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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人性

星期五, 09月 29th, 2006

           ——儒学社会学与“资本论”

  1. 深层社会学

  人与人的关系一般就理解为社会关系,在这种理解中,人是社会的原子,这已成为了一种广泛的观念,并是社会学诸学科的一种方法论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似乎涵盖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及现实生活的一切,但人与人的关系在广泛的一般性的理解上往往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内容: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这并不等于哲学或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他自己的关系,哲学研究中人与他自的关系主要是在自我这样的是思辨的概念中展开的,最多与现实人的自我意识直接相关,而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多层次的深层现实,心理学虽然直接研究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但这主要是在个性的视野中,当然理解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与哲学、心理学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但社会学的视野中,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意识、心理与社会的共时存在,这种共时性即是个人的,也同时是社会的,这不能在一种关系的意义完全被分解,而是人的自然性和非自然性的社会性共在,是一种即在的秩序过程,即是“现实”的,也是“存在”的,社会学中将社会理解为第二自然的观点,或者把社会的结构- 功能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研究方法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这种认识的方法,尽管对这些理解仍处在深刻的因难之中。

  在中國传统文化中,很难看到人与社会分离对待这样的思想,传统的中國人几乎没有人与人的原子式关系这样的观念,像符号、行为、面具、或结构、系统之类的分析的观点、方法完全不能表达中國人的社会和人的观念,中國人总是从心理- 伦理角度理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國的传统思想总是在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深层内省的视角上理解自己、对待社会问题,如果从自省的人与己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学术思想高度出发,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中國的儒家文化、特别是心学几乎就是不折不扣的深层社会学,中國思想正是在多层次的自我超越意义上是一种元哲学。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不同,前者是普遍意义上的原子人的关系,比如人如何构成社会的问题,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结构、体系、系统方式等成为大社会,因此人与人的原子式关系也就是普遍的社会的关系,比如,甚至在心理学这样的具有深层性学科中,个人的心理问题也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心理上的表现;但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与此不同,人这个社会原子是有内涵的,社会就是人的内涵,社会性就是人性,人对自己社会存在的自觉是最基本的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与个人具有本质的同一性。

  本文并不直接展开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研究,而是在这个理解的背景下,纲要性要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就是一直被当作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作为社会秩序而被认识的“资本”。

  2. 资本研究的社会学观点

  在现实社会中,资本的经济意义是明确的,就是投资和投资形成的物流(包括人和劳动)构成的生产和流通的过程,这种过程具有自一种自主、自律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与商品在市场中的情形一样,但商品具有价格,资本却具有一种高于价格的价格属性,即一种预期的比较性而不是现实的具体性,比如资产评估,股票走势等等,但它们和市场中的价格形成不同,更多地具有观念性。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通过市场组织,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后面就是看不见的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即不同于自然秩序,比如宇宙星体或分子、原子的运动等等,也不同于社会人的自觉、自主的行为所形成的秩序如道德伦理、政治活动等,在这里,市场和商品的生产、流通过程都要是看得见的,无法计数的人、物就和形形色色的形式却自动处在一种秩序之中,在投资和商品流通中、没人指示或命令你去干什么或如何干,你有自由的意志,但总是身不由己,市场引导或强迫你跟着秩序走,秩序具有一种自主自律性,似乎具有人的能力和智慧,但它却不是参与其中的人,更不是不参与其中的人,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看不见的手”中所谓的“手”而不是“人”就是对这种不是人但是具有人性的自主和自律性的贴切的比喻,而“看不见的”意义在今天却似乎仍是看不见的。

  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现在纷纭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市场后面是商品的生产、流通,再后面就是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等等,人们都广义地称之为市场或市场体系,这时市场体系或市场经济就和经济秩序同义了,人们相信市场实际是相信看不见的秩序,这种秩序具有社会的广泛性,深入社会的各个层次,当然也深入人的心理。人们可以观察、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如“平衡理论”、“边际分析”、“递增”或“递减”规律、“竞争”理论……等等,但这只能是对经济秩序某个观察角度上的理论图象或工具方法,经济学总是作为一种顾问性的学问出现的,人们无法确切地理解经济秩序在自身的意义上究竟是什么。

  在近代以来的诸思想、学术领域中,对资本的研究是很特别的,一方面,在普通济学中,可以完全不谈自身意义上的资本理论而只谈价格或价格决定理论,现代最主要的经济指标就是国民总产值GNP或国内总产值GDP,而不可能有总资本之类的东西能够具有与此相同的全局代表性——尽管资本、价值之类似乎比价格更具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学特别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等虽然开辟了社会学广泛的基础和许多精深的分析,但却对资本这个最具社会学本质意义的课题似乎完全视而不见. 社会学家们虽然广泛地研究了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但从来没有集中性地把资本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这至少可以认为,社会学也没有一种从秩序本质出发的社会学观点或方法,比如具有综合代表性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的理论观点就是如此,这种综合性理论把社会中的诸成份、因素、变量等等整合成为社会学中的对象实体,把社会看成是由多种社会结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的不同的功能(适应、目标、整合、维持等)相互依赖支持,共同构成社会大体系,社会结构- 功能研究似乎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独独没有看到资本这个最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对象,很不幸地留下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大问题,社会学给馬克思的“资本论”留下了一个事实上的空摇篮,“资本论”倒确实是在秩序的意义上建构了一个基于经济研究而具有社会效果的自洽理论体系,但经济学和社会学甚至不屑去批判它。

  资本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被“资本论”和信奉者所坚持,简要地说,“资本论”是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造成价值生产和社会分配的资本环过程,至少这种秩序化的思想是相当诱惑人的,但“资本论”却通过它所分析的资本循环的秩序性去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使“资本论”成为了即违背经济学,也违背社会学的迷人赌注。

  3. 抽象劳动与原子劳动者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中产生的一个基本原理,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具体理论,把劳动等同为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发展为一个专门理论是“资本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两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资本论”I,人民出版社p55)而这主要地也就是指社会平均或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的发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制造某种使用价值需要的劳动时间。”(“资本论”Ip53)这个定义跨越发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界限,是依靠哲学式的绝对方法定义的,这个定义的要害是:这里的无数具体的不同质劳动的时间量的“社会平均”是如何实现的?在哲学的意义上,全社会的意义的质和量的平均是“存在”的,但它却是一个不可现实可及的“自在之物”,它的真实性即不可证明,也不可证否,我们只道某种局部的社会平均量是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到的,但这种近似的平均价格在任何一种可及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上永远不会等同于绝对定义的“劳动价值”,正是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哲学式概念,才使抽象劳动时间具有了“资本论”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否则定义抽象劳动就没有任何必要。这种即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的家义,并不具有“科学”上的价值,在哲学中也是难于处理的,全体的存在从来就包含了悖论,如数理逻辑中的悖论基本与此有关。这里的“平均”一词是全社会劳动质量和时间在一个抽象劳动者意义上的平均,即实际上定义了一个纯粹抽象的原子劳动者的时间价值,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即不具有现实的量纲性,也不具有现实的数值性,这正如对人的任何一种抽象定义一样,最多只能是一种理解人的方式,而不是证明,在哲学上或者有意义,但不能当作一种具体现实来操作,用这个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定义,并不是事实上的发现,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发明。

  用抽象劳动定义价值并没有使价值具有更清晰的意义,以抽象劳动定义价值只是“资本论”理论框架内的循环论证,当你用抽象劳动等值于价值时,抽象劳动这个概念恰恰是由一系列社会过程定义的,这在个复杂的转换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社会的价值性意义。由于价值这个概念具有复杂的层次多义性,而劳动这个词总是包含了人的本质的意义,因此,很容易发生概念内涵不知不觉的偷换,“资本论”几乎是一本不断进行抽象概念重新定义的书,人们在读“资本论”时必须按照它的思路不断地修改这些概念的内涵,比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不按“资本论”的思路就几乎无法读下去,这对按严格学术方法的思想獨立的读者来说几乎是无忍受的。

  “资本论”努力地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纯粹的社会平均劳动概念,并认为是合理的,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必然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会有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社会流通、分配秩序,资本自身是“逻辑性”的,资本自身的合理性却不成为它的社会合理性,这样从“资本论”必然会导出劳动价值论也是社会不合理的推论,不知道“资本论”如果写完的话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推翻了资本论,这倒成了历史事实。

  4. 个人劳动的目的性

  劳动这个概念的内涵可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即包含了人的具体活动的内容,也包含了广泛的社会性的意义。人为生存而劳动是一个必然基础,但人是存在的人而不仅仅是生存的人,这样就很难从纯粹的劳动这种意义上分析劳动本身的目的性或意义性,比如为了个人自身生存需要而劳动的劳动是否能区别于动物行为就必须借助劳动的社会性意义,而超出劳动者本身生存须要的劳动即“资本论”称之为剩余劳动的劳动的意义就更难从劳动本身来理解了,这些剩余劳动全部归于劳动者即不是不合理的,也难说是合理的,这些剩余劳动只有归属于全社会才是“乌托邦”式合理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了,因此剩余劳动对劳动者的分配才是问题,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生存,人可以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减少到动物水平,没有剩余劳动比劳动者得到全部剩余劳动更具简单合理性,但这样一来,劳动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这时就有一个剩余劳动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为什么会有剩余劳动出现的先验问题。

  当然,至少,集体劳动在人类学的意义还是必然的,因此剩余劳动一种可能接受的分配方式就是设想某种绝对或相对的平均分配制度,但历史事实和社会试验证明,将剩余劳动平均或多少掺杂一些公义性的平均分配方式事实上导致剩余劳动创造的消失——社会总处于平均的贫困——人们不会为没有直接的目的性去创造社会剩余劳动,这是劳动价值论无法理解的。

  因此劳动本身就具有社会内涵,必须从社会性和社会进步性来分析劳动的目的性和意义,而这最终又归结到人性,只有人性的人才有可能有社会目的性,比如自主地为他别人而劳动,或者接受一定的被动性的服从性劳动,具体劳动的目的性是在个人意义上的观念价值,主动或一定程度的被动劳动都有直接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总是具有社会性因素的,这就是说生产使用价值(即经济学中的效用)的个人劳动目的性是生产剩余劳动的主动性来源,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个人利益动机的经济学原理,只是古典经济学没有深层是论,不能由此发展出价值理论。

  没有剩余劳动的生产,不会有社会的富裕和发展,但没有资本分配制度,不会有剩余劳动生产,“资本论”正是没有看到为什么会有剩余劳动出现这个社会学问题,而将剩余劳动的对资本的分配认定是制度性不合理,这是暗中作为了“资本论”的先验前提,实际上剩余劳动在现实中是如何分配的是经济学问题,而剩余劳动应如何分配则是社会自身的意义问题,直正的问题是剩余劳动的分配在何种程度上才被认为是合理的,但这可能没有最终答案,基本可以普遍接受的原则是现实可能的。

  个人劳动的社会性就是个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比如为家人而劳动,为更高的职位而劳动等等,这时的人自觉为社会人,这正是具体劳动所表现的观念价值性,这种深层社会关系所表现的具体劳动的价值性与“资本论”的抽象劳动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也与单纯利益动机支配的市场价格理论有别,这不是任何计量或抽象计量方法所能表达的价值。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行为的主体是理想的经济原子人,他们具有充份的经济理性与市场信息,追逐利润的个人动机表现为理性的自律性,这就是“看不见的手”;“资本论”将古典经济学中的原子经济人改变为抽象的原子人的抽象劳动时间,具有一种虚假的可计量性,能够得到一种资本运动的“规律”,似乎成为了“看得见的手”,在抽象的意义上,劳动者是活劳动,创造劳动价值,资本家是死劳动(投资资本),死劳动剥削活劳动只不过是看得见的自洽的纸房子;

  现代经济学不断出现的新理论,努力地在经济规律与经济人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表达的形式,但他们很难接受将心灵直接作为学术对象,因此也无法进入深层研究领域,这一切都需要不同层次的学术平台过渡,这首先需要一种哲学思想平台,但西方学术理论一直就没有出现能满足这样一种理论需求的哲学思想,能够真正理解和从理论上表达个人与社会性的同一性,西方思想需要人与社会的同一性理论,但这不仅是不同学术领域之间过渡,而是需要一种能够贯穿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一致性,或许中國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才是具有这种能力的真谛,当然这需要学术理论的融合过程,挟中國思想之长的儒学社会学应当可以为此做出巨大的贡献。

  5. 资本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观念形态

  价格与价值相同而又不同,这是一种不同层次上的一致性,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具体的供求形势决定的,但价值却是在经济整体性和过程的意义上对价格的再评价,比如资产评估、投资决定、就很大程度上由个人性的知识、经验、意志决定,两种相同价格的商品在不同的人看来会具有不同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地有这样的经验:不值得花那么的钱去买那件东西,这活儿直值!这种意义上的价值就是一种从生活中经验形成的不自觉的观念评价系统中得到的结论,证券市场与社会心因素之间有直接关系就表明资本市场价格另外具有一种决定困素,人们是对通过对市场价格的整体趋势、走向的评估而使价格成为观念性的价值:值不值得投资?已投入的资本能不能收回或赢利?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价格的价格,价值没有量纲,价值与价格之间是深层社会关系,比如赢利率就以百分比的形式代表了投资资本的“价格”的价值,人们总是在对价格的当前趋势即未来的意义上形成价值的评价的。

  商品的价格是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就是商品价格的形成和运行秩序,但在资本市场上,人的主观评估因素却能很大程度地影响资本的供求关系,就是说不是价格而是对价格的评估决定了投资行这,并影响整个资本市场的走势。人们一般所说的资本是指明资本品,即投资意义上的货币、地产、设备、原料、劳动(统称)、中间产品等等,就是说只有在资本品在它们的投资和生产过程的意义上才是观念中的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就是不断实现的投资自我循环,在它们的具体形式中都是可以用市场价格统计计量的物品,就是说在价格的形式中它们是商品,而对它们的投资是否成功是对它们最终可能实现的市场价格的一种观念性价值性评估,如果它们不是被当作投资,不是在不断投资的意义上就不成为资本品,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真义就是资本化,作为价格的价格的价值就是资本的观念头形态,但这一切都要是在不同程度的无意识或意识中,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手”。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资本和价值都是现实中的观念形态,只有在整体经济秩序观念体系中才会有合理的具体投资行为,财物或货币在自主和理性的投资活动中资本化,资本在资本化的意义上就是投资行为和资本品的秩序。个人的投资活动是否理性不会在具体的投资行为中看出,往往要在事后的整体性观念中被评估,这正像具体的商品生产并不能决定这件商品在市场上能够被实际出售的价格一样,一件耗费巨大成本的产品可能在市场上一钱不值,信笔涂鸦却可价值万金,个人的投资行为的价值性同样是暗中由资本化过程决定的,这也就是支配投资行为和过程的看不见的秩序,它只是作为观念形态被一定程度地被意识到,直至成为意社会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就是自主自律的经济秩序的代名词,只有在经济秩序中,所有的经济活动才具有一种自主和自律的统一性,决定投资就是最自主的和自觉的经济行为,甚至一个打工为生的单纯劳动者如果能有选择,在不能期望得到合理的报酬下,他也会拒绝出卖自己的劳动或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这个观念包含了人自己的参与有序经济活动的理性指引导,这就是资本具有动力性和自律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才是自主和自律的社会秩序。但经济学并不直接以资本的自身性质为研究对象,资本或资本化的观念形态只有社会学的视野中才能成为学科对象性。社会学意义的资本理论就是经济学的中看不见的秩序在社会觉视野中的元学映像。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意识很强的社会,但这只是说人们的投资意识很强,强调对市场的信心和服从,并不意味着人们具有操作资本秩序本身的能力,因此尽管无数的经济学家能够提出数不清的学说和方案,但他们永远只能提供不同的理解方式和选择性,经济学家最多只可能论述如何选择,最终选择仍然是由个人性的经济动机决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只是处在不同程度的意识水平上,不是人们能够看见有一种具体的市场经济,而是人们具有市场经济的观念,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秩序时,就是观念的社会意识形态。

  6. 私有制与人性

  从上面的诸定义看,资本的本质是社会性,因此说“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这样概念就是内含矛盾的,相反,资本品的私人占有性才是资本实现自己的具体社会形式,或者说私人占有的财富在投资的意义上才能实现进入经济秩序中。资本与财富的社会本质不同,资本是经济秩序,财富是个人權利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资本视为社会关系正是“资本论”自掘的陷阱。

  “资本论”由于是在社会关系而不是在社会秩序的意义对待资本概念,因此,就将社会财富的占有与资本占看作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实际上,“资本生产的私人占有性”是经济秩序中的问题,而财富的个人占有是社会关系即权利问题,而且社会中的罪恶也不逻辑地等于财富的私人占有性社会关系,而是将占有财富视为社会权力或将权力用于占有财富的个人性的人性之恶,将个人财富视作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与以资本的方式对待个人资本品完全不同,把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看成是财富关系,完全是个性的意识和动机,人类社会中所有不道德的起源大多与此有关,这是人性中难以清除的黑暗,而以资本的方式处理个人财富则是投资行为,不管个人意识程度如何,事实上资本品就已经社会化了。

  人类的理性是趋向光明的,一个受人尊敬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自视为财富的个人占有者,而是把个人财富看成社会意义的资本品,甚至视投资是一种社会责任,自己只是一个的孜孜孽孽的资本经营人,新教伦理正是以上帝的名义占有财富,而把经营财富作为天职,这是资本的本质以神学教义化的表现方式,把人性归寄托在神性中。在一个以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中,一个自觉秩序的资本家是普遍受尊敬的,成功的资本家也具有人格的魅力,当然资本家拥有对财富占有的较大权利和权力,为富不仁当然是罪恶,但这是个人的人性问题,将财富视为权力与将权力视为财富同样是个性人性的罪恶,“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的无人性是个人人性之恶,这与私有制不能等同,在共有制社会中产生罪恶并不比私有制社会少。“真正”的资本家实际也是把自己投资到经济秩序中去的个性劳动者,这种人性意义上的觉悟甚至可以具有一种悲剧性,比如终生追逐财富的人在事业成功后可能会有一种觉悟,大资本家往往成为慈善家,这正是人性唤醒的力量。“资本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性”看成是否定性矛盾,是把社会秩序看成社会关系导致的错误,导致了把“资本”制度和资本家当成了罪恶之源的严重后果。

  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没有私有制,共有制也就没有意义,私有和共有总是互补存在而成为的,全社会或全人类占有这样的乌托邦式概念本身就没有“占有”的意义,占有太阳或占有空气都像是神话,当然也就不会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在进步中不断地分化出私人占有形式,从生活物品到资产,从有形资产到无形资产,这种私人占有形式总是与一定程度的公有性、社会性相对存在,只有在这样一种视点上,才能理解私有制的合理性。私有制与具体的财产私有是不同的层次的问题,某人合法或不合法占有财产是一个制度中的问题而不等于制度本身的问题,不合法地占有财产是社会中的罪恶,这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会发生,这是制度中的问题而不能等同于制度本身的问题,把私有制视同为制度中的罪恶是一个不幸的误导。

  7. 从否定的辩证法到对立统一的矛盾论

  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即使在“资本论”也是无法应用的,“资本论”以抽象的形式证明了资本循环的“逻辑性”,否则“资本论”本身就写不出来,但“资本论”中资本的运动的合理性并不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而是被理解为所谓的矛盾运动,以矛盾的对立统一来代替否定论也是辩证法体系在用于现实社会时不得不用的“修正”方法,即以对立性的斗争的长期维持来代替一次性的否定,矛盾只不过是否定的运动化形式,这正是资本运动不被看成是一种秩序而看成是社会关系的错误解决方式的根源。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等,与“资本论”中的资本的运动并不有直接构成关系,而只是对资本的社会存在以辩证法模式的划分,资本的社会存在诸形式归入某种对立的关系模式之中,它们就在这种对立性中长期存在,通过运动被解释成矛盾,社会秩序也就被改造成了社会关系,这个理论也就是永远自洽的。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制度与意识形态)等都是资本秩序的实现的社会诸形态,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就有这样的总和意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在秩序的意义上它们永远是一致的,社会诸现象本来就是一种共存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你即可以理解是一种秩序,也可理解为各种复杂的关系、结构、系统、或者说如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等等,但一旦将它们划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社会的秩序性就被排除了,矛盾的本质性的否定是无法解决的,所谓矛盾运动只不过是永远的对立维持状态,它们只是对立斗争在一起而称之为统一,即使理论上允许它们长期矛盾下去,这种理论也没有任何意义,这样进一步修正的方法就是允许矛盾的转化,成为所谓“内部”矛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否定性的对抗关系,这也就是承认相互协同性的共存性,在内部矛盾的赦免命令下,才可出现一线生机,比如劳动的个人目性的意义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承认,正是在农业劳动这个原始领域,个人劳动的价值意义表现了最大的顽强性,中國从农村开始的改革正是从这个突破口上最终被撕开的。

  矛盾论源于否定的辩证法,因此最终是不可自身解决的,但“资本论”体系是以资本运动的矛盾来解释“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资本运动的自身逻辑合理性的,合理的矛盾或矛盾的合理可以否定“资本论”,却不能否定现实的社会秩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并不是由“资本论”的资本运动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资本论”的先验的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占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或者剩余劳动归全社会所有,合理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是劳动者以某种方式平均分配或社会公有剩余劳动,因此就必须否定资本生产和制主义社会制度,但这一来就会出现是否有剩余劳动生产的更困难的问题,“资本论”的先验的前提就这样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也否定了“资本论”和“资本论”体系。由于“资本论”的先验前提并没有在明确地予以说明,所以读者往往不自觉地陷于两难之中,同意了劳动价值论,就同意了资本的秩序性,但资本生产是不合理的,但又不能反对劳动价值论,这样的情况是造成许多自相矛盾的纷争的根本原因。

  8. 社会与心灵

  在现实社会中,人可能是被不同程度上被强近劳动的,也可能被剥夺个人的剩余劳动,比如没有土地,最基本的自养都无法做到,社会中生活的不得不出卖劳动、或者出卖劳动力甚至出卖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人的不自由、形形色色的罪恶无所不在,甚至对社会存在的理解都是千差万别的,但你无法否定或逃离社会,一个社会正是以不同的社会范式、范畴、系统、制度、行为……等等意识或无意识存在着,无论是作为关系的形式,或者是秩序的过程,人们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以认识的自觉去接近它,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认为是科学的,而社会学只有在社会元学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自己的意义。

  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财产的私人占有性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秩序,这里暗含着社会性与自然性的互补性存在,因此人的利己心就是一种相对于原始自然性的社会无意识,无意识的利己动机产生了市场这种具有利他性的社会经济秩序,有序的竞争可以导致双赢,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受益,利已与利他的之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个人的社会无意识,在一定的意识上成为社会观念和意识形式形态,资本正是在这种秩序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观念。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一词充满了歧义的理解,但资本这一概念确实可以在社会学中充份清晰地定义。

  人就是自觉地进行剩余劳动创造的社会人,也是精神价值的直接创造者,自我创造是就是最现实最直接的社会创造,人对自我的社会关系即是自我意识也是社会意识,人性在人的社会自觉中不断地上升,成为更高的社会价值,在理性的自觉中,个人动机也就成为社会动机,只有心灵才能实现社会与自我、抽象与现实的统一。

  唯物主义世界观坚决地反对唯心主义,但如果不是心灵的人,那么实践的、能动的人就确实只能成为与劳动时间等值的原子劳动者,这是不折不扣的抽象人性,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物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超历史、非实践的人性,因此唯心主义同样在反其道而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种对立性划分其实只在于社会性与階級性的分别,社会分为階級,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一般社会意议上的人就不会有階級性,但具有社会性也就是人性的人,人性在不同程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义上就是社会的秩序性:人是具有社会内涵的原子。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國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六年九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9- 2- 6- 1号蜗居

  作者:周剑铭

数字出官何时休

星期五, 09月 29th, 2006

  据《上海证券报》和《中國工商时报》报道,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宣布,我国今年(200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10. 9%.随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又公布,全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为12% ,两家公布的数据,相差1. 1个百分点。这1. 1个百分点差距尽管不怎么起眼,跟“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但把它换算成GDP的绝对数,两者相差的却是8048亿元人民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文数字。这两个数字,照理讲,应该都是可信的,因为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国家发改委,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级权威机关,它们发布的数字如果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发布的数字可信呢?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前一后公布的两个数字,不能不让老百姓犯晕:这两个数字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大?造成差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

  毫无疑问,这两个数字当中,最少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对中國官方的统计工作稍有了解,或者阅读过《统计法》的人都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通过各基层单位的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按照统一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统计,然后再由各系统、各地方的统计部门逐级汇总上报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单位、乡(镇)、县(市)、地(市)、省(市)、国家统计局六个环节。国家发改委的数据的来源和渠道,也基本上大同小异。由于环节多,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失了真,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失真的数据。如果数据在多个环节受到扭曲,那么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多重扭曲了的数据。数字失真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由主观因素造成的数字失真,就是人们常说的弄虚作假。上面出现的有问题的那个数字,显然包含着弄虚作假的成分。

  多年以来,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蔚然成风,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统计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呢?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对此有一个说法,他说:“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原因,是基层统计部门抗干扰能力差”。

  邱晓华的这一席话无疑属于“重要讲话”。不过,不知道是邱局长讲话时的一时疏忽,还是报纸在报道时的疏漏,邱局长把弄虚作假的原因归结为“干扰”,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因为干扰只能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不足以使工作产生本质上的改变。虚假数字只是一种谎言,根本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统计数据”或“统计资料”。以非统计数据冒充统计数据,以假作真,以无作有,统计已经变成“设计”了,这样彻头彻尾的改变,决不是“干扰”所能奏其效的。虚假数字的出现,只能是对统计工作恶意干预的结果。而能够对统计工作进行恶意干预,并且其干预能够立马见效的是什么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邱局长所说的“干扰”,也许是对“干预”的另一种说法吧。对于这样的“干扰”,基层统计部门的“抗干扰能力”能够不差吗?为了遏止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邱晓华局长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对那些达不到规范的地区统计局要限期整改,限期内整改不了的,要进行内部通报,再没有效果,就让媒体公开曝光”。邱局长把《统计法》搁置一边,别出心裁地提出要用“整改”、“内部通报”、“让媒体公开曝光”的办法去遏止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其效果恐怕是难以令人乐观的。因为“整改”也好,“内部通报”也好,“让媒体公开曝光”也好,都是鸡毛掸子,既不伤皮,更不伤骨。惯于此道的人早就对它们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了。在“整改”、“内部通报”、“让媒体公开曝光”面前,这些人是完全可以做到脸不改色心不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此可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试法呢?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统计法》对违犯该法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的、有效的、可供操作的惩戒性的处罚规定,缺乏刚性的约束力。违法者基本上没有风险,基本上不存在为违法行为承担不良后果的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部门在干部的任用、奖励、升迁上,过多地相信纸上的数字,给人以“数字可以出官”的错觉,使染上官瘾者把弄虚作假当作晋身之道。8月14日《农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胡爱林的文章,就反映了这一情况。某地一位乡长对该文章的作者说,由于多年来吃够了虚报数字的苦头,他们决定告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习惯,如实上报成绩,结果报了三次都被县里退了回来,并受到主管副县长的严厉批评。主管副县长说,他们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没有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要他们回去“解放思想”,修改报表。否则,他们就将面临取消年终奖金甚至撤消职务的问题。这位副县长的意思显然是:弄虚作假就是讲政治,弄虚作假就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世界上有这样的逻辑吗?不知道这位副县长是怎样当上副县长的。

  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那时候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彼伏此起,充斥报端。弄虚作假由来之久和效法者之众,使它几乎成了传统,成了一门“国学”。

  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是对法律的践踏,对黨纪的嘲弄,对道德的颠覆,对人民的欺骗,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弄虚作假与鄧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江澤民提出的“叁個代表”思想,胡錦濤树立的“八荣八耻”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

  弄虚作假者应该受到惩处而不应该受到奖赏和重用。“数字出官”则恰恰是对弄虚作假者即对罪犯和道德堕落者的奖赏。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哀,人民的不幸,是给黨抹黑。

  顺便指出,现行的统计报表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苏联模式的遗存,方法落后,手段陈旧,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太多的用武之地。统计报表制度是否还适宜当前的社会现实,值得深思。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如影随形,掐断了“数字出官”这条路,“官出数字”必将销声匿迹。

  数字出官何时方休?

  电子邮箱zolotang@ yahoo. com. cn

  作者:汤守道

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星期五, 09月 29th, 2006

  我觉得我有必要为中國写点东西了。

  虽然我一向标榜远离政治,对所谓的世界大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失望。但最近的很多很多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有某种东西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我厌恶评论,因为评论家大多只是坐而论道的好手,一旦起而行之,则捉襟见肘。站着说话不腰疼,固然很惬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我说的这些而打了自己的嘴巴。

  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要闷死了,你把他叫醒固然很残忍,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又怎么没有可能把房子打一个洞来透气呢?

  我知道,也许我也不能把这座房子建的更好,但希望我说的话,能够给别人一些启示或者思索,这些启示或者思索中,也许就有建房子的高手呢。

  我今天要说的是,到底谁在抛弃中國?

  这个问题看起来太大,几乎无从说起。我还是从细微处说起吧。

  昨天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

  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國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國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

  为什么要提拉美?

  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獨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獨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

  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

  拉美人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大概是在去年,我们在谈论中國汽车业的未来走势时,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后拉美化。有人对当时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國,瓜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说中國汽车如果不能走自己獨立发展的品牌之路,而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最后只能如同拉美的汽车市场一样,沦为世界汽车巨头的加工厂,在食物链底层,抢食一点点残羹冷之。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更重要的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换来的投资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一旦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跨国巨头马上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到那个时候,中國汽车业就会被抽空,拉美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未来。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而我今天要说的,不仅仅是中國的汽车业,而是中國的整个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

  是发达的欧美,还是混乱的拉美?

  郎咸平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的时候,对大学生们说,“30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保姆的日子还好吗?”“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

  台下的大学生莫名惊诧。

  其实我觉得倒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这个道理连我都能想明白,我们中國的那些精英阶层,喝过洋墨水,读过哈佛剑桥的,谁能不心知肚明呢?但是愿意把它讲出来,讲给我们懵懵懂懂的大众和青年学生的,估计只有郎咸平一个人了。

  有些东西是得多用脚趾头想想。上帝给我们一个脑袋,不是为了让我们整天琢磨同事有没有比我多发多少工资或者邻居的老公为什么比我能挣钱的。记得在中学学世界近代史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拉美国家獨立的时间和美国差不多,到最后发展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历史书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一直觉得那是狗屁,如果一对小兄弟一起长大,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从今天开始,你归我管了,你挣的钱归我,做弟弟的能愿意?据说拉美国家獨立以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过这是结果,可不是原因了。之所以美国能把他们当后院,还不是因为几十年之后,当哥哥的已经比弟弟强大了好多,敢于对弟弟说,你挣的钱要是不给我,看我不揍你。

  当然,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我面对这样的答案,也不过就是在心里说句狗屁,除此之外,是断然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但现在,我敢说,也许真实的答案已经被我们发现,并且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中國。

  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 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 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階級。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獨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階級,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階級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階級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國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样得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國?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國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階級?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中國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坊锥形的社会结构。

  看到那位网友的话真的倒吸一口冷气,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今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國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國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通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这种声音除了矫揉造作的官员做秀以外,我们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

  中國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段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國,狗屁!

  哪个大国的经济能靠几个奢侈品品牌带动起来,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國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國,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階級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启,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

  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个被收买了,一个被扼杀了。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圈,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这是被收买的,还有被扼杀的。

  就是青年。

  想起鲁迅先生所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但是,又是教育,教育,中國教育,被这些狗屁精英把持的中國教育,一方面掏光你的钱袋,另一方面让你接受填鸭式的知识,除了会背几个狗屁单词之外,几乎剥夺你任何獨立思考的能力。好啊,这招真好,真是斩草除根了。郎咸平对大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唉,也许郎先生真的不太了解中國的内地,他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孱弱肩膀,也许根本就担不起这个担子。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怎么办?保护你自己。这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答案,要么离开它,要么让自己变强大,因为别指望政府保护你。记得五年前我就说,中國在进入一个世界急剧分化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分化完之前拼尽全力挤入上层而已。

  现在我依然说这话。

  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最后,想起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什么权力要求自己的人民去爱他的国家。

  希望,我们,不要说这句话。

  原载:http://wjs.name/collection/who-discard-china/2005/09/03/43

  作者:王晋晟

昔日大洋客,今朝商人妇

星期五, 09月 29th, 2006

            ——远嫁中國的前苏联航母

  北方有强邻,强悍勇猛族。先年原是前苏联,如今唤作俄罗斯。二十世纪,再没有哪个国家如苏/ 俄这般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中國历史的走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馬克思主义,使探索救国救民的中國人选择了共產主义理想;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國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两国结为同盟共同抗起社會主義的大旗;

  好景不长,盛况不再。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碰撞、冲突,再加上双方未能正确处理矛盾,小裂缝终于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恨。1969年,昔日的“小兄弟”和当年的“老大哥”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珍宝岛和黄沙漫天的新疆铁列克提干了两场,彻底反目成仇,恩断义绝。中苏双方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集结重兵,枕戈待旦,高度紧张地对抗了几十年。

  在这个红色军事帝国达到颠峰的时候:由数万辆“T”式坦克组成的“红色钢铁装甲洪流”,涂着白边红五星的由米格战斗机和图波列夫轰炸机组成的“银色空中寒流”,由数百艘核潜艇组成的水下“红色狼群”,哪个国家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四十年穷兵黩武的“冷战”,几乎耗尽了那个占着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土地的红色帝国的气血,它快撑不住了。上实际八十年代末,末代红色沙皇戈尔巴乔夫开始寻求出路。放弃对外扩张,与中國修好便是其中重要的措施。红色帝国终究还是在1991年12月25日晚,镰刀锤子旗降下克里姆林宫的那一刻,彻底崩塌了。作为前苏联政治、军事遗产的主要继承人,俄罗斯选择了继续与中國修好。经贸、文化、军事往来红红火火。那么那些昔日曾为红色帝国的扩张立下不尽汗马功劳的军事机器,它们的命运,它们的前程,却又如何呢?四十年冷战,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军火库,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上百次的武器装备。

  然而,国家在一夜之间改朝换代,各方利益集团都忙着从新的利益博弈中获取最大的现实利益,谁还管军队啊?守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火库,却连最基本的工资都没有。军人们便打起这些日夜相伴的装备的主意来。由好莱坞大牌影星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奥斯卡大片《战争之王》,正反映了这个军火商的“黄金盛世”。影片中的主角尤里是一名乌克兰裔的美国人。苏联解体后,他回到家乡,与军队高官合作,大肆倒卖、走私军火。电影中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崭新的T- 72主战坦克,塞满AK- 47冲锋枪的弹药库,机库中待售的米- 24“雌鹿”武装直升机,正在被拆除的列寧塑像和镰刀锤子的国徽。

  ……

  乱世之军,衰颓败落。曾经活跃于各大洋,耀帝国光辉于万里海疆的前苏联“红海军”,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前苏联“红海军”为俄罗斯留下了偌大的一片家业:到九十年代初,俄四大舰队仍有弹道导弹核潜艇60艘、攻击型潜艇221艘、航母5艘、巡洋舰38艘、驱逐舰29艘、护卫舰146艘、两栖舰艇200多艘,海军航空兵7. 5万人,作战飞机1354架、战斗直升机312架,全员45万之众。然而,新的朝廷却无力承担这一大片家业的维护、运行费用。这些昔日纵横大洋的北方剑客们,要么被迫提前退役,解甲归田,在炼钢炉里投胎转世,铸剑为犁;要么不死不活,终日终月终年地停靠在破败的码头,任由寒风冷雨无情地打去昔日的荣光,任由铁锈慢慢地腐蚀掉他们伟岸的躯体;要么从此改换门庭,远嫁他乡。“明斯克”号、“基辅”号、“瓦良格”号,前苏联红海军航母三姐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远嫁到了中國,开始了她们作为“商人妇”的下半生。正所谓“改朝换代帝国崩,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这三姐妹的新“夫君”——中國,一个正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明算计的商人。商人重利,这三姐妹也自然要为商人的事业作贡献了。“明斯克”号和“基辅”号已经分别落户深圳和天津的航母主题公园。昨日国之重器,今昔舞榭歌台。而“瓦良格”号正在大连造船厂改装,据说要改建为海上豪华赌场,又说要“复活”,成为中國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说到这里,就让我们对航母这个让国人魂牵梦绕“大国标志”,以及前苏联红海军航母三姐妹的今生前世做一番回顾吧。航空母舰,是指以搭载作战飞机为主要作战力量的大型军舰,在现代化的海战中起着中坚力量的作用。从1922年12月27日,世界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旧日本海军“凤翔”号航母在横须贺海军工厂竣工算起,尚不足百年。但这种新型海战武器问世,已经彻底改变了海战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西洋、太平洋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战场上,航空母舰以其无比辉煌的战绩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与战列舰的对决中以其无比辉煌的战绩证明了“制空决定制海”的铁律,将占据海洋霸主地位的战列舰和“大舰巨炮”的作战思想赶下台来。航空母舰,是远洋海军的核心力量,漂浮在海上的尊严,大国海军的标志。航母现在没有过时,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过时,依旧是世界军事强国争先发展和追求的目标。

  作为曾经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前苏联,一直对航母魂牵梦绕,梦寐以求。然而,在实现这个“航母梦”的道路上,由于种种原因,历尽坎坷,几度辉煌,却又好梦难圆,正果未成……前苏联发展航母,可以追溯到沙俄时代。1910年11月14日,美国人尤金·伊利驾驶一架寇蒂斯式双翼机从“伯明翰”号巡洋舰实现了历史性的起飞。随后不久,沙俄政府便计划建造航速达30节的航空母舰,但随后的一战和十月革命使得该计划流产。新政权在顺利实现巩固统治、发展经济之后,国力大幅上升,又一次把航母提上了议程。1938年制定的“大舰队”计划,打算用10年时间建立一支新型的大型作战舰队,战舰包括3艘战列舰、1艘航母和6艘巡洋舰。然而,不久之后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由于准备不足,麻痹大意,在战争初期一败涂地,损失极其惨重,发展航母的宏图大业被迫再一次被搁置。二战以德、意、日三国法西斯轴心的战败为结局。昔日的反法西斯同盟转眼烟消云散,两大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前苏联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军扩军计划,航母之梦,似乎将要变为现实了。

  可没过多久,一生钟爱大型水面舰艇的第一代红色沙皇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突发脑溢血去世。接过最高权利魔杖的赫鲁晓夫是个“导弹核武器万能论”的忠实信奉者。他坚信,在导弹核武器时代,以航母为代表的大型水面舰艇已经完全过时,是漂浮在海面上的“钢铁棺材”,坚决反对发展航空母舰。此时,极力主张发展航母的前苏联一代海军名宿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也因为与“最高领袖”意见相左而被迫黯然去职。更可笑的是,甚至有一些人把航空母舰和某些霸权主义国家的“炮舰政策”联系到一起,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推行其侵略政策的工具。社會主義国家不应该拥有这样的“侵略武器”。可在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前苏联吃尽了没有航母的苦头,而当时美国“北极星”弹道导弹潜艇的威胁也日渐严峻,发展航母势在必行。在新上任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极力斡旋下,苏联高层终于决定发展航空母舰。

  1967年和1968年,前苏联的第一代航母“莫斯科”号和“列寧格勒”号(1991年改名为“圣彼得堡”号)分别服役。“莫斯科”级航母长189米,宽34米,标准排水量15000吨,满载排水量17500吨,2台蒸汽轮机总功率73500千瓦,最大航速31节,12节时续航力14000海里。一般情况下可载卡-25直升机16架。该级舰拥有SA-N-3舰空导弹、SUW-N-1反潜导弹、2座57mm双联高炮等武器,是典型的“直升机航母”,它只拥有反潜能力,离真正的大型航母还有很长的距离。紧随其后的是前苏联的第二代航母“基辅”级。首舰“基辅”号1970年7月开工,1975年5月完工入役。后续3艘“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和“巴库”号(1991年改名为“戈尔什科夫”号)分别于1978年2月、1983年6月、1987年7月建成服役。“基辅”级航母长273米,宽47. 2米,标准排水量32000吨,满载排水量37100吨,4台蒸汽轮机,总功率102900千瓦,航速32节,18节时续航力13000海里。该级航母没有弹射器和拦阻设备,因此只能搭载13架雅克-38“铁匠”垂直起降飞机和19架卡-25“激素”或卡-27“蜗牛”反潜直升机。

  除此之外,它还装有SS-N-12反舰导弹、SA-N-3和SA-N-4防空导弹、SUW-N-1反潜导弹以及2座76mm双联炮和8座30mm6管自动炮。它的第4艘“戈尔什科夫”号在舰载设备上有了重大改进。舰上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取消了SA-N-3和SA-N-4防空导弹,改用4组垂直发射的SA-N-9防空导弹,共备弹192枚,大大提高了防空能力。与美国乃至西方其它国家航母的最大区别是“基辅”级上装载有大量武器装备,除了舰载机,还配置有大量的反舰防空火力,。前3艘上的反舰武器为4座双联装SS-N-12远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该导弹射程高达550公里;防空武器有双联装SA-N-3中程舰空导弹(射程37千米)发射架和SA-N-4近程舰空导弹(射程12千米)发射架各2座;反潜装备为1部双联装SUW-N-1反潜导弹发射架、2座五联装鱼雷发射管和2座RBU-6000反潜火箭发射器;另有4座76mm双联自动炮和8座30mm单管自动炮。“基辅”级航母虽然被称作航空母舰,但还是俄国人自己的“重型载机巡洋舰”的称谓贴切。“基辅”级在配备了数十架垂直起降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同时,又在舰首堆砌了大量的反舰、防空导弹,成了既有飞机,又有数量众多的大威力反舰导弹的独特的“军舰中的蝙蝠”。这种“军舰中的蝙蝠”还有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航空战舰”,如伊势级航空战列舰、“最上”号航空巡洋舰和大淀级航母。这些奇特的舰种是在日本主力航空母舰纷纷被美军击沉之后,一时无法补充,被迫因陋就简,搞出来的怪物。这样的混血儿本意是结合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两个不同舰种的优势,以图在海战中发挥综合优势。但是,“综合”的不仅是优势,也很可能是劣势是叠加。以减少舰载火力配置为代价换来的可怜兮兮的二三十架的舰载机,也可能因数量太少而无法完成对海攻击、防御的作战任务。更严重的是,这十几架战斗机为了能从舰上实现垂直起降,而在航程、载弹量、机动性等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马岛海战时,英国“卓越”号航母上的“海鹞”战斗机就因为数量和性能的限制,无法为整个舰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导致“谢尔菲德号”导弹驱逐舰等数艘战舰被阿军飞机击沉。

  同样,被日本海军寄与厚望的那些“航空战舰”们也都在美军优势海空力量的打击下,烟消云散。所以,“基辅”级航母并不成功,不能有效地完成前苏联海军所赋予的作战使命。随后,前苏联海军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航空母舰“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于1983年1月正式开工建造。“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全长280米,宽37米,4台蒸汽轮机,最大航速30节。飞行甲板长304. 5米,宽70米。舰上装有“天空哨兵”大型相控阵雷达和4座SA-N-9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载机方案为:20架苏-33战斗机,15架卡-27反潜直升机,4架苏-25UGT教练机和2架卡-29RLD预警直升机。并在前甲板下配置了12枚垂直发射的射程超过550公里的SS—N—19“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该级航空母舰较前面的“莫斯科”级、“基辅”级作战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弹射器研制工作的严重滞后,不得不改为采用上升角为12度的滑跃起飞甲板。而起飞重量达数十吨的苏-33战斗机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下,只能以“轻载”的方式起飞作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作战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真正能和美国航空母舰一较高下的,是1988年11月在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铺设龙骨的前苏联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这艘采用了核动力和弹射器,标准排水量6万吨,满载排水量达79758吨的大型航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前苏联海军几十年的航母发展之路有了最实质的突破。“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1985年12月下水,1989年9月开始海试。舰名也几经“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第比利斯”和“库滋涅佐夫”的更迭,但最终还是抢在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1月正式服役,成为今天俄罗斯海军中唯一的航母独生子。二号舰“瓦良格”号在建造到一半时,正好遇上了苏联解体,后来又勉强建造完成到70% 的时候停工。“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命运更是格外凄惨。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她已经完工45%.而此时的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已经属于乌克兰,是“国外”的资产。而乌克兰既没有对航空母舰的需求,也没有单独完成该航母建造的实力。于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在无数气割枪的烈焰中,变成一堆废钢铁。

  至此,前苏联航母发展之路走到了尽头。红色枭雄,大洋先锋。纵横四海,驰骋远洋。一夜剧变,或拆或卖。壮志未酬,含恨而去。这些红色海上钢铁恐龙悲惨命运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富,强。富而不强,为他人做嫁衣裳,晚清末世,即是此景。强而不富,犹如沙滩之上建万丈高楼,纵然一时风光无限,亦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红色帝国七十八年兴衰,正应此理。前苏联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庞大的军事机器的背后,是一个畸形的国民经济体系:低效、臃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浪费大量物力、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同时,更是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失调的轻重工业比例,使得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巨大的兵工厂,造出的坦克、飞机可以武装全世界的军队,却不能生产出满足国内基本需求的电视、冰箱等生活产品。世界是一个江湖,大大小小的国家是各路的武林门派。一个门派笑傲江湖,靠的是什么?

  是实力,实力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分。硬实力,是指看得见的强大。软实力,是强大的根本,是社会运行调节机制、经济贸易、国民教育、科技创新、民族文化……硬实力,是建立在软实力的基础之上,又为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保障。软硬互济,富强并举,大国必备之基本素质也。苏联在软实力的巨大损耗的基础之上,虽然在硬实力上占得一时上风,终至走火入魔。而美国却凭借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运行调节机制,将强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发挥到了极至,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四十年冷战,拖垮了苏联,成就了美国的一超。其中缘由,发人深省。

  前苏联发展航母,为何又走了如此多的弯路?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都关系到本国的国运前途,是最根本的问题。很多时候,一项战略正确与否,将要把国家带向何方,繁荣崛起或者凋零衰落,是由这个战略是被怎样制定出来的密不可分的。一项真正能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富强、崛起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长远战略,必然是一个相对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所制定出来的。这样的决策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少走弯路。反之,一个祸国殃民、贻患无穷的战略决策,通常是一个缺乏民主气氛,獨裁專制的“一言堂”的产物,由一个人或是某几个人凭着个人喜好、一时兴趣,急躁、武断地制定出来的。纵观前苏联航母发展之路,正是由某几个掌权者以自身喜好来决定海军的发展方向,以外行的身份领导一切内行,才延误了航母发展的大好时机,留下无穷无尽的悔恨跟长叹。观古今成败,明己之得失。作为前苏联航母三姐妹的新东家,我们中國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再嫁的航母和她们曾经的主人——俄罗斯?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今日,言中日关系必言东海之争,言东海之争必言中國海军,言中國海军又必言航空母舰与远洋舰队。亦如百年前,中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屡战屡败,国人以论“海防”和“铁甲舰”为荣一样。中國人之于航空母舰,那可是爱恨交织。互联网上呼唤中國航母的文章铺天盖地,令人热血沸腾,气壮神豪。中國需要大海,中國渴望海权,中國呼唤保卫自己海洋权益的海上力量。中國人对航母的“恨”,那是外人用航母来执行它们“大东亚共荣”的千秋霸业,来推销它们的“炮舰政策”、“导弹外交”。1937年,凇沪会战中,日本海军集结了包括3艘航空母舰、3艘水上飞机母舰在内的海空力量,出动大批舰载机配合日本空军,对中國的上海、浙江等省市狂轰滥炸,夺取战区的制空权,为日军最后占领上海立下汗马功劳。1993年7月23日,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國“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美国军舰、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的跟踪、监视、骚扰、威胁“银河号” .“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虽然事件以中國、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未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结束。在事件结束后,国人开始反思了:中國,你的远洋海军在哪里?你的航空母舰在那里?

  ……

  航空母舰,已经成为中國人心中一个解不开情结。21世纪的中國人,有太多的志向太多的抱负,而要实现这些伟大的理想,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是必不可少的。实现强大的远洋海军之梦,我们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有倒下了的人,从它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首先,对于那个强悍的北方邻居,那个前天的沙皇俄国,昨天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她的理由。别忘了,今天我们很大一部分先进武器都还是要从俄罗斯进口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在一旁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取笑别人,我们必须以看待一个大国的眼光来审视她,这样才可能从她的兴衰成败中得到最有意义的经验教训。最重要、最深刻、最惨痛的教训,依然是富与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曾经有一个流传颇广,极为“著名”的“笑话”:将来这世界上只要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國经济。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弥天大谎!日本真的已经“日薄西山”了吗?中國真的已经“繁荣富强”了吗?绝非如此。看一组数字吧:日本列岛年GDP总额4. 3万亿美元,中國刚刚跨过万亿大关,而且还有不少水分;日本2003年的人均GDP是33077美元,为中國的31倍;东京GDP总量相当于上海的20倍、汉城的10倍、香港的7倍巴黎的5倍、伦敦的3. 5倍,而这五大城市的GDP总量加起来也不过东京的4/ 5;日本已有12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中國依然是0。

  ……

  差距是如此明显,如此之大。不可否认,二十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我们是以怎样的方式,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啊!中國现阶段的中國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然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和暂时“高速发展”的虚假繁荣,是不折不扣的“血浆经济”!2004年中國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 ,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3% ,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 ,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 ,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國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國会不会饿死全世界”?我们是在靠着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以巨大资源和能源消耗实现的畸形发展、恶性发展!处于产业琏的最底端,给人做没有半点知识产权、打杂跑腿的零工,挣一点可怜兮兮的“加工费”。却还自以为是“世界工厂”,其实是“世界厨房”,做出的好菜都让发达国家端走了,留下一点残汤剩饭和满地的垃圾、一池的污水。当上了暴发户,兜里刚有两个钱,那种过去骄虚自大、目空一切的浮躁、虚荣的心态又来了,动不动就高喊着要屠美灭日。我们若不真正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科学发展观)踏踏实实地付诸实践。前苏联的殷鉴就在前面!没有一个真正坚实、强大、健康的经济基础,我们那些志向、抱负、那些伟大的理想,那些航母梦、蓝水梦、远洋梦,无论我们描绘得有多美,都终将是黄粱一梦!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其次,由于几十年来旧体制的束缚和祸害,时至今日,我们的决策机制离真正的民主、科学、健全还很远。在很多地方,一言堂还大有市场。今天中國人以无比的热情讨论是否建造航空母舰、如何选择适合的发展战略、如何打造一支远洋海上力量。在这个时候,究竟怎样的决策才能跳出“航母派”和“潜艇派”的思维局限,发挥出各种舰船的优势,建立起一支“均衡”的远洋海军。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國航母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走比别人多得多的弯路,浪费更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再次,这航空母舰是喊两句口号就能造出来的么?今天中國的科技水平依然停留在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的水平上,行内话叫“跟踪国际先进技术”,鲜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的产品。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去完成的基本工作还有很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我们能将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完全完全地付诸实践,那我们得到的,又岂只是那些航母主题公园的旅游门票收入?那将是这些再嫁的“商人妇”们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附:作者自述。

  左手毛笔右手笔记本电脑,1984年生。这名字怪是怪了点,长是长了点。毛笔,笔记本电脑,21世纪中國新青年必备之基本素质也。毛笔及纸张,中华五千年文明最重要之传承工具也,最具代表性之华夏文化符号,昔日不尽辉煌之记述与见证也;电脑及互联网,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集大成者也,时瑞菁华,最先进之传播文明、交流文化之利器也。毛笔及纸张所象征者,乃传统学习之道也,于书山学海之中发现、思考、记述、扬弃,学习己不所知,创造人不所知;电脑及互联网,学习革命之工具也,于信息爆炸之时代获取最新、最广之信息,正面,反面,坚持,反对,统统搜来。不为偏一之见所惑,综合对同一事、同一物,同一人尽可能多的不同看法,进行比较、分析、思索,终成己之观点。

  毛笔及纸张所蕴涵者,东方最古老之永恒智慧也,民族之精神,文明之精髓也;电脑及互联网,数百年来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引领世界、推动历史前进之不竭动力——纵横四海、开拓进取,变革创新之精神本质,最集中之体现也。今日之中國,就市场、消费、城市建设等外在形式而言,仅从外表上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无大的差别。但在实质上的社会运行调节机制、国民教育、民族文化、科技创新……这些看不见的战场上,何止天差地远!今日之世界,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文明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其激烈与深刻,何止百倍千倍于百年之前!今日之时势,造今日之中國新青年。今日之中國新青年造明日之时势,左手毛笔右手笔记本电脑,必备之基本素质也。以此之名,意在时刻提醒自己,须从这两方面完善自我也。愿与有缘之人、同道之友,共勉!

  2006年7月始在网上发表文章,主要作品有《战争离我们有多远?解放軍,尚能战否?》、《甲午,假如大清胜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由“血浆经济”看现阶段中國经济发展方式》、《还我河山》等。命途多舛,自强不息,从未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诸方神灵,敬而不拜,信而不迷,不羁放纵爱自由。一人读书、思考、著述,人格獨立,精神自由;二人世界,相识、相知、相敬、相亲、相爱,骑行天下,同行山林,琴萧合奏,笑傲情场;三家中父母、小妹亲情之乐;四有缘之人、同道之友,思想交流、共享所得。此皆吾人生之至乐也。然人皆谓吾为孤傲古怪之人,实大谬也。未知其人之语。

  下文为其自述:

  二十二年前,我出生在一个大山环抱的小山村。我相信,我是大山的儿子。因为,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大山就赋予了我强健的体魄、宽阔的胸怀,并将一种獨立自主、坚强自信、至真至诚的人格精神铸进了我的灵魂,永生不灭。

  登山和骑自行车是我回归自然,寻找自我最重要的两种方式。行四方,知风物,探幽深,会人文,踏艰险,悟精神,这是我行动的准则。比远方更远,比高处更高,是我人生追求的目标。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明白了吗?

  联系方式:邮箱:xionghui1126@ hotmail. com;lover. bike@ gmail. com

  作者:左手毛笔右手笔记本电脑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代价与问题

星期五, 09月 29th, 2006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惟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國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國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5万—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國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 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國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國在FDI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以及“历史终结”的普遍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佛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國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转型。换言之,中國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國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

  作为一种獨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國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國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國家庭,当中國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國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國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

  加入WTO的四年之中,中國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國威胁”和“中國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國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

  竞次抑或自然禀赋?

  在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國人生活中的核心语汇和重要的经济哲学。在一般的理解中,所谓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理解显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tothe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1990年代后中國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

  中國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國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國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國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

  在中國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國,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國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國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國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國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國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國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國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國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國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2005年年初,中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人民币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所谓的中國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國,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國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國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國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國,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國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

  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國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國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國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國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

  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國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國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國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國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國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中國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國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國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这个结论,只需要看一看中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國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國的1. 3倍,日本相当于中國的1. 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國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國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 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FDI的背后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國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中國的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國已经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國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國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國家,中國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國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國傲视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國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惟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國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國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5万—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國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 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國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國在FDI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了解了中國FDI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國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國内陆的成都市。中國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國,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

  有中國学者曾经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3%,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中國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國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國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國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

  一位学者在研究了中國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國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國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

  中國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國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國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國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國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澤東时代,中國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國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國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政府中心主义之误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國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國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國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國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國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

  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國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國,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國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1980年代中國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國商务部20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國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國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國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國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國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國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國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國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國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2003年,中國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國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 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國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國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國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國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國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國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國少数富人和中产階級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階級是中國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階級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階級。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國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國本土的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國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很清楚,中國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國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中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國中产階級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國的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國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

  当中國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國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國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國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國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國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國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國的长期发展之路。

  全球化官僚的崛起

  在中國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中國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國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國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國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國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 ,而中资企业为33% ,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國的崛起。

  所谓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國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國证券事务的中國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IPO)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中國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國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國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所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无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國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國政治级别很高的中國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國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國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國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國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这意味着,中國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

  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年中國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國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國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國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國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后10年中,中國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國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國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國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总而言之,19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國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國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國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國的独特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國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國。

  作者:袁剑

“安倍时代”:中日博弈将进入白热化

星期日, 09月 24th, 2006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2006年9月20日在日本自民黨总裁选举中高票获胜,由于自民黨在国会内占大多数,自民黨的总裁将会担任首相,安倍将会继小泉纯一郎成为下任首相。安倍晋三作为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位首相,堪称是年富力强的少壮派,日本从此进入“安倍时代”。

  让我们先看看安倍晋三的身世背景:

  现年51岁的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政治世家。他的祖先曾是日本平安时代陆奥国的豪门,后因战败移居现今的山口县。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在中曾根内阁中担任过外相,与前首相竹下登和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