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读美国历史，脑海里一直有一团挥之不去的疑云：一场持续了４年付出了６０多万士兵生命的内战，为何没有给美国留下南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战败的南方也未成为北方任意宰割的战利品，战败的南方将士也未打入“另册”，更没有遭受上升到国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视清算。

　　近读有关资料，历久的谜团终于解开。当战争由最初北方的劣势在格兰特将军的统率下转为强势，南方败局已定时，按常理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除了万分高兴地庆祝胜利外，接下来的事应该准备对有功者进行奖赏，对判乱者进行清算定罪了。但有关资料显示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在胜利来临之前，他们不是高兴万分而是忧心忡忡。为何？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来庆祝胜利，而是怎样尽力避免留下战争后遗症。即不要让战后的美国人民生活在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阴影之中，更要紧的是要避免南方陷入永无休止的丛林游击战。美国有幸！几乎在同一时候，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也在痛苦地思考这个问题。放下武器还是继续抵抗？作为一个资深的职业军人，李将军清醒地知道，游击战必然产生暴力，只会在民众之间积累起仇恨和报复，给同胞带来长期的痛苦和牺牲。此时此刻，李将军想到的不是个人得失。作为历史人物，一旦投降，他分裂祖国的罪人身份，将盖棺论定，甚至还会被送上绞刑架。然而李将军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决策：向北方投降。这个决策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历史，让美国人民避免了一场浩劫。

　　在投降书中，格兰特将军给予了南军全体将士不同寻常的尊重：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或佩剑，每个军官和将士都得到一份由格兰特将军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不予追究，不受歧视。这种证明书，签署了近３万份。格兰特将军的承诺，多年来保障了每一名降军军人个人和家庭的安全和尊严，无论士兵或军官在战争后都没有被逮捕或坐牢，也没有遭受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他们都重新获得了一个普通平民安宁和平静生活的权力！

　　一场历时４年的战争，就这样平息了——干净利落地平息了。胜利者固然值得赞扬，失败者同样令人敬佩。胜者应当名垂青史，败者也无愧后人。因为他们都在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一个让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决定。在为国家和民众着想这一点上，胜者和败者都自觉地服膺于国家大义，摒弃了个人的私心杂念、荣辱得失，升华到了“道德境界”。这就是林肯为什么能在美国历史上唯一能和华盛顿比肩的原因！也因为凭借这样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格兰特将军后来成为了美国第１８任总统。

　　诚然，一个人伟大不伟大，不单单是以其文治武功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其人应该具有悲天悯人、心念苍生的博大胸襟。在他们身上宽容多于权谋，正直压倒权术，平等、分享超过宰割一切的权欲。真正的伟大人物，心中只有国家和民众的福祉，而不是“胜者王败者寇”，高高在上，唯我独尊……

　　历史远去，伟人已逝。但大洋彼岸的那一幕，不应该被人淡忘。辉煌的一页，不只是美国人的财富，它也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提供了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

　　作者:周彪

　　朝鲜１０月３日发表声明宣布将进行核试验。１０月６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主席声明，要求朝鲜取消核试验，立即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并警告朝鲜如果无视国际社会劝阻坚持核试验，安理会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國、韩国、美国、日本等国纷纷表态，坚决反对朝鲜的这一做法。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中國政府同时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但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１０月９日悍然实施了核试验……朝中社报道说，这次核试验是“百分之百”依靠自己的技术进行的。报道称，这次核试验是“安全、成功的”，核试验过程中没有发生像核辐射泄漏这样的危险。朝方没有公布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爆炸当量。

　　虽然朝鲜没有公布核试验的具体地点和相关数据，但韩国国家情报院在当天向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称，朝鲜核试验地点为咸镜北道吉州郡丰溪里以东３０公里的一座３６０米高的山底。韩国地质资源研究院当天上午１０时３５分监测到朝鲜咸镜北道地区有里氏３. ５８级至３. ７级的震波。韩国方面估计朝鲜核试验的爆炸当量约为５５０吨ＴＮＴ. 澳大利亚地质部门认为，朝鲜核试验的爆炸当量为１０００吨ＴＮＴ. 美国方面认为此次爆炸当量相当于几百吨ＴＮＴ.

　　笔者在此先提示大家注意下面几点：

　　俄罗斯方面在朝鲜核试验之前比较准确地披露了核试验具体地点，俄方判断，如果试验真的发生，试验可能在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吉州郡距地下一英里的一个水平坑道内进行。俄军事专家披露称，这一核武器的当量与美军二战期间空投至长崎的核弹的当量一样，为２００００吨当量。核弹的长度为３米，重量为４吨。由于核弹的重量过重，它将无法装备在朝鲜目前所拥有的各型导弹上，但如果它在距地面上空爆炸，它将摧毁五平方英里内的所有东西（笔者按：按俄方的观点打个通俗比方就是朝鲜计划在地下核试验中爆炸的核武器如果用于攻击像首尔或东京这样的城市将会致２０万人丧生，笔者判断这个当量显然高估了，朝鲜的核能力远没有达到发展军事武器的水平，因此目前还无法对地区安全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

　　朝鲜的核试验速度确实有点惊人。朝鲜１０月３日发表声明，１０月７日再次呼吁美国撤出驻韩美军。朝中社援引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一份声明称：“驻韩美军目前的‘重组’是美国兵力集结的一部分，是对朝鲜发动侵略的前奏。”１０月９日上午就突然实施了核试验。

　　朝鲜在试炸的２０分钟前通报中國，中國立即通过外交渠道通知韩国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虽然中國外交部没有证实上述消息，但笔者从被通知国家的反馈来判断，朝鲜通报可信。而注意朝鲜在上次试射导弹前通报了俄罗斯，但却没有通报中國。

　　朝鲜核试验完成后，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来完成核弹头与运载工具匹配的工作，即使完成了这样的工作朝鲜的导弹能否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袭击美国的本土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可以说朝鲜的核武器对于美国本土的威胁几乎没有。

　　实际上本次朝核危机凸显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以来相关国家在中國的斡旋下，进行过五轮艰难的六方会谈，但朝鲜终于还是走到核试炸这一步。有观点认为似乎中國传统上对朝鲜苦口婆心、循循劝导的方式已证明不起作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國一直对朝鲜有幻想，现在中國不得不认真思考金正日政府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性质的政府，金正日统治下的朝鲜是个怎么样性质的朝鲜。”朝鲜核试炸的危险信号是在于朝鲜表明了其走极端主义路线的决心。

　　但笔者认为：

　　持此类观点是肤浅和短视甚至错误的，金正日和他的智囊仍然是比较清醒的，核试炸此举绝非“脑死亡”或“疯狂”之举，朝鲜以核试炸来挑战美国日本主导的制裁压力（包括金融封锁等），以拥有核武的既成事实来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打得是比较高明和果断强硬的军事政治牌，所以可称为核试“诈”也绝不能称为核极端。朝鲜核危机表面上是朝鲜向美国示威，其实金正日的本意是在某种程度上要向外界表明，朝鲜的外交政策与中國无关。

　　朝核危机的演变暴露出的问题是，中國对朝政策是需要检讨的，但这个问题不是出在本届政府。回顾中朝关系，两国关系走到今天这般不冷不热，貌合神离，朝鲜有不是，中國也有责任。虽然中國是朝鲜的主要援助国，也是朝鲜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因素，在经济上濒临破产状态的朝鲜长年依靠中國的能源与粮食援助而屹立不倒，但中國与朝鲜协调行动的一致性或称默契性远远不够，“小弟”可以出问题但“大哥”必须时刻反思和修正，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对朝鲜输血而没有帮他建立有效的造血机制？为什么朝鲜会闭关锁国沦落到孤独抗争？为什么朝鲜没有有效地接受中國的政策主导等等……中國认真反思过吗？中國需要全球化的战略角逐视野，而不是地区性的被动偏安保守，这些方面建议中國精英们多研究反思一下朝鲜战争后美国对日本的扶持，以及今天美国对日本形成的有效战略牵制和高度协同（笔者按：需要大加肯定的是，中國与韩国这些年来在某些方面做到了有效的沟通和协同，但中國永远不要忽略了整个朝鲜半岛的民族心理，也必须在美日韩之间打牢这个楔子，最终达到将美国逐出朝鲜半岛）。

　　朝鲜的脚已经迈进了核国家的门槛，朝鲜成为核国家将不可逆转，朝鲜獨立拥有核武对中國而言战略意义非凡，至于担心东北亚其他国家韩国尤其日本在骨牌效应下，纷纷发展核武器那更是杞人忧天，只要他们仍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美国是绝对不会松开紧箍咒，反而会在朝鲜核武突破口下，更加严厉管制。安倍朝鲜核试验当日即向卢武铉保证日本将继续遵守核武禁令正因为他“心知肚明”。

　　而且朝鲜的目前核能力远没有达到发展军事武器的水平，因此目前还无法对地区安全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仍属可控制区间。朝鲜獨立研发拥有核武利大于弊，中國有什么需要“尴尬”的？这么快就打破了美国的核封锁，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震慑日美同盟，这恰恰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像伊朗，美国２７年没理它，一触及核武研发美国就开始神经高度紧张“重点”对付一样，朝鲜核危机持续如此长时间，笔者没有看到美国的立场有任何实质性松动，在朝鲜导弹试射之后美国非但没有让步还作出了制裁决定，同时，日本积极协同默契配合也针对朝鲜不断作出新制裁。美国始终都是清醒地，中國还糊涂什么？

　　正如笔者在“破解美国──亚洲十字军与征服中國梦”长文中阐述的，美国的战略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通过全球化的战略把中俄彻底瓦解，把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可能和它争夺领导权的潜在国家，一个一个瓦解。但是美国也的确认真总结了以往所有大帝国灭亡的教训，尤其面对中俄这两个核大国，这游戏的确不好玩。难道美国就不玩了吗？没有！美国仍在积极推进这个战略，它现在不是要占领中俄，而是多手段并用的瓦解，分裂中俄成无数个小国家，从地理实质上使中俄永不翻身，从前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美国已经做的非常成功了……远得不说了，看看车臣问题和最近的格鲁吉亚风波，无处不闪现着美国进攻的魔爪和阴影。对中國美国尚难有效得手的一个原因是中國的民族结构和前苏联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深层次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放到后文中详加阐述。

　　所以面对美国的一极独大，核武是最好的防身盾牌和对抗筹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正是因此而遭美国痛下快下杀手，这个简单道理伊朗内贾德和朝鲜金正日都不含糊，难道中國反而要被美国倡导“青睐”的核不扩散策略迷惑吗？

　　笔者尤为感到可悲的居然有所谓的“中國专家”极力建议中國修订中朝之间的友好互助条约，解除两国的安全条款，卸下对朝鲜的军事义务，以避免被动地卷入与其他国家的对抗环境中；还有主张对朝鲜作出严厉的制裁，甚至还有希望支持美国颠覆朝鲜，跟着美国骂朝鲜是“无赖国家”者，这无疑是对中國不利的……笔者鄙视这些所谓的论调，他们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下毒者，因为各个击破，扫清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这些中俄最后的外围孤点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只不过伊朗和朝鲜触核而首当其冲而已。半个多世纪来来，朝鲜一直是中美的缓冲带，就中國全球战略安全而言，朝鲜和台湾一样重要。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具有联动效应，如果朝鲜有一天被美国颠覆了，台湾又会怎么样？正在与美国较劲的缅甸还会依赖中國吗？所有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会怎样反向看待中國？

　　中國绝不能参与任何制裁朝鲜的行为，否则必将搞乱六方会谈框架和陷于被动，绝对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在目前朝鲜核危机形势下，中國要清醒认识到自己只是“调停人”，在谈判桌两侧面对面坐着的才是冤家主角：美国和朝鲜（笔者欣慰地看到：中國政府在本次朝鲜核试验之前已明确提出了建议朝美单独对话磋商）。中國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让美日两国“坐山观虎斗”。不管朝鲜国内政策如何，也不管它是否继续搞核武，在朝鲜与美国的争执中，不管喜欢不喜欢，中國都不能以中立者自居，而必须站在朝鲜一边。当然，策略和形式可以多项而不是单项选择，我们还要耐心地引导朝鲜进行改革，并给予积极有效的支持，和韩国一起协调合作恢复其“造血”功能。这不仅仅是为了“鲜血凝成的友谊”，而是为了中國的国家战略利益和东亚永久的和平。

　　东亚地缘政治的格局就是这样明摆着，美国打压朝鲜，既是要找机会拔点，也是对中國战略决心的试探，更是对着中國的一记勾拳。所以中國精英们要充满信心地沉着迎战，决不给美国任何可钻空子，何况目前形势演变表面虽趋复杂但趋势对中國绝对有利。（本文为“破解美国──亚洲十字军与征服中國梦”系列长篇之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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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 １０. １１日发表

　　作者:微弱的火炬

　　今年９月９日，是毛澤東逝世的３０周年。在素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传统的中國，毛澤東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黨的前领袖，毛澤東思想的创立者，在他的３０周年忌日，人们满以为今年照例会有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的。未曾想９月９日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官方并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９月９日的《人民日报》，只在第二版上登载了两条很不起眼的有关消息。一条是《千万青少年网上纪念毛澤東》，另一条是《毛澤東文物馆正式动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则干脆只字未提。倒是毛澤東的几位后人，在这３０周年前夕，有的发表谈话，有的出书，有的办展览，为之造势，召唤着记忆中的辉煌。这种情形，与过去相比，特别是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令人顿生天上人间之慨。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因病在北京去世，举国震惊。在此之前，毛澤東在１０亿中國人的心目中的标准形象，始终是红光满面，神采弈弈，十分健康，万寿无疆的，是一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澤東只会与天地同在，不可能与死亡结伴。不过，９月９日的讣告尽管大出意外，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人们最终还是相信毛澤東确实是离开了人世。因为广播里反复在播送这条消息，不像是坏人造谣。谁敢造这样的谣呢？谁能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造这样的谣呢？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造这样的谣是非杀头不可的。

　　毛澤東在世的时候，很多中國人，甚至有些外国人都把他视为神人。那时候，每一个中國人的家庭，都在过去供奉“天地君亲师神位”的地方，张挂着毛澤東的画像；每一个中國家庭，最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所有的中國人每天都学习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的话语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最高指示”，并且规定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最高指示”的威力不亚于古代的圣旨；在纹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每天都要在毛澤東的画像前毕恭毕敬地“早请示，晚汇报”；不管做什么事情，哪怕是学生上课，病人就诊，农民下地，战士出操，都必须先念完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说；广播里每天都要多次播放歌颂他的《东方红》乐曲；毛澤東的话语在所有的印刷品中全部用黑体字排印；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毛澤東思想宣传队”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全国所有的单位都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林彪死后，有人讥讽他“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其实，这也是对当时大多数中國人的写照。纹革期间一些被迫自杀者，在其遗书中甚至都不忘写上“永远忠于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那样的字句。毛澤東的影子就像空气一样笼罩着每一个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中國人对他的崇拜，到了无以覆加的程度。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毛澤東的地位，远远高于基督耶苏和佛祖如来。毛澤東是一个神乎其神的神人。

　　毛澤東之所以被很多人当作神人，一是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二是长期以来，中國所有的宣传机器，无一例外地竭力宣扬毛澤東有着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反复地、持续不断地在把他神化。在这样的气候中，凡夫俗子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他视若神明，对他顶礼膜拜了。毛澤東当然可以制止这种不科学、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宣传，但他没有制止，他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澤東的被神化，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提到，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澤東是被一步步神化起来的。在神化毛澤東的过程中，刘少奇和林彪起了关键性的作用。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个《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成立政治局和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也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澤東为政治局主席（此前由张闻天负总责）和书记处主席（此前博古为總書記）。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澤東、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当时黨内的“二把手”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书记处会议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从此，中央的重要决策和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开了由毛澤東个人说了算的先河。中央决议的生杀予夺，完全操于毛澤東一人之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澤東选集》第五卷上得到印证。《毛澤東选集》第五卷上收入了他１９５３年的两个批示，一个是：“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另一个是：“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在黨章之外，还有一个比黨章更管用的“纪律”，这个纪律，恐怕就是那个“最后决定之权”吧。除此之外，１９４５年刘少奇在“七大”上作关于修改黨章的报告时，把革命的成果全部归之于毛澤東，把工作中的失误和过错全部归之于他人。把毛澤東说成是黨的化身，真理的化身。给毛澤東的个人崇拜抹上了理论色彩，同时也给毛澤東的个人崇拜开辟了道路。纹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宣布毛澤東说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说：“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以副统帅的身份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的话，很快就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成为政客们和明哲保身者的行为模式。在这个情况下，《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澤東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也应运而生，堂而皇之地同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林彪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毛澤東个人崇拜的狂潮，进一步把毛澤東推上了高高的神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澤東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者刘少奇和林彪，最终却是因“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而遭受厄运的。

　　毛澤東去世以后，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澤東》和各种各样的毛澤東传记陆续出版，逐渐掀开了笼罩着毛澤東的神秘面纱，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走不出生老病死铁律的凡身肉胎的毛澤東。这些著作告诉我们，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烟瘾很大，喜欢吃辣椒、吃红烧肉，喜欢跳舞。他像一般的男人那样，对女人同样有兴趣。他娶过四个老婆，生过十多个孩子。他一直保留着湖南农民的生活习惯：睡硬板床，不用抽水马桶，喝完茶连茶叶一起吃掉。毛澤東幽默风趣，城府很深，生活随便，甚至不那么讲究卫生，他的许多逸闻趣事，可圈可点。

　　毛澤東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１８岁到长沙，２０岁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１９１８年师范毕业后，经杨济昌介绍，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在北京，他初识陈独秀，并接触到馬列主義。１９２０年，他回到长沙，成立共產主义小组，翌年，成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其时，毛澤東２８岁。十年后，毛澤東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过了三年，成为１１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员。１９３５年，毛澤東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之一（另二人是周恩来、王稼祥）。在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推举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澤東成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领导人，直到去世。

　　毛澤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长沙读书期间，他就常到省立图书馆读书。历代古籍和时新报刊，他都很有兴趣，认真阅读。他既佩服朱熹、王阳明，也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他的文章和讲话，引经据典，处处闪耀着儒家文化的光芒。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则可以看到胡适和陈独秀早期著作的痕迹。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史》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两部书他反复读过多次。这两部书，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还经常翻阅并作了大量的批注。他为什么对这两部书情有独锺？他在这两部书中发现了什么，领悟了什么？当然无法臆断。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书让毛澤東知道了中國历代帝王的权位，除了继承祖业者外，无不是通过武力、权术与机巧取得的；知道了帝王的权位，随时都存在着被人争夺的危险；知道了斗争充满着整个社会，贯穿着全部历史；知道了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知道了武装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价值；知道了王朝兴衰更替的多样性和戏剧性。也许，正是这两部书孕育了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孕育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斗争策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二十四字箴言，就是他在长沙读书时写下的。毛澤東的斗争哲学，在这二十四字箴言中已经初见端倪。天指的是什么？是天气？天象？天意？天命？地指的是什么？是地形？地貌？地理？地脉？人指的是什么？是人的肉体还是人的思想意识？是所有的人还是特定的人？是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是古人还是今人？《周易》中称天、地、人为三才，三才之道叫做天道、地道、人道。道家则把宇宙分为三界：天界、地界、人界。二十四字箴言中的天、地、人，是指天道、地道、人道抑或天界、地界、人界？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你愿意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理解，可能全对，也可能全错。其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知道。毛澤東生前很喜欢“三李”的诗，这２４字箴言的隐晦与含蓄，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澤東从一个儒家学说的信徒转变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个转变对他来说，是轻松愉快的，他没有经受脱胎换骨的痛苦。毛澤東是在２９岁以后才开始自学英语的，在此之前，他不懂外语，也没有出过国门。那时的中國，馬列主義著作的中译本是十分稀少的。毛澤東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里，成为一个坚定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并且，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圣殿里，比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多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等人更权威、更有话语权，实在是一个奇迹。１９７５年他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我黨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可见，在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解和领悟上，毛澤東与黨内的其他同行有着很大的差异。毛澤東曾经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馬克思列寧主义。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实际上，列寧去世以后，一直在指导中國共產黨的，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共產国际。而斯大林推行的只能叫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与馬克思列寧主义是不能画等号的，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斯大林主义最显著的标志，是以托洛斯基为最主要的敌人。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托洛斯基其实是列寧的真正战友和传人，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和指挥者，十月革命的炮声，就是他打响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斯大林主义是假馬克思主义，假社會主義。吴南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极端的个人专权、拒绝社会和諧发展于一身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社會主義的理想依然是俄罗斯人民、东欧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斯大林主义则将是一去不复还的。

　　毛澤東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做过农村调查，搞过农民運动，开过农民運动讲习所，对中國农村，对中國农民十分了解和熟悉。正因为如此，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理论，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澤東堪称獨立思考者的典范，是一个彻底的“反对本本主义”者。纵观他的一生，他从来没有无条件地遵照过任何的权威教条，包括马、恩、列、斯的教条，也没有无条件地服从过上级的指令，包括仲共中央和共產国际的指令。他认为对的，就执行，他认为不对的，就不执行。他曾公开批评过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评张国焘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职位都比他高，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毛澤東的领导。毛澤東的文章和谈话，很少引用马、恩、列、斯的话语，而儒家著作中的成语和典故，他却常常脱口而出，诙谐风趣，妙语连珠。这也说明他对中國古籍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熟悉程度。不墨守成规，既是毛澤東的秉性，也是他具有非凡的军事胆略和政治魄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的表现。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國共產黨的领袖和新中國的缔造者，正在于此。

　　毛澤東是一个理论大师，任何问题，不论巨细繁简，他都能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根据其理论作出全新的结论。他的这一才能，常常使得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澤東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只要他认准了目标，他就毫不动摇地、坚定不移地以至不惜代价地向目标迈进，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的前进。当了他几十年卫士长的李银桥说：“毛澤東一旦把谁确定为对立面，那就非征服打倒不可”。

　　毛澤東是一个风云人物，是一个历史巨人。他改变了中國，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尽管数以百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亲友，在“階級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生活得很不开心，但更多的人从内心深处对他感恩戴德。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通知，除天安門城楼外，所有的公共场所不再悬挂毛澤東的画像，我的一位有几十年黨龄、在县委担任过多年部长的朋友对我说：“毛主席是我的恩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國，就没有我今天的地位和待遇。他老人家的像我是要挂的，我不在公开场所挂，在自己家里挂总可以吧。”我说，当然可以，你有这个权利。不过，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共產黨就没有新中國。不能认为毛澤東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去世了，但共產黨不会去世，共產黨还将继续发展和壮大，人民的生活还会越来越好。

　　毛澤東是一个以天下为家的人，他没有巨额存款，没有建造私宅，甚至没有享受应有的天伦之乐。他在临终之前，没有一个儿女在身边。陪伴他的，是女秘书张玉凤。他的妻子江青，只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受组织安排，在他的病榻旁轮流值勤。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死亡的问题，以至去世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毛澤東推行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模仿苏联，大部分照抄照搬；后期则是走自己的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采。他满怀信心地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从而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闹出了诸如土高炉炼钢、亩产稻谷十多万斤的笑话。但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毕竟是现实。不切实际的理想只能是幻想，而幻想必然会被现实所粉碎。

　　毛澤東的历史功绩，在中國家喻户晓，记载和歌颂他的功绩的报刊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毛澤東同时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他的观点，他的主张，他的做法，不可能永远正确，他说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澤東的全部理论和作为，有正确的，有不那么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毛澤東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就说过：“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黨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鄧小平也说：“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澤東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毛澤東的历史局限性日益显露了出来。

　　我们不妨看看毛澤東的部分主张和观点。

　　“階級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以階級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階級斗争，一抓就灵”；

　　“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人民公社好”；

　　“要斗私批修”；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纹化大革命这是第一次，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你办事，我放心”；

　　“照过去的方针办”；

　　……

　　只要不否认我国当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不否认实行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企业改制、土地承包、一国两制、计划生育、以法治国、建设和諧社会等一系列政策是顺应民心、与时俱进的正确决策，不否认以上政策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不否认中國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上政策的成果，不否认《关于建国以来黨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伟大意义，就不能不承认上述的毛澤東的那些观点和主张只能是当时的权宜之计，现在则已经完全过时，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了。在当前的形势下，继续把毛澤東的片言只语奉为圭臬，就是向“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回归，就是向“两个凡是”的回归，就是开历史倒车。并且，继续把毛澤東的片言只语奉为圭臬，还可能对当前政策产生误读和误解，甚至导致对当前政策的歪曲和否定。一个理论，一个主张，正确不正确，是不是真理，不决定于它出自什么人之口，而是决定于它经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个凡是”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毛澤東的所有观点和主张，不顾时间、地点的变化，统统给予高度评价，全部予以接受和实行。这种做法，看起来好象是对毛澤東的忠诚，殊不知这恰恰是犯了毛澤東历来反对的“本本主义”的毛病。“本本主义”给中國的革命和建设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应该再犯这样的毛病。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待毛澤東的观点和主张。科学无禁区。把对有关毛澤東的评议列为禁区不是科学的态度。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毛澤東的一生，有很多战友，也有许多敌人。战友们爱戴他，歌颂他；敌人仇视他，丑化他。歌颂他的，掩盖不了他固有的瑕疵；丑化他的，抹杀不了他应有的光辉。冤案终究会大白，谎言迟早会揭穿。任何人的千秋功罪，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哪几个人说了算的，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一切歪曲历史的企图最终都将是徒劳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澤東主政时期，就发生过胡风冤案、彭德怀冤案、刘少奇冤案、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纹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这一系列的失误，给中國的革命、给中國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些失误，是与毛澤東个人的主观认识分不开的，毛澤東本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有清醒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改正。这些失误，只能由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为之纠正。

　　其实，今年官方没有举办毛澤東逝世３０周年纪念活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毛澤東时代是一个历史时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國相继进入了鄧小平时代，江澤民时代，胡錦濤时代。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歇，中國还将进入更新、更好的时代。毛澤東随着呼吸的停止，自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几十年以后他逐步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应该是自然的现象。

　　个人迷信之所以在中國曾经如此狂热，是与长期以来个人迷信的宣传和人们积重难返的皇帝情结分不开的。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权力崇拜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中國，几千年来，权力决定一切。国家的存亡兴衰，个人的生死荣辱，甚至道德理念的抑扬进退，无不如此。在中國，几千年来，小至求生存、求温饱，大至求荣华、求富贵，无不需要依赖权力，借重权力。权力无时无地不在展示它神奇的力量。在这种“传统”的行为模式的浸染下，人们崇拜权力，也就顺理成章了。刘少奇、林彪当年不遗余力地吹捧毛澤東，很难说其潜意识中没有包含这样一种成分。

　　中國的发展与壮大，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学习前人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有用的、有益的、先进的东西。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果断地抛弃过时的、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不合理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否则，我们就只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永远站不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发展成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以至于可以在世界上横行，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人不迷信、不盲从，不守旧，不断地推陈出新。一百多年来，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科学奖，每一届都少不了美国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对于毛澤東，我们不应该只说他的英明、伟大、正确，也不应该只说他的错误、缺点。在感情上，要避免一边倒，在认识上，要避免绝对化。对于毛澤東，我们不但要从仰视的角度，还要从平视和俯视的角度去观察，去注视。不要对毛澤東作出简单的判断。爱尔维修说：“一个虚妄的判断，不是出于情感，就是出于无知。”毛澤東主张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毛澤東是对的。

　　中國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國的实力越来越强，中國的人民越来越富裕。中國当前的繁荣昌盛是毛澤東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今天的社會主義与毛澤東时代的社會主義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说毛澤東时代的社會主義是英雄史诗式的社會主義，是以富有为耻辱的社會主義的话，那么今天的社會主義则是有着和諧色彩的社會主義，是以富裕为光荣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是欣慰？是迷惘？

　　我们应该拨开历史的迷雾，穿透人造的光环，走出盲目的阴影，客观、实在地看待毛澤東，评价毛澤東。让毛澤東的思想遗产在中國的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资料来源：

　　《毛澤東选集》

　　《毛澤東诗词》

　　《毛澤東评点二十四史》

　　《毛澤東自传》

　　《刘少奇传》

　　《鄧小平文选》

　　《陈云文选》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

　　刘少奇：《论黨》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黨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國共產黨历史大事记》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澤東》

　　金冲及：《毛澤東传》

　　电子邮箱ｚｏｌｏｔａｎｇ＠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汤守道

　　新中國建立时，那时候我们叫农民是“农民伯伯”，叫工人是“工人叔叔”。到后来，辈分降低了一点，农民成了“农民老大哥”，工人成了“工人兄弟”。到今天，再降低一个档次，提起农民，我们就联想到城市里那些蜂拥入城的农民工；提到工人，则想到“下岗”这些字眼。

　　我不否认，现在谁有钱谁就是爷，而囊中羞涩的农民，他们只配成为社会的配角。但是，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受到尊重的权利，他们的子女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我的老家在西安郊区农村，那块贫困闭塞的小地方现在还生活着我的许多族人。我的堂弟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他一年到头种地下来，刨去用机械翻地、籽种、化肥、浇水费用，收割费用，农业税等等，秋后算账，反而赔了。农民算账，往往还不算自己付出劳动力，如果再加上这个，那赔得当更惨一些。

　　堂弟算了一通，最后说，这地是不能种了。

　　那么出门到西安城里当泥瓦匠，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运气好，辛苦钱全都能拿到手，一年下来可以挣到２０００元。如果遇到老板赖帐，那情形就像今年春节前的那种讨工钱的情形一样。

　　最叫我愤慨的是这样一件事。村上和乡上，将各种名目繁多的钱都收过了，最后还不满足，于是又想出个新招。他们挨家挨户地丈量每户人家的庄子，发现门前多打出了一堵墙，然后就开始罚款。我的堂弟家一贫如洗，无钱可罚，于是就拉走了屋里仅有的几口袋粮食。堂弟打来电话，向我哭诉。我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而已。据说后来这事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农民们呐喊着把这伙人赶出了村子。

　　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县委副书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说现在小的乡镇，要养活２００多干部，大的乡镇，干部则多达６００之多。这些人的工资县财政根本拿不出，于是只好乡镇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位副书记还说，乡镇干部的消肿问题不解决，所谓的税费改革，所谓的减轻农民负担，都是一句空话。乡镇干部的工资找谁要去，羊毛出在羊身上，归根结底，还得从农民身上想办法。

　　改革开放给中國农民带来了两件实惠，一是土地承包到户，二是农业人口可以流动到城里打工。现在，我们期待着决策部门能对所谓的“三农问题”再有新的决策。

　　中國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类群体。他们像羊一样温顺，像牛一样勤劳。过去的封建社会将地方官员叫“某某牧”，意思说他们是放牧者。但即便如此，为官一任，富民一方，这些放牧者也懂得让牛羊吃饱肚子的道理。

　　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农民。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进城的时间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有的如今还在城外。中國是一个农耕文化的国家，我们应当永远用敬畏的口吻谈论我们的土地，我们应当将那些家园的固守者视作我们最亲的兄弟。

　　作者:高建群

　　人类的历史是科学战胜疾病的历史，也是人權平等与歧视偏见做斗争的历史。

　　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历史上人类为保护自身健康，在遭受病魔侵害里，常常受宗教或迷信观念的支配，将疾病视为上天的惩罚，或躲避、驱赶，或关押乃至大批残杀和消灭那些被认为患了传染性疾病或瘟疫的个人、家庭、社群部落甚至整个人种。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曾不断发生。

　　残害、驱逐或寻找替罪羊

　　中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瘟疫大流行，其中以１４世纪的黑死病最为严重，它夺去了欧洲大陆上１/ ４的人（约２５００万人）的生命，导致社会瘫痪。由于当时无法诊断出病因，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最后把狂疑的目光投射到犹太人身上。１３４７—１３４８年，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殺，将他们成批地烧死驱逐到欧洲东部。

　　麻风病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早在公元前１４世纪，非洲就已经存在这种疾病。由于它能够造成可怕的畸形和残废，如兔眼、失明、面瘫、鞍鼻、爪形指趾、垂足、经久不愈的溃疡、骨缺失甚至肢体缺失，因此长久以来一直令人谈之色变。公元６—７世纪，欧洲发现了麻风病。１２世纪，由于十字军东征，些病被携带蔓延到世界各地。１３世纪，麻风病的蔓延达到最高峰。出于对麻风病的恐惧，人们用船把麻风病人大批运到海上，再投入大海溺死，或者放逐到荒郊野外无人居住的山谷。麻风病人被当做死人看待，据说隔离前还要举行送葬仪式，隔离后限制其外出，结果外出，须边走边摇铃或打板儿，以示意他人及时躲避。希伯来人把麻风病称为“杂拉斯”，意为“灵魂不洁和不可接触”，是由于人们触犯了上帝而遭受的惩罚，麻风病人也因此成为受人歧视的罪人。这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旦被诊断出忠了麻风病，就等于宣判了死刑。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麻风病人被集中关押治疗的方法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后遗症。在远离主流社会，物质和精神交流方面都被孤立、冷落和抛弃的“麻风村”中，人的生存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尽管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但一个人一旦被烙上麻风病的印记，被送进“麻风村”，那么即使被治愈并恢复健康，通常也很难再回到主流社会中去，连他们身体健康的子女也被烙上“麻风后代”的印记。如今，“麻风村”制造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權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深刻反思。事实上，当医学证明麻风病的传染并不像人们刚开始认为的那样可怕时，后来的治疗实际上就已经取消了集中关押的方式。在有些地区，就是由医生秘密上门为麻风病人治疗。实践证明，采取保密原则上门治疗的方法同样可以有效控制麻风病的传播。

　　又如天花，中医叫痘疮，３０００年前人类就有这种恶性传染病，古代中國、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１６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它带到了美洲大陆。１７—１８世纪，天花在西半球肆虐。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天花曾至少造成１亿人死亡、２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在中國的清王朝，天花这种疾病如同幽灵般挥之不去。顺治、同治皇帝直接死于天花，康熙和咸丰皇帝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中逃脱，脸上却留下了永久的麻子。出于对天花的畏惧，清朝统治者规定一旦疫情发生，必须立即将疫区封锁，已经出痘的人严禁出走，没出过痘的人一律迁往偏远地区隔离；对那些不及时报告疫情或擅自掩埋天花死者的人，官府要追究责任，甚至以死罪论；凡是民间出痘者，立即迁出城外４０里进行隔离。甚至一些偶尔患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的病人，也被统统迁出城外。

　　羞耻之症

　　然而，最令人恐惧的疾病还是那些被认为不仅让人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尊严的疾病。

　　１５世纪末，一种新的疾病开始流行，据传１６世纪初有约１/ ３的巴黎市民被传染上。英国人称其为“法国花柳病”，巴黎人称其为“那不勒斯病”，所有的人都不承认自己与这种极不“体面”的病有联系，并且忙不迭地把责任推向某个敌视的异邦。直到１８世纪末，神经质正式名称“梅毒”才被人们广泛接受。

　　梅毒不仅被看做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波德菜尔曾经写道：“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梅毒成为一种道德腐化的隐喻。在２０世纪初期的反犹主义言论中，这更成了一个常用的比喻。

　　其实，就这种病的性质而言，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的大敌是其隐秘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卖淫和性病是被禁止的，官方不承认其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性病患者大量增加，在医学界、知识界和政界开明人士的合力推动下，掩盖这个话题的社会禁忌才最终被消除，并且允许个人可以匿名接受治疗。由此，梅毒病人终于由一个“罪人”转变为“不幸的人”。

　　相对而言，有的疾病就“幸运”得多。几个世纪以来，结核病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在文艺作品中，结核病崇高、平静、美丽的死与癌症病人卑贱、痛苦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们相信疾病与道德人格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艾滋病在旧金山等地爆发，被称为“男同性恋病”，矛头直指被感染者的性道德取向。公共道德卫士们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降临于西文同性恋者头上的天谴，而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它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终身为贱民的新阶段。”

　　由此，疾病成为一种道德隐喻，一种政治手段或階級、种族压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成型。

　　破解“疾病的隐喻”

　　隔离、歧视、驱逐，几乎是人类历史上对待无法治愈的“恶魔般的疾病”的惟一方式。因此，当艾滋病开始流行时，几乎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用对待麻风病患者的方法来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居住在类似集中营的住所中。感染者被允许短期访问家庭、购买日用品或者从事某些其他活动，但这些活动要在管理人员的监视下进行。开始，这种做法确实使古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是相当有限的，维持的时间也十分短暂。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外来旅游者的不断增多，古巴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继续增加。与此同时，古巴出现的经济危机，又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恶劣的集中营式居住条件和对失去自由的生活的不满，使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逃离那里。这些情况迫使古巴政府逐渐改变了隔离政策。

　　乙肝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之一，全球约有３. ５他人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其中中國的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有约１. ２亿，慢性乙肝病人约三千万。说到乙肝，许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乙肝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人们对乙肝的恐惧，使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患者面临着人托、入学、就业、婚姻等诸多困难，丧失了平等的考试、求学、就业机会。２００３年被称做“中國乙肝病毒携带者反歧视年”。这年１月，浙江大学农学系毕业生周一超因查出“乙肝小三阳”而被列为公务员体检不合格者，他愤然行凶，致使人事局干部一死一伤；１１月，张先著也因被检测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不符合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而未被录用。他愤然状告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乙肝歧视第一案。”

　　错误的历史不应该成为榜样！也没有人能够再对疾病歧视问题视而不见！诚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作者:白路

　　礼仪之邦缺礼仪

　　老外到了中國，从机场出来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告诉你，两个字：混乱。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老外搞不明白为什么一路上有那么多的车要插到他们的前面来，也困惑他自已乘的那辆车的司机又为什么死活不让对方进来。

　　中國马路的生存逻辑是，机动车比人牛，宝马最牛。加上红绿灯对非机动车和行人而言基本上只起装饰作用，这使老外立即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过马路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观看第一次到中國的老外过马路真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那是一家四口，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上，交通灯变绿开始过马路，老外发现右转的机动车不像自己国家那样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赶忙后退却差点又被一辆高速行使的自行车撞倒。大小老外觉得极不安全，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不得已又退了回去。

　　第二次尝试时老外改变了策略。父亲领头，母亲殿后，四人手拉手，一步一回头，其滑稽、其可爱、其无奈，请原谅我的语言能力实在无法描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词——汪洋中一条船。这么说吧，从一个老外穿中國马路的熟练程度，我能准确地判断他在中國生活的时间。

　　如果说马路上乱点老外还能一笑了之，那么另外一场混乱则结实地把我的一个朋友吓了一大跳。这位仁兄惊讶于上海公交巴士的漂亮，里面还有无线数字电视节目。那天他到终点站人民广场，公交车刚刚停稳，乘客正在下车，突然从前后门冲进来两股人，气势如蛟龙入水。“我当时真的吓坏了”他事后告诉我，“我以为他们是上来打架的。”当他最终意识到这些中國人的目标是座位而不是他时，这才发现出了一身汗。

　　他向我述时，我也出了一身汗。

　　到处都要讨价还价

　　你可能不知道，绝大多数老外在家里难得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就是小摊贩和菜市场也是卖方说了算。

　　我原以为老外会喜欢我们的讨价还价。一来如此大面积的讨价还价风潮在中國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我们自己也是刚享受不久。二来长期生活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的老外一到中國就立即享受自己定价的权利，应该多少有些翻身当家做主的感受。万万没有想到，那些来自资本主义老家的老外并不喜欢咱们的讨价还价。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自从中國的定价原则从过去“童叟无欺”式的刻板定价体系成功地转型为“因地定价、因人定价”之后，同一杯可乐价格可以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记性好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几年前喝几杯啤酒一结算上千块的事情时有发生，类似的奇闻铁事在国外很少见提到，伦敦哈罗德里有十几万英磅的一张桌子，但是你放心，同样的桌子在其他地方十几万元人民币绝对买不到。

　　在上海，人们把过高的定价形象地称为“宰”一刀。反正老外个个有钱，不宰白不宰。我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人买了东西之后，卖主不知道这个日本人中文极好，竟然当着他的面大声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其次，经济学上把因交易而付出的代价称之为交易成本。到处都要讨价还价无疑会增加交易成本，所幸的是增加的只是时间和精力成本，中國人反正不在乎。但是欧洲的“懒鬼”老外因此觉得在中國生活特别累，他们普遍感受是，中國怎么比美国还美国？

　　前不久，欧盟不承认咱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不请他们来中國住几天？无穷无尽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和高度灵活的定价体系非把那些官员累死不可。

　　告诉我该干什么

　　老外讲究獨立，可以给他建议，但不喜欢别人告诉他做什么。就算混日子，你要教训他几句，一句话顶回去“Ｓｏ ｗｈａｔ？Ｔｈａｔ ’ｓ ｍｙ ｌｉｆｅ！（怎么着？这是我的生活！）

　　其实中國人也不是真的爱管闲事，谁叫我们中國人对老外那么热情，一见到老外有难就忍不住关心。可是老外不了解，冲突就出来了。

　　一位意大利妈妈每次用小推车推她的孩子出去，总是有无数中國人过来告诉她，这么冷的天你不能只给孩子穿袜子，一定要穿上鞋。有时候好心的中國人多得让她无法走路。

　　“在意大利，冬天穿短袖衫夏天穿羽绒服的多了去，这个天只给孩子穿袜子是极其正常的。”那位妈妈极其气愤又极其不解地问我，“难道我不比她们更了解我的孩子？难道我不比她们更关心我的孩子？”

　　有一个老外中國话讲得很溜，还会讲点广东话。在四川生活多年，听得懂四川话，在四川生活期间，除了爱上麻将，还爱上了四川菜。

　　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川菜店的小姐十分不满意。“你们中國人来吃饭，小姐总是问，你要微辣、中辣还是重辣，我来吃饭，从来、从来就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如果我疏忽了忘了告诉她们要重辣，上来的准是不辣的；就算我再三重复，上来的最终只是微辣。”

　　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把小姐叫来：“我刚才跟你讲了那么多遍要重辣，你为什么给我微辣？”

　　“你们老外不能吃辣的，我知道的。我们这里来的老外多着呢。”没想到小姐还是见过世面的。

　　在个性和獨立文化中长大的老外，一怕中國人越俎代庖，二怕中國人以全概偏。不要说“你们老外”包含了全世界几十亿人，就是“你们美国人”、“典型的法国人”这种说法都会招致老外的不满，“你们美国人是谁？”这个小姐一下子犯了老外的两个禁忌，难怪女老外要发脾气：“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我后来开玩笑地说：“她要真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她就知道你喜欢吃辣的。”

　　过分热闹

　　上周我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我发现中國人一发言，老外就把耳朵捂起来。中午吃饭时听几个老外议论：“中國人说话把我的耳朵都震痛了。”“可能是他们有轻微耳聋的缘故。”

　　“中國人特别喜欢热闹。”一个在中國居住了多年的美国人向刚来的美国人介绍，他把热闹翻译成ｎｏｉｓｙ.

　　“热闹恐怕不能翻译成ｎｏｉｓｙ吧，”我委婉地提醒他，“最少你要在前面加一个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ｌｙ修饰一下吧——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ｌｙｎｏｉｓｙ. ”

　　“没必要。”他举例说，“中國人害怕安静。比如，无论在室外搞什么活动，中國人一定要弄两个大喇叭，把声音开得震天响，连说话都听不见。我知道，这是追求人气。可是上中國人家里做客，他们为什么总喜欢把电视开着？这时也需要人气吗？”

　　“中國人评价餐厅的标准和我们也一样，中國人说一家餐厅不错，一定是指这家餐厅顾客很多，热闹。而我们说一家餐厅不错，是指这家餐厅人少，安静。”

　　中國人嗓子亮点，在家里倒没什么，一出国门就格外惹眼。“我在法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知道我最想干什么吗？”一位中國朋友问我。

　　“想干什么？吃中國菜？”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喊一嗓子。这里安静得实在可怕，公交车上没两人也就不说了，火车上满车的人，可连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几个中國学生一说话，就有法国人过来把教室门关起来。”

　　不管别人

　　我在许多老外的国家，惊讶地发现，我踩到他们的脚，对方倒是先向我道歉。后来我请教当地人，说是，我如果能够踩到一个人的脚，那表明他挡住了我的路。挡住别人的路，当然应该道歉。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第一次出国前，心想不知集体主义为何物的老外在公共场合一定秩序大乱。所以我听到这样的解释大吃一惊：天下还有这样的奇怪逻辑？

　　时间长了，这才知道，小老外在成长过程中，家长有一个重要的教育原则要小老外接受的是，你不能麻烦别人。日本一心要脱亚入欧，所以日本人的教育也特别注意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我们中國也有一个类似的教肓原则，只不过顺序倒了倒——别人不能麻烦你。至于你要不要麻烦别人，那要看需要而定。

　　“我在中國能活到今天，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老外向我述他在中國的“历险记”，“我到中國第一天进门的时候，前面那个中國人还回头看看我，却把手一放，弹簧门一下子打在我头上。当然，后来我知道那个人绝对不是故意的。”

　　“我骑自行车上街，任何人超车，都是”嗖“的一声过去了，根本不管其他人。要不是我反应灵敏，早就没命了。”

　　“你是不是夸张了一些？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自行车撞死人的。”我安慰道。

　　“所以说是个奇迹。”

　　“不过你说得对。中國人是不太管别人。”

　　“什么叫不管？是当别人根本不存在。”

　　别人也不是都不存在。中國人把别人分成三类：陌生人、熟人和领导。

　　不存在的只是第一类，请别忘不了把其中的领导除掉。

　　厕所里没有纸

　　中文里有一个词，一定是受到中國厕所的启示而发明的，那就是“臭名远扬”。

　　中國人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民族，人口问题解决好，出口问题也就无所谓。道理很简单，你会请人吃饭，会请人如厕吗？

　　不巧的是老外的观念和我们有些不同，这就使得中國的厕所问题成为老外公开的最敏感话题。不干净、蹲坑、没有隐私是老外抱怨的三个主要焦点。日本邻居还有一个问题也整不明白，为什么擦完的纸要放在废纸篓里保存下来而不是直接冲掉？难道是为了保存罪证？

　　美国人最爱管闲事，难怪人称世界警察。全世界最干净的厕所在日本，在这点上美国人本来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可偏偏有一个美国女人办了一个厕所网站，上面有专门的中國区，我强烈建议你去瞄一眼，看完那些贴子我保证没有不笑死的。

　　平心而论，这两年中國的厕所建设普遍上了一个台阶，本以为会引来全世界的喝彩，没想到老外自已家再差的厕所里都配有卫生纸。人都有个毛病，自已家里有的，以为别人那里也会有，所以许多老外刚来中國总是办完事这才发现里面没纸。

　　中國人向来注重国际形象，加上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有的是钱，不说别的，光公款吃喝每年花掉的就是整个教育投入的好几倍，所以中國厕所没有纸绝对不是经济原因。惟一担心的是怕被层次低的人偷走了。

　　我估计，让中國的厕所一夜之间都配上卫生纸肯定是不现实的。那么，能不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在厕所门口用英语贴一个警告：“敬请注意，本厕所不提供卫生纸。如厕卫生纸请自备。”

　　将心比心，等到完事之后发现没有纸该多尴尬？！

　　作者:张结海

　　近几年来，有关医药医疗、医疗器械、丰乳瘦身、美容减肥等广告宣传无论在电视里、广播中、报纸上大有铺天盖地、泛滥成灾之势。商家与媒体狼狈为奸，穷尽一切广告宣传之手段，付之以颠倒黑白、不分皂白、指鹿为马、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之能事，无视法律，无视人民的身心健康，把市场搅得天昏地暗，真假难辨。

　　可以随意举出实例，窥一斑而见全豹：亮甲、清华同方牌视康仪、华汉针神牌诊疗健身仪、氧立得系列多用途便携式制氧器、紫环牌颈椎治疗仪、肠乐帖、亲密爱人牌纳米银医用妇炎栓、纳米远红外痛帖灵、周林频谱保健治疗仪等等。这些产品有的未经审批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有的篡改内容，加入大量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言，利用患者的名义、公众人物的形象欺骗误导广大消费者，严重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

　　我国市场为何如此乌七八糟、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呢？笔者以为至少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分配制度不公

　　此处所谓分配制度不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配不公，是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国家富了，但在水涨船高的情形下，百姓的生活水准却并未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即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未惠及百姓，原因在于国家一直与民争利。政府打着诸如“中國国情、初级阶段、国际接轨”等旗号，使百姓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二十几年来，政府一直崇拜ＧＤＰ，综合国力确实增强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现在我国已超过英国，ＧＤＰ位居世界第四，仅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可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位居世界第四了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贫富标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万元户就能让贫民百姓唏嘘不已，如今上百万、上千万的富翁不能说多如牛毛，却也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总以忆苦思甜的方式去让人民满足，拿现在的标准鄙夷过去的苦难，我们要勇于承认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四，而人民生活却仍未有温饱的严酷现实。这巨大反差的根源既——国家与民争利。有幸的是，黨和政府现在对此也有所认识。

　　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违法的、灰色的、阴暗的现象最终都与分配不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的罪恶均发自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

　　二、经济利益驱动

　　鄙夷贫穷，追求富足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当媒体放眼四周，改革开放后，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随后石油化工、电力通讯、房地产业、教育医疗等垄断企业利用手中行政的及其垄断的资源后来居上，媒体再也按耐不住趋富的激情与冲动，终于摇起了属于自己垄断的摇钱树——广告产业，加上国家财政不再拨款扶持，政府又鼓励媒体产业化，自负盈亏，这愈发激起媒体向广告要钱，向广告要效益的无穷欲望。于是媒体在自负盈亏的同时其从业人员的腰包也鼓起来了。要做广告吗？来吧，多多益善。只要双方价格达成一致，便皆大欢喜。不然为什么各种报纸拿出三分之一强的版面刊登广告？不然为什么各级电视台狂轰乱炸般地一遍又一遍广而告之？不然为什么一到夜晚所有广播频道都在喋喋不休推荐灵丹妙药为情愿的不情愿的听众医治阳痿早泄等性患疾病？

　　媒体是否明白自己在利用优势垄断了广告产业，为其小团体的一己私利发家致富。常识告诉人们垄断一定沾满血腥，垄断注定属于非法。

　　三、职业道德沦丧

　　更令人气愤的是，媒体似乎不关心广告商的广告的真实性，也没心思去审查广告的合法性，而这两点正是媒体的职责。因此媒体在客观上草菅了人命，无视百姓的生命与身心健康。新闻媒体的天职是什么？就是把天下事物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在第一时间告知读者，告知听众，告知观众，同时肩负起舆论监督的职责。现在媒体对广告商的态度，只要给钱让我怎么帮你宣传鼓噪都可以。哪管广告的真实性，哪管虚假广告的危害性，我把腰包鼓起来再说。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对民族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不是吗？难道作者说了过头话？试看：亮甲、清华同方牌视康仪、华汉针神牌诊疗健身仪、氧立得系列多用途便携式制氧器、紫环牌颈椎治疗仪、肠乐帖、亲密爱人牌纳米银医用妇炎栓、纳米远红外痛帖灵、周林频谱保健治疗仪等等，哪个不是通过媒体向大众传播的。试问媒体在做广告之前，负责任地核实过广告内容的真实性了吗？负责任地监督过广告的合法性了吗？如果媒体核实了并监督了，天底下哪来的这么多害人的虚假广告？！真是害人不浅，丧尽天良！试问媒体的职责哪里去了，良心又哪里去了？试问媒体还有何颜面去监督别人、鞭挞别人！但凡有一丁点良知，有一丁点职业道德的话，媒体应该感到脸红心跳！

　　四、法律制裁缺位

　　面对各种媒体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式的虚假害人广告，相关职能部门又是怎样作为的，法律制裁是否及时到位？遗憾的是，这两方面实在让人无法恭维。相关行政管理机关为何该出手时不出手，该作为时不作为，而听之任之，睁只眼闭只眼，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试想为什么违法者胆敢在管理者鼻子底下玩火，而管理者对漫天虚假害人的广告竟装聋作哑，熟视无睹，态度暧昧，打击不力，其原因在于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利益所系，必然导致官商勾结，同流合污，以行政的不作为，削弱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中饱私囊。进而侵犯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局面；另外立法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法律惩罚不严厉，使得违法者藐视法律，无视法律。因此，立法必须严谨，尤其法律惩罚力度必须要严厉，对那些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身心健康的广告商及利益熏心职业道德沦丧的媒体给人民、给社会造成恶果的，两者应当负同等的法律责任，予以同样严厉的法律惩罚，给他们以致命的重创。甚至在惩治这两者时，要更加严厉地惩罚违法的媒体，因为一切害人的恶果都是通过媒体传播出去，没有媒体的允诺与支持，假冒伪劣的广告就无法出笼，就无法堂而皇之地去污染人们的眼球。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绞杀黑心媒体，不如此，人民的合法权益就得被践踏，行政管理就得混乱不堪，永无宁日。

　　绞杀黑心媒体，不如此，人民的合法权益就得被践踏，行政管理就得混乱不堪，永无宁日。

　　作者:迷人的海

　　山西的谢幼田写了本《仲共壮大之谜》，很是叫座。盖因国内只讲仲共如何从无到有，如何自力更生。谢幼田抓住一些诸如苏联曾给过仲共经费等事大作文章。与许多海外论坛一样，都说仲共是靠了苏联援助才得掩有天下。

　　上次回国和一老朋友闲谈二战史，对方坚持说苏军的胜利是靠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无独有偶，最近芦笛也坚持此说。

　　我现在声明，虽然我也读过中苏两共的自我宣传，但我在国内时早就知道４９年前仲共确实得到过苏联卢布。苏联卫国战争时也得到过美国军事援助。问题是苏共给仲共的援助在仲共打天下所消耗的军事物资和经费中占多大比例？美国援助苏联的战争物资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总消耗中又占多大比例？

　　一、美国对苏援助占不到苏联卫国战争消耗的主要份额

　　我看过一部美国黑白电影《血战大西洋》，讲的就是美国“自由轮”船队在往苏联运送军事物资时，遭到德国狼群潜艇围攻，多数被击沉，队形被打散。船队总指挥下令解散队形，各船自由行动。其中的一艘自由轮经历过沿途德国潜艇和飞机的轮番打击后居然胜利抵达苏联目的港的故事。可惜该船队仅剩此一条船。

　　苏联卫国战争诚得到过不少美国援助。但两国中间不但隔阻着希特勒狼群潜艇偷袭的大西洋，而且还隔着大半个欧洲。苏联卫国战争损失人口一千两百万。就算其中一半军人的话（没根据），就是六百万。如果以阵亡率百分之五十估计（没根据），则总动员兵力就有一千两百万。每人一条枪就是一千两百万条。每十人配备一挺机枪，就是一百六十万。其他拉式、米格式、苏霍伊式、雅克夫列夫式、图波列夫式…各种性能优良的战斗机，Ｔ- ３４主战坦克，卡秋莎多轨火箭炮，各类战防炮，反坦克炮，高射炮，加农炮还有不计其数的迫击炮，以及这些发射器日以继夜地消耗的弹药，岂是美国自由轮能运得过来的？更何况很多兵器都存在制式问题。

　　苏联用火车往前线运军火。为了抢时间，无法卸货，就用坦克将整个列车推倒，以便腾出轨道让后面的军火列车开上来。彭德怀曾说，如此巨大消耗的战争，中國军队根本打不起。

　　向承担了欧洲战场主要份额的苏联红军提供战争物资的，主要还是苏联自己的兵工厂。我手里虽然没有准确百分比，但可以肯定的是，靠美国支援的军用物资远不够苏德战场的消耗。

　　二、苏联对仲共的援助占不到解放战争消耗的主要份额

　　苏联早年曾以第三国际名义给过中國支部不少活动经费。但作为地下工作的经费消耗是很有限的，不过是个人生活费与一些和平抗议活动的经费。远不能与战争的消耗相类比。

　　抗日战争时，苏联曾援助了国民黨政府一个库里申科轰炸机大队，但对仲共的援助却很有限。至少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苏联政府在４９年以前曾给过仲共直接的成批枪械援助。日本投降后，苏联把缴获的日军枪械给了仲共，这倒是真有其事。

　　其实苏军一开始用缴获的日本枪械武装了当地民团，以维持地方秩序。仲共人员跟苏军指挥部说，这些人都是旧势力，不应该武装他们，而应该把缴获的日本枪械给共產黨。

　　于是苏军指挥官以检阅为名把当地民团拉出来操练。比划几下以后，民团适应了服从命令。苏军指挥官便在几道命令之后忽然下令“枪放下”。然后再发命令“向右转，齐步走”，但不喊“立定”。等民团走离开放在地下的枪械以后，忽然一队全副武装的苏军跑步插进民团与枪械之间，枪刺对着民团。苏军指挥官这才宣布民团已经被缴械，并下令解散。这些日式枪械就归了共军。

　　为什么国民黨不要这些日式枪械呢？因为美国整整武装了国民黨四十个整编师。这些美式装备的国民黨军队根本看不上日械。

　　其实国民黨军队也有整建制的日械部队。比如淮海大战时的黄伯滔部。黄部的失败固然有“不是我们太愚蠢，而是共军太狡猾”的原因。但围歼黄伯滔兵团的共军主力却是美械装备的。

　　共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

　　归了公干嘛去？

　　由上级机关把缴获来的各种不同制式的武器统一分类，整建制地武装不同的部队。比如从不同战场缴获来的大炮分类集中武装几支炮兵部队。不同战场缴获来的相同美械集中装备几支主力部队，致使主力部队的战斗力猛增。仍然维持日械装备的黄伯滔兵团当然不是对手了。

　　苏联主要枪械是圆盘式弹夹的冲锋枪和７. ６２步骑枪。国共两军较量时，哪见过这种苏式武器。都是美日两制加上汉阳造老七九，间或有些短柄短管的德式冲锋枪。还不知是苏军从德军手里缴获以后援助仲共的，还是国民黨德械师整批进口的。

　　共军是没有军饷的，只管饭。战争物资的来源红军时期主要靠打土豪。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搞到一些地主浮财，主要还是发动群众捐献出来的粮食军装，由《车轮滚滚》的支前民工队推上前线的。从未见有给战士发卢布的。

　　我不敢说国共大决战时，苏联一个卢布一条枪都没给过仲共。但战场消耗主要还是靠仲共自己的缴获和发动群众的征集。苏联的援助基本见不到踪影。因为苏联惩国民黨背叛反苏的前车之鉴，并不热心仲共夺天下。

　　三、国民黨的壮大才是百分之百靠的苏联饷械

　　下面附录了一篇文章，清楚地指明，当年国民黨北伐的七个军是用苏联支援的十二万条枪武装的。十二万条枪可以武装的十二万北伐军官兵，是苏联以每个月三十万大洋关的饷。

　　如果每个士兵每月一块大洋，则每月三十万大洋里的十二万用于养兵，另外十八万用于各种费用的开支。如果每名士兵每月关饷两块大洋，则每月三十万大洋里的二十四万用于养北伐军，余六万供其他开销。

　　北伐前各路军阀的武器一部分购买自国外，另一部分得自各自地盘上的兵工厂。比如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但这些武器都由各省军阀控制，北伐军无法成批得到。

　　唯有苏联，肯倾全力支援中國的国民革命。各省军阀又惹不起列强之一的俄罗斯。才使国民黨赖这些饷械得以壮大。

　　但国民黨甫一得手，立刻先杀给它找来苏俄饷械的中國共產黨。仲共安能不恨蒋介石入骨，必欲报此血仇呢？

　　出处：世纪中國

　　作者:马悲鸣

　　近年来有关改革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一是民生问题，涉及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穷人问题，解决它们需要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二是商财问题，涉及财产保护、投资机会、商业政策等。这些则是富人问题，富人要保护财产，要有更多的挣钱机会、更加优惠的商业政策。三是行政问题，涉及到官员腐败、政策失误、官僚主义、行政效率低下等。这些是政府问题。

　　由于穷人问题涉及人群最广泛，讨论起来就很热烈，大多数讨论带有对富人痛恨的情绪。加上媒体不断有报道说，富人很少从事慈善事业，富人如何为富不仁、仗势欺人等等，似乎今天产生穷人问题是由富人造成的。

　　可是，富人也有一肚子苦水。他们认为，自己挣钱不容易，还担心财产得不到保护，而且各路菩萨都得进贡，许多投资机会被挡在门外，受到种种限制，看现在趋势，已经到了“国进民退”了。至于穷人买不起房子，这怎么能怪富人，自己没本事，就该住贫民窟。

　　穷人问题和富人问题，皆与政府问题连在一起。穷人痛恨政府腐败，认为腐败让某些领导人自肥，并与富人串通一气，压榨穷人。富人似乎也对政府没有好感，尽管他们私下很乐意向某些领导行贿，可内心却觉得，既然自己交了税，政府官员本该给自己办事，为什么非得送钱才给办事？这不是对自己财产的变相掠夺吗？这就出现了如此现象，没有钱的人不满政府，有了钱，有房有车的人也不满政府。

　　政府更感到委屈，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了，民众生活提高了，为什么政府却陷入两面都不是的地步？原因何在？

　　在穷人眼里，人民政府就是穷人的政府，杀富济贫、提高穷人的福利应该属于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富人眼里，人民政府就是富人的政府，给他们创造挣钱机会，保护他们财产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人民”这个概念，既能把穷人、富人都罩住，也让穷人、富人都对政府产生有利于自己的期望。

　　其实，政府就是政府，人民就是人民，不管这个“人民”是穷人还是富人。如果政府偏向贫穷的“人民”，杀富济贫，将导致工商萎缩，经济低迷。如果政府偏向富裕的“人民”，与百姓争利，则加速两极分化，爆发社会革命。因此，政府既不能是穷人的政府，也不能是富人的政府，当然就不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和人民是两回事。

　　如果有一天，穷人发现，行政腐败，官员钱财滚滚而来，富人也发现，行政变相掠夺，自己财富缩水，当政者快速致富，最后，连富人也没钱了，所有的人民都成了穷人，但少数领导人成了富人，于是大家终于真正明白了，人民就是人民，政府就是政府。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游戏，最终变成了多数穷人与少数富人的游戏。这是一种最坏的结局，显然我们必须要极力避免。

　　穷人、富人、政府的三角游戏

　　穷人、富人、政府之间可以玩三角游戏。如果富人对政府的掠夺行为不满，他们可以动用金钱的力量，在社会上煽动生活窘迫的穷人，发泄对政府怨恨和开展暴動，进行所谓的资产階級革命。如果穷人对富人和政府不满，他们可以团结起来，导致一场无产階級革命。如果政府对富人不满，也可以利用穷人的困境，光明正大地展开对富人的剥夺，搞所谓的国有化运动。如果穷人对富人不满或者富人对穷人不满，政府就比较从容了，就有了两个选择，要么腐败加掠夺，两边利用，穷人、富人通吃；要么成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平衡角色，一方面拿穷人说事，从富人那里多收点钱，分发给穷人，让穷人满意，另一方面，拿富人说事，规范穷人的行为，保护富人的财产，让富人过得安心。政府既要给穷人创造就业机会，又要给富人带来创业机会，如果穷人和富人皆对政府不满，有两种可能，要么政府没搞好贫富之间的平衡，要么政府对穷人、富人展开通吃。

　　有关改革的争论，属于穷人、富人、政府之间在玩三角游戏。那些参加争论的人，无论是忧国忧民的新左派，傲然自得的自由派，还是政府的代言人，都必须在这三者之间找到自己的清晰定位，尤其不要陷入三个观念的陷阱：第一，以为政府就是穷人的政府，把穷人的标准看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以为政府就是富人的政府，把政府当成富人的代理人。第三，以为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政府似乎可以对人民进行贫富通吃。

　　改革争论的参与者，只要首先表明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方，这场争论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大凡穷人，需要的是人權和福利，大凡富人，需要的是产权和商机，而政府，需要的是公平和平衡。政府既不是穷人的，也不是富人的，政府既不能太穷，也不能太富，政府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和平衡的守护者，政府代表的只能是自己，政府就是政府。

　　正常博弈、良性循环、仁道社会

　　穷人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因为穷人至少当下既没有挣钱的能力，也没有挣钱的机会，解决穷人的经济问题始终要靠政治，无论是立法手段还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以穷人注定要吃政府。

　　富人问题，表面上是政治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富人需要把握的，是在对财富索取与财富回馈社会之间找到平衡，恶劣的索取、缺乏向大众回馈，或者缺乏索取、过渡向大众回馈都不会长久。当然富人必须要先索取，所以富人注定要吃穷人——他们雇用穷人给自己干活。

　　政府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法律和道德问题。政府热心于政治，就会牺牲道德，热心于经济，就会牺牲法律。伟大的政府是展示道德的风范，有效的政府是执行法律的风范。政府作为公正的主持者，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平衡，它应该给富人讲法律，给穷人讲道德，而不是相反。政府通过跟富人讲法律问题，得到财政收入，又通过和穷人讲道德问题，让穷人得到福利，这样都可以落实到行动上，而避免了空谈。当然政府从事穷富的平衡工作首先需要钱，所以政府注定要吃富人。

　　这三者之间的循环是，穷人吃政府，政府吃富人，富人吃穷人。反过来应该是，政府最怕穷人，富人最怕政府，穷人最怕富人。因为，没有穷人的支持，政府会失业，没有政府的支持，富人会失业，没有富人的支持，穷人会失业，这是正常逻辑，是社会正常的博弈路线和良性循环。如果出现反逻辑行为，就是政府吃穷人，富人吃政府，穷人吃富人；而且穷人最怕政府，政府最怕富人，富人最怕穷人，这将导致暴政、暴富、暴民之间的恶性循环，社会结构总有一天会崩溃。

　　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仁道通行的社会，用西方的语言表达，就是博爱。政府对穷人，展示仁政；富人对政府，展示仁富；穷人对富人，展示仁民。没有仁政，百姓遭殃；没有仁富，政府腐朽；没有仁民，富人浩劫。

　　在自由与竞争的现代社会，大众的安宁和諧始终被博爱的底线穿引着。在中國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对穷人仁慈一点，富人应该对政府仁慈一点（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拉政府官员下水了），穷人应该对富人仁慈一点（痛恨富人没有任何意义）。

　　来源：《凤凰周刊》２００６年２０期

　　作者:陈文军

　　洪辉把崛起的“中國富豪”们划分为六大梯队：

　　第一梯队，产生于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５年，多以城市个体户、待业青年和农村专业户等为主体。主要通过产品的“投机倒把”，当“倒爷”，在流通领域赚取贸易差价。这些人属于城乡边缘人群，大都文化程度低，人文素质差，但敢想敢做，号称“胆商”。这一梯队的富豪大都不与权贵结合，他们独闯天下。

　　第二梯队，产生于１９８５年至８０年代末。这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通过价格差而暴富，称之为“价商”。其成员开始由一般民众向“下海”官员转变，由低文化向高文化过渡，而且也开始由民间商人向官商发展。打上了官商勾结的烙印，开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恶例，既诱使资本贿赂权力，也刺激权力向资本渗透。

　　第三梯队，产生于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２年。他们主要是搞土地投机，为了卖而买，旨在赚取土地差价，起源于经济开发区热潮。土地由公到私的转移不是通过公平、公开的招标，而是没有规则的行政划拨。这批“地商”，权贵色彩更浓。

　　第四梯队，是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他们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化公为私。１９９８年后的“第二次改制”浪潮，把员工所持股份，全部收回，集中由经营者控制，资本与劳动截然分离。大批国有企业一次性拍卖，例如山东诸城，两年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这些“产商”制造了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零和局面。直接伤害了数以亿计的职工，导致成千上万国有企业倒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不仅穷人更加仇恨富人，富人也日益感受到内心的恐惧和生命财产的威胁。

　　第五梯队，从９０年代开始的股市狂潮中，以“股份制改造”为名，瓜分国有资产。有些地方甚至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时，就送给当地政府官员“权力股”，从中得到政府的廉价土地和物资。许多“股商”，一夜暴富后，又一夜破产。但他们大都利用银行“借钱下蛋”。在房地产开发中，一旦银行贷款到位，往往抽逃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就成为滚动开发的第一桶金。

　　第六梯队，从９０年代后期开始。以高科技为“淘金”对象，这批“智商”，利用富有创意的投资理念来吸引风险投资，然后逐渐上市。他们是股票文化的收益者，他们的财富尽管也不是很“阳光”，但他们靠智慧和信息赚钱的特殊性质，在中國固有的文化基因中，似乎少了一些负面的原罪形象。

　　中國富豪的崛起过程，具有明显的权贵性、犯罪性和投机性，绝大多数的中國富豪见不得阳光，他们的财富来源是不合法的。但是，经过近３０年的经济改革，现今这些第一代创业的富豪们许多已开始步入老年，他们的财富也将逐渐由其子女来继承，第二代富豪将逐渐产生。尽管第一代创业的富豪们的财富通常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获得的，但是子女继承他们的财富却是合法的，因此他们的财富将通过子女的继承而拥有合法性。这种财富的合法性不仅是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且也是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因为财富的子女继承在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悲剧，并且是得到广大人民认可的悲剧！

　　随着第二代富人的产生，第二代穷人也形成了。第二代穷人，是指在中國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杂费门槛阻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之外，而今天，他们只能进血汗工厂，他们的劳动可能挣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他们只能跟穷人结婚组织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看不到新的希望，一番艰苦的奋斗之后，又只能回到原点。

　　所谓第二代穷人，基本是这样“世袭”而来的。穷人为什么会世袭？穷人世袭的第一要因是我们的上一代是穷人。因为穷，于是便没有富裕的机会。一夜暴富，白手打下一大片天的魔法时代已经过去，如今资本只会青睐资本，钱只爱钱，即使有一肚子的奇思妙想，没有资金，也只能烂在肚里。

　　“富裕”的世袭（子女继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的世袭。“贫穷”的世袭意味着，穷人家出生的孩子与富人家出生的孩子天生就有了巨大的鸿沟。比“贫穷”世袭更可怕的是将世袭上升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政策，从而根本阻隔低社会阶层的人流向高社会阶层。印度的“种姓制”就是如此，中國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也是如此。当然，在现今的时代，再回到种姓制、宗法分封制那样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但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却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比如，教育产业化、父母单位好的子女也进其单位、父母当官的子女也当官，这些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阻隔低社会阶层的人流向高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的正常流通是非常重要的——即低社会阶层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而流动到高社会阶层、高社会阶层的人由于自己缺乏能力等原因也被降到低社会阶层，这是保持社会的活力和进步之所在。如果一个社会完全阻隔了社会阶层的流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缺乏活力和进步的社会。国家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

　　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很严重，但是他们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通，让穷人家出生的孩子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也可以发财致富，甚至当总统。从而能够有效的化解危机。

　　我所理解的階級概念与馬克思的不大一样，我认为所谓階級就是几乎完全阻隔阶层流通的社会，就是社会阶层具有世袭性的社会。社会分层是合理的，但是社会阶层的世袭却是不合理的。

　　穷人们常爱说，富不过三代！这话可能只是心理安慰，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因为，穷过三代比富不过三代的可能性要大的多，富不过三代并不能保证穷也不过三代。

　　现在最首要的问题是必须马上消除那些阻隔社会阶层流通的各项政策和制度，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能够正常流通。使穷人家出生的孩子能够感到，公正是可以追求的，感到生活毕竟有一些奔头，感到有希望摆脱世袭的贫困。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中國古代的科举制，我们会发现它的最大作用就是给了社会下层人民一条出路，尽管这条出路是很狭窄的。我个人认为，我们有必要恢复以前的那种通过读书分配工作的制度，而不是根据父母的单位按排子女的工作的方式。

　　现今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只是有大量无知的流民，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与流民的联姻。因为知识分子可以为流民提供理论和赋予他们理想，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中國历代王朝几乎都是这样土崩瓦解的。如果大量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必然会逐渐转化成这类失意的知识分子，所以给他们出路是化解危机的一个有效办法。

　　作者:知原

　　一年级，老师问我们：小朋友们，你们长大想干什么？我们争着举手回答“我长大了要当农民”、“我长大了想当工人”、“我长大了要做一名解放軍”、“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发现工人下岗了，农民卖淫了，解放軍成了都市高楼里的看家狗，而科学家都成了商人。

　　小时候，爸爸妈妈要我们努力学习，说读书是唯一出路，说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说大学毕业后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吃公粮，说当我们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房子、老婆、孩子……

　　十年寒窗。后来我上了大学，吸干了父母的血汗，什么也没学到，毕业了，女朋友出去做台了，我大热天系着廉价领带到处推销我的袜子。如今我房子没有，老婆是我骗来的，孩子是我自己捣鼓出来的，户口是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暂住证”。

　　户口暂住了，于是孙志刚被害了；教育改革了，于是马家爵杀人了。

　　十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学生负担，八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如今我才发现当年我们班几个高材生现在都是驼背，说是从小被书包压的，而农民同志们都涌向了城市，女的卖淫，男的盖楼。希望工程搞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孩童却蓬头垢面。

　　初中没毕业的温州人现在都做了老板。我们读初中的时候人家开始卖螺丝，我们读高中的时候人家发明了一次性打火机，我们考大学的时候人家开始假冒伪劣，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本科学历以下免谈。１０年前我漂泊到温州，美特斯. 邦威是个小作坊，１０年后我流浪到上海，郭富城为他卖命吆喝“美特屎. 邦威，不走寻常路”！，老总叫什么“威”什么的上了东方卫视的《财富人生》与主持人叶蓉公开调情！！叶蓉多漂亮多成熟多大方多可爱啊，就这么被一个正宗的初中生给近距离的意淫了。说实话，我看那期节目的时候流泪了。我深深地感到我被愚弄了。读书人为生意人卖命，文人为文盲打工，我们全体中國人都被温州人给愚弄了。

　　德国欧典地板连续六年获得３. １５认证，今天我们才知道德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家企业，他是北京人爷们搞的小公司。那些比别人多花五倍钱买地板的主儿，现在应该知道他们脚底下踩的并不是德意志的森林而是长白山的棺木。这就是３. １５！

　　自从“保健品协会”关门之后，又出来个“全国牙防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组”只是个拥有两张办公桌的个人小团体，因为“国”字当头，所以就有了愚弄国人的资本，家急屎、高露洁，刷吧！

　　哈药六厂说中國人普遍缺钙，于是大家每天一片“钙中钙”，吃到最后果真吃出几位残奥冠军。其实钙片这东西就跟当年的“三株口服液”是同一种成份，类似于童子尿风干后的残渍，这跟那个一只老鳖烧２０吨“中华鳖精”的故事如出一辙。

　　史玉柱说：中國人不仅缺盖，更主要的是缺“铁”“锌”“锡”，于是大家就吃黄金搭档了，吃着吃着大脑就充满了白金，于是都去挖地了。

　　任志强说：中國房价还要涨，这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于是我国人民迷糊了，东京最高房价是３万，上海陆家嘴房价是５万，而东京ＧＤＰ是上海人ＧＤＰ的１０倍。可真够特色的。

　　张萎淫说：改革必须保护既得利益，中國的老百姓都是愚蠢的，学者的观点是无须争辩的。这只牲口是吃驴粪长大的吗，难怪成了北大的禽授。

　　发改委说：中國的医疗改革已经彻底失败了。卫生部说：不！我们的医疗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看来，愚弄百姓的不是皇帝，而是那些牛鬼蛇神。历来都是这样，早该习惯。

　　Ｆ４说：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唁承旭这话让多少懵懂少年失去理智，让多少中学生头破血流。湖南卫视让李宇春成了毛主席，李宇春让上海天娱发了横财，而那些投票ＦＡＮＳ们，总有一天会象淘汰Ｆ４那样淘汰李宇春。只有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的永恒。没有毛主席，如今的超女必将沦为日本艺妓。

　　小平南巡以后，董文华唱道：１９９２年，那是一个春天……，结果夏天一过，她就上了赖娼星的床，叫床声从此代替了歌声，扬钰淫唱到“２４个放肆的青春不会变……”，跟那个打架的毛宁以“金童玉女”的名义忽悠了我们好多年之后，终于暴露了自己卖的本质，真他吗够放肆的。后来又听说人到维也纳开了中國音乐会，后来又有了中法文化年，中國俄罗斯年。世界变化真快，别哪天来个中國日本年，那我们那么多年岂不是白白的悲愤了？这不是没有可能，中國人天生就是被忽悠的料。

　　综艺大观淘汰了正大综艺，同一首歌淘汰了综艺大观，实话实说淘汰了焦点访谈，社会记录强奸了社会调查，央视论坛再也不实话实说了。当我们看惯了蔡国庆的小白脸厌倦了韦唯的乳房，当毛阿敏的妊娠纹爬上了她的脸庞，李宇春从天而降改变了所有人的审美观与人身观。你来“一桶天下谁是英雄”我就问你“想挑战吗”，全拿咱老百姓来开刷。那个跟馬克思的儿子有几般相象的李咏如今长出了六指还嫌非常不够硬要再加上一。

　　费翔与扬澜在国外呆不下去就号称海龟打道回府愚弄国人的视听，您还别说，还真帮我们找回了许多童年的回忆，只是他们的脸蛋已经是老气横秋不比当年了。

　　崔永元神经衰弱急流涌退之后又想东山再起，“老崔说事”这节目我看了胃疼，你还真把自己当央视的第一号阳具啊？一脸萧条的皱纹呈现出没有睡醒的容颜，实在是可悲。

　　马大姐明明是个小品演员，一大把年纪了非要学唱变态摇滚，自己失败了不要紧，把人吓出胃病就不对了，就看她那一身变态的行头就已经够丢央视名狗的脸了。

　　老赵的动物世界感动了无数观众，没想到老赵后来却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跟一老太婆非法交配还惹来官司，不值啊不值。

　　黄键祥好好的足球不去玩，非要去玩张靓影的保龄球，结果惹了一身骚。

　　本山大叔用自己纯正的农民气质垄断了中國的喜剧舞台，鼠目寸光的中國人被蒙了很多年。可以这样说，由于赵本山的存在，中國的曲艺事业停滞了二十年没有发展，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什么明星，什么偶像，什么流行，什么文化，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女娼男盗！

　　中國的“流行”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文化”，只见流行不见文化。中國不是没有文化，而是真正掌握文化的人不多，真正掌握文化的人不见天日，而那些名声大噪的什么陈丹青、陈逸飞这些海派艺人本质上也就是一商人，他们的文化“底蕴”都是煤体炒作出来的，很虚无。大家可以发现，现在什么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事，首先是找煤体开新闻发布会，请那些记者说话，现在有几个记者还能说人话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需要张扬的。

　　记者的真正作用其实就是娱乐自己愚弄大众。

　　记得有一次我陪我女人去图书馆借书，女人在看书，我在看女人。我听到距我不远的座位上有两个学者模样的人在边翻资料边谈话，其中一人说“投资方要求这次的报道要尽量真实，但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假乱真”，另一人说“对，可以夸张，但必须感人，你看看我这一段这样写是不是有点广告嫌疑？”……“这个不管，我们就是要通过真实的情感故事将客户的产品卖出去，至于这个产品是真是假那不是我们媒体的事。”……“后天就要见报了，我得抓紧了，两万字呢，搞不好又要扣奖金了”……

　　我当时真想过去踢死这两只狗。想想还是算了，踢死他们我还要偿他们的狗命，却苦了我心爱的女人。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國人乐此不彼的两大彩票与短信游戏，简直就是抢钱。

　　体育彩票卖得火吧，体育运动水平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个别项目还出现了滑坡；福利彩票吵得欢吧，人民的福利却得不到丝毫保障。选号的人排起了长队，卖票的人忙着点钱；投机分子中了大奖，广大彩民血本无亏。好逸恶劳的人做着发财梦，游戏庄家在打着如意算盘。早已被人识破的骗局为什么总能屡屡得逞，说到底还是智商出了问题。

　　股票的阴谋失效了，短信的伎俩又来了。怎么老有人用这么低级的下三烂的手段来糊弄幼稚的劳动人民呢！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样的闹剧还要持续多久，这跟火车站的骗子与公车上的小偷有什么区别，怎么就没人管呢？生为中國人我深感不幸。郎闲平出来说几句实话都不行，非要逼着我们听张维迎放屁，我几乎看不到真理，似乎所有人都成了植物人。看来我必须弃艺从文了。

　　中國人一开始其实是很单纯的，后来日本人教会中國人同性恋，当同性恋成为一种时尚山西人煤矿就不解地爆炸了；刚学完铁人王进喜，大庆油田就没油了；三毛好不容易学会理发，温州发廊就开始卖淫了；卖着卖着就卖出个李湘，湖南卫视火了，一把火将何窘烧去了北京；北京出事了，说凡是９０年前一年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包分配，永远打入冷宫，你说冤不冤吧，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到最后却成了蹬三轮儿的；谁说蹬三轮没出息的，人蹬着蹬着就蹬出个李登辉；陳水扁不要搞台獨了，如果走蒋中正的路最后一定也会死在性病上；性病是一种流行，永远也成不了文化，而非典本来只是一种流行，到后来却被人说成了一种ＳＡＲＳ精神，那么多死人的性命到最后却成就了这么一种伟大的精神？

　　贱！

　　中國人的智商确实存在问题。

　　越是智商低下的人越是喜欢玩数字游戏与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举例如下：

　　“有困难找警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团结奋斗，振兴中华”“九年义务教育”、“公仆”、“希望工程”、“公费医疗”、“消费者权益”、“反贪局”、“民工”“书记”、“民主协商”、“公务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戴三个表”……中國人可真会自愚自乐！

　　数字游戏，举例如下：

　　１１０：记得有一次我女人跟我吵架晚上跑出去了，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急得实在没办法就拨了这个号码求助，接电话是个女的，她第一句话就问我“你老婆是不是在外面有情人？”我说我跟你母亲才是情人。（这个故事如果我是瞎编的，我就不得好死。）

　　１１９：一般都是等东西烧得差不多了才赶到。

　　１２０：找他们不如坐公交来得快。

　　１２２：我不知道这个号码干什么用的，虽然我经常追尾。

　　１２３１５：每年３月上旬可能会有人接听而且态度恶劣，其他１１. ５个月都是忙音。

　　１７９０９、１７９９１、１７９５１、１８６０、９５９５０、９６９６０、９６９６８、１６８、８００：心脏不好、收入不高的人慎打此类号码。

　　１１４：跟１００００号一样，收费是不对的、是无耻的、是腐败的，是垄断行业的特征，是一个国家的失败。

　　说到失败，我想到了中國足球，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忽悠了，他将我从一个无知球童忽悠成了一个铁杆球迷。如今，所有的足球台词已经唱尽，在所有的比赛阵容已经踢尽，一到关键时刻球就不进，我老了，我没劲吆喝了，他们又将我从一个撕心裂肺的球迷忽悠成了一个忍气吞声的球盲。

　　从斯纳普拉到米卢，从范志毅到赵本山，还就这么一路忽悠下来了。

　　中國足球为什么不行啊？智商问题！绝对不是身体素质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体格与种族，刘翔与姚明就是个很好的范例。

　　女排女足上去了，于是中國男人伤感了，他们伤感的不是自己不行，他们伤感的是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５０００多年的处女情结。悲哀啊，悲哀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为什么我以往总是拿女人说事？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我不屑拿中國男人说事，在我眼里，中國女性是伟大的，破处、堕胎、分娩、洗衣、做饭、陪酒、卖淫，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事她们都经历了。而男人，动点歪脑子赚几个臭钱就无法无天飘飘欲仙了，我觉得全体中國男人应该集体反思一下蒋大伟的歌词——“啊……生我养我的地方……”！

　　不可否认有很多男人一辈子没开过处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很不死心的，于是他们不断的寻找和创造机会，试图在自己尚未软掉的年代实现自己的开苞梦想。这么一来，处女膜修补术应运而生，的确帮助很多男人实现了他们一生的梦想。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國男足踢了半个世纪都没有踢好的原因了吧？智商问题！

　　我不知道男人透过那层半透明的处女膜看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尊严，还是他们的快感？愚昧的中國男人！

　　说实话，中國人搞搞科研还是有点能耐的，可一旦他们面对那些不能用几何公式算出的大是大非面前就会马上没了主意，一般都被事实愚弄着。

　　比如现在公车上有一歹徒扒窃或者抢劫一乘客的物品，基本上包括乘务员在内是没人敢站出来说话的，我觉得这绝对不是胆量问题，而是智商问题！我从来不认为中國人胆小，黄继光、董城瑞就是很好的范例，中國人之所有麻木不仁归根结底还是智商问题，智商一低，人就没了觉悟。

　　中國人不要怨天尤人，因为智商问题我们已经被日本人愚弄了大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还未停止。八年抗战时期，日本人把中國人狠狠地调戏了一把，临走的时候遗留了很多细菌掩埋了很多导弹任中國人享用。后来又在我国海岸线多次公开挑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我就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中國人面黄肌瘦看起来比较好欺负还是怎么地？温大爷你为什么就不能下令将你说的那二百二十九颗导弹都喂给日本人尝尝呢！我们就违反国际法了，怎么了？我们就不人道，我们就要复仇，怎么地？怕吊啊。我就不信谁有能耐灭了咱１５亿中國人！台湾问题用武力只需拉一驼屎的工夫就能解决，为什么婆婆妈妈地说了那么多年？跟他吗女人似的。我们还要被愚弄多久？我觉得这些都是智商问题，不是胆量问题！

　　教育体制，社会变革，流行文化，社会舆论，商业游戏等等这些东西无时无刻不再愚弄着中國人，这都怪不得别人，说白了这是由于中國人的智商太低所造成了。智商低不要紧，大脑还可以进化，可怕的是大多数中國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不思进取也不想进化，这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疾患。

　　可想而知，一个疯狂自恋的民族一旦智商出了问题，即使是穷奢极侈，离消亡也将不远矣。不知从何时起，中國人每天都过起了愚人节，痛并快乐着。

　　作者:张怀旧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终日忧心忡忡。

　　这是一种什么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师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國小学四年级的课本后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微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一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國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问儿子谁出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表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年，我３０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很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费了番气力，我们才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微机前煞有介事〔煞有介事：也作“像煞有介事”，像真有这么回事似的。这里指大模大样，一本正经。〕地做文章。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十页，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本的参考书。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做的孩子还有不敢断言的事情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看着１２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