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國人从古到今一直对女人有偏见，这当然指女人参加国家政治事务。历代的许多文人墨客们，经常把《诗经》里的一句话挂在口边，当做拒绝女人参与国家政治的依据。这就是“牝鸡不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竟把妇女参政比喻成早晨叫鸣的母鸡，认为违返规律，不合时宜。孔子更绝，他用直白的语言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女人的确很难参加中國的社会政治生活。但有两个伟大的女人却不可不说，因为她们都对中國历史的进程有过重大影响，就是和有做为的男性君主相比也毫不逊色。她俩就是武则天的慈禧太后。

　　先说武则天，套句刁得一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她老爸本是四川军区的司令员，可能她对政治方面的知识和兴趣爱好要比别人多，当然，这只是外因，按唯物主义原理，决定事物发展的是内因，促成武则天这个伟大女性事业成就的内因是什么呢？按我的理解，一是她有坚毅不拨的精神；二是她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三是她具备驾驭复杂事件的技巧；四是她熟练的识人用人手段；五是雷霆霹雳般的残酷心肠。当然她身上还有很多特质，综合起来，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女人和一段辉煌的历史。纹化大革命后期尊法批儒的时候，“四人帮”首先就把武则天列成法家，对她推崇之至，罗列了很多功绩。（历时太久，具体的评论已经忘了，大约都出自于梁效写做班子）抛开意识形态的的因素不说，他们的评价还是很到位的。

　　先说长相吧，武则天长的肯定不是一般的美，要不然李世民和李治父子二人能先后倾心？尤其是李治，真正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竟把国家大事完全交给她处理，从这方面来讨好老婆。当然，像武则天这样的女人，用什么稀世珍宝肯定引不起她的兴趣。连骆宾王在《讨武檄文》中也酸酸的说什么：“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再看看现在还有这样的女性吗？没有吧！稍有点姿色的女人多以能评上超极女生或以能当上什么演员，在国人面前混个眼熟为人生的紧大理想，根本没有化姿色为政治资本愿望。

　　再说气度吧，还以《讨武檄文》为例，据说檄文传到武则天手中，武则天并不发怒而是带着欣赏的兴致来读这篇文章。读到“一坏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她怫然作色，说：“如此人才不用，这是宰相的过失。”读完之后又反复赞叹，说：“骆宾王的文章固然了不起，但徐敬业的武功却未必匹配得上。”后来果然如此，徐敬业兵败身亡。武则天很想将骆宾王罗为己用。作为中國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女皇帝，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功，不能说与她那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度没有关系。千秋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乾陵上的那块无字碑，无言的昭示着一代女皇的自信风范。

　　文治武功方面，武则天整治天下吏治，抑制士门豪强，广开科举，吸纳人才，把贞观之治推到了新的高度。一动手就先从帝室入手，对李家的人和李家的死黨毫不手软，杀的杀，抓的抓，从根本上铲除了妨碍推行新政的力量。这就体现了她的雷霆霹雳心肠。在她的治理下，没开展保持什么先进性的教育，老百姓就得到了实惠，官员就受到了教育。还有，她还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把中國的国土一直引申到了新疆哈密一带，比汉武帝还厉害。

　　还有她张扬的个性，也很令人称道。她蔑视陈规，自己做了皇帝，这可是惊天动地的事了吧？我不知道如果孔子要在世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反正孔子的徒子徒孙们无不顶礼膜拜，早把他老人家“女子小人”之说忘到了一边，更不敢说什么牝鸡之类的话了。她还很有意思，把仲共中央、国务院（中书省、门下省）给改成什么鸾台、凤台之类女性化十足的名子，还把其它政府职能部门给“冬宫、夏宫”的乱改一气。最令人瞋目结舌的是，她居然也像男性皇帝一样，娶了许多男妃子，其中还包括一名和尚。这样离经背道的事情，竟然没有人提出意见。给人的印象是，唐朝好象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礼教卫道士。卫道士在当时只有骆宾王一个，但当时他站在武则天的对立面，纯属揭短而已。

　　中國人常说五百年出一个圣人，出女圣人的机会就更少了。武则天死后，又过了一千一百三十年，中國才出了一个女圣人，这就是被中國人痛骂多年的西太后。

　　客观地说，慈禧是伟大的政治家. 在内外交困的晚清，慈禧按照她的见识，保得大清这辆车子没有散架. 能统治中國半个世纪，可不是闹着玩的. 她所提拔重用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哪个不是人中豪杰？太平天国与义和拳，那个是好玩的？恐怕道光咸丰活转来也玩不转.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足见慈禧之英明。倘使慈禧多活１０年，袁世凯敢玩得出那么拙劣的窃国把戏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太后至少有以下十方面的功绩，对今天的中國都影响深远。

　　一、早年协助咸丰皇帝处理国是，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咸丰年间政策方针的实际制定者。开创了同光中兴的基础。同光中兴实际上就是就是慈禧中兴，以当时内忧外患情形之下，实为中國近代史之异彩。

　　二、智禽肃顺，内除权臣，维护了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禽肃顺意义重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当中体现的大智大勇，艰难曲折，实在有超过康熙，更是说明太后的过人之处。

　　三、兴办洋务，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这个重大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四、英明决策，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千秋功业，莫此为甚矣。伟哉太后，壮哉太后。以当时的情势能做出这个决策，并能够贯彻始终，太英明了、太伟大了。当时朝廷的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全靠太后定策庙堂，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

　　五、１９０６年下禁缠足令，开中國解放妇女之先河。

　　六、勇于并敢于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反抗外国侵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后世的纹革，实有效颦焉。

　　七、在戊戌年的那一场风波中，审时度势，冷静应对，果断平息了这一场动乱，维护了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那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勾结国外反華势力，妄图制造动乱，颠覆政府，篡夺权力，其居心十分险恶，如果不是一批以太后为首的老同志还在，结果不堪设想。同光中兴事业就完全有可能被葬送。

　　八、平太平天国之乱、平捻乱，白莲教乱、平西北回乱、平陕甘匪乱。维护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九、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并重，在太后的大力支持下，为体现同光中兴的伟大成就，建设了颐和园这一文化瑰宝，留存后世。后来有人攻讦说是挪用海军经费，这是推托战败责任的说法。历史证明，这个“挪用”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错误就是“挪用”的还不够。因为历史证明，即使再投入１０倍的军费，依然改变不了打败的命运。当时不“挪用”，结果只会是黄海海底多一艘残骸，而颐和园就不会有了，仅我老人家在颐和园就付出了不少银子，颐和园每年的收入可建造一个航空母舰，遗产可谓丰厚吧。

　　十，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西太后仿效越王勾践，忍常人之不能忍，含幸茹苦，委曲成全，默默的承受了至今不被人理解的痛苦。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长期以来，官方的宣传机器把西太后、曾国藩、李鸿章描绘成民族罪人，称为卖国贼。最多的指责就是在他们手中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但认真分析中國当时的形势，如不在领土和主权上做一点让步，以中國的国力强行开衅的话，中國早就亡国了，这不是危言，而是实事，是无奈的选择。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常说封建社会是家天下，那么国家的领土也是她家的，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先人从别人那侵占的土地又被其它人侵占去了，我想这一定也不是慈禧所愿。慈禧之后，我们又割掉了外蒙古，又在和俄罗斯边境划分中失去了七万平方公里土地，两国的边境条约至今是一级机密，真不知道这些卖国贼又是谁了。总之，我们今天还在卖着爱新觉罗家的先人从别处抢来的土地。甲午战败后，大清国朝野的清流们叫嚣要与日本决战。其实，当时日本人只用了一个手指，就把中國打的狼狈不堪了，如果当时就开战，那么中國早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根本等不到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了。前几年，中國驻南使馆被炸，还有飞机被撞后，一批伪民族主义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左派又是一阵子狂叫。鼓动中美开战，真不知道用意何在？

　　所幸的是，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纠正这个偏差，先为曾国藩平后，又为李鸿章昭雪。但对西太后的认识上，总是不敢跳出误区。在这方面，我想还是以理性的态度，客观公正的评论一下上个世纪才去世的女伟人——慈禧太后吧。

　　写到这里，我先为慈禧太后默哀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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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宋光辉

　　不知从何时起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中國男人的着装急速西化，尤其是汉族男人们对洋装更是喜爱有加，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农民工兄弟个个争穿洋装并以此为荣为派！特别是每逢大型社交活动或大型会议举办，在这种所谓正规的场合，你的眼前就会是以深色为主调的黑压压一片的洋装。男人们一年四季西装革履加领带，越穿越包勒得紧、还越轻易脱不下来，一个个成了老成持重、中规中矩的“英国绅士”。

　　与男人们不同，女人的服饰倒是更加开放与自由了，她们越穿越短，女人们穿超短裙、短裤、裸足高跟拖鞋，露出香美的白腿、玉脚，穿吊带裙坦胸露背极端时髦，令人眼花缭乱。反观男人们穿短裤背心者是愈来愈少了，大家留意瞧一瞧傍晚街上纳凉散步的情侣或夫妻，女的光脚拖鞋、背心、短裤甚至是内短裤，极为凉快闲适，男的衬衫、长裤、袜子和裹脚黑皮鞋，老成持重。这与几十年前的情形相比真是来了个男女角色的大颠覆。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据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男人穿背心短裤光脚拖鞋是衣着不整，而女人穿什么或不穿点什么则是时尚……据报道有位广州小伙子不服，穿上背心跟随两个穿吊带裙的“美眉”往５星级宾馆门里闯，只见门童对“美眉”点头哈腰表示欢迎，对小伙子则怒吼一声不许进，小伙子指着“美眉”说她们能进去我怎么不能进去？门童说她们是时髦而你则是衣冠不整，按规定不许进去。直气得小伙子大骂宾馆势利眼，想告宾馆搞性别歧视却无处受理。

　　其实西服领带也并非在哪儿都好，据中國日报网站消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风度翩翩，许多国家的医生喜欢上班时打着领带，但是这却不是什么好习惯。美国媒体６月３日报道，美国一个医科学生通过他的研究得出结论，领带是病菌滋生的温床。医生看病时需要俯身，他的领带就会和被褥以及病人产生接触，进而沾染细菌。另外，医生看完病虽然总会洗手，但洗完手他们又去打理领带，因而双手会再次沾染上细菌。而领带洗涤的次数有限，这更增加了细菌生存的危险。

　　西装领带也不适合中國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的国情，西装敞着大胸口冬天不保温，由于国人与洋人的饮食差别，所以没有洋人那么抗寒，国内也没有洋人那么好的取暖设施，易患感冒和气管炎，而中山装则能把胸口和脖子护得严严实实。那领带冬天当不了围脖，可夏天却勒得你闷热喘不过气来，怎么办呢？在小“轿车”和“办公室”里加大空调的力度，多耗油、多耗电，可中國的人均资源耗得起吗？这岂非本末倒置。

　　现如今国人穿洋装赛过洋人，大热的天，西装革履加领带、难受拘束还耗能。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政府日前贴出一则《关于机关工作人员及前来办事人员规范着装的通知》，规定在工作时间到政府机关办事的人员，凡赤脚、穿拖鞋，穿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背心、短裤、浓妆艳抹、奇装异服、衣冠不整的，一律不得进入政府机关办事。《通知》的出台，为的是“创造一种严肃、和諧的办公环境”，不过，有些市民并不买账，认为这是作秀。

　　这还真是一个作秀之举！我们知道，政府是市民的守夜人。既然如此，政府有权力管市民穿、戴和涂什么吗？

　　当然，作为政府属下的雇员，因端人饭碗就得受人家管，政府确实有权力对其着装进行一定的合理限制，但这也只是必要前提下而为之，不能要求“一律”统一着装。据一名值班保安告诉记者：“《通知》贴出来的当天，就有６名光脚穿凉鞋的办事人员被挡住了。”我估计这位保安代政府受骂的机会还少不了，真是政府的一个错误决定，给无辜的保安之父母甚至先人带来无妄之骂，他们惹谁了？但老百姓除了骂保安又能朝哪儿撒气呢？其实都是政府惹的祸。正如遭受值班保安阻拦的杨女士所说：“凉拖、吊带装现在到处都流行，我是去办事，你管我穿什么？”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地方，用衣服的覆盖率来衡量办事人是否该进入政府大门，确实是有失偏颇！他们忘了当年苏区政府工作人员是穿草鞋的吧，这可真是错位的乌市水磨沟区府　颠倒的着装规范。

　　乌鲁木齐市法律服务工作者康明亮认为：“试问，人大代表可以穿短裤去开全国人大会议吗？”“人大代表不可以穿短裤去开全国人大会议”这是其履行职责所在，与普通市民不同。当然，我也大胆想象，什么时候，人大代表可以穿短裤去开全国人大会议就好了，至少可以少开或不开空调，符合节约能源的要求。

　　现在洋人都喜穿短裤、凉鞋、休闲衫，我们为何不穿呢？据说沙特阿拉伯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在正式场合都穿宽松的袍子和拖鞋。最近日本政府号召国民在夏季穿清凉服装并带头示范，早报专稿一年一度的“凉装运动”６月１日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为了支持这项旨在节能的“着装革命”，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５月３１日在官邸穿上一身冲绳传统布料制作的凉装公开亮相。“首席模特”小泉：不打领带感觉真好. 咱们的王毅大使还登台着中式凉装秀过了小泉.

　　日本环境省也鼓励各政府部门以及私人机构可从昨日起不必打领带上班，且将室温保持在最高２８摄氏度。从２００５年起，日本政府推行每年为期４个月（６月１日到９月３０日）的凉装运动日。期间，公务员应脱掉深色正装和领带，改穿清凉便装上班；所有政府办公室的空调设定温度不得低于２８摄氏度。从实际效果来看，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日本去年夏天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４６万吨，相当于１００万户家庭排放量的总数。

　　本人几十年极少穿西装，特别是夏季绝不穿不穿西装，尤其讨厌衬衣领子与领带。据说领带在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ａｇｏ（很久很久以前）是西洋人挂在胸前的抹嘴布，后来才演变为如今的装饰物，并跟随西洋科技文明传遍世界。为了领带佩带的方便咱还专门搞了个替代领带的国家专利，早已获授权。

　　窃以为我国近年来的阴盛阳衰与男人们的着装有点关系，你想一群连自己有着阳刚之美的腿脚都不敢显露的“臭男人”，能奢望他们有野性，有敢想、敢干、敢闯的闯劲吗？所以要想大力解放男人的思想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不妨先解放解放男人的服装吧。让男人们穿着随便点宽松点吧，实际上女人们并不喜欢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倒是更加青睐不修边幅、内柔外刚、剽悍豪放的野男人。

　　中央号召全民节约提倡着便装上班，最近召开的正规会议大家都不穿西服，衬衣不系领带敞着口，这既节能又舒适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还能不能做得更好呢，夏季应当让大家能够自愿穿西式短裤和凉鞋，这些穿着并不仅仅是女人们的专利噢……

　　前几年在上海召开的ＡＰＥＣ大会，让中式唐装着实火了一把！洋人穿着也挺好看，一时间唐装面料告急，可一阵风过后，唐装又压箱底了。我呼吁中國的男人们大胆地穿上汉服唐装和长袍马褂，知识分子和白领们尤其要率先，这既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又能宏扬我汉唐精神，重振男人的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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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贡茅　贡翔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早已被戴上“剥削階級世界观”帽子的话，当代人虽耳熟能详，但起先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哪部典籍？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笔者学识有限，虽然看过“四书五经”，但至今在“四书五经”中尚未看到这句话。有人說是杨朱最先说的，其实，这是想当然而已。杨朱虽然说过“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但却并没有直接说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许因为这句话太“反动了”，所以《辞海》没有收录。《辞源》虽收有“天诛”，但却没收“地灭”、“天诛地灭”，当然更没有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笔者最早是在刘少奇所著《论共產黨员的修养》（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稿）中看到这句话的。刘少奇在批判黨内个人主义者时說：“相信这样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如果有，那也是蠢才和傻瓜‘。他甚至用这一大套剥削階級的话，来为他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辩护。在我们黨内是有这种人的。“大概从刘少奇给这句话做了定性后，在中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便成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代名词了。待到”纹革“时期，在上演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日本鬼子鸠山劝李玉和背叛祖国时又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就更加倒霉了。所以，商务印书馆于”纹革“期间再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在例释”天诛地灭“时则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剥削階級反动腐朽的世界观，必须彻底批判。“直到现在，人们也不敢在台面上说它的正确性。那么这句话真的就是错话吗？笔者想就此谈点看法。

　　为了说清楚问题，不妨先从“誅”和“灭”两个词的含义说起。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诛”是杀（有罪的人）、谴责处罚的意思。引伸作“没有”或“无”讲。因为人死了就“没有”了，也就“无”了。“灭”是熄灭、淹没、消灭、使之完全不存在的意思。所以，用“天诛地灭”來充当“人不为己”的谓語，就铁定了“人”都是“为己”的，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含义顺理成章也就应当理解为：人倘若不为自己打算、着想、谋利益，那不啻就要为天地所不容，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温习历史，直面现实，仔细想想，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含义，这样來理解并不错。诚然，中國古代孟子强调“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告子上》）荀子则主张“人之初性本恶”（《荀子··性恶》）但在笔者看來，“人之初”，其“性”既不“本善”，也不“本恶”，而是“本己”，即“为己”而已。婴儿一落草谁也没教他，就知道张嘴要吃奶，正如作家魏金枝在《奶妈》中所描述的：“这小东西，他一生下来，就没有奶吃，他就毫不客气地直着喉咙哭了。他哭得多凶啊，张开没有牙齿的红嘴巴，皱眉头，一径哭着，将小脸挤得象一团凝结了的血块似的，不时地在妻的手里一挣一挣地振动他的身体，似乎在喊‘要奶！要奶！’”而这“要奶！要奶！”的喊叫声，不正是“人之初”即“本已”的佐证吗？而自古至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语）者如过江之鯽屡见不鲜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澤東语）者的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也再好不过的印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言非虚。

　　是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诚哉斯言。人的一生，特别是在从“冠礼”、“婚礼”再到“葬礼”的几十年中，几乎是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结伴而行的。从呱呱坠地到能言能語；从上学读书到成家立业；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赡养老人到抚育后代；从走亲访友到对簿公堂……几乎有操劳不完的“为己”的事情，谁能时时处处事事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谁能敢于站出来拍着胸脯宣称自己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恐怕连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也未必能躬行，遑论广大芸芸众生。诚如龚自珍所言：即使“圣帝哲后”，所愿“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亲，而慈其亲？寡妻贞妇何以不公此身于都市，乃私自贞私自葆也。”（《论私》）很显然，在龚自珍看来，“为己”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表现，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就是說，古今中外，无论是伟人名人，还是凡夫俗子，概莫能外，皆有“为己”的“打算、着想、谋利益”的本性。只不过其所具有的程度，表现的方式和内容不同而已。比如趋利避害，只要他（她）大脑发育正常，没有不想为自己获取更大利益（当然包括精神利益）而远避祸害的；比如热爱生命，只要他（她）还有一线能够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她）就决不会放弃生命，自投坟墓。正如俗语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没有谁不期望自己“寿比南山，福似东海”；没有谁不期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光宗耀祖……凡此种种，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由此看來，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专利权拱手让给资产階級，并进行口誅笔伐，实在是有悖于事实而不合时宜的。古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于“窈窕淑女”，倘若资产階級“好逑”，难道无产階級就天生不“好逑”吗？孔子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魚馁而肉败，不食。”倘若资产階級如此，难道无产階級就天生例外吗？……可见，把“人不为己，天誅地灭”视为“资产階級反动腐朽的世界观”并进行“彻底批判”，宛如当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是非常幼稚可笑而不自量力的。

　　其实，“人不为己，天誅地灭”不仅不是“剥削階級反动腐朽的世界观”，还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呢！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学理论无论有多复杂，其实都是建立在“人不为己，天誅地灭”人的本性基础之上的。倘若“人不为己”，就无法研究效率问题。而“为己”正是市场经济的由来和发展的源头活水。因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形式便是分工、合作和交换。通过分工、合作和交换，各得其所，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不断提高，社会文明持续不断发展，以致有了今天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驱动“人不为己，天誅地灭”创获物质财富的活动，通过价值规律的刺激，使参与市场竞争的“人不为己，天誅地灭”的主体的利益趋于最大化。而且惟有此，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才有原动力，市场各竞争主体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才会始终如一。

　　对此，亚当- 斯密曾做过最精辟的论述。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５页）又说：“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已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终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限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情况下更有意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同上书，第２７页）亚当- 斯密的论述表明，正是人的为己意识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欲望，造就了市场经济的源头活水。否则，如要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异于掏干了市场经济的源头活水，以致使它枯萎死亡。

　　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视为“资产階級反动腐朽世界观”论者的一个主要根据，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乃是“万恶之源”。不错，社会之不美好，人世间的许多罪恶的发生，确实都与人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有关。但决不能因此就去否认或去消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像水火对人无情而人不能去消灭水火一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正是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导致的“恶”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对此，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曾以赞赏的口吻转述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观点：“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３３页）恩格斯从两方面来理解这一观点：“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階級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同上）很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如果没有人的“恶劣的情欲”作原动力，社会是很难发展的。

　　人类发展史显示，人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本性的生命力是相当顽强的，它可以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制度发生“天翻地覆”，它依然精神抖擞，气概不凡。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雨果说，当人成为野兽时，他比野兽更可怕 .这就是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时候可以成为“天使”，有时候可以成为“野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居于的社会制度。如在美国，寒冬腊月，大雪初停，人们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自家门前人行道上的积雪打扫干净。此举绝不是美国人批判“人不为己，天誅地灭”的结果，而是怕有人在其家门前的几米长的人行道上滑倒跌伤，被告到法庭而要负法律责任。（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４日《报刊文摘》）反观中國，在批判“人不为己，天誅地灭”长达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不仅没有多少提高，反而江河日下。别说“管他家瓦上霜”，就是“自扫门前雪”都懒得做，而且相沿成习，见怪不怪了。

　　如果一个社会，在制度安排方面确实能保障大多数平民百姓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时，凭着自己所播种的“真善美”，去收获应得的快乐和幸福，笔者想，这时候人便大部份会成为“天使”。否则，反其道而行之，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野兽”。记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期间，人们一方面在口诛笔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方面在行动上却处处按“人不为己，天誅地灭”八个字去办。于是，为了有效保护自己，以免被千人所批，万人所诛的“批斗”之灾落到自己头上，便相互揭发所谓的“反动言行”，结果弄得夫妻离异、父子反目、朋友成仇的悲剧屡屡发生，几乎遍布神州大地。一时间，口诛笔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歇斯底里，将人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的“兽性”统统释放出来，暴露无遗。成为揶揄嘲讽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口誅笔伐的真实写照。更发人深思的是，最先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刘少奇，后來从某种视角來看，居然倒死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手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理性直面地对待“人不为己，天誅地灭”，不仅有利于我们从头脑中清除大救星的思想观念，加强法治建设，而且有利于从政治系统中清除培养接班人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安排，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凡是想要设计好的社会游戏规则，必须立足于直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之本性之基础之上。唯有如此，设计出来的社会游戏规则才能激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分娩出“天使”，并能有效地抑制居于其中的“兽性”的迭出。从而使人人向善，使社会和諧祥和。

　　作者:于成玉

　　作者按：

　　我十分拥戴用“雷峰”表征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我坚决反对用“雷峰”雾化的“螺丝钉”灵魂；我更关注“学雷峰”作为一场“政治化宗教运动”的实际教化效果。“雷峰”是无辜的；红卫兵更是无辜的！被政治家强迫着去学习某种“统一楷模”的个性化多元民众又有多少真正内在的原动力呢？

　　可以肯定地说“农业化时代的路标”决不适用于“工业化时代的导航”：“工业化时代的做人教喻”决不适用于“资讯多元化时代的养成训练”。

　　我们及其我们的下一代要想在“经济一体化、网络全球化、竞争开明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人的发展与适应选择，真正“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学会适应、学会变化、学会选择、学会学习”，作好符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正确的社会化路径或路线图选择，将是一项十分艰难的抉择。

　　这里探讨“学雷峰”与“做红卫兵”的关系，只是一种思考。看看我们是否有一种“新教伦理与社會主義精神”来助力我们的“社会化”？或者根本就是用一种历史认定的“与时俱进”的与“个性化与社会文化”相符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取向，来推动我们即将扮演的“社会角色”的适应性。

　　社会化是一个人为应承他即将獨立面对的社会所必须的角色预前准备与生活体察学习过程。因而，社会化也可看作是一个未成熟的准社会人学习“社会生存知识、社会交际技能、社会角色扮演、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快乐支撑、社会人生选择”的青春化成长与成熟过程。

　　雷峰曾经被作为社会小众的“伟大领袖”确认为值得向作为社会大众主体的“青春小子”推荐的“社会化”效仿范型楷模。

　　由此，“学雷峰”也就在掌握“领袖话语权”的人士及其“政黨”和“政府”中“个性认知丧失了的附属”的“无恶意”悄然推动下，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社会化运动”勃然展开。然而，两三年实践下来的结果，却是由此滋养出整整一代没有“自我灵魂的、盲从与任人支配的”用“接班人”名义命名，却最终被明命不准许“接班”的新青年——“红卫兵新人类”。这终极结果是让我们的社会和历史显得格外尴尬与酸楚的！

　　学着雷峰，整体效忠。跟着“圣人”，造反冲锋。于是便有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卫兵大军”的集体显现，于是便有了“伟大领袖”在“华表”映衬着的“天安門城楼”上八次大召见。可是，春阳未尽，秋已至。忽啦啦，一阵强风摧人倒。一夜之间，“数百万红卫兵大军”便集体遭遇到了由“微笑变冷峻”后的“伟大领袖”的批判！接下来便是“红卫兵”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化”路径被否定：“发配”的“发配”，“接受再教育”的“接受再教育”，定位“三种人”的定位“三种人”。他们也因此成为被“国民教育体系抛弃的一代”，成为不得不“下乡的一代”、“支边的一代”，成为被“大集体容纳的一代”，延续到今天，并最终成为社会改革浪潮中“下岗的一代”、“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一代”。演变至今的这结局让人观来着实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一场以“阳光普照恩惠”开始的“学雷峰青年社会化运动”，到后来竟引发了引动全国的以“潘晓”为形象代言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社会大疑惑与大讨论。

　　但后来社会上那些被“优先解放”而“翻了身”来的某些自喻操持着“主流话语权”的“大爷们”在评述“雷峰与红卫兵”现象时，却只言红卫兵的“恶”，不言“红卫兵”被谁错误导向“恶”；只言“雷峰叔叔”的“温顺”，不言片面强调“雷峰叔叔”的“温顺”最终会导至的“集体失语”而“盲从行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学雷峰”与“红卫兵社会化运动”是有密切关联的！

　　要肯定“学雷峰”，就绝对绕不开对“红卫兵社会化运动”行为的肯定评价！

　　要否定“红卫兵社会化运动”，就不得不检讨“学雷峰”究竟给了“红卫兵”哪些“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负面影响！

　　按虚拟的“主流”官方话语：红卫兵不好！是因为他们是大革文化命的“造反派”，是“灵魂跨掉了的一代”，是“无政府主义感染的一代”。而雷峰好！是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是最听“上级的话”的循规蹈矩的“拧到哪就到哪”的“螺丝钉”。

　　可细想想：是什么样的“青年社会化楷模学习运动”最终把“生在新中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春学子引向异化之路的？是谁把可持续抱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纯洁而崇高目标的一代清纯少年教育辅导成“大革文化命”的“狂热宗教徒”的？是谁让整整一代原本昂扬向上的“红卫兵——毛澤東的孩子们”最终丢失掉自我灵魂而陡然演变为“历史罪人”的？

　　看看一代人悲戚与酸涩的成长史，是该感恩“大救星”似的洗掉灵魂的“东方红新教伦理”（盲从）教育？是该感恩抽调“自主意识”的被人“拧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做“螺丝钉”（禁欲）教育？是该感谢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纯正”的“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全民“学王杰”、“学雷峰”（洗脑）教育？

　　看看过去被抽调灵魂主见，如今依然缺失灵魂主见等待有人来“拧”的大批已经开始锈蚀或正在锈蚀或已被锈蚀掉的大批待刚失业的中年“螺丝钉（下岗工）”？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以为虚拟的“主流文化”推崇《东方红》的实质也是在有意无意把它作为一种“宫廷教义”来看待。事实上，透析《国际歌》，你会看到它其间包容着的实质是一种助人向上与前行的普惠精神！

　　的确，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靠的就是作为真正独享公民权利的“你自己”。

　　有自主意识，关心国是，学习知识，操练技能，善于就业，敢于创业，坚持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宽泛社交，按个性化需求去谋取宪政民主所还原的个人所渴求的多元化快乐，这或许才是知识经济时代有灵魂导航、有价值述求的现代人的必然行为追求与选择。

　　在不能充分就业或全球就业困难的新经济时代，学没有被政治家异化的原型“雷峰”应该说是有一定做人价值的，但学比尔？盖茨、学张瑞敏、学杨元庆、学吴士宏、学毕淑敏、学张朝阳、学马云、学陈天桥、学“超级女声”群体、学“梦想中國”作为、学你愿学的符合你个性特征与习得文化特征的某一个具体人——你的偶像、你的父母、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孩子、你的网友，往往更具有做人的本真价值或做活人的存在价值。

　　既然你的努力本身就能拯救你，那你还希冀什么“东方红”呢？

　　西方红，太阳落。中國还不照样出了个“邓开拓。”

　　所以，在旧的“神明”被彻底摧毁以后，你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期盼或依附一个“大救星”。

　　在一个全球追逐宪政民主、期待宪政民主大开张的新时代里，在一个共產黨的總書記胡錦濤都认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法制化的公民社会里，在一个政府高官国务院总理溫家寶都认定“现代政府必须亲民”才合格的市民社会里，你应该通过奋进与努力来争取做你自己的上帝！

　　你以为呢？

　　作者系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

　　个人主页：ｈｔｔｐ:// ｃｈｉｎａｘｈｐｓｙ. ｓｕｎｂｏ. ｎｅｔ

　　电邮：ｘｈｐｓｙ@ 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谭刚强

　　去年“超级女生”的“轰然出世”，把一种崭新的“自我推销、机会经营与成功认定”的青春渲泄与张扬方式推举到了不少的８０年代生人面前。

　　或许是受此启示，今年《梦想中國》重庆、北京、湖北、山东等赛区又涌现出来很多８０年代出生的选手“搞怪”的现象，对此类“前赴后继”的“社会新新娱乐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大量的８０年代生人的搞怪现象，尽管有来自中央的主流主管部门的“对选手的评价要健康积极”多重规定，但“我行我术”的８０年代生人却似乎没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搞怪”和“破坏体制”的比赛机会。许多赛场似乎也就成了他们肆无忌惮嘲弄规则，并同时获取利益的平台。从某个层面讲，他们似乎也在用“独尊我形”的类群体行动嘲弄、否定与挤兑着社会原本认可的中坚力量——六七十年代生人，及至更早年代生人。他们似乎借此企图塑造和建立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游戏规则。所以，不少人认定，这社会的发展是很让人忧虑的。

　　对“８０年代生人”的集体“搞怪”行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作为一个青年社会心理学者，我认为冷静深思是我们把握问题与作出行为决策的关键。

　　从总体上看，“８０年代生人”是从“希望的田野”出发，逐渐走向“一无所有”，走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的茫然路径，走向“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得快！”的互联世界，并最终从心灵上演化成不得不“流浪远方”与“跟着感觉走”的“无根漂泊的一代”。

　　“８０年代生人”从总体上之所以有浓烈的“无根漂泊”的流浪心绪，与这急剧变革社会“旧的神明已被摧毁，新的价值尚未建立”的“宗教虚空化”或“信仰虚无化”有关；与“被禁锢过的父母们”日渐增长着的对“独生族世代”的自觉不自觉的“家养宠爱”及“认知宽容”有关；与“被ｅ化了的互联世界”所强化的“多元文化”、“个性文化”及“异型文化”的“代际感染”有关；与“不规则变革”本身带来的“学业迷惑、职业震荡、情爱意乱、生活飘荡”等因素有关。

　　正是这种交错的“社会迷离”与“自我膨胀”的两极反差，使得不少“价值取向迷失了”的个性化“８０年代生人”，在心理行为上比“中规中矩”的父辈们开始有更多的愤懑、张扬与渲泄之举。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用“五颜六色的乱发，松松垮垮的多袋裤，片刻不离的随身听”，以及“喝星巴克咖啡，泡渲泄酒吧，谈快餐恋爱……”来进行自我心灵疗就。而自认为属“社会新鲜人”的性情中人的“８０年代生人”也更喜欢用“像谈论吃饭、喝水、听音乐一样的方式来谈论性”，他们的终极结果就是幻想用前诉的多种方式来呼唤“大社会”对长大了的他们有格外的重视与关爱。而有过之者，则干脆“身着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或“吸毒、酗酒、一夜情……”，或“醉心于寻欢作乐”，或直接呐喊着“蔑视一切”。事实上，“个性鲜明、獨立不羁、渴望自由”已成为他们外显的代际特征。而在其间，作为“新人类”、“新新人类”养育者的父辈们因推进社会创新变革带来的有意无意的“创新纵容”和“创新激赏”，尤其是社会教育内容的“不时作伪”与“人文缺失”，以及社会娱乐荧屏范型的过度“商业化喧嚣”与“装嫩扮酷”，无疑，从社会整体生态层面上催化了“８０年代生人”自我的“迷离心绪”与“张扬心绪”。

　　有此社会演进大背景，“８０年代生人”，不搞怪才怪！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超级女生”热潮中“愤青、怨青、秀青”以及“凉粉、玉米、笔迷”们的“搞怪行为”了。更不难理解今次《梦想中國》重庆、北京、湖北、山东等赛区中持续涌现出来的很多选手的“搞怪出演现象”。

　　这里，话还可分两头评说：

　　面对“搞怪”，对当下“天生我才急盼成功的部分８０年代生人”来说，自己既不应过于相信商业化媒体张扬的追逐时尚和前卫的取巧之路，更不应把个性化的“小众行为”误作是“独生族世代”的整体“大众行为”。对更多８０年代生人来说，实现“自我梦想”的最好路径还是“量体裁衣”的路径。即自己得持续性学习、个性化进修、技能性操练。否则，一旦“梦破了”，心灵迷失了，自己的心理问题就可能演化成心理障碍。而日益加深的心理障碍则极有可能转化成很难疗治的心理疾病。到那时，自己真正“搞怪”了，自己的“精神”也就“分裂”了。而个人一旦真正“精神分裂”了，“行为异化”了，也就最终等于主动把自己从“８０年代族群”及至“整个社会族群”中开销了。所以，新新人类在择选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得“适可而止”。

　　面对“搞怪”，对当下社会“８０后独生族世代”演变与演进“忧心”较多的社会成人来说，与其“说三道四”、“横加指责”，不如在社会人文发展辅导中，多给他们提供可供选择的多元化健康范型，多给他们提供能“百花齐放”的宽阔型生长厚土，多给他们提供能“阳光普惠”的创新式自由精神家园。否则，“似病非病”的“下一代”最终也会被逼出病，被视为病。春来时节，总会显示“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也表明：是“红杏”，它总得让以自己的方式出墙，要不就会使它在“禁锢”中被最终“扭曲变态”。

　　须知，若干年前，“蛤蟆镜”、“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不是也曾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搞怪”吗？其实，“创新”本身相对传统就是“搞怪”！

　　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环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标志，独特的价值世界和独特的行为方式。任何一代人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并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一概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不理智的。

　　因此，社会在评价“８０年代生人”的“搞怪”现象时要多些宽容。真正要提醒“８０年代生人”注意的，是自己不要因参与“搞怪”的过于“激奋”而彻底误入“理想精神迷失”与“价值取向迷失”的迷途之中。

　　因为即便是“８０年代”的一整代人，因出生地域差异、家庭教养差异、成长训练差异、文化取向差异、天生丽质差异等个性化育成要素的不同，最终的社会角色扮演与行为方式选择也还是差距很大的，即很个性化的。

　　“８０年代生人”中不仅仅只有“想唱就唱”的“超级女生”，也不仅仅只有“梦想中國”中的“圆梦男女”。还有“小巨人”姚明、追风少年刘翔、女蛙王罗雪娟、少年作家韩寒、台球神童丁俊辉、围棋冠军古力以及在大学里“读书”、在论坛里“建言”、在网络上“研发”，在职场上“驰骋”的众多个性化“大众”，而不是“小众”。他们怀揣着各自独有的迷茫、痛苦、沉思和感悟上路，他们展露着各自独有的洒脱与坚毅的个性感情，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族群语言”与“代际语言”对国家大事、社会现象，发表着各种感想、见解与观点，他们以各自的朴实、勤勉与率直在自主地漂泊与流浪着，在坚实地挣扎与奔走着……

　　应该确切地看到：尽管时代在改变，作为年轻人的“８０年代生人”的青春的面貌也在改变，但青春的本质没有改变，青年人需要充分展才与灵性张扬舞台的心理需求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通”时代的部分小众的“搞怪”与相当多数大众欣赏“搞怪”是一个带着几分浪漫、几分谐趣、几分调侃、几分无奈、几分自我宣泄与疗救的“青年文化活性行为运动”，那么我们也就能理解在失去了“梦想”的“８０年代生人”挣扎着前行的现实日子里，“搞搞怪”有时也不失为一种自我唤回“理想”的“自我活化剂”。

　　况且，伴随着“８０年代生人”自身的成熟与长大，该保留的“新人类族群行为”，历史自然会加以选择；该淘汰的“新人类闪客行为”，历史自然也会加以剔除。

　　一切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历史已多次证明：社会超强的“训育”与“教父”行为，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附言：

　　按年代划分青年族群，只能是相对的。但社会上既然有人“观察８０后”，咋也就跟跟风。

　　其实代际差异也只是相对的。有忘年交存在，就说明有人破了“年代族群”。

　　任何时代，都有“搞怪”者。但“搞拐”的绝对只是“小众”。由于“沉默的大多数”不发言、不表演，于是他们一不小心就在自我鼓噪与商媒渲推下成了“８０后一代”的“叁個代表——即‘先进’创新青年的代表、‘先进’时尚文化的代表、‘先进’实惠利益的代表”。

　　我不赞成“搞怪的一代”的提法！我却理解“８０后一代”中部分“搞怪小众”的选择。我更关注是什么文化因素——政黨垂范文化？政府管理文化？社会世俗文化？家庭养育文化？代际混沌文化？——在悄然异化着他们的行为基因。

　　总体上看，在“搞怪的８０后”中，“８５后”的肯定多于“８５前”的同时代人。

　　但不管怎样，我更愿意从“独生族世代”角度来观察这一代人的演进。对无奈成为“独生族世代”的当事人怀有的是更多的理解。对制造出“独生族世代”的策略政府、具化家庭、学校文化持有更多的反思。因为我似乎感觉到由政府政策与家长关爱（在城里还得加上“封闭单元住宅”与“电子保姆养育”、“快餐食品养育”等因素）而造成的“独生族世代”社会化养成与实现整体代际缺陷，正在成批量式的显现。

　　侧重于反思的前提是想探讨被异化了的“独生族世代”在今后的岁月中怎样更少遭遇些异化。

　　多些自由阳光，多些快乐生长，多些风雨练达，多些百花齐放，让本没有代际差异的全体社会人的青春动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演进中更多一些社会性共享！

　　无论“５０后、６０后、７０后”，还是“８０后、９０后，……”，对整体已走进１８岁公民范畴的中國国民来说过，其实，我们都是为着长效体验“在路上”的感觉而持续探索、持续前行的一代人！因为我们都有回避不了的曾经或正在被社会异化的历史！

　　作者系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

　　个人主页：ｈｔｔｐ:// ｃｈｉｎａｘｈｐｓｙ. ｓｕｎｂｏ. ｎｅｔ

　　电邮：ｘｈｐｓｙ@ 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谭刚强

　　有的人认为，腐败是不治之症，越改革腐败就愈多；也有的人认为腐败是由于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有的人甚至于认为改革就是效率与腐败的竞争与赛跑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讲，如何看待腐败，如何治理腐败，减少腐败，关系到改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讨论腐败问题不应该舍本逐末，不应该把改革是否具有善意，是否具有良好愿望，作为评价反腐败成败标准，作为继续滋生腐败的条件和借口。我们只有从根本上放弃階級腐败观的陈词滥调，认识和把握腐败产生根源以及发展走势，完成从制度上根治腐败的改革与创新，才能有效的遏制腐败、减少腐败，增强自身肌体的抗腐败能力。

　　一、腐败是人性无度扩张结果，是公共权力被垄断后真面目的显现

　　腐者，机体发生了变异；败者，即是机体的生命力衰弱，日渐衰败。腐是败之因，败是腐之果，两字的组合，表明腐败问题既是一种变异的过程，又是一种变异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政黨、一个民族，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当机体发生质的变异时，从局部病变，进而威胁到生命体的存在。

　　人类学的鼻祖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说，人的动物性表现出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行为趋向，而人的社会性则必须对其进行制约。如果人没有那种动物本能，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外部的毁灭，而不对它进行遏制，则人类社会将在内部遭到毁灭。人性的自利倾向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人类自身的竞争力、生存力和延续后代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学会在实现自利的同时，造福于社会，并通过服务社会实现个人道德自律和职业诚心，于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界定了人的行为空间。道德伦理与法的底线就成为社会契约的准绳。如果人的本性脱离或游离于被道德和法律界定的空间，私权和公权一样都会毫不忌讳的侵吞、瓦解人类的生存秩序和经济法则。

　　“权力寻租”一般指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活动。一方面，政府官员行使各种政府行为，对资源进行调控，；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本身又是经济角度的人，如果有客观上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而在主观上政府官员缺乏职业道德和崇高的社会不胜任心，此时，缺乏约束的政府官员就渐渐丧失理性，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换取金钱以满足个人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理论阐述了一条规律，專制政体是寻租活动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就会对经济造成某种垄断，使寻租活动得以存在。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就会造成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当寻租者利用种种手段向少数有权者投资时，就容易获得租金。如果持权者在职权范围内运用权力时，失去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实际上，垄断权力机制为持权者“造租”“设祖”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为寻租者提供了寻求租金的良机，最终造成权力的失控和滥用，导致腐败大量滋生。

　　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主导社会改革是政府的一项职责。但也正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主动的、无所顾忌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由寻租而诱发的腐败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过多的干预和钳制，同时这种行政特权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这造成了创租和寻租的可能。政府官员的主动创租、寻租，产生了一个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圈，使人的本性无限扩张，使公共权力获得了人性中最具有破坏能量的原动力。

　　滥用的权力与腐败是一对天然的姻亲，他的遗传基因就是人的本能。如果权力适当分散、相互制约，民主监督较强，就会增加寻租者的困难和寻租成本，就会把人性本能约束在道德与法律的自由空间。政府官员们在决定是否进行腐败行为时，势必权衡腐败的收益和代价，成本越高，对官员的约束越有效，腐败程度越低。如果我们不从制度上有效的制约权力，遏制人性，腐败就不可能自动的消失。

　　二、腐败不是用来界定思想意识优劣的标准，而是现实的权利和市场的交易结果

　　腐败问题，既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问题，自人类的国家机构产生后，腐败始终围绕着公共权力的延伸、扩张，不断地改变形式，更新花样。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由于国家机制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尽管在反腐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和一些干部中仍然比较突出，甚至于在一定的阶段内，腐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违反法律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私人和私人小圈子牟取私利的行为。对于腐败产生以及治理的问题，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以前，我们把腐败当作剥削階級的遗留和国外腐朽思想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腐败是專制统治階級的专利，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是为人民执政的，还有所谓的科学理论武装，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执政者，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性本恶，好像共產黨是天然的施“仁政”使者。而实际上，由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并未将心，将人性最富有个性，又是共性的“自利”本能完全交给信仰，从一开始，他们就旗帜鲜明地告诉世人：他们是为无产階級的“利益”而奋斗的，因此，从中國共產黨成立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们黨历经数次整风运动，主要是从思想上杜绝腐败念头的产生。所以，把治理腐败的方法集中于对广大干部的进行教育及思想净化上。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腐败发生的主体以及表现的形式、使用手段和发生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所谓的階級范畴。实际上，权力腐败行为的对象是社会资源，而非階級利益，它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或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源，集中体现为公共权力与钱款、资源、批文、权限、合同、财政、职位、机会等非法交易上。当前的权力腐败主要就是权力主体通过把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的手段，把社会资源转变为私人（群体）的利益，它早已不再是某个階級的特殊权力了。

　　自从人类的公共权力出现以来，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几乎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在各国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腐败的表现和治理腐败的手段也不尽相同，但是，腐败产生的共性条件有二：一是掌握公共权力；二是权力失去制约。腐败共同的结果是侵蚀了社会资本，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社会公平。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每一次经济政治的变革，都是增加效率与遏制腐败的较量中，寻求社会进步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经历的所有反腐倡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腐败产生原因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腐败都不会自生自灭，自我消亡。因为腐败的产生不是階級的产物，而是人的本性与公共权力较量的结果，只要公共权力存在，人的自利动机就不可能自动消亡，只要公共权力不受到公共权力的制约，腐败就不可能自行离去。

　　三、腐败在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道德教化中生长，在政治威慑和思想预防的真空中成熟

　　腐败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由于腐败量变过程的隐蔽性，加大了反腐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建国后，我们所走过的反腐倡廉历程，就是一个反腐屡屡受挫，痛苦反思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紧紧围绕黨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组织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十二大以后，反腐主要集中在加强黨性黨风黨纪教育，纠正黨内不正之风的工作。十三大以后的十几年里，我们开始科观地分析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把处理黨风建设与廉政建设、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提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并试图通过深化改革，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机制发生重大转型，从经济上看，由国家控制资源的计划经济机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通过市场手段配置资源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从行政管理手段上看，政府职能由用行政手段统管经济社会向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在这个重大的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与个人權利的规范，国家利益的明晰和公民权益的确定，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法治环境的优化，社会建设与社会监督等都处在不稳定、不规范的状态。腐败在社会转型阶段总是依附着权利，围绕着市场，变换着形式与改革的愿望展开了激烈交锋。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交锋使执政黨难以再利用封建專制与剥削階級腐朽思想继续、持久的影响，导致无产階級队伍中意志不坚强者，经不起权力与利益的考验而腐败堕落的政治说教，去解释现实中不断涌现的集群腐败现象。

　　在改革权力与市场，权利与权益的传统分配格局的过程中，仅仅认识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未能从源头上认清腐败产生的根源，自主的根据階級政治判断，试图在权力不受权力制约的情况下，通过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道德教化，发挥严惩的政治威慑和思想预防的整体效能，完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教育、制度、监督三驾马车并进的保廉机制建设。这三驾马车能否挽救肌体“腐败”的权力治理框架呢？权力自上而下的约束实际上是一种善者的布施、长者的安抚和圣者的宽容，它强调的是施“仁政”，教化天下，通过对上者的敬仰和崇拜，在恩威并举的天穹中，使属僚们竞相的相互监督彼此对上忠诚度，监督彼此的行为举止，监督民意走向，已获得擢升。这三驾马车在行驶中，逐步片理了起点，不知不觉地回归到原点

　　在全国的反腐风暴中，通过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在这种从政治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思路下，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倡廉的中心环节，以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非法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办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和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重大工程项目中发生的案件，金融、土地管理、商品和劳务采购等领域中的案件，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和经营管理活动中國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件，严肃查办黨政干部、司法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从一大批腐败分子，包括国家领导人及别的权钱交易者、省部级的大鳄被纷纷挖出，从一大笔赃款被追回，从规模型的腐败从业官员出逃国外，可以看出国家的腐败环境已恶化到腐败分子无可藏身的地步，此可谓是战果累累。

　　所谓的腐败分子，其实就是原来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民“信”得过的、由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如此众多的权力光环之中，他们没有经得起“忠诚度”的测试，也没有再在“慎独”中自省自律，接受德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在相互监督中结成权利与利益的同盟。惩治腐败的手段愈来愈严厉，公共权力被异化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钢铁战士们在前仆后继中对民利进行着拉网式的劳作。我们从大量的腐败分子任上的反腐誓言中发现，在他们高呼反腐败的时候，他们早已成为腐败队伍中的一员或者已经使这支队伍的指战员了。

　　惩治腐败使一批批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的腐败分子在我黨的反腐斗争中落网，使一批批利用职权侵占公共利益、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纪违法者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是，预防腐败的反腐体系在严厉惩治腐败的高压下，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代代、一群群、一遍遍新生腐败力量还在不断涌现，甚至于在反腐的力量体系之中，开始演化为腐败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 １６３. ｃｏｍ

　　２００６- ６- ２７

　　作者:丁言

　　当今时代，国人风行于奢侈时尚，而风尚是基于自身特质的文化土壤中培育出的果实，本文剖析的就是这种“土壤”的根基。

　　一.

　　奢侈之所以成为时尚，它所折射出的正是国人所景仰而孜孜以求去达成的自然性或功利性生存境界，这种境界实际显示为宗教性超越感的阙如。

　　冯友兰在其《人生的境界》中，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种由低向高排位的等级秩序阶梯：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的，境界的提升靠得是人的“觉解”，亦即精神的创造活动。

　　那么国人是否“觉解”多了必然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升？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因为就如冯所说，最高级的“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问题在于，人本已成为了宇宙的精灵，爬上了进化阶梯的顶端，是否就得以效法“天地”——以无最高存在理由的自然属性之在性——以宇宙中的平庸有限之物“天”和“地”为人生模式去打造自身，从中怎么会有“超道德价值”产生呢？

　　“天人合一”是中國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出发点，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焦点之一。开创哲学人类学的舍勒从现象学和基督教神学出发，认识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着“精神”，而这“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对象化存在和自我意识之中，人的进化正是从与周遭生存环境于浑然一体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对于环境能说强有力的“不”，人甚至还能够超越于自己，用“爱”的动姿直接奔向上帝基督，所以，“人是比他自己和世界都优越的存在物”。（参阅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然而国人最为推崇的“天人合一”恰是消除掉“精神”的这三点本质的，以比附于宇宙低级属性的有限存在物为乐事。结果，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审美旨趣和伦理境界的中國传统文化，与人的进化南辕北辙，“觉解”愈多，“精神”愈失，人愈浑噩。以至于儒学追求的所谓至高境界、作为人生论的“中庸之道”，其“刚健中正，居中不偏”，“和为贵”等等，反映的正是国人秉性的圆滑和人生的庸碌，却美其名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折射于当代，难怪“躲避崇高”便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时髦的人生观，至于寻常百姓当然地只需于奢侈攀比之中安身于福禄寿便足矣了却人生。对比之，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中道”理论中，明确排除了算术“居中”的思路，并提出了：“理性的沉思是最大的幸福”的著名论断，可见有十足的超越品位。

　　因此说，中國文化呈现浓厚的现世取向，经世致用，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都集中在世俗中，莫如犹太教和基督教那般，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拯救”和“终极关怀”的蕴涵。尽管中國也有自己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传统，但是民众仅热衷于进香火拜菩萨，只是为了消灾祈福的迷信而已，连功利境界都未曾企及，更遑论“超道德”乎？所以舍勒认定中國宗教中缺乏那种向上超升的神性意识。当然，儒家伦理史上多的是超越功利的道义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等教条。但它一味弘扬主体理性，把伦理的人格个体看得非常自足可靠，尽力要求人们抑制私欲，克己复礼，却未敢直面人生的鲜血淋漓，以洞明生命个体的真实深渊。到了近世左倾主义大发狂热，搞“头私批修”之类的造圣运动，更是脱离了人们性情的真实存在，如此便大大堵塞了国人超升之路。

　　舍勒对于道德意向的思索表明：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爱的秩序》上海三联书店，第７４０页及７５１~ ７５２页。）因此，伦理的基础若不深入于人性之中，便如浮萍漂浮无根。而人类理性若缺少了终极关怀，道德同样显得肤浅无依靠，继承了馬克思主义批判旗帜的霍克海默表示：世俗的原因归结不出道德的根底。人的有限性表明，人若只依靠人性自身的力量，利益冲突时候只会照顾自己，惟有借助于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方能得救人类全体。

　　人的生命是个耗散结构，人类社会也如此。薛定谔论道：“生命体是善于从外界环境中吸取”负熵“以作原料来制造自身的秩序之流”。申农将“信息熵”改进成解释信息论的特点。对于个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说，理应从精神性的负熵信息中来提取价值养料使提升自身主体性的秩序等级，不然，就如克劳修斯描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样：热量从高温向低温物体传递——对于生命体来说，导致有机体信息秩序降阶，或曰，负熵信息不足，有机体升序和进化就裹足不前。因此，倘若人们拘囿于世俗之中，封闭于人类系统之外的负熵信息来“拯救”，社会进步和正义的力量就孱弱，国民生存其中，便只限于“一收便死，一放便乱”的怪圈中作低级水平的循环往复，反馈至自身的主体素质，诚如鲁迅所描述的：中國国民要么是“官魂”，要么是“匪魂”，缺乏的就是自己的灵魂（民魂）。反映于当今，就折射出了王朔式玩世不恭ｖｓ伪神圣、伪崇高的市井风情。

　　二.

　　爱慕时尚的国人学着时髦腔调辄曰：“以人为本”，其实“人”在中國文化中并非抽象的实在，而是以“关系”的形式呈现，个人并无獨立的价值意义。追求奢侈时尚所展现的根本点上并非是个人所欣赏的物欲感受，而是借高消费以炫耀自身于社会等级秩序中高级排位的人伦情状，亦即通过奢侈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在此意义上作理解的真实便是“以伦为本”。

　　人的“存在论”表明，人的存在都是从主体内在的“意向”活动开始的，意向性使得涉及活动的主体与对象客体通过活动过程发生连接。譬如，国人购买什么奢侈类商品，说是期盼着可由目标物体所达成的“自恋”、为了“心情舒畅”，活着“体面”有“派头”，或是购买什么的“安全感”等等之类，即所谓有超出肉体快活感受的较高级些的品行，其实都是托词，其意向（即真实的意图）还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社会等级面子的追求。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里，人的自我实现是出于内在的行为动机，它迈出步伐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是对于生理需求的渴望，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应当是看作最基础性的生理需求，当这些尚未全部得以充分满足之前，高层次的需要就难以展开，惟有低级层次的需求充分满足，它的动机激励作用才会降低，其占优势的需求地位让位，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取而代之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奢侈品之所以称为奢侈，就因为是它超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而不可能成为激励自我实现在基础阶段的动机。在一个刚刚步入温饱型的城市小康社会里，即使是小白领，其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基础的需求（如住房，出行等）尚未得以充分满足的。但是正如人们常嘲讽的：国人的消费奢侈是“穷慷慨、穷大方”，在公众大厅场合出款“大手笔”的举目皆是，而生活中独处时候另一面的寒酸则不在话下。

　　由于中國文化的特质为宗法人伦型的，人们生存其中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人伦关系上。而面子，作为宗法等级的人伦符号，对于国人来说有着特别嗜好和足够的吸引力，所以“面子乃一社会动机”（参阅杨国枢主编：《中國人的心理》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月版）。国人在做事情时候，总是喜欢带着面具行事，又不敢于直面人生，而往往不知其所以然，却喜欢找托词，制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还喜示以练达于“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境界。既然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匮缺，那么推动自我价值实现的真正动力，惟有低档次的价值（按照舍勒的价值等级秩序理论划分，宗法性等级价值只能列为低档次的），即如面子的欲望，以此作为基本需求方能填补激励动力的空缺，才能说明奢侈时尚的实质。

　　譬如现今流行的时尚之一，是“数码发烧友”，年轻人喜欢炫耀使用最新款式的数码相机或者带有摄象头的手机，但是追逐时尚的人们极少会有兴致去欣赏摄影的艺术或去钻研摄影的技术，因为审美境界对于自然和功利境界来说太显得迂腐，过于书生气。又好比“音乐发烧友”，其“发烧”的对象不是在于音乐的内容和欣赏本身，而是在乎于播放音乐的物质承载体，如购置了一套昂贵的高保真音响设备，便值得大大炫耀一番，如此等等而已。反映在国内高档消费品促销形式上，现今流行起过度的外包装，典型的如中秋月饼等，就因为奢侈享受真正的意向不为别的，就在于外在炫耀的形式。

　　因为奢侈者内心所希冀的只是，形成一个“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之中突显自身的优越性地位，即为着强化：人们的“身份可以通过消费方式表现出来，消费方式是进行身份构建和维持的重要手段。或者说，消费方式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参阅姚建平：《消费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月版），亦即摆起做人的“架子”来，如此，人则异化成了符号化（面子，架子）的动物：只认衣衫（经消费了的符号）不认人！

　　三.

　　存在决定意识。自五四新文化以来，传统文化逐渐退却，随之填补进的是左倾主义的价值观念，其形态之一是，唯物主义成为了国教，其时尚余韵留给当今的是趋向于“拜物主义”，它把生产力发展和ＧＤＰ增值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某些地方的政府官员甚至把ＧＤＰ指标当作一俊遮百丑的“遮羞布”，从而倒置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将人安置于物化的工具，从而使得“物化”了的人为着进一步的“物化”而竞相攀比。

　　更有甚者，于黨性文化长期的浸透之中，由于其文化修养先天“唯物”的秉性使然，颠覆了人类伦理传统一贯的德性和真善美等级理念。既然物质胜于精神，四肢躯体便高贵于头脑，从而使卑贱者获得了“最聪明”的赞誉，使得动用体力的劳作者成为唯一的“劳动人民”，并为此自动升格为神圣性的“大公无私”？！还可作为评选“老模”、“先进”的参数依据，智者倒退至“老九”的等级排行榜，这种历史情状至今并未得以彻底的清算，正如纹革不容彻底清算一样。这种反正义、反文化、反进步，反科学因而逆向淘汰的左倾主义长期建设，对于今人来说，依然可感受到历史惯性的沉重（至少，当年的大部分得势得益者至今仍坐享其福，并未有完整的正义的矫正，正如今天有不少人回避掉经济活动中的“原罪”那样），如此内在的逻辑，彼等人生便起到了样板作用，并且其劣等素质的人种基因凭借当年的得势得益还广泛遗传给了后代——在诺齐克看来，任何对他人權利的侵犯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若不进行补偿，则意味着正义缺位。因此，国人虽曰步入了新世纪，但其所受余毒尤存，使得对于低贱性的肤浅人生观成为时尚模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长期来，国人处在一个“集体主义”复加“平均主义”的生存境遇里，仇富情结积习深厚，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尤其是富裕的人士，作为“资产階級”的定性，更是战战兢兢生存于“无产階級”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难以如西方资本家那样，可以从容地投资去扩大经营和生产，使得自己的资本不断增大，利上滚利，而是生存于以“革命群众”名义的“民主集中制”之中。当然，到了今天已经是改革开放近三十载了，社会面貌沧桑巨变，但是冰冻三尺之寒的那些深层结构的旧的社会制度和国民普遍的心理习俗，并非经历短暂开放改革之暴就可以消融化解的，或者说，合理性制度可以迅速建构的，比如《物权法》出台的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对于某些人来说，攒了大钱再去更大作为意味着冒风险，于是不妨将钱化作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着眼于当下现世的感性肉欲的挥霍享受和面子上的激烈攀比，去比阔斗富要来得轻松多了。

　　另外一面，社会生产力的突飞式发展，会激发人们的感性肉欲，使得暴发户心态作怪起来，这种情景在世界各地都有实例，学人对此多有论述，只是笔者以为，这尚不足以构成本土物化攀比的主因，最为重要的成因还是在于社会的转型。当计划经济模式的平均主义被容许告以突破，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的指引下，左倾意识形态的堤坝随之冲决崩溃，一泄千里，直闯国人内心等级人伦贪欲的鬼门。某个炫耀财富的阔爷终于感叹道：“过去穷怕了，才想极力表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穷人’了，将童年极度压抑的消费渴望变本加厉地展示出来。”我们在此该挑明的是，所谓压抑指的真实应是自身于庸常人伦之中所淹没的情景，或者曰攀比竞赛中落伍于期待的景况。因为贫与富是相对于历史尺度而言的，昨天的富裕对于今天来说不算富，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同样，今天有这点的富裕钱财对于明天来说算不了什么，惟有在当下的世俗面子攀比之中方显示出具有等级尊贵和低贱对比的现实价值。

　　当然，这些竭力炫耀社会等级地位的传统人性复归仅是在表层次上的社会更新变化，它不会触动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正因为它不会改变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格局，所以才会被纳入以社会变革的套路。正如各地的执法机构每过一段时期会搞一场“扫黄打非”行动，而真正的打击重点还是在于后者“打非”上，因为惟有后者才是直接冲击了利益分配的敏感，触动上层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如此思路方可理解社会变革维护着既有“平均”又有“等级”的矛盾。

　　四.

　　正如有一位珠宝行业的资深业内人士所认识的，国内奢侈品市场的升温与女性地位的上升，以及女性利用购买奢侈品来解压有着莫大关系。

　　正由于长期来绝对平均主义左倾黨性的发扬光大，使得本土传统的儒家性别等级观发生了颠倒，带来的是结果是，在黨的组织机构及功能发展完备的城市中，左倾主义较好地得以贯彻在工作和生活之中，于是城市女性的地位大为增强，使得女性的自我价值的评介也随之高涨起来，女性的角色及女性化人生观得以充分展开，于是女性的消费价值观念大大渗透于市民日常的生活之中。

　　由于女性本为“受视动物”，即是说，在男女性爱生活中，原本是被动选择型的角色存在，因此，其接受视觉的外貌及外观附件的因素远比男性来得重要，且其人生格外看重于身段及生育的功能，因此物化的炫耀意义对于女性来说比男性来得更为直接而重要。再说，女性又属于世俗性动物，对于人类超越性意义的重任早已出让给予了男性来完成，所以大大注重于现世的生活，沉溺于当下的效用，于是在物化面子的攀比之中承受着主要的角色定位。

　　五.

　　在东方的中國，人们生存于社群紧密联系的、靠着“关系”交往的境遇之中，个人于世间者难以被容忍有獨立意义的自我价值，如此的生态对于时尚的风行却有着催化的作用。因为个人的社会行为须是合群而符合于人民大众的心意，才能被公众认同，方可在社会活动之中展开工作，有容身立足之地，禀性于“天人合一”的国民乖巧都懂得时髦：“适应环境”、“打成一片”。而大众的举措流行通常就是跟随着领导、老板模式，惟上是从。在此，头面人物有着明显的偶像作用，就如当年民众纵情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样。然而作为偶像的本土大款，即经济活动中的佼佼者，大都为人情关系网络中学得的关系学所培育出的低级俗物，如此造化便以低俗禀性引领社会时尚；而官场的腐败，如：化公款高消费，以及某些官僚生活腐化又加剧了大众消费的奢侈。

　　不如西方人那样，个人的奢侈享受意味着个人通过过分的消费方式来张扬个性，使个性具有创造意义，从而显示出超越于社会的品位，这也许是确证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之一，或可从中获取积极性的意义。然而国人追求时尚则是为着合群，或曰仅是为着某类群体（贵族階級，白领阶层，城市居民）认同所属感的意愿，若曰其中差异性，还莫如说是群体之间的阶层差异。

　　因而在具体方式上，国人的奢侈消费更多的是单纯的模仿而攀比而已，缺乏创新蕴涵，只是希冀获得社会等级阶梯竞争上的攀比优势，以期竞争不落伍为上策，足显示自然性和功利性的庸碌人生。

　　施卫江２００６/ ５/ １７

　　个人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我是一个不喜欢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人，网络太空洞也太繁杂虚浮，当一个人不能正确理清自己的思想脉络时，我是不赞成他在网络上吸取知识的，同时如果自己所写的文章被别人断章取义的话，也是一件让人很不开心的事。但“酷狗”、“百度”等网络技术的出现，确实是让人减轻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查询资料的痛苦，我也一直深受其惠；同时在网络上也出现了一直让人期待的另一种“声音”，而且是越来越多，虽然有诸多的禁止，但着实也让人深感欣慰。但正所谓物极必反，什么事情都有好有坏，网络的虚拟，也让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寻不到寄托和安慰的人获得的了宣泄的场所，找到了可以畅所欲言的乐土。

　　今天，听友人说他在网络上发了一贴，叫我前去一看，本来这个论坛也是知道了，也在闲暇时随意的看看同学们建立的校友录。谁知一看之下，真是惊涛骇浪、震耳欲聋，其实本也知道现在的“抗日热情”高涨，但谁知这里的“抗日”也只漫骂而已！可能有朋友会说，你怎么知道我们除了漫骂就不做其他的了？的确这让我无法回答，所以也就请诸君在看完我的这一帖子之后，将您的“抗日”义举告知在下，也好让我借鉴学习！在此深表感谢！

　　其实我也知道，同时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也在用抵制“日货”的方法在进行着自己的抗日行为，在此我尊重他们的选择，我深知他们内心的善良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但我也仅以个人的感受深感这种行为的无谓与无力。

　　曾经记得这样一幕，４０多年前，当时的台湾副总统的陈诚在自己临死的前一年突发其想，“召见”了当时的只有２０多岁的“愤青”（对于这样的愤青我很钦佩）李敖，怀着深情的对李敖这个毛头小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国民黨悟了几十年，终于让我们想通了：共產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国民黨的成功。”或许大家认为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在我看来他却代表着一个失败的政黨深深的反省和自我解析，回到当下感受着这句话，我更加觉得心情的沉重，我的心里也不由得冒出这样一句话“日本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國人的成功”，你打倒了日本的企业真的就能让日本人服气，赢得他们对你们的尊敬？让日本军国主义鸦雀无声？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果如何我想诸君也是可以预知的，可想一个今天仍有一亿人口每天仅挣一美元（甚至不到８块钱）而活着的国家有何能力与世界强国比肩？而当你们这些“义愤填膺”的爱国者们在用那过剩的精力去声援（在嘴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民在美国霸权主义的魔掌下呻吟时，哪些存活于生存线的中國人们，你们这些民族主义者给他们的帮助又有多少？８亿的农民，近２亿多的流动人口可能在你们的头脑中只是一个数字，也可能只是把你们的家园弄的肮脏的“恶人”而已，想一想这样的国家难道仅凭抵制日货就能强大？就能复兴？就能让你有尊严？简直痴人说梦！

　　看一看哪些穷苦地方的中國人吧！他们的苦难不是你们在网络中看见的那些悲惨图片就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世代的贫苦也不是你们所想的是因为他们懒惰而造成的！当你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苦难时，你就知道中國人的强大并不是简单的几句口号和打倒自己的敌人就能做到的，你们不停的叫嚣“对日宣战，大不了死个几千万就能把他们灭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父母妻儿、亲人朋友都被赶到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时候你有何感想？当在你们嘴巴里面口口声声宣扬是“中國最可爱的人”——解放軍们为了你们所谓的尊严流血牺牲的时候，你们对他们的爱在哪里去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要求别人为了尊严去死的时候，请你先去死！”可能你们也会说，和日本打仗我第一个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想去可能还没资格！枪都拿不稳，你用什么来杀人？ＣＳ练的“枪枪暴头”就以为能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就可以像马援将军一样马革裹尸还？张自忠将军那种民族的脊梁就是你们这种把漫骂当“武器”、把亲娘挂嘴边的人可以做到的？战争可能在你们的脑海里就像一次闲暇无趣之时饭饱酒醉之余的一场群斗一般，看着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就如品评一部美国大片一样，何等豪情！何等气概！当我看到那些“为美国人受恐怖袭击而叫好喝采”的言论充斥与网络论坛之时，看到举国上下都在摩拳霍霍准备以武力向小岛上的同胞开火的时候，我不由得对自己曾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冒冷汗，原来曾经的自己也如他们一样泯灭了人性，活在了兽栏里！

　　当然，我也希望当国难当头之时，你们也如现在这般豪气干云，气冠山河。可在我的眼前却呈现出的是一幕让人心凉的情景：当一批又一批矿工死在井下，多少家庭因此而妻离子散之时；当有些所谓名人专家叫嚣矿工的死是由于其素质不高之时；当面对哪些因政府腐败压迫而跪地请愿的劳苦大众声泪俱下的哭诉之时，你可曾发表一言为之呐喊！当有些人如日本一般随意修改那原本不是这样的历史之时，你又可曾像现在这般大声疾呼？如果“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那么这种“勇气”并不伟大。很多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吆喝起来都是能耐，骂起人来都是勇士，但他们在地铁上专坐“老弱病残孕专座”，看见小偷把眼睛闭上，遇到流氓生怕殃及自己，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人即使整天高喊着“大中华”、“日他个小日本”，也只是一个无赖而已。可想而知，当一个不停叫嚣战争到来他第一个冲锋的人连说一句真话和一种探询真相的勇气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他们什么？你还能相信他什么？！

　　其实对于发自自己内心思考而后选择抵制日货的人我是尊重他们的选择的，我厌恶的是哪些以抵制日货为由动不动就宣布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为汉奸、反动派，侮辱其人格，进行人生攻击的可耻之徒。还毫无羞耻的告知别人“我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把漫骂当风趣，把无耻当搞笑、还有甚者自认“下流无耻”之时，听着这样的话，真让人怒其不争，怜其可悲！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口口声声叫嚣“你可以麻木，但是你不能教唆别人”的时候，你又为何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你又为何要教唆别人呢？一个个体的獨立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能唤醒的，这需要他发自内心的需要和思考！冷静下来，好好问问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能做什么！当你真实的经过自己潜心的学习和思考之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獨立思考的个体时，你的选择我尊重，但同时请你也尊重别人的选择！

　　同时，对于爱国，我并不反对，我也是一个中國人，我爱我的祖国，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我深埋于心。但我希望“打铁先要自身硬”，先爱自己再爱国。爱国的同时我们也要有理性的批判，柏杨说“中國人是丑陋的”，鲁迅说“我要刨祖坟”，胡适说“我要扒粪”，这就是理性批判，批判并不是只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这只是为了看清更多的真相，“知耻而后勇”。

　　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是一件好事，但有了这些随便说话的自由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深度的理性和自省，哪怕是绝望也好，这些东西才能造就我们美好的未来。深入地读书，深入地思考，深入地了解世界，你就不能不产生悲天悯人式的伤感。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应当回头去读读鲁迅，更要读胡适。如果我们有了批判理性，有了深度的自省，就不会走到极端和狭隘的路上。

　　什么时候中國人把心态调整成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振臂高呼赤膊上阵而不是躲藏在人群中作阿Ｑ式的奴才的时候，中國才有希望。在此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来共勉：“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ｗｕｘｙ@ ｓｉａｎ. ｃｏｍ

　　作者:无雨无晴

　　前些时候，１９７１年负责“冲绳返还交涉”、今年已经８７岁高龄的原日本外交部官员吉野文六对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媒体透露：当年日本为了从美国手里接管琉球（编按：日本称之为冲绳），曾经向华盛顿政府秘密付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一披露的现实意义，是美日正在强化军事同盟，并且在琉球等地改建和扩大美军基地。而这一计划遭到琉球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并有人怀疑日方又有如当年那样秘密为美国买单的举动。

　　对中國而言，这是台湾被纳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协防范围后，东京与华盛顿准备联手干预台海冲突的重要发展。

　　再看近日的台海局势。在陳水扁不顾华盛顿的批评而坚持“终统”等一系列有意向北京挑衅的动作中，不能不看到美国对台獨运动的遥控缰绳有失灵的迹象，同时东京对台獨运动的明暗支持则显著升温。以笔者之见，这是台獨势力近来有恃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盛顿邮报》近日曾经刊文，相当详细地报道了东京的这一外交动向，诸如日本对台湾访客免除签证、外长麻生太郎多次称台湾为“国家”等等。《邮报》特别注意日本政府首次任命前陆上自卫队将领长野洋一为“驻台日本交流协会”武官的举动，以及长野与台湾政府和军方的密切接触。

　　琉球曾是獨立王国

　　更为不祥的是日本针对台湾的新动作，可以看成是百多年前历史的重演。

　　今天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事实是：琉球曾是一个具有自身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獨立王国，其悠久历史远远超过今天绝大部分亚洲国家。琉球自明朝洪武初年起一直奉中國正朔，直到１８５３年，用炮舰政策叩开日本国门的美国海军准将培利到当地“造访”时，琉球使用的仍是咸丰年号。

　　由于晚清的积弱和颟顸，日本在１８７９年（光绪五年）吞并了这一自古獨立的王国，琉球国王特使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跪请三天，而清廷无法施救。此后短短１５年，日本便发动甲午战争，由琉球南下而侵占了台湾。

　　１９７２年“冲绳返还日本”，至今只有短短３０余年，人们看到的日本二战翻案运动加速，与所有邻国的领土争议都重新冒头，特别是中日关系不断恶化，除了围绕琉球群岛海域的东海领土冲突，更出现前引《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东京对台湾的极大兴趣，百多年前由琉球而台湾的游戏再现。

　　从日美关系看，日本重占琉球与今日的局势也似曾相识。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其实有将琉球长期据为己有的意图，因此在当地禁用日本昭和年号，并提倡一种与日文颇有出入的书面语言，直到１９６０年代后期，美国还在各种正式文件中避免使用“冲绳”这一日本称呼。琉球獨立复国运动的呼声也一直不衰。

　　但是越南战争的泥沼改变了这一情况。正如《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篇专栏回顾，美国在战后长期保持的国际最大债权国地位，因为越战无底洞而彻底改变。华盛顿由此在１９７１年被迫放弃了维持近百年的美元金本位，造成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瓦解，以及美元的大幅度贬值。

　　负责“冲绳返还交涉”的吉野文六最近回忆，正是因为“美国因越战大耗财力”，才使得日本乘虚而入，以３亿２０００多万美元的低廉价格“赎买”了琉球。

　　今天美国的巨额外贸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越来越像越战泥沼的伊拉克战争无底洞，无疑又为东京的“赎买”外交创造了现成条件。

　　从各种角度，日本重占琉球是二次大战以后东亚战略局势的一次重大变化。不妨想像一下，如果今天琉球仍然如同美国“托管地”塞班岛，或者是已经形式上獨立的马绍尔群岛（后两者都是仍然被东京许多人视为“日本领土”的前日本殖民地），中國在西太平洋和台海战略地位将会获得何种程度的改善？

　　毛周支持日重占琉球

　　日本重占琉球，受到当时中國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支持，可以说是毛澤東、周恩来外交路线的最大错着。今天面对日益严重的台海局势的北京，不能不正视这一历史教训。

　　在直接的方面，毛、周不放过任何一个场合宣扬“冲绳”属于日本，旨在离间日美关系。这种缺乏远见的弱势外交其实正中日本下怀，为东京“冲绳返还”造势。

　　在间接的方面，尽管苏联的军事压力已经迫使北京向华盛顿靠拢，毛周仍然拘泥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利益，全力支持北越和越共强化和扩大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在越南的泥潭越陷越深，被迫讨好日本，没有经过其他战胜国同意以及琉球公民投票就将“冲绳”私相授受，廉价售还日本。

　　毛周支持日本收回琉球，除了想挑拨日美关系，也有希望日本领会中國的善意而投桃报李。北京后来长期的“中日世代友好”外交，也含有这样一厢情愿的用意。这无视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日本文化崇尚实力，而无“知恩图报”的传统。

　　例如日本在东亚以邻为壑，早被明代的朝鲜国王批评为儒教文化的“逆子”，此处不论。明治维新后，日本仰仗英日同盟在国际上崛起。可是在羽翼丰满、发动珍珠港事件时，日本却毫不犹豫地反噬英国，袭占香港、新加坡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并残酷虐杀和对待英国军民俘虏。这段历史其实并没有被美英真正遗忘。

　　在越战问题上，毛周为了短期的意识形态利益，而忽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毛本人更有通过“支援世界革命”竖立自己国际形象的私心，以当时中國百姓之贫穷，而花２００多亿美元支持北越和越共。日本借此机会赎买琉球的区区３亿多美元，只是中國对越援助的一个零头。这不仅直接导致钓鱼岛领土争议，还帮助促成今天中國从东海到台湾海峡的不利战略局势，成为历史一大讽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往不谏，来者可追。希望北京不再重复此类拘于近利而失远图的外交错误。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２００６- ０４- １３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于时语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一出场，便有不凡的表现。一是在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后不到３０年工夫，就一举击溃清朝北洋水师，打破了由中國主导了数千年的东亚朝贡秩序。随后的５０年间，日本人一口气发动了１４场战争。从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５０年中，有４０年处于战争状态，不仅中國人成为其奴役对象，就连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和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也被其打得丢盔弃甲，甚至连帝国主义的新科状元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前期，也吃了大亏。二是在经济上，日本从１８６８年始，不到５０年工夫就成为世界５强之一，在二战之后，只用了２０多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的亚军，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８３年起即超越美国人，成为世界“首富”。日本还是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美国政府的国债有４０％掌控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资源紧缺，却以大工业见长，是世界上头号重工业国家。

　　无论是军事还是工业，都要求有很高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本人之所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日本国民具有世界上别的民族很难匹敌的动员能力。

　　那么，日本民族战胜中國人的核心武器究竟是什么呢？笔者在近作《日本人凭什么》一书中进行了这样的考察：要分析日本战胜中國的奇迹，就应该首先从分析其国家动员能力入手。

　　中國著名人类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对２００年来世界舞台上两名新秀日本人和德国人进行过对比研究（美国也算新秀，但其立国伊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在其列）。他敏锐地指出：德意志统一后于欧洲任何大国，其工业革命之过程也后于任何大国，而其一旦与各大国进行工商业之竞争，其组织之完密，其保障之周备，实在胜人一筹：此则不能不一探其原因者。余则以为最或然之解释为其国民服从性之由来久远，而为之领袖者易收提纲挈领之效也。{ １}

　　潘光旦指出：与德意志之经验差可比拟之国家，惟有东方之日本。

　　实际上，日本人的表现比德意志民族更为出色，在军事和工业领域，日本比德意志起步更晚，基础更差，而今天日本的ＧＤＰ，已经是德国的两倍。可见日本人的组织动员能力更胜一筹。

　　日本人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与德意志民族倒是极为相似，即国民的服从性极强。所以，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有机器民族之称。而日本人在工作的狂热方面比德国人更甚，所以，日本民族还得到了一个“经济机器”的绰号。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國人，除了有政治制度占优势的原因外，日本人的动员体制比中國人先进得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头号功臣是战舰“吉野号”，此舰为英国造，原来是为清朝政府定做的，后来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海军衙门就把这笔预算转为了礼金。而日本政府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倾全国之财力购买此舰。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饰，日本商人和民间发起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可以买三艘“吉野号”。

　　为了一举战胜清朝人，日本人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日本天皇御驾亲征，将大本营从东京迁到广岛，为了节约开支，支援前线，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举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这样全部压到了前线。而清朝政府在开战后拥有两支舰队——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南洋水师眼看着北洋水师落败，也没有调集一兵一卒前往支援。

　　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总结说，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奋勇还击，北洋水师因为中國人的动员能力太差，也会落败。“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而且，北洋军是在传统的腐败习惯和乡黨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一当上直隶总督，便用他的安徽军守备直隶，被一群乡黨包围起来，他的天津衙门成了卖官鬻爵之府。陆海军成了给他的亲朋创建利益的奶牛。据说他的过继儿子私下出卖北洋舰队的装备，他的弟弟被称为无底的钱褡子。”

　　北洋水师当时是亚洲排名第一的舰队，世界排名第八，总吨位比日本海军要多得多。但日本人从一件小事当中就看出了这支豪华的舰队在战场上会不堪一击。

　　１８９１年夏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六艘主力舰出访日本。细心的日本观众发现，在威力巨大的清朝海军的炮舰上，士兵居然在大炮上晾晒裤子。由此，日本人断言，这支舰队没前途。纵使是坚船利炮，武器精良，但部队没有组织纪律性，散漫自由，各行其是，这样的军队照样没有战斗力。日本人的断言在４年后的甲午海战中被完全证实。

　　日本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搭的是末班车。但凭借其国民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整齐划一的战斗力，在后来的战争中不仅弥补了技术上的鸿沟，还在竞争中取得了后发优势。在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世界战争史上首次使用了最先进的重机枪，而且俄军的兵力、火炮和工事都优于日军，但俄军目睹日军疯狂冲锋陷阵的情况，产生了畏怯情绪，最终要塞失守，战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日军为了攻占一个叫“２０３号”的小高地，居然死亡了１. ２万多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惨重的伤亡记录。但日本人最终凭借野蛮的冲锋，占领了这个高地。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人口不到８０００万人，却动员了近１０００万的总兵力，占总人口的１２％。兵役年龄从平时的１８岁至２５岁，扩大到１７岁至４５岁。在战争末期，为了准备所谓的“本土决战”，还动员了不脱产的“国民义勇兵”２８００万人。这种超限度的畸形动员给国家的生存能力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但是，此种动员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中，进展仍然比较顺利。这在世界战争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必须唾弃，但日本人的整体动员能力也确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且指挥部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将军在回忆录中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实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国民黨的军官，并亲自参加了日军的投降仪式，通过对日本人的直接考察，他断言，以日本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其再次崛起是必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气焰嚣张的日军投降，一夜之间骄横凶残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个个成为“谦谦君子”。百万降兵一时回不了国，中國当局安排他们修路、修机场，他们全都积极努力，绝无抵触情绪。一天，他们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飘出火星，烧毁了一间中國民房。为表示歉意，日军竟全体自动饿饭，用一天的伙食费进行赔偿。当时，中國当局并无追讨损失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國人看了这种情形，反而生出“过意不去”和“可怜他们”的心情。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的事情，如果日本将领控制不住，全副武装的百万日军酿成事件是很容易的事情。而据黄仁宇教授的回忆，这种事情竟然一件也没发生，“我自己于１９４５年９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９月９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律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池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权威，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试想，这样整齐划一的纪律性，别的哪个民族能做得到？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全民族意志统一，决心通过经济振兴实现崛起，其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５２倍，这样的日本速度背后，没有一种狂热的举国一致的民族性格支持，如何可以想象？日本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举国体制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准备“一亿玉碎”，作垂死的挣扎。战后，又提出“一亿振兴”，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日本人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做到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指挥？日本人的机器性格的利弊得失如何？确实值得每个中國人好好琢磨。

　　《日本人凭什么》作者周兴旺

　　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１

　　作者:周兴旺

　　一、中國古代的监察制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台谏制度

　　监察是跟权力同步产生的。为什么这么说？从理论上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对立统一的发展，馬克思曾经讲过，只要有一种思想存在，就必然有另一种与它相对立的思想产生。

　　１、登闻鼓、诽木：监察是为监督权力而产生的

　　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人共同生产，没有什么剩余产品，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这样，另外一种思想也就产生了，就是如何制止据为己有，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

　　清代乾嘉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考证明堂到底是什么。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的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到秦汉的时候，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一直放在县衙的门口。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在天安門前，有两个华表，好多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有年轻人曾经问我，这是不是国家的象征？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牧惠同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华表的沧桑》，讲天安門前的华表的来龙去脉。华表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門前面的两个华表，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变成一种装饰品，而且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

　　２、秦代建立的监察制度，既能监察百官，又能监督皇帝

　　夏朝，进入了階級社会，但夏商周三代的监察权力建制仍然处于雏形阶段。《周礼》里面个人的执掌规定非常具体，包括监察。当然，当时的监察未必像《周礼》写的那么具体，是儒家把它理想化的产物。

　　战国的时候规定要对高官，包括丞相的权力进行监督，丞相如果纳贿受金，他的手下人要被处死刑，一般老百姓贪污黄金一镒（二十四两），不处死刑而受处罚。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丞相严重贪污了，不处死刑，叫别人去代过，反映出儒家的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战国时的《法经》已经深刻打上了“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政治烙印，这对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杂文，叫《月下谁敢追萧何》。我说萧何如果贪赃枉法，跟晚上月下强盗杀人放火本质上是一样的，强盗你可以去抓他逮他，谁敢月下去追萧何呢？历史上的萧何确有问题，他也受贿，买了很多田产，这里面有贪污腐败行为，但是谁敢去处理萧何？

　　商代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现在研究殷商史的学者对商代的政治制度很清楚。殷商也有一些防止腐败的措施，但是还很不完备。严格讲起来，中國的监察制度跟权力牵制要到秦始皇统一中國以后才比较健全。秦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监察网，这对抑制官吏腐败起了约束作用。中國古代监察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國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獨立出来。

　　汉承秦制，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权力甚至超过丞相，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國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写文章，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基本上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但是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进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监察制度在汉代已基本定型。在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有所增减，名称经常有变化。

　　３、“封驳”制度：连皇帝的圣旨都可以驳回，或者涂改

　　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中书省，一个是门下省，一个是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