要人一旦有了信靠和仰望，心中便自会有支撑其生活的原点和根基，因而便能产生追本溯源，探索主客观世界的原理性思考，从而由内向外孕育出抵御人性向下堕落的内在机能，将人的良性因子发醇壮大并衍生成人人心仪的普适性人文伦理，从而最终为人的处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础，使得和諧自为的法理与制度性的文明建设成为可能。

　　由是观之，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破坏性本能，将人欲导向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光明前景，还能依此路径疏导公权领域远离偏执和暴戾，远离基于权力和强势资本自私所行的不公不义与社会压迫，最终釜底抽薪从人性和人心的深层维度有效化解历史与现实争锋中郁积的怨怼和愤懑，从而在根子上瓦解权力与资本專制主义赖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民意基础。所以，我们有理由坚信，信仰不仅仅是对我们所感触到的某种法则的诚信和遵从，它还能最终提供给人以人精神的慰藉，并让人在不可把持的现实顿挫中看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从而便有了求生迷途中的方向感和心理归宿。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沉湎于历史的“局限性”，背负着累积的反面经验和恶劣记忆久久不能释怀，不能解套。所以，在检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境域中，我们看到的总是一路承续着、轮回着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文明、反人道的公权戏路，演出着动辄刀枪相向、反攻倒算以人为敌的階級仇、民族恨，由着无良的专权寡头驱策着在人间搞内耗设困局，从而谬种流传一次次越出人所应当持守的伦理底线，为着当下的利害得失不惜将心肝拆解、将人性灭失，然后一次次祸己害人沦为政治攻伐的冷血工具，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利益格局中一以惯之地崇信以力相搏，让暴力和一朝得势的骄狂裹挟着将人的罪性意志尽数渲泄，最终给本来就不堪承受的民族命运套上永远无法拆卸的恶政符咒！所以，尽管我们胼足底气继“往圣”拜图，腾乞盼明君贤臣临朝解救，但却始终无法开启文明的当下为美好的未来奠基，看不到人之作为人在社会属性上的荣誉回归。

　　究其根源，乃是我们总是绕着当下、盯着眼前，患得患失将人行世间的目的和意义锁定在“功名利碌”这一狭窄的价值区间，因此我们一以惯之地只务实不“务虚”，只讲得失不讲是非，只考虑后果不计前因，所以不习惯于遵循人与自然的内在规定性，然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而基于人的本质意愿为社会立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太多的自怨自艾和自我否定，因而总是被限定在务实理性和物质主义的当下戮力和折腾，对于人之于人的社会定性和定义太过简单、太过仄逼，只知道“人生一世，吃穿二字”，迷信世俗拯救和荣华富贵烘托出的当下光鲜，从而毕其功于一役龟缩在名利场中左冲右突。由此，我们也求知、也努力，甚至也不惜当血本拼家当，“修身正性”积极问鼎天下献身“政治”，但其动力却仅限于能够有朝一日登堂入室搏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抑或金榜题名“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或有冲决个人私性意志的宏阔理想介入公共事务，所谓经邦济世的高蹈远虑，其终极旨归仍然是光宗耀祖，仍然是“假公济私”宣示个人在形而下层面的得失荣耀，既看不到知识的本质是喜悦、是智慧，是托举精神超越庸常以展示穷究天地万象无限性的美感，也不能由此洞悉人的有限性从而激发出对永恒价值的痴心追问，由于没有超越事功的冲动和热望，便无法获致探求原理和本质的心理动因。既已如此，在中國，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注和追本溯源的宗教情怀，所以便没有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皇帝一旦大权在握便不再思考政治，商人一旦盆满钵满就不再注目于经济，士子一旦科举进身则不再探讨文化……。

　　所以，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时写道：“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层，使他们投身了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则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愿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是的，由于我们始终不侍奉超验的价值，不相信终极裁判，所以没有可以持久依凭的内心信靠和谦卑的仰望，因而便没有缘于宗教信仰和某种超功利的“社會主義”和国家意志，甚至也没有意识形态上喧嚣一时的所谓祖国体认和集体主义。所以，返观我们一路走过的朝政变乱史，尽管经历了太多的世道沧桑和生灵涂碳，但就其发生的动机和目的来看，我们却自始至终没有起于良知和头脑的社会变革，也即在一种新的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感召或引导之下，通过集体行动去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动议，也没基于信仰或主义的守护或辩争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所以有学者指出：在中國，如果没有现实的诱惑和关乎自己利害考量，一般情况下基本做不到为精神的救赎或某种观念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也正是缘于此，我们才不会有捍卫信仰和真理而战的历史记忆，才不可能有超越肠胃革命、效法古例改朝换代的政治想象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宿命和定数，从而在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建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政治文明。

　　由于受制于这种只求低度活着的政治务实主义之大限，所以便很难构建起基于信念、荣誉以及民族和国家尊严的社会化动员机制，故此也就不存在通过良知和道德抑制罪性的文化心理。因为每个人都无需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恶果向最高的审判者承担责任，再加上列朝累积的坏法统、恶经验太多而且太残忍。所以，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多既不是基于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悲悯，也不是发端于社会责任和人的荣誉评价，更多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是现世暴富的欲火煽起的热情点燃并”武装“了人们的勇气和胆略。也正是导源于这一价值遵从，朝野之间都普遍奉行权力的非鍅耣班和暴力换血，使得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和”胜算“者都必然因过度耽于权争内耗，所以常常急火攻心”操劳“成疾，从而使其心理畸变并普遍养成暴戾、刁蛮和偏执等挫折型人格。所以尽管也奠基加冕、称王封侯，甚至也抄袭文明搞民主称共和，但其举止样态也绝不会因”养尊处优“而修炼出多少有教养、有体面的精神气质，罗素有言在先：”受过伤害的心灵是可怕的“。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政治生态，我们才为了免于恐惧、免于馈乏，免于直接的肉体伤害而大面积”放权让利“并最终集体退出公共领域，从而宿命般成为大国專制重压之下无为而居的冷血寡民！

　　二００七年八月二日完稿于麻园村

　　作者邮件：ｈａｎｘｉｎ６５９１１（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原载《议报》311期

　　作者:汉心

　　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

　　上帝对羊群说：“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中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南边那群羊想，狮子比狼凶猛得多，还是要狼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一只狼。北边那群羊想，狮子虽然比狼凶猛得多，但我们有选择权，还是要狮子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两头狮子。

　　那只狼进了南边的羊群后，就开始吃羊。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它吃几天了。这样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北边那群羊挑选了一头狮子，另一头则留在上帝那里。这头狮子进入羊群后，也开始吃羊。狮子不但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这样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杀，惊恐万状。羊群赶紧请上帝换一头狮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头狮子一直没有吃东西，正饥饿难耐，它扑进羊群，比前面那头狮子咬得更疯狂。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连草都快吃不成了。

　　南边的羊群庆幸自己选对了天敌，又嘲笑北边的羊群没有眼光。北边的羊群非常后悔，向上帝大倒苦水，要求更换天敌，改要一只狼。上帝说：“天敌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必须世代相随，你们唯一的权利是在两头狮子中选择。”

　　北边的羊群只好把两头狮子不断更换。可两头狮子同样凶残，换哪一头都比南边的羊群悲惨得多，它们索性不换了，让一头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另一头狮子则饿得精瘦。眼看那头瘦狮子快要饿死了，羊群才请上帝换一头。

　　这头瘦狮子经过长时间的饥饿后，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异常，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可是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饱受饥饿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饿死。想通这个道理后，瘦狮子就对羊群特别客气，只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它都不吃了。羊群喜出望外，有几只小羊提议干脆固定要瘦狮子，不要那头肥狮子了。一只老公羊提醒说：“瘦狮子是怕我们送它回上帝那里挨饿，才对我们这么好。万一肥狮子饿死了，我们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瘦狮子很快就会恢复凶残的本性。”羊群觉得老羊说得有理，为了不让另一头狮子饿死，它们赶紧把它换回来。

　　原先膘肥体壮的那头狮子，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并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道理。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点，它竟百般讨好起羊群来。而那头被送交给上帝的狮子，则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北边的羊群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终于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南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那只狼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无法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了，它只喝羊心里的血。它还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只。南边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叹：“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要两头狮子。”

　　作者:寓言

　　杭州信息网新闻原文：优秀共產黨员徐新贤因公牺牲

　　本站最新消息：临安市清凉峰镇黨委书记、优秀共產黨员徐新贤日前因公牺牲。徐新贤书记因忙于公务，日夜操劳过度，终因体力不支，牺牲在小车上，同时牺牲的还有该镇优秀妇女干部一名。据悉，徐新贤书记和该名妇女干部在小汽车里谈论公务，因汽油燃尽，空调断电，车内闷热严重，车子又是停在车库里，二人为了解热，脱光了衣服裤子，还在坚持谈公事，一直谈到牺牲为止。有这样认真负责的好书记，清凉峰镇的老百姓是幸福的。书记时刻为人民办事，牺牲前还在亲自做妇女工作，他的事迹，人们都记在了心里。

　　杭州信息网上的一条新闻《优秀共產黨员徐某因公牺牲》７月３日就上了网，８月初被网友发现，广为传播。清凉峰镇的这位徐书记在去世一个多月后，忽然成了网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这条消息是实事求是的”

　　“当时我们离现场只有１００米，什么情况都看见了。”杭州信息网创办人之一范先生说，他家就在临安，事件中的男女主人公他都认识，当时他们确实是赤身裸体地在同一辆车上。和范先生在一起的还有来他们网站实习的一名学生张某，张某后来写出了这条新闻。

　　“这条消息是实事求是的。”最后范先生同意了刊发。

　　“杭州信息网”的访问量并不高，这条语焉不详的新闻在其网页上挂了一个月并没引起什么反响。８月６日，有网友在新华论坛发帖，贴出了那条新闻的截屏图。很快，这条新闻被网友们转贴于各论坛、博客，一时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徐某甚至跻身百度搜索十大风云人物，也就是说，至少在网络上这两天他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网友也在质疑新闻的真实性，有人断言这是假新闻，“根本就是恶搞”。也有网友大赞该网站太有才了。

　　并非官方媒体

　　记者采访得知，杭州信息网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也不是媒体。此前，该网从没有自己采写发布过新闻，网站在当地影响也不大。而这一条“独家劲爆”的新闻在被删除前已经得到了几万个点击，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一篇文章。

　　７日，杭州信息网接到有关部门来电批评后删掉了那条新闻。范先生说，网站已经开除了实习生张某，但网站也已向张某做出保证，不需要他承担任何责任。

　　８日，受到批评的该网发了一则“镇官徐某信息更正”，“更正”延续了“新闻”的风格，点击很快也上了几万，很快，更正也被删除了。

　　当天，网站再次发出另一条更正，９日，又发出“站内消息”，请大家不要再议论此事，但这些具有独特文字风格的消息每一次都成为网上新热点，很多网友追看杭州信息网任何信息，并随时转帖。

　　有网友评价该网是“本年度最幽默的媒体”，也有网友批评该网不严肃。

　　两人裸死车内

　　对徐某之死，７月初曾有媒体做过报道。报道援引清凉峰镇官员的话说，镇黨委书记徐某和妇联干部潘某２人已经死亡。警方６月３０日在一个车库的私家车内发现两人的裸尸，排除他杀可能，“死者家属拒绝收尸，于是草草火化。”报道称，此事在当地家喻户晓。

　　报道称，当时杭州地区气温高达３５℃以上，临安知情人士认为他们是在车内苟合，因车库内空气流通不畅，导致２人严重缺氧死亡。

　　南方都市报记者　丰鸿平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丰鸿平

　　近三十年改革，利弊孰轻孰重，改革是否成功，人们是否受益？这个问题，历史会有公断。作为执政黨，当然不遗余力鼓吹改革之成功。但百姓能否认可？

　　纵观东南沿海一些大小城市，的确变化翻天覆地，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派繁荣，让人眼花缭乱；可回首西望，干旱连年，风沙漫天，满眼荒芜，令人痛心疾首。

　　三十年来，为所谓国家利益，成千上万国有员工被迫下岗失业，政府象征性草草补偿，无论男女老少，挥泪告别工作一生或大半生的劳动岗位，政府挥舞改革大棒，将他们无情驱向社会，谁问死活。充其量于佳节前夕，为政治所需，地方官员选择听话的失业者，访贫问苦，象征性给点糊口银两，一两袋米面。新闻媒体极力介入，大力配合，官员们入镜露脸，被接济者感恩戴德，涕流满面，场面令人肉麻。这种连治表都算不上的把戏，年年上演，让人啼笑皆非，感慨万千。平日，广大需要接济者死活无人问津，仅举一例，譬如身受重伤，有生命之忧，只要没钱，白衣天使哪管死活。因为官员一年的关怀已在年前上镜那一刻释放怠尽。

　　改革就有牺牲，为了国家，为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广大劳动者不去牺牲谁去牺牲？工人階級、广大无产者是最先进的、最伟大的，因此他们得在国家困难时刻，就要做出最伟大的牺牲。广大劳动者为国家利益首当其冲变成经济复兴的牺牲品，成为一小部分先富起来者的替罪羊。

　　下岗失业是启动经济的一只轮子，另一只轮子便是耗费资源、糟蹋环境，把中國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

　　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没有先进技术，由于贪官与境外奸商相互勾结，以牺牲国家利益为前提，进口大量二手或国外淘汰设备，甚至斗胆进口国外污染严重的工业垃圾，损公肥私；一些地方主管官员，利用手中职权，频频组团出国考察，在境外豪赌狂嫖，一掷千金，令境外赌家大跌眼镜，叹为观止，国外媒体惊呼大陆客豪赌成性，出手极爽，令人瞠目。其实贪官是慷国家之慨，肆意挥洒纳税人血汗，如此官员天下少有。

　　为出口创汇，为争做外汇储备大国，为给政府脸上贴金，哪顾国内外奸商狼狈为奸，肆意盘剥压榨国内劳工之血汗，政府大力提倡甚至强行企业出口创汇，哪怕做赔本买卖。今天中國终于成为外汇储备大国，名列世界第一。结果怎样？欧美列强胁迫中國政府贬值本国货币，因而造成世界奇观，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而在国内却一再贬值，物价飞涨，把老百姓变成房奴、学奴、病奴，多少人没有医疗养老保障，有病硬抗，大病等死，多少家庭因病、因学返贫，甚至雪上加霜。再举一例，广大西北地区一千块钱可造一口水窖，一两百元可让农民子弟有学上、有书念，但这一千多块钱对广大农民而言又是多大奢望！而贪官们，每桌酒席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巧取豪夺。试问天理何在？！

　　如今政府面对高额外汇储备，犹如烫手山芋，手心刺猬，因此一边呼吁藏汇于民，企图转嫁危机于百姓；一边成立所谓对外投资公司，发行大量国债，用以购汇，抽血于股市，使得前期长幅高涨的股市暴跌，大起大落，股市成了横尸遍地，血流成河的血腥疆场，而拟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那些国内所谓投资专家能否抵御得了国际金融大鳄，只有老天知道！反正损失是纳税人的血汗！

　　如此说来，改革是否成功？是否圆满？老百姓心中自有杆秤，还是让历史评述去吧。

　　作者:迷人的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媒体报道的跟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曾经跟外国朋友也说起过，他们说我们只报喜不报忧，我们说他们只报负面的消息，其实我说我们从某种意义上都不客观，我给他们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我说我们盖十栋楼，九栋楼盖起来了，一栋楼盖塌了，我们是报九栋楼，还有一栋楼塌了我们是不报的，因为这个是非主流的，主要是在这儿，而西方报，九栋楼盖起来了，这不是事情，盖塌了是事情，他报塌的楼。西方报道它的眼光他就是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把眼光放开，看到全面，能够把一个完整的形象能够介绍出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国庆的这一番话颇耐人寻味，西方新闻观与我们的新闻观不同之处就是一个报忧不报喜或少报喜、一个报喜不报忧或少报忧，出现两种不同的新闻观固然有对新闻规律、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而更多是各自所处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造成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我国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显然存在很大差异，在中國强调报喜不报忧是历史的选择、是社会稳定的选择，是出于执政黨执政理念的选择，说白了，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在于执政黨，无可厚非。但要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西方媒体的新闻观，确实是个挑战，在笔者看来，与其徒劳无功的所谓努力，不如除安全保密领域外全面开放西方媒体的采访范围，给西方媒体以更多的采访便利，让西方媒体对中國的新闻失去神秘感，对我们的新闻采访限制由负面抵触，到全面自信开放的欢迎，主动改变他们对发生新闻追求极端负面的报道需求，转而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实现我们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新闻发布涉及的范围也要有大幅度的扩大，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往往是西方媒体报道的重点，我们不妨借鉴西方的新闻发布制度，以西方媒体习惯的方式与之打交道，提高我们的引导水平，不至于用生硬的处理方式，带来他们的不理解、不全面的报道，扭曲新闻的本来面目，造成工作的被动。当然，对不怀好意、惟恐天下不乱，明显诋毁我国的所谓客观报道要坚决制止，维护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疏与堵，两者不可偏废，而加大疏的力度，研究西方新闻观、价值观，从而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刻不容缓，不是对西方媒体被动的做工作，而是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积极应对挑战，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诠释新闻的全貌，主动的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只有这样，我们的真实情况才能让世界人民了解，达到我们的目的。本来面目，造成工作的被动。当然，对不怀好意、惟恐天下不乱，明显诋毁我国的所谓客观报道要坚决制止，维护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疏与堵，两者不可偏废，而加大疏的力度，研究西方新闻观、价值观，从而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刻不容缓，不是对西方媒体被动的做工作，而是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积极应对挑战，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诠释新闻的全貌，主动的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只有这样，我们的真实情况才能让世界人民了解，达到我们的目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市济宁日报社

　　作者ｅ- ｍａｉｌ：ｊｎｙｇｍ（ａｔ）ｓｉｎａ. ｃｏｍ

　　作者:杨光民

　　在中國，由于公权领域的对决博弈长期处于对峙性紧张状态，使得人们基于个人福祉和安全之虞，一般都选择游走于权力场域之外，从而自愿弃权作“沉默而无为”的大国寡民，所以，道里坊间才总是流布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莫谈国事”等刻意规避公共义务、远离权力伤害的警世通言，这种因專制極權主义历久弥深、过度强悍统摄之下衍生成的冷漠化、软弱性民间社会生态，虽则突显强势公权单极独大、无所不用其极的“大能”威风，但其实所折射出的乃是中國传统政治全能主义长期倚重严刑峻法，以刚性法器构制国家体系，从而达于褫夺民权、掌控民利且胜算多多的冷酷现实。所以，在中國，由于政治运作长期缺少公共性和阳光感，缺少官民互动、集体辩争的开放性结构和胸怀，使得有关政治的语义内涵常常被曲解、被误读，乃至于被公众狭义地诠释为单纯的利益争锋与篡位夺权，从而将政治本应有公共品性异化为烈度极强且最具伤害性的社会力量。

　　不仅如此，其示范作用还使得后续的子孙们总是无法超离于这一宿命般的“路径依赖”，因而总是耽于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然后继续“法先王之法”传诸后世，“掘墓盗宝”抄袭过去推演未来；另方面则由于民间意志长期被忽略、被边缘化乃至于被淘汰出局，使得人们不得以自动弃权让利，并彻底淡出对现代性“公民”身份的确认和权利申告。由此则不仅一路纵容極權主义挟公器之威势做强“坐大”，同时也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社会事务奉行“不在其位因而不谋其政”的冷眼旁观和责任推咎。如此长期演化，其结果必然造成芸芸众生由于无所用心、无处着力，所以也就于国家大政方针无所作为，最终必然消蚀掉官民互动“共建和諧社会”的社会化创生动力和体制化更新机能。

　　依据这一生成逻辑，中國民间社会不仅很难越出野生宿命“顺乎其性”发育长大，从而形成能与威权体制对等谈判与博弈的次生性社会组织，甚至连彼此关联共生，同处一隅的团体、家族和邻里之间，也因缺乏体己度人的宽恕和让渡，因而常常自我构陷、纷争不断，并长期纠缠于相互攻讦、彼此诋毁的内耗性怪圈而难成器候。这不仅显示出国民根性中由于公义信念的长期缺席，从而使得人们由于忽略了只惯于“看别人眼中有刺，而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这一人性本然的生物缺陷。正因为如此，人们既无法立足于自我审察参省吾身，从而以检讨的姿态看清自己“问题”之所在，也就很难做到宽以待人并借此淡化求圣成贤的完美主义“情结”，从而有效消除指望英雄搭救、大人解困，不能自负其责的否定性自我弱化的寡民意识。根依据这一分析路径，尽管中國社会有着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有着父子君臣、主奴捆绑沆鎏一气的伦理依存，但由于受專制逸选机制的单一化和社会评价体系的严重不公不义所挚肘，再加之人们社会化价值选择长期囿于权力主导，因而其戮力的目标常常被局限于现世的得失荣辱，使得中國人很难超越庸常俗务之外，在精神领域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别样活法。

　　故此，才导致中國人的生存选择和社会化程度一路走低，并一次次与普世文明失之交臂，所以，尽管也有如过江之鲫者流文攻武卫痴情于问鼎公权，前仆后继、趋之若骛以图捐身朝政，以此赢得皇恩钦点然后呈凶帮闲的现世功名，但多数有幸得“天降大任于斯人”而挤身国事的得道者，其终极的目标仍然超不出形而下的利禄得失和光宗耀祖的个人化虚荣，与国运兴衰和民生福祉没有多少关联。除此之外，还由于来自底层的所谓“知识分子”一阔脸就变，整体性忘恩负义的忤逆和背叛，从而将未得官方开光定制的非主流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乃至品行教养等多维度逼向“不宜人居”的贫困化处境。所以，这种仅限于利害攸关的现实考量而孳生出的所谓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无论其用以改朝换代抢班夺权，抑或是搞建设谋发展，在功能上都无助于国计民生和制度性文明的递进和开化，反而因此把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诉求导向矮化、低度化的空间从而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感。也正是基于这种单一化的价值遵从，才使得中國社会难以形成基于信念和荣誉共享而结盟的有机階級和政团组合，即使是完全依赖于血缘亲情维系的同胞宗族结伙举事，一旦遭遇利益干预或权力寻租招安，其脆弱性也必然会因无法承受的利害之重，而迅疾被其“刚性”作用瓦解分化作鸟兽散，从而滋生出众多剪除不尽的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变节者。也正是源于这种完全基于私性意愿和利害考量而构成的恶质化的社会生态，中國社会历千年老道累积的伦理构制和根深叶茂的人情资源才难以盘活，才难以展开并引向的良性的社会化建设，从而升华为现代制度与法理建制可以依赖的人文基础。反而由于长期性的意识形态教化和暴力消解，将其恶质化为对现实秩序的颠覆性侵害。

　　所以，当这种畸变的务实理性不断积淀演化，并普泛成为中國社会集体效法和练习的营生法门时，又何以能使秉权者摆脱私欲和得失考量，放胆妥协退让“将公权付诸公论”，又何以能让普罗大众坚信世间还在有超越利己主义目的和打算，还存在着“苟利国家身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公义德行，正如阿仑特所说：“極權社会中的群众，是不相信存在着没有现实利益的动机或实用目的社会事件”。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國社会才始终缺少心系公益、情关民生的政治动议，才缺少完全基于社会责任和荣誉评价而积极介入公共事件的政治努力。因为总是无法突出私性的盘算，亮出皮袍下面藏着掖着的“小”，无法透过人性幽暗的场域见出些许社会的光明之处，所以便难以越出私欲政团和王者意图掘权攫利长期奉行的机会主义，因此才不愿将政治政策公诸市井街头，作为阳光之下全民有份、事关人人的功课集思广议，从而进行社会化、开放性辩真辩伪的讨论以广泛汲取民智民力！

　　也正是基于这种无可奈何现实，即使偶或有“不忍之心”舍身求法、为民请命而问鼎国事，或立于公道敢于我以我血荐轩辕“裁量”專制权力的英雄出世，也常常因公众太过于世事洞明，太过于老谋深算然后策略性绕开于己不利的社会争讼和政治对决，从而心安理得并习惯于冷眼旁观，使得他们的壮烈义举完全失去后援，失去可依凭的人脉民气给予加速和催化，从而显得势单力薄、孤立无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只能孑孓而行并重复演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公道悲情，缘乎此！从他们残留下的斑驳而颇具反讽意味的血痕中，其实透出的乃是老大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虚骄和寡情无义的势利与冷酷，所以，鲁迅先生一语成谶：“中國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单身鏊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利则纷纷聚拢，见失败则纷纷逃亡……”。

　　有如此积重难返的社会负面经险，依此路径而生成的社会正义和人權维护等，针对公共领域的所有政治抗诉和与之相关的权利申辩，即使出于公义的冲动而激发某些社会成员进行政治上的冒险，甚至也不乏基于无私的意愿和高尚的信仰而投身公共事务的谔谔之士，但他们无论如何顺合天道、顺民意，不结黨营私且举止得体远离暴力与仇恨，并“不断地升年华到以精神的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马丁·路德·金），但由于受制于庸庸大众集体的势利和只顾眼前、不计未来的短视，他们或许原本出于公心的政治动议，也常常会因公众太过低度的期待和易于满足的“小气”，而失去追根究底的激情和驱动力，所以也就只能屈身下顾民情、迁就民意，从而仅仅局限于对利益剥夺和身体伤害等直接性的社会罪错进行道德批判和司法问责。既己如此，中國历久不变的政情民意就只得反复轮回，最终演生成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既不是起于信仰的救赎和道义的悲悯，也不是基于理性和责任的承担，而是仅仅而局限于当下的虚荣和现实中可以确证验收的利害得失。

　　综上所述，根据这种理路和逻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对话机制和公共交往方式，也就不是让人人置身其间都可以活得有自由、有尊严，从而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社会政治公共生活的首选目标，以此确保人人都不致因文化陋习和和制度排斥而成为非自愿性选择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最终达于“人人都不致活在一种最低下的姿态之中”（英国大法官劳德·科勒语）。相反却有意将关乎社会健康、文明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如制度正派、彼此宽容和人權尊重，以及由此而内生成的以对人的全面肯定为依皈的社会信念和理想，都当作为不具拯救功能的“软道理”而予以弃置。最终使得公权设置和国家立法意图都只局限于在政策性“实物安抚”和荣誊贿买等，形而下层面展开对局和博弈，如此则要么生出许多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德化自我彰显的文学想象；要么索性顺乎天意苟且赖活，从而沦为大国强势政治之下靠天觅食、匍匐而居的诺诺寡民。

　　二００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完稿麻园村

　　作者:汉心

　　直到今年４月卫生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全国牙防阻，以及随后进行的审计清查工作才使得更多的民众彻底认清了这个长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机构的真正面目——利用自己捏造出的所谓的“全国牙防组认证”获得了２００多万的非法收入，同时还在领取补贴和财务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

　　对于这样一个违法违纪组织，卫生部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行动不可谓不迅猛，或许还有人会因此对卫生部大唱赞歌，认为其规范了牙膏认证市场秩序，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是，对于这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有着重要联系的问题，作为一个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公民，有必要弄清，这个成立于１９８８年的全国牙防组为什么到现在才被取缔？为什么在存在了近１９年之后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和审查？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个类似于“全国牙防组”这样的非官非民的组织？如果没有０５年６月某些“好事的”媒体对牙膏认证市场混乱情况的暴料，没有０５年到０６年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律师陈江和刘明等热心公众的上诉，那么现在全国牙防组还恐怕在北大口腔医院宿舍楼的一个小寝室里夜以继日的进行着“认证工作”吧。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要建设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就不仅应该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市场环境，还应该对参与市场经济的各方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我们国家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进行这种监管的责任更多的落到了政府机构的头上，由此造成监管主体单一，权力高度集中，再加之我国的相关法规还不够完善，在进行很多具体的操作时普遍带有不透明性，人为的主观色彩浓厚。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状况直接导致的就是政府的寻租空间增大，腐败的可能性增加。从牙防组的案例可以看出，甚至连这样的一个非官方组织也能利用监管的漏洞寻找到寻租的空间。

　　因此，要进行有效的监管，我们就不应该把所有的宝全压在政府一方上，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全民参与的社会经济，每一个参与者、每一个社會主義公民都有权利有义务参与到这个监管的过程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媒体。作为掌握行政资源的政府机关，则必须适时的转变观念，明确政府职能，认识到只有维护媒体的监管权、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只有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压缩各个市场主体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的寻租空间，从而增加行政程序的透明度、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在民众中的公信度。

　　卫生部对牙防组的清查取缔固然可喜，但其实颇有些“秋后算帐”的味道，更不能掩盖和解决现阶段体制方面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只有将监督管理市场的权力交给人民，走全民监管的道路，才算是走上了一条彻底防止类似“牙防阻”的组织死灰复燃，建立一个诚信、公正、有序的社會主義社会的正确之路。

　　作者是北京市西城区外交学院外语系２００４３１２班

　　作者:赵杨

　　现在我仍能回忆起的在小学阶段所学到的名言，除了教室宣传画上所写的“为父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之外，就是那句“有错就改”了。前面一句是家庭生活中的一种当然，后一句却说得很严肃。譬如从事实业的人要想在变幻莫测的挑战中取胜，他就必须暗自对自己定下一个坚定的规则：绝不第二次再犯同样一个错误；譬如我们在爱情道路上的成长总是要依靠彼此间伤害之后的那种翻然醒悟、默默地恳求原谅与更加珍视共同的未来。

　　自由主义盛行的一种天然条件在于人们能够相信：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可能通过科学上的无限理解而得以确切地辨明的[ １].相反，就只会有少数人对简单真理孤独地坚守、并时常惊惧于那似乎无处不在的打压了。“谎话盛行”的时代永远不在于民众的无知，却主要在于社会结构的条件事实上并未向人们展开一种普遍包容的进程；当我们不得不对历史与文化心理沉积的因素加以认真对待时，生活中的行为就不再只是一种纯粹道德性的问题。

　　于是更重要、更本质之处就在于，如果现实的社会并未受制于一种恰当的程序，以至于那实质一点也不能被向前推进、以至于“世风日下”、以至于“前途未卜”。法国的智者阿尔都塞（Ｌｏｕｉｓ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２] 发现，哲学的体系总是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一点甚至已融入了它本身的存在要素之中；他进一步指出，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要求革命与斗争，要打破这一切“最伟大”的对立，——在这一点上他是最革新的、他甚至是自由主义的前所未有的倡导者——但这正顺便带来了他那唯一的、因而是不可救药的缺点：当他不断地只是考虑要前进时，他终究未能为前进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于是自由演化为随心所欲的发挥，于是斗争变成了生活的内容。

　　当世局并非简单地统一在此刻的情境中时，外界就只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人通常也只好浑浑噩噩、并愈加地准备投入到那盲目情绪的飘摇中去了。在家庭的生活中，我们无比地明白理性、道德与理想的重要，但关键却在于，我们无法使一种理论的重要性在实际上有所展现[ ３].当前进尚未到来时，必然只是因为压抑正在毫无忌惮地继续；当我们愈加地需要将时代的面貌加以改进时，我们愈加感到需要追寻于历史的原因、文化的要素之间，因而愈加地因终竟尚不能前行而急切了。于是现在，正如我开始放弃那为我的自卑性情找到确切而完备原因的努力，——我开始确信一位清醒者的简单想法，他说对于国民，普遍需要教育，从幼儿园的阶段开始，从“有错就改”开始。——这不是放弃理想，而只是遵循“改造自然”的规律，只是不放弃当下[ ４] 改造的机会。

　　注释：

　　[ １]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 ２] 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

　　[ ３] 梁漱溟在他的《中國文化要义》中说，中國文化中缺乏精确组织与发展的要素，但却是真正理性而早熟的文化。

　　[ ４] 当下并不是“现在”，现在只是说此刻，以至于说“无数的此刻”，但一个人既怀着这无数“丰收的喜悦”，便不易于再有前进的动机了；而当下却是为现实且真实的存在、以及为一种并非绝不存在的未来负责。从这里我看到，人生（生命）的历程性并非仅仅只是“趋向理想”而已，——而在于其过程本身，便是能够无限与富有意义的（当下的、因现实而恒久的意义）。

　　作者Ｅ_ ｍａｉｌ：ａｏｊｉｎｇａｏｊｉｎｇ（ａｔ）ｓｏｈｕ. ｃｏｍ

　　作者:敖敬

　　咱们工人有力量。为啥工会就那么软弱无用？忆往昔，在其先锋队的带领下，广大劳工和它的工会无论是在改天换地还是在战天斗地的年代无不显示出其惊天地泣鬼神、气吞山河的力量，为何却在有这个法那个法庇护的今天被打回原形，重新沉沦至社会底层；被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是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抛弃的吗？在许多科技领域，发达国家仍遥遥领先于中國。但发达国家劳工階級的的整体状况并未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呈现“剪刀差”；

　　是“蛋糕”做得还不够大吗？和１９７８年以前相比，“蛋糕”的尺寸已经不止翻两番了吧？

　　一九七八年之前，中國是个一元社会。在理论上，劳工，企业、国家是一个完全重合的同心圆，甚至是一个概念的不同的叫法。但时至今日，朝野上下都已承认中國已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劳资”也不再是一个避讳的概念。既然承认多元，就应允许每一个“元”都有代表其利益的组织进行博弈。但劳资博弈，天生注定资强劳弱。如果劳工们没有自己的工会，如果工会没有足够的筹码与资本抗衡，那所谓的劳资博弈无异于将劳工投入古罗马的斗兽场，难免被资本利爪撕碎、吞噬的血腥场面。斗兽场中的奴隶尚可执一柄利器与猛兽作一生死之搏，可黑砖窑、黑矿井下的劳工手中却是一无所有啊！

　　明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虽然赋予了工会代表劳工与资方谈判的权力（订立集体合同），但如果资方傲慢地拒绝了劳工的合理要求致使集体合同订立不成呢？不错，劳资博弈，权力裁判。但是，第一，权力宁可资本欺凌劳工得不成体统时装模作样地呵斥一下，也不愿意看到劳资双方的势均力敌，更不愿意容忍劳工的维权伤着资本的一点皮毛。否则，实在难以解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不禁止的罢工为何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就成了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禁区？第二，权力和资本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它们更易于惺惺相惜，强强联合，结果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否则，实在难以解释为何有众多的法律仍难以根除黑矿井、黑砖窑，黑……

　　咱们工人曾经有力量。当其昔日的代表完成了“华丽的、历史性的”转身后，就理应允许多元社会中的一元——而且是极为弱势的一元—劳工有其利益的代表；

　　就理应允许工会有足够的筹码来抗衡资本的嚣张。否则的话，工会只能继续扮演缩头乌龟的角色：拔河比赛吹哨子，过年过节发票子，追悼会上读悼词。此话可能刻薄了一点，但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作者:茅国雄

　　前一阵子，一些外企拒不成立工会，经媒体披露聚焦后，情况有所好转。工会的成立朝着有利于维护职工利益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但这第一步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如果以为成立了工会，从此就自然在职工权益的保障上撑起了一把坚实的保护伞那就太天真了。

　　工会负责人首先是受雇主雇佣的职工。不用多解释，在现时资强劳弱的格局下，雇主事实上操纵着雇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工会负责人如果在职工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胆敢挺身而出，其本人往往难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下场。虽说，《工会法》规定，工会负责人在任职期间，除重大过错外，不被解除劳动合同。但不被解除劳动合同不意味着就不受其他形式的“暗算”；还有，如果雇主存心报复的话，这条规定是否有可能被雇主“歪解”为，工会负责人届满卸职之时，就是他（她）劳动合同终结之日？对此，笔者贡献一条馊主意：应该尽量选举５０周岁（女性）——５５周岁（男性）以上的职工担任工会主要负责人。他（她）们一旦卸任，也已届退休，为职工维权的后顾之忧可能会少些。

　　不少工会负责人往往又是雇主的“重臣”，担任着用人单位行政部经理之类的“要职”。“要职”给予他们级别、权力、待遇，而工会负责人在非公企业的组织架构图中是根本没有其位置的。不难想象，当“工会负责人”和用人单位的“要职”之间发生角色冲突时，身兼二职的工会负责人自然会根据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作出“理性”选择。这种角色冲突在身兼行政人事部经理和工会负责人二职的职工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就这类工会负责人而言，目睹侵犯职工权益的情形而三缄其口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可恶的是少数工会负责人既把持着工会负责人的位置，又津津有味地充当着雇主的打手；更有甚者，个别工会负责人在雇主的唆使下居然在法庭上与本单位的员工对垒，既是对其神圣使命的无耻背叛，也是对整个工会组织的极大嘲讽和亵渎。在此，也向广大职工呼吁，尽量不要选有“官职”的职工当工会负责人，否则既难为别人，又耽误自己。

　　非公企业中职工权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并不意味挂着“中”字招牌的的用人单位就是保护职工权益的天然良港。完全有可能因为有形形式式的光鲜招牌的遮挡，反而使得职工权益受损的情况更不容易暴露。就拿中外合资企业说吧。必须提醒的是，这里的“中”是“中方投资者”。中外合资企业，是资本的结合，资本的天性是逐利；是中外投资方的结合，在追求投资最大回报这一点上，中外投资者是一致的。当职工的合法权益影响到投资方的利益最大化时，中外投资方会毫不迟疑地达成某种默契，结成“神圣同盟”。在策略上，外方有时更乐于采用“以华制华”，让中方出面，自己则装聋作哑；而那些在国企中就感觉极好地以“老板”自居的中方管理者对付职工则是驾轻就熟，“不辱使命”，很对得起所拿的那份令人咂舌的高薪。更为可恶的是，有些中方管理人利用其特殊身份操纵工会的选举，使“钦定”的工会负责人成为俯首帖耳的傀儡，而职工的权益根本无从表达、诉求。身处这类企业的职工深感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的无奈。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程序的操作上严禁工会选举中的操纵、控制行为，一旦发现即予严惩。

　　作者:茅国雄

　　李敖的史学功底十分扎实，是誉满海峡两岸的。像他那样两次通读二十五史，两部大百科全书的每一页都有着密密麻麻的眉批，７０多岁以下的人恐怕无法企及吧？按旧的分类，姓名学本是史学的一个分支，也自是李敖无所不写、写而无不畅快的本行。那篇《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的妙文，就是专谈改名学的。请看个中妙语：“所谓改名学，就是老子改你小子名字的学问。”像李敖把这样专一的姓名学类的文章，写得这样风风火火、妙不可言，当代大陆的史学家或杂文家中，是很难一见的。若硬要在海外为李敖找对手，张爱玲（《必也正名乎》）、丹扉（《我的笔名》）、许达然（《名》）这些文学家的同类文章则可与之伯仲。不过李敖也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时候，——此话仅就其姓名学文章而言吧。虽然，姓名学乃雕虫小技，似乎壮夫不为，我却研究了十余年矣，还略有一些心得体会见诸报刊。１９９１年即有《中國妇女何时有名》的短文登在《读书》上，就是专门就教于李敖的。李敖绝非圣人，也常有“塞翁失马”的时候啊！请再看一例：

　　《独白下的传统》成书于１９７９年，本是李敖的代表作。其中有篇妙文《避讳——“非常不敢说”》，里面竟有这样的话：

　　洋鬼子尊敬一个人，常常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在中國人看起来，这简直大逆不道！例如你姓张，你尊敬孔夫子、孔丘、而把自己的儿子叫“张丘”，你这样做，如在中國古代，不挨揍才怪；不但挨揍，并且还要坐牢呢！那时候的“张丘”，不但不能叫“张丘”，恐怕得叫“张囚”了，不，不对，也不能叫“张囚”，因为“丘”与“囚”同一个声音，要避讳！

　　李敖此话似乎也说得太绝对了，而实际情况是：与避讳（宋人最讲究，甚至连皇帝都常常因避讳而改名）相对应的一种命名文化依然我行我素，这就叫“仰慕前贤而命名”。

　　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名字相沿”条云：

　　前辈有云：前汉有郦食其、审食其，名字相沿，不知何义。仆谓此必慕其为人，如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独郦、审二公也，前有司马食其，见《战国策》；后有赵食其，见西汉。想郦生辈慕司马食其为人，故名食其，其后赵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郦、审始，不知郦、审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汉有金日磾，后汉有马日磾，而晋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中國人给小孩取名的专利，常常由父辈、祖辈掌握，岂止是“洋鬼子尊敬一个人，常常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中國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现代人亦如此。郑逸梅《艺林散叶》：“柳亚子以弃疾为名，其子名无疾，均袭用古人之名。蔡元培亦名其子为无疾。”张贤亮的儿子叫张公仆。此乃冯剑华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携其子来西安时，住止园饭店与我有一面之雅所知也。

　　再看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二所云：“世俗命名多有取古人名者，如何尚之名其子曰偃曰求曰点，此以古贤为名者。袁愍孙慕荀奉倩之为人，改名餐，字景倩。刘湛慕汲黯崔琰之为人，名其子黯，字长孺，琰字季圭。颜竣初生子，适江夏王义恭亦生子，宋孝武为之制名，名义恭子曰伯禽，以比周公之子；名竣子曰辟疆，以比张良之子。此亦以贤臣为名者也。”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竟有一条“名字之妄”：

　　士希贤圣，窃比前人，于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尧舜，圣若宣尼，夫谁敢比迹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尧，汉有临武长虞舜，北魏有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时有拾遗鲁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宋人释文莹《玉壶清话》中还载有宋人齐丘，字超回，豫章人。

　　梁绍壬、释文莹对此等“仰慕前贤而命名”的文化现象皆称之为“狂妄”，而读书破万卷的李敖，不知对鲁孔丘、齐丘、曹仲尼这样响亮的名字又作何解释呢？还是王了一先生牢记导师赵元任的那句老话让人深思：“说有易，说无难”哪！

　　实际上对此种命名现象，也不必大惊小怪。袁珂在《中國神话传说》中早就说过：“有穷国国王后羿，原本是一个农名的儿子，因为仰慕为民除害的天神羿的善于射箭，自己也喜欢射箭，因而也取名叫羿，后来做了国王，人们便尊称他为后羿：”后‘就是首领的意思。“这是我找到的仰慕前贤而命名的最早例证。由此可见，仰慕前贤而命名，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命名方法之一了。

　　附：本文所引《独白下的传统》中的话，其修订本与初版文字皆同。

　　作者:采诗

　　曾几何时，做一个发展中國家很容易。你只要遵循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等领先经济体的现成梯子向上爬就行——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先从农产品开始，再转向生产Ｔ恤，然后是玩具，拖拉机，电视机，最后是买卖美国国债。

　　中國的崛起，使这一过程不再那么简单了。由于数亿进城的中國农民工仍然愿意为低工资从事制衣工作，不仅是梯子的第一级更难踏上，而且，来自中國沿海工业地带的出口商品正迅速升级，已威胁到那些正在发展半途或者处于更上游的经济体。尽管意大利制鞋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制造商也许会对中國的竞争怨声载道，但有着更多担忧的则是亚洲中等收入国家，那些不仅在地理上毗邻中國，在经济上也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正如越南胡志明市律师弗雷德里克·伯克（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Ｂｕｒｋｅ）提及东南亚时所说：“环顾这一地区，你可以发现许多国家拥有光明的未来。”但对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再远一点的巴西和埃及而言，这些经济体正面临一个风险：可能陷入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它们已实现基本的工业化，但目前难以找到新的高增长领域，可以与中國一较高下。

　　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它已从５０年前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沦落为亚洲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其经济趋势增长率在１９９７年至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有所提高，其表现在亚洲地区颇不一般。但它要想赶上马来西亚和泰国还差一大截，更别说台湾或新加坡了。

　　近年来菲律宾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４% 至５% ，对于一个人口年增长近２% 的国家来说，这一增幅还过得去，但并不引人注目，远未达到让菲律宾发出“亚洲之虎”咆哮的７% 至８% 水平。

　　菲律宾商界和政界人士非常清楚在全球经济中寻找利基市场的必要性。他们密切关注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及其它机构发布的不同竞争力指数，了解成本和生产率的国际基准。

　　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尽管经济学家耗费大量时间，试图纠正国家要像企业那样互相竞争的错误看法，但菲律宾企业仍然不得不花上大量时间，寻找它们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世界银行的研究证实了一种坊间说法：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國出口商展开激烈竞争的其它东亚经济体表现最差。而通过对中國出口进行补充、向现有产业价值链上游移动、开辟中國相对较弱的高价值领域，它们就能取得更好的表现。菲律宾已展开此类活动，但迄今为止仍然不够。

　　联合利华（Ｕｎｉｌｅｖｅｒ）驻菲律宾主管桑吉夫·梅赫塔（ＳａｎｊｉｖＭｅｈｔａ）表示，尽管中國在崛起，但员工素质促使该公司将多数制造业务留在了菲律宾国内，尽管这里的电价在亚洲属最贵之列，最低工资标准也较高。联合利华已关闭其马来西亚制造业务，但将其在菲律宾的传统生产业务保留了约８０%.马来西亚是一个更加富裕的国家，劳动力成本更高，市场相对较小。

　　由于运输成本下降和贸易壁垒减少，如今从单个制造业基地向整个地区供应货物更加简便。但梅赫塔警告，不要试图从一个地方开展所有业务：“过去常有人说联合利华采取了令人绝望的本地化做法，但我们不希望盲目向全球扩张。”

　　联合利华已经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体香剂国际供应中心，制造这种产品不需要多少电力，但要有良好的质量管理。梅赫塔指出：“菲律宾是全球短信之都，这一点很有用。”——菲律宾人沉迷于互相用手机保持联系，这意味着，提高生产率的想法和故障反馈能迅速传遍整个车间。

　　菲律宾充分利用了自己相对较好的教育体系和高水平的英语能力（美国占领的遗留物），来发展那些中國不擅长的服务业。它已日益成为外包业务加工、为外企编写网站以及英语外语教学的中心。除了语言技能以外，菲律宾的新闻自由和民主体制也让它相比中國具有优势，在中國，互联网网站受到严密监视和审查。

　　中國的竞争威胁依然巨大

　　不过，相对于一个９０００万人口国家需要的那些提供大规模就业的高增长引擎来说，这些零零碎碎的长处犹如杯水车薪，中國的竞争威胁依然巨大。长期以来，马尼拉一直自认为是运输和通信中心，但是，美国的联邦快递（ＦｅｄＥｘ）正要把自己的区域分销中心从菲律宾迁至中國广州，称这是顺应制造业和贸易的趋势。菲律宾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数百万的菲律宾人仍然涌向国外工作。海外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０% 以上，在全球比例最高。

　　企业界人士表示，高昂的电信和运输成本，以及政府授权下持续存在的卡特尔和监管规定妨碍了菲律宾的经济调整。“尽管存在种种不利，但我们的电子行业仍然具有竞争力，即使对中國也是如此，”马尼拉全国商会主席唐纳德·迪（ＤｏｎａｌｄＤｅｅ）表示。但电子行业并未创造出原本能够创造的重大价值。“我们最强大的资产——我们的劳动力——仍然在流向海外，他们回国后会说：菲律宾所有东西都没有正常运转。”

　　然而，马尼拉商界开出的“药方”的局限性很说明问题。除了被中國进口商品抢走饭碗的农民外，很少有人认为贸易保护或者直接补贴能够解决问题。

　　中國的崛起激起了一场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界的古老争论：政府是否应当采取干预措施，培育初生的产业。对于这种“产业政策”的拥护者而言，向价值链上端迈进的迫切需要只是加大了要求政府干预，帮助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新产业的呼声。对于其反对者而言，科技的迅速变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分割状态意味着，即使这种体系在过去奏效，现在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空白，然后通过保护或者补贴其国内企业，帮助它们填补这些空白。

　　全球化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相应地，政府可能遵循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在东亚，非常开放的经济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前沿。该地区历来遵循所谓的“雁行”（ｆｌｙｉｎｇｇｅｅｓｅ）模式——随着产业的发展，整个产业从较富裕国家迁徙到较贫穷国家。

　　举例来说，制衣业最初在香港起飞，然后依次转移至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國。对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所裨益，仍然存在争论，但各国政府似乎有可能通过补贴并保护其国内生产商，以求在此类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

　　但近年来，运输成本的降低和数字化分割了全球供应链，使产业的各个生产工序分布在多个国家，而非产业整体迁移。举例来说，中國获得了大量电器的最终组装工序。电脑或ＭＰ３播放器等最终产品可能在多个国家间来回穿梭，装配不同的部件或添加不同的功能。跨国家的产业化程序已经变得比“雁行”模式复杂得多。

　　渣打银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亚洲研究主管尼古拉斯·关（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Ｋｗａｎ）表示：“那些制定了产业政策的政府遇到了需要关注整个产业的问题。你需要在行业内进行考察，在这里你能找到细分市场——在这方面企业比政府更加擅长。”

　　他提到了第一代亚洲经济“小虎”不同的经历，以及它们如何应对竞争的故事。香港和韩国基本上都允许制造企业接受不可避免的竞争，然后将它们的低成本业务外包到海外，目的地通常是中國内地；部分出于政治原因，台湾则花了更大力气将产业留在岛内。

　　过去２０年，香港很大一部分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迁移至中國内地。香港转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

　　与此同时，尽管韩国将大量的组装工作外包到海外，但由于垂直一体化留住并拓展了产品开发设计等高增加值部分，过去１０年间韩国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中的份额一直比较稳定。

　　相比之下，台湾则试图留住所有企业和产业——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及其所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显著下降。“具有限制性的跨海峡障碍迫使很多以中國大陆为目的地的投资者彻底从台湾撤出，几乎与台湾断绝了联系，很少有收益回流到台湾，”尼古拉斯·关表示。

　　阶段不同，策略应改变

　　世界银行曾于１９９３年发布过著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Ｍｉｒａｃｌｅ）。最近，该行又发布了一份类似报告。报告认为，相比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发展时，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且更为先进的战略，包括吸引或创造一批数量足够、紧贴技术或生产工艺前沿的高成长公司。

　　即使支持政府干预的人士也表示，游戏已发生改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的有影响力批评人士丹尼·罗德里克（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表示：“制定产业政策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这不能是充满政府严重干预的老式产业政策，如关税、对优先行业提供的补贴信贷或者免税期等贸易保护政策。”

　　相反，他表示，政府可以进行规模相对较小的投资，或者采取其它干预措施来帮助现有产业提高生产率，并且在必要时从零开始培育高端产业。一项类似的试验正在迪拜进行。目前，迪拜正在斥巨资投资金融以外的其它产业，比如通过建造生产设施并吸引海外人才，来从零开始创造一个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希望以此复制其作为海湾地区金融中心的成就。但迪拜是一个特例：很少有新兴市场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富储备，来试图在沙漠中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

　　对于菲律宾等无力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国家而言，多数企业界人士提出的与中國竞争的政策建议并无神秘之处。政府应当改善物流、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和教育；尽可能发掘新兴的特色产业，并对其提供支持，但在其它方面却减少干预。他们警告政府，不要在认定本国经济可能有利于发展何种产业后就贸然冲入市场，然后不惜任何代价推动该产业发展。

　　发展的阶梯仍然存在。但梯子上的横档可能已经变得更加光滑，其间隙也更加大，如果想推动经济向顶端攀登，政府更需要的是灵活，而非蛮力。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艾伦·贝蒂（ＡｌａｎＢｅａｔｔｉｅ）

　　作者:艾伦·贝蒂

　　处理舆论犹如治水，须以疏通方式，让水畅流无阻，让人畅所欲言。水导向大海，言论导向宽广空间，一切不因受阻而倒流，泛滥成灾造成祸害。

　　话说暴戾的周厉王为了不想听到民间再有批评他的声音，派卫国的巫师监督全国上下，一旦发现这种言论，便将人逮捕杀掉。

　　严苛的政策令人民闭嘴不敢再议论，路上相遇只能“道路以目”，厉王十分得意，以为自己能够堵住舆论，人民都已乖乖的服从。孰不知人民此刻心中的怨气已越积越深，反击力也越大，最终群起反抗，迫使厉王去国逃亡。这是两千多年前记录在《国语》里一篇很好的文章《召公谏厉王弭谤》。当时召公劝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是以治水之道来比拟，阐明堵住人民的口，比堵塞河流的后患更为严重。

　　舆论就如流水，钳制舆论，令人民心中的怨气越深，一旦累积成势而决口，任是岩石也可以冲破。

　　权力与真理之间，我们只能选其一。尊重良知，广开言路，让国内电视、广播、报章等媒体据实报道舆情，惟有这样，才能洞悉民情，了解民意所向。

　　反映真实情况是媒体的首要任务，若受限制，媒体舍本而逐末，因顾忌而粉饰太平，真相与真理就看不到也听不到了。

　　作者是马六甲副新闻主任

　　来源：南洋商报

　　作者:陈保亿

　　最近一系列的新闻事件、谣言事件以及由此触发的种种争论，引出了一个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需要特别认真对待的问题：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舆论，包括不完全真实的传言，抑或谣言。

　　由各种真假新闻或谣言引发的争论，往往会使人们感觉一头雾水，尤其是在将主观动机这样难以判断的因素也扯进来之后，事情就更是无法判断。也许，对当事人的处理是否依法有据的问题，还需要法学家继续争论下去，或许这些事件中的某一个会成为未来我国讨论相关言论立法时不断援引的经典性案例。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有关谣言与言论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有关事件争论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很少有直接引用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警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处５日以上１０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５日以下拘留或者５００元以下罚款。这是人们引用的惟一法律条款。但这一条款，不仅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而显得含糊，而且也将散布谣言和谎报险情等相并列，并涉及“故意”这样的主观因素。我认为，在讨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案例时没有频繁引用我国更为明确的法律条文，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相关法律条文。于是，人们就只能引述政治哲学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外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国外发生的类似案例。比如两年前美国南部发生了卡特里娜飓风悲剧，１５００人死亡。起初消息混乱，媒体报道的死亡人数高达几万甚至更多。人们迅速将矛头指向布什政府反应迟钝，救援不力，甚至有人提议弹劾总统。布什总统则狼狈不堪，却从来不敢怪罪媒体造谣，更不敢想象警方因为说错死亡数据而抓人。一年以后，还有电视主持人“造谣”说：“今天是卡特里娜一周年，当然，如果从布什总统知道它的时候算起，还有两个月才到……”如果按照上述简单而笼统的法律条款，如何对这个事件进行处罚？

　　其次，我们如何对待可能会夹杂失实因素的言论。目前发生的一些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除了言论自由这个老话题之外，还在于如下两点：第一，所谓谣言，最近几年中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而这种敏感性又往往是与频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在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上，由于可以匿名发帖，且网络传播的速度快，如何对待以匿名的方式发布的消息，尤其是不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消息，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谣言”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在于其本身的模糊性。纯粹的谣言，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会容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但问题是，在现实中，谣言的边界是很难界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是在大体真实的消息中，也会含有不完全真实的因素。这样，当社会取缔了不完全真实的舆论的时候，往往也就取消了舆论本身。因此，一个社会在用法律的手段制止谣言的时候，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正常的舆论，包括含有某些不真实成分的舆论，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近些年来反腐败的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腐败分子，在其腐败行为被有关部门查证之前，均没有在媒体上揭露过。换言之，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媒体和公众舆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这个问题不能看作是媒体偶然性的失职。

　　再次，如何界定谣言，如何区分谣言与非谣言的边界，之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谣言的过分敏感有关，与我们这个社会面对谣言时的过分脆弱有关。的确，在特定情况下，谣言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比如在飞机上高喊一声有炸弹，或在人多的商场里高喊失火，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倾向并不多见。为什么？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社会对谣言会有一种免疫力，这种免疫力，是由一种正常的舆论生态提供的。在正常的舆论生态中，由于对于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消息来源，其中一些消息来源，人们只需根据日常经验，就知道其具有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判断哪些消息是比较可信的，哪些消息是不太可信的，而这时谣言就很难具有很大的威力，也很难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谣言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也许就在于缺少一种正常的舆论生态。权力神秘化运作导致的信息匮乏，信息来源单一导致的对信息进行比较的困难，权威性信息来源公信力的下降，有时甚至会引起本能的逆反，这些都在损害着正常的舆论生态，从而使得谣言能够具有杀伤力，并由此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敏感的地位。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网络中的谣言和不完全真实信息的传播。网络和传统的媒体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匿名性，人们可以匿名发表意见和消息。于是，有人主张要实名制，其实，这种主张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做法。人们为什么热衷于用匿名来发表意见？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用真名发表意见的条件还很差。但当许多意见或消息的传播都使用匿名的时候，匿名不负责任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实行实名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如果人们可以较为自由地用实名发表意见或传播消息，人们就会更多地选择实名，假如有人突然用匿名发布消息，引来的只能是怀疑，即使其传播的是很有危害性的谣言，其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甚至只能成为社会的笑料。

　　在和諧社会的构建中，舆论管理上的法治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两年多前我就曾撰文指出，和諧社会的构建，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有关的政策措施就没有保障。而正常的舆论环境，无疑就是这样的机制之一。

　　作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孙立平

　　近一时期，公民因涉嫌“诽谤”或“造谣”而遭执法机关行政拘留的案子时见于报端。继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诽谤案和山东济南红钻ＭＭ“造谣”等案件之后，近日，海南儋州两位中学教师又因在网上发帖，用山歌讽刺当地政府迁校的决定，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为由，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以上这些案例都具有某些共同特点，一是公民言论所涉都是公共事务，二是依照执法机关解释，其言论都有失实之处。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宪法原则体现了人类先进文化，标志着一个社会的进步。今天，已经没有人对此提出公开异议，但对此的理解却言人人殊，所以值得加以澄清。所谓言论自由，其实是包括了正确与谬误在内，尤其是偏重于政府甚或公众认为是谬误的言论。道理很简单，如果只允许发表正确的言论，“自由”二字便是一句空话，因为正确言论的发表无所谓自由不自由。

　　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言论自由，乃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能保证任何人都不会说错话，更不能保证正确意见永远掌握在某些人手里，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因此，凡属公共事务，现代社会采取的办法应当是开放言路，让正确意见在公开的讨论中得以彰显。正如约翰·密尔所言：“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正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

　　就思想的活跃而言，如果一个人獨立思考可是产生错误，另一个人坚持正确意见只是为了让自己免于思考，前者的程度显然远高于后者。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以济南红钻ＭＭ事件为例，由于她坚持獨立思考，因而涉嫌在网络上“造谣”而被警方拘留。可是，这样的处理，受损的只是公权力。为什么呢？如果红钻ＭＭ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公权力机关便失去了公信力；如果她的意见是谬误的，公权力机关放弃了让公开的讨论驳倒她（当然也驳倒与她持相同观点的公众），同样失去了一次提高公信力的机会。

　　显然，动辄拘留这些在网络、手机上发言的公民，只能是基于一个惯常的思维，即把这些人看成是别有用心，有意捣乱。但是，假如我们彻底摒弃过去的階級斗争思维，那么这些人的动机只能说是对公权力机关的做法公开表示了不满。往好处想，他们是一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往坏处想，他们个人的思维和看法存在着缺陷，如信息的获得不准确，思维比较偏执等等。但这样的言论是否构成违法，却是一个问题。假若他们冒犯的是个人，而非公权力机关，当事人又没有自诉，执法部门未必就会处理他们。

　　在我看来，恰恰因这些人所批评的是公共事务，对他们可能错误的言论才更应慎重对待。在一个资讯发达、多元的社会，如果只允许正确的意见发表（这其实是做不到的），而这正确又只是以公权力机关为裁判，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从前舆论一律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思想活跃，谬误发生的概率也将远远大于允许发表谬误言论的时候。

　　有的人在批评中使用了过激甚至骂人的言辞，我觉得当事官员首先应有点雅量才是，这是执掌权力的人应付出的代价。执掌权力而又不会被人批评，自然是很理想的状况，但这样的好事在公民社会是难以遇到的。压制恼人的言论不会提高自己的威望，反而只会降低威望，给公众仗势欺人的印象。至于有些针对官员个人的污辱性言论，最好的办法是官员个人自诉，而不是动用公权力，这样做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公民对另一个公民的关系，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原本有理的自己也将输理，其所失将大于所得，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权力的滥用比权利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让公众说话，甚至说错话，天不会塌下来。

　　来源：南方网，作者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景凯旋

　　济南网友“红钻帝国”被抓了。从媒体得到这个消息，我并不惊讶。舜网论坛稍前的激烈交战，我是一个旁观者。那时已经看到一群人蜂拥而上，对“红钻帝国”大打出手，口径一致，步调严整。并且当时就有人扬言：再这样闹下去，可以把你给抓起来的。我能想象“红钻帝国”的对头是何方神圣，我也相信他们一定能说到做到。

　　这不，“红钻帝国”真的进了局子。谁说人家做事没效率？瞧瞧抓“红钻帝国”这效率，多高呀。

　　“红钻帝国”之所以进局子，据说是因为她相信朋友的现场目击，银座地下商场肯定淹死了人。所以事后银座才被数百警力严密封锁达数日之久，所以迄今银座商场仍无法向社会公布事发过程的全部原始录像以自证清白。“红钻帝国”所说是否属实，我是没办法去查证的。但是我知道，济南肯定淹死了人，而且淹死的人还不是一个小数字。据济南当局自己的说法，至少淹死了３４人。这３４人可能部分死于银座，也可能没有一个人死于银座。但他们是不是有人死于银座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死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他们都在济南的这场大雨中死了，而他们本不该死，这是一个非常惨痛、非常严重的事情，应该有人为这个非常惨痛、非常严重的事情负责，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才最重要。

　　但是，“红钻帝国”竟然被抓了，相应地，关于济南水灾的争论，就几乎全部转移到银座是不是死了人这个次一级的话题上。３４人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谁应该对此负责？所有这些关键问题，反倒很少人关心了。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荒诞的场景：直到现在，济南当局竟然可以无须公布３４人死亡名单，也无须交代３４人死亡的具体经过，也无须给市民一个解释，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站出来，给死难者家属，给全体市民哪怕是轻轻说声对不起。跟他们抓捕“红钻帝国”的积极性，形成鲜明对照。

　　不该死的３４人都死了。平素喜欢以“父母官”自居的地方大员，这时没有一点点为“父”为“母”的姿态，看不出一点点伤痛，而是依旧振振有词，道貌岸然。３４条冤魂不能打动他们，３４个家庭的破裂不能打动他们，他们毫无悔意，就跟死了３４个阿猫阿狗似的。倒是普通公民的悲愤更容易惊扰他们，于是“红钻帝国”非要承担身陷囹圄的后果不可。“红钻帝国”的言辞未必无懈可击，但从根本上说，都不过是表达她对悲剧的顽强追问。她的那些追问，原本应该属于举证倒置范畴，应该让被告自证清白，她原本没有举证的义务，作为公民，她有追问悲剧的天赋权利。

　　但“红钻帝国”终于不能不为履行天赋权利，而付出代价。一方是２３岁，涉世未深的弱女子，一方是强大的济南当局，明知胜之不武，而仍出此下策。但这又何足怪哉！不是连济南市民表示哀悼的几盏微弱的烛火，济南当局都无力承受，而必须责令警察出面禁止吗？虚弱至此，想来不禁莞尔。

　　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对比。济南当局用在对付民间舆论上的力气，在对付民间舆论上所体现的效率，远远高于他们用在防灾救灾上的力气，远远高于他们防灾救灾的效率。似乎在他们眼里，对付民间舆论，比防灾救灾更是当务之急；似乎民间舆论，才是他们的天敌，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红钻帝国”在第一时间就被抓了进去，街头的烛火也全部灭于警察之手。而那至少３４条冤魂的名字有谁知道？那至少３４个破碎家庭有谁去抚慰？进而，济南整个的城建布局，公共设施布局，有谁在反思和改进？所有这些问题，都归于无解。

　　再大的洪水不怕，再多的死人不怕，只怕追问，哪怕仅仅是一个弱女子的追问。因为，再大的洪水淹不掉他们的乌纱，再多的死人，冲击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顽强追问。只有来自民间的顽强追问，才可能让他们的渎职行迹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他们无所逃遁。因此，每当灾难降临，他们本能的反应不是全力救灾善后，而是全力封杀悠悠众人之口。他们把他们个人的权势看得比灾难中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更重要。

　　而这，才是真正的灾难。

　　作者:笑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