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对于“建立和諧社会”问题，一时间，论者如云。其中，从继承中國传统文化的角度，即从老子思想着眼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其论述牵强附会，有失偏颇。

　　比如，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就曾听到江南的一个教授讲老子的“和諧”社会。

　　该论者从老子的“阴阳”观发论，通过诸如“阴阳”、“阴阳交合”、“阴阳平衡”的“和諧”，先讲“家庭和諧”，再到“社会和諧”。其思想，活脱脱的讲出了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貌似老子思想，却原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翻版。故笔者要问：这究竟是在讲老子，还是在讲孔子，或者，是在老子和孔子思想之间搞一个“创新”的“折中主义”？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阴阳”的哲学意义上讲，它可以概括为“男”、“女”，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等。因此，从古代“事物是阴阳的统一体”的认识出发，这“男”、“女”，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其有机统一，可以构成“家庭”，可以构成“社会”。这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能够说这种“阴阳”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和諧”。

　　因为，以“阴阳”来谈“和諧”，就会暴露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比如说，“和諧”是否就等同于“事物”？如果说“和諧”与具体事物无干，那么，“阴”、“阳”有机统一又该怎样表现？如果说“和諧”就是“事物”，那么，“阴”、“阳”有机统一又该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式、什么程度上等等才能使“和諧”出现？故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和諧”问题就无从把握、无从从谈起。

　　而实际上，如果把“社会的阴阳构成”就当“和諧”的话，那么，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其原因在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这样的千篇一律。

　　可见，该论者以老子的“阴阳”观来阐释“和諧”，就犹如在扯“拦天网”，使人不着边际，不知就里。

　　特别是，以家庭男女的“阴阳交合”来说明“和諧”的道理，就显得低俗。

　　同时，把老子的“阴阳”观与孔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搅和在一起，更是牵强附会，有失偏颇。历史证明，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从来就没有使社会出现过“和諧”，其除了粉饰一下太平，奉承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政绩之外，对建立“和諧”社会实无用处。因此，在“阴阳”观中掺合“宗法伦理道德”，或者在“宗法伦理道德”中掺入“阴阳”观，都显得滑稽可笑，于事无补。不难看出，孔子思想及其“孔孟之道”给历代文人套上的思想桎梏，至今也不能自拔。

　　那么，老子有没有社会“和諧”的思想呢？是什么呢？

　　答案是肯定的。老子的社会“和諧”思想，归结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

　　在老子看来，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对矛盾及其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为奇。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和关系？以达到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止息，出现上下“同心”、“同德”共同推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局面，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老子的社会“和諧”，根本在于要止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为此，老子认为，统治者要将“有为”变为“无为”，将“刚强”变为“柔弱”，并甘居“柔弱”的地位，以之实现向被统治者的立场靠拢和一致，使之出现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共同推进社会向前发展。

　　而历史上，“汉初政治”就表现为“和諧”社会，这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的反映和结晶。

　　为什么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会铸成社会的“和諧”？

　　要了解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

　　应该说，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都是批判继承先前圣人的政治思想，包括他们的“德政”观的结果。

　　在说明问题之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到的“圣人”，就是指的在老子之前的圣人；其“圣人云”，就是老子在对先前圣人的政治思想进行总结。对此，老子或赞成，或批判。正是存在这个关系，故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而治”，这就令孔子十分惊讶。因此，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其说法，孔子言下便把老子的“无为而治”怀疑为舜的“无为而治”。可见，这固然是孔子不懂老子思想的误解。同时也证明了《道德经》中“圣人”的思想并不一定就是老子的思想。这点需要引起注意。

　　对于“无为而治”观。

　　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正如老子所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可见，这种“无为而治”，无疑的，是建立在“愚民”政治基础上的。

　　虽然对此，基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１] ，他却看到了这种“无为而治”的积极的一面。这就如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即认为，实行无为政治，天下就会太平。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实行无为政治就会使百姓变得很淳朴，利于管理；另一方面，实行无为政治就会使“智者”，即奸滑、奸佞之徒不敢胡作非为，或者说，找不到胡作非为下手的地方和机会。

　　而且，从中，老子有破有立，在批判“智者”的同时，揭示和提出了“圣人之道”和“忘我”、“无私”的思想。老子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从而提出了“为而不争”的圣人之道；老子又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认为，道{ 即“武术”、“武学”所蕴含的“武力”，这里抽象为“权力”、“统治”[ ２]}生长养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以此，形成了老子的“忘我”、“无私”的思想。

　　可见，老子虽然赞成“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治世办法，但是，老子却对其中的“我”赋予了“为而不争”和“忘我”、“无私”的全新思想。因此，表现出了老子“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的思想。从而使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本区别开来。

　　对于“善恶”观。

　　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在此基础上，老子给“善”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形成了老子“以德报怨”的思想。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即认为，干了不该干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本身已经做错了，但不管错误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都要做到以德报怨，即出以善意去对待。进一步看，老子明确的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在老子看来，善良的人，我以善意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意对待他，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不诚实的人，我也相信他，结果就会使他变得诚实。如此，就能“救人”而没有“弃人”，就能“救物”而没有“弃物”。正是在“不善良的人”变得“善良”，和“不诚实的人”变得“诚实”中，充分表现出了老子“善”的观念。这就是老子的“以德报怨”的思想。

　　但是，在老子看来，正所谓“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故与“以德报怨”相反相成的是“以怨报德”。而这“以怨报德”，就是老子视之为“恶”的观念。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不善良的人”不接受“善意”，和“不诚实的人”不接受“信任”，甚至反目相向，滋事寻仇，这就是在为“恶”。这就是老子“以怨报德”的思想。

　　老子的“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无疑的，成为了衡量“善”、“恶”的判断标准和取舍根据。

　　同时，在老子看来，有“善”之人，“天将救之”。并从“善”出发去理解做人之准则，就在于“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即有自知之明，而不蓄意表现出来；有自爱之心，而不自以为是、抬高自己。表现出淳朴。如此，方能“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

　　因此，老子认为的“淳朴”的人，就与“愚民”政治统治下的“体格强健，头脑简单”，即“为腹不为目”，甚至弄得“五色”、“五音”、“五味”不全的“愚人”，划清了界线。

　　对于“契约”观。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即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得到解决了。

　　老子继承和发展了“圣人”这个思想。故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表现出来的，有高尚品德的人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而“无德”的人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强制性东西。同时，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老子看来，正因为“契约”是靠双方的“约定”，和执行“契约”来实现的。故形成了老子的“契约管理”思想。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即认为，原木可以分开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具，但它们都不失“木”的本性，圣人就是据此道理去进行管理，所以最好的管理是不伤害万物的本性。就表现如此。

　　可见，老子的契约“管理”思想与先前圣人的契约“调解”的思想泾渭分明。

　　所以，正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决定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

　　而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与“愚民”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对“智者”给予了深刻批判，故是批判继承先前圣人的“德政”思想的结晶；它以“契约”管理为根本，表现出了“重契抑法”、“以契彰德”，和“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的本质。

　　不难看出，特别是老子“契约管理社会”的思想，无疑的，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因为，一方面，在“契约”的范围内，契约双方的责、权、利明确。由此，凡是那些超越了契约范围的欲望和追求，是被社会所反对的。正是如此，可以实现如老子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思想，从而使人们保持淳朴的本色，这就是：“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而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在“契约”的范围内，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自主”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能调动起人们发展生产、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于社会发展。这样一来，老子的“契约管理社会”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愚民”的问题。

　　而且，“契约”的制订，体现出了“对等”和“公平”的原则，即“民主”的原则，并且，可以形成社会的有效“民主”监督。在老子看来，“法”，毕竟是统治者，或者极少数人通过自上而下制定出来的，法的解释权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带来的利益只有解释者自己才知道。而它远远没有“契约”，即与老百姓直接见面的“约定”来得清楚和明白。并且，“契约”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易于老百姓监督。对于违反契约的行为，老百姓就敢于说“不”。这样，社会的发展就可以体现出百姓的意志。

　　那么，老子的“德治”政治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呢？

　　在老子看来，要实现“德治”，就必须在树立“善恶”观，和实行“契约”管理的基础上，特别要做到“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就正如老子所说，一方面，在契约管理上，要做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另一方面，在法制管理上，要做到避免“法令滋张”，避免“盗贼多有”。

　　为什么？

　　先就“契约管理”来说。

　　对于老子的“绝圣弃智”。其中的“绝圣”是何意义？如上文所见，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杜绝先前“圣人”采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无为而治”的“愚民”政治；而其中的“弃智”又是何意义？如上文所见，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杜绝奸滑、奸佞之徒出于“唯我”、“唯私”的“坑民”政治。对此，老子明确指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那些统治者自诩为“圣”、“智”的结果，其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肆意伐挞，就会搞“愚民”或者“坑民”政治，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

　　因此，“愚”和“智”都是被老子唾弃的。而杜绝“愚”和“智”的根本办法，就是“契约”管理。故老子提出“绝圣弃智”，就在于要做到“有德司契”。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利百倍”。即可以使百姓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挥。从而体现出了老子深刻的民主思想。

　　对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在老子看来，“仁”、“义”的出现已为不祥之兆。故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杜绝“仁”、“义”出现的根本办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复孝慈”。即，使人们保持淳朴的本色，体现出孝敬、和善的美德。

　　对于老子的“绝巧弃利”。其中的“巧”，是与“智”的意思基本一致的。故这里的“巧”，则指的就是“钻营”，即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利、营生。“绝巧”就是要杜绝这种不正当的“钻营”；其中的“利”，则指的就是“利诱”和“贪欲”。“弃利”就是要杜绝利诱和贪欲。在老子看来，“绝巧弃利”的根本办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盗贼无有”。即，防微杜渐，从根本上消除盗贼滋生的土壤。

　　可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者，都是老子“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换一句话来说，只有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就能够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而实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正是如此，老子强调说：“此三者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即认为，在杜绝了先前圣人“无为而治”的“愚民”和“智者”的“坑民”弊端之后，便可以恢复人们纯真、淳朴的思想品质，私心就会大大减少，私欲就会大大减轻，人们都依据“契约”的精神在办事，那么，这样“治世”起来，哪里还有一点担忧和忧愁呢？

　　后就“法制管理”来说。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盗贼多有”。为什么？老子明确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人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导致“言出法随”、“政出多门”，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这就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各级官绅从中混水摸鱼，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同时，在老子看来，“法制”本质上表现为“以力服人”，而与“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相悖。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百姓产生“畏法”、“惧法”的心理，和产生逆反心理，而导致负面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失去法制的真正效力，失去民心。因此，“慎法”和“少法”，无疑的，是老子“无为而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在这里，可以给老子的“无为而治”下一个定性的结论：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它是突现“民心”和“契约”思想的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的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统治者消除“武”、“戈”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德治”政治，并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

　　然而，时至今日，理论界对老子的“无为而治”仍存误解。

　　有人认为，“无为而治”是“階級调合”。这是错误的。

　　因为，老子清楚的看到，在階級对抗的情况下，一旦统治者忙于“利已”，则必然导致“伤民”。而正是“伤民”，使得在階級社会中历来“武”、“戈”不息，甚至出现被统治者的“造反”、“起义”，带来社会的震荡。故在“利已”和“伤民”之间，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妥协”，实行“无为”，方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同时，老子认为的这种“无为”，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秩序之下的，并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无为”。故这种“无为”，保证了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的“一般既得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的是统治者超越“契约”关系而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可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经济调合”并不存在。正是如此，老子的“无为而治”，就不是反映的一般階級的“经济”范畴之间的斗争问题，不是反映的一个“经济”问题，不是反映的“階級调合”问题，而是反映的一个“是否顺乎民心”的“政治”问题[ ３].

　　在老子看来，只有统治者顺乎民心，才能最大限度的代表百姓的意志，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从中，也就实现了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有人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放任自流，不加任何限制干涉”、“不管理或少管理”、“少干涉、少作为”和“有管理而不干涉”等等，这些认识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其根本，是在于强调以“契约”为基础的管理。其道理勿需多说，且看历史事实。西汉初，由“黄老之术”所形成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无疑的，就是西汉初期的“契约”关系的集中反映。期间，汉初统治者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社会稳定，和增强国力，维护和执行了这个“约定”，或者说“承诺”。因而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但是，在杜绝“伤民”、“伤农”方面，则打击豪强、抑制商贾；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甚至消灭了那些引起社会动荡的诸侯王。可见，“无为而治”就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之说，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老子揭示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以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为条件，因而构成了建立“和諧”社会的条件。那么，这个“和諧”社会是怎样的呢？这就是：统治者只有自觉将“有为”变成“无为”，将“刚强”变成“柔弱”，并甘居“柔弱”的地位，实行“德治”政治，这样，才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才能够代表百姓的意志，并使统治者的社会“利益”与百姓的社会“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使“武”、“戈”止息，出现“德善”、“德信”，和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以共同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推进。正是如此，老子的“和諧”社会就出现。

　　由此可见，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其伟大意义在于，如果说“国家”、“階級”的出现深刻表现为人类“文明”的话，那么，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具有承前启后的、至今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崭新的“文明发展丰碑”。

　　注：

　　[ １] 、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 ２] 、姚文俊，《中國压根就没有过国学大师》，载于“学术交流网”、“天益社区”等等

　　[ ３] 、姚文俊，《史学階級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１９８８年第５期《争呜》

　　作者电子邮件：ｆｔｘｂｂｕｔｔｆｘｃ＠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姚文俊

　　如何应付朝鲜核危机大概是目前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大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可以预见，问题并不好解决。这不仅因为朝鲜是否会屈服的问题，而且更是因为各大国之间国家利益之争。

　　尽管各国现在都想解决这个危机，但同时人们也看到，相关国家也在担心谁会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担心各自在朝鲜半岛利益的消长的问题，各大国弄不好会转移对朝鲜核危机的解决，最后问题不了了之，结局是朝鲜正式拥有了核武器。

　　大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利益不可避免，互相抱怨也属正常。问题是利益的不同也好，抱怨也好，底线就是不要妨害大国之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上的合作。

　　无核化这个目标达不到，那么谁都会是输家。因为朝鲜是中國的后院，中國尤其需要清楚认识到什么是中國的最大国家利益，什么利益比较次要。

　　近年来，中國有关部门和一些研究机构和智库在朝鲜核计划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导致了在朝核问题上的被动。朝鲜问题发展到今天，中國也是需要反思的。

　　所有问题的核心是，中、美两大国之间如何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在无核化方面，中國和美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并且中國的国家利益远比美国的大。

　　无法阻止危机的产生

　　美国的最大利益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其在东亚的巨大利益所决定的。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也并不想日本正式拥有核武器，让日本生活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比日本本身拥有核武器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如果朝鲜的核武器问题解决不了，那么美国或许会倾向于容许甚至支持日本的核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國国内对朝核问题有几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态度。一种是把朝鲜问题看成是美国的问题。

　　朝鲜核危机是因为美国引起，所以中國的有关部门总不想中國卷入其中。最多来充当美国和朝鲜的牵线人，把两者弄在一起，让他们两者来解决问题。中國好像只是一个旁观者。

　　很多人指责美国，这并没有错。人们甚至也可以怀疑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但不管原因如何，美国绝对不会是朝鲜核化的最大受害者。这个受害者会是中國、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

　　另外一种观点同样简单地把中國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合作看成是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一些人把中國对朝鲜的影响力的缩小归咎于中國和美国站得太近。似乎中國如果和美国站得远一些，朝鲜和中國的关系就会好一些。

　　当然，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如果中國和美国站的远一些，朝鲜是否会顺从中國多一些。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隐性，即是认为因为朝鲜并不尊重中國的劝说，拒绝中國的影响力，中國干脆放弃朝鲜。（这种观点或许有道理。西方也有分析家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针对的并非美国，而是中國。）

　　所有这些观点在不同时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映中國在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上。这些观点过去并没有阻止朝鲜半岛危机的发生。这些观点如果不能加以纠正，也会无助于朝鲜半岛危机的解决。

　　朝鲜领导层长期封闭

　　很显然，朝鲜核危机的发生是朝鲜领导层在极度不安全感下的产物。多年来，美国视朝鲜为公开的敌人，威胁着要推翻朝鲜政权。而朝鲜又没有其他大国为它提供安全保障。

　　俄罗斯和中國尽管和朝鲜有些近似安全的协议，但都形同虚设。这种情形加之朝鲜领导层在长期封闭性状态下形成的非理性思维，导致了现在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正因为如此，中國的努力方向也是显然的。首先当然是半岛的无核化。这是中國最高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上就有了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的利益基础。

　　其次才是如何在解决过程中使得中國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要防止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完全被美国及其盟友所掌握。对中國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无论是双边安全也好，或者多边安全也好。

　　朝鲜半岛危机的出现也反映出了中國国家利益决策机制的一些弊端。在不同人心目中，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概念。所以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谁来界定？什么样的方法可能够有效保证国家利益？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國就是否要设立美国那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议而不决，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类似的机构。

　　并且中國也并没有类似于美国的智库机制。这样，有关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决策权实际上下放到了一些实际执行部门，尤其是外交部。在外界看来，很多情形是外交部决策，领导层背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的外交部门越来越职业化。职业外交家对推动中國外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正是因为职业外交，其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不可避免要受到其外交思维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外交思维是不能替代国家利益思维的。

　　美国有些时候在有关国家利益问题上，对华决策故意不想让美国的中國通或者对中國相当了解的人参加，就是为了不要让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太多的制约。

　　现在中國已经崛起。不仅内部的发展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國履行国际责任的要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國如何界定本身的国家利益，及其如何和他国合作来追求国家利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从朝核危机中，有关部门应当在国家利益方面学到很多教训了。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作者:郑永年

　　自１０月９日金正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试验核武器以来，参加过朝核六方会谈的六国，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外交斡旋。六国间互动十分频繁，国内不同派别或主张暗中或公开辩论，外交上合纵连横的局面俨然浮现。在平静的东北亚局面表面下，暗潮汹涌。中國和其他国家的外交立场与选择，值得推敲。

　　俄低调反对，日右翼暗喜

　　六国中，朝鲜核试对俄罗斯的影响最少。远东西伯利亚为俄国最边远地带，经济上不起眼，人口稀少。该地区军事上和战略上的意义才相对较重要。俄国固然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俄美中三国看法一致，是防止核扩散。俄国公开谴责朝鲜的核试，也坚定反对朝鲜企图再次进行核试。但是，由于该事件对俄国影响，不如对其他四国大，俄国表现较为低调。

　　日本政坛掌权派中的右翼，本来对朝鲜便十分反感，对朝鲜核试暗中高兴。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前便对朝鲜立场强硬。朝鲜导弹试射和核试后，安倍在日本国民中的支持率大幅上升。日本强硬右翼派，抓住导弹和核试事件，大做文章，鼓吹修改宪法，让日本在军事上成为正常国家，可对敌国先发制人；甚至要发展核武，对抗朝鲜。日本外交部长麻生太郎在１０月１８日公开表示，可讨论日本是否應該擁有核武器。

　　但是，日本国内主流的温和民众，虽对朝鲜核试惶惶不安，也不想轻易突破无核传统。日本首相安倍深知核武备受争议，再次重申日本不尋求制造核武器。这才勉强平息风波。

　　朝鲜的一声核爆，不仅炸出纷乱的东北亚局势，也让美国政坛浪潮汹涌。民主黨人纷纷质疑，为何伊拉克没有拥有核武，布什硬是要出兵，还陷入困境；但却听任朝鲜一意孤行，进行核试，对金正日束手无策？他们宣称，布什总统的伊拉克和朝鲜政策，都是失败的。

　　１１月７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会举行全面选举。１０月中旬左右，两个全国调查，显示民主黨民意支持度大幅领先共和黨９到１６个百分点。民主黨大有夺回众议院多数之势。如朝鲜核试后逍遥“法”外，甚至再度核试，共和黨选举行情会更被动。为了本黨选举，布什总统要急于平息朝鲜核试风暴，起码让朝鲜偃旗息鼓，暂时不再出来捣乱。当然，从中期来说，也是要给伊朗核问题树立起正面榜样。长远来说，也是要防止他国效法朝鲜纷纷搞自己的核武器。

　　中俄韩与美日的分野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和制裁通过的１７１８号决议。如何实施制裁，中韩俄美日的解读各不相同。美日倾向于严厉的经济制裁，不惜强行检查海上朝鲜船只，防止其进口用于发展核武、导弹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材料与技术，也防止金正日搞军火或毒品贸易。另外，美日也想中俄韩配合对平壤实施经济与金融制裁，在与朝鲜接壤地区，对进出关货物进行严格检查。但是，中韩俄则倾向于较温和的制裁，不拦截朝鲜的货船进行强行检查。

　　对中俄韩来说，朝鲜核试，表现如捣蛋放任的反叛青年，与中俄韩还没有撕破脸皮，朝鲜也还想继续得到三国经济援助与政治支持。一旦拦截朝鲜的货船，则朝鲜可能与中俄韩翻脸，甚至大打出手。三国与朝鲜为邻，如朝鲜发生难民越境、边境骚乱甚至军事冲突，三国受害首当其中。

　　韩国与美日这两个准同盟国，分岐尤其明显。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韩国，便私下要求韩国中止与朝鲜的两个最主要的经济合作项目，即开城工业区和金刚山旅游。韩国现代集团指出，金刚山旅游项目已让朝鲜赚到４亿６０００万美元的外汇收入。美国担心，平壤会拿钱发展军事，搞核武。但是，韩国政府觉得，这两个项目是促成平壤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宝贵试验田，不应轻言放弃；也觉得美方强势压人，断然拒绝。

　　五国的求同与中方的选择

　　虽然中俄韩美日五国各有打算，立场各不相同；但是，五国也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要展示对朝鲜核试的共同反对立场，防止平壤分化利用，各个击破；二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

　　朝鲜核爆后，许多韩国人便认为韩国也应发展核武器。韩国执政黨沿袭金大中的阳光政策理念，主张尽量与朝鲜和解，坚定地排斥发展核武的意见。但是，如下一任韩国总统可能是强硬派（有迹象表明会发生），则届时立场难说不变。

　　在日本，右翼势力也鼓噪要搞核武。１０月１８日，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东京，保证美国会尽全力保护日本，这才压下了日本的核要求。但是，从长远来说，朝鲜拥有核武，毕竟是东北亚安全喉头地区的鱼刺，后遗症难以预料。

　　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是相当理性地处理朝核问题。中國也在全力斡旋，在美朝间调和。一方面力压朝鲜停止新核试，返回六方会谈。另一方面，劝说美国处理危机时保持冷静，防止事态失控。

　　中方的努力有了一些小的进展。胡錦濤特使唐家璇近日访朝鲜，金正日出面接见，据称对核试感到“遗憾”，说如美国停止对朝经济制裁，便可返回六方会谈。但是，美国未必会轻易放弃制裁。当然，中方也许可在不得罪双方的前提下，构想出让双方下台阶的方案。同时，也要表明中方是尽力而为，但无力主导朝鲜行为，避免调解失败时成为朝核的替罪羊。

　　中國在朝核问题的三目标

　　对于中國而言，在朝核方面有低中高三个目标，有相应的手段来帮助实现目标。

　　最基本目标：防止朝鲜把核武出售他方、特别是恐怖和反華集团。防止朝鲜进行核扩散，也是美国给朝鲜划出的红线与底线。

　　中级目标：减缓甚至阻止朝鲜核化，促成朝鲜停止恫吓式外交，返回六方会谈，也与美日对话，谈判相关话题。

　　高级目标：促成美国与朝鲜大和解。劝压朝鲜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停止军事冒险主义。让美国放弃封杀平壤，减停对朝鲜的制裁。这样，朝鲜不因担心美国袭击和政权更替而拼命发展核武，最终放弃核武。朝鲜与美韩日中发展正常的经贸关系，朝鲜逐渐成为国际社会行为和心态正常的一员。

　　就目前而言，金正日政权已生存约１２年，甚至度过了９０年代中后期朝鲜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要取而代之，有点一厢情愿，并非中國短中期内的目标。

　　中方可用的手段是援助的减停或增加。首先是对朝外援与金融来往，其次是实物贸易，再次是能源援助和贸易（可打击朝鲜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后才是粮食援助和贸易。但粮食援助的停减会造成朝鲜大批民众的饥荒和丧生，不可随便使用。其他手段包括检查来往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制止可疑交易，施加政治与外交压力。

　　目前情势，五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还是有可能的。能否达到中级和高级目标，则有待观察。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赖洪毅

　　近几年中美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想了解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必须先了解中美发展历史！

　　１７７６年７月６日发表的《獨立宣言》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当时的中國正处于“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国富民强。

　　美国刚獨立时仅有１３个州，面积也不是很大，之后，美国政府通过政治手段和战争手段取得了几个州的土地，比如１８１９年夺取东西佛罗里达，１８４５年并吞得克萨斯，他们还通过经济手段花钱买了一些国土，比如１８０３年买的路易斯安娜地区。

　　路易斯安娜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洛基山脉以东，南至墨西哥湾，并抵英属加拿大，地域十分广阔，南北长３０００多英里，面积达８２. ８万平方公里。

　　１８０３年４月３０日美法双方签好条约。美国以１５００万美元的价格购得整个路易斯安娜地区。

　　路易斯安娜地区比原有美国领土多了一倍还多，使美国疆土翻了一番。同时，这一地区的购买还扫除了美国西进运动的一大障碍，美国从此可以毫无阻碍的跃过密西西比河向西扩张，

　　（比如１８４６- １８４８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通过这次战争美国夺取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密西西比河这一“众河之父”成了美国的内河，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而在１７９６- １８０５年间的中國，正是和砷大势搜刮民财，乾隆皇帝荒淫无度的时候。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于爆发了历史闻名的“白莲教起义”。从这之后，中國开始一直走下坡路，再也不复往日的富强，“康乾盛世”的华丽外衣下是千疮百孔的封建王朝。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俄国同英国对抗加据，俄国面临阿拉斯加州的取舍选择，最终决定放弃这里，出售给它的英国对手的对手——美国，以建立缓冲地带，１８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美俄签署割让条约，１０月８日正式移交。阿拉斯加州５８. ６万平方英里，买入价仅７２０万美元，不久，这个寒冷荒凉的半岛上就发现了丰富的矿藏，随便一处的生产，就能抵得上整个阿拉斯加的换价，美国又得了个大便宜。

　　１８４０年道光帝年间的鸦片战争，使中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國进入了近代史时代。１８５１年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也就是“太平天国”起义更是给腐朽的清王朝以沉重的一击。１８６０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帝成为第一个被外国人赶出中國皇宫的皇帝，仓皇逃到热河，最终直到病死也没能回来。而这个时候的美国也正在上演举世闻名的以林肯领导解放黑奴运动的“南北内战”。

　　１９１４年７月２８日。因为奥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由萨拉热窝事件这根导火索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到１９１８年，共有３１个国家参加了战争。自大战以来美国打着中立的旗帜，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但实际上同协约国的关系日益加深。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美国。但同时也直接导致了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衰落。

　　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０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组成八国联军两千多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从而开始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國的战争。《辛丑条约》仅战争赔款就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愤怒的中國人民终于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广州起义。（共八十多人死亡，其中有７２人埋在了黄花岗，所以又称“黄花岗起义”）。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１１时５８分，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九县突然发生了７. ９级地震，地震引起火灾，造成一场巨大的灾害。死亡９９３３１人，伤１０３７３３人，下落不明４３４６７人，震毁４５万户，毁坏房屋约６９万余间，经济损失达６５万日元，导致１９２７年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由此日本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入侵中國。这就是举国闻名的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英勇的中國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战争中，日本死亡３００万人。同时，中方死亡３５００万人，直接损失５０００亿美元。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日本偷袭珍珠港历时１１０分钟，美国军事实力遭受严重损失，港内８艘战列舰，一艘彻底破坏，一艘倾覆，另外３艘受重伤沉没海底，另有１９艘军舰中弹，３艘驱逐舰被打得千疮百孔。此外，有２５０多架飞机被击毁，美军官兵死伤４５００多人。珍珠港事件带给美国的损失几乎比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受损失的总和还要大，自此以后，美国太平洋舰队一蹶不振了。日本在此次偷袭中仅仅损失２８架飞机和５艘潜艇，人员伤亡则不足１００人。

　　１２月８日，罗斯福总统向世界宣布，对日本宣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战各国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争相研制新武器。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经过６年的努力，耗资２０余亿美元，在１９４５年７月中旬至８月初，首批用于实战的两颗原子弹的零部件制造完毕，因两颗原子弹外形一瘦长一短粗，故取名为“瘦子”和“胖子”。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在８月５日把“瘦子”投在了日本的广岛，在８月９日，把“胖子”投在了长崎。两颗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它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了，终于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宣布对中國无条件投降。当然这不仅仅是原子弹的功劳，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不仅仅令日本为之心惊，更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赞赏。

　　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之间有为自身利益发生战争的时候，比如八国联军侵略中國的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争。同时也有为自身利益同仇敌忾的时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给中國援助的战略物质，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从而使中日之间尽早结束战争。反观现在，美国不放弃台湾不是同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吗？国与国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以自己利益为目的的手段。

　　作者邮件：１２１５ｌｉｕｈａｎｒｕｉ＠ｓｏｈｕ. ｃｏｍ. ｃｎ

　　作者:刘寒蕊

　　说到底，还是我们把教授太当回事。首先，教授的收入要明显高于老百姓，其次，当教授就要当圣徒，不能为自己算经济账，出去挣点钱就俗了。

　　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一个月４０００多元。他同时算了家庭开销，表示这点钱根本不够用。结果，这个家庭小账本引起轩然大波。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大学当文科助理教授，算和阿忆是同行了。我对这场热闹，有不解：第一，阿忆觉得在北大当教授手头紧，这情有可原。手头紧就赶紧去赚钱，写博客为这点小事发什么牢骚？第二，他发了牢骚，读者自可一笑了之，怎么有那么多人跟着愤怒，乃至形成“风暴”？

　　我这样的反应，大概是“不了解中國国情”吧。不过，把外面的“国情”讲讲，说说我惊异的理由，倒是也可能为我们认识这场是非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我感到惊异，是因为无法想像这种事会在美国发生。美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一个文科助理教授的年薪，起价就是四五万美元左右。比如我有位朋友是耶鲁博士，在纽约教了几年书，著作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年薪没有破５万美元。去年纽约公交系统职工大罢工，号称待遇太低，闹得全城瘫痪。当时看报道，地铁司机和其他勤务人员的平均年薪是６万美元左右。当然，我这个朋友是助理教授，属于教授中最低的阶层，公交职工的平均工资，则包括一些资深的职工。当司机的起薪，未必比助理教授高。另外，大学教授有三个月暑假，公交司机则是全年工作。

　　不过即使如此，教授的寒酸也可窥一斑：５万美元不到的年薪，扣去税和社安保险等，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单也就３０００美元。四口之家，在纽约租个便宜的房子，怎么也要１５００美元。再加上水电煤气、电视、汽车开销、公交费用等，２０００美元就没了。剩下１０００美元，就管衣食之需了。在美国生活，有了孩子后汽车是必需品，领失业救济的人都有车。另外，这老兄有车，却无法开车上班。一来老婆孩子要用车，二来他也付不起停车费，只好乘公共交通，这又是几十块的开支。

　　可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很难看到教授哭穷的事。毕竟大家是自愿来干自己喜欢的行业。这也是我对阿忆的行为的不解之处。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凭什么你一定要抱怨？更不用说他这学期仅教一门课。

　　在美国最好的研究性大学，教授一学期也要教两门。一般的学校，有一学期教三门的，甚至有教四门的。他的日子，不应该太坏。

　　不过，我对炮轰他的人更为不解。他小日子紧，即使走走穴，挣几个外快，这又算什么罪？以我自己的经验看，在学校当教授，如果光靠死工资，不仅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连孩子的基本教育（即课外的这个班那个班）都无法保证。大学只应该关心教授是否完成教学和研究的任务，其他的事全是人家的私事。怎么有那么多人出来指手画脚？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社会把教授太当回事。首先，教授的收入要明显高于老百姓，这是阿忆牢骚的一个来源。其次，当教授就要当圣徒，不能为自己算经济账，出去挣点钱就俗了。这是阿忆批评者的心理期待。我看，还是双方都后退一步为好：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工资单没有必要比老百姓高。同时，教授和老百姓一样，有种自留地的自由，不关别人的事情。

　　阿忆自称来北大后专心本职，绝不出去兼职。我看这有些清高得不必要。这么一说，让那些没条件清高的教师们更不好做人了。我在教书之外，就一直公开说自己卖文为生。我甚至说，我就像个卖米的老农，希望卖出好价钱。只要诚信无欺，就没有道德问题，而且为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教授们不要把自己的架子抬得太高，别觉得自己比小商小贩高贵。否则，社会给教授抬上道德的高轿，用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标准衡量教授，教授也只能自找苦吃。

原载：光明观察

　　作者:薛涌

　　《法制晚报》报，国情研究会首次向社会定义“中间阶层”为家庭月收低限两千元。

　　因此我不由想起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的话，“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呜呼，我说不出话……”我觉得唯鲁迅这番话，才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绪。

　　随即我脑海便浮现出文章标题：月收两千即进中间阶层——可悲乎？可叹乎？可笑乎？

　　可悲、可叹、可笑之后，该做什么？我想分析国情研究会该定义用意何在，穷极愚钝，我想至少有两方面意图。一、要与国际接轨。欧美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中间阶层，现中國越来越强大，岂有落后之理；二、脱不了歌功颂德之干系。

　　报道还称，该国情研究会负责人，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因此该定义有很高权威性，被视为首次对新中间阶层所做的标准定义。

　　由此，我渐渐明白，中國之大，无奇不有。且其体制又极易繁殖御用之才，什么御用文人啦、御用学者啦、御用专家啦、御用代表啦、御用委员啦等等。更何况人家已亮明身份，来自国家统计局。可我又搞不明白，该定义有何意义，能阐明以上两个意图吗？抑或定义者认为现在中國已经形成了他们为之定义的中间阶层，还是他们乐观地看到中间阶层即将来临？因此必须为其给出标准定义。我们且来分析：

　　众所周知，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呈橄榄状，两头小，中间大。由此我们来看，中國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站绝大多数，试问定义的定义者们，一个农民家庭，月收入可能最低两千元吗？退一步说，即使生活在城镇家庭，月收入最低两千元了吗？再退一步请教，你们告诉百姓，城镇家庭月收两千者居多还是居寡？谁能振臂高呼，我国城镇家庭月收两千已占绝大多数，有这样的先知和勇士吗？他只要开口，准被一家一口唾沫淹死。不然在互联网进行民调，看几成百姓认为中國大多数家庭月收两千，可进中间阶层。相信百姓不会打肿脸去充胖子！

　　如此可见，现在中國尚不存在他们所定义的中间阶层。那么退一步说，中间阶层真的快要来临了吗？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家庭月收两千绝非大多数，于是我奇怪，他们为什么如此急着下这个标准定义呢？难道其初衷，是想把家庭月收两千作为和諧社会的理想，让人们为之追求？这真的可悲、可叹、可笑了！以现在物价水平来看，家庭月收两千，充其量勉强算作温饱而已，而且这种温饱，还得要求人不能得病，不能享受高等教育，更不能遭受飞来横祸。由此可见，中间阶层的预期尚有一段时日，决非呼之欲出。再者说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百姓为之承担了多少血汗、多少痛苦、多大压力、多大牺牲。在百姓面前，官员们还好意思扯起家庭月收两千即进中间阶层这杆既不经风又不遮雨勉勉强强温饱的大旗吗？如果这就是中间阶层的标准，百姓会满意吗？能答应吗？

　　或许官员一时闲得难受，觉得传统的歌功颂德不够现代，不具国际色彩，于是乎又想起与国际接轨的时髦来。而往往在这等时候，官员们便闭而不谈中國特色与中國国情了。官员们历来把“国际接轨”与“中國特色”玩弄于股掌之间，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这也是众所周知。中國大多数家庭月收未达两千，因此在中國并不存在居于橄榄中段的中间阶层；百姓从不奢望挤身官员拟与国际接轨的中间阶层；百姓更不领情官员为其设想的家庭月收两千的理想；改革了，牺牲了，到头来却要掉进那个既不经风又不遮雨勉勉强强温饱的中间阶层吗？！

　　百姓了解自己的生活境况，不会迸发官员们异想天开的激越与冲动，百姓知道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理想不是现实，要把理想变成现实尚需一定时日。

　　作者:迷人的海

　　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历届北大校长之中，马寅初无疑是最受北大师生和知识界尊重的一位。然而，马寅初在北大也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无尽的批判。那是北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纹革结束之后不久，许多外宾来华访问，鉴于马寅初崇高的声望和二十多年的沉默，他们纷纷问及马寅初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专门派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马寅初，希望放些信息出来让海外关心马寅初的人们安心。

　　“近二十年来，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马寅初的次子在电话中这样质问记者，并代表马寅初拒绝了这次由官方刻意安排的采访。“我父亲本人和我们家属迫切要求黨组织对他落实政策，希望能够尽快复查他的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康生将北大黨委书记陆平叫到ＸＸ部，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事宜，还告知北大方面，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会将马调离北大这个“战略重地”。于是，陆平回校之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黨委常委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１２月１７日给北京市委写了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

　　马寅初在这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面前没有屈服，他在反驳文章中指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遗憾的是，当时的北大师生当中没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和认同马校长坚持真理的勇气，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对马校长的攻击和批判。

　　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由陆平继任。不久，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也被罢免。此后二十年，马寅初彻底从公共领域消失了，他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

　　这不是马寅初第一次倒霉。１９３８年，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多次公开批评国民黨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马寅初在一次演讲中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要言人之不能言。”他直接点名斥责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行径。在那次演讲中，马寅初大义凛然地说：“今天我将我的儿女都带来了，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主张是什么，今天我的演讲就是我留给他们的遗书，我马寅初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此后，马寅初受到国民黨当局的严密监视、软禁直到被捕。１９４４年，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马寅初才重新获得自由。

　　追求真理就是要付出代价。马寅初先后在两个政权下度过了将近两段加起来接近三十年的幽居岁月。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方才亲自批示给马寅初平反。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北大召开干部大会，给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此时，马寅初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

　　北大有负于马寅初校长。当年那些自愿或者被迫参与辱骂和批判马寅初的北大师生，有谁向老校长道过歉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公开地道过歉。我相信，当年不少的参与者，如今正是北大各个学科领域中风风光光的教授、博导乃至院士。大家都把自己年轻时候的罪过与错误深深地掩盖起来———自己原谅自己、自己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这是中國人最精通的、无师自通的生存秘诀。

　　北大有谁向马寅初道过歉？这不仅对已经逝去的马寅初校长来说是一个问题，更对每一个北大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来源：《西湖》

　　作者:余杰

　　近日，陕西劳务市场出现“同床保姆”。这种保姆除干一些正常的家务外，还可以与男主人“同床”。这种“同床保姆”收入可观，最高月薪达２０００余元。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种保姆和被别人“包养”没有多大区别，因此，有人认为，“同床保姆”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期包养的情人，还有人认为，“同床保姆”实际上就叫做性伙伴。有人进而指出：这种“同床保姆”，实质是将卖淫嫖娼“公开化”。以往卖淫嫖娼只是在“地下”，限于一些营业性场所，而如今穿上一件“保姆”的外套进入家庭，登堂入室，不仅遮人眼目，而且收入不菲。

　　在此，我想说的是：这种“同床保姆”的出现，凸现我们过去扫黄工作的尴尬，这种“同床保姆”的出现，使我们过去的扫黄工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性工作者到处都有的今天，我们再唱高调说什么扫黄，其实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抹黑！毋庸讳言，过去我们的扫黄工作是非常没有效率的，是得不偿失的。换句话说，过去我们的扫黄，是非常不彻底的。现在，对于上星级的宾馆饭店里面的卖淫嫖娼从来是不查的，这已经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客观事实。说要扫黄，只是扫扫路边的发廊野鸡罢了，只是做个样子唬唬下面的穷苦百姓而已。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选择性执法”！

　　这种“同床保姆”，说“情人”也好，说“性伙伴”也好，说卖淫嫖娼也好，都是完全一样的，其本质是不会因我们的称呼不同而有所改变。你抨击也好，扫除也好，总之你是扫除不完的。为什么？因为，“食色性也”！卖淫嫖娼在“挤压”中在一次次扫黄中早已开始“变种”，这不仅是“同床保姆”一个品种，什么“陪聊”、“陪游”、“陪读”等等多了去了。我们与其这样劳民伤财地左一个打击右一个扫除，结果还是老样子，卖淫嫖娼依然在大街上红红火火，还不如学学别人是怎样对待两性的男女关系的。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阶段，和諧社会的保障并不只是靠法律手段这样一种单一的品种。至少有三条途径，可以用来保障我们社会的和諧。一是信仰，二是道德，三是法律。有人说卖淫嫖娼破坏了我们社会的和諧，影响了我们社会的和諧。我看不见得真是那么回事，那些有公开的红灯区的国家，他们的社会都是不和諧的吗？我们今日，之所以扫黄扫不胜扫，处于永远也扫不完的尴尬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因为，我们混淆了信仰、道德、法律的概念，我们没有好好地区分何者为信仰所管辖，何者为道德管辖的范围，何者为法律管辖的范围。这种不区分，直接导致我们公安部门的疲于奔命，疲于应付各种突发性事件，而对于真正应该管理的事务却荒废了。对于男女两性之间的事情，只要不是强迫的强奸——强奸才是违法的——我们的法律都不应该去管！男女两性之间的事情，只能是道德管辖的范围，而绝对不是法律应该插手的事情。用我们的政府公安执法部门去管男女两性之间的事情，犹如拿着大炮去打蚊子，肯定是大眼瞪小眼，劳而无功，得不偿失。这，是我们扫黄工作陷入的最大陷阱！

　　这种“同床保姆”，也是属于男女两性之间的事情，只要是双方自愿的，不是强迫的，我们尽管对此可以不认同，可以谴责，但只能是道德谴责而已，绝对不能一扫了之。如果这种“同床保姆”，我们的公安部门也可以进门去抓捕的话，那我们的人身自由权还可能有吗？我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可能保证吗？前几年，出现的在家看黄碟的夫妇被抓被捕的事情，之所以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愤慨，其原因就在此。这，将关系到我们人身自由的大问题，绝不能马虎，绝不能草率对待。

　　让我们学会区分信仰、道德、法律这三者，让信仰的归信仰，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而不要像现在这样，信仰、道德、法律三者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我们的政府执法部门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抓，结果什么都管不好什么都抓不好！

　　挂羊头卖狗肉的扫黄工作可以休矣，腾出这扫黄花费的财物、时间和精力，用于真正该干该管的服务老百姓的工作——比如反腐败查贪污等等——这将是中國的幸运，中國老百姓的幸运！

　　２００６、１１、１０

　　于速朽斋

　　作者:力瑾

　　我的以下文字（针对鲁扬的“中國人为什么怕谈政治”，不敢说没什么政治立场，因为有说法就有立场，尽管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能不说很有想法或者说是政治立场的：政治的多元化——但是有些偏激！

　　在这里，我也来说说我个人对“政治”的理解。何为“政治”？政治是为政权服务的，是严肃而认真的国家形为。政权是谁的政权？是国家的政权，确切的说是人民的政权，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服务的。这应是一切文明国家政治的真正的发展方向。

　　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行使自已的权利时，不是每个公民每次都能直接参与，於是代表各类不同理想、意愿的政黨便应运而生，由这些政黨代理人民行施各种权利。然而政治的多元化并不代表要政黨的多元化。只要这个单一的政黨内部能作到不自闭、不孤立，能纳荐、能从言，那么这个政黨就是一个值得人民信赖和追随的。其他的国家的政黨我们不敢评说，但我们能看到和能感知的是：中國共產黨内部有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不断进步；对外有着名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实现参政议政的多元化，民主化。诚然，现在的中國大陆政治活动里，存在不少甚至鲜为人知的、黑暗的甚至丑陋的蛮横專制，然而诚於这位作者所言，这些政治的專制与恐布”并是中國独有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世界各围范内都存在的，也是人类同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我认为，我辈能作的便是除了大声疾呼，更重要的是行使我们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作有利而有效的监督执政黨的作为，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这决对需要我们执政黨的配合和支持。可是，这个时侯，我们很多的人却因为有着异常强烈的美好的愿望，无法容受现阶段的种种鄙端，更没有耐心和信心去共同期昐一个循序渐进的美好的未来。殊不知，人类向文明的发展史便是一部经过漫长历程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史。而实例是我们的老大哥，前苏联，因为急於成事，由从前的一流的超级强国轮流为顶多一个二流强国，其现在也是目前西方所推崇的政治多元化国家，然而相比并未见得有多大优势，相反的其国内相当一些民众怀念以前的国家。这说明了什么？——不管什么政治体系，只要能让国家的人民生活幸福安祥便是好的政治体系。

　　或许你可以羨慕台湾省的人民的政治自由度，也可以羨慕美国的政治自由度，可是在我看来，所谓的台湾的政治高自由度只不过表现是一群高智商的流氓在不时的上演或导演着一幕幕拙劣的小丑戏，仔细想想，他们所在进行的政治活动，现已的确只能沦落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资而以。再认真仔细想想，如此的形为愚弄了谁？受害的又是谁？这里用不着回答。至於美国，不可否认，真的有太多值得我们去羨慕和去学习的地方，然而羨慕的归羨慕，学习的归学习，可我们也不应忘了其建国发展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最近的例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伊拉克、阿富汗极力推行其和很多人所推崇的“政治体系”，然而结果是恐怖的爆炸依旧、骚乱依旧；犯罪上升、毒品横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阿富汗的毒品产量比去量破计录的增长６９% ，受害最大的正是我们中國！）。所有的这些又是何样的“政治自由度”！

　　我们再来谈谈该公所说的“老虎”。但我首先要问的是，不知该公是否已被关押，因为如他所说的话，他已经触犯了这只“老虎”！如果还他还自由的话，哪么只少证明了一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是有足够的政治言论自由的，类似该公在网络上抨击时政的大有人在，而我们的电视（包括ＣＣＴＶ），报刊等煤体也每每都有反应国内不良时政的报导和披露。只不过一定会有人说，那些只是冰山一角！是的，不可否认。但我们要知道，不是要反应所有的污点就证明够自由，而只要我们的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和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经过那些大型煤体的曝光，将起到一个很好的民众监督作用，我们也相信我们的黨和政府能会以这些问题为契机，去很好的解决这些矛盾，而可喜的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越来越透明的政府办公，越来越完善的法制监督机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世上还没有那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容忍决对的政治自由度，因为道理很简单：我们因为要保护善良，所以一定要接受法律的限制；我们要保护国家的安定，所以一定要接受适度的管制。这并不过分，因为我们应该能理解：决对的自由就是不自由！！如果该公不信，可以去问美国。

　　作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热血公民，在没有条件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多多行施自已那神圣的监督权，但同时要多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黨和我们的人民多一点时间（其实也是给自已多一点时间），到时，“自由”还要说吗？

　　作者:泰林

　　生活在中國大陆的中國人看到我这句话，肯定都会认为我说了句无聊的废话，一个傻问题。因为这句等于再问别人：“你知道人为什么怕老虎吗？”——这样低智商的问题。

　　不错，人是怕老虎的，中國有成语——“谈虎色变”，但这毕竟是夸张。一般人谈老虎不仅不会色变，而且还会兴勃勃，尤其你给孩子谈，他们可能闹着要到动物园看老虎呢。也就是说，既使是老虎，你谈它，去近距离接近它，还是没事的。但中國政治却不是那回事，你接近它不仅不可能，而谈谈它非常危险事情。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不信。那么，远的“解放前”的事我们不说，近的“纹革”的事，我们也可以不谈——我们只说当前，只说现在，只说这一刻！如果你想验证的话，现在可以先把我这篇文章放在一边，到中國一些网站上说几句与政治沾边的话试试。甚至你不用说话，只提一两个词或一二位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一是，你根本发不出贴。程序会自动告诉你：有敏感词汇，不宜在本坛发表。二是，可以发出，可会儿不大，马上会有人给你删掉。或者是经过程序处理，象执政黨和国家领导人名号，做为见不得人的“敏感词”处理成“*** ”等符号。有修养的版主会发信悄悄告诉你，请求你体量，理解他们的难处；没修养的则破口大骂，说你没按好心，想毁掉他们的坛子。有的干脆直接封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字：怕！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國谈政治是危险而可怕事情，是让他们丢职，掉饭碗，人生从此陷入绝境的事。

　　“政治”如此可怕，甚至猛于虎，那么它到底是何物呢？如果没搞错的话，中國教课书上每一位让我们记下，让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都是“政治家”吧？可见“政治”这一行档，不是罪人和小丑从事的职业。如果书上的话没记错的话，大部会读书人会知道这句：“在现代这个人类社会，人人都是政治动物，并享有《宪法》赋予各项政治权利。”这事好像越说越怪了，这本与人人有关的事，且法定与每个人有关的事。为什么搞得如此恐怖，让人不敢谈，不敢说呢？

　　现在这里谈政治恐怖，一些人肯定认为我与执政黨过不去，认为我是攻击共產黨。其实如果明白人类政治发展史，就会明白恐怖政治并是中國独有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世界各围范内都存在的，也是人类同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且现在仍就我们中國存在，其主要原因就是“历史原因”。

　　现代政治学研究学者已把人类政治分为“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古代政治其主流是君主制与專制。有人认为古代的政治不都是專制，但我们可以肯定，古代政治绝没有民主自由的。如果把專制定义成“不受法律和民权节制的专横权力的统治”的话，古代的政治基本上都是專制的政治。尤其我们中國“二千多年皆为秦制”，是典型的專制政治。在古代政治中，通常都有一个一元的、一统的、官方的信仰。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專制主的私产，是权势者的行当，是独占、垄断的政治。政治的理想是最高的理想，大家只能为一个由官方规定的理想而奋斗。任何与这种一元的政治理想相冲突的理解或观点通常都会遭到斥责和封杀。以言论和思想治罪，搞文字狱，用法律来诛心。而且暴力是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惟一手段。專制的政体“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任何一元的政治思想相冲突观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玩政治的游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为了告诉世人政治是他们皇家的私家专利，專制者还把政治神化。把政治从人间提升到天国——他们是天子，是神派来的管理人间的。把议论朝政的行为视为“偷窥神器”。同时把政治道德化——不是皇室成员过问政治的人视为“奸臣贼子”“大逆不道”。这样的古代统治者们总是名正言顺地把江山坐在屁股下，理直气壮地把天下和百姓骑在跨下。古代人好像没有现代聪明，但“生命对每人来说只有一次”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既然议政参政皆生命之危险，那是一般人不敢为之的事。古代中國人害怕政治，谈政色变，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人类的文明是在不断进步的。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相比已发生根性变化。如果说古代政治是“專制政治”，那么现代政治则为“民主政治”。政治不在是一元的，一统的。“现代政治认为，任何国家里都存在许多生活方式，灵活的政治体制必须使其公民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人与人之间都是个人，有着个人理想的先生、女士之间关系，而不是只有一元理想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而且政治不再是被个人或集团垄断和占有的。“现代政治要求其制度与运作适应人性而不是削人性之足以适政治理想之履。”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生活的游戏”。而且现代政治认为“一元的稳定极易颠覆，只有建立在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的权力中心之上的社会和政体才有持久的稳定。”为此在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基础上制定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议政参政权利，以及国家政权和平有序地转移方式。政治只是现代社会“生活游戏”，“玩政治的游戏不再需要以生命为赌注”了。“现代政治是富有韧性的政治，它不怕甚至离不开挑战，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现代政治是经得起背叛的政治。”“现代的政治是宽容的政治，现代政治无忠奸之分，不要求对某个政治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每个公民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所以，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重要特点就是建立在结社自由基础之上的政黨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中没有人再会因为政见不同或参与政治活动而坐牢，遭到打击和迫害，更不会有人因此而被杀头。总之，它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再是想想就会出事，说一说就必遭大难的事。

　　我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迷惑，而且有的干脆还会认为我胡说。难道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國”吗？那为什么我们的“现代政治”还是如此让人恐怖？人们在网上说几句话，用几个词都不让，而且还有可能仅凭几篇文章就治你的罪，判上你几年？！

　　对不起，这个我也搞不多清楚。可能是我们中國早年在提“实现四个现代”时，忘了再加上了一“化”——“中國政治现代化”。因此我们中國政治也只好待在中國古代时间段上。事实上也只有这种解释。因为我们现在拿古代政治来比较，会发现现代中國政治非常与中國古代政治“对辙”，基本上没什么两样。

　　比较一：古代政治通常都有一个一元的、一统的、官方的信仰。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專制主的私产，是权势者的行当，是独占、垄断的政治。——现代中國政治：一黨制，当然应该是一元政治了。具体是不是私产，是不是独占和垄断政治，相信每个中國人都明白，目前还没有那个组织，或者说那一个人敢站出与共產黨商量“竞争上岗”的事。

　　比较二：古代政治的理想是最高的理想，大家只能为一个由官方规定的理想而奋斗。——现代中國政治：最高理想是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共產主义而奋斗。任何一个不是承认，不坚持和不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都是罪人。已有不少不赞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写作者，因“妄图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而至今在监狱中待着呢。

　　比较三：古代政治中任何与一元的政治理想相冲突的理解或观点通常都会遭到斥责和封杀。以言论和思想治罪，搞文字狱，用法律来诛心。——现代中國政治：目前中國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媒体，以及网络管理一直在这样进行着。以言论和思想治罪，大搞文字狱，用法律来诛心——数一数在关在中國监狱中的记者和自由作家的人数就知道，这项工作他们抓的也非常到位。

　　比较四：古代政治中暴力是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惟一手段。專制的政体“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任何与一元的政治思想相冲突观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玩政治的游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半个世纪以来，中國现代政治一直按上述条目操作的。尤其从历届领导人那得知，放什么不能放军权，弃什么敢不弃枪。黨一定要指挥枪。看来在中國武力确实能稳定和压倒一切。

　　比较五：古代專制者还把政治神化。把政治从人间提升到天国——他们是天子，是神派来的管理人间的。把议论朝政的行为视为“偷窥神器”。“同时把政治道德化。不是皇室成员过问政治的视为”奸臣贼子“”大逆不道“。——中國现代政治：在这一点上，中國当政者倒非常谦虚，他们没神化自己，但仍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精英“了一下——自称”中华民族最优秀、最智慧、最先进的代表“。这一来虽不是上天注定的，但也很资格为中國人民当家作主了。中國现代政治在”道德化“方面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中國政治一直是一帮人专利，只准自己碰，别人碰绝对不行。让你感觉政治是他们的老婆。招惹人家老婆的人肯定不是东西。所以一般人是不敢碰的。更奇的是在这个”老婆“身上还贴了”婊子“的标签——这样以来就告诉世人：一个在中國搞政治人，是个不是东西的人，一个非常下贱的嫖客。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一些中國人，包括一些著名文人总是急急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而不是”搞政治“的。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上面提出问题：政治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真是一只可怕怪兽吗？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群聚社会。也就是说，人类是靠群聚——靠集体力量，集体智慧存在而延续下来的。人做为一个个生命个体，集合在一起生存，那是要一定的秩序的。要秩序必有一定管理——这种对人类群体生活最初的“管理学”也就是最原始的“政治学”。由此来看，政治是人类群体生活必然产物。是人类离不了的，与人人有关东西。事实上，政治做一种学问，自古就是人研究它。人类各个时期都诞生了优秀政治思想家。也就是议论政治，思索政治是一些人份内的事——也是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世界需要的事。这样的大事，这样与每个人有关的事，为什么不让人谈论和发表自己政治思想观点呢？在我看来，百位核武器制造者，也赶不上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因为他一条不战而胜，开万世之太平的思想，将受益于整个人类——这样不会再因权利争夺而让万千世人遭殃。中國之不幸，中國人之不幸，就是因没出现一位属于我们自己的优秀政治思想家。

　　其实人类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不出现自己优秀思想家倒也没关系。因为“现代政治学”做为现代人生存和治世的大智慧和大问学，已同现代科学航天技术一样，早在几十年前被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搞的非常先进了——人类政治已从让人人恐怖吃人的“老虎”，变成了人人可戏可耍的“小猫”。“没有人再会因为政见不同或参与政治活动而坐牢，遭到打击和迫害，更不会有人因此而被杀头。”

　　中國台湾做为已经施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地区，前一段非常混乱，不少大陆人用嘲笑语气谈论此事。一位朋友网上留言：“政客们在议政厅里搞肉搏，议员们经常搞得鼻青脸肿，甚至将大便也用上了。虽然没有动枪杆子，但这种搞法也还是有些流氓气的。”

　　我回复道：我们不得不惊叹：现代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是多么伟大而神奇的“法术”啊！本来让无数人流血，家破人亡，国家大乱的事情，现在却搞象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一家老小，可以饭后，嘻嘻哈哈地向原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像”扔垃圾，并高喊让其滚下台。这里我要大喊一声：幸福自由的台湾人，我好羡慕你们啊！

　　（注：文中所引均出自：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

　　２００６- １１- ６（首发自由圣火论坛）

　　作者:鲁扬

　　自从一个人出生于现世，就被人为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的人类，一类是类“人类”的非人类；正常的人类合乎人的一切正常形体、思维、逻辑、感情与自由，过着符合人一切本性的生活，活在现世犹如天国。

　　而非人类有象人一样的形体，但却没有象人一样的权利、自由、思考，甚至失去了“要求权利的权利、自由活着的自由以及进行思考的思考，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虽同样活在现世，却好象在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要求人类社会整体划一，以团结及民族之名公然推行一个群体的自私，要求人象狗一样地绝对服从与永不背叛，象猪一样地不会反抗和獨立思考；在这里，人们被安排好的一切安排着，诱导着，人活着就是按部就班地等死；在不被特别要求的情况下，选择自杀都成了自绝于他们而被谴责。

　　在这里，批评常视为批判，对话常视为对抗，协商常视为威胁，竞争常视为斗争，一切合理的诉求都相当然地被压制，没有标准，不顾评判，不讲原则，从无稳定底线。说真话的封口，书写真理的封笔，乱走动的统统送进监狱；文字屏蔽掉，报刊封杀掉，血迹冲干净，再粉刷上一层雪白的粉，贴上两层金。

　　在这里，常识常被抹黑为谬误，真理常被矮化成小丑，一切非自然的唆使和异化公然大而行其道；在他们眼里，外部世界都是不良居心地充满着敌意，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仇恨和戒备注入非人类的思想中，让他们与世界对立，与自然为敌，让非人类互相屠殺，争相内斗，将个人利益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并以此为乐。

　　在这里，一切都可以被压倒，惟独利益；一切都可以做手段，只为目的。奸滑常被比喻为聪明，算计常被美化成智慧，妥协与和平常被看作懦弱，公正与平等常被斥为奢望，纯洁与仁慈常被视为愚蠢。所有斗奸斗狠的恶斗都被作为斗智斗勇的学习模范，所有披着勇敢外衣的暴徒都成了被顶礼膜拜的精神偶象，所有以暴易暴的丑剧被一代代传承并愈演愈烈。

　　苏格拉底说“无人有意作恶，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善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这里，他们不知何谓善，何谓真理。他们四处害人，终又被他人所害；人人是施害者，终又是受害者；人人不自觉，不自知，人人都张着血盆大口，里面都是深不可测的机关与一望无尽的欲望。人人都陷入沼泽的烂泥潭里不得脱身，难以自拔。

　　在非人类的社会里，人人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仰，没有自由，人不能成为其人，人人是工具，人人为器物，只会象牛一样地不停拉车而不知终点在何处，象狗一样地充满警惕直至丧失抵抗力被斩杀，象猪一样被圈养任人宰割而永远看不到外面的田野；人人失去了作为一个基本的人所拥有的生存价值和活着的尊严。

　　奥古斯丁说“凯撒之物当归给凯撒，上帝之物当归给上帝”，人人都应做一个现世的人所应该做的事，但坚守自己的信仰，唯其如此，人才可以成为其人，成全其善，即使在非人类的社会里，仍然可以象人一样有尊严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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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ｎｙｉ００４７@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刘建永

　　第一次进入越南时，邓伟文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２１岁，身高１.７８米，有一张有点冷峻的长方形脸，在南方中國算得上高大英俊。他是一家广西省南宁市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的低级职员，每月挣１００块人民币，一年前，他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专学院，在校期间他学习经济管理，却因烧得一手好菜、是一名半专业的拉丁舞蹈舞手而在同学中出名。

　　在广西的东兴县城，邓伟文坐着小船摇摇晃晃穿过北仑河，就到达了越南的芒街。尽管广西与越南接壤，但邓伟文对于越南的理解来自于零星的记忆。作为一名军医，他的父亲在１９７９年那场中越战争中，被抽调到前线。此外，即使在中越战争紧张的１９８０年代，南宁市也始终有着从事中越贸易的小型公司。

　　“中國的所有产品都很受欢迎，自行车、啤酒、运动鞋”，这是１９９０年初，越南政府仍处于１９８６年开始的“经济革新”的初期，它试图模仿中國的“改革开放”、苏联的“重组”，却仍未能将越南从匮乏中摆脱出来，邓伟文记得越南人尤其喜欢上海货。在１９９１年中越正式恢复邦交前，邓伟文的贸易公司必须小心谨防，来自中國的通行证只能在边境一带使用，如果要前往更远一点的海防市，他必须穿上越南人破旧衣服，脚上踏着拖鞋，在路过检查点时，还要压低头顶上绿色的兵帽。

　　作为一名反应灵活的青年，邓伟文的工作由两项组成。首先，他将中國的轻工产品运往越南，将橡胶等原料从越南运回中國；其次，他还是一名导游，对于一心要到国外看一看的人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越南，它都是外国，很多内地人愿意花上４０００元，只为去越南逛一逛。邓伟文记得，那个时期，一块人民币相当于２８００盾，当时的越南的币值很小，如果带上十几个人的团在越南北部呆上几天，他要用麻袋背着钱，他们都没听说过什么信用卡。

　　邓伟文目睹着越南一步一步的转变。当他１９９９年２月，成为中國的ＴＣＬ公司最初的被派往越南四名高级职员时，他发现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國产品已变成“价低质次”的代名词，昔日对于上海货的迷恋，变成了对中國品牌的怀疑。１９９２年之后在中國兴起的全民经商的浪潮，催生了大小不等、良莠不齐的公司，他们逃避了国营工厂的计划性，也丢弃了它们对于质量的基本要求。醒来的中國市场足够大，只要欺骗上几次，他们就可以赚到不少钱。这些廉价劣质的产品也源源不断的涌入越南，在那些小贸易商眼中，短期的获益是最重要的，他从不在乎败坏名声。

　　于是，作为中國最知名的电视生产商之一，ＴＣＬ的越南分公司却必须标榜自己是一家香港公司，拥有的是美国技术和日本零件。

　　尽管ＴＣＬ认定自己的产品品质不错，并且价格上具有优势，邓伟文和同事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经败坏的中國产品形象的逆潮流。此刻的越南的家电市场，日本、韩国的公司拥有主导权。它们将二线产品销售到此地，赚取比本国高得多的利润。

　　城市居民宁可购买昂贵的日本与韩国彩电，这是每一个家庭中的重要开支。遍布在越南的山间农村成为ＴＣＬ公司在越南的拓展的开始。越南缺乏全国性的交通建设，他们租借了汽车，在抵达一个乡村时经常已是深夜。在简陋的乡村旅社住上一晚，他们在第二天就一家又一家地演示给村里人看，ＴＣＬ电视机的质量是可靠的。在第一个月里，他们只卖出了一百多台。推销的工作比他们想象更艰苦，一些顾客在购买之后听说ＴＣＬ是中國产品，又纷纷要求退货，在一些深夜，工作人员的车在山间的道路上抛锚了，一些村民围了上来，他们语言不通，只能向总部打求救电话。

　　我在２００６年８月见到邓伟文时，ＴＣＬ越南公司的历史已达到了７年，邓伟文已经３７岁，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办公室里，悬挂了总公司颁发的“２００４年最佳海外公司”的奖牌。在胡志明市的街头，混杂着三星、ＬＧ和本田的广告牌中，红色背景，只有ＴＣＬ三个字母的简洁广告牌，相当醒目。在过去的一年中，ＴＣＬ电视的销售额已增长到将近３０万台，市场占有率仅次于三星公司，是ＴＣＬ海外最成功的分公司。邓伟文说，ＴＣＬ成功是逐步获得的，它在此推出了“三年保修、一年保换”的承诺，它为越南用户设计了更强信号接受能力的天线，保证在多雨的季节里，雷霹导致的损坏由ＴＣＬ公司赔偿……

　　邓伟文也是胡志明市三年前成立的中國商会的副会长。距离１９８６年那场“经济革新”已经２０年了，越南已变成了全球最令人瞩目的新兴市场之一，在经济增长率的表格上，过去的好几年里，它仅次于中國。越南人绝口不提１９７９年那场战争，去过中國的越南商人与知识分子，都盛赞中國政府的成就。但是，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改变，中國产品仍是质次价低的，尽管越南（当然全世界也是）充斥着中國货，人人却都对此心存怀疑，相信它用不了几天就会坏掉，还可能影响使用者的健康。

　　在过去的几年中，邓伟文还看到了中國公司试图拓展越南市场的努力。似乎总是一窝蜂的，有一个时刻，人们在谈论中國企业的国际化，于是大家都试图将自己产品卖到海外，或者在越南设厂。在越南，它们延续的也是国内竞争策略，不断降低价格似乎是唯一的武器。三、四年前，河内市与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充斥着中國的摩托车，十几家中國的摩托车厂在此争夺市场。几年过去了，大部分厂家像潮水一样到来，也像潮水一样退却，获胜的是本田摩托车——越南人最信任的品牌。

　　ＴＣＬ的成功算是中國公司的例外，甚至带有了某种偶然。一位中國商人说，它没有中文名字，ＴＣＬ三个字母，在很多人心目中，它像是一家韩国公司。

　　在北仑河上，宽阔的友谊大桥连接着东兴与芒街，前者已升级为市，而后者则在１９９３年成为了越南第一个经济开发区。中國商贸城矗立在芒街离入境口不远的大道边，你在中國城镇熟悉的那种景象全部复制于此，一家接一家简陋的店铺连在一起，电风扇、电视机、瓷砖、运动服……所有的产品都堆积在那里，拥有一种单调的丰富。在河内市，中國的痕迹随处可见，中國的寺庙，汉字的标牌，电视里的中國肥皂剧，这里的文庙供奉着孔子像，他有一副典型的越南面孔。一些中國人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年不断到来的中國商人，他们挺着肚子，吵吵嚷嚷，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越南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中國影响（或者阴影下）的国家，在过去的１５０年中，中國是一个在西方世界面前有着深刻屈辱感的国家，我们总是想知道美国人、欧洲人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在今天的越南人眼中，中國的形象到底是何样？它的结果，可能令所有人不安。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许知远

　　猜一猜，中國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最大？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的美日欧发达国家？还是资源丰富的中东、拉美国家？都不是。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抛去台湾地区不算，２００５年中國与之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是韩国！总逆差４１７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１％。而居于第二位的日本，中國对其逆差只有１６５美元，且比上一年下降了２１％。

　　再猜猜，谁是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国和贸易顺差来源国？根据韩国人自己的统计（来自韩国国际贸易协会ＫＩＴＡ），这个国家就是中國。２００５年，韩国人统计的对华出口高达６２０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２４％。同年，韩国对第二大出口国美国的出口只有４１３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３. ５％；对日出口更只有２４０亿美元。根据韩国的统计，这一年韩国对中國的贸易顺差是２３４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对整个日本的出口额！是的，日本，说到日本，我不得不指出，它是韩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逆差高达２４４亿美元！正好相当于韩国对中國的贸易顺差（韩国统计）。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从数据上看，韩国人干的事情就是：把自己产品大量卖给中國人，再拿从中國人手中赚走的钱，转过头去购买日货！

　　请不要误会，我说这些数据，决不是在号召“抵制韩货”之类。事实上，我本人热爱韩国，也喜欢多种韩货。例如我在国内购车的首选，就是从韩国进口的圣塔菲。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了响应前不久在东北召开的“中日韩商务论坛”上的一个号召，即尽早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我一直以为，促进自由贸易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最好办法，而“抵制×货”只能是两败俱伤的行为。

　　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目前有许多贸易是不自由的。中韩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在我看来，就不是任何自由贸易理论能够解释的。最自然合理的解释，就是在韩国和中國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是的，我决不支持抵制韩货，但我更要坚决地反对韩国用任何非贸易手段来阻止中國商品进入他们国家，人为导致了中國对韩的高逆差。

　　当然，经济学一直教导我们，贸易逆差不一定是坏事，顺差不一定是好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许多人认为那对美国经济利大于弊。但是，这要看一个国家具体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如果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是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则贸易顺差就是好事，逆差就是坏事。美国之所以不担心巨额逆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国内失业率很低。但是中國的情况呢？我们的就业形势是不容乐观的。答案因此很明显，巨额逆差加剧国内就业紧张，对中國经济是有害的。

　　就业率极高的美国，财大气粗，不妨通过巨额贸易逆差向全世界输出现金，扮演着世界经济的“提款机”。是的，美国人扮得起这个角色，他们自己也从中获益。目前，中國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就依赖美国这个大提款机，２００５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１１４１亿美元（中國统计）。然而有趣的是，韩国似乎对美国这台大提款机开发得并不努力。同年，韩国对美顺差只有１０７亿美元，不到韩国对中國顺差（韩国统计）的一半，不到中國对美顺差的十分之一！也许，韩国人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理会美国这台大提款机吧？因为他们在身边开发出了自己独家私用的另一台大提款机——中國。是的，我丝毫没有责怪韩国人的意思，这是他们的利益使然。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国内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国家，我们负担得起扮演韩国的大提款机的角色吗？

　　但最让我震惊的不是韩国人怎样把中國当成了大提款机，而是中國人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相反，在中日韩三国贸易中，我的同胞们似乎病态地执著于中日之间那幻想出来的“冲突”，无数人殚精竭虑地在宣扬“抵制日货”。但是让我再给一组数据吧：从２００１到２００５年的五年间，中國对日总贸易量达到６７９６亿美元的情况下，对日总逆差不过５５１亿美元，逆差率８％；同期中國对韩总贸易仅３４５２亿美元，而逆差却高达１２３１亿美元，逆差率高达３６％！在中日韩贸易大格局中，中國的国家战略重点究竟应该在哪里，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难道我们真是一个愚蠢而盲目的民族，对自己的国家经济利益真正所在如此地长期视若无睹吗？而我们身边那批所谓中國人，那些满口民族主义高调要抵制这个抵制那个的人，他们为什么也对此闭口不谈呢？他们究竟是不是专唱政治高调、并不真的关心国家利益的投机分子呢？当这类所谓爱国者充斥了我们的舆论舞台，还有谁来为中國真正的战略利益而心忧如焚，为中韩贸易逆差这样的真正战略话题而呐喊呢？

　　来源：光明观察

　　作者:吴向宏

　　近年来，每当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时，我们都会义正词严地高调要求日本当局深刻反省历史。言下之意，日本没有反省历史。甚至在中國人眼中，“死不悔改”成了日本人国民性的浓缩概括。一些新闻报道支持了国人的判断，比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战争的教科书版本通过教科书委员会审定，等等。但是，隔着海峡或者在互联网上跳着脚、喷吐沫星子毕竟无助于解决问题，即使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我们也应该努力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们的逻辑究竟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思考，以及和日本人接触交流，笔者发现，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反省在双方的理解中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争得面红耳赤实际上是鸡同鸭讲。

　　认输认错难认罪的日本人

　　在笔者看来，反省可以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是认输，第二是认错，第三是认罪。从这个角度来关照日本，我们会发现，日本人确实是认输了。在武士道伦理中，坦然接受失败是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对于过去那场战争，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更多是输给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而不是中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从准备“玉碎”到一夜之间放下武器。天皇求见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恭敬地说：“将军，对于我国国民在战争中做出的所有政治、军事决定和一切行为，我负完全责任。今天特来叩拜，就是为了将自己交给由阁下代表的联合国审判。”甚至表态：“绞死我也没关系（ｙｏｕｍａｙｈａｎｇｍｅ）。”

　　作为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民族，日本在认错方面更加彻底。即使是我们眼中的少数“极右翼分子”，也认为当年错误的国策给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究竟错在哪里，理解就有很多不同。不乏有人会认为，错在占领中國东北之后，应该巩固成功，而不该急于扩大战线，逼中國全面抗战，陷入被动。

　　而我们的争议实际上集中在日本人有没有认罪，特别是向中國人认罪。以笔者的观察，很多日本人在认罪方面确实不能算彻底。比如“同罪论”思维逻辑，认为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历史。那时候日本并不是亚洲最大的侵略者—英国侵占了印度，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荷兰侵占了印尼，美国侵占了菲律宾，苏联也对中國领土野心勃勃。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单单批评日本？

　　在笔者接触的日本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比较多的。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但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觉得过去的事情何必再苦苦纠缠呢，用中國的话来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罪难度系数

　　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人生来就是带有原罪的，所以要向上帝早请示、晚汇报。上帝是天父，在父亲面前承认错误是用不着不好意思的。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认罪是一件相对轻松甚至畅快的事情。

　　但日本的文化资源中恰恰没有这样的灵魂通道，而且神道教把死视为解脱，可以避免认罪的耻辱感。历史上的日本武士对不起自己的领主，往往只有切腹自杀一个途径。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一个日本外交官因为绯闻暴露，觉得对不起国家，自杀了。我跟日本朋友开玩笑说，你们日本人活得太累了，多大点事呀，在中國写个检讨就得了，大不了受个处分，犯得着自杀吗？所以说，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最重，极为耻辱，因此不会轻易认罪。而从另一方面讲，有一部分日本人，虽然嘴上不像中國人希望的那样认罪，但心理包袱并不轻。

　　中國人理解的认罪和德国人、日本人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國文化很特殊，既没有德国的基督教忏悔文化，也没有日本文化中强烈的耻辱感。与二者迥然相异的是，中國文化中有成王败寇的传统，胜利者一切都是正确的，失败者就要自称“罪臣”。所以，中國人认罪的时候往往不是出于道义原因，而是“求饶”的代名词。比如一个贪官被抓起来，一旦到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的时候就会说，“我有罪，我对不起黨的培养。”这并不代表他突然良心发现，他的潜台词是，放我一条生路吧。

　　在中國人眼中，认罪和低头认输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低头认罪”。中國人在心底往往把认罪看得很轻，不就是认个罪嘛，可以作为权宜之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这种文化里，甲向乙认罪，往往不是在道义上表达愧疚，而是表示臣服；承认“你是老大”，是失败者和下级的义务。网上一些中國愤青也表现出这种思维模式：“小日本不认罪，就狠狠教训他们。”在他们的意识里，只要拳头大，把别人打倒了，对方就认罪了。

　　没有负荆请罪的反省

　　在这种文化差异下，如果要让日本人作出让中國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给中日关系打上绝望的死结，或者为“中日必将一战”的妄言火上浇油。而恰恰是认识这种差异，我们才有可能换位思考，进而相互理解，乃至相互取长补短。

　　在我们把德国视为反省历史的榜样，来教训日本当以史为鉴时，我们其实只是在认罪的层面来强调反省。当日本人困惑，“我们要怎么样表达歉意，中國人才能满意？”中國人所期望的是，日本首相有一天也能像前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下跪。虽然今天的中國人也不会下跪，但在我们的文化中，不会忘记“负荆请罪”的传统，光着膀子绑着荆条去求别人饶恕。这种反省的关键并不是给对方增加福利，而是惩罚自己，甚至自我羞辱，来获得被伤害者的谅解。我们也期望日本人为战争伤害对我们“负荆请罪”。如果日本不能在这一点上“达标”，即使在其他方面表达再多的善意，我们也会“一票否决”。

　　事实上，日本在反省历史方面有一些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日本虽然较少在道义上用自我洗炼式的忏悔来获得灵魂救赎，但在如何避免重走历史道路上，日本式的认真和精致几乎到了极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重人權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

　　笔者见到今天很多文质彬彬的日本人，常会提出一个尖刻的问题：明治维新后普及教育，很多日本士兵都是高中毕业生，应该是文明人，但在那次战争中，在中國的土地上表现得却像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牲。

　　在众多答案中，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的解释令人最受启发。他表示：那时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在骨子里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權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地上凌虐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同时因为缺乏人道主义思想，把人视为工具，当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崇高事业”，他们就会像疯了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更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第二，实现民主和言论、信仰自由，告别極權制度。

　　日本对于那段灾难历史最大的反思，是法西斯势力对民主制度的摧残—一群野心家，以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名义，借助国内矛盾，压制不同的声音。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的的煽动，再也听不到理智的声音，直到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已经穷途末路时，很多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军国主义年代，每个人都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一个听话勤奋的工人或者士兵。信仰自由也被取消，国家操纵人的思想，建立了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国家神道。这样的体制不能容忍任何特立独行者。一位日本同行告诉我，他的哥哥当年是一个大学生，仅仅因为不想参加战争就被投进了监狱。

　　而今天的日本，民主制度已经根深叶茂。笔者前往日本时，恰逢议员选举，投票率高达７０% ～８０%.今天如果哪个日本政治家，号召老百姓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打仗，老百姓光用选票就可以把他轰下台。在言论自由方面，日本可以说走在了世界前列。打开电视，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至于我们认为，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比日本允许右翼分子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喊口号要好，这是因为，日本国内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文艺作品，中國老百姓几乎看不到；而一些极右翼的言行，则被中國媒体不断报道。在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看来，这恰恰是日本对于極權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的地方—固然叫嚣复辟军国主义是遭人唾弃的，但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只要没有付诸暴力行为，即使再不受欢迎的思想也有表达的权利。日本人的信仰也空前丰富，新兴宗教遍地都是。就连被公认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至今还有公开活动。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只要没再抓住破坏公共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信仰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受到日本宪政框架的保护。

　　第三，建立文官政治体系，避免军人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干预。

　　军国主义年代的日本，军人集团操纵垄断了国家政治。根据１８８９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军队虽然名义上直辖于天皇，但实际上没有制约，成为实质上的国家权力中心，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

　　而今天，日本自卫队和国家政治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更不能当议员。当年日本军人是随时准备为天皇牺牲的勇士，今天日本人则更多是把当兵看作一项收入不错的职业而已。日本自卫队的几位直接领导是首相和议员，没有一个是军人。

　　第四，信息公开，使人民有条件接触历史真相。

　　在一个言论观点多元的社会里，无法涂改的历史事实是最后的公正底线。哪怕这些史实会让政府乃至国家很没有面子，也不能向国民隐瞒。日本就出台了一个信息公开法，把历史资料档案全部解密，还把这些资料数字化后放到网上，无偿供所有人查询。

　　对于那一版有强烈争议的教科书，日本政府将其翻译成中文公布在网站上。笔者看后，首先是一种愤怒，想和这些编纂者辩论一下。第二种感觉则是惭愧，中國孩子从小学习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过去，比如纹革，不也是三言两语？比较而言，日本的“右翼历史教科书”比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还要客观一些。

　　第五，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政黨政治，确保宪政体制。

　　战争年代的日本，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高度極權。今天的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判决首相违宪；各州道府县政府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都有活跃的地方议会和很大的立法自主权；包括共產黨在内的在野黨，都在不断为获得执政地位而努力，对执政黨构成有力的制约。虽然这套政治体制是当年日本作为失败者，在美国人的监督下颇有些屈辱地建立起来的，但今天的日本人却发自内心地拥护它。

　　反省虽未终结，军国主义已经走远

　　尽管日本的历史反省并非尽善尽美，但说日本将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却是缺乏根据的。

　　有朋友在网上贴出图片，日本很多孩子都爱戴“神风”、“武运久长”字样的头带，以此说明日本人从小培养孩子当军国主义分子。笔者在日本发现，日本家长让孩子戴这类头带，目的不是为了将来去打仗，而是对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的破釜沉舟的心理暗示。时过境迁，很多事情的含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遗憾的是，在大多数中國人的认知结构中，并没有认识到，不能把年轻人中有一批爱看舰船知识、搜集军刀的军事爱好者就叫做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建立在排斥异见的强力宣传机器和国家暴力基础上的極權体制，涵盖一整套手段从行为和精神上操纵、驱使全体国民，把他们驱赶向疯狂的目标。

　　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则已形成一个坚定的共识：要告别那段罪恶的岁月，必须永远地告别極權社会，决不能以国家意志扭曲、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压制公民言论表达的权利，并且用獨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这种权利，让每一个人可以公开地议论政治，批评政府，辩论公共政策，让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

　　这种反省并不见得完全出于道德觉醒，或者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歉疚，更主要的是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自己带来苦难的教训。与中國人相比，大多数日本人对战争有更加强烈的厌恶，避战争而不及，不仅自己不愿意打仗，连国家牵涉进战争也不愿意，哪怕是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都会有民众跳出来示威抗议。即使是我们眼中的日本极右翼也不愿意打仗，他们的记忆比中國人更加清晰，那就是，用武力和战争来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道理是他们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中國的愤青可以不相信日本人的品德，但没有理由把一个经济和科技如此发达国家的国民都当成是弱智。

　　来源：凤凰周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８期（总第２２３期）

　　作者:郭宇宽

　　美国似乎永远是国际问题的焦点。近来国内媒体又开始流传曾经一度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一说。其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却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推敲。关于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有诸多原因。如果请教法律学者，他们一般会指出法制的因素；如果向政治学者求解，又会得到政治制度方面的答案；如果求教于经济学家，便会觉得经济成长是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美国之崛起，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一论点有失公允客观。

　　一

　　可以说，战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中國。但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１８世纪晚期的美国獨立战争，是美国立国的开始，无疑是美国在当时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同样身为殖民地的众多拉美国家，后来也通过獨立战争先后摆脱了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却始终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可见，战争可以开创一个新国家，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美国，却需要种种其他因素。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美国建国初时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１９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弗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毋庸置疑，领土扩张在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１９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外交手段（１７９４年的美- 英《杰依条约》），出资购买（１８０３年路易斯安娜购买案，１８６７年阿拉斯加购买案），以及战争（１８４６- ４８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等。可见，战争及军事只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１９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１９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国内读大学时，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