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传统文化制衡中國现代化的学术文化考迹

　　作者序：与中國经济高速增长情景不同，中國当前在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同时，却因为文化转型而倍感沉重和艰难。《甲申文化宣言》反映了知识界和学术界对文化进步的历史性转折点之敏锐，道出了中國文化要面向世界的责任感，然而，这个宣言从某种角度来说，其理想性精神呼唤还是逊于２１世纪需要的理性进步飞跃。

　　中國文化转型之所以很难，有着以往积重难返的传统根性弊端制约问题，不过，中國文化问题的讨论长期仅从文化学术视线出发，也是陷入长期争论不休，各执其词的症结所在。

　　分析中國文化问题，恐怕港台、海外与大陆的视线也有所不同，而人文、自然学科亦有不同，若是能用多视线的长短景深变焦，加上多维观察面的广角镜头一定会另有收获。

　　一中國文化智慧为何屡屡碰壁？

　　引语：从辛亥革命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國文化问题的学术论辩到今天或许终于走到了要面对文化转型与方向的最后历史关头。对于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新生模式，尽管仍然在争论不休，但是整个二十世纪所走过的路足以总结中國传统文化带给中國的种种教训。

　　１. １从近代史反思中國文化问题

　　回看近几百年的世界春秋史，中國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撞破国门后才算感受世界。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迫使末代封建皇权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之后，西学中用，变法维新并没有跨越“四库全书”与“天演论”之间的文化鸿沟去看到更深的东西。当“道法自然”、“究天人之际”的古代哲学精神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大统在面对西方人的社会达尔文霸权逻辑却不知所措时，华夏文明国度蒙受的是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丧失民族尊严的屈辱。从那时起，中國社会才算有了生机，大批仁人志士立志报国图强，但道路却异常坎坷。

　　１. ２从十年浩劫反思中國文化问题

　　纹革十年浩劫结束后，回忆起极左路线用“光荣白卷革命”，“打倒一切学术权威”那种文明逻辑颠倒而使中國人在世界面前继续蒙羞时，历史证明，那正是由于中國社会中领袖个人影响历史而心怀叵测者借机冒险哪种历史传统缺陷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针对纹革十年浩劫导致的人心浮动和思想困惑，当时中國共產黨通过“关于黨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给与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并提出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决策，这样才不至于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使中國被置于边缘化境地。然而，中國社会的进步机制若总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影响和政策性推动，没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文化意识与之相辅相成，那么经济高速增长能否等于现代化崛起则不无疑问。

　　１. ３从学术腐败看中國文化问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却同时出现铺张浪费、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甚嚣尘上，社会风气不断败坏，以至于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也会因为金钱至上，攀比虚荣之风频频曝出违反科学伦理的种种丑闻。如果说，中國文化进步之路本来就坎坷不平，屡招劫难，现在则更是雪上加霜。市场经济规律滥用与权力腐败膨胀导致了信仰危机和诚信丧失，随之而来的另一种文化困惑疑点则在于：当大人物们对中國科学文化复兴学术兴趣盎然，对李约瑟难题研讨热烈，而社会弱势群体的平等受教育状况每况愈下却又无奈无助时，中國长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就好像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以超越社会土壤和文化血缘而可以独善其身。

　　二大成智慧倡议为何感召无力？

　　引语：“大成智慧学”只有在中國文化上有这样的大胆概念，因为中國人始终是以求学问博大精深作为通向智慧的精神动力。可惜，单纯以知识和求学问所以理解的智慧并不能完全适应世界化进程，故而也难以驶入现代化的高速轨道。

　　大成智慧需要文化首先觉醒

　　对于刚刚迈入全球化环境的中國人来说，仿佛是从创造过灿烂华夏文明的古代春秋时期忽然跨进了崭新的世界春秋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天地让国人对机遇与挑战充满激情，期望通过科教兴国战略来赢得世界性崛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中國权威科学人物以“大成智慧学”的概念去倡导成立一个能集古今中外智慧之大成的科学综合研讨厅，可是响应者却寥寥无几。现在究其原因，一是大成智慧学不可能从学科体系框架内的知识整合本身来解决，二是缺乏与世界脉搏同步的文化智慧觉醒，三是哲学长期受意识形态拖累，外加体制性八股习俗，难以产生非凡理性的文化影响力。

　　大成智慧受困于传统文化意识

　　与学者的良好初衷相反，像大成智慧这样的概念，由于长期受传统文化意识熏染，在中國，偏偏会诱发一种返古寻根，大彻大晤，想要穷尽宇宙真理的神秘学术门派出现，也容易维护那种追求阳春白雪，喜欢从象牙塔外藐视凡间的翰林书院派存在。当然，中國文化精神也激发很多潜心自学，追求某种智慧突破的民间学问家出现，只是，传统文化意识容易使孤立无援，怀才不遇的自学者往往怨天尤人，甚至无视科学规范，轻易自暴自弃。

　　中國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太过于依恋古人遗产，这样一来，与当今世界科学精神就大相径庭了。中國古代先哲对宇宙真理的探求思想一直被后人传承到今天，依然令人眩目，这是中國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而依然长久不衰的骄傲，故此，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朦胧神秘、高深莫测的辩证思维因而也让儒、道两家共同尊崇，后人始终予以虔诚敬畏。可能就是这样的文化精神吧，中國传统文化智慧可以与现代科学传播事业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一旦涉及到中西学之争，中國人会为“易经”不受尊崇而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实为中國文化传统之奇特。

　　三哲学困乏为何导致文化萎靡？

　　引语：哲学思想相对应于其所在的文化体系而言，犹如思维的大脑与其行为方式一样，同样的道理，如果文化问题混乱不堪，不妨到哲学哪里去找。

　　唯物辩证法不需要信仰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确立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起点，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份宝贵的科学遗产。但是，这份遗产并不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决定其继承权，也不以纯哲学形态凝滞在学术院墙内，更不以千篇一律，化整为零的方式弥散成随便的语言表现逻辑。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科学内涵，并不在于可以把历史唯物论看作勾画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素描，也不在于把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理性思维的智慧画笔。自从恩格斯发表《自然辩证法》那篇光辉著作之后，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百多年。到今天，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如果我们在尊崇唯物辩证法的同时对此不求深知，甚至有所不知，那岂不让人难免觉得有叶公好龙之嫌疑？

　　中國的哲学理论研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多，一直以批判任何非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为已任，在纹革期间，对古人和当代人的批判达到无理性极致，对西方分析哲学的理性工具弱点，一样毫不留情。中國的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专门以批判为宗旨，评判任何事物是否符合唯物主义，同时漠视了奠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近代科学进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世界科技发展最快的阶段，恰恰是中國历史上缺失的一块。因此，如果只继承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本身，一味从意识形态角度扮演哲学圣斗士，自然会落得在文化环境中的冷清。

　　新儒学派的世界观尴尬问题

　　由于纹革十年浩劫对中國的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的破坏性冲击，还没有等这种哲学恢复到对学术文化的应有影响力，新儒学派就开始试图将传统文化体系的本土世界观推向现代舞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固然是中國学术思想历经两千多年不断进取，不断集成其文明遗产的精神动力，然而，以求学问为核心的儒学精神与求探索为动机的科学精神之差异，则有如以星占学为工具的“天人合一”世界观和以观察实证挑战神学教谕的近代科学宇宙观之不同一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固然是中國学问人为追求“齐国、治家、平天下”之目标而忠贞不渝的信念所在，可是，以君子三畏为信条的儒学风范对于以今日之学夺明日攻坚之战的民族复兴目标来说则明显迂腐。

　　“和合学”的古韵新调，其中心意图无非是要在有关中西文化体用的争论不休中突出重围，企盼一种在全球化时代让不同文化和睦相处的那种世界级“桃花源记”。近代以前，中國与西方之间的不同文化可以并行不悖，然而从近代西方强国相互争霸，中國受辱，到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国之间仍互为戒备的这种国际政治格局，实属于利益冲突不断的社会发展法则，和自然进化法则几乎毫无二异。一厢情愿的文化精神理念并不代表文化智慧，而是一种哲学乌托邦。用这种幻想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國文化之精神，希望别人能为之感动，而不看利益矛盾，岂不天方夜谭？

　　四传统文化为何使跨学科迷茫？

　　引语：中國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愧宝- “周易”，与其说是能让国人崇仰古代哲人智慧的博大精深、出神入化，还不如说是能让被景仰的古人反会惊叹后人对“易经”的长期修饰与升华。中國古代的易学经过历代文化变迁，经魏晋玄学，一直到后世，成为了上谓智慧，下可迷信的一种远离真实科学世界的文化黑洞。作为中國学问人，应该懂得它对于现代学术精神所具有的高度风险性。

　　数学思想与科学整体化进步

　　数学是通过与自然科学一起思维时才成为统一的科学语言，而数学随即又成为科学思维所需要的统一逻辑则是从希尔伯特完成形式公理化大厦基础后开始。当数学在今天因为科学综合浪潮也与时俱进地为“不确定性”心潮起伏时，数学将会在自身进化的同时，也帮助人类从认识宇宙世界种种动力学系统再转为帮助人们把握对复杂系统进行全面剖析的那种全新科学武器。到那时，数学的光辉就犹如中医文明，从经络初开，转为穴位备体，最后进入真身。数学之所以具有这种伟力，是因为数学在其理性抽象思维的进化中，通过数与形的统一赋予了人类对时空量序关系的把握。在数学沿着拓扑、同调、无穷维、有限群，泛函、泛系等概念不断地复杂性进化后，数学用抽象思维空间对复杂性系统进行演绎操控，这是数学智慧的顶峰所在，但是对于中國数学家，一旦向哲学世界迈进，也开始处在高玄与圣明之间的转折点。

　　传统易经招安数学家法力

　　中國学者将数学思维用于科学整体化研究的智慧亦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中國数学专家以《逼近转化论与数学中的泛系概念》探索了用数学把握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泛系方法论。当时，中國新学科和横向学科繁衍活跃，代表了国内知识界对科学整体化趋势的敏感。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国内科技体制中数百罗汉法位有别的佛界规范束缚，还是因为文理阵营分界，各领域诸侯割据的互不相通，泛系方法论化身为神秘学术星辰，智慧传授犹如念现代庄老之经。其实用文化形态分析，很有深刻意义。只要中國当前还没有完成对现代科学的社会普及教育，只要有关宇宙、社会和生命世界演化的科学认知还没有能取代传统文化智慧之前，中國的大成智慧与易学语言结盟可能是一种境界，或者一种超脱。但是这样一来，对于中國学术文化空间而言，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科学智慧之间的鸿沟就更被扩大了，就更不用说普通人了。泛系方法论的文化特点即是如此，有“广谱哲学”和“万悖痴梦”为证。

　　五逻辑学为何旁观中國搞科技？

　　现代逻辑学与科技智能进步

　　２０世纪初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证明了，形式系统内的一致性必定存在不可判定命题，而保证其一致性则必定是不完全的。这种科学洞察力揭示了逻辑世界的规律性矛盾问题。其实，形式系统的完备，不完备与可完备一经归结到逻辑发展与历史相一致的规律，形式逻辑自然会随逻辑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与辩证逻辑走向统一。当前由专家系统支撑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依靠模式识别，推理规则，前提条件与知识库等内容的整合，仍属于有限备逻辑。如果有限备系统继续充实为更复杂的知识逻辑集成时，或许连续复合备进程的自适应推理逻辑借助超级计算机强大运算功能便会创造出惊人的高智能科学智慧工具。

　　现代逻辑学叹息中國高科技

　　中國目前面临着既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又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样一种双重压力。可惜眼下，中國师资力量不足，学术风气污浊，顿挫了中國科学理性发展锐气。相反，工业强国仍在为保持高科技优势，继续强化逻辑智能设计，科学数据资源和传感材料开发。中國重实物，轻科学的文化传统让中國人以为数控机床和软件产品本身就能决定敏捷性制造能力。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规律表明：不重视各领域知识之间如何相互协同而畅谈高科技和高智力人才乃是不得要领。

　　在中國，媒体呼唤高科技的声调及频率高于有关人工智能知识的介绍，而人工智能字眼的熟悉程度又盖住了人们本可以对逻辑学价值的注意。由于并不认真思考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只知道经济上的急功近利，所以中國地方政府既勇于抓高科技项目，也敢于拍板，但不过是放到科技园（或者开发区内）内去静候佳音。高科技与知识密集产业之间科技优势状况如何，为取得这种优势需配套的人才和设施如何，难说是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即使麻烦不断，投资浪费，也是执行关于产业升级换代的政策问题。当然，现在大批外资和企业进入的确带来了效率和管理的新面貌，得到很大缓解，不过，在几乎离不开外资能力的经济结构中，以后不知道会发现少了什么没有？

　　中國经济学家在中國经济起步阶段曾经风光一时，出麻烦时却非常谦虚，默不作声。中國官员造成投资浪费时，即使属于决策失误，也不在乎，因为中國特色的市场经济决定了各级政府特别热衷于插手经济，而且有权这样做。这种情况下，高科技知识专家只满足于有项目可作，不需要评论项目对错。可以说，很多经济浪费问题，表面上看与专家们没关系。但是从长远发展利益上衡量，从学术文化形态上，似乎都属于中國特色的一些问题。

　　六数字经济为何需要忧患意识？

　　引语：数字经济与全球网络化将会使传统文化体系对世界化进程的适应性变得更加严峻，而这就是机遇与挑战的本质所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对资讯、知识和创新环节之间加速循环进化有不同的智慧起点。所以，自身文化有哪些优势，哪些弊端，若不能理性反思，数字经济时代的优胜劣汰之法则更铁面无私。

　　科技发展本身促成数字经济

　　以原子钟频率实现全球空间的时间同步校准，以放射性元素衰变测定地质年代远近，这是当代物理学能以全息维时空的量序关系来精确把握地球的现代文明成就开始；以卫星遥感俯视地球瞬间动态变化，用数字多媒体技术统制人类信息资源，这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整合起来的数字经济模式来临。如果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物质世界性态和构建规律完成了电动力学时代的辉煌探索，那么到了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整合的数字经济时代，则是以资讯、知识和创新加速度循环进步来深化知识经济形态的一种崭新文化动力学时代。

　　数字经济绝非盛世歌舞升平

　　在数字经济时代或者说未来的文化动力学时代，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不再单纯比拼克服地球重力的火箭动力技术以及掌握铀浓缩的核能利用实力，虽然那可以体现国际形象上的综合国力或者为了国家战略安全上必须保持的威慑力。未来的综合国力，归根结底，还是要比拼为智力资源倍增而从内部创造更高的文化软实力。所谓的更高文化软实力，并非只是中國戏曲，文学和国画的独特魅力。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能将民族情感和科学理性高度融合的那种文化主导能力，或者说，需要的是有利于现代教育机制运作的文化精神共识。

　　在数字经济时代，儒学传统很难将中國人从“求学问”传统跨越到“求明白”的发展锐气上去。如果说中國文化传统中最需要继承的，应当是将中國文化传统已有的治学精神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图书馆，增长见识，改造传统惰性，从新文化智慧觉醒中去适应新的时代。如若不然，那就会像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用黎曼几何的思维武器超越了牛顿体系那种平卧于地面的欧氏几何世界观。中國如果不警觉于现代科学文化传承的生死存亡之道，就会像不知道惯性重力等效原理的牛顿- 欧氏几何，尽管眼界受限，却自感良好，但实际上又被人家看的一清二楚。等到外强中干，再次蒙受羞辱，才意识到原来传统文化世界观中的确遗传有迂腐基因，岂不永久性悲哀？

　　七科技成就为何首推量智逻辑？

　　引语：在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上，应当发现科学数据资源作为知识财富内的更深层价值，即，量智逻辑，因为先进科技优势就来自那种不是秘密的秘密。

　　自然科学遗产中的数据财富

　　如同现代医学能用体温、血压、脉搏、血细胞计数等数据可以判断人体健康状况一样，由于自然科学通过元素周期律揭示出物质元素量序关系以及通过量子物理学将不同量子态能级与各种光谱对应时，现代科学洞察物质世界已经可以达到了火眼金睛、看穿一切的能力。不仅如此，现代科学通过对物质世界把握的精细识别力也赋予了技术科学一种突飞猛进的飞跃，使人类变得更加善于开发、利用新材料，从而创造出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鸣的新文明创造力。在现代科学传承下来的大量丰富科学数据中，蕴藏着科技智慧继续进步所需要的量智财富。不论是化学，物理学，地学，还是任何其他分支学科，对科学数据给予敏感的科学价值观乃是把握科技创造力的敏捷性条件。

　　高科技能力涉及到数据智慧

　　现代的经济进步必然是需要朝着知识密集程度更高的那种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过渡，不过，知识高度密集的知识型产品，譬如精密仪器，飞弹制导能力，其中涉及到与数据密集意义有关的一种量智逻辑。不注意与高科技知识系统与逻辑设计节点关系的敏捷性适应，不抓科学数据与技术工程为一体化的技术系统特点，中國也就只能停留在以倾国之力支撑的国家级样本工程，比如航天工程和重点军工领域。国家级高科技工程项目与中國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不是一回事。当大学城纷纷扩建，学科又继续分化时，说不定看不见的空白学科会使高技术理想的追求又在岁月蹉跎中唉声叹气。当前，已经有人对中國无休止引进的循环中感觉到了令人不安的问题。

　　八新世纪为何强调全人类文明？

　　引语：中國传统文化无论怎么值得传承珍惜，都不是要求同胞总是随古人而喜怒哀乐，或者为文化之独特性而沾沾自喜。比中國文明更高的是人类文明，比中國文化更神圣的应该是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伦理。

　　中國文化应接轨于世界文明

　　当人类以工具和语言的发明而与自然界相异化演变后，近代工业文明又加速赋予人类改变环境的那种超自然力，这种超自然力的使用现在已经面临着理性本身的伦理问题。地球是在太阳能量呵护和宇宙动力学引导中成为唯一的生命摇篮，而人类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所消耗的森林，动植物、煤炭，石油，矿物等等却都是地球母亲的血脉资源，而整个自然资源环境本来是为生命物种之间相互照应，为整体生命世界共存所孕育出的一种相互依存性的全息机制。

　　中國文化与“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文明，包括中國古代文明在内，是以善于向自然界索取材料，但还没有与自然界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走过来的文明。古人有理由崇尚“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那是因为当时自然界的威严没有被损毁。然而，在今天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严重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不仅仅在于撕破了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虚伪虔诚，或者玷污了中國文学中歌颂田园牧歌的语言美学遗产，至关重要的是中國人面对《人类环境宣言》和“只有一个地球”的国际公约共识，无法在环境严重人为恶化时奢谈华夏文明。

　　九中國文化为何急需现代智慧？

　　引语：中國的现代化急需用现代科学知识填补传统智慧真空，不这样做，只强调中國文化传承为重，担心甚至恐惧西方内容对自身文化的冲击，完全是不敢于走世界化进程的一种弱国心态。也许这也是中國文化危机的所在。

　　历史轨迹中的儒学传统隐私

　　中國文化的辉煌，从春秋战国时期为最大亮点，当时中國古代学术思想百家争鸣，智者各显千秋。不过，当时社会风云变幻，诸侯连年征战，互争王者之尊，唯独孔子不高兴，认为是礼乐崩溃，没了秩序。秦始皇以后，朝代不断更迭，民族冲突、融合交替进行，但是自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各代君王为保江山永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儒家传统的精神文明，尽管哪种文明是在君臣，上下之间制造尊和卑、王气和奴性的政治学体系。儒家的四书五经中，以礼、易最视为神圣，而书则多指为琢磨古人所下功夫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这种学术研究，在历史上不知耗尽了多少古代圣贤心力，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学术财富。然而，历史沧桑，时代不回头，儒学文化传统到了辛亥革命后，只有孔乙己从“儒林外史”中漏网，因留恋旧日秀才凤光，却又破落，以中國社会特有的腐儒酸味而和西方的唐吉坷德在文学上相映成趣。可以说，中國传统文化思想遗产，唯独儒家世界观最成问题，其余都是可珍惜的东西，特别是历史知识，文学作品，语言文字，中國绘画。作为中國人，无法离开其文化遗产而身心自如。至于恢复不恢复儒学传统，要看儒学传人是不是野心过大，别强迫国人拥其恢复文化正统。

　　未来目标急需理性文化成熟

　　按照目前世界石油消费速率和全球的未来可供开采量，石油引擎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只能维持在２１世纪最后一个世纪。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已经作为新一轮文明化生产方式开始露出地平线，但是否能感受新阳光，则完全取决于是否建立起能善于利用资源、节约资源、保护资源的新型文化智慧，特别是为这种智慧崛起而需要为之服务的现代文化教育。

　　市场经济规律滥用，教育改革失误，这是向科学文化复兴目标迈进中的羞愧之事，几乎等于是未等完成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普及，先在文化主导能力上丧失了半壁江山。文化视角观察作用之大，包括可以用文化放大镜能看出，权力腐败现象是以权谋私者自身首先信仰崩溃的结果。社会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走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离不开有助于其健康发展的所有其他因素。中國当前社会，要想提高执政能力、促进社会和諧、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不可能全靠上传下达来解决的。中國需要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能使整个民众众志成城，自觉地以理性和信念去支撑国家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马庆池（ｍｑｃ１９５１@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马庆池

　　有的朋友看了题目，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吗？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不仅要“保持一致”，而且还要在“一致”前加上“高度”呢！（即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或在思想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错，这种提法由于来自最高权力层，所以，在中國人心目中，特别是在中國理论界和思想界，恐怕没有谁不是耳熟能详的。又因为它被作为“政治纪律”要求人们恪守，所以，又没有多少人愿意讨论它、研究它。那么，它究竟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和讨论的空间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也就斗胆拟定了这样一个题目来议论一番。

　　为了讨论的方便，首先得把什么是“思想”和什么是“思想自由”说一下。那么，究竟什么是“思想”呢？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给出的定义是：“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们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这种认识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个“定义”似乎还缺点什么。这就是，作为“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被人们的“五个官能”输入头脑，进行加工，由“感性认识”进而“变成了理性认识”后，只有借助口语或文字“跃出”头脑之外，进入他人的耳目和心田，产生了影响力，才能算作是“思想”。否则，倘若始终呆在人们的头脑中，尽管可以自由自在，驰骋万里，纵横天下，恐怕还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变成了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当潜在的思想不仅能够自由地“跃出”人们的头脑，而且“跃出”头脑之后又能自由地到处徜徉，展示自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便是“思想自由”了。

　　由此可见，“思想自由”的关键就在于潜在的思想“在”跃出“头脑之外与”呆在“头脑之内是否具有同样的自由。倘若它在”跃出“头脑的过程中，或者受到强权的阻碍；或者受到强权的惩罚；或者受到强权的强迫必须改变成强权认可的”模样“……它便痛感自己不自由了。当然，人们心甘情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而上赶着去接受别人的思想，这不仅不是思想不自由，而恰恰是思想自由的体现。所以，所谓的”思想自由“，即是指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认可的”潜在的思想“能否得到”跃出“头脑的机会，或者”跃出“头脑之后能否与其他思想自由地进行交流交锋以及是否受到惩罚为标志。

　　什么是“思想”和“思想自由”说到这里先打住。再说说什么是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提法，有人说它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提出来的，其实，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它就已经“问世”并行使自己的职权了。只不过起先它的称呼并不这样叫罢了。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人们“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就显得越来越不好把握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如“黨中央”可指黨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委会；也可以指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还可以指中央书记处、黨的最高的“一把手”等等。而“保持高度一致”的“对象”，既可以指黨的最高领导机关以及它所做出的决策，也可以指黨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某一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以及他的“思想观点” .所以，要求人们“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即强制全体人民同黨中央高层领导的决策或思想观点或者权力“保持高度一致”。

　　那么，为什么要让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允许“思想自由”呢？主张此说的政治家总能说出某些理由来的。

　　首先，如毛澤東所曾经说过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澤東选集》，第５卷，第４１７页）那么，因为是“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所以就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的这种理由能否成立呢？笔者以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批判者以法律、判官和原告集于一身的角色来起诉、审判人们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这不仅有欠公允，而且令人不可思议。况且，这种起诉、审判并不是因为先有了“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才进行“，而是先有了起诉、审判的权力再去寻找”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进行起诉、审判，进而定罪。很明显，这种做法是有脖于人类公认的法理和普世价值观的。因为人类公认的法理和普世价值观认为，任何惩罚只能针对人们的行为，而不能针对人们的思想。即使是”错误的思想“和”毒草“也仅仅是思想，犹如人们的”身影“，根本不可能构成对他人或社会的危害，当然也就不能进行惩罚。由于对人们的思想无法进行惩罚，也就只好惩罚思想的生产者了。思想生产者常常因为生产出为当权者所讨厌的思想被无端地定为”毒草“，自己因此身败名裂，以后也就不敢再”标新立异“了。所有社會主義国家的思想没有不贫穷的，原因大概不能不与此有关。

　　其次，在某些政治家看来，让人们的“思想”“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非常必要和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不一致，行动如何能统一？而行动不统一事情又如何能做成呢？是的，人们作好多事情确实需要行动统一，步伐一致。否则便不可能成功。但是，这种行动统一，步伐一致是以某种共识为基础的。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一定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并不是人们的“思想”同某种“主义”或“思想观点”“保持高度一致”的结果。现实社会生活中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经过讨论、协商，可以订立合同或协约，以便在做某些事情上统一行动便是证明。之所以要达成共识，就因为人们的思想本来就是不一致的。达成共识的途径只能是讨论、争论和辩论。人类历史不止一次证明，那种以一种思想来强制统一其它思想的做法，没有一例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再次，在某些政治家看来，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先控制人心。这是强调思想一致的另一个理由。然而，控制人心，往往是最不得人心的。而最不得人心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吗？诚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人的心是不可能完全由别一个人处置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因为这个道理，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神学政治论》第２７０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苏联政权就是一个极力“控制人的心的政府”，控制不了，便实施残酷的鎮壓。这有前苏联最著名作家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从“从骨头和肉里，并且还是从活生生的肉里，从今天还活着的蝾螈的肉里，拣出一点东西”和由“二百二十七人（名单从略）在一起口述、回忆和书信中”所提供的“资料”而“建造的纪念碑”（笔者按：即指《古拉格群岛》一书）可以作证。然而，前苏联政权“长治久安”了吗？“万寿无疆”了吗？

　　一个政黨、一个团体、一种宗教，当然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人们思想自由的体现，是无何非议的。但以国家机器作后盾，强制要求全社会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就不合适宜了。诚如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所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２５页。）别说其他什么思想，就是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能运用权力强制人们接受。运用强权强制别人接受某种思想的做法，本身就不是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是依靠理论的逻辑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在苏联等社會主義国家，由于运用强权强制那“处于健康清醒状态中”的人们接受馬克思主义，结果却使馬克思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政黨、群体、宗教内部，其成员的思想也未必能完全一致。共產黨员信奉馬克思主义，但对馬克思主义却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共產黨员的思想是既一致，又是不一致的。如，在中國共產黨的历史上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在很多时候也没有与黨中央、与黨主席或總書記保持一致。革命早期，毛澤東与当时担任黨的第一把手的陈独秀就没有保持一致。而后与黨的第一把手王明、李立三也没有保持一致。鄧小平也是如此。他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后，既没有与黨主席毛澤東保持一致，也没有与黨主席华国锋保持一致。事实说明，连提出强调这一要求的伟人都做不到，更遑论广大凡夫俗子。又如，某些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全国确立唯一的、共同的信仰。但伊斯兰教内部又分成不同的教派，互相指责为异教徒，同一宗教内部也出现了类似不同宗教之间的纷争。连自愿选择某种主义、学说、神祗的人们，其思想和信仰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更何况作出各种不同选择的人们呢？

　　本来，按照人们思想的天性，是不可能做到“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但硬要人们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严加惩处，其结果不是思想殭化，便是思想贫穷，更导致讲假话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与“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者受到惩罚时，便以受惩罚者为鉴，本来不一致也要假装一致，以假话满足上面“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要求，以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于是，大家说同样的假话，不说还不行；彼此知道是假话，不信也不行。人们都讨厌说假话，又都需要说假话。由于大家都说假话，法不责众，也就不必担心说假话会被揭穿或受到惩罚。相反，极少数说真话者反被视为异类，成了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以致被善良的人们誉为民族英雄。

　　其实，说假话，本属个人品质问题。但许多人普遍说假话，就发人深思了。记得李瑞环同志在任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普遍发生的事情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经常发生的事情要从规律上找原因。”仔细想想，人们为什么普遍说假话？还不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说假话的机制，强迫人们说假话吗？其实，正是社会的说假话机制造就了一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双重人格的人。说假话的人越来越多，公众场合的活动也就自然成了“假面舞会”了。既然说假话公然流行盛行，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造假呢？精神转化为物质，假话转化为假货，也就在情理之中势所难免了。由此看来，社会造假之风源自社会说假话机制；而说假话机制恐怕与要求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脱不了干系。人人痛恨假货，屡屡“打假”无效，就是因为没有层层追根溯源，真正打到“点子”上。

　　再说，要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势必剥夺人们公开地、善意地批评“黨中央”的民主权利。诚然，黨中央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也符合事物客观规律性。因此，在实际执行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黨中央”也是由人组成的，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黨中央”的领导成员，或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或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缺乏严密的论证，或由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等诸多原因，有时也会制定有一定缺陷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另外，任何政策都必须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情况变了，政策也必须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可是，在人们必须“同黨中央在思想上高度保持一致”的约束下，人们压根就不敢对这些制定伊始就是错误或有严重缺陷的政策及时善意地提出不同意见，议论其失误和缺陷，指出其弊端和危害，以使错误的政策得到及时纠正，使有严重缺陷的政策及时得到改善和调整，使已过时的政策适时加以废止。而只能解说和诠释，证明其如何“英明正确”。否则，便把人们对政策的善意批评和意见当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问题加以兴师问罪，造成严重的后果，导致蒙昧主义横行，并严严实实地封上了人们批评、质疑权力家的嘴。这种状况是有碍于政治文明的，大有改变之必要。

　　我们这个民族，过去吃“政治口号”的亏实在太多了。痛定思痛，不能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仍捧着一些不合适宜的提法不放。那么，说一千道一万，人们的“思想”到底应该同什么“保持一致”呢？笔者以为，最好还是不提类似句式的口号为宜。实在要提，不妨提，人们（包括黨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必须“同全国人民的福祉”或“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保持一致为好。这种提法不仅有利于思想生产者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国家之瑰宝，民族之至亲。也有利于民族整体思想素质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思想繁荣和政治文明的进步。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晚８时半

　　作者电子信箱：ｙｃｙｕ９９@ ｓｏｈｕ. ｃｏｍ

　　作者:于成玉

　　夜郎自大，而地大物博就更加自大。政治像古旧的婚俗，总是不能抹掉炫耀的色彩。然而，当以哲人的眼光回过头来，就会发现时代的悲哀。

　　我们不仅自大，还加上了盲从。如今，计划经济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当农民需要果腹的时候，批的是计划经济；当权力需要兑换利益的时候，批的也是计划经济；总之，社会遇到的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计划经济成了万恶之源。但是，当问起计划经济实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没有人关心它的实质。社会在否定它还没来得及认识的事物！

　　当我们回头审视自己的脚印的时候，发现狂风刮起的灰尘，已经使脚印变了形，甚至已经难以找到真实的脚印。改革开放前，真的是计划经济吗？当敬爱的毛主席成为神的时候，农业有“八字宪法”，工业有“先重后轻”，消费有“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分配有“大锅饭”，流通有“统购统销”，人口有“英雄妈妈”。所谓的计划是伟人定目标，中央根据伟人的目标拟个计划，开个大会，吹嘘一通，举起手来，思想统一，立刻宣传到家喻户晓，于是，一拥而上，便轰轰烈烈了。这是计划经济吗？不！这实际上是战争中最高统帅的动员和战役的实施。

　　馬克思的计划经济最初来源于平衡个个部类产量、平衡生产消费，减少流通环节，资源全盘统筹，实行按劳分配，企图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不是很完善，但也不应该成为万恶之源。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原来我们搞得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伟人经济，宫廷经济，战争经济，权力经济，是由万能的伟人主导的经济。

　　由于中國地貌复杂，是一个多灾的农业国，中國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自古就有很多浪漫主义的神，不仅死去的人物会成神，活着的人物也会成神。死去的人物靠歌功颂德的墓碑成神，活着的人物靠装神弄鬼成神。神是伟大的，万能的，永远正确的；经济在神面前只是奴仆，也就是一块橡皮泥，随便神把它捏成什么样，只要吹口气，便会神气活现。

　　当我们使用着凯恩斯的宏观调控，当我们仔细去考察一下欧洲、北美经济中那种“看得见的手”的时候，应该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那曾经惊呼凯恩斯是社會主義毒蛇猛兽的资本，正在计划中愉快地增值。难道我们还不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吗？当人们只能从《资本论》中理解资本主导的社会的时候，没想到欧美的经济却融入了大量的计划成分，国有资本的增长，公共事业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增加，价格、金融、税收的法制化以及法制化的工资，不都是计划经济的成分吗？美联邦储备难道没有计划经济的性质？

　　计划经济是不管资本的所有者的，只是一种经济形式，为什么非要贴上主义的标签呢？馬克思是一个学者，决不能因为他曾经说他的思想的階級性，就把他的学问都贴上階級的标签。难道我们还不能摆脱冷战思维吗？中國老百姓有一句俗语：“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计划经济是什么？算计经济而已。

　　我们没有看到过计划经济，却在那里否定计划经济，理性思维那里去了？一个深信不疑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什么都不信的时代，深信时人云亦云，不信时也人云亦云，人们开始否定它们并不认识的事物。因此，把伟人经济套上计划经济的麻袋，拿起棍子，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

　　中國的伟人是战争中站起来的伟人，于是，在无限崇拜中，经济建设引进了战争思维，“战略”、“战线”、“战斗”、“动员”、“长征”、“胜利”等概念都被引进到经济建设中来，用攻坚战的方法炼钢铁，用游击战的方法搞科研，用人民战争的方法修水利……

　　军官出身的各级负责人，把经济建设变成了战争。直到现在，战争的词汇仍然在各种经济建设的文本中。

　　比起经济来说，战争是简单的，无论是大战役还是攻山头，都可以一哄而就。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复杂的，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更复杂；战争不过是政治的手段，政治仅仅是经济的反映；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成本，战争是不计成本的，只有眼前的胜负；我们是在用简单的思维去干复杂的事情。战争是破坏性的，我们在用破坏的方法搞建设。于是，东边刚熄火，西边又冒烟；刚补了补丁，又露出了屁股蛋儿；几年大轰隆，几年大调整，经济成了精神病。

　　在经济政治化，军事化的几十年里，日本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亚洲出现了“四小龙”，中國却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中國只得进入改革开放，不得不说“新长征”，只是没具体化到“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当老人家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之后，以“政策”为名的“负财政收入”，带动着地方财政、民间财力、海外财力、人才、优质劳动力都涌向圈内，于是，取得了一个炫耀多年的胜利，在南海边长出一个经济肿瘤。当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家认为上海发展力度不够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上海立刻肿了起来。伟人人格化的，攻山头式的中央财政，像观音菩萨手中的玉净瓶，只要轻轻地抽出杨柳枝，蘸着瓶中的水洒向哪里，那里就春风化雨，郁郁葱葱；那些不能撒到的地方，就会秋风瑟瑟，一片萧杀。令中國社会承担最大风险的基尼系数，就是这样造成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是能够制造出说明自己伟大的楷模。珠三角、浦东经济区和当年的大寨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大寨用的是每天十万人参观者的大粪和内蒙古的羊粪，经济肿瘤用的是全国人民的血汗。奇怪的是，这部经济版的政治说明书，是在“中心转移”的口号下出版的。“样板经济”、“橱窗经济”、“戏剧经济”都是政治的经济，中國的政治，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经济的政治。

　　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光辉灿烂说成是经济肿瘤，是因为它们像人肌体上的肿瘤一样，吸收了整个肌体的能量，形成了局部的肿胀，破坏了肌体的平衡。当愁眉苦脸的后人接过这台经济天平的时候，不得不对着大大小小的肿瘤发愁，用“看得见的手”拿起一边的砝码移向另一边，把已经不多的春雨撒向干涸的土地。一次痛苦的调整又一次重复。

　　我们有两只手，一只“看得见的手”，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才是新型社會主義的市场经济。不能做一个醉酒的糊涂蛋，说着含混不清的词语，迈着蹒跚的步子，挥起着只手，否定那只手，挥起那只手，又否定这只手。

　　要相信农民，把土地交给农民；要相信工人，把工厂交给工人；要相信商人，把流通交给商人；请权力退出经济。伟人已经故去，政府不要再续演伟人经济的故事；战争已经过去，战争的思维搞不好经济；肿瘤已经形成，只有用共和国的肌体慢慢地消化。中國人民不需要保姆，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２００６、３、２、

　　作者:俞愚

　　探讨社会问题的症结，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可是，那些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们，盲目相信一个教条：与其他商品一样，住房价格也应该听任市场按照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叉点来决定，而无视房产的基本属性——生活必需品。

　　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此生所购买的最大宗的商品，房产的价格不能通过地区之间的套利或者进口来平抑。房价的大幅上涨，将大大降低普通家庭的生活质量。其实，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和供给，应该而且必须加以调控。

　　由于人们盲目相信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是自由的，所以，山西的煤老板可以在北京大量购房，温州炒房团可以自由地哄抬其他城市的房价，富人可以购买多套住房。学者只是论及炒房行为破坏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对于炒房这种赤裸裸地转移别人财富的行为，很少有人质疑其合法性。

　　《宪法》上的逻辑错误

　　去年上半年，中國政府施展了一系列调控房价的“组合拳”，可是，房价依然我行我素地飙升。以金融手段为主要内容的房价调控政策，为何被消弭于无形而不见成效？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呢？答曰：地权！

　　房产是附着在土地之上的，所以，法律制度对于地权的界定，直接决定了一国的房地产政策。中國法律对于地权的界定有别于其他国家，因此，中國必须采取与其地权的法律界定相一致的房地产政策，使法律体系自洽，而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房地产政策。

　　毋庸讳言，中國《宪法》第十条存在着一个不该出现的逻辑错误。该条款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问题是，何谓“国家所有”？

　　从法理上讲，“国家所有”只能是全国人民终极的、平均所有。幸好，中國《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宪法》的角度保障了全国人民对于全部国土之终极的、平均所有。当然，“终极”、“平均”到何种地步，还要受到学术理性、人文理性的制约。

　　根据中國宪法，作为农村集体的一员，农村居民享有一份集体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同时，作为全体国民当中的一员，又享有城市土地的１３亿分之一的长期使用权。城市居民只享有城市土地（一个宽泛概念）的１３亿分之一的长期使用权。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居民只享有一份地权，而农村居民享有双重地权。这种不对称的、歧视性的地权安排，显然有悖宪法第三十三条之精神，导致宪法条文之间不能自洽。

　　应在法理上界定平均地权

　　因为中國宪法对于地权的界定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笔者认为应尽快拟定《宪法修正案》，在法理上明确界定：农村土地归全体村民平均所有，而非终极所有；各城市的土地归该市全体市民平均所有，而非终极所有。另外，还应尽快制定《平均地权法案》，规定平均地权的实施办法；并规定市政当局有义务按照成本价为市民提供基本居住用地。在目前阶段，如果城市居民人均拥有建筑面积为２５平方米的住房是合理的，如果标准容积率为５，则每一个城市居民只需要占用５平方米的容身之地。

　　从法理上明晰了平均地权之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政府拍卖住房用地属违宪行为。政府把本来就属于人民的土地再以高价出售给人民，这无异于保姆掠夺了主人的财产，再把本来就属于主人的财产高价售给主人！有了平均地权这一把利器，如果开发商哄抬房价，若干居民就可以联合起来，向政府申请属于自己的地块，自己建房，这就彻底打破了开发商垄断商品房供给的局面，房价就会被钳制在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水平。

　　有了平均地权的法律武器，可以推演出：每一个家庭只能有一套住房，因为每一个居民只享有一份地权；当住房占地超标时，必须支付惩罚性的地价；山西的煤老板没有资格在北京买房，因为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地权，在山西境内已经得到落实；炒房团炒作房价是违法行为，因为炒房本身就意味着炒房者侵占了别人的地权！

　　对于暂没有住房的人士来说，势必要租房。建议只能由房屋租赁公司以法人的名义购买住房，然后出租。

　　地权是房地产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懂得地权的归属，就不可能理解房地产，也不可能制定理性的、可持续的房地产政策；在调控房价的过程中，必然会进退失据。抓住了地权这把利刃，中國的房地产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作者为中國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新加坡《联合早报》２００６- ３- ３１

　　作者:史文胜

　　ＧＤＰ作为境内的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出口、内需和投资中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综观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和今后的发展前景，均面临着一定的问题。

　　２００５年的进出口总额１４２２１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３. ２% ，占ＧＤＰ比例（外贸依存度）６２%.其中出口额７６２０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４% ；进口额６６０１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７. ６% ；净出口为１０１９亿美元，约占１８２３２１亿元ＧＤＰ的４. ６%.但我国的出口面临国内出口模式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压力，出口难以持续高速增长。而我国对于能源资源及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依赖性非常大，进口增长明显，净出口对ＧＤＰ的贡献将会减少。

　　对于我国ＧＤＰ消费率最高是１９８１年的６７. ５% ，２００３年不到５７% ，最新的数据是５５. ４% ，２０多年间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ＧＤＰ消费率一般为７０%-７５% ，中國ＧＤＰ消费率低于世界水平１５个百分点。

　　因此，刺激国内需求成为今后推动经济首要任务，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３月１９日上午中國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所指出的，首要的是要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其基本的出发点，从而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并为刺激消费开出了五大药方，其中之一是“公务员的工资也好、企业职工的工资也好，都要有新的增长、新的提高”。也就是说，把增加公务员和职工的工资作为扩大国内需求的手段之一。另外包括改革完善教育、卫生、养老等一些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发展流通市场，刺激农村消费；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不断完善消费政策，适应中國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对住房、汽车及一些健身文化等产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支持。

　　但是，对于增加公务员和职工工资刺激内需就有点忽悠了。

　　１、到２００４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为４５８３. ２万人，平均工资１６９９３元[ 《中國统计年鉴２００５》的数据] ，每人每年提高５% 工资则合计约为３８９亿，就算按３倍的乘数效应计，也只是增加１１６７亿的ＧＤＰ贡献，拉动经济增长效果并不明显。

　　２、“中國实际由国民经济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不是６５３万，而是超过７０００万人”[ 周天勇：《中國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中國经济时报》２００５- ０５- １０].而众所周知的是，公务员在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大部分已有保障，其收入在国内已经处于中高水平，特别是一些垄断性企业的职工其收入更高，提高其工资收入有相当部分难以直接转为即时消费支出，会变成储蓄存款而沉淀，如何能拉动消费？另外，就算按其收入（３- ５万元/ 年）增加３% 的水平，那么财政每年就要增加刚性支出约６３０- １０５０亿。

　　３、由于一直忽视了对基本的公共產品提供，城乡居民对医疗、养老、住宅、子女教育等支出增长远远大于收入增长，更有明显的支出增长预期，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挤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產品的严重不足，甚至以储蓄形式来预防今后的开支。如２月份居民储蓄突破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８. ３% ，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国内的消费需求。

　　４、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有２２００万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达７５８７万人的农村贫困人口[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４年中國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 ２００５- ０４- ２１.]（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为２６１０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为４９７７万人，如按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國农村的贫困人口有２亿人。２００４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２９３６元）。这些群体缺乏更多的收入来应付必需的消费开支，因此就没有更多的收入剩余作储蓄，如果公共财政能对此类群体提供更多社会保障支出，这些支出将能直接转化为消费，对于刺激国内需求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比给处于中高收入层次的公务员加工资来刺激消费效果更加明显。

　　对于投资这架马车和政府支出方面，更有必要加大力度调整。

　　中國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原来实施的赶超战略，财政的职能主要体现为建设性财政，因而经济转轨过程中，依然包括了庞大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历年来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大，加上历年来政府体制改革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增长，导致公共產品方面的支出缺失。

　　如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年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６６００亿元，总投资规模３２８００亿元，到２００２年底累计完成投资２４６００亿元，也形成了１８７００亿元的国债余额[ 安体富，王海勇. 《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财政与税务》，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政府的经济建设费开支曾占财政总支出的４０% ，２００３年的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３０% ，２００５年经济建设费支出达７９３３. ２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０００多亿元，历年来经济建设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大。但最终暴露出“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财政风险逐渐加大”、“投资效益低下，非市场化运作明显”和“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等经济问题[ 彭继复. 《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与完善建议》].

　　而政府行政管理费更由１９７８年５２. ９０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４. ７% 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５２１. ９８亿元，增加到１００倍，占财政总支出的近２０%[笔者根据《中國统计年鉴２００５》的数据计算].这些均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财政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產品和服务，如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等方面供给不足或无力供应，城乡居民对医疗、养老、住宅、子女教育等支出增长远远大于收入增长，导致消费倾向递减。社会问题越积越多。

　　多年来提出要启动内需，但大量的财政资源却以政府投资和政府自身支出为主，只是拉动了生产资料的需求和出口的增长，真正体现到国民生活水平的国内消费却没有同步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难以良性均衡。

　　因此，马凯主任为刺激消费开出了五大药方中，改革完善教育、卫生、养老等一些社会保险制度，才是最主要的，为公务员加工资不但效果不大，更进一步拉大国民收入差距。也就是要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產品供给，为国民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及信息服务，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

　　２００６- ０３- ２５

　　作者:孔善广

　　中央情报局出版文艺杂志，资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士顿交响乐团欧洲巡回演出，听起来象是天方夜谭。在世人心目中，ＣＩＡ只懂暗杀、窃听、策划政变一类的“粗活”，哪会跟文人雅士打交道？

　　英国ＢＢＣ文化节目的一个獨立女制片人桑黛丝（ＦｒａｎｃｅｓＳｔｏｎｏｒＳａｕｎｄｅｒｓ），最近写了本肯定令白宫及ＣＩＡ直冒冷汗的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ｈｅＣ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

　　故事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有个叫“文化自由大会”的机构，拥有新闻社、出版二十余种刊物、热衷举办艺术展和音乐会，实际上这个文化团体的幕后老板是经费充足到可以任意挥霍的中情局。

　　如果这本书是在冷战时期出版，肯定会是《纽约时报》书评版的最畅销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尘封，那段发黄的历史还是吸引了传媒的好奇。

　　作者桑黛丝的经历非常简单，才三十多岁，毕业于牛津的圣安妮学院，既不是美国ＣＩＡ也不是英国的ＭＩ５成员。１９９３年，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情局资助纽约国际学校的文章，她觉得很好奇，深入调查后写出她的第一本书，叫《ＷｈｏＰａｉｄｔｈｅＰｉｐｅｒ》（可译为：谁埋单？），哄动一时。桑黛丝随后再耗了整整三年时间，翻阅可以堆成小山的资料，包括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教会、展览馆、乐团、艺术家的记录，甚至采访了很多“从阴影中走到亮处”的中情局退休特工。她以慎密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情局作为美国政府的隐性宣传部，在冷战前沿的欧洲，秘密操纵着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活动，其目的是培育大批以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导向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舆论和公共政策。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下设架构中没有文化部或宣传部，冷战设计者之一的ＧｅｏｒｇｅＫｅｎｎａｎ说过“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我看来，桑黛丝新着引人入胜的地方，不在于中情局扑朔迷离的手段，而在美国对宣传尤其是外宣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灵活方式。

　　中情局最早成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可以说是美国人被日本人在珍珠港炸懵后的产物。原名叫战略服务处（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直接对总参（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ＣｈｉｅｆｓｏｆＳｔａｆｆ）负责。杜鲁门上台以后，ＯＳＳ正式易名为ＣＩＡ，即大名鼎鼎且臭名昭着的“中央情报局”。此局有很多杰作也有不少败笔。本拉登就是中情局培训出来的，现在“教会徒弟打师傅”，且很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天分。

　　美国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不搞宣传，实际上深谙此道。心理战专家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ｒｏｓｓｍａｎ曾说过，上上之策是“看不见的宣传”（Ｕ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如果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强势人物关于“宣传”的言论进行基本梳理，不难看出来，不管是国会、白宫还是书斋学者，已大致上形成共识。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华约解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感慨道：“我国强盛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它对世界传媒市场的支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职克林顿政府商务部的罗斯科普夫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应当是取得世界信息流动的胜利，主导传媒，就象英国当年控制海洋一样”。以促进文化交流而着名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创始人亦曾说过：“当今世界不能仅靠军力和外交，必须向其它国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念，影响下一代”。影响下一代的工具，显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ＣＩＡ并不总是阴森森的，有时它很阳光。中情局的网站甚至有少儿版（ＣＩＡ’ Ｓ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ＦｏｒＫｉｄｓ），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与童心未泯的特工们玩乔装打扮和破译密码的游戏。

　　果真是影响下一代的宣传工具。

　　作者:李剑诸

　　我一直有个观点，英国的殖民地管治，是经过三个世纪的血雨腥风洗练而成。现在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亦是一门政治艺术。明年就是香港回归十周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相信全球对殖民政治研究成果的出版，会达到一个高潮。

　　董建华执政时期，陈方安生、曾荫权等港英时期的谋臣，被左派斥为“港英余孽”。去年曾荫权爵士上台，很多媒体称他是“港英余荫”。从“余孽”到“余荫”的转变，背后有颇深的政治含义。北京重新倚重公务员治港，等于承认英式殖民地行政管理模式的行之有效。香港回归八年来的折腾和毫无章法，令很多学者观今非而思昨是。“建华之乱”给政治学和政府学凭添了鲜活的研究案例。

　　过去，许多业余水平的政治新贵，认为英国殖民统治一味靠野蛮侵略，疯狂掠夺、奴化教育，殊不知那是“古典殖民地主义”。英国人的殖民统治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十七至十八世纪，航海业与新大陆的发现，启动了欧洲近现代工业文明。但那个时代的西欧，几乎是海盗的世界，哥伦布就是海盗出身。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者，远渡重洋，深入中南美洲，既要寻找黄金和抢掠殖民地资源，更要建立现代工业文明市镇。那个时期的殖民管治，其特点是破旧立新、摧枯拉朽、推倒重来。殖民主义者仗着船坚炮利，对所有的抵抗都采取血腥鎮壓，绝不手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史，确是一部血泪史。

　　但正如毛澤東所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作为“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在当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作为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引擎，它在十六世纪就开始殖民，通商、抢掠、圈地和宗教传播如同水银泻地。英国皇家海军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荷兰的“海上马车夫”纵横驰骋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但英国比其它西方列强聪明的是，它从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在十九世纪的纷纷獨立中，吸取了失败教训。法国希望永久留守当地，甚至把殖民地划入国家的海外省；比利时统治刚果时，只会使用高压政策。相比之下，英国人很务实，抱着“过客”心态，只关注经济上有没有好处，不指望长期霸占殖民地，亦不强制殖民地学习英国文化。

　　英国对殖民地管制的态度，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创立了共產国际。英国知识界不少进步青年受到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质疑大英帝国剥削殖民地是有悖人类文明的行为。１９３８年，希利爵士（ＬｏｒｄＨａｉｌｅｙ）写出《非洲研究报告》（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ｕｒｖｅｙ），披露非洲人民在殖民统治下，过着惨无人道的黑暗生活，震撼英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国力渐衰，加上全球性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大英帝国的海外版图迅速萎缩，印度、巴基斯坦纷纷獨立。１９５６年，为争夺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利益，英、法两国悍然出兵，英军大败而归，加上国内经济低迷，英国朝野展开激烈争辩：英国自顾不暇之时，值得去维护遥远而贫穷的殖民地的利益吗？从这个时期，英国开始大彻大悟，其殖民地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就是任由殖民地獨立。

　　１９６７年，英国政府作出一项重大改革：内阁辖下的殖民地部正式取消，该部所有的人员并入外交部。因为英国政府已清醒意识到，各殖民地獨立，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迟早会变成外交事务。那一年，亦是英国怜恤殖民主义的开（Ｍｅｒｃｉｆｕｌ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ａｍ）的开始。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英国对殖民地采取更怀柔的政策。例如，让条件成熟的殖民地享有高度自治，如直布罗陀、百慕大的立法局全面直选。其首相亦是民选产生，英女王派驻的总督，只有名义上的权力。为了争取民心，英政府还极力推动殖民地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经济开放，如开曼群岛已成为金融中心。英国殖民地最富有的不是香港，而是百慕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４３８３０美元（香港才２３９３０美元）。

　　由于社会稳定、生活富足，１９９５年百慕大举行獨立公决，竟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百分之七十的选民投票否决獨立。主流民意认为，獨立之后既要搞国防，又要管外交，还不如安于现状。

　　至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撤出香港时，大英帝国留下的殖民地，仅剩百万人口的百慕大等小岛。

　　英国殖民历史虽然长达三百多年，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人归结出一套较完整的殖民管治理论。此人就是香港大学的创办人卢押（ＬｏｒｄＬｕｇａｒｄ）。他的著作《ＴｈｅＤｕａｌＭａｎｄａｔｅ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ｆｒｉｃａ》，总结了他在非洲乌干达的“间接管治”（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ｕｌｅ）理念：要有效控制殖民地政府，必须与当地的士绅贤达合作，因地制宜、入乡随俗、以夷制夷。

　　曾任港督的卢押出版这本经典后，为唐宁街的历届政府所乐用，亦是英国各殖民地政府官员的必读书。

　　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保守主义理论大师费格逊（Ｎｉａｌｌ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在他的新著《ＨｏｗＢｒｉｔａｉｎＭａｄ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ｒｌｄ》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没有英国殖民管治，开明资本主义就不能在全球成功建立，英式的国会民主政制，亦不能在全球普及”。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费格逊的观点正确与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植根于十六世纪并发展至今的英国殖民地行政管理学，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值得史学界和政治学界探讨。

　　作者:李剑诸

　　林彪的折戟沉沙，使中國的许多有识之士于狂热之中猛醒；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更使“中华何处去？”的硕大问号象黑云一般压在贫弱的中國人民身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再次强烈逆转……

　　人们从希望到失望乃至最后的绝望，积聚的怨愤象迸射的火药呛满了龙年的天空，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景象！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沉默终于在龙年的清明节不可阻遏地爆发了……

　　天惊一声雷，信时心已碎

　　１９７６年，中國多事之秋。此时，中华民族的巨轮在不堪重负中痛苦的徘徊……

　　１月８日，“人民的好总理”的辉煌星光在似隐似现中归于沉寂——他带着对祖国前途的无比担忧，对未竞事业的巨大遗憾、对亿万人民的深深眷恋走完了他灿烂人生的最后一段里程！巨星陨落，举世震惊；江河动容，山川失色！有诗为证：“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神州顷刻间处于一片沉痛的哀思之中。

　　中华巨轮的航标再一次发生剧烈的震颤，中华之舟处在险象环生的强大激流中。中华何处去？“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國有识之士慷慨悲歌，忧心如焚！他们击节唱道：“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昏星暗月，红日当空已难显。……妲妃想统赤见，自称武则天。长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在人间。”

　　１９７６年，中國多难之秋。人们漂在悲痛的苦海里，由着那阴郁的风，来自凄凉之岸的风，打个不停。希望和忧虑是分不开的；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忧虑；没有忧虑也就没有希望。正是希望的火种燃发了由悲哀、忧愁合成的导火索！积聚已久的乌云终于迸射出悲壮的抗争之光！沉默中，“四五”运动的序幕被拉开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怒吼

　　风在起，马在啸，黄河在咆哮！人在哀，民在愤，长江在沸腾！２月１３日，中國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的汽车司机何庆华，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射出了一支直向“一小撮假馬克思主义分子”“利箭”——《致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仗义直言：“一小撮假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鎮壓，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北大、清华大批判组”，遭到全国人民唾弃。

　　２月２３日，福建省机械局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吃了豹子胆”的大字报，题为《“阿斗”的呼声》。文中历数了“四人帮”的六大罪状，震惊福建，波及全国。３月８日，王洪文下令“严厉调查”。２月２６日，福州大学机械系教师厉海青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天仙子·葬志》词一首，锋芒直指林彪、“四人帮”的逆行。３月２日，武汉市贴出“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大标语；即后又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階級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同时，武汉锅炉厂召开有２００多人参加的大会，公开点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３月９日，贵阳制药厂李洪钢等７名工人，“斗胆”在贵阳市贴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并油印８０余份，在郑州、长沙等地散发。文中极有见地地提出“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會主義制度和无产階級專政更加巩固……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此篇大字报反映强烈，很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并一致表示“支持这张革命大字报”。３月１１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了《论扩大共產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黨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文中忍无可忍地向国人呐喊：“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拳拳赤心，溢于言表。几天后，赵大中再次不顾个人安危，写出了更为激烈的续篇……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单个人的目光也许会是呆滞的、走偏的，但亿万人民眼光的聚焦从来便是雪亮的。傲视人民的人必然被人民的傲视所打倒！抗争的火种所渗发出的火药味已呛满了神州所拥有的空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已形成不可逆转的蔚蔚史观！

　　第一个风暴眼

　　风暴是不选择时间与空间的。但每一次风暴都有其赖以发动的足够理由。《文汇报》成为第一个风暴眼！——“纹化大革命”十年，《文汇报》基本上受控于“四人帮”，成为他们的重要舆论工具。

　　多少煽动性、策乱性的大块文章都出自《文汇报》之手，在宣传极左思潮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举国上下沉浸于无尽的悲哀之中。而“四人帮”则立马给《文汇报》的亲信下达手令：“宣传周总理只能低不能高”，其别有用心，路人皆知。

　　在这道手令下，《文汇报》的“低调处理”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凡是描述或客观记录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悲痛怀念的词句一律删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散发近５００多万份材料，公开点名攻击鄧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而上海的街道上更是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和漫画！——３月２５日，《文汇报》的表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日，《文汇报》头版推出了“四人帮”亲信的力作——《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中竟然出现了“黨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锋芒直指周总理和鄧小平！一石激起千重浪。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文章见报以后数日，抗议声声翻作浪，《文汇报》收到的抗议信件、电报达４２０多件，抗议电话１０００多次。——人民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文汇报》胆敢炮打周总理，我们决不答应！”“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反周总理的人是孤立的！反周总理的人，在政治上必然是短命的！”“《文汇报》是谁家的报纸？”“你们的后台是谁？请站出来！人民是不会宽容的！！”“你们到底是在受谁的指挥？！奉劝你们不要跟着张××的指挥棒瞎跑！”“我只要敬告你们声一，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國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國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四面八方的怒吼，使隐蔽在《文汇报》后的实际操纵者们打了个冷战，随之便是狂怒和大肆反扑。——为《文汇报》的干将加油鼓气，并给予其“高度评价”，称其“经受了斗争风浪的考验”，勉其再接再励……——为别有用心的“用心”极力辩护。姚文元云：“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王洪文狂妄地说“删掉总理题词（指总理给雷锋的题词）算个屁事！”张春桥则颇为霸道地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

　　《文汇报》引发的怒吼，演成了一股巨大的红色冲击波，激荡人心，深入人心！

　　南京，不可阻遏的呐喊

　　《文汇报》的举措无疑是对民意的强奸！强奸民意的人必然被民意推倒。江苏——总理的故乡，愤怒的呐喊已然不可阻遏！山高的地方，风也大。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４日下午３点，南京大学某系约４００名教职员工，踏着沉重的步伐，抬着亲手绑扎的花圈，前往烈士陵园，以其特有的方式凭吊人民的好总理。

　　３月２５日，新医学院的数名教职工冲破重重束缚，在新街口贴出了“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的大幅标语，吸引了南京城千万双赞许的目光。３月２８日上午８点，南京大学数学系的４００多名师生，不顾种种禁令，毅然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人们看到队伍前头，总理的大幅遗像高高扬起，慈笑依旧，音容宛在！遗像后面是由玉兰花组成的花圈，“光辉永照后来人”的横幅悬挂其间，整个阵容肃穆、沉重！队伍出发前，游行组织者——南大数学系黨总支书记李西宁神色严肃而又刚毅地说：“我们今天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去悼念周总理，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让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群众是不好惹的！”队伍抵达梅园后，李西宁又率全体师生面对总理遗像起誓：“向周总理学习！一定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我们的革命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３月２９日，南大师生再擂战鼓，决意以血醒民。上午，他们贴出“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下午，南大师生组成２０多个小分队，将大标语贴遍了南京城的主要干道。晚上，他们又奔赴南京火车站，将一张张战斗檄文贴在一辆辆即将开出的列车上！

　　３月３０日，一首题为《满江红——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词作令许多人交口诵吟，一掬心泪！人们噙着泪水读着：“星陨东方，天地咽，山河减色。忍为民，赴汤蹈火，心血沥绝。开天辟地奠国基，踪迹环球创伟业。问六十春秋昼与夜，可曾歇？瞻遗容，泪不绝；哭总理，肝肠裂。化举国之哀，坚持马列。岂忍江山付东流，那堪神州再溶血。将遗愿早日化宏图，此心切。”

　　３月３１日下午，一个直径多达２米的大型花圈，陡然呈现在鼓楼食品商店大楼的阳台上，阳光照射下，两句挽联夺人心魄。只见两幅黑绸，上面特书３２个大字：“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３月３１号下午２点３０分，南京最繁华地段之一的中山东路，一幅巨型标语在一幢六层楼的顶端直泻下来，只见上书１５个大字：“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４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关会议，在王洪文等人的操纵下，错误地认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黨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要求对已出现的大标语“全部覆盖”，声称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错误的指令是难以收服人心的。

　　错误的认识是无法平息大风巨浪的。抗议的波浪依然汹涌澎湃。４月２日上午，“捣毁《文汇报》的土围子！”的巨标依然映入人们的眼睑；同日上午７时，一篇署名为“万万千作词，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轰动了南京城。歌词寓意辛辣，文风苍劲，一语破的！歌词如下：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妖为鬼蜮，必显灾情。乱黨乱军，祸国殃民，尾巴高翘，始露原型。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年方六十，实在年轻。奇装异服，迎接外宾，妖态百出，不得人心。攻击总理，手段卑鄙，蒋帮敌特，配合密切。欺骗主席，罪大恶极，狐假虎威，借助钟馗。鬼喊打鬼，贼喊捉贼，当年武斗，它是罪魁。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两妖合作，收集喽罗，篡权计划，有纲有目。先夺舆论，伪装老左，谈古论今，蛊惑人心。侈谈什么，儒法斗争，儒家法家，根本一家。代表利益，剥削階級，事过千年，远离现实。为其翻案，是何用意？无非想当，封建皇帝。自己复辟，不须放屁，打击正直，排斥异己。滥用法权，施出诡计，既想遮天，又想盖地。激怒群众，四方奋起，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妖怪惊慌，却能变色，七变八变，本质不变。觉悟群众，岂能愚弄？揪住尾巴，决不放松。众志成城，妖有何能？即取其道，还治其身。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奋不顾身，捍卫总理。总理遗志，定能实现，人们所向，共產主义。”

　　４月３日，南京邮电学院师生置安危于度外，毅然贴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大标语：“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要发扬‘五不怕’的精神，坚持斗到底！”“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事件”。

　　不平静的紫禁城

　　还是那股风，还是那样猛。暴风雨中，仍能听到紫禁城那颗无法平静的政治心脏在怦怦地跳动。１月无尽的哀思，２月无涯的痛苦，３月无休的呐喊……北京失却了寂静！３月１９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天安門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敬爱的周总理献上了第一个花圈。转瞬间，天安門广场变成了人的海，花的洋，整个广场显得肃穆、沉重，一双双充满忧伤的眼睛好似在搜寻着什么……

　　花圈在无言地倾诉。花圈上的挽联也在默默地交流着某种信息。走进这肃穆的海洋，你随时都可以读到感人至深的诗（词）句：——“敬爱的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四个现代化刚刚着手，您怎么能离开人间？回来吧，回来吧！回来还去国务院。在那里把好人扶起，把坏人撤换！”——“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思念您。”——“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天地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３月３０日，一幅悼词张贴在五四运动浮雕下面，引来人头攒动，吟诵不已。悼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您那和蔼慈祥的面容，您那光辉高大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是无法磨灭的。”“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决心学习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階級黨性，”“誓与黨内外的资产階級血战到底！”“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安息吧，全国人民永远怀念您。您的遗志自有后人继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极少数人对民意的压抑和肆虐：——３月２４日，北京市公安局指令天安門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送了多少花圈等汇总上报”。——３月２７日，北京市民兵指挥部奉命派员赶赴天安門广场“观察动向”。——３月３１日，北京市公安局遣派便衣工作人员“以群众面目出现，把小字报、诗词记录下来，全部报告”。——４月１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公安会议上错误认为：“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４月１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天安門广场等地张贴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央可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然而，就在同一天（４月１日），一篇战斗檄文张贴在纪念碑显著位置上，上书四句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狂怒的暴风雨，它慰藉着不可欺侮的民魂，连同心中的悲伤也注入它那喧嚣的倾泻之中！

　　清明时节雨纷纷

　　随着清明节的逼近，广场的政治风云变得异常的急骤，不同势力的交锋开始趋向明朗化。清明节前雨纷纷。４月２日，北京重型电机工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抵天安門广场。４月２日，中科院１０９名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碑。上书：“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４月２日，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天安門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３０００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

　　４月２日下午，“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門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鎮壓群众的措施。４月３日凌晨４点４０分，王洪文亲自“驾临”天安門广场，在手电筒的照明下扫视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和悼词。随后，王洪文匆匆回程拨通公安部亲信的电话训示道：“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門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同日，天安門广场小雨纷纷，平添几分肃穆气氛。人越聚越多，花圈越摆越大，前来悼念的人已达几十万之众。

　　同日，姚文元把革命群众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國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究竟不是绣花。”同日，在细雨蒙蒙中，纪念碑北侧的旗杆上，一幅几十米长的黑地白字的条幅赫然入目，上书：“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同日，悼念、声讨之声渐烈，高潮迭起，不可阻遏！诗词佳句，充分显示了觉醒了的人民的大智大勇！有诗表达人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夜献黑纱星做花，总理光辉照万家。仰望遗像手捧起，难眠长夜泪滴哒。”有诗寓意直向江青：“素纸黑纱含恸剪，苍松翠柏和泪扎。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有诗象利箭射向张春桥、姚文元：“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姚），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有诗质问“四人帮”的狂言：“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年年祭奠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莫道《文汇》鬼火亮，自有人民写春秋。寄言魑魅慢猖狂，勿学林贼把命休！”……

　　同日，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在广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文中写道：“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階級劳动人民。”“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在历史上，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丧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发狂。”“细看这几只乌鸦，大概有三只，后头还跟着一团苍蝇，形成一大团黑色的妖雾。”“这几只乌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漂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有条理的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馬克思主义，好似理论家，实为阴谋家。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她倒显得大方，不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手腕挂的小白皮包，妖里妖气，实为魔怪。跟她并排的还有一个，让利欲熏着鼻腔，在《文汇报》上策划阴谋，喂得渐胖。后头还跟着裹着香粉的苍蝇，在清华盘旋，在那里下咀生虫。”“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败类！”“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在地球上向着太空，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

　　韩志雄的举措当然引起了“便衣”的注意。晚１０点多钟，韩志雄在取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捕。至此，天安門广场被抓的群众已达２６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异乎寻常的清明节

　　４月４日，龙年的清明节。４月４日，不寻常的清明节。这一天，约有２００万人云集广场；这一天，天安門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有诗为证：“清明的花圈如皎月，嫦娥感慨同悲切。清明的挽联象尖刀，忠魂挥舞断贼腰。清明的檄文放光彩，进击大旗长空摆。清明的诗歌披彩霞，革命事业露新芽。清明的歌声连广宇，国际战歌不断曲。清明的口号震乾坤，人民永将正义伸。”

　　是日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門广场披展血书，上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中國无产階級的红后代。”场面感人，壮怀激烈！

　　上午７时，青云仪器厂职工，排成四列纵队，共２７５排抬着３４个花圈来到天安門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同时，曙光电机厂３０００多名职工从东单出发，走进广场。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也把他们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抬进了广场……

　　上午１１时，首都钢铁公司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門广场发表讲演，声泪俱下，感人至深：“阳春３月的连绵雨水，那是我们８亿人民流不干的眼泪。”“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您忠诚的儿女看望您老人家来了！”“我们的好总理呀！您忠于黨、忠于人民，对敌人大义凛然、横眉冷对；对人民父亲般地关怀，母亲一样的热爱。”“您老人家光明磊落、胸怀宽阔、任劳任怨、从无倦态。您一辈子工作、战斗；战斗、工作，不辞辛劳，不分昼夜。您为中國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您老人家是活活累死的呀！”“您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我们８亿人民心中！您老人家高大的形象，永远树立在人民心中！人民心中的纪念碑，永远砸不碎！人民心中的形象，万代放光辉！”“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总准周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总理得人心，人民热爱总理。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同志们，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垮！”

　　同日，纪念碑东侧贴出《叫人怎么办？》的诗词，为鄧小平的不平遭遇公开辩护。词中写道：“８点钟上班，点上一支烟，倒上一杯水，翻开一本大参考，一看就一天。生产上不去，这是自然自然。自从去年‘七一’后，面貌大改变，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加班又加点，卫星上了天。结果好话没听见，坏话一大篇。什么‘人头要落地’，却成了大灾难。这叫人怎么干？！是不是不干才喜欢？不，他们想一手来遮天。３人１０只眼，阴谋篡大权，唯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同日晚９时，纪念碑东南角出现了《第１１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引来众人的围观。有人在高声诵吟：“江青（在１９７４- ７５年间）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江青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鄧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１９７５），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文中直接点出江青的名字，引起了强烈反响！……

　　４月４日，广场上佳作迭出，欢声如雷，中國的新诗歌运动在这特有的政治环境中不可阻遏地诞生了！是日，广场上的诗作有以下几首传诵至今的代表作：——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写下了《扬眉剑出鞘》的名作。诗中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北京市外贸局青年干部李舟生写下了《今日在何方》的名作：“请你们不要问我今日在何方；难道你们能不来到这天安門广场？请你们不要再费心到这儿来找我，这里早已经是人的海洋。象四海惊涛齐奔向英雄碑下，象五洲风云齐飞向总理身旁。象无数白帆满载着圣洁的情感，我也扬帆催发呵，航行在这无边的海洋。”……

　　——北京电子管厂供应科干部丁长江写下的《清平乐·敬悼周总理》的名词：“海倒山排，天下啼恩来。花甲益民劳功迈，一唱旗赤寰白。信步龙潭虎穴，识斩妖魔狼豺。今会马列同戈，后人万世常怀。”——《颂杨开慧》则是一首锋芒直逼江青的名篇：“升月忠魂若有归，不着奇装身心美。文攻直刺投降派，俯首人民不武卫。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送开慧。”——一首《几个小丑嗷嗷叫》的儿歌也为人们所传唱：“蚍蜉撼大树，摇又摇：”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大树说：“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清明悼总理》声声入耳，震人心魄：“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对不起您，您的英灵至今不能安息。掬尽红心，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挥尽血泪，难倾满腔悲愤思绪。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功高日月，声震环宇。国际史上，永载您的音容笑貌；革命路上，踏遍您的稳健足迹。风云涌，鬼神泣，巨星一陨天地哀，四海五洲下半旗。可笑群魔不自量，妄想重翻腥风血雨。鼓唇摇舌，捧裙牵裾，猿猴沐冠，什么东西！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让那些家伙看看吧：天安門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你们不念我们念，你们不祭我们祭。总理精神万代传，子子孙孙举红旗。中國已不是过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馬列主義。让那些阉割馬列主義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岗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安息吧，敬爱的周总理。”……在这悲壮激烈的气氛中，一线巨大的黑色潜网也在形成。同日，“四人帮”在公安部的黨羽亲自去广场布置“取证”和侦察。同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天安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同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进行紧急部署，要求做到“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了！

　　４月５日：２００人被捕；４月５日，是狂风暴雨的一天。一场大对峙、大较量、大搏斗在天安門广场开始了。凌晨１－２时，广场上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此间，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２００辆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留下当做“罪证”。在清理广场时，５７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７人因抄诗或“可疑”而被捕。５时１０分，王洪文来到联合指挥部小楼面授机宜。王洪文对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干将和总指挥部的成员说：“这两天广场实际被人家占领了”，你们要“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門再抓。４日抓了３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黨内资产階級，民兵要参加对黨内资产階級的斗争。”“干一场就干一场。打伤了民兵和民警，我到医院慰问去。”５时１５分，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还设了劝阻站。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封锁线层层围住。６时许，北京市１７２中３０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７时半，一名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时间集聚了１０万之众！

　　同时，联合指挥部开始往大会堂东门增调民兵、警察和部队。８时，一辆广播车在向广场群众作宣传：“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階級敌人的破坏活动。”被激怒的部分群众，奋起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９时，一个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公然攻击周总理，说什么：“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階級。”“这样悼念不好。人一死，送花圈有什么用？周总理是黨内最大的走资派。”此言一出，群情忿怒，几名群众一拥而上，将其扭送至中山公园派出所。同时，几十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同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突。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小灰楼），群众派出４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

　　１２时５８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座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３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同时，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８０人，民兵２００人，加强了小灰楼的警戒。下午５点０４分，部分群众冲入楼内，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下午５点１５分，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指挥部。

　　同时，联合指挥部研究“反击”部署，决定在中山公园成立一个新的指挥点，下令晚上“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棒子、铐子”。晚６时２５分，天安門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广播讲话》。全文如下：“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鄧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階級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黨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會主義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階級專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黨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門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７时许，民兵５万，公安干警３０００、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等地待命。

　　晚９时３０分，《广播讲话》声伴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广场上空蜂鸣，２００多名群众被捕，并投进监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第五不准打人和骂人”的歌声依然雄劲的时候，数百名群众却正在遭受棍棒的击打！

　　４月５日，悲壮的一日！一位诗人用血和泪记录了这悲壮的一幕：“四人帮”开动了封建法西斯的杀人机器，狰狞的棍棒，森严的枪刺，向着赤手空拳的人群，渐渐合拢，步步进逼。我的朋友，怎能想象，你，我儿时的顽皮伴侣，竟会血肉模糊地倒下，向谁控诉？向谁抗议？从你滴血撕裂的肺叶；叫出了尖锐的呐喊，打倒法西斯，还我社會主義！“

　　４月５日，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看那荒凉凄惨的境地，周围是恐怖的暗窟，如烈焰燃烧的炉，且火焰无光，所见的黑暗肆无忌惮地发泄着这灾祸之相。不管黑夜多么漫长，黎明总是要来临的。但黎明前的天色往往是最黑的。４月６日上午９时１０分，北京海淀区感光材料厂的近３０名工人送来这一天的第一个花圈。当他们走近天安門广场时，映入他们的眼睑的却是广场上的斑斑血迹……晚６时，数十辆卡车载着工人民兵开进天安門广场。“广场一片沉寂，有百余群众在纪念碑前徘徊，没有人发出声音。纪念碑北侧那个唯一的花圈，不屈地在寒风中挺立。”晚７时，天安門广场戎严，警察开始冲洗地上的血迹。……

　　最高中枢的决断

　　４月７日上午８时０５分。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一处宅院。巨人毛澤東已处于他辉煌一生的最后一段岁月。此时，他勉为其难地躺在床上。帕金森病综合症已使他话不能说得很清楚。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蜡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锐敏，但又是茫然的。８３岁的老人以他的病夫之躯仍然在主宰着中國，但他已力不从心了……诚如他晚年作的一句诗所言：“风雨竹下奇儿在，古角灯前老泪多！”“联络员”毛远新正在向毛澤東汇报天安門事件的进展和处理意见。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澤東作了下面几点说明：第一，“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黨籍，以观后效。”第二，“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第三，“华国锋还要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仲共中央做出两个决议。第一，仲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仲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第二，仲共中央关于撤销鄧小平黨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仲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門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鄧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鄧小平黨内外一切职务，保留黨籍，以观后效。

　　天安門不相信眼泪

　　４月７日后，恐怖依旧，中华巨轮在剧烈地颤动！４月７日，天安門广场继续戒严。有２０余辆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紧闭，门外放着一块木牌，上书：“因修理内部，暂停开放。”同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４月５日发出的《紧急通知》说：“天安門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同日，“四人帮”在公安局的亲信在市公安局会议上扬言：“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更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黨政军、黨内走资派。”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照相馆查到凡涉及天安門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

　　同日，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致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出了“支持鄧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的正义呼声，结果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

　　至６月１７日，经过“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亲信的拚力追查，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５８３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１０.８万件；从中选取重点６００余件编成《天安門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它“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１９８４件。连同天安門事件共拘捕群众３８８人，至于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则更多，仅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更为猛烈的“批邓”

　　“四五运动”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稍微醒过神来以后，他们对关于鄧小平“一批二保”的处置极度不满，于是，他们又集中火力开始起劲地“批邓”。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軍报》联袂发表《纹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仲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通知〉１０周年》的文章，试图掀起一股批邓的飓风！文中写道：“黨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鄧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門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挂帅人物。纹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階級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三项指示为纲’，是鄧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階級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階級斗争为纲，否定黨的基本路线，否定纹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鄧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黨、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全面整顿’，是鄧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纹化大革命的成果，社會主義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階級整无产階級，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此后一段时间，极左思潮肆虐中华，在”四人帮“的强制命令下，从中央到地方以至生产队又刮起了一股”批邓“风……

　　千古奇冤，冤上有解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它们罪恶的疯狂终于画下了句号！诗人在欢唱：驱散乌云，欢迎你，黎明，把忧伤与夜一起送走，甜甜的微风轻拂，云雀在啁啾啭鸣，齐声向我的人民问候！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历史终于揭去了虚假的尘封，向世人昭示了“四五”运动的真相。是日，新华社讯，仲共北京市委宣布：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門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且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几乎与此同时，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昭雪。……四五运动的革命精神光照千秋！

　　作者:张丽波

　　台海两岸几度危机，数次剑拔弩张，时时刻刻都有爆发大战的可能。从目前实力对比来看，若是美国直接出兵，中國要想打赢这场战争还真有点儿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豁出性命，拿下台湾还是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把握。不过面对美国这支武装到牙齿的真老虎，中國当然想获得更多朋友的帮助。那些第三世界的小国穷国只能用呐喊来助威，要想获得实实在在的援助，欧洲国家是不能指望的，除了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因素之外，他们的北约还得靠美国来领导。唯一的指望就只有俄罗斯了，然而这个五十年代的老大哥，现在却变得有些暧昧，让中國人民的热脑袋被泼了一瓢凉水。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这样暧昧呢，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中俄两国的历史旧怨，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从来就对中國垂涎三尺，老毛子就是中國人民对这样一只睡在身边的俄罗斯白熊的畏惧之称呼。当年的八国联军中，俄罗斯就曾经与外国列强们一道，在中國烧杀掠夺，横行霸道，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永远有这一页血淋淋的记录。共產黨夺取政权之后，前苏联以老大哥自居，对中國的援助声势浩大，看上去完全就是兄弟之间的手足关怀。可是渐渐就有些让中國人心怀不满。那些援助原来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一笔笔高息贷款，利息就是中國领土，中國资源情报，中國人对老大哥无条件的服从。这样的援助是具有耻辱的，是不公平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来的决裂。两国之间的边界向来也有争议，当然现在对蒙古国已经无话可说，联合国早已承认了这个亚洲国家，可是咱们不能忘记，想当年蒙古也曾经属于中國，若不是苏联从中做手脚，蒙古国未必会离开中國。后来苏联在中蒙边境上陈兵百万，其用意不能不让中國人民忧心忡忡。多年来两国边境上也屡屡发生摩擦，甚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珍宝岛事件那种刀枪相见的地步。如今中國人民再向俄罗斯请求援助，会不会旧戏重演，当然就会让两国顺着历史的线索往那个方向想象。

　　第二，美国对俄罗斯的利害关系，这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美国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任哪个都不敢用自己的鸡蛋往这块大石头上硬碰。俄罗斯经过分裂后撕心裂肺的痛苦，元气大伤，那个昔日巨无霸，现在不得不蹲在角落里疗养自己一道道伤痛，不得不养精蓄锐等待东山再起。俄罗斯何尝不想将分裂后的那些失去的心头肉一块块重新捡回来，何尝不愿意重振雄威将历史的光荣重演。而那些肉有些根本就再也长不到俄罗斯的熊屁股上了。更加要命的是美国对俄罗斯这只病熊一次次雪上加霜，伤口抹咸盐，变本加厉让那些分裂出去的小国家再也不想回归。不但让东欧各国加入北约，还插手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的颜色革命，制造分裂，企图将美国势力逐渐推向俄罗斯贴肉部分。对此，俄罗斯虽怀恨在心，可又无计可施，除了一再叫嚷有强大的核力量之外，就只有对美国低三下四的讨价还价。所以在这样的局势下，若要俄罗斯坚定不移的和中國站在一条战线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就上所说，俄罗斯还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帮助中國，因为中國的强大对美国也是一种牵制。可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帮助多半停留在口头上，对中國出卖军火无非只是为了钞票，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对台獨做过像样的谴责。可见除了美国因素之外，俄罗斯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第三，台海大战无论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对俄罗斯都不会产生最不利的结果。他乐得坐山观虎斗，两败俱伤对俄罗斯最好，哪一边受挫他都可以渔翁得利。中國对俄罗斯的军火需求，直接将大把的钞票送进他的腰包。战争打起来，更多的钞票就会源源不断给俄罗斯军工产业输入活力。战后中國的恢复，也需要俄罗斯的帮助，那么老大哥援助又会卷土重来。一旦中美开战，美国更加重视俄罗斯的态度，以前的讨价还价，，美国人可能不屑一顾，到了那时，俄罗斯的每一个要求对美国的胜利都至关重要，因为中國的后顾之忧维系在这只北极熊的身上。台湾的归属也与俄罗斯息息相关，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此处不多论述。如果美国在战争中伤了元气，那正中俄罗斯下怀，他和欧洲某些国家多有接触，早已暗中谋算美国，只等时机到来，就会在美国的软肋上插一刀，将北约从美国势力划分出去，俄罗斯也会乘机拉拢欧盟，甚至加入欧盟也未可知，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就有著名的欧洲大厦之说。如果俄罗斯的欧洲政策趁台海大战得到进展，那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