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在中國革命的长期战争实践活动中，周恩来始终是我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遵义会议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先后直接参与领导或协助毛澤東制定战略方针、组织与实施战争指导，充分显现出了杰出的战争领导艺术。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军事领导艺术，不仅对我军在新形势下的建军作战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地方黨政领导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周恩来的军事领导艺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观全局、看大势，善于依据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方针。周恩来在指导战争中，总是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形势，并依此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例如，１９２９年９月，他在给仲共红四军黨委的指示信中，首先从分析战略形势入手，指出各帝国主义对中國的争夺和资产階級对封建势力的离间，是军阀混战的基本原因，强调黨和红军必须发动群众、反对军阀混战，这才是走向举行工农革命暴動的正确道路，和应付敌人“会剿”必须经常注意的重大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从国际战略的全局指出：“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５０页）因此，我们必须从捍卫世界和平这一全局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分析战略形势的基本理论原则是：第一，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认为，分析战略形势，主要看对人民群众的发动情况和觉悟程度，看他们拥护革命战争的态度和信心。只有把胜利建立在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的基础上，仗才能打得好。第二，学会从本质上看问题。他说，不要认为美帝国主义有原子弹，又在军事装备和军援上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实际上美帝国主义的困难多得很，从本质上看，他们的日子更不好过。第三，必要性按照战争发展的规律办事。他说，中國革命战争，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最后发展到打阵地战，解放大城市，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个规律敌人是违背不了的，全黨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必胜的信心。

　　二、树集中，倡民主，重视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于作战之中。周恩来指导战争历来主张、在服从中央和上级作战方针的原则下，必须广泛发扬军事民主，以充分发挥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去夺取战争的胜利。为此，他强调必须把集中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集中方面，他认为，一要反对极端民主化；二要反对军阀主义。在民主方面，他主张：提倡下级为了实现共同的作战目标，应积极向上级建议；在不违背统一方针的原则下，下级应按照实际情况活用方针。他说，我们的军事民主，有时甚至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保证作战的正确指挥，在集中与民主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周恩来强调必须坚持以下原则。１、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作战目的，即“歼敌为主，略地次之”的指导思想。２、一切战术的运用必须以实际情况为基础。他认为，对于红四军所取得的“十六字诀”等作战原则，必须就实际情况去运用，中央不作机械指示。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多次在作战命令上强调“上述都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６３页）３、必须承认一切作战方法都是发展的。他在指导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和制定作战方针时指出：必须区别于华北八路军的战术，一定要因具体情况“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同上，第１０６页）

　　三、重实践，善总结，擅长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指导全面。善于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实际经验来指导实践，是周恩来在指导中國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方法之一。他长期战斗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亲自指导战争实践。大革命时期两次率军东征；亲自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黨反动派的第一枪；指挥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与毛澤東、朱德等直接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亲赴华北和华中地区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协助毛澤東几乎指挥了所有的重大战役并赢得了胜利；建国后先后参与领导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保卫海、边防的自卫还击作战。伟大的战争实践使周恩来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并通过不断总结，指导着战争的胜利发展。周恩来运用战争经验指导实践具有以下主要特点：１、及时性。就是及时从战争实践中吸取经验。例如广州起义后不久，即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为指导各地起义提供了新经验；及时总结毛澤東、朱德在井冈山地区反“进剿”与反“会剿”的作战经验，并指示：应将朱毛“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周恩来年谱》第１５４页）２、系统性。就是系统地从理论上进行总结。他为仲共中央起草的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和致红四军黨委的指示信等，都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指导武装斗争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１９３９年夏，他先后在湖南和重庆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指示时，系统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前期游击战争的经验，并提出在新形势下，游击战术的新原则是“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同上，第４４１页）３、实在性。周恩来总结经验，坚持实事求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并善于把自己摆进去。他在总结黨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主要是没有“在国民黨、政府、军队中夺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６９页）他认为南昌起义后失败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同上，第１７３页），与当地的起义农民相结合。延安整风期间，他在学习馬列主義的基础上，对黨的领导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认为：黨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任务脱离了中國革命的特点，教条地将苏联经验搬到中國来，攻占某些大城市，而未在苏联区周围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农运。这些新的认识，对进一步统一全黨的军事领导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多谋略、细筹划，坚定灵活地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决策。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仲共中央副主席，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兼代总参谋长。他善于科学地组织统帅机关进行工作，为保障中央军委和统帅部对战略战役的正确决策和有力的指挥，创建和培养了准确细致、及时高效、协调统一等优良作风。其特点是：１、坚实不移地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方针。这是周恩来做领导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并身体力行地成为全军的楷模。２、精心组织实施，及时请示报告。周恩来坚持的原则是“小事不干扰，在事必报告”。凡符合中央意图的事，则及时大胆地果断加以处置，有的则在处置后视情将结果及时报告中央和毛澤東。如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敌军将要偷袭石家庄，周恩来得知情报，在亲自布置了我军的反击部署后，才三次写信向毛澤東作了报告。３、勤思考，多建议。在战争实践中，周恩来总是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远见卓识地思考黨的斗争策略和作战方针，及时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建议。如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他根据与美蒋谈判情况和对整个战略形势的分析，及时向黨中央提出了，准备与蒋介石作全面大打和应令我中原军区作突围准备的建议，使我取得了战略主动权。４、新自动手，起草指挥文电。为保证中央军委对部队及时有效地指挥，周恩来在协助毛澤東指导战争时，经常亲自起草作战文电。据初步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他为３０多个重大战役起草过电报指示，最多时一昼夜竟达２０份之多。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各战役的顺利实施。

　　五、军事打、政治谈，巧妙配合，夺取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周恩来在中國革命战争中，曾多次参加过与军事斗争相配合的政治谈判，成为中國共產黨内善于利用军政手段相配合来解决武装斗争问题的杰出代表。他亲自参加或指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重庆谈判、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与美蒋之间的谈判、渡江战役前的和平谈判、抗美援朝战争的开诚谈判，以及解决中美关系的日内瓦谈判等。这些谈判，基本上都与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相联系，相配合，成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工手段和形式之一。此外，在解放战争的一些重大战役中，他还利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对敌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在这些斗争中，充分显示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打“拉”结合的卓越技巧。在实践中他提出了一套基本指导原则，主要有：１、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曾与毛澤東一起赴重庆谈判。他说，尽管当时黨已认识到和平的方针实现建立新中國的可性不大，但也要试一试。因为中國人民经过长期战争，渴望和平，当时“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黨不能不考虑。”（同上，第２７３页）我们应该尊重人民的意见。对于解放战争中渡江前的和平谈判，他认为，尽管我军用战斗方式夺取胜利的局面已毫无问题，但我们还是同意与国民黨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因为“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同上，第３２７页）中國人民在战争中已付出了很大代价，只要能使国家少受些破坏，我们就应该考虑。２、必须运用灵活的策略。即无论是军事斗争或政治谈判，我们都必须紧紧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周恩来认为，谈判双方“在斗争地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同上，第２６０页）但在谈判过程中，在不违背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形势在策略上作些调整。他说：“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同上，第２６１页）重庆谈判，目的是为了向人民证明：蒋介石不要和平，渡江前夕的谈判，明知敌人是无诚意的，“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议我们却要拿过来”，（同上，第３１７页）以争取主动。３、必须以军实力为后盾。和平与战争，二者是相对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周恩来认为，无论是军事打，还是政治谈，都离不开顽强的斗争，更离不开军事实力这个坚强的后盾，其涵义有二：一是说和平靠战争打出来的。他说，“和平不是靠几个协议就能实现的，要靠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要用武力才能取得和平。”（同上，第２７３页）二是说和平只有用武力才能保卫得住。５０年代中期，周恩来在强调军队必须加强敌情观念和战备工作时指出：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 .“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２７４页）并说，没有军事力量这个后盾，不论是日内瓦会议还是万隆会议，我们就起不了那样大的作用。因此，他要求人民解放軍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切不可丧失对敌人的警惕。

　　作者单位：河南省西华县委政法委

　　作者:洪梅　敏华

　　近日里，从尼日利亚不断传来噩耗：中國公民接连遭遇到当地非法武装分子的绑架勒索。先是０７年１月５日那天，５名在当地工作的中國工程人员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劫持，嗣后，营救“经过艰苦努力”，被劫持人员终于在１月１７日获救。然而这件事情的平息绝不意味着太平无事的日子来临，仅仅到了２５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南部又一次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９名中方员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联想到不光是针对中國人，其他外国人在尼日利亚的绑架勒索事件也层出不穷，而尼国内的治安形势并未明显改善，所以国人完全可以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不断地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于我们炎黄同胞的如此落难，从目前网络民意来看，国人的心态普遍平静异常得很。说得广些，远不至是尼日利亚一国出了非难事件，近年来，中國公民在伊拉克、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在南非、在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在吉尔吉斯坦、在约旦、在以色列等地接连不断地被绑架，被打劫，被杀戮，被非命于自杀式的恐怖袭击，真的不在少数。可即使发生了最为严重的流血惨案事情，国人也不会有亢奋之念、更无悲愤激情的喷发。但是对照一下，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中國驻南大使馆被炸后，国人的激愤豪情是多么万丈，上街游行、贴标语、喊口号、殴打在华的美国留学生和记者、冲击并焚烧驻成都的美领事馆，即使美方接连再三道歉，赔偿钱款，国人愤青族们也依然充耳不闻闭眼不见，似乎一点儿不解气，与第三世界带来的噩耗反应的反差是何等的强烈！这是为什么呢？

　　在千百年来的皇民文化熏陶下，中國的民众早已经丧失了自我理性的判别能力，习惯于听从长者、领导、伟人的教导，总是紧紧追随着官方媒体的舆论所“导向”，所以“大救星”的最高指示也许最能代表国人的思维模式：“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產黨人最讲认真。”如今红太阳的余辉熠熠，四射的光芒并未散尽，依然照耀着国人。现实的问题就在于，绑架勒索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几个臭铜钱，即使是自杀式袭击，也并非针对中國人的，也就是说，并无任何“主义”之真谛蕴涵，于是对于国人来说，何必较量其认真之事？既然不当作认真何来激情愤慨之有？

　　反之，那次“五八”事件中，北约轰炸南联盟正是出于卫护“人權”的名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人權”必然高于“主权”，“人權”的主义猛烈冲击着东方民族赖以心理自慰的“民族主义”招牌。这样的“人權”对于自觉的奴才们来说恰是极为忌讳而头疼的。这时候非常遗憾的事件出现了，北约轰炸失误杀死了三位中國同胞，这可总算给坐不稳奴隶位置而忧虑不堪的中國奴才们搞到了愤青的资源。

　　按照国粹“镶外必先安内”的逻辑，维持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唯有坐稳了奴隶的位置这个前提条件下，自觉的奴才方觉得谈论奴隶的性命和财产安全的问题有意义。然而这样的奴隶制本位的先定条件恰是人權的缺失，人權严重缺失的国度里通常总是政治混乱，极会出现纪律松弛，道德失范，政法失纲，加上经济若未能治理好，就会匪徒横行，大盗猖獗，然而这些对于国人奴才来说都算不得顶要紧的事情，只要“主义”切莫认真起来就行，即使自己成为了绑匪手中的“票子”，还不忘记有机会好好表白一番赤胆忠心，感激涕零地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真是皇恩滔滔！

　　可是人權的缺失总得走进恶报的怪圈里，国人的奴才呵，何时能清醒？

　　２００７- 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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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施卫江

　　公元１０世纪，随着唐朝的衰败，日本王朝仿制唐律的律令制也逐渐松弛，进入新兴贵族藤氏掌握实权的摄关政治时代。律令制瓦解后，天皇不再掌握实权，地方庄园的庄主成为地方统治势力，各自培植武力组织，即由“家子”（同族子弟）和“郎黨”（随从）联合而成的武士团。他们在相互斗争中发展壮大，形成武士阶层，进而削弱中央贵族权力，打下了武士政权的基础，形成武家社会，一直持续到１８６８年幕府灭亡。

　　以武士阶层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武士初时是以效忠于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而存在的，武士对主君无条件地恭敬服从，尽忠是至高无上的训条。所以，武士必须牺牲一切，死心塌地为主君履行义务，报答主君的恩义。可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八百多年来对领主、地头的忠诚，如何能够迅速转移到天皇的身上呢？欲解开其中的奥秘，不得不从头来检视日本武家统治史上形成的的所谓“武士道”的内涵和实质。

　　由于武家统治在日本持续了近九百年，所谓武家文化——“武士道”，对日本古代以及近代社会都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述及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武士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堂。“武士道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道理，概括言之，即武士训诫，也就是武士按照其隶属的阶层不同而必须尽到的不同义务”。（〔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傅松洁译，企业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第１版，第三页。）其实，“武士道”并不是封建历史上存在的词汇，而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回顾总结封建时代武士阶层的道德规条、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核心精神所提出的概念。

　　由于“武士道”并无成文法典，所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总结其内涵、外延时难免杂糅很多民族情绪，以至于盲目夸大美化其历史意义，歪曲解释其精神本质，而对所谓武家文化的陋规、积弊、及其思想流毒视而不见，反称其恶臭为香美。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起源于佛教、孔孟之道、儒家经典和神道教，因为佛教的“心境平和”、“对命运温顺的态度”、“卑生并亲死”的心情给了武士道以启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秩序则是武士道最大的道德渊源。以上穿凿附会的无厘头式的结论不知道是如何得出，是如何把“武士道”与佛教、儒家思想扯到一块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怜蚁惜蛾”的佛教思想不知如何启发了好血嗜杀的武士道，“亲亲而爱物”、“孝悌为先”的儒家伦理秩序不知如何变成了以死心塌地当奴才走狗为荣的武士道，这些简单粗糙颠三倒四的攀附令人莫名其妙，不过诸君且看他的武士训练法，自然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武士就应当把儿子放入艰难险峻的环境中，才能让他们完成有如西西弗斯般的苦役……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所——如刑场、墓地、凶宅等处。少年们甚至热衷于这种游戏，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当场观看那可怕的场面，过后，在黑板里单独一人到白天的刑罚执行地，在砍下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后再回来。”（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

　　诸君领教过以上训练武士之道后，除了骇然想起日军在南京大屠殺中令人发指的砍头竞赛之外（有关百人斩的记载），不知还能做何感想。而新渡户稻造竟说这一切源自于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这种以变态为勇武，以血腥为美感，以凶残为坚忍的信条不知出自哪本佛教经文、哪套儒家经典。即便非要凭此以“知死”、“刚猛”来标榜整个日本民族，也仍然未免夸大其词，在日本历史上固然出现过一些好血好勇、死心塌地当奴才的死士，可中國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客豪杰、英雄好汉、忠臣义士多如银河沙数，又岂是日本武士所能望其项背。

　　说“武士道”出自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倒是可以一拍即合，神道教是个追求现世的自恋狂式的宗教，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因果报应”，没有“”没有“”连供奉在日本神社里祭拜的“神”，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神社里的神位除了素镜一面，空空如也，信众们伏地匍匐顶礼膜拜的，只有镜中的自己。大概如此一来还可以美其名曰“认识你自己”吧。但武士们偏偏又不是那么认识自己，战犯头子东条英机本是武士世家，他自己也说过如果失败就要用武士的方式来结束，日本战败后美军要逮捕他，按照武士道传统，他本应“切腹”才对，可他却想用枪来了断，结果举枪自杀还未遂，被抓起来审判，最终死在绞刑架上。大反其常的还不止东条英机一个，十四个甲级战犯中，十三个是武官，都没有一个是“以武士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好血好勇”、“亲死卑生”的武士精神到了展示“大无畏”的关键时刻竟如此狼狈，这又算哪门子的武士道呢？

　　这种笑话还不止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军组建了执行自杀式飞行任务的所谓“神风特攻队”。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分子将这些军国主义的替死鬼美化成为天皇效忠的英雄。如今，据英国《卫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报道，一位当年侥幸逃生的日本前“神风特攻队”队员、８２岁的滨园重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有人说我们是自愿飞行，这完全是谎言。军部领导认为把这解释为飞行员的自愿行为要比说成是强迫行为好得多”。他在最后的遗言中写道：“妈妈，这将是最后的遗言。只剩下数秒钟了。那种认为我们笑对死亡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对于右翼势力经常美化日本空军“神风将攻队”，《朝日新闻》主编渡部恒雄说：“他们说这些日军敢死队员勇敢并乐意去死，并在死前高喊‘天皇万岁’，这完全是个谎言。他们其实是待宰的羔羊，每个人都在犹豫不决。其中有些人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是被宪兵们推到飞机上去的。”如果新渡户稻造还没死的话，他大概还是“武士道”掰开两半，将这种尴尬的事情解释成勇敢活下去的“士道”吧，可是“勇敢”不足，“猥琐”有余，又当如何？难不成还是要回到佛教和儒家文化去扯一块遮羞布？

　　当然，说“深受佛陀菩萨垂迹影响、广沐汉祖唐宗仁政恩泽”的日本神道与佛教教义、儒家思想没有一点关系似乎不太合适，只不过，主张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佛教被日本人改造成了追求现世利益、承诺净土、保证往生极乐的“新佛教”，连拒斥名利的禅宗来到日本后也变成了养生保命的静坐健身法，在如此现实的宗教观念下，还有什么恶行不能为？在日本幕府统治的历史上，德川将军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尼姑庵的住持来当侍寝的御台所（将军夫人），这在皇权至上的中國封建历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说到儒家思想就更妙了，孔孟的仁心义性德行被抛弃的一干二净，徒剩一堆繁文缛节。美国皮里博士在《日本的真相》中提到：如果你让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在虚伪和失礼二者中间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虚伪。而新渡户稻造博士则心有不甘地自我辩护道：比如日本人对一些问题的虚伪回答，如“你是否喜欢我？”或者“你是否有胃病？”，他会毫不犹豫地虚伪地说，“我很喜欢你”或者“我很健康，谢谢”，有教养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的。

　　看来，新渡户稻造似乎混淆了善意的谎言和以善为名行凶作恶的区别，不过，他的混淆思维恰恰与日本人缺失仁义核心的礼法规则是一致的，全然抹煞了形式背后的正义与邪恶之分。

　　在内在良知的制御缺失的同时，也强化了外在礼法的约束，所以表面的“失礼”，不能按照礼法秩序行事，便被视为“耻辱”，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大忌，哪怕内心歹毒阴暗，表面上也必须遵行礼法，否则就会觉得没有面子，没有尊严。同样的道理，只要外化的行动表现为符合礼制规范，则无论其动机和目的多么险恶，都可以堂而皇之为所欲为。所以明知是罄竹难书的侵略史，却要美化为“亚洲主义”、“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明明是强奸和性暴力，却要掩饰为“慰安妇”，明明是掳掠奴役中國劳工，却硬说他们是自愿的合同工，明明是强占了钓鱼岛，却还是要拿所谓的“旧金山和约”来遮羞，等等。孟子说，人天生皆有“四端”，其中一端就是“羞耻之心”，黑格尔说，羞耻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自走出动物的范畴始，于步入文明史之前的蒙昧时期，便已有了“羞耻之心”，也由此可见“耻感”并非日本民族特有的德目，不同的是，最原始的外在道德价值“羞耻心”在日本社会里成了最高的德目，而且由于一直停留在表面上，没有经过内化转为心灵本质，于是最终成了唯一能约束外在行为的礼法规则。

　　作者电子邮件：ｔｄｌ２００８（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谭勇

　　如果你想比别人早一天成材，那你应该比别人早一天恋爱。我这里说的早恋是你在中学时代的恋爱，到了大学你再开始谈恋爱，那你肯定是个傻Ｂ. 我觉得中國的青少年从初一开始就应当谈恋爱了，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是有利无弊的。读到我的帖子的朋友，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学生，那么你是非常幸运的，已经在谈恋爱的你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把爱情进行到底；你要是还没有谈恋爱，那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请你放下顾虑，赶紧去找你的搭档，否则你要后悔一辈子。如果已经是一个大学生或社会青年，你看了我的帖子也会有收获的，你可以把这个真理传授给你的弟弟妹妹，那他们会感激你一生的。要是你竟然敢对我说，大哥，偶现在还没有情人哦，那你就去死吧。如果你是一个已成婚的人，那你应该崇拜我才对，哇，真是先知啊！到时候你要把我的帖子好好让你的小孩背背。好了，言归正传，下面我就随便谈谈早恋的好处吧，因为如果全讲出来，非得写一本大书不可。

　　衡量一个人是否正常的必不可少的一项标准就是你在中学时可否早恋，你要回答ｎｏ，那你肯定不是个正常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到了上中学的年龄还不想春花秋月之事，那他不是有生理缺陷就是有精神病。可是你要说，不是我没想，而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那我还是要说你现在不是个正常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处在一种压抑状态。这种压抑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心理扭曲，合理的欲求不能实现，你还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吗？当然不能，所以你是一个非正常人。但是你肯定不服气，因为你觉得你和周围的人一样正常。那我就告诉你吧，中國大多数人到了中学时代就开始不正常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压抑，就算你从初一开始谈恋爱吧，但你肯定受到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就算你是一个很大胆很不在乎的人吧，但社会环境必然会给你以影响，或许是潜意识的影响，你自己也没觉察到，但你的心理却逐渐被扭曲了，只是不同的人程度不同而已。为什么那么多人中学毕业进入大学或走入社会以后就迫不及待的找对象呢？这正说明了他们在中学一直受到此方面的压抑，所以当禁锢一旦解开，人的爱欲也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所以他们以前是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但是当他们从中学走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这就像一张被折过的纸，无论怎样也消除不了折痕。因此，现在的中学生朋友们，如果你们要争取做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你们就一定要义无返顾地去和你们的另一半相亲相爱！

　　现在的教育界反对中学生早恋的主要理由是不利于学习和成材，这完全是一种谬论，谁反对早恋谁就是想吃人！中國的教育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制度，它口口声声喊减负，而实际上是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我是过来人，可谓是死里逃生，我要感谢早恋的救命之恩！正是因为早恋才使得中國的中学生们没有集体跳楼自杀。你或许要说很多中学生并没有谈恋爱，可他们也没有自杀呀。这里你忽略了恋爱的另一种方式，即暗恋或单相思。虽然他们没有表白出来，但这毕竟也是恋爱，所以它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恋爱功效。在强大的考试压力下，他们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单薄，他们是多么地孤独，他们幼小的心灵正在遭受着教育的蹂躏。他们需要恋爱，这缓解了他们的痛苦，使他们在阴阳交合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互相安慰，相互搀扶着，终于击败了高考的恶魔，走进了大学的殿堂。早恋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激烈的现代竞争社会中要获得成功，不但需要智商，更需要情商，而早恋的人也肯定要比中学毕业后才恋爱的人情商要高。由于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因此他们往往缺乏一种与人沟通的能力，这对他们以后走上社会是很不利的。而一个早恋的人，他在与恋人的相处中学会了理解宽容关怀，获得了沟通能力，他在心理上也必然早熟，他走上社会以后一定是个受人欢迎的人才，他就一定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所以我说早恋早成材。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早恋对个人是有很大好处的，那么它对国家对社会怎么样呢？同样有很大好处。早恋可以使一个人早成材，那也就是在降低国家的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的发展，最终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

　　胡錦濤總書記号召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让我们积极响应胡總書記的号召，大力弘扬早恋思想，使早恋的春风拂便祖国的每一所中学！

　　联系方式：ＱＱ：２５８１７６８６１

　　Ｍｓｎ：ｈｕａｎｇｔａｉ８４（ａｔ）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黄泰文集：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ｈｕａｎｇｔａｉ. ｏｒｇ

　　作者:黄泰

　　中國是个没有爱的国家，中國人受到的性压抑太强了。我们都把最自然的感情和欲望深深埋藏在内心。在虚拟的网络上人们不知不觉把想象当成了现实。但是网恋并没有拯救一代精神空虚的青年，相反，它使空虚者更加空虚，它让人在痴迷中堕落。因此网恋是可耻的，它是通过因特网使参与者互相进行精神强奸和卖淫，所以它比现实的性侵犯和卖淫跟严重，因为它玷污了人类的精神，是要从根本上毁灭人性。

　　网恋直接的原因是现实的性压抑，而不是无聊，郁闷。网恋的根源是道德的堕落。青年人放纵性生活，大学里的处女和处男已经寥寥无几了，他们以为这是解放思想，而不知道这恰恰是毁灭思想，是要把人变成动物。没有爱情的性交是动物的。但是有人会向我发难，既然青年人在现实中能得到性满足，那么网恋就并不是你所认为的可耻了。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性盲。一个天天去嫖娼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有性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性不只是单纯的肉体的交媾，而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动物之间不能说做爱，只能说交媾，因为动物是没有爱的。爱源于哪里？爱源自于情。有情才有爱，有爱才有性，所以我们说性爱。性是男女之间由于缘分而产生的极其强烈的情爱，这种情爱仅仅靠精神已经无法实现了，因为双方在强大的爱力作用下需要走向合一，也就是双位一体。那么他们就要靠性的作用在极度的快感中完成这种本质的合一，这就是最伟大的性爱。

　　所以正是因为现实中青年只有动物的性交，因此他们越是滥交就越是精神空虚，正是出于对精神的要求的满足，青年们才到网上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恋爱。如果网恋只是一中精神恋爱，那它是高尚的。但现在的网恋却并非如此。现在的中國青年根本就没有精神恋爱，其实所有的恋爱都是精神的，肉体是不能产生爱的，它只有动物的本能。恋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不是现在的堕落的青年能有的，现在的青年谈情说爱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肉欲的满足，因此他们在现实中的恋爱就是虚假的，到了网络上就更加放肆，我承认有一部份人是在现实中得到了肉欲的满足而来网上寻求同样的精神满足。因此现在的青年在现实中就是强奸犯和卖淫者，不过那是肉体的，而他们的网恋就是继续满足他们的强奸和卖淫的欲望。青年人糟蹋了自己和他人的肉体后还想奸淫他人的精神。这就是是网恋日益兴盛的原因。

　　我们的法律和舆论是很荒诞的，奸淫别人的肉体是要判罪的至少也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鄙夷，但堂而皇之的奸淫别人的精神却不但没有任何罪过反而要被作家写成一段缠绵故事，让大众津津乐道。这大概就是唯物主义的真理吧，物质是第一性的，肉体也是第一性的，精神的状况是无足为道的。网恋不单单是奸淫，而且还是乱伦，是轮奸。我近来看到２篇新闻，只是标题就够有意思，一则是《女生为网上情人魂牵梦绕见面方知是１０岁男孩》，还有一则是《一对男女网上“恋爱”火热见面后方知是堂兄妹》。网恋暴露了人内心的邪恶。现实中人的淫欲是很强的，是没有任何道德的，一个少女会对一个男婴想入非非，一个大男人也会被一个小女孩搞得六神无主。杀父淫母是人的本性，在中國尤甚。只不过人同时又是很虚伪的，每个人在现实中都是穿着新装的皇帝。所以他们的欲望一直被压抑着，一旦到了网络上就立刻有了释放的空间，于是就肆无忌惮，丑态必露。

　　当然，精神的奸淫和肉体的奸淫是互相转换的。为了满足现实中不能满足的精神淫欲，青年们就开始进行网恋，当他们在网恋中得到了精神的满足，奸淫了陌生的对方之后，他们又转而要求肉体来享受。但似乎不需要另外去求了，直接把精神的奸淫对象化做活生生的肉体就够了。于是我又看到了一则有趣的新闻标题《１３岁少女与网友偷食禁果１月内发生２０次性关系》。真是一举双得，生生不息了。强奸和卖淫其实是一个词的两种说法而已。一个人是强奸犯就必然也是卖淫者，反之亦然。

　　不过网恋也并不全是负作用，它也是有好处的。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那些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男男女女们不会因为性欲得不到解决而去挺而走险，完全可以快快乐乐地做个无罪的精神强奸犯和卖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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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泰文集：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ｈｕａｎｇｔａｉ. ｏｒｇ

　　作者:黄泰

　　我们是中國公民，这应该成为常识，应该深入到每一个中國人的灵魂里。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却不容易，虽然每一个拥有中國国籍的人皆可称之为公民，然而以公民的内涵衡量当下中國人的心态，再较之欧美民主社会的公民，我们中许多人是要赧颜于此“虚名”了。现实中上上下下对公民意识的呼唤恰可为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识的证据。我们的公民意识到哪里去了？或许不应该提这个问题，公民意识并非人之天赋，实赖后天的教育培养。今天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识，教育体制首先得挨板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于强调对学生灌输階級、人民、群众等有鲜明政治色彩和集体性的概念，而忽略了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这是历史的遗憾。但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当保障人權被写入宪法，当黨和政府大力倡导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諧社会之时，我们的教育却不能与时俱进，不但根本上是应试教育，而且在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宗旨上也大大落后时代，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下力多而收效微。我们相信教育部门确实是有诚心将学生培养成合格公民的，然而现实中学校却往往以片面的爱国守法尽义务敷衍成公民教科书，我不知道这样的“公民”与臣民有多少区别。

　　国家与公民是肉与血的关系，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才能使国运昌盛，基业长青。从这个意义上讲，宣传爱国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合格的公民不可能不爱国。公民与人民、群众、国民、臣民的区别从当前一些学校开展的公民教育来看，不少教育者自己恐怕也不甚了然，因此为了防止误人子弟，我建议教育官员，从教人员首先自己得好好学习，弄清公民的真正内涵，做一个真正的公民，然后再来教导学生。

　　反思当前社会的道德滑坡，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与公民意识的缺乏有着深刻的关联。中國学生接受的是义务本位的教育，权利的教育相对薄弱得多。公民与臣民的最大区别是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我们的教育没有使大多学生产生国家的主人的自信，他们也缺乏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的兴趣，于是义务在他们看来倒显得有欠公平了，自然履行义务就只有勉强为之了。退一步说，即使现行的教育体制可以培养出最最听话的人民群众，也未必就是国家之幸，因为那只是臣民而不能称之公民。纹革的悲剧已经昭示我们，没有公民意识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正确告诉学生怎样做一个公民，使学生明白天赋人權的道理，使学生信仰天下为公的道理，使学生懂得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他们就会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起义务，因为履行义务就是为了享受权利。这就是公民，有了这样的公民，中國社会才会真正和諧。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复兴中华，实现中國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公民教育刻不容缓，教育部门应将从小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列入头等大事，从速制定方案并大力实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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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３月０３日　来源：证券导报

　　作者:黄泰

　　关注人类的命运就应该有长远的眼光，人类有悠久的过去，也有漫长的未来。一万年后，一百万年后，乃至更遥远的将来人类社会将怎么样？我不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是杞人忧天，只要地球还在转，人类还没有毁灭，我就有理由思考它。地球和人类都不是从来就有的，既然有开端，想必也有终结的一日，对此人类倒也无须悲伤，心平气和就行了。在周而复始的生灭中，或许会有更美丽的星球和更高级的生命诞生，我要对它们预先祝贺。那更高级的生命可能会用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方法了解人类的历史，了解人类是怎么活着的，而后又是怎么灭亡的，或许那更高级的生命会叹息或者竟是嘲笑人类，说道：“这自私自利的物种，在互相残杀中灭绝了，真是又可怜又愚蠢。”人类在九泉之下有知，应该对这样的评论感到羞耻。如果人类注定要灭亡的话，我也希望来自宇宙的不可抵御的灾难毁灭了人类，而不是自杀。

　　说句实话，我很厌恶资本主义，然而也害怕共產主义。原本我以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是最美好的，但人类的心灵却被欲望冲塞着，你想吃我，我想吃你，打打杀杀从未停止，人与自然和諧相处的美梦做不成了，自然经济反成了專制的土壤，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暗杀，倒是市场经济下，杀人在專制国家也不能那么保密了。我不知道人类将来要走向什么道路，專制是快没落了，民主必是世界的潮流。人类是很自私的，所以才会产生專制，既自私又狡黠者就成了專制统治階級。人类受不过專制之苦，就改行民主了。通过一种制度制衡人类私心的危害。其实明君贤相之治未必不好，问题的关键是私心，私心使得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命题成立。中國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國人在现实中却是害人之心常常有，防人之心从不间断。我没去过外国，也几乎未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所以就以中國人举例，并不是我特别仇视自己同胞的缘故。民主的好处就是使防人之心真正得到发挥，美其名曰民意监督。也算是人类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搞政治的人，大概都要逢人只说三句话，否则就有被冷落之虞。我写作虽然跟政治也沾了点边，但离搞政治尚差得远，不防就直话直说好了，也不怕不合群。我想有一天革命成功了，中國实现了民主，乃至全世界都成了民主的天下，人类欢喜一番之后，再也没有革命可干了，日子永远平凡的过去，不知这样的状态将维持多久？又不知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就是人类终极的社会制度，还是要继续前进，直到大同社会或者另一个人类现在也不知道的美好社会？我对此甚为茫然，我倒庆幸生在当今的中國，将来还可一睹风云的巨变，就恐后人的日子太过无聊了，只有游行示威可以释放些激情，倘若民主制度愈加完善，政治清廉，连游行示威的机会也没有了，人类的将来岂不太郁闷？当然我这全是往好的方面着想。谁能保证千万年后人类不耐烦于民主社会，又搞起君主專制的玩意来呢？人类实在不算清醒，所关怀的将来也太短暂了。

　　我始终坚信一切问题都在人心，而人心又太黑暗了。人类应该有一颗光明的心灵，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实在很糟糕，中國的教育尤然。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对的。为什么赤子之心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变得污浊不堪呢？当然这与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教育。错误的教育象乌云般遮掩了心灵的光明，这光明乃是人的天性。任何斗争哲学都是邪恶的，階級斗争，敌我斗争，对人类的心灵都是一种伤害。我希望以后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会告诉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良善的，没有敌我的区别，只有迷悟的不同。人与人之间只有消除敌对意识，消除隔阂，人类的心灵才会闪耀光芒。虽然我不将民主当灵丹，但在可预期的时代里，我还是坚定支持全世界都应该实现民主化，專制的确在戕害其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同时我反对唯物论，它造成了当代人心的陷溺。

　　只有光明的心灵才可以最终拯救人类。人类总有一天会结束肉体的存在，就象太阳和月亮也会陨落一样。但人类的心光却可照亮整个宇宙，这才是人类的永生！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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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泰

　　１）再论中國的火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國的火》的杂文。该文大意是：在中國，燧人氏发明了火以来，人们“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虽然他功绩卓著却会不象古希腊的盗火者普洛美修斯那样受到西方人的传扬，国人一方面丝毫不去崇拜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和生活便利的火的发明者，另一方面却迷信起那些制造火灾危害的人，反而献之以敬畏，崇祀纵火者为“火神”，甚至还要感恩怀德地希冀“火神”来免除火灾。

　　这样的情景在当今难道还少见吗？且看当代中國历史上的不少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屈服于权贵，宁可放弃世俗的利益，矢志求索真理。这里有“拆下肋骨当火把”的顾准先生，以“殉道精神”来照亮人间心灵；这里有张志新和林昭这样的女豪杰，以及王申酉，为了捍卫真理，反抗强暴，付出了多么大的道德勇气；这里有遇罗克，为着平等人權而呐喊。他们却招致“无产階級專政”和“革命群众”名义下的大多数人的暴虐，纷纷被整得众叛亲离的下场，从而强人社会则“相信群众”，“理直气壮”地出场来“灭火”收拾之。有人创议中國搞“第五个现代化”建设的，希冀引进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火种，于是乎，这位强人祭出“四大金刚”的法宝来震慑，压制下地狱。可是在当今热捧的“永远的丰碑”上，这些盗火者们却毫无名目可陈列入内。成王败寇，盗取火种的人士早该被国民遗忘干净，而这位强人玩耍欺世盗名的功夫，反而扮演成为中國的“总设计师”角色，受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和权势者的顶礼膜拜，只可惜这位强人还够不上太强，只算个“次强人”，而且个子又矮小，领袖魅力（卡里斯玛）不够浓厚，更要紧的是，他纵火的欲望不够大，脾气还不够狂暴，所以也不为普通国人所敬畏。而真正值得敬畏的，必是个超强人，之所以成为超强人，就须是个“纵火犯”，他可以、也能够到处煽风点火、扰乱江山。且看：延安整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红学家、搞大跃进、庐山反彭、四清运动、发动纹革、反击右倾，等等等等，总之搞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国无太平，家无安宁。正因如此，也唯其如此，方被国人心目中期盼为至尊的“神”，国人恭敬着这样的“神”，乃迷信着它的纵火可以压“邪”，制住官员的贪污和腐败，还可保佑民生的福祉，因而被敬尊为“大救星”！

　　这种心态也许正符合“灾民”的心理。

　　自古来，人类社会的每一项重大进步都离不开思想理论的指导，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政治生活也不例外，而思想理论得由知识分子来指定并引导的。当然知识分子的理论建构、建议、方案，要被掌权者采纳起用才会生效果，然而掌权者毕竟只是实践者，尤其是在中國式的人治环境里，权力的争斗靠的是不见之于文字的“潜规则”功夫，能够爬上权力金字塔顶峰的，必定不是与文字打交道的知识分子一类的秉性，所以，中國式的权力大师怎么可能是理论的“设计大师”？他们的政治运作只是在知识分子早已酝酿成熟的理论框架里运用和实践思想而已。然而中國的百姓，认同能力仅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体，感兴趣的事务仅着眼于当下能立竿见影的功效上，其偶像的价值目标总是瞄准于抛头露面的人物之上。正如人们喜欢好听的歌曲，因而歌星族总被普罗大众所拥戴，可是歌曲的谱曲者总是被国人所漠视一样。从前，作曲家施光南谱写出脍炙人口的《祝酒歌》，他只获得了１０元钱的稿费，可是今天歌星演唱这支歌的时候拿到了多少万元的报酬？迷信“神”的国人会质疑公正吗？

　　２）春天才第一次来临？

　　诗人云：“春江水暖鸭先知”，也许是因为人的气候感觉显得迟钝的缘故，特别是一些长期麻木于严酷寒冬萧瑟季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本来，春夏秋冬总是惯常轮回着造访人间，构成为一年的四季，所以春天也并非是希奇的季节。人们常言，“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可见在人间，人们的生活总得会有欢乐的时光，问题只是在于人们是否把握住它。

　　不是吗？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的时候，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提出了那么多条宝贵的批评意见，可是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寻常百姓去尊重知识劳动的价值、去聆听知识分子的善意呼声、去声援先行者的革新行动、去把握那些改变现状的良机吗？否也！而是纷纷加入到检举揭发的行列中去，墙倒众人推、落井复下石，好不快活！同样的情景还表现在“四五”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上。当推行已达十年的改革开放正走向深化时候，《世界经济导报》上已经刊出了一系列谈论的先声，如关于“国营企业股份制度改革”、关于“球籍”问题等的讨论。可是先知、先行者带来的春风毕竟显得鹤立鸡群而后继寡助乏援，纷纷折矢而归。

　　可是今天，我们所获得的、所享受的众多重大改革开放成果，有哪件不正是当年知识良心分子早已呐喊过的呼声？

　　国人呵，每当春天已经留驻你身边的时候，为什么总不情愿去张开双臂去拥抱春暖花开的美好时光，偏偏要退缩着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等待着往后无数次的酷暑寒冬降临，而去主动地投入到那个悲惨世界的地狱？非得当历经万难、饱受创伤之后，方得知需要等待着某个强人来拯救，当拯救者给予你所能欢渡的“春天”有少许些之时，才肉麻地歌吟起：《春天的故事》？

　　况且这“故事”仅仅是对于特殊的你才予以特别地叙述的，就因为你得到了特殊的优厚待遇，享受着特别的照顾和优惠政策。好比有一条被主人所特别宠爱的哈巴狗，“汪、汪”地唱着向着主人摇头摆尾，以乞求心领神会的沟通愉悦。然而你的得宠“故事”对于其他的“狗”可有什么好开心的？因而，这《春天的故事》可有什么值得为别人所欣赏的？

　　由于拒绝文明“火种”，回避光明，你的身份处境决定了你充其量只不过是条“狗”而已，尽管你在得意洋洋地歌吟春天，那只不过是在炫耀物质财富、是在表白你的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小人情怀和境界罢了。

　　２００７- ２- ２３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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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施卫江

　　据中新网３月５日报道，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國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表示，他将提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又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喻权域表示，当前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要专项立法，对那些为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华翻案，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论者、乃至媒体负责人要以法律手段惩办。

　　我们知道，有好多历史现象是颇具复杂性的，需要作深入的研究方可理清脉络，判明事实真相。在人们作探讨、思索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应该容许百家争鸣，容许提出各种假设和猜想，甚至容许学术犯错，而不应是无限上纲上线、拿起棍子打人，随意贴上政治标签，以为这样就可以压服人，可以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宏愿的共產黨人，理应表现出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宽宏大量，学术上的事情，应由学术本身来解决，而不是动用法律手段。

　　譬如，现在的中國人都知道，鲁迅先生是中國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之所以这么伟大，其中一个外在的客观原因是不能忽视的：鲁迅晚年定居于上海虹口的日租界内，受到日本人士的长期庇护，使得周树人这样一个人物免除了受国人同胞的迫害，从而可以安心写作，而其文章总是念念不忘国人的劣根性，极尽批判之能事，那么我们可否判定：鲁迅也有“汉奸”之嫌疑？

　　然而我们现今看到的这位喻权域，其思维还是停留在“以階級斗争为纲”的年代，动辄帽子、棍子飞舞，似乎惟有这样方可展示出此公的存在和价值。

　　若是讲到对于社会的危害，则严重的事情可谓多得是，如有不少地方的官员，特别在落后的农村地区，俨然以“土皇帝”自居，专权横行，目无法纪，贪污腐败，侵害百姓利益，对此，为什么这位喻权域丝毫不感到有丁点儿愤慨？不觉得自己国度里的体制落后而亟待改革，反而极度愤恨于向着文明世界开放的政策和方案，痛心疾首于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历史事件的叙说，恐惧于文化交融中的外来先进文明？为什么在言论措辞中时时流露出浓烈的“纹革”的遗风？

　　喻权域的极左思维，也可以说违背了小平同志的遗愿：“左”比右危害大。

　　在此，人民有必要责问：此公的居心何在？

　　“以言获罪”本是中國历史文化的特色，尤其在纹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经历过纹革的国人无不有深切的感受，对此，喻权域也不会不知道。“言论罪”的立法与当今文明世界的惯例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如今的喻权域再度祭起文化專制主义这个法宝，妄图拉历史的倒车，提案所谓《惩治汉奸言论法》，其妄想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國人民不会答应他。

　　施卫江

　　凌晨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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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施卫江

　　１） 性别比失调与治安形势

　　首先来看一系列数据。

　　最近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被公布。该报告指出，２００５年以后，中國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到２０２０年，２０- ４５岁男性将比女性多３０００万人左右。自从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７，２００３年抽样调查为１１９，个别省份超过１３０. 而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０４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报告表明，零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１２１. １８.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比较严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国家。其中有７个省超过了１２０. ０，海南和广东高达１３５. ６和１３０. ３. （穆光宗，中國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６. ４. １０），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尤为严重。印度裔学者蒂亚？森早在１９９０年就指出，亚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忧虑。根据他的计算，到２０２０年，中國将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万的男性因讨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由此凸现了“婚姻挤压”的问题，有一大批低收入及低素质的男性公民将面临结婚难题，由此可以预见，其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必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据最近的报告测算，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１. ５亿至１. ７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我国流动迁移人口规模庞大，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１个百分点测算，今后２０年将有３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平均每年约有１５００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日益庞大的流入人口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形成了压力，尤其是每年大批男性失婚族的产生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农村的情况并不比城市里好多少。安全社会学研究者颜烨认为，农村居民社会治安安全感下滑严重，反映了村民自治制度下，国家公共权力在农村的消隐。目前，农村缺乏强有力的“替代威权”，村霸势力、地痞流氓等社会恶性势力，在有些地方一度膨胀。另一方面，一些村和乡镇的公共权力对农民的非法盘剥现象，再加上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这些都导致了农村居民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更为担心。

　　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國也成为了世界上刑事犯罪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零点调查公司于０６年２月发布的一项针对４１２８名１８岁～６０岁常住居民的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连续３年呈下降趋势。老百姓安全感每况愈下，表明了违法活动及刑事犯罪率在持续上升，而整体的破案率却没有相应得到提高，于是“公共安全”这个问题给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２） “剩男”的生存博弈论

　　人生在世总是充满着追求，追求的力度受制于情欲需要的激励，人的情欲是不灭的，它也有着“守恒原则”。弗洛依德已作确证：心理能量不灭，只能转移，不能压抑和消除，否则，必然导致病态和精神分裂。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的自我实现是出于内在的行为动机的激励机制，而推动着自我实现步伐的第一步，是对于生理需求的渴望，尽管它位于最低级的层面，但在高层次的需要充分现实化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以适可的满足。惟有如此，它的激励作用才会降低，其优势的需求地位将不再保持着，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当最为低级一层的需要，如适婚期的男人不得不成为独身，因而生理上的性欲、生物功能的繁衍后代无法指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其人往往会采取二种步骤之一进行，要么超越自我，转移进入高级一层需要的追求之中；另一种则是采取报复措施：干脆牺牲自我，放弃掉自我的人生价值，作为代价付出所取得的转换是，使得尽量多地损害和毁坏与自身血缘关系远离人士们的美好生活，使之拖累他人人生自我价值的正常实现，以此来减缓与自身血缘相关的亲属在自我实现形势上与他人相比总体处于不利的颓势，这在社会生物学上称之为“怨恨”行为。

　　心理学家阿德勒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自卑与超越》，认为先天的生理或心理欠缺可以催人奋进，强力超越自我和别人。可是对于超越性功能先天都欠缺的人来说，已经处于不断被别人所超越的情景，这该怎么办？通常，“怨恨”比起超越行为来，居有更多比重的情感欲念，倘若没有外在足够的制裁力量有效地约束的话。

　　盖因结婚难者，以低收入和低素质居多，其导源于低智商和低文化素质，思想道德品质和情商当然也低下，最终落实于人格的低下，（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早就立言：“美德即知识”，其反题亦可在宏观数理统计意义上成立，美国学者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Ｈｅｒｒｎｓｔｅｉｎ和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ｕｒｒａｙ在１９９４年合著的《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階級结构》书中，已经用实证数据分析的方法证明之）。换言之，理性涵养稀少的，便以生物性的感性资源作为激励需求来充盈（弗洛依德氏的“情欲守恒”、拉马克氏的“用进废退”原理）；再者，依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生物学遗传原理，倒果溯因，其亲属群体的整体平均呈现出低文化低智商低德性的几率便会显著高出常态，由此缘故，其亲属总体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窘迫，其自我价值实现阶梯处于低位的境地；更何况，低文化低智商低德性者难以能够洞明人之超越现世的意义、何许遑论企及奔向上帝的境界（培根言：“上乘之伟德，庸人最难识别和领悟”），代之以特别重视家族中男性族的传种接代使命感，尊为至上的神圣，于是通常将自己家族里的光棍看作多余者，是累赘之物。既然如此情景，多余者的累赘之身便在由基因操纵的生物学力作用之下，会施展“怨恨”招数。反映在社会生物学上的进化机制是，做出“同归于尽”的事情来：行为个体在减少（或干脆灭掉）了自己的适应性的同时，也降低了与自身亲缘不相关的竞争者的适应性，以此来减轻与自身相关的亲属基因有机体的竞争压力，间接提高了自身亲属的适应性，从而为自己的亲缘宗族小集体作出“利他性”的贡献。计算亲缘关系指数，亲近血缘的基因库里与自身亲缘指数高的基因有机载体其竞争实力相对增强了，这样的博弈在“丛林”生存观上讲是有利的。

　　其算计正如玩象棋游戏，高手试图将己方的弱子兑换掉对方的强子那样，把“兵”兑换“马”或“炮”，或用“马”或“炮”兑换“车”，若能将小“卒”兑换到大“车”，那就得到便宜更大了。又如，弈陆战棋时，试图用己方的“工兵”、“排长”去拼耗掉对手的“炸弹”，或用“炸弹”撞上对方“司令”、“军长”将其报销掉那样，是绝对合算的一手妙着。

　　但这种博弈仅着眼于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亲族选择”，在人类社会，这只能说是一种卑劣低贱的生存竞争策略，因为它未能洞晓人之赋予了文化与文明内涵的关于人的尊严、人格价值的蕴涵所在。

　　且看０５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王府井开车撞人致３死６伤案件的作案者作的自白，就可以理解其行为背后的社会生物学肉身进化机理：“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１０个城里人有９个都是黑心的。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因为“我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所以不能致富。王府井是中國最繁华的商业街，是富人疯狂购买的天堂，我要向该死的富人进行报复，与王府井同归于尽！”离了婚的３１岁河南农民艾绪强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陈述其行为的动机时，让所有人既感到愤慨又觉得有些可悲。作案前还留下遗嘱，企图要“死得壮烈”！

　　出于“怨恨”行为的刑事犯罪，带给社会的危害远非只是被害者本人的直接损失，而是会制造出作案地区安全感低下的不良环境和心理氛围，使得整个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指数下降，因为处于自我实现较为低级的第二层次上，保障自身安全、摆脱财产丧失威胁的需要不能充分得以满足。譬如当今中國的各个城市里，凡是居住小区都得聘用专职保安人员，家家户户的门和低层楼的窗子都得安装上铁框防护栏。进而，犯罪得逞，还会造成作案地的治安成本大幅度上升。据称中國现在的各类法律案件数量迅速上升，法律诉讼金额非常巨大，每年平均下来相当于ＧＤＰ的７％左右。中國人均收入在增长，企业利润在增加，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社会成本。我们国家为了打击各种犯罪，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花费１万元以上（《人民日报》２００１年０８月０８日第九版）。犯罪可以使得作案地区社会总体的物力人力成本消耗大幅上升，因而属于个体行为的犯罪会牵动着社会系统的整体，可见，犯罪可造成广泛的报复性！正因如此，我们的制裁思路也得调整为社会系统的整体着手。

　　３） 有效的措施提出

　　有效遏止犯罪，让百姓安居乐业、使社会安定，是我们社会的迫切任务。然而中國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大为说，“多年来，中國打击犯罪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形势依然越来越严峻，其根本原因是中國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深层次矛盾突出；与此同时，新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机制还有待完善。”为此，人们自然会想到思想道德教育的治理，这固然重要，但问题是教育绝非万能，进入了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氛围之中，对于人的“自恃的罪性”（尼布尔语）来说，靠主体觉悟的道德来拯救总是力量薄弱的，对于低智商低文化低德性气禀者来说尤为如此。为此须拓宽思路，将道德负载须适度地法制化，要适当增加些对罪性的主体律以制裁性因素相威慑，就此增强罪性主体人格的负重感和责任感，并赋予人格以扩展的内涵，使人格角色化认同，以让其行事处世由个体自我的人格扩展至相关亲缘族群的“总体人格”（Ｇｅｓａｍｔｐｅｒｓｏｎ）来担保。这样的人格担当是与中國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农村的现状，即浓郁的宗法制家族文化相吻

　　不妨设想，设立一个国家级的权威机构，以居民户口的户籍为根据，将全国所有的行政区域按照一定的户籍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区域分布划分出各个统计单元，然后建立起每个统计单元地区的户籍所属居民的犯罪记录统计数据库，将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数据称为“危害信息”，定期予以全社会公布，这样便可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表明属于每个地区户籍的公民对于整个社会安全的危害性，犯罪数量的多寡意味着危害的程度，由此可以进行各个地区的危害程度相比较，并进行人格素质上的较量。竞争促进步，处于文化——人格的公开的竞争之中，从而公民的精神文明素养得到提升，并且增加全社会成员之间的诚信度，以及各个地区对于整个国家“负贡献”的透明度，有助于增进全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内耗。再者，形成对各个地区民众自我有效的激励和监督、约束急智，节省各级政府的管理成本。

　　我所要强调的数据是“危害性”指数，主要形式是以“相对率”的呈现，即指某地区一定时期里以人口中每万人的犯罪概率计算，这样就具有了相当的客观性质，作为宏观的数理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偶然性的因素，而“相对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地区人员总体平均的道德品质、精神面貌和守法素质。

　　由此，“危害性”指数的升降与否，可以作为当地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承担轻微而间接的连带责任。每个年度，需要作“危害性”指数的全国性评比，指数最高的几个地区，国家可以认定为重点的“道德护贫”政策对象，强制性地推行对于适龄人员的思想道德基础入门教育。

　　４） “道德连坐”的合理性

　　诚然，人们对于羞辱性的事情远比荣耀来得敏感，但是从正义的理念出发就应该取得“平衡”要求：既然贡献该带来的是荣耀，譬如某地区出了名人、伟人、天才、状元，那么该地区就会增添光彩。同样，危害则理应带来的是耻辱，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在现代意义上，“知耻”表明的是责任。唯有负责任的代价付出方可换取权利的资格。为此，我们得建立起荣辱平衡的机制来。

　　自然，这样的做法会使人联想起中國封建社会里盛行的“连坐制”，这个制度到了现代社会，遭到了否弃，因为它违背了个体自律这个现代法理原则。

　　但是，大凡宏观性质的社会历史性事物往往都具有复杂的多重价值趋向，也容易引起争议，这本合乎辩证法精神，乃人是灵与肉、个人与社会两重性价值的呈现所导致。就说前些年被废除的“暂住证制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恶法”无疑，尽管如此，但还是不能说它不具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再说，我国沿用至今的户口制度，使得划分地域和城乡区别来定位公民身份，尽管有缺陷的，但照样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道德连坐”也是这样，我现今希冀推行它，只是试图在适度的、温和的、有限的道德层面上使用，可以作为个体自律法理的补充。

　　因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任何个人都不是一座自成一体的孤岛，而是处于社会系统的环境之中，人们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与周遭他人的牵涉。中國特定的乡土国情决定了，作为户籍所属地区的人员总体，通常以地域关系连的形式表现出的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利益族群关系，乡土国人的社会活动通常总是多多少少与这群族有着连带关系而展开的，尤其是事关荣辱的面子上，而这面子又与家族添丁、传种接代——基因有机载体的繁衍密切相关，所以在此，所谓“养育”当然包括了基于地域血缘纽带上的族群，长期来在日常生活中所哺育以内部成员的道德价值信念养料，由此形成的每个行为主体德性的基础，相应地，个人的行为理应牵涉着该族群总体在道德上应尽的义务，只是在现代个体獨立和个体本位意义上看，显得较为间接而轻微些。既然乡土国人的生活价值信念中过多地参与了生物性情怀，为此，需要社会的强力机构作强制地填补以赋予文化内涵的人格因素，以健全人生。

　　在倡导“诚信”价值观的当今中國，推行诚信体系建设，学生个人普遍被建立起“诚信”档案，这被看作是以后走向社会的“通行证”。那么，作为基于地域血缘纽带利益上的抱团族群总体，为何不可以建立起宏观性质的诚信档案？再如，上海的天气预报有“空气污染指数”一档的数据公布，以表明大气层中的有害成分对于当地居民的危害程度，同样地，作为社会中一分子的某个族群体也会显示出对社会整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危害性”，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公布有着统计数据确证的“危害性”指数？

　　轻度的“连坐”形式在现代社会里，并非是陌生的，有不少场合还保留着一些可取的做法。

　　譬如，曾经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颇有知名度的上海襄阳路服饰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制假售假行为，它不仅扰乱市场正常的经济秩序，还损害了上海身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声誉（亦即道德连坐！），上海的工商部门对售假现象予以“连坐”整治，一旦发现市场内有售假行为，除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外，还将对市场主办者追究连带责任。尽管如此，但还是未能控制住售假，最终采取更为极端的“连坐”做法：关闭掉整个市场，这种“连坐”做法在国际上获得了赞同。

　　又如，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交通事故责任倒查制度”。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和与之相配套的相关办法的制订，若新手驾车闯了祸，便“牵连”到驾校乃至培训教官和体检部门，追究连带责任。

　　再如，中國的护照，据说在世界上除了朝鲜之外是身价最为低贱的，除了有限的旅游签证外，商务签证就比较困难，单凭护照几乎难以找到可以免签和落地签证的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国每年偷渡客甚众，尤其是福建省的农民多多，由此产生“连坐”，拖累了整个国民的正常因私出境。

　　２００７- １- ２３

　　作者:施卫江

　　据北青网报道，今年的选秀活动又将遭遇一道“紧箍咒”，广电总局将限制全国范围内海选的选秀活动的播出时间，下文规定：选秀类活动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半月。

　　我对这个限制令并不在乎，因为我不喜欢看选秀节目（也没时间和精力），但是我对广电总局出台这个限制政策的过程有点兴趣。广电总局到底是怎样出台这个政策的？一般来说，行政部门要是出台一个扩大公民权利、利益的政策，对政策的“必要性”要求可以相对放松，但是要出台一个限制公民权利的政策，则其过程必须严格而慎重。猜测下，广电总局的理由应该是：

　　１、选秀节目历时时间太长，会影响“秀迷”们的生产生活、身心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秀迷”；

　　２、选秀节目本身的各种瑕疵及负面效应（包括不同选秀节目间的无谓争斗）会随着播出时间的延长而放大，整体上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諧。

　　或许还有其它原因（比如总局里一两个“超女”的反ｆａｎｓ为了逞一时之快不惜一锅端，或上头有令不能让这些东东抢了十七大的风头等等），但可以摆得出台面的，大概就是这两个。从这个过程里，我体验到一种熟悉的感觉，不知各位是否感觉到，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一厢情愿的关怀！父母对子女肯定是关怀的，即使有代沟，即使他们一点也弄不明白子女的所思所想，他们也要用自己的一套来想当然地束缚住子女，规划着子女的脚印。但问题是，行政部门之于公民，是否是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呢？

　　当然不是。行政权利是公民本身的，只不过赋予行政部门代为行使（至少从法理上如此），非要用父子关系做比喻的话，那行政部门也只能是一群公民儿子花钱买来的“名誉父亲”，平时可以让你摆弄一下父亲的威风，但遇上较真的事还得集体讨论按程序执行。广电总局出这个限制令，事先有没有考虑、征询过相关各方包括广大青少年的意见？一个合理合法的决策应该是综合相关各方意见而达成的共识，而非单方面认定。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诸如“老百姓不懂”、“青少年缺乏判断能力”等为自己全知全能、高高在上的决策方式做掩护，这是起码的尊重问题，把不把１４亿公民放在眼里的问题。你的权力来自何处？最好每夜三问。

　　如果以以父亲自居、可随意指点１４亿人的心态来处理国际问题，那就简单多了。六方会谈还用谈吗，一方都不需要，无须讨论，无须平衡，无须协调，直接宣判你要么乖乖地无条件弃核，要么乖乖地灭亡。以此类推，台湾问题、中东问题等等，全可以去掉“问题”的尾巴！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总监田明证实台里确实接到了限制选秀类活动的时间的相关通知，他表示东方卫视的“好男儿”一定会遵照广电总局传达的通知行使。“梦想中國”导演吕逸涛也表示，两个半月对选秀节目确实短了点，不过他认为：“全国所有选秀节目都一样，所以还是公平的。”

　　也许，高高在上的领导们没能忘记千年以前帝王们的天子、天父心态，却忘记了自己在宪法里的名字叫公仆！

　　俯首太久的１４亿人也没能忘记千年以前的臣子心态，却忘记了自己在２１世纪里的名字叫公民！

　　（完文后想想，本文所借用的“父亲情结”一词不太妥当，因为父亲无论怎样霸道，毕竟是真心疼爱孩子的，在此谨向天下的好父亲们致歉！）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９点３５分

　　作者:南飞雁

　　——读谭勇《传统文化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谭勇先生这篇文章是有分析有理性的质疑。

　　关于中國现代化的一再失败，建国后历史学界的主流是把原因归结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阻碍。这一看法看来过于简单化。外来势力，其构成成分很复杂；除了反对中國改革的反动势力之外，也有很多支持或者迫使中國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我们知道个人动机就是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一个人做某件事情的动机往往不是单纯的，而是多种动机（包括有意识的或无意识、下意识）的综合作用，这一点甚至本人也不一定清楚。那么，有无数人组成的国家，其动机就更复杂了。例如，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议院中就有激烈争论，最后以微弱多数（好像一、两票差）通过，而反对派中有人认为这样对中國发动战争不道德。而主战派的主要理由其实并不是中國反对鸦片进口，而是中國反对全面的通商自由。如果中國当时仅仅禁止鸦片进口而不禁止正常通常，当时英国议院中的主战派很可能不能获胜。

　　列强来华人士中，当然有怀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帝国主义分子”，但应该承认大多数侨民是普通百姓、生意人、技术人员、学者，当然也有冒险探险家，投资投机家等等，来中國主要是为谋个人生存和谋个人发展的，就像今天来中國的“老外朋友”一样，或者今天中國人到海外谋生谋发展一样；不见得像是纹革时期的红卫兵到缅甸那样怀有明确政治动机，目的就是要把“毛澤東思想红旗插遍全球”. 移民侨民犹如中國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走于各国的“士人”一样，国家观念不是很重，往往把自己的发展看得更重；对异乡他国的态度，也往往是“士为知己者死”，实现个人价值的动机是首位的。试想一个人能舍弃故乡远走，除非是在本国活不下去了，必然怀有某种理想追求，完全可看作一个“士人”. 而如果是因为在本国活不下去了才出国，当然也不会把爱自己的故国，为故国服务那么放在心上。中國第一任海关总管英国人赫德，受中國政府重用，其工作可以说是很尽责的。除了建立了现代化的海关制度外，他也曾经针对当时中國的弊端向满清政府提出许多改革建议，现在看来都是很有见地很到位的，可惜没有被满清政府采用。之所以没有被采纳，除了满清政府的保守无能之外，恐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防范意识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人性是大同小异的，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性相近，习相远”，应该是“无论族类，其心大同”才是。

　　昨天看央视十台百家论坛讲李斯的“谏逐客令”和战国时期各国政府竞争吸引外国人才的历史，颇有感触。看来，一个国家吸引外国人才、重用、信任外国人才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兴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不对美国接纳外国人才的胸襟刮目相看。在美国，例如加州，一个移民只要入籍七年，就能竞争和出任州长，而我们知道在美国，州政府和州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在美国州政府和中央联邦政府任职的政要中外裔也不少，华人中就有华盛顿州长骆家辉和劳工部长赵小兰。中國有许多以特殊人才第一优先移居美国的移民，到了美国后却只能靠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救济生活。但是美国政府只要你符合特殊人才条件，引进养起来再说，哪怕其中很多是靠造假证据混进去的，可见其重视人才意识之强烈。

　　其实，即使列强之中的政治家，对待中國问题，也不是个个都是一心削弱中國的帝国主义分子。要不，何以解释当时列强多数是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而反对顽固保守的慈禧这一现象。如果仅仅是为了本国利益，当然是应该反对要变法图强的光绪才是，但是列强驻华公使一起强烈反对慈禧废除光绪。而慈禧当时的表现可以说是坚决反对列强干涉中國这种更换皇帝的内政的。

　　说到干扰“内政主权”，也不能简单化。当时腐败反动的满清政府，其内政政策大多是反动腐朽的。慈禧太后反对列强干涉内政最感愤怒的是，它们竟然反对她废除要变法图强的光绪，竟然保护和协助变法人士外逃，竟然庇护革命黨人在租借无法无天干大逆不道的非法政治活动。这样的内政主权的确应该改变。当然最好是自己改变。但自己是在不愿意改变，外力迫使一下也未必不完全是坏事，两害想衡取其轻么。如今西方国家一再要求中國政府落实保护专利政策，若从满清政府的立场来看，自然也是“干涉内政”了。

　　干扰内政主权的租界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國的现代化。中國社会近代的新生事物，都是在租借首先出现的，包括孙中山的活动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鲁迅也长期居住租界，才能免遭反动政府的迫害。租界，就其本质来说，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经济特区加政治特区。我们比较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就可以看出租界比起本国的反动腐朽，可说是“两害之中较轻者”. 因租界地位而得以免遭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之浩劫的香港，是改革开放初期引进资金和管理技术的主要来源。

　　其实，这方面，国家动机也跟个人一样，有扩展自己理念的天然欲望。列强各国不乏这样的政治家，他们希望把自己国家的政治主张扩展到中國，希望中國也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因此扶助维新派人士和后来的革命黨人，正如中國曾经无私援助一些追随中國主张的政府如阿尔巴尼亚、红色柬埔寨等等。

　　因此，认为国家之间纯粹是你死我活，你强我弱的竞争关系，是否有点太简单化？！对于国家和政府，即不能简单“人格化”，也不能简单“超人化”. 其动机、行为不是简单的，也不是抽象的。

　　下面回到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关于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历程，还有几种说法。

　　郭沫若认为因为有中國这块大肥肉在旁边，列强为中國这块大肥肉所吸引，暂时放过了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发展机会。这种说法是丝毫经不起推敲的。列强为什么会换一个角度想：既然中國这块大肥肉一口吃不了，何不先把日本这块小肉先吃下去再说。西方列强很快改变对日本的态度而视为同伙一起“狼狈为奸”，日本采取与时俱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现代化政策，使它们感到志同道合也是原因之一。正如自从中國改革开放以来，各国对中國的政策中视为异类的敌视成分越来越少，而视为战略伙伴的成分越来越多。

　　另外有种说法是儒家在中國本土根深蒂固，而日本从中國学去的儒家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传统，因此比较容易放弃，因此现代化较少阻力。但是现在看来，是否放弃儒家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日本的儒家文化至今仍然保存不少，某种角度可以说比当今中國还保存得多。

　　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大一统中央集權，一直是幕府割据，类似中國春秋战国的局面，而这种竞争分权的生动局面有利于发展。但是最近的《大国崛起》连续片中似乎根据德国、日本的崛起而强调，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中央调控。集權到底是有利于发展还是阻止发展？这大概要看那些方面的集權，集權后干什么，不能简单化。德国、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对于民间企业的发展和竞争是宏观上大力扶持的。

　　看来，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更多的研究。

　　虽然谭勇先生的文章长于质疑而缺乏结论，但谭勇先生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绝不能奢望先哲前贤能够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教导我们如何设计未来，现代化的道路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摸索寻找。”

　　我想说的是：设计具体方向未必是最好的办法，最好还是先设计良好的竞争机制。一旦良好的制度竞争机制建立了，好的体制自然就会脱颖而出。

　　中國的春秋战国留给了我们一个“战国悖论”。一方面，我们为那个生气勃勃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代感到无比骄傲；可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所谓“乱世”，令后人深为伤感。

　　其实，就竞争局面来说，是好事。问题出在竞争机制不好。当时决胜的关键不是生产文化，而是战争实力。结果，实行封建法西斯的军事强国秦国战胜文化上更加开放、宽容、多元的齐国和楚国。

　　拿现代来说，五十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意是用和平竞争防止战争竞争，这当然很好，可惜这些原则显然无法对竞争失败者起到直接的惩罚作用。例如南、北朝鲜的经济文化竞争，很明显北朝鲜是彻底失败了。但是就政府及其领导人收到了任何惩罚没有？一点也没有，其“家天下”统治集团利益一点也没有收到损失。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倒是提到了用公司竞争的方法来处理政府竞争，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收到一点启发，附在下面供参考。

　　我梦见一个政治彻底商品化的新世界！

　　吴逸夫

　　你们眼看到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如此？”但是我梦见到从不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不如此！”

　　萧伯纳

　　一来到一个遥远星球的美丽社区

　　我梦见自己流浪宇宙，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我的理想之邦。

　　我终于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星球的某个美丽的社区，当地的居民极其友好，彬彬有礼，还有其它许许多多令我惊叹之处。我问这个地方的居民，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居住。回答是：

　　“我们欢迎任何前来旅游的人，但是如果你要长住这里，长期工作和享受我们社区的其它福利，那你需要付钱购买居民身份。因为我们为建设本社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不能无偿地享有我们的劳动成果。”

　　我问了一下价钱，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当地居民解释说，“在我们社区成立的早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地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成了许多人想往的富裕之乡。根据伟大的供需价值规律，我们的居民籍也自然不断上涨了。”

　　“不过既然你准备成为我们这里的长住居民，你不妨放弃自己在原住地的居民籍，你的原住社区应该按其居民籍的目前市场价格退还你钱，你可以用此钱来转买我们的居民籍。”

　　我告诉他们我来自遥远的地球，那里采取“自然国籍制”而不是“选购国籍制”. 即使少数人在成年后要求移居外邦，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不爱故国的堕落例子，又何谈能从故国得到赔偿的原始股份。因此我实在没有钱购买你们的居民籍，但是我确实热爱你们的社区，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当地居民回答说：“很遗憾！因为想移居这里的人非常之多，如果我们不控制移民的话，本社区很快会人满为患。而控制迁入人口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经济手段调节居民籍价格。此外，我们必须用出售居民籍得到的钱去购买那些经营不当而破产的社区的土地，及那些品味太奇特或太阳春白雪而居民逐渐减少的社区的土地，以舒缓我们移入人口的压力，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们的祖先也很贫穷，所以我们绝不会歧视穷人。我们的居民籍可以通过份期付款来购买。你只要通过某些就职考试和面谈，我们觉得你能胜任工作，有信用，就可以用贷款和分期偿还的形式来购买这里的居民身份。”

　　二这个星球上商品化的平淡政治

　　于是我成了这个社区的公民

　　这里人们只有一半工作日，大致上是每工作一天就休息一天，因此我能积累足够的假期去其它社区旅游。我发现同我的故乡地球所不同的是，这个星球的政治生活，不论在那个社区，都极其平静，没有激烈的没完没了的，往往是无聊的辩论，没有几年一次的热闹选举，没有执政黨替换的震荡和混乱；当然，更没有为争夺领土等等而发生的流血的政治——战争。

　　相反，一切政治活动都以个人选择的方式静悄悄地进行。每个人在成年后，通常经过一个时期的全球旅游之后，根据自己对生活方式的爱好，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信用贷款去选择和购买某个地区的公民身份，然后在该地区去定居。这里任何人没有遗产可继承，所以起点更平等，富人们死亡后只能将其遗产捐献给自己所指定的社区、机构或某项事业，换取死后名声，如此而已。

　　这个星球上，那些需求大而热门的社区，其居民籍就比较贵，那些社区就得以逐渐扩大规模。社区和政府已经完全成了市场上供顾客自由选择的商品，其价格和规模也根据市场需求而调整，根本不需要革命和战争参与这一调整和选择过程。

　　年轻人也可以集资自组新区，就象组织新公司一样。

　　因为组织社区政府是如此自由，免不了产生某些生活方式极其奇特的社区，例如有一个全由虐待狂和受虐狂组成的社区。某些外区人对此及其厌恶，因为这个社区充满暴虐。但既然其居民是成年后在充份掌握各社区信息的情况下自愿选择这种生活的，外区人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不便去干涉其内政了。据研究统计，在该星球人口中，约有千分之一点二三的人天生具有显性虐待狂和受虐狂基因，而这个社区的长住人口也恰好大约相当于全球千分之一的人口，看来这个规模很自然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不过，外区来旅游的人可不少，旅游业是该社区的重要经济支柱。据说，常人也或多或少有隐性的受虐狂和被虐狂的倾向，因此这个社区永远有好奇的旅客来作短暂停留。

　　三民有、民购、民享的政府

　　我对他们的政治形态的发展历史很好奇。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切起源于他们一位先哲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ａ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ｂ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我很奇怪，我们地球上不也有一位先哲林肯说过同样的名言吗，这个名言也为地球人的多数所赞同，为什么地球人不能发展出这样的社会结构呢？当地学者向我解释道：更确切地说，我们先哲的意思是“民有、民购、民享”（ａ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ｒａ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民有、民治、民享”中，关键是“民有”. 但是真正的拥有，是应该可以出让、出售的拥有，否则就是“被拥有”了。这正如你拥有能自由处置、出售的股票，才是你拥有这个公司一部份的证明。我们的先哲之所以不主张天赋权利，而主张有代价的，需购买的权利，还因为觉得天赋的东西，因为来得容易，并不会真正为人所珍惜，难免被滥用。

　　政府的商品化来自于其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给人民提供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税收就是服务费。任何有偿服务本质上都是商品，政府也不例外。因此何不直截了当用经营商品的方式经营政府。一旦政府成了商品，人民作为顾客，自然成了上帝。历史上我们也象地球人一样，曾经强行推行过某些具体的社会设计。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推行任何具体的乌托邦设计都如同计划经济一样，是不会有效的，因此我们决定让各种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进入市场竞争。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因奖罚分明、立竿见影而可操作的和平竞争的规则而已。

　　我还没有听完他的话，就醒了过来，却又陷入了更深的遐想……

　　摘自加拿大留学生刊物《枫华园》２００１年第二期

　　作者:吴任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國大门，满清王朝的军事防御显得不堪一击，国防脆弱的困境促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开始努力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运动”，发展工业，以提高军事力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是“洋务运动”并没有是满清强大起来，中國在甲午战争中又输给了日本这个“蕞尔小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意识到光引进坚船利炮不行，重要的是坚船利炮背后的先进政治制度，中國要“变法”才能图强，因此有了“戊戍变法”；可是变法维新只进行了一百多天就遭到慈禧为首的保守派鎮壓而失败了，梁启超等人逃亡日本后反省失败的原因，总结出来的教训是：“变法”不仅要建构政治制度，还要从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性格的层面来推动根本的变革，而中國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从此，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就摆在了中國人的面前。

　　尔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文化与民主科学被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两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武器，对儒家文化展开激烈的抨击。在这一充满矛盾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冲突：一方认为儒家文化不可能与民主科学融通结合，另一方认为儒家文化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开出通往民主科学的道路。直至今天，反传统力量对儒家的讨伐与现代新儒家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都从未停止。

　　在传统与反传统两种力量此消彼长、交锋砥砺过程里，始终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同样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能够迅速崛起，而先于日本向西方敞开大门的中國却不行？有些观点认为日本早在幕府时期就已经通过居住在长崎的荷兰商人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和文化了，可是中國在清朝闭关时代不也允许西方商人在广州经商，不是也算接触到西方文明了吗？中日两国同途殊归，两者现代化的成败，关键是真的在于深层文化因素吗？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儒家文化中的忠义观念和家族观念，被不少学者视为日本成功现代化和经济崛起的内在因素，他们认为日本现代化的成功肇因于传统因素的转化，因为忠诚和孝义观念能转为现代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成为“联结民族社会的坚强纽带”。例如，日本德川时代的“家”意识转化为现代公司的集团意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传统“武士道”的效忠精神也转化成为公司等一些群体的效忠，有利于成员对公司的向心力。所以日本企业员工较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更加忠诚于所服务的企业，企业亦如家庭一般使员工更加有归属感，因而工作也更加努力。（具体论述可参见《日本第一》，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著。）

　　可是从中國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度看，同样存在于儒家文化中的忠孝观念，在反传统的语境中常常被视为捆住个体人格的封建锁链，被认为是阻碍中國工业文明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绊脚石，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自由的个体、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优化配制系统，民主政治的成长又依靠成熟的自由经济体系，而传统忠孝精神与家族观念恰恰与此相悖。

　　同样，儒家经典中“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和“道在庸常日用中”的实用主义思维，在中國反传统论者的眼中被贬抑为脱离真实生命的泛神论和缺乏纯理思辨价值、只是偏重经世致用的低水平思维，足以养成圆滑、庸碌的国民性，却难以导出现代科学；可是，一模一样的儒家教义，如果放在如何解释日本成功走向现代化的语境里，很可能就成为“刚健坚毅”、“积极入世”和“善于灵活变通”等优质禀赋的来源。

　　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中日两国传统伦理中以“忠”和“孝”为基调的同质因素有意义相反的多重解释？在这矛盾重重的解释中，到底儒家文化扮演着什么角色，是否能转化为蕴育现代性的土壤？追根究底，中日两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当中的确存在着异质因素：

　　日本人是以忠君为最高道德准绳，为了效忠于主君，不仅在必要时剖腹自杀，还要牺牲亲人，献出亲人的生命，在封建社会中的武士，当面临忠与孝的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孝”而选择“忠”。（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甚至认为“武士道”把义务和爱合而为一，是其高尚之处，说什么“连动物也能够出于本能的爱去死，就连收税人也会去爱给他们的爱以相应回报的人，而武士则与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云云。

　　与日本人不同，中國人是以“仁”和“孝悌”为最高道德准绳的，忠义次之。孔子说，“仁”就是“亲亲而爱物”，关爱亲人而后泛爱外物，“政”就是“孝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周易·序卦》也说：“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还有《论语》中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等等，都说明了君臣关系的“仁”和“忠”都是来自于家族关系的“孝悌”，在中國伦理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这一点看，中國人的伦理观念较日本人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更接近于西方的个人主义。

　　如果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是民主政治的来源，那么当我们以此为标准来检验日本和中國的儒家文化传统的时候会发现，中日两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存在的差异就在于中國的政治伦理观念比日本更加接近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

　　然而近代中國的衰败已成无法改变的历史，日本虽然有着炯异于欧美个人主义传统的伦理体系，却迅速走上了强盛的道路，并以强悍的武力践踏了整个亚太地区，一直到二战结束，盟军占领日本之前，日本都还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權的农兵制国家。

　　中國文化中的“孝悌”观念和实用理性虽然看似更加世俗化，更加接近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却没有在近代中國导出开明政治，而处于两个极端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和日本武士集团意识，却都能作为现代化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至此，我们不得不做出如下判断：基本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和民主政治之间没什么关系。就连所谓民主政治的文化根源——个人主义传统，都是值得怀疑的。一般来说，民主政治指的是由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倡导，旨在以制度的形式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权利的贯彻落实的价值体系与制度建构，说白了就是“不信邪，不怕鬼”，挣脱宗教势力的束缚，张扬个性，尊重个体价值，高举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实现诸如“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权利。可是，伴随着以反叛宗教统治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而来的个人主义思想真的算得上民主政治的基石吗？希腊城邦政治是民主政治的老祖宗，英国大宪章是近代民主制度的雏形，美国宪法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成熟模型，可是，这三者跟反叛宗教统治的精神似乎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希腊城邦政治是年代久远的东西；英国大宪章是贵族与国王之间互相妥协的产物，其产生的时间也在文艺复兴之前；美国的民主是出于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反抗，如果说其背后有新教伦理精神，那美国新教伦理的意义也只在于背叛天主教会的專制统治，而不是宗教精神本身的革新，清教徒也仍然是忠于上帝的，只是越过层层教会的控制，直接对上帝负责。法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倒真的是充满启蒙运动精神，可是这场革命表面上反專制，实际上摧毁了民主。

　　尽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充分保护个体自由的政制确实有利于孕育出丰富的创造力，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国家竞争力，可是那保护个体自由的政制是否必须建基于个人主义文化是值得存疑的。如果硬要说西方的政治文明就在比东方有更多的个人主义传统，就太过于武断了。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中國比美国更加“个人主义”。因为中國虽然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權体制，但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家庭之外；而美国人虽然视“个人主义”为一种“完美的品德”，反对中央集權主义，却自愿服从各种中介社会组织的权威，包括专业组织、社区团体、教会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美国社会也普遍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

　　可是说到社会信任度，谁又能断言中國社会历来没有高度信任和社团主义，在毛澤東时代不就曾经有过风风火火的农村公社和１８００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壮举吗？

　　关于传统文化的不同阐释永远没有止境，传统文化到底在历史进程中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往往是由后人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塑造出来的，说得难听点，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和历史一样，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列寧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如列寧所言，面对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我们应该思考是，先秦、宋明的儒家老夫子们那些遥远的议论是怎样塑造了当时的历史，这些乱纷纷的历史又是如何叠加到我们的头上来。看穿历史风云，就可以避免在未来的道路上重蹈覆辙，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绝不能奢望先哲前贤能够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教导我们如何设计未来，现代化的道路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摸索寻找。现代新儒家们还在死心不息重复挖掘老祖宗那几副腐朽的棺木，试图从中找到现代化的秘笈，不是太高估了老夫子们的历史功绩吗？

　　中國儒家文化就像一座远古的城堡，后来的朝圣者可以前往瞻仰观摩，或者当成艺术品来鉴赏，也可以不时发一下思古之幽情。但是，这座城堡只是静静地伫立在背后，我们可以看，也可以不看，我们身上的包袱已经太沉重了，风雨兼程、披星戴月地赶路很累，没多少闲情逸致去背诵之乎者也。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为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而争拗、斗法，也没必要搞什么“上午之乎者也，下午声光化电”的浮面折中，更没有必要绞尽脑汁以民主与科学为轴心来“调整”（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孔仁孟义，那都只能无休止地制造冲突，造成内耗，拖缓前进的步伐。历来关于文化的争斗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纹化大革命”已经给了我们无比惨痛的教训。

　　记得周作人说过：“我们平日喜欢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这种文化所表示者往往与事实背驰，我们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难免以为是诳语耳，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终于谜似的不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是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周作人《日本管窥》）

　　周作人这里讲日本文化只是清谈，中國文化又何尝不是。余杰说周作人的日本论“处处真知灼见”，果然如此，这可算是最精辟的一句了，以“声明不懂”道出了文化论的尴尬，固然令人感叹唏嘘，然而比起今天某些学人装腔作势读经典的态度来，可真诚多了。

　　作者: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