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春节将近了，在各方的游子们都期待着能够回家去与家人们团团圆圆地过个年，不图什么，就图在家聚一聚，不管过去的一年里，是否收获丰盈，更重要的是一种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一直延续着。可是在远方的人们要是一想到回去，却又不得不寒心，这些年来，在脑海里的春运二字似乎是沉重的，也是苦涩的。

　　记不清楚春运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好像也有些年月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产物。孩提时却没有那么深刻，只是九十年代后这一形势才会更加深入人心的。但无论何时的春运，在人们的记忆中都是酸楚的。

　　倒是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大大地提高了，可是这交通状况却没有见得就要好多少，去年年初修了八年的京珠高速公路顺利通车，可是就在全线通车后的几个月内的２００５年的春运，却把整个从郴州到清远与广州交界处都给睹得死死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看到的是，在广州境内的跑面明显要宽出几个车道，在这里是很少睹车的，为什么刚修好的公路就睹上了呢？有关部门在规划设计这条路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嘛？我试问？

　　这几年我们国家的价格管理办法是出台了，开始的时候还做了些什么各式各样的听证会，可是说来却好笑，就好笑春运时的火车客运，到了这个时候，铁路部门本是收入最火的时候，他要涨价，打着个幌子开了听证会，可是我就不清楚那听证会的参与者到底是些什么人，我是依稀记得２００２年的《中國青年报》里有一则相关报导，当时的听证会的一些参与者，其中就不到１５% 的人员是普通民众，而更大部分的是铁路部门和相关的部门的人员。这就让我纳闷了，这价格管理办法里边不是说了要有相当比例的消费者去参与的吗？倒是现在是铁老大，他说了算，没有必要和你商量，就算是作出让步也可笑到了极点，就像今年的让步，所谓的让步就是那么几列为数不多的临客普客硬座是不涨价的，美其名日，说是农民工专列，你若是真体恤游子们外出打工不容易，好不容易加班加点，一年下来挣到这几元钱赶着回去与家人团聚，就应该所有的都不上浮了，倒是那几列普客硬座能够装得了几个人呢？在他铁路运输客流的比例多多大一个成分？我想只要有眼睛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倒是有关部门也还知道这个价格的混乱的现实，所以在这些年各省都有自己的条例出台，如广东对于公路交通的收费，这两年都是普通车的涨幅是不得超过４０% 直达班车不得超过６５% ，这个字眼上看起来，好像是很体恤人民群众，反过来想想，再仔细看看现实，这所有的车都是按这个容许的所谓的最高的涨幅，你又为何要总是玩弄这么字眼，索性有关部门的文件这样说我们老百姓看起来才更愿意接受：普通车的涨幅是４０% ，直达班车的涨幅是６５%.这样看起来才更像是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文件。倒是这样还好，可是现实是省际普通班车，本是被列入４０% 内的，可是实际情况却更糟糕，甚至高达３００% 都不为过，这而且这是公开的秘密，我不相信上级主管部门会不知道，若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些各大城市的市级车站的实际售票情况却反映出来了。

　　一两年前一直炒得很热的，关于各地的最低工资的提高也是个问题，十多年来就这么一次的提升，可是其幅度却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很是忧心，这些年，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现今我们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是一天大过一天，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总值增长率都是高于７% 的，但是回到刚才所说的最低工资上去，就算这是十年内的变化。好下面我以广州为例，１９９５年，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３２０元，２００５年是６８４元。１９９５年广州的ＧＤＰ为１２４３亿元，同样２００５年的ＧＤＰ增长率若是以最保守的１２% 来算都有５０００亿，你去看一下这两者的增长比例，最低工资的增长率，１０年内为，最低工资增长为１１３% ，而ＧＤＰ的涨幅却是３０３% ，这还是最保守的数字。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这样的状况下，这贫富差距怎么能不高，而且这个最低工资显示的只是通常情况，现下在笔者所在地东莞、深圳还存在着有尽半以上的企业是没有按照政府所制订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的。这种情况我想有关部门更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似乎这规定只是作出来欺骗自己的。我感觉到寒心，。

　　春运，本是公共设施利用率最高的时候，相对来算其成本本应该更低，反倒是在单价上去高涨，我不明白这种经济理论在现时的经济体制下还会存在，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我只知道，我们办企业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要面对竞争，都必须要尽量压低我们的产品价格才能够求以生存，相反这种违背经济理论的现象却更有章可循了。

　　春运，是我们心中的痛，长久以来就是的。自打春运这个词产生以来。我不知道何时我们才能够走出对春运的阴影的影响。

　　写于２００６年１月９日１４时５４分

　　作者:曹文杰

　　当我们额首称庆现代化如期而至时，何曾料到现代性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系统化干预已逼得天我们无处可逃。所以，波德里亚说“现代资讯和交通带给人的不仅是便捷和高效的物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它造就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认知模式，对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由于其赖以支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必将顺势分化、重新组合，所以它已不仅仅着力于对人的物理状态和生存环境作形而下的改造，而是釜底抽薪从人性和人心的深层维度重新规划人的社会伦理和精神构图。正是立足于这一无法规避的现实境况，我们需要正视并思考现代性之下的工程化，归纳化的社会生态，面对完全依赖于电子传媒摄取精神养份，托身于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配置生存资源并主导着“活法”的现代化之下的个人，我们还可以在什么样的维度经营和建设自己，还可以在哪些领域真正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把持好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以此抗拒公权專制对个体私性领域的盘剥和侵犯，最终能够有效抵制極權主义挟持之下的伪现代化对个人主体意志和权利的分化瓦解。

　　现代性的确认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權主义者、素食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或伦敦居民，其身份犹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看见的自己”。在现代性之下，没有值得认真执守的信念，也不必有专心致志的目标，更不会有能统辖一切和武装头脑的公共意识形态，人们都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和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科层制彼此隔离、条块分割，被按单位、公司和各种利益组织定量定格配置，从而将各自的生存状态和个人伸展的可能性压缩在当下的利益区间，这时候，人们只管专心去活，只管专注于自己的私性领域，然后自足于个人化的悲欢沉浮，在这种境况之下，身体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就是唯一可以确证和值得用心看护的物事，所以，对于周遭情事和层出不穷的世道纷争，人们总是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变不惊的立世原则，因为大家都相信没有必然只有或然，相信一切都在不可确定之中，一切都不可预知、不可把持，所以人们总是能够淡定地看待这一切，并将生发于眼前的世道恶行和各种不公不义视为当然，视为见惯不怪日日必须演练的功课和生活的常态。

　　因为现代性承认历史与客观上的不均势、不守衡，承认社会差序格局和冲突的本然存在，所以人们并不刻意寻求调和，寻求整齐划一步伐相同，因而便只能习惯它并接受它在生活中真实的存在。在现代性的认知谱系里没有终极，没有不可以置疑的定义，所以便没有不可以挑战的权威，当然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个人为某种虚设的公共目标或国家意志负责任作牺牲。在高度精密、系统化控制的社会中，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关乎人类精神现象的表述都可以被拆解，被量化分析，甚至连爱情也可以被想象社会构成之中的某个元素。如此，由于一切都是即时的、可变的、甚至是可消费的，随着语词的标准化、格式化以及公众对“趋同效应”的集体无意识效仿，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日渐趋同，所以，有学者说“现代人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由于我们总是依赖于媒体，总是依赖于公器制售的话语去思考去判断，去言说表达，因此我们总是远离真实和生活本身，因而便没有了置身现场历险的独特经验，没有了直逼心灵的疼痛与颤栗，于是，我们常常将虚拟与现实倒置，常常被无良的公权把持者和市场中的强势资本操控着“从心所欲”地驱策和把玩。由于电子传媒和公共交通的无限渗透消弥了人的异质性，使得个体的獨立自在性随着公共舆论的广泛介入而逾显试微，其结果是我们作为人而不是“民”的差异性和各自的“与众不同之处”，都会被不断削足适履、改造重置，从而将良知灭失、将灵魂抽空！使得个人化的体验和权利申告由于缺乏民意支持和舆论关注，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被强势的公权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如此日长月久，我们言说的语气和思维模式、以及情绪状态与行为举止等一切关涉人的社会属性和表达，都势必因專制公权依凭其掌控的“喉舌”反复教唆和驯化而跟着“極權主义跳舞”，这正应验了心理学上所描述的现象即“同一事象的断不反复会成为人的牢固不变的第二天性”。如此反复、如此熔炼，“在咸水里泡三年，在碱水里泡三年”，我们最终都会被公权的软硬兼施和垄断性布控而不得以放弃思想、放弃判断，并最终自觉自愿协从專制意志，从而要么成为共同体内“沉默而无为的多数”任人宰制；要么成为專制霸权主义的“先进标兵或积极分子”到处行凶呈能、帮腔造势，这不仅显示了專制主义文治策略在现代性之下“与时俱进”投机取巧、活学活用的又一次大功告成，也是我们总是耽于安逸、不思进取，希图不劳而获的国民劣根性品质所必然遭逢的宿命！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寄望于公家的关怀，托身于皇恩浩荡布施救济“送温暖”，我们总是习惯于被安排被收容，被“修理改造”然后量身定价货与帝王家，总是眼晴向上巴望着并且时时翘首以待天命垂青、大人下顾、圣人引路……，从而心安理得将自己矮化、弱智化抛离于“公道”公义之外，在放弃责任担当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体见之于社会的普遍人權，因为我们的文化积习和价值取向太单一、太低度，太缺少能超越形而下的盲目性从而立足高远在精神的向度经营另一种人生的愿望和冲动，所以才导致支撑并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多是利益期许和权力换班之使然，而很少是出于公心公义、以及理性的自觉和道德的力量。由此返观我们一路承传的历史叙事和价值选项，都是因为我们太功利、太急切、太实用主义，所以我们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因此我们的社会中总是无法建构起多维度的人生参照系，总是缺少多元价值并列、势均力敌且能相互制衡、此消彼长的竞技化社会生态，因而我们无法形成体制外压力集团，无法结盟抗辩专权侵害，更难于形成从法理和良知的高度为个人争权取权利、争取自由的民意资源和有效的社会化动员机制。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我们都因为别无选择，所以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么全民从政呼啦啦绕着权力中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么服膺政治强人然后“锁定眼球”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总之，我们总是缺乏主体性，缺乏前瞻的眼光，因而总是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所以才无法拆卸求生活路中时时紧逼的压迫感和挤兑力。这种全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为食色之欲和荣华富贵拼家当本使蛮劲下狠心的社会心态，势必误导人心人性弃善从恶进而不断加剧社会系统化、制度性的危机，最终导致个人生存生活的风险成本一路飚升。于是，我们不得以只能高度紧张穷于应对纷至沓来的生存困境，只知道心无旁骛为活着而不是活法立规矩定原则，因此“我们”被命名为群众、群氓，成为现代化之下被“权力无知之幕”及其垄断的资讯完全监控和规训的只有符号学意义而无政治学内涵的“黎民百姓”。如此，我们总是被替代，总是被现成的强势人物和各种组织所驾驭和利用，所以我们本然的怠惰品质被充分激活，至此，我们便只习惯于用眼睛读图、用耳朵听音，只习惯于通过电子屏接受现成的资讯从而常常被官府领导牧养，被媒体教育驯化乃至于弄虚作假任意误导和把玩。

　　有了如此方便快捷、触手可及的现成消受，谁还会含辛茹苦、身体力行作精神的远游呢？试想，当我们长期依赖视听做分析作判断，经常被电子传媒所牵引然后用感觉代替思想，用想象代替事实，用虚拟空间代替当下场景……，长此以往，其最终消解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语言、感觉和思想、甚至会导致我们在认知上出现迷误和混乱，所以，当我们通过媒介无限拓展视听镜域，获取无限信息的同时，我们却常常有感觉迟钝、无心他顾的冷漠与木纳，其原因乃是由于观注点都具有相似性和雷同处，从而使得原自个人化的经验、视角和处境的差异性日渐消弥而丧失了交流的冲动，思想的枯萎正是从语言开始，因此那种对真理性和终极性的追问与冥想只能突显出不合时宜的愚顽和滞后，由于人们总是拒斥沉重躲避崇高，总是故意忽视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对个体的剥夺和压迫，因而也就无意顾怀日日坍塌沦陷的心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容忍弥布与周遭的各种不公不义，才难以激发出对生命殒灭时的悲悯之情，才留下了太多聚众围观者的木纳和施恶者弹冠相庆的浪笑，才使我们面对单极独大的体制化精神与利益围堵无从逃脱。

　　二００七年二月十四日于麻园

　　作者：汉心　现居贵州

　　作者:汉心

　　守法致富的公民是让人称道的，也是值得学习的，但事实上现在社会上的这些富人们，有几个是真正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财富的呢？就连美国企业在中國都学会了行贿，前几年我想大家一定听过朗讯因在中國行贿而被受到美国国家执法部门的处分，就更不用说我们国家的这千千万万个企业。

　　别拿仇富说事，在老百姓的民中，仇的不是守法公民的勤劳致富，仇的是那些通过不法手段而达到富裕的我们国家的蛀虫，仇的是拿人民的钱却不为人民办事的那些人，仇的是腐败，仇的是非法获取高额利润，同志们，如果去掉这些，那么现在社会上还有多少富人们呢？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富裕不是罪过，正如贫穷也没有什么可耻的，但是非法致富的人却是可恶的，不只是应该去仇视，而且应该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能够因为弄，和个钱就摆平，越是这样，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全乱套了，正如贫穷的人，如果还懒惰，好赌、又不上进一样，是不值得同情的，这种人是连低保资格都应该被取消的。

　　我们中國的老少边穷地区分布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大部分地区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没有得到政策的优惠，反倒是越是发达的地区越是有更多的政策优惠，然后这一部分人反倒是看不起来自边远、少穷的地区的人民了，这种人虽然富裕了，但是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为你是靠的是国家政策的优惠，而不是完全靠的自己的能力去致富的，所以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仇视的是那一类不知道好歹的人，仗着国家政策的优惠富裕了，反而歧视其它地方的人，这种人也是应该仇视的，不只是应该受到仇视，更应该受到相关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仇视的除了这一类不知道好歹的人外，还有更多的是对政策的不公平的仇视。（这一类人主要是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

　　贫穷不是罪过，但是贫穷却又懒惰的人却是不值得同情的；富裕也不是罪过，但是通过不法手段达到致富的人却是不能够让人们容忍的，这个人群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说到这里，我们还得要考虑一个执法公正的问题，只有执法公正了，才能够杜绝这些所有的现象，只有包公才能够做到，只有任长霞才能够做到，孔子曰：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可是如今我们的社会上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这个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就是执法不公，执法不公又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就是执法者本身的不廉洁，又怎么能够去执法公正呢？周恩来总理一辈子都只有存款５０００元，而且，他把这仅有的一点存款都捐给了那些需要钱的人们，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歌颂的，不只是歌颂，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是值得推广的，可是现在的教育里边却已经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内容了，所以现在一辈辈的人才出来了，却没有几个能够做到清正廉洁的，为什么，教育问题。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你若是通过合法经营取得的致富，还怕人仇视？人民不但不会去仇视，反而会把你当作榜样去学习。但是现在的社会发生的变化，有人却说，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捉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这种风气就更加让这种社会不公平现象得以持续下去，而且更加漫延下去。

　　对于这些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润的人，对于这些贪污受贿腐化或者是利用职权谋取财富的人，应该杀无赦，只有在硬性的制度下，才能根本的杜绝这些不良现象的恶性循环。我提议，对于以上人等，应该根据不同的程度，（这程度的区别就是看获取不法利润、收受贿赂、贪污等的数值和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给予处罚，最好的处罚是，一，要收回其所有财产，二，法律惩罚，不管身兼何职，都得受到法律的惩罚，建议休用一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处罚手段，如对于这类人，应该充分发挥其劳动力的价值，到我们中國西部沙漠去治理沙化，去种草植树、这是个很好的处罚，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将功孰罪，为他们犯下的罪行作出补偿。同时也加快了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对于此事，我不想作什么评论，但是我想在这里说个事，就像是一个人，他做得不好的情况下，有朋友到他家去说他，而不是在很多外面的陌生人的情况下去数落你的不好的情况下，你会去反思，我究竟是做得好还是不好，而不会有什么关于颜面的想法，也根本上就没有什么丢失颜面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有人在很多外人的场合下去骂你这不好，那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你首先会想到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这种情况你不但不会去反思，反而会去仇视他，因为他伤害了你的自尊，就这么简单，这个日本人，他不是当着无数的国际友人的面去数落中國人的不是，而是要告诉全中國的人，在他们日本，大部分的日本人就是这么看待中國和中國人的，这就应该值得我们自己反思了，我的们的现状是，现在国家还很贫穷，但是，却有着很大部分的政府要员不但不是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反倒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不法利润，同时还漫延了不正之风在社会上漫延，这就是值得我们反思了，中國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发展好自己才不会被人骂，而不要先去管人家怎么说你。当务之急，人家只是说说你，你也不痛也不痒，所以你得把握好时间，努力去充实自己，壮大自己，等有一天，你壮大了，人家也就不敢去说你了，人家也就不敢冒犯你了。

　　作者:曹文杰

　　如题。在笔者看来，这个字就是“虚”，即虚伪、虚说、虚让。

　　先说虚伪。众所周知，在中國为官，向上级“送礼”即行贿是必不可少的过硬功夫。但送礼并不是仅仅舍得送钱、送物、送美女这么简单，其学问还是颇深着的呢！作为领导，倘若下属送什么就收什么，那成何体统？多没脸面？以后还怎么树立威信发号司令领导下属？因此，送礼这事情在当下中國就很复杂，颇有学问。送礼者不仅要学会行为隐蔽，掩人耳目，不留任何痕迹，而且更要使领导在得到礼品的同时，还不损形象、面子。面对诱人的“礼品”（比如美女），领导们明明心里馋涎欲滴，但嘴上却硬说不要。送礼者此时如果当真，那可就真成为白痴了。而精明者则是用虔诚恳切的态度、委婉动人的用词，一劝二劝再劝，直劝到领导收下的合理性、替领导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使领导在确保既不丢面子又感到十分安全的情况下，盛情难却，笑纳为止。官场可谓中國社会的心赃部位，而心赃部位都虚伪到这个份上了，那社会其它部位还用细说吗？

　　次说虚说。远的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豪言壮语就不去说了。单说近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在一篇文章中声称“中國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其一项标志便是中國“选择了比西方代议制更优越的代表制。而代表制与代议制不同，它是一种更彻底的民主实现形式。因为代议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轮换’制度，‘选民只有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举完成，在代议人与被代议人间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就将受制于一个异己的意志’，这一点，即使代议人完全出以公心也不可避免。馬克思总结了几个方面：代表必须由各区通过普选产生；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代表工作时随时可以撤换；代表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代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在这里，刘教授转述了”馬克思总结了“的”代表制“比西方”代议制“优越的”几个方面“。然而，生活在中國的老百姓，有谁真正享受到了或看到了馬克思所总结的这些”代表制“的”优越“在中國已成为现实？刘教授说得冠冕堂皇头头是道，但中國的现实却与之南辕北辙。这种说起来悦耳动听，做起来十撇连一撇都见不到，谁能否认这不是虚说妄道呢？

　　再说虚让。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问题时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其中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说得多么好听啊！然而，于今已经过去６０年了，新中國成立也快６０年了，老百姓敢监督政府吗？毛澤東还说过：“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民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澤東选集》第５卷，第４１４页）１９５７年一些不知好歹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真的对共產黨地说起来了……，结果好多人的“口无遮拦”却换来了“家破人亡”，而活下来的一顶“右派”帽子却一戴二三十年。如今，连跪着诉冤都属违法行为，遑论监督政府云云。事实说明，这些“让……”不过是“虚让”而已，有谁一旦当真，真的去监督政府，到头来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至于第二代领导核心所说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鄧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６６页），谁都知道其内涵是舍意思，不说也罢。

　　虚伪、虚说、虚让，这就是当下中國社会的现实。也就是，说的又仅不做，且还不允许质疑；做的不仅不让说破，且根本就不允许提。

　　作者:于成玉

　　这一阵子，有新闻报道说中國在二零二零年将造出自己的大飞机，这个新闻在各界的网民手上也算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了，然后我也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國，不只要造大飞机，而且中國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目标就是在２０３０年兼并掉波音公司和空客，这才是中國人的宏伟目标，中國完全具备这些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

　　说到硬件设施，中國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是以万亿来计的，而且，实际上按照可比价格来算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甚至都紧逼美国了。我们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设备都是清一色的进口的设备呐，我们的硬件设施就是，我们都造出来了飞天的宇宙飞船，至于这区区的飞机又有何难的呢？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却有一大部分到了少部分的手里，所以，中國的政府和制度还是这么糊涂下去的话，就是到二一零零年了，我们也别想造出大飞机.

　　说到软件设施，纵观世界各国的科技领域里，我们都能够看到很多黄色皮肤的技术专家出入，只是可惜，这些人要是回国后，只能够去任人摆布，而且完全会丧失对科技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就放开国外的那些高尖技术人才外，我们国内也有着很庞大的技术力量队伍，不过，这些人却每天都在为着全家的下一顿而忧虑，从而真正的技术专家却不能够发挥其潜能，而真正在国家什么领域有建树的却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家伙. 不然，为什么农民都可以造飞机，而我们有着强大知识背景和财力支撑的国家科技院所却毫无建树？

　　先说说中國的人才，中國不缺少人才，因为农民都能够造飞机呀，这就足以证明中國人的聪明程度有多高，我们的农民朋友都能够造出飞机来，更何况我们有着丰富背景和强大的经济支撑和科学背景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国家一类企业单位呢？

　　再说中國的财力，当年的“运十”就因为三千万的研制费用而夭折了，然而，看看我们国家现在的富裕程度吧，我们的政府一年的公款吃喝就能够吃掉六千个亿，这还只是政府颂的数字（而这恰好是１９８０年中國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１. ５倍），这足以证明我们现在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去做这么一件上一代人没有完成的大业了。

　　只可惜，我们的巨大的财政收入，是掌控在少数的利益集团的手上，只可惜，牛顿没有那个支点，终将撬不动地球的，所以，就算是再过一百年，中國的大飞机梦也别想实现，除非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国家都到火星上去定居了，剩下的都是中國人和一些什么落后的土番民族。

　　还有就是，中國真正有能力造飞机的那些人，都在种地呢，要不种地就在哪个角落里开着一家铁铺呢，而去造飞机的那些人呢，却只是一些不学无术，剽窃他人成果的家伙，这大飞机，就算造出来，三天两头的失事，这样的大飞机，又有何用呢？

　　作者:曹文杰

　　有人说，西方人推崇体制和制度管理，而东方人则崇拜英雄和伟人。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从当前的社会表象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管理确实体现了社会的理性，成熟和井然有序，而失去了领袖崇拜和共產主义信仰的中國则处处渗透出一种浮躁不安，急功近利，藐视一切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的感性，冲动和社会转型的困惑。然而从历史上看，崇拜英雄和伟人则是人类社会的共性，个人崇拜更是西方的传统，只是近几百年来才从西方传到了东方的一种社会现象。恰恰是东方的中國，在两千年前就建立和逐步完善了适合于农耕社会的大一统君主專制体制和管理制度。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管理却是在最近二百来年才出现的。

　　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后，经过长期的阵痛，复辟和反复辟，街头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冲撞和摸索，西方各国相互参照逐步建立起了一套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同小异的稳定行政官僚体制，民主选举制度，确立了言论自由，司法獨立和议会立法，监督和制衡系统。取得了政权的新贵们为了巩固政权，把生意场上的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和资本运作的法则引进了国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试图通过体制和制度上的筛选来确定为他们办事的代表人物。这套体制和制度的建立试图变偶然性为必然性，保障经过筛选出来的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能够代表资本财团，及其附庸帮办集团的利益，并有效地遏制任何掌握重权的个人的恶性膨胀和背叛。

　　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的顺利建立，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要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之前在西方没有一整套十分强大，而且高度统一，中央集權的專制旧体制，旧制度和经过数千年堆积的庞大旧社会习惯势力的阻挡，围剿和扼杀。在发展资本主义以前，西方各国长期处于山头林立的封建领主，大公国和各地教会势力参政，争权夺利，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下。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促使了商品生产的大发展，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使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如潮水般涌来退去，摧枯拉朽，横扫了一切。这些王公，贵族，教会领袖，封建领主和庄园主的旧势力被迅速摧毁。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他们倾家荡产，颜面尽失，斯文扫地，而且毫无复辟的希望。这就为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建设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美国，经过严格的筛选，并在体制和制度制衡下产生的美国总统，各州州长，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标准化了的终极产品。他们都是善于做秀，表演，善于蛊惑民心，百面玲珑，善于心领神会地与大财团完成桌下钱权交易，并善于向选民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美丽承诺，努力获取美国选民好感的台面人物和符合垄断资本利益的各级代理。经过了这么一套体制和制度的筛选，可以保障当选人长相符合选民的期待，人品道貌岸然，谈吐风雅得体，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上有足够的精明，成功地减少了出次品的概率。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筛选的目标，当然不是为了要选出出类拔萃的精英人才，选出能够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创造新世界的伟人，而是要选出符合垄断资本财团的利益，能够按照规矩做事，忠实可靠，精明强干的各级代理人和办事员。

　　从对美国历届总统执政能力优劣的评介可见，虽然有着体制和制度的制衡，领袖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体制和制度是死的，当选总统的具体政府行政作业是活的。作为短期的行为，国会的多数可以通过政黨操控，补缺的大法官是通过总统提名，议会质询审核后任命的，总统的特权可以借重战争和国家的紧急状态得到扩大，媒体和社会舆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诱导，民心可以鼓动爱国热情来操弄，选票可以通过选举操盘手来炒作获取。现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美国总统可以把美国带向繁荣昌盛，也同样可以使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和战争的泥潭。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金钱政治造成了当选人利益代表的局限性。通过美国的这套体制和制度的筛选，成就不了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能够超越财团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控制，遏制大规模战争和核大战的爆发，力挽狂澜，扭转地球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创造人类历史的大英雄和真正的伟人。历届的美国总统为了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频频发动侵略战争，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始终保持全世界最大的军费开支和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可以证明这一点。不管是民主黨执政，还是共和黨执政，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石油垄断财团的利益和美国人追求享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顾气候暖化，地球生态已经趋于严重恶化的局面，一再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拒绝承担起减少排污，挽救地球的责任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國，尝试国家的体制和制度的建设要比西方社会早了两千年。早在战国初期，秦国就通过商鞅变法，淡化了分封制的封建色彩，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的帝王專制体制。封建專制体制与之前的分封制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相比，其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可以轻易地集一国之力，听命于统一号令。中央集權的專制体制适合于农耕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和国防建设，并可以倾其一国之力，启动战时经济，发动战争，并赢得战争。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了中國，充分显示了这套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体制的优越性。

　　从此以后，汉承秦制，这套專制体制就被一脉相承地保留了下来。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断修改，补充和强化，在中國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十分完备，有利于统治者驾轻就熟，可以包罗万象，牢牢地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專制体制和制度。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屹立于东方，经历数千年而不被摧毁和湮灭，除了有其特殊的地理和环境位置，中國文化的包容和强调中庸和諧等因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长期有着这套中央集權的專制体制和随之所形成的大一统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中央集權的專制官僚体制（即：官本位体制）中，皇帝是家天下世袭的最高统治者。帝王为了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对手下大臣采用高明的驭人术，恩威并重使其感恩和惧怕，分而治之不使其坐大，广布眼线使其不敢有任何的违逆。大臣们为了要取悦皇上，巩固其既得利益，也相应地发展出了一套“黑厚学”理论。他们当面不得不向皇上卑躬屈膝，竭尽巴结，歌功颂德之能事，背后却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相互参本，互相倾轧。科举制度虽然开创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先例，然而也形成了全国学子学做八股文，争先恐后进京赶考，知识卖予帝王家，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恶习。科举制度扼杀了学习是为了追求知识，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深刻了解和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本意。封建專制体制政府官员选择制度的本质，是要选择有利于巩固專制统治，对皇上忠心可靠的奴才。

　　在官场中，官大一级压死人，因此不怕官，只怕管。下级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得到长官的提拔和晋升，不得不对上级阿谀奉承，处处投其所好。官本位体制决定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官成为了一种终生职业，一旦失去了官位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任何人只要身在官场，就只能上，不能下，必须努力学会攀龙附凤，结黨营私，官官相护。官本位体制本身决定了，官场是一个政客，掮客，皮条客，食客，阴谋家，流氓，御用文人，家奴，墙头草，伪君子，鱼龙蛇鼠混杂的肮脏场所。身在官场如果要想生存下去，而且得到步步高升，就不得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步步堕落，贪污腐化，贪赃枉法，直至万劫不复。任你是充满着理想和抱负，再优秀的个人，只要在这个大染缸里打过滚，不是弄得伤痕累累，就成了一个唱大戏的，粘得一身的五彩油泥。出污泥而又不染，谈何容易！只要这套官本位体制不改变，虽然时代不同了，这种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丑态，还是会以不同的方式一演再演。

　　这里所讲的官本位体制也是讲究按照体制和制度选择从上到下的国家官员的。如果与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作比较，一个是凭着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好恶和观感，经过合计和协商后向上推荐，报备审核和批准，不需要有选民的参与，完全由少数政客幕后黑箱作业的程序；一个则是通过资本的运作，有选民参与的金钱政治闹剧。按照官本位体制，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尽可定得冠冕堂皇，但是这是一种十分强悍的逆向选择机制。官本位体制决定了选择官员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干部的真才实学和人品，而在于其是否属于是我的人，或我们这一派的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使出现了个别标榜是清廉，公正和能干的官员，如包公，海瑞等，他们能够在官场中生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被帝王相中，作为了忠诚家奴的代表。他们代表了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巩固專制体制，而不是为了黎民百姓。

　　如果要细说起来，中國不是没有率先引领工业革命的机遇。早在唐代，规模化的大作坊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经成型。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发明和创造，科技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只是在长期的封建專制统治下，新王朝建立之初的铲除苛政，减免赋税和促进生产，只是为了巩固政权。开明君主的所作所为，也只属于极个别的个人行为。由于这套中央集權的專制体制过于霸道，所形成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致使中國历朝，历代的新政和变法无一能够取得成功。封建專制政权为了确保其对国家的方便控制，历来采取重农抑商，反对流通，试图把臣民都困死在土地上的做法，也就扼杀了在中國发生工业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相对而言，从传统习惯上中國人是更倾向于崇拜英雄和伟人。因为这套官本位体制决定了，任何地方官和中央的官员都只是皇帝和專制政权的奴才。选拔各级官员只是一种黑箱作业和官场文化幕后搏弈的产物，拒绝了平民百姓的参与。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领袖的重要作用毋容置疑。东西方的真正差别只在于，在现代的西方各国，领袖是通过所有选民一人一票的参与，按照国家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循序产生的，而在中國，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和选民却被官本位体制和国家选举制度排斥在外。没有制度面上选择的参与，人们只能期盼碰上包龙图和海瑞那样的清官，或者指望在民间能够出现一个出类拔萃，所向无敌，可以领导他们走向光明，走向胜利，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的大英雄和创造历史的伟人。

　　在中國，像包龙图和海瑞那样的清官，尤其是平民百姓所仰望的大英雄和伟人，需要历尽劫难，九死一生，需要有很多的机缘巧合才能产生。用孟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群龙不可无首，乌合之众没有能够服众的领袖，只能是一盘散沙。在强大的封建專制体制下，他们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社会责任心，远见卓识，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靠时势来造英雄。他们还必须是一些幸运儿，才能冲破重围，脱颖而出，因此存在更多的偶然性。中國最近两千年的历史证明，即使发动了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推翻了旧王朝，由于封建專制所形成的习惯势力十分强大，新统治者对中央集權的專制体制驾轻就熟，历史往往只是转了一个圈，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从陈胜，吴广，一直到蒋介石和毛澤東都走不出这个怪圈。

　　至于说到宗教崇拜和个人崇拜，应该是人类的共性，在东西方并无实质的差别。相反，如果从宗教信仰上来看，西方信仰的是一神教，再虔诚的信徒也无法成为神，只能成为上帝的子民。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对上帝，耶稣和教宗的个人崇拜，与东方的宗教对神的态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方的宗教，如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都是多神崇拜，并不刻意强调个人崇拜。儒教出了众多的儒学大师。佛教认为任何人只要潜心向佛，修成了正果就能够成佛。道教讲只要通过不断的修炼，一旦得道就能升天成仙，封神。

　　在中國的历史上，个人崇拜都是针对死人的。任何再伟大的个人，只有在死后如果还有其利用价值，才会被后来的帝王步步追认，册封为神，称之为圣，如周公，孔丘，孟子，关羽等。中國对帝王本身搞的是三跪九叩的个人朝拜，依仗的是正统的家天下合法性和皇权主宰一切的权势，而不是针对帝王本身，或王室家族的崇拜。如果帝王失德，改朝换代就在所难免。这一点与西欧现有的王室，日本的天皇，泰国的王室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神位世代相传，受到国民的崇拜，而不必担心被推翻。

　　在中國，对活着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是近代才从西方学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利用的是天主教徒对教宗的个人崇拜。自封为天王的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还玩出了被天主附体，假传天意的鬼把戏。对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澤東的个人崇拜是向日本的天皇，德国的希特勒和苏联的斯大林学来的。然而，蒋介石和毛澤東尽管各自宣称的奋斗目标不同，却殊途同归，习惯使用的还是历代帝王的驭人术，建立的还是中央集權的官本位体制。虽然毛澤東后期对官本位体制十分不满，不惜发动纹革来打碎这套官僚体制，到头来他遵循的还是一条历史的老路。

　　现代的中國，只有通过一场历时几代人，全民参与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从当今中國工业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挖掘中國传统文化的精粹，找到中华文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用崭新的全球视野，对现有的国家体制和制度，做出全面的政治改革，铲除官本位体制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國才能真正脱胎换骨，朝气蓬勃地面对未来。官本位体制规范和局限了主政者的视野和改革动力。干部择优淘汰的逆向选择机制，决定了体制内出来的领袖首要条件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集团的政权。因此，任何试图仰仗英明领袖来主导，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自觉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由下而上的强大群众基础，以建设公民社会为推手，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来启动。选民必须努力夺回选举权和罢黜各级失德的政府首脑，人民代表和公务员的权力，维护公民的权益，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做到还政于民。中國追求和平发展的进程不能被打断，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趋势不能受到干扰，因此任何暴力对抗和鼓动革命的方式都不可取。只有采取非暴力抗争的理性，合法的手段来推动，或逼迫执政当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认真处理好各种实际问题，才是尽量减低社会成本，达到改革目的的正确途径。公民一定要监督好政府，不能容忍各级行政，司法，民代机关，及下属机构，成为藏污纳垢，滥用公权力的场所。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对政府严格监督，维持步步紧逼的高压，强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建立国民意识和建设公民社会的正确途径。

　　作者:范立群

　　Ａ） 后工业化视野中的“个人奋斗”

　　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个性的持续发展，用韦伯的话说，呈现社会的“分殊化”。即整个社会系统不再有统一的整体，而是日趋分散成多元的社会离心力倾向。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其价值观日益突出了个人主义的理想以及个人的创造能力。得益于盎格罗——萨克森传统的经验主义唯名论，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发挥尤为突出。可以说，崇尚个人奋斗，正是当代美国人致力追求的价值理念。

　　在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进化是不断在渐进的。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普遍被认为是“生活是为了工作的一代”，这一代是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创造者。但时代进入了九十年代，打着“工作是为了生活”旗帜的“Ｘ一代”登上了舞台，于是两代人之间爆发了价值观念的冲突。

　　大凡社会变革时期，每个上一代都会看不顺眼下一代，在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人的上一代人看来，这“Ｘ一代”被认为是：娇生惯养、自以为是、没有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差、不忠诚、爱不切实际地幻想……。

　　“Ｘ一代”显得非常獨立，他们往往动不动就离职，很多人愿意做ＳＯＨＯ族，或者选择自己创业。可是当初受丑化的“Ｘ一代”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成为领导世界新经济的主力军，成了领导数码革命的一代，这里的杰出代表有：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一代，Ｗｏｒｄ和Ｅｘｃｅｌ一代。Ｅｂａｙ一代，Ｙａｈｏｏ一代。

　　到了新世纪，又诞生了“Ｙ一代”，据说个性更为卓著，真可谓密西西比河后浪推前浪！

　　Ｂ） 中國改革时代的“个人奋斗”

　　在中國，个人奋斗的增长和遭遇价值冲突的情景更为显然。

　　当年，笔者一代的大学毕业生于８０年代前期刚走进工作单位的时候，同事们都会告诉我，新进的职工，就得谦虚谨慎，肯吃苦，和稀泥，四肢勤快，忍劳忍怨，多听从领导的话，还得与群众打成一片，从低层踏踏实实地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总之，必须从“小人”做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之中，个性是万般不容的，棱角务须磨掉干净。然而，那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本是百里挑一的，智商天赋高，精英浓度厚，且往往有着内在的个性欲求，与常年混迹于社会上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气质秉性以及价值观的差距是显著的，于是观念、人格和权益的冲突就在所难免的了。更是由于人数少，势力寡，地位低，城府浅，人脉薄，刚踏上社会的新毕业生成了弱势群体，工作中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只得在论资排辈的经久等待岁月中惨淡经营个人事业，那时候何许侈谈什么个人的奋斗？

　　然而事物总得进步的。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逐渐出现了转型，市场经济的导入，大大激发了国民个人感性形而下的欲望，由此，个人靠自身努力的事业奋斗热情出现了高涨，由此，人的生命活力开始大为焕发。这在年轻一代、白领阶层以及个体私营工商业主族中较为明显地显露，其表象之一是城市里各类夜校的红火以及“考证热”的蓬勃。这种趋势在表层次上看，似乎受影响于全球化的浪潮，而在深层次上，则是由于我们社会进步必然出现的“分殊化”：政企分开，国营企业大锅饭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人们的个性丰满和对于劳动创造力的需求寄托等等。

　　Ｃ） 群体主义的社会机制

　　然则，社会进步并非平衡地推动着，作为社会价值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变革往往迟滞于经济领域的层面，对于我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说，尚未进入结构性体制和文化理念上的攻艰阶段。任何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都是为时代特定时代的社会体制系统内各种价值观念总体所整合的反映。千万年来无数代中國人始终未与“母亲”的脐带彻底相脱离，未能从自然孕育之怀抱中獨立出来，尚未充分建构起人的主体性。反映在社会事务中，个人始终被视作为亲缘共同体中的一员，难以被认作有獨立的资格。自远古起，中國古人高喊“天人合一”，直至现今，其基本形态依旧，总是以“关系”的形式处理世上的万事万物，趋同排异，求和合，避孤单。如是禀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又抵消而遏止了国人的个人奋斗激情。

　　作为国民心理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传统惯性。个人奋斗使之成为坚定信念的，须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情怀，这时候的人，又是作为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呈现心理上的惯常定势。国人若追求时尚，如穿着时髦，炫耀富贵等，则可迅即进入“奋斗”的状态。但若谓攻克某个世界难题，或希冀发展成为国家级大师、大企业家的，则国人中极为难得，盖因如此的个人奋斗需有极强的个性，而难以进入肉体的执著之中。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命题表明，能在遗传基因上打下深刻烙印的，使之成为显性遗传性状，需要经历许多代的积累。

　　社会机制的传统惯性，表现在“关系学”依然吃香，事业的拼搏并非纯粹靠个人努力所能到达目标的，如此，使得市场经济的运作变形扭曲。譬如，有一部分外资企业的老板并不要求录用本地员工，其素质各个方面都得与“国际接轨”的，有些情况也许恰好相反，需要员工有“本地化”的素质，以便于更好与本地人士打交道。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國来不喜欢雇用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國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辞，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贵。由此可以断想，在这种场合，个人主义秉性浓厚些的人士同样不会受外方老板欢迎。在本土，商业场上的交往恰是忌讳个性的。

　　在群体传统的思维惯性下，即使通过个人奋斗大获成功的企业家，在新聘用下属时候，却也不那么主张下属的工作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奋斗，而总是希望将企业看作是“家”，下属则看成是“家属”。如中國最优秀企业家仍然在大谈所需要的是事业型的接班人，而不是职业经理人。

　　Ｄ） “恶序”场中的个人奋斗

　　关于人的社会性辩证法揭示，个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与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某种动态的相整合的状态。而个体的感性生命一旦与自由意志紧密相连接的自主性被破坏殆尽，于是无数的个人之众被抛进到成凑合起来的大众之中的只是虚幻的“集体”，只是乌合之众，无法形成真正有凝聚力的合作团队。在本土的宗法制传统下，国人所处身的遭遇是于等级化的生存之中，并无平等和公正可言。所以国人所热衷于名义上的“集体”价值，其自身真正的“目的”指向只是与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大人个人的意图保持一致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此“集体”也可以说是变了相的“个人主义”——是一种隐蔽而卑劣低级的个人主义，实质成了“官本位”的目的，为此目的下属成员的行为全置于手段的性质，对于被统治的大众来说具有异己性质。即使关涉到群体下属成员的利益，也只是局部的小集体利益，仅是一种私德而已，无法上升为全民的大德，然而写之于纸面上的却尽是德性无比的“神圣性”，由此反诱使人作伪作假作秀作恶。鲁迅在谈到中國的国民何以成为一盘散沙时，就曾说过，这种结局正是專制主义统治的“治绩”使然。

　　这里的复杂情景在于，受变了相的卑劣低级的“个人主义”笼罩，多少年来，国人的个人自主性始终为那种虚假的“集体/ 整体主义”理想所既受压抑又受蛊惑。国人的个人生存处境与周遭的集体/ 群体之间，处于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描述的：“恶序社会”，即预示着一个混乱和灾难的社会。导致的结局是：理性精神的崇高和感性精神的个性——“高”、“低”两失的境地。按鲁迅的说法，中國人从未获得过做人的资格。

　　譬如，中國政府官方于本月８日发表首份公共服务综合研究报告，承认当前中國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可见，在尚未深入改革的，个人问责制度薄弱的旧式官僚体制内，其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绩效明显偏低。可是多少年来，国人早已厌倦了“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之类的响亮口号。

　　个人奋斗总得有成就感，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财产的积累为标志的，而财产须有法律保障方为安全牢靠，然则我国《物权法》的出台之艰难可想而知，个人的价值进入国人的“正当性”的理由之中是经历非常艰苦的领悟过程的。即使具备了相关法律，但正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绩效明显偏低”，而难以让法律有效落实。于是经过各方的信息正反馈，成为恶对恶相报应。

　　根据最近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我国超过１２万年收入的人士中主动纳税的比率很小。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大碗人士总是不忘真情回报社会，这里著名的有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非勒等等慷慨解囊。而我们的大款却远非如此。

　　所以，社会的进步，不仅有赖于个人具备充分獨立的人格，还需要有人文理想的完善，以及超越精神的终极关怀。

　　工作中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协作也常是必须的，所以寻求“团队精神”（Ｔｅａｍｓｐｉｒｉｔ），人际关系融洽成为企业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必然需要，企业经济的发展须在个人与集体（团队）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因而经济的成功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成功。日本经济的繁荣正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企业人员管理的成功。

　　但是南枳北橘，我们的国人一旦编组成“团队”，则难免凑合成为“三人成虫”的样板，恰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恶序”真实写照。

　　尽管以个性为时尚，但在我们这里，年轻人未曾有过坚实的獨立人格，缺乏獨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缺乏自我意识，具体表现在习惯追随大流，唯上是从，容易被霸权的话语所引导，复又担当话语的霸权工具。譬如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族，在网络上喜欢激扬文字，动辄“抗日反美”，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等等。

　　且看“８０后”的新生代作家，个性十足，可单听他们的名字：“韩寒、棉棉、卫慧”，就觉得孩子气。事实上确实幼稚：他们无须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社会的重任感，无须批判社会、反思社会，以尽社会的良心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有的甚至自以为只需痛骂名人一通就可以作秀天下，从而名利双收。德国汉学家顾彬认定中國“美女”作家的作品只是一堆堆垃圾而已，也许批评份量重了些，但是作家缺少“公共精神”（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却是真实的。

　　虚假的“集体主义”堵塞了那种有超越情怀的宗教对于精神境界大力提升的通途。于是乎，国人在世上活动的一切均以“身体”的安顿为圭臬，传统人生观的价值趋向流俗于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的低贱而廉价，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在这种情景之下，也许个人越是努力奋斗，就越是与社会理想形态的进步南辕北辙，这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國的“后发劣势”。

　　当今注重个人奋斗的，无疑是以年轻的学生、白领和私营业主为居多，而这些个人奋斗的最终结果，无非就是希望成为国人所羡慕的“中产階級”、“大款”。这些人群为西方学者普遍期待着能拖动社会进一步改革的革命性倾向，却始终是落空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國问题专家怀默霆认为，“根据一些研究，中國的私企老板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甚至还不如一些共產黨官员积极。这些人只想保护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更需要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现代西方占主流的社会学流派认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应是渐进式的。依照此种观点来理解，我国目前的个人奋斗状况，是处于社会转型进程途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备注：此篇为《中國社会导刊》征文稿子施卫江

　　２００７- ４- １１

　　个人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这次震惊世界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枪击案发生的原因似乎都集中在凶手赵承熙其怪异的个性和病态的心理上。无疑，凶手自身确有问题，然而人的生存是处于社会的“类”形态之中，个人的心身载负着社会的诸多因素。正如火山喷发必经历过地质内部能量的大量积聚一样，看似只是某一个山头的喷发，但岩浆喷射出火山口的则是整个地区性的地壳内部酝酿的过程。

　　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口误的方式显露出来的，甚至以病态的形式得以反映的反常行为，往往是被压抑的思想和潜意识欲望的释放。因此，看似个人的行为往往绝非只是单纯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有着明确的思想信念为指导的社会心理的积淀。

　　在过去几天中，美国的媒体和专家一直在思索：是什么搞坏了赵承熙的灵魂，促使他去走上“同归于尽”的道路。美国媒体４月１９日援引佛大枪击案嫌凶赵承熙中学同学的话说，赵承熙中学时候曾饱受同学嘲笑和欺负，致使赵承熙怀恨在心，积怨日久便成顽疾。

　　赵承熙毕业于弗吉尼亚州尚蒂伊地区韦斯特菲尔德高中。赵的高中校友克里斯？戴维斯说，上高中英语课时，每当老师找学生轮流朗读课文时，赵承熙总是低头不语。老师告诉赵承熙，如果不读课文就要被评不及格，他这才用“低沉、古怪的”语调读课文，“就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这时全班学生发出一阵哄笑，有的人指着他说，‘快滚回老家去吧’，”戴维斯回忆说。

　　美国专家说，感到遭受不公是赵承熙心理扭曲的重要成因，也是绝大部分类似案件犯罪者的普遍特点。据全美２００２年一项调查，７１％的校园枪击案犯“在犯案前感到自己受到欺辱、压迫或伤害”，这与赵承熙同学对他中学遭遇的描述吻合。“他几乎就是这类孩子的标志性代表”，美国前特工部门首席心理学家马里萨？兰达佐说。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认为，这名韩国学生从小移民来美之后，就由于许多新移民同样的经历，那就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危机，这可能成为这名韩国学生犯案杀人的深层原因。

　　在此，所谓“欺辱、压迫或伤害”之类的话语，突显的正是文明的冲突。只是由于落后的民族/ 种族难以认同先进的文明价值观，又缺乏将其对照差距的勇气，于是常常会悲观，消沉，逃避，退缩，甚至有的人会运用偷换概念的工夫，简单地归咎于“歧视”，便自以为可以作遮耻布用来抵挡一切了。唯有“知耻者近乎勇”的人，才敢于将道德行为把自己作为目的的人格来担当，从而将人格意义的现实化，并扩展己身的小我至民族/ 种族的大我之中，以实现集体/ 民族/种族的总体人格（Ｇｅｓａｍｔｐｅｒｓｏｎ）价值。为此得正视自己所处的文明落后的地位，急起直追，奋发而有为之。

　　我国学者余秋雨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國人、华裔何以在西方总是被轻视、被瞧不起”的时候，答道，究其原因无非是“二个低下”：创造力低下和人格低下。余秋雨接着说，这“二个低下”不光是属于中國人/ 华裔的禀性，而且也是亚裔普遍的禀性特征，所以在西方种族地位低下的不单是华裔，也是整个亚裔的处境。

　　具有普遍性事实是，亚裔在西方国家里较普遍地难以归附为当地的文明习俗之中，尽管有不少亚裔在西方也许已经呆久了，或者原本就是土生土长的，但是还是难以融入居住地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意识体系。譬如人们现今看到了，尽管凶手赵承熙８岁起加入美国国籍，至今已经有十多年，可是依旧相当隔膜于美国的主流群体。所以说，作为民族心理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却有着相当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显露于日常生活的一招一式之中而呈现出自身血缘种族特征的遗传禀性。就如同皮肤颜色的深浅是受太阳光照射长久或短浅的结果，但是这结果不会经历一、二代就显著地改变自身肤色，因为还受着遗传因子的影响。这也是在美国，来自欧罗巴的白人、黑人、韩国人、中國人、日本人都习惯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活动的缘故，所谓物以类聚即是。这确证了，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的“大拼盆”，而不是如“大熔炉”的称谓。（费孝通语）

　　拼盆式社会还是具有传统性质的、建立于亲缘关系上的、休戚与共的“共同社会”（Ｇｅｍｅｉｓｃｈａｆｔ）残余痕迹，它不是理想的现代型的“利益社会”（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形式，因此需要进步和完善，为此需建构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体系，以行使共同的生活准则。而普适价值观念的形成，一则，当是以本地的多数居民种族所因袭占有的为体系之主流意识；二则，“先入为主”，先占有者自然地享有统治的“领地”，就如美国现今通用的语言就是最早的移民英国清教徒所使用的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恰好以英语为专业的赵承熙在英语学习上表现出差劲来）；三则，以文明水准的价值高低进行公平的竞争和较量，最终以优越者胜出。

　　关于人类文明水准的评介，它是个价值的观念，而价值的内容量度必定有着优劣、高低、善恶、美丑等等差距之区分。舍勒所作的价值类型学研究表明，伦理学上的价值“善”就是以先验的价值等级秩序构造出价值主体的“偏好”。因此，有些人说什么，人类的各种文明之间并无优劣、高低之区分，则是闭目于事实的鸵鸟政策。再说，文明是个历史的概念，历史是在时间的坐标上进行着的，总体呈现进步的趋向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应着不相同的文明水准。而历史的进步并不是均匀地分摊在每个民族之上同步进行着的，就如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速度是并不一致的一样。进而，文明是由人——民族载负着的，这二者之间是互为反馈、互为制约、互为因果的主客关系。说起文明的优劣，也同时必反衬着民族——人种的优劣。我国人类学家费孝通坦率承认，人种的优劣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只是忌讳过分刺激性，西方人也绝少在公开场合直接以思想的形式表露罢了。

　　正如在美国洛杉矶已经工作了近２０年的沈先生告诉某报社记者的，他的女儿在美国的整个中学阶段几乎不和美国学生交往，她们四五个来自两岸三地的女孩组成小圈子，自己玩自己的。目前在洛杉矶一个大学预科学校念书的小陈同学说，刚来上高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朋友。中國留学生很难和美国同学打成一片。小陈说，一方面是语言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说的明星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明星他们不知道，根本谈不到一起。当白种人一起聚会、郊游时候，也很少邀请亚裔同行。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着萨？亨廷顿所提出的反映社会历史面貌的刺激性命题：《文明冲突》论。只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反响不一致，也未必都接受之，或曰恰当反映之。因为事实的存在与否与人们的对于事实的认识和评价状况是二码事情，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讲：事实与价值二分。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呈现出另一种民族/ 种族性的文化之区别和差异，也可以说是国民性问题。即在于，西方人敢于直面人生，勇于将鲜血淋漓的事实展示在人们面前，有胆略揭示自身自在的罪性，而东方人莫为之，尤其是汉语文明圈里，人们习惯于模糊、圆滑、和稀泥去对待事物。这样，主观认识上的差别凭其顽固秉性的存在又使得价值认识发生更为显著的偏差，价值认识的主观性被放大，呈现出高出一阶的等级，尤其是在关涉群体性的价值事件，诸如民族/ 种族性格优劣的问题，则主观性被“正反馈”地进一步放大。参阅拙笔：《论价值的主观性等级》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ｘｓｌｘ. ｃｏｍ/ ｈｔｍ/ ｚｌｓｈ/ ｚｘｆｌ/ ２００３- ７- ２１- １４３７９. ｈｔｍ .莱？尼布尔所作的著名命题：“群体比个人的道德性来得差”，演绎于各个社会/ 文明之间竞争的时候，就成为：关涉己身的德性价值评价当主体从个体扩大成为群体的时候，评价的利己主观性也随之放大。

　　世界知名的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曾于０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过《亚洲主要大国公众普遍对其他国家持有负面看法》的调查报告（详情参阅ｈｔｔｐ://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ｈｐ？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２５５），其内容实况恰是证实了这种群体利己心放大的表现。

　　但是，不管羞人答答也好，鲜有勇气也罢，全世界的人们都必须面对着已经发生的真实案件所处的文明背景。

　　由于人类对于价值的评价涉及到己身习俗的心理定势，它总会反映出自己因袭的固有的特定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具有个体性、民族性的特征，可以说带有心理积淀的人格特征，因而具有遗传性质。凡是心理积淀的人格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人格禀性的变动在同一代人身上是缓慢的。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原理表明，凡是通过习得所达到的性状遗传须要经历许多代际的传递积淀。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生存在同一个移民社会中，多民族呈现为杂居态而未能充分融合在一起。

　　就是这位凶手Ｃｈｏ，被同学描述为“ｌｏｎｅｒ”的年轻人，可是没有朋友与之交往，乃在课堂上已显露出有愤恨暴力的倾向。他成长在一个移民的家庭，８岁来到美国，父母经营洗衣店，姐姐送进普林斯顿（著名大学），他进了维吉利亚理工学院（一所非常好的理工大学）。他们的父母也曾何等的骄傲。也许他父母过于严厉的家教，也许过高的成绩期望，陡然增加了他许多压力，却没有留给他抒发情绪的空间，最终走向了杀戮报复的绝路，还自以为是“杀身成仁”了。但承担支付人格代价之惨重是无与伦比的，本来有选择自由的他却未能领悟到。

　　现代文明的竞争，人的素质的创造力和人格处于显要的位置。关于创造力的重要性和亚裔能力的低下，人们都已知道，在此不赘述。而“人格是指称着自我的内在性”（马里坦语），凡是文化的成果最终都会落实于人格之上，彰显人格主义的，正是基督教文化的特产，它极力强调的是人的超越性和精神不朽的崇高感，人格是表证着最高的存在维度。

　　基督教的视域和境界确实至少与东亚的汉文明大不一样。以往美国发生过的许多枪击案里，美国舆论总体上并未把刑事案件与种族问题相联系。指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来自中國的留学生卢刚博士候选人，出于嫉妒等原因，枪杀了一名中國留学生，三位对美国、对一个科研领域非常重要的科学家，还有一位大学副校长，同时还射杀校长办公室女秘书，最后自杀。此案的受害人亲属却捐献发起了“外国留学生心理问题基金”，在追悼日给卢刚亲属的信中写道“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是你们”。美国人没有因此怪罪全体中國留学生，更没有因此对中國留学生另眼看待，或采取排斥的态度。那名和卢刚没有任何关系、无辜丧生的女秘书，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姐姐。她的姐姐在追悼会上没有说一句谴责卢刚的话，反而给卢刚的家人捐献了几百美元，帮助料理后事。可见，这是多么一个成熟、文明的民族施之博爱的德行呵！

　　对比之下，我们国人对于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钢公司发生了钢包脱落事故，致３２人死亡，数人受伤案子，有过多少人道主义和起码的博爱精神？国内媒体对此事件予以足够关注和反响吗？否也！如此巨大的文明差距中难道我们还不感到惭愧，还得责难别人有种族歧视？看吧！我们的国人是如何对待别人失误的：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中國驻南大使馆被炸毁后，国人的悲愤激情是多么万丈呵：怒发冲冠，热血沸腾，上街游行、网络发贴、举标语、喊口号、殴打在华的美国留学生和记者、冲击并焚烧驻成都的美领事馆，即使美方接连再三赔礼道歉，支付抚恤款，国人愤青们也是充耳不闻闭眼不见，依然不够解气。可见，文明的冲突是何等地强烈！

　　对于这次案发，起初西方有一部分媒体还在猜测是华裔作的案，最终披露的凶手是韩裔，我们华人似乎可以欣欣然缓一口气了，但是且慢！在全球文明谱系中，东亚人之间属于亲缘的同一个种系：不仅有外观相似的黑头发，黄皮肤和体型面孔，而且有着相似的儒道文化和生活理念的背景。作为儒道思想源头的中國人，看着异域文明另一端的美利坚土地上，儒道门生的太极虎子民作了大孽，理应多少也得负起连带的道义责任感。

　　反观高丽民族，他们不愧是东亚裔中的佼佼者，他们毕竟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人格的。

　　韩国《朝鲜日报》驻华盛顿记者洪先生沮丧地对外界表示，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了！也许会造成美国人心目中对韩裔甚至整个亚裔人士的消极看法。另据报道，赵承熙的父母１７日在得知儿子在学校实施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受到巨大震惊，引起休克，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此前有报道披露，这起枪击事件对身在美国的凶手父母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赵承熙的父亲曾割脉企图自杀，母亲也试图服药自杀。

　　当韩国侨胞被确认为枪击案凶手后，韩国驻美国大使李泰植１７日在参加韩人教会举行的追悼礼拜时提议，以韩族教会为中心，轮流绝食３２天，以此分担遇难家属和美国社会的悲痛。他强调说：“以此次事故为契机，韩族教会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并创造重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

　　２００７- ５- ２凌晨

　　个人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在中國人吵吵要不要实行民主、怎样实行民主的２００７年５月，经济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中國的越南悄悄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再次超越中國，迈出大步。２０号，越南登记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从８７５名候选人中选出５００名国会代表，完成了第１２届国会代表选举。８７５名候选人中，非越共黨员超过百人，其中３０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在选举模式上，当局提倡竞选，要求候选人会见选民，向选民说明当选后的行动计划。从５月３日到１６日，８７５名候选人在１８２个选区会见选民并进行了选举造势活动。越共總書記农德孟和现任国会主席阮富仲分别带头会见选民。越南媒体报道，在南部西宁省高台庙选区，一名候选人一次就会见了２１８６个选民，创下了单次会见选民的最高纪录。越南有关当局还表示，希望无黨派人士能在第１２届国会中占据超过１０% 席位。

　　越南此次国会选举采用的是多数代表制中的中选区制，每个选区从４到５名候选人中选出２到３名代表。全国总起来看，差额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五，虽然不能算充分放开的或者说充分竞争的选举，但是这个差额比例在社會主義国家里也算是首屈一指了。尤其重要的，直接选举使每个登记选民一旦有话要对最高民意机关说，他就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代表人。竞争性直接选举，已经接触到了民主的本来含义，从程序上接近了民主的最低标准。

　　越南总人口８３１２万，此次登记选民有５０００万，他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投票，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在候选人确定方面，为了防止政黨负责人个人意志支配选举，候选人由祖国阵线（越南的统一战线组织）和选举委员会共同决定。越南国会是越南具有立宪和立法权力的唯一机关，每届任期５年，制定内外基本政策和经济、文化发展目标，确定国家机器组成和公民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主要规则。过去，越南国会也有“橡皮图章”的恶名，后来越南法律规定国会代表有直接质询官员的权力，越南普通百姓也开始在电视上看到代表与官员面对面探讨问题乃至质询。据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平克斯表示，近年来，越南国会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出日益积极的作用。越南的国会代表开始更加积极地质询政府官员，并且对于政府各机关提交的法律草案进行认真的评估。

　　越南近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频频出招，开始引起国际社会注意。２００６年２月３日，越共中央公布了将在晚些时候召开的越共十大政治报告草案，请人民公开提意见。那份报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此举导致越南全国的媒体都卷入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辩论。十大会议上，總書記实行差额选举，同时接受中央委员等等职务的自荐，比如有人自己提出来想当中央委员，或者要当部长，只要竞选成功或通过了有关考察，便可任职。今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４日越共召开十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其中，有关黨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引人注目。它提出大幅度精简黨和国家机关，越共中央当时存在的１１个部委只保留６个，其他５个部委予以撤销或整合。当时６个中央系统直属机关黨委整合成两个黨委。全会还确定第１２届国会选举的原则和日期。３月中旬，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颁布一项法令，要求国会代表与政府高级官员最早４月起申报财产，以打击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行为。法令要求政府官员与国会代表公布他们的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及其他个人财物。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于北京

　　作者张达简介：獨立撰稿人、民主问题民间学者。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１９８１年硕士班毕业，前人民日报编辑。居北京朝阳区，电子邮件：ｄａｖｉｄｚｈｄ（ａｔ）２６３. ｎｅｔｄａｖｉｄｚｈｄ（ａｔ）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张达

　　第一财经日报与深圳富仕康因“血汗工厂”的报道发生的（官司）争议，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國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将我们大多数眼球引到城市、工厂企业里，同样，众多媒体除了报道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外，也不断反映报道经济发展中在城市和企业的社会问题，包括“血汗工厂”。

　　但是，一个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必然牵涉到一定的社会背景，如我们所关注的“血汗工厂”问题一般发生在城镇，但“血汗工厂”的雇员主要是来源于农村的“农民工”，因此，关注“血汗工厂”更应关注“血汗农村”。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名为《血汗工厂：一个小业主的喃喃自语》（谁能理解血汗工厂的难处——老道人））的文章，作者以自己的在农村的亲身经历说出“中國农民的血汗常态”，摘录一段如下：“本人上大学前，农忙时赚过工分，上大学后因家里承包责任田，暑假也帮过家人干农活。大家知道南方插秧、耘田（那时用脚除草）、割稻子是什么情景吗？天没亮出去，天黑才能回来，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决无例外。因为天时不等人，你不能说天太冷就不育秧、不插秧，天气太热，就不去割稻子。江南插秧时若遇上春寒，温度可以在１０度上下，风雨一起上，你还得早出晚归。而割稻子时，上午十点前和下午３点后，也常常是３５度以上高温烤晒，一边挥汗如雨，还要被热水中的蚂蝗叮咬，这些，是不是中國农民的血汗常态？”我相信，有在农村耕种经历过的人不难有此体会。

　　但是，更令农民体会更深的是，付出血汗后得到的收益却少得可怜，仅靠农业种植收入很难维持普通的生活。

　　根据《中國农业发展报告》的数据，２００３年，全国的小麦种植平均每亩亏本３６. ４元，平均每百市斤亏６. ６元。纯粹农业收入（这包括粮食及经济作物等的种植业）占总收入１１% ，就可以知道种粮食的收入是多少了。就算加上林牧渔业的收入，２００３年占总收入不到１９% （２００４年为１８% ）。如按家庭人年纯收入中的生产性纯收入（林牧渔业的收入）计，２００４年人均为１３９８. １元，占全年纯收入２９３６. ４元的４７. ６% ，不到一半。２００６年国家免除农业税后，农民收入虽有所好转，但还是“杯水车薪”。

　　也就是说，在农村耕种，平均每人每月只得到不到１２０元收入，对比子女教育、医疗等的高额支出，根本不能负担，寻找对比更好的出路成为一种必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國现有进城农民工１. ４亿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的农村地区，２００４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５３９元，虽然工资水平很低，但这显然比在家种田收入要高。

　　现在，农村有高达７５８７万人的贫困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为２６１０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为４９７７万人）。如按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國农村的贫困人口估计有２亿人，因为在２００４年农村居民平均人均纯收入还不到３０００元，仅达到一天一美元的标准，而近８亿农村人口中绝对超过有２亿在平均数之下，因此才有１亿４千万的民工进城寻找更好的出路。

　　我国存在一种不能否认的社会性和制度性的事实：雇佣城镇居民，就会因其身份而比较严格地履行劳动合同法，并能享受到其它除工资以外的其他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代其缴纳养老保险等；而农村居民进城工作，除了工资外，很难享受到其它福利。工资差距加上其它的社会福利，待遇相差十分悬殊。社会性和制度性的歧视下，使进城农民工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追求比种田更高的收入自己保障自己。

　　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劣等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当粮食价格比较低时，产量不高的土地就会撂荒。我国农民增产不增收，劳动力大量剩余，农民种粮收入水平仍然在徘徊，需要寻找出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就出现将耕地丢荒的现象。但是，耕地抛荒却仍然要交那些税费，甚至还有这样的法规规定：造成承包耕地抛荒的，应依“法”缴纳荒芜费。如“荒芜１个作物种植周期的，按亩年产值的１至２倍收取土地荒芜费；荒芜１年以上的，每年按亩年产值的２至３倍收取土地荒芜费”。城镇居民月收入１５００（以往８００）元才交所的税，但农民将耕地丢荒没有耕种收入了，不但要照样交纳税费，还要缴纳荒芜费。

　　“杂交之父”袁隆平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中國，谁对耕地、对粮食最有感情？是农民，是几千年来将耕地和粮食当成命根子的农民。为什么时至今日，连最珍爱土地的农民都弃粮而去了呢？”

　　今年年初笔者在《制度制造出“血汗工厂”》一文中提出：我们在谴责“血汗工厂”的不人道行为时，更应该检讨和反省我们的制度，因为是“血汗制度”制造出“血汗工厂”。这里，也可以认为，是“血汗农村”导致“血汗工厂”的存在。

　　我们可以高声呼吁提高农民工工资，我们也可以大声疾呼提高农民工非工资福利，但是，提高了这１. ４亿人的工资福利后，还会吸引数亿的低收入劳动力进入，工资福利水平马上就会被稀释，这些，难道就不值得我们去关注？

　　《中國社会导刊》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上

　　作者:孔善广

　　中國的社会正在转型，从一个农业、农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工人为主的社会。从一个人治的社会转变为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从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多元文化的社会。

　　社会的发展有四种形式，即改良、改革、变革和革命，变革是社会的全面改革，即社会的转型，中國正处在变革状态。变革状态下的社会矛盾会比较多，社会矛盾在冲突和非冲突之间徘徊，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一些非冲突矛盾成为冲突性矛盾，主要矛盾如果成为冲突性矛盾，就会导致社会革命。

　　中國的变革时期要求社会的各种力量在解决好各种矛盾，避免社会进入革命状态。因为革命是柄双刃剑，在破立的冲突中，会严重的削弱国力。在资源争夺成为主导政治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國社会进入革命的状态，革命就等于亡国。因而，中國需要在变革的状态下，化解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諧安定。中國需要优秀的政治艺术。

　　仲共建设和諧社会的号召，是符合中國国情的，是优秀政治艺术的表现。建设和諧社会的主要途径是化解社会矛盾，要使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工会应该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力量之一。

　　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劳资矛盾已经是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近几年来，这种矛盾已经有普遍的显现，经常表现为告状、上访、怠工、罢工、游行、阻碍交通，矿难，恶意拖欠工资，体罚，非法搜身，甚至鱼龙混杂，出现打、砸、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府官员采取了掩盖矛盾和压制矛盾的方式，只是企图暂时缩小事态，不是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不是禹导而是鲧堵，这是一种且顾眼前，不负责任的方式。这种官场的方式用多了，最后必然会把社会矛盾聚集起来，把变革引向革命。

　　社会需要在劳资之间寻找一种缓冲矛盾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是工会。遗憾的是，现在的工会组织没能充当劳资矛盾的缓冲器，在劳资矛盾有激化趋势的的时候，在近几年的劳资矛盾事件中，几乎看不到工会的作用。

　　面对社会的转型，工会迷茫了。当近亿农民进入工人队伍时，工会麻木，不能及时在农民工中开展工作，甚至还不认为这些农民已经是产业工人。当企业改革中发生损害工人利益，发生激烈的矛盾的时候，企业工会还在等待着上级工会或者其他上级领导的指示，不知道怎样介入，不知道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只得装聋作哑。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会中，不能再把工会只理解为階級斗争的工具；要与时俱进。在劳资矛盾必然性的情况下，构建和諧社会的大局，要求工会成为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劳资矛盾的缓冲器。

　　工会首先要有明确的工人立场，能代表工人。工会的工人立场表现在工会干部必须有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在工会干部的选举中，必须实行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要提倡竞选制。工人随时可以撤换工会干部，工会主席的撤换和任命不需要任何机构批准，工人弹劾工会主席，只需要有超过一半工人的签名。工会干部成为工人的雇员，才能保证工会干部工人立场。工会干部的收入来自会费，工人可在社会上招聘工会干部。工会的工人立场还表现在决策的提案民主表决制度。其次，在维护工人利益的基础上化解劳资矛盾，要成为工会的主要职责。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劳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的劳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都是由于处理不及时或者处理不当造成的。工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及时化解这些矛盾，不让这些矛盾有计划的条件。

　　工会理论工作要与时俱进。随着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会的建立，工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以出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都是工人，包括黑领（以工为主的亦工亦农的劳动者，俗称农民工）、蓝领和白领。传统的工会只代表蓝领和部分白领，远远跟不不上时代的发展，工会必须是全体工人的代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是必然的要产生的，工会的改革也是必然的。因为利益诉求不同。这种矛盾不只是表现在非公经济实体中，公有资本和工人之间也有矛盾，当然是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矛盾，是公有资本代表方式和工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把这些矛盾控制在非冲突的条件下，只有在劳资之间使用缓冲器，只有工会能够充当这种缓冲器。

　　劳资和諧也是工人主要利益所在。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可以避免劳资之间的冲突性矛盾。因为公有资本是资本的主要成分，劳资之间相辅相成，劳、资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应该是和諧的生产关系。劳资和諧给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由公有资本和劳动力结合产生的利润是公民整体的利益，当然包括工人的利益。企业经营的成果中也有工人的利益。这些利益当然要建立在劳资和諧的基础上，否则一损俱损。

　　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劳资关系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为主的劳资关系，也不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体式的模糊劳资关系，而是以劳资合作为主的和諧劳资关系。

　　为了使工会成为构建和諧社会的支柱，使工会成为法定的劳资矛盾的缓冲器。工会应该脱离官归属，消除官僚化，回归社团性质。取消工会的单獨立法，工会章程服从社团法规。黨对工会的领导体现在对建立法规和法规修订的领导上，体现在培养黨员成为工人领袖——争取工会委员会的民主决议和黨组织的决议一致性上。在利益多元的社会中，个人不能代表黨，企业黨组织也不能代表黨，应该维护的是黨中央对总工会的领导。企业和地方的黨组织应该为为了工会的獨立性，民主性提供条件。

　　现在劳资矛盾集中表现在农民工和各种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改革中工人和公有资本代表方式之间的矛盾。为了掩盖和压制这些矛盾，把农民工排斥在工会之外，取消改制企业工会的维权活动。一些企业工会也没有按《工会法》来组建，也没履行其法定的责任和义务，企业领导任命企业黨委成员或企业领导中的副职兼任工会主席现象比较普遍，这样的企业工会是不合法的。这样就毁坏了工会的形象，同时也毁坏了仲共的形象，是在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与构建和諧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如果工会能够成为和諧社会的支柱，就不会使非冲突的劳资矛盾发展成为冲突性矛盾，还能使已经冲突的劳资矛盾化解为非冲突型的矛盾。我们不能幻想消除劳资矛盾，更不能掩盖或压制这种矛盾，组织工人进行有序的，合法的抗争，就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应该是工会的主要职责。另外，工会在参政和参加企业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站在工人立场上，力争避免法律和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劳资矛盾，对社会的不和諧因素防患于未然。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主要工作既不是階級斗争，也不是只是工人的福利代言人，是劳资矛盾的主要协调者，和諧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

　　现在出现的主要劳资矛盾有两点，一是农民工和各种资本之间的利益矛盾，二是企业改革中新产生的工人利益和公有资本代表方式之间的矛盾。

　　现在最需要工会的是农民工，因为他们遭受的利益侵害最严重，但是，组建黑领（农民工）工会不符合和諧社会的要求，因为那会造成社会更严重的分裂。工会的目标应该是优化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使黑领变成蓝领，消除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另外，农村的改革必然会使土地集中使用，现在的农民工脱离土地是必然的，农民工现象只是暂时的现象，农民工阶层是一个暂时的阶层。由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较大，季节性强，从业的连续性差的特点，他们的会员证应该得到各地各企业的承认。在企业的基层，现阶段可以成立农民工的工会小组，甚至可以成立以车间（工区）为单位的农民工基层工会，这样可以集中特点和资方打交道，有利于及时消除劳资矛盾。

　　广东兴宁大兴矿难表明，矿难是劳资矛盾无限发展，矛盾激化的产物。矿工几乎都是农民工，由于没有工会，他们没有力量同官商勾结的资方进行利益博弈。工人需要养家糊口，资方需要利益最大化，在这对矛盾中间，没有一个起协调作用的力量，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后无限强势的资方利益牺牲了工人的生命，导致矿难。如果工人有知情权和话语权，绝不会发生这种用命换煤的惨剧。工人没有工会，就不会有知情权和话语权。如果有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工会，组织工人履行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察权，资方的利益就会让位于“安全第一”的原则，就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创造出安全生产的条件，避免矿难发生。工会缺位，是兴宁大兴矿难的主要原因。

　　在企业改革的过程，职工、企业、国家的利益本来就有一定的矛盾，由于一直没有优选出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出现了第四者利益，即管理层利益，增加了企业中的矛盾。由于管理层利益以强势的权力方式出现，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其它三者的利益。企业改革中出现了多方利益的博弈，由于法制不够健全，这种博弈一时还不能有一个科学的完善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权力的弱势地位造成了对工人權利和利益的严重侵害。这时候，工人就更需要工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以集体的力量改变权力的弱势地位，削弱第四者利益的强势，保护其它三者的利益。

　　铜川、阜新矿难表明，矿山负责人为了追求绩效，也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拼命超产，破坏了安全生产系统各个环节的平衡，导致矿难。错误的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形成了第四者利益，第四者利益已经凌驾于安全生产的原则之上，也就是凌驾于工人生命安全之上。如果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不是精英主义的方式，而是民主的方式，使工会成为公有资本的代表之一，职工利益和第四者利益就有了博弈条件，安全生产是职工最大的利益，工会就会使用法定的安全生产的监察权，阻止危险的超产，避免矿难发生。铜川、阜新等矿难的发生，是错误的公有资本代表方式和工人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工会安全生产监查权缺位的结果，也就是工会弱势的结果。

　　频发的矿难，只是工会缺位，工会弱势的典型表现之一。在步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劳资矛盾都会逐步显现出来，需要工会来协调劳资矛盾，需要工会成为社会和諧的支柱。

　　最平稳的办法是改造现在的工会，使其尽快适应近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这一现实，尽快适应企业改革产生的新的劳资矛盾。是否可以探讨农民工入会和参加工会活动，缴纳会费的灵活性？探讨在从事高危险生产的企业设立工会领导下的工人安全生产监察委员会？探讨工会（职代会）成为公有资本的代表？总之，原来工会要与时俱进，通过改革，成为和諧社会的支柱。否则，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的劳资矛盾以及在构建和諧社会时需要劳资矛盾缓冲器这一政治需求，会孕育新的工会，来代替原来的工会。

　　作者:俞愚

　　“五四”是值得纪念的：“五四”学运并没有因为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就怀念大清的统一与强盛。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总体上肯定“五四”学运的人都占多数。因为肯定“五四”学运，就难免要痛斥鎮壓它的北洋军阀政府，似乎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國近现代除汪伪政府以外最坏的政府。尤其是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说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其实是很冤枉的。政府与人民之间乃是真正的“鸡蛋关系”：好鸡常下好蛋，好蛋常成好鸡；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看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运那股朝气，我就本能地怀疑北洋军阀政府坏不到哪里去！

　　仔细一想，再一查，我竟然发现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國历史上最好的政府之一：

　　我找了几本经济史的著作翻了翻，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尤其是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２２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高得吓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國历史上所绝无仅有。我又找了几本近代史的著作翻了翻，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但说到那个时期的中國经济，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國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但是那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没有什么降低，也没有发生成千上万地饿死人事件。根据我们某些经济学家“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國历史上最好的政府。

　　但北洋时期的好处远不止是这一点，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國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黨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國工人階級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学运的同情和支持。

　　而这一切即使不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英明领导的结果，至少也是它容忍的结果。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不是很清楚吗？

　　北洋军阀为什么不那么坏或不敢那么坏？我想一方面是得益于辛亥革命多少改变了政府与人民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政治上皇权绝对垄断地位的打破。清廷的家天下被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制，掌握权力的不同势力之间就不能不发生竞争，就不能不发生“你不行我来执政”的问题。尽管这种竞争还不完善，没有进化到采取真正民主选举的办法来确定执政者，但军阀们仍然能够意识到人心的向背对军事力量竞争的辅助作用。

　　类似的现象我们在历史上很容易找到。西欧为什么较早地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恐怕与西欧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而存在竞争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國，战国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辽宋夏金时代，统治者们都不断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名义下发动屠戮同胞的战争，但由于存在这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统治者也不能不减轻对民众的压迫，结果这几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时代反倒成了经济发展较快、科学文化繁荣、人民生活相对富庶、民气也比较旺盛的时代。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但專制的大一统似乎是比战争更大的灾难。战争给我们带来重大的创伤，而通过战争所形成的專制的大一统则往往使我们窒息。

　　作者:杨支柱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主要是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轻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艰难发展的重工业，在这个期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号称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新式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后者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而前者则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侧重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成功。究其原因：

　　１、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國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１９１２年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发布《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１）凡在民国势力范围之内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２）前为清政府官产，现入民国势力范围者，应归民国政府享有。（３）前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现无确实反对民国证据，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者，应归该私人享有。……”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文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些法令，对于保护私有财产，打破封建主义的限制，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具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２、北洋政府的鼓励

　　袁世凯窃踞临时大总统位之后，经济上执行的也是比较宽松的政策，他还表示：“营业自由”，“宜以实业为先务”。据统计，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６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渔业、林业等很多方面。主要内容有：解除对民间兴办工商企业的限制；实行专利制度，奖励植棉、制糖、牧羊；对新办企业予以优惠政策，实行保息制度，对民族工业品及其原料减免捐税；设立各种示范场所，推广技术，劝导人们创办实业；筹办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参加外国博览会等。这些法令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经济的生存环境，从而助长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３、“实业救国”热浪的推动和群众性抵制日货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资产階級大受鼓舞。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张謇等，倡导发展实业。“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促使民族资产階級乐于投资新式工业。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１９１５年因反对“二十一”要求，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大。“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階級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４、一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國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國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國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中國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时期，是中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例如，中國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國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國的垄断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國市场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却以生产细纱为主，不适用于中國；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在大战前，纱厂的投资人主要是官僚、买办、地主；而“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商人为最多，特别是棉布、棉纱、棉花商人。商人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已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爱国的动机，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经济上的高额利润。投资目的的改变说明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这是“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表现为国产面粉出口的激增，并由入超变为出超。我国的面粉工业是在２０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所需面粉一向依靠进口洋面。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國。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國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１９１４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１９１４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１９１７年竟达到４０% 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１９１６至１９２２年间就开办了１０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

　　５、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

　　对于商人“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论著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个别论著虽然注意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也仅仅把“黄金时代”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國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上述两说，前者强调了外因，后者则注意到了内因。商人“黄金时代”的来到其实是内、外因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上述内因仅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经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商团的建立、商人階級意识的觉醒，都为商人利用一战的契机准备了条件；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这一松解的趋势起于晚清。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势力的膨胀以及稍后的各省自治运动都是大一统專制政权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击溃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难以完全复原传统的权力结构。袁氏政权始终面临着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國的南部地区。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了一个大小军阀分享权力、地方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商人最初的“黄金时代”正是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一分散的权力构成时期。当然，近世后期的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业的双重影响而言，它们又有相似之处。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退、国家经济控制与干预的削弱，还有对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随着“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階級开始在经济上同政府分庭抗礼。１９１６年上海银行业抵制袁世凯的停兑令便是一例。

　　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階級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

　　商人“黄金时代”的降临与传统权力结构松解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１９２２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就遭到重大的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丢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由停滞而走向下坡。资产階級需要有一个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自己在“黄金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在军阀政权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资产階級和军阀政权终至反目。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胀的中國资产階級在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商人的“黄金时代”延续下去。但是，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商人“黄金时代”的结束。

　　参考文献：

　　１、《中國近代现代史》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中國近代现代史》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第２版。

　　３、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國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孙健著：《中國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５、《中國近代史》编写组：《中國近代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作者:董明军　邹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