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核算，２００４年中國ＧＤＰ总量修正后为１５９８７８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多了２. ３万亿元，增加１６.８%。中國的ＧＤＰ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就增加２. ３万亿元，这修正后的数据或许对今后的宏观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但对已成现实的老百姓生活却没有太大影响，民众更关心自己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根据中國社科院公布的《２００５年中國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２００５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较２００４年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对总体生活满意度为“一般”。在国家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民因为贫穷而感到不幸福或者不满意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部分人远非整体社会的少数。

　　政府支出：２５倍与１００倍

　　百姓消费：１９２亿与２７７６亿

　　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ＧＤＰ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２４. １亿元年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８２３２１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增加到原来的５０倍。政府财政收入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３２. ２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超过３００００亿元，增加到原来的２６倍，连续多年增幅高于ＧＤＰ的增长。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２５倍多，但是，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却超过１００倍，大量挤占了政府的其他支出。

　　也就可以说，历年来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而相应提高，政府也似乎不断将众多事务交给了市场，有的名为市场化改革，但相当部分似乎只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只看重ＧＤＰ的增长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政府自身的开支，对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务并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

　　仅以教育为例，我国人口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增加了３亿多，仅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也增加了一亿多人，因此中國的教育规模也为世界之最。截至２００２年底，中國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１７万所，其中普通学校６７万所，成人学校５０万所；在校学生３. １８亿人（《中國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２００４- １- ６）。更有近年不断的大学扩招，在校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但国家财政性投入远远跟不上扩张速度，远远不能满足教育需求。

　　在１９９３年《中國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已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例，要在上世纪末要达到４%.但是，在本世纪已经过去的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五年中，仍未能实现这个目标。到２００４年，如按修正后的ＧＤＰ为１５９８７８亿元，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例只为２. ７８７% ，仅与上世纪末的１９９９年持平，比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３年还要低。笔者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差额越来越大，从１９９３年的１９２亿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２７７６亿，那么这巨大的差额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学生家庭，就可想而知其负担之重。

　　除教育之外，居民在医疗、养老、住宅等支出也远远大于收入的增长幅度，人们正承受巨大的支出压力，又怎会对生活感到满意和幸福呢？

　　央企利润：

　　从２１３亿到６２７６亿

　　多年来，黨和政府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公、检、法”这些执法机关也要为经济建设进行“保驾护航”。但实质上到了各级地方政府就变成了以财政收入为中心，并且在现有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就是以ＧＤＰ为中心。

　　例如，全国经济普查经济总量修正后，地方政府似乎更关心ＧＤＰ的数据，如工业增加值曾一度超前于广东的山东，给人的感觉似乎更“雄心”勃勃。而这次又被广东所超过，从有关官员的解释中所表露出的心情也可见一斑。总之，各级地方政府均用ＧＤＰ数据互相攀比，正如某地政府官员说，“不讲ＧＤＰ的是傻瓜”，就是真实的写照。

　　各地过于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民生发展的结果，与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只有ＧＤＰ的快速增长，才能凸显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也只有ＧＤＰ的增长才能使地方得到更多可动用的财政收入，才有财源投入到那些民生项目中；但将有限的财源投入到民生项目中，短期对ＧＤＰ增长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任期内还可能会影响到财政收入和自身政绩。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地方投资的快速膨胀，继而引发能源资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农业耕地减少、失地农民增多、信贷和土地占用失控、政绩工程泛滥，人们满意度降低。

　　对于要“做大做强”的、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或是最大股东的国有企业，仅中央企业的利润就一直攀升，从２００２年的２４０５. ５亿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６２７６. ５亿；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年实现利润从２１３. ７亿元提高到４９５１. ２亿元，五年间增长了２２. ２倍，但其利润７０%是来源于垄断性经营的企业。笔者去年曾专门分析过，国有企业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就已经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按法律法规上缴税收而没有上交利润，但一方面是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损失，需要属于国民的公共财政资金填补漏洞；另一方面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利润额大增，由代表投资者（国民）的管理部门制定垄断措施，通过国民的高价消费来获取所谓的“垄断利润”，但利润却没有上交财政收入作为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公共开支。因此，面对高速增长的数据，有多少能让普通老百姓获益？

　　人均收入：超过１０００美元

　　贫困人口：新增８０万

　　按修订后的ＧＤＰ数据计算，１９７９- ２００４年我国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为９. ６% ，事实上，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就已经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但是，为什么我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时，而贫困人口反而增加８０万？为什么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而《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仍未得到真正落实？为什么我国连续二十多年的ＧＤＰ增长率接近两位数，而基本社会保障仍然未能覆盖到全体国民？为什么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在经济长期增长前提下而其巨额市值人间蒸发，股民损失惨重？为什么在我们一个农业国家，而有８０% 以上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占８个？为什么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多年来没有同步实质增长，并出现众多的“血汗工厂”？……

　　虽然ＧＤＰ的增长可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与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更连续多年来高于ＧＤＰ增长速度，政府的根本目的并不仅是为了发展经济，更不只是为了财政的增收，甚至不是为了政府的自身开支，而是为了国民的整体福利提高，为了国民的生活过得更和諧快乐。

　　作者：孔善广（１９６６- ），自由研究人员，研究兴趣为宏观经济和农村问题。Ｅｍａｉｌ：ｆｒａｎｋｋｏｎｇ@ ｖｉｐ. １６３. ｃｏｍ。

　　本文发表在《财经文摘》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作者:孔善广

　　小引

　　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鲁迅先生独坐在孤灯下，怀着无比的沉痛与愤恨，写下了这篇《记念刘和珍君》。那夜，先生的笔紧紧地握在手中，从页头到页尾，一直的倾泻下去；那一夜，先生又是无眠，一根香烟接着一根，熏蒸着一颗愤怒的心。黑暗的夜晚里，四周如浓墨喷过一样，惟有先生的书桌上，还有一盏孤灯，依旧闪烁着姿键的火苗。我透过历史隧道的浓雾，仿佛又看到了先生在桌前沉思的背影……

　　时间的流逝就像磨石一样磨砺人的思想与肉体，使人在经历了日常生活的繁复与苍桑之后变得日益的锋利和透彻，如尖刀一般，能刺破一切试图阻挡的外物。当七十三年后的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坐在书桌旁，翻开先生的书，打开到２０４页，《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华盖集续编》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第１版）再重温十年前读过的文章，我的心便一下子被慑服，被震撼，这惊心动魄的文字，传递了多少文字后面的愤懑、抑郁、苦痛、折磨、煎熬、悲悯和无奈啊！相隔十年，我又读先生，却是无泪的悲伤，为刘和珍君，为这备受苦难的中國，为这曾经忘死搏斗的青年人！十年啊，我却又有了如此至深的体验。那是一个青年人，在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国家，面对他身旁的人群，带给他的失望、落寞和寂寥！那是他与先生在灵魂上距离最近的时刻！那也是他对于那颗伟大的心灵最深切理解的时候！读这久违的文字，我仿佛又看见了先生，他手握笔管，在夜灯下奋笔疾书，流淌着一行行愤怒的带血文字。那一幕幕的惨景犹如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中翻滚，使得他心如刀绞！

　　血案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在段琪瑞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前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掩护奉军，炮击大沽口；抗议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无理要求撤除在津沽口防线的最后通牒；抗议段祺瑞屈从他们的这种无理要求的卖国行经；抗议执政府卫队于前一日开枪杀伤请愿的代表。

　　他们高唱着《国民革命歌》，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子。他们相信，正义总会战胜强权；他们相信，人心总是向往着美好；他们更相信，爱国永远都是无罪的。

　　然而，他们没有预想到，真的是没有预想到——一场血腥的大屠殺就在眼前。一阵凄厉的鸣笛声，一把把雪亮的军刀在太阳下寒光闪闪，一排排密集的枪声震天响起。执政府的门前顿时血肉横飞，哭喊惊动天地。一批手执军刀和警棍的卫兵在枪声后冲出大门，把他们手中的武器挥舞。在奄奄一息声中永远地记住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我便忽然地觉得有这样的等式：

　　段祺瑞=屠夫

　　军警=刽子手

　　执政府=屠宰场

　　此时此刻，最文明的达观贵人成了最无耻与下流者，最神圣的地方成了最肮脏与可恶的场所！可怜的学生，手无寸铁，空有一腔的爱国之情，换来的却是冷漠的枪口、棍棒以及血淋淋的屠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道德、良知对禽兽的无声抗议！野蛮的屠伯们用文明的枪口扼杀了文明！

　　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國人的！”但先生绝望了，四十余个可爱的青年倒在了血泊里，他们的尸体就是明证！

　　青年啊，他们青春的脸庞，娇人的笑容，勃发的英姿，志向远大的救国雄心，却是在瞬间里幻灭了，在强权暴夫的一声喝令下消失在活着的人世间。

　　请记住，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刘和珍

　　刘和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一位可爱、秀美的年轻人。她爱笑，她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她对中國的前途与希望满怀着信心。因此，她是决定要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的。在中國，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谁能够给青年的刘和珍君指出一条明亮的道路？

　　刘和珍喜欢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她早早就预定了一年由先生主编的杂志《莽原》。她说，读先生的文章，常常使她惊醒，让她觉得这个中國是多么地黑暗，让她义无返顾地刺破这浓墨的铁幕，让她做一个冲锋的战士，疾声地呐喊那被称作为“醉虾”的睡客！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就开始承托着如此沉重的使命与责任。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刘和珍君啊！

　　一个敢于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一个被所谓的“男女武将”强行拖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学生！

　　一个“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女大学生！

　　一个“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的热血青年！

　　一个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面对屠伯们四面的罗网而“欣然前往”的勇士！

　　一个“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但她还能够坐起来，一个士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的真正的猛士！

　　她，刘和珍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是真正的勇士，沉勇而友爱；她是冲向黑暗的猛士，毅然而卓着！

　　我也终于的知道：

　　历史是用鲜血来书写的！

　　青年人的血涂洒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初春的风吹拂的满城血腥。

　　那可是青年人的血啊！那是用实弹从冰冷的枪口里射击而出的鲜血，喷薄而出。

　　这青年人的血迹，“不但不掩于墨写的慌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他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

　　先生点燃了又一根香烟，在烟雾中他依稀看见了那些青春的脸庞，其中就有他的学生刘和珍君，他们在那里向先生哭泣、悲鸣和诉说着什么！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二》）先生默默的对他们说。

　　鲁迅先生

　　大屠殺之后的第七天，即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元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５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遇难的刘和珍及同友杨德群君举行了追悼会。鲁迅先生独自徘徊在礼堂的外面，他是不愿意看见青年们悲伤的脸庞，他是不愿意在青年人面前淌泪的！

　　一个姓程的青年走到先生的面前，悲痛的说，“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先生说：“没有。”

　　青年说：“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先生无语。

　　是啊，能说些什么呢？现实已经是如此的证明着，还需要口舌的佐证吗？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人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语言？”

　　有时候，沉默便是无言的抗拒。但，先生失望了。“几个所谓的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四处的流传，使先生感到了悲哀。“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國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流言，是杀人于无形的软刀，是残暴者和看客们致人于死地的笑声！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睹。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之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这便是“无声的中國”，这便是“沉默的大多数”！呜呼，“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鲜血无法用水来清洗，战斗是无法用时间来抹干的！

　　先生在黑夜里注视着窗外，久久地，香烟从手中升腾而起，徐徐地……

　　“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先生是不赞成青年们赤手空拳地去于暴夫们搏斗的，也不赞成向他们苦苦地乞求、哀怨、抗议。对于暴君，换回的只能是快意撕杀的狂妄的嘴脸。面对黑暗的统治政府，先生是已不存希望；面对灭绝人性的屠夫，先生是绝望的！“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无花的蔷薇之二》）

　　“我以为‘女士’和‘未成年’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女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空谈》）

　　“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空谈》）于黑暗，先生是理性的面对，不抱留幻想，也决不孤注一掷！因而，先生疾呼着那些可爱的青年人，“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空谈》）

　　但是，这请愿也决不是无谓的流血，也决不是简单的死亡。“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只是，这代价太巨大了。

　　烟快要燃尽了，先生很快用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这时，正是夜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刻。还是初春，但天却依旧的冷，先生裹紧了身上的衣装，仰望着东方，长叹一声……

　　注释：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http://www.china-week.com/html/01440.htm

　　作者:朱航满

　　我国至今仍然是个农业大国，将１３亿人口中约７０% 在农村；农村劳动力有五六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近２亿。近２０年来，农村耕地每年以５００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而农村劳动力每年以１０００万上下的速度递增。解决“三农”问题方案很多，但谁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立足生存之地………１９４９年全国设市城市１３６个，城镇人口５７６５万，城市化水平为１０. ６% ０１９７８年全国设市城市为１９２个、城镇人口为１. ７２亿人，城市化水平为１７.９% ０２００２年全国设市城市增加到６６２个，城镇人口超过了４. ８亿，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８%.美国的ＧＤＰ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达到１万亿美元的，１０年后，ＧＤＰ总量增长到了２. ７万亿美元；日本的ＧＤＰ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达到１万亿美元的，１０年后ＧＤＰ总量达到２. ４万亿美元。我国的ＧＤＰ总量是在２０００年达到１万亿美元的，按照新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今后１０年我国ＧＤＰ每年都保持在７. ２% 的增长基础上，到２０１０年我国ＧＤＰ才可再增加１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１０年时间可使ＧＤＰ增长１. ７万亿美元，日本可增长１. ４万亿美元，我国同样用１０年时间，ＧＤＰ却要分别比他们少增长０. ７万亿和０. ４万亿美元？如果按所发展速度再发展４０年，到本世纪中期，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农村，农业现代化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國城市化进程将遥遥无期，中國实现现代化的强国梦将化为泡影。本文从分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着手探讨解决实现现代化途径问题。

　　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基本上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分散的、小规模的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显露了。过量劳动力密集地分散在小块土地上，无法大规模向城市化和非农产业转移。加之近几年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如计入农业劳动成本，收入实为负数，农民生活困苦，农村青壮年相继外出。只是因为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他们的社会保障，甚至没有合法居住权，不得不留退路，才托人代种、代交上土地税而保留那块承包地。有的人则不惜土地抛荒外出寻求谋生和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和制度障碍很多，如重工业优先发展弱化了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影响了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的吸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持续支撑力；农民对工业发展提供了巨额积累而自身被排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能随工业化进程转移而造成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建立起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合理集中的体制；过小的土地规模严重限制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步伐，阻碍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和富余生产力转移等。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采取“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发展乡镇企业，尽管吸纳了１亿多劳动力，但却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企业在人力资源进行选择配置是采取不同的用工标准，剥夺了农民公平竞争的权利。许多城市采取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措施，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自由转移。我国在很长时间，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行政体制、政策制定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在限制城镇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流动，限制农民大量进城。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拉动力量。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外商投资、个私经济等非国有经济部门快速成长，进一步扩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民工潮”，并显示出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多向性，和市场配置人口资源的多样性。随着城乡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食品供给状况的好转，国家从最初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实施有序化流动，直到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使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现实。事实上，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彰显出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增收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要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尽可能地转移出来。农村这种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经营规模过小，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劳动生产率极低。要想农村富，只有进一步解放农民，消除城乡壁垒，让农民彻底向城市和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够将土地合理集中，扩大经营范围，取得规模效益，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年中國城市发展报告》测算，通过城市化，当我国农村人口数量降到全国人口的２５% 以下时，我国农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农产品的成本才会大大降低，农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的比例才能得到大提高，农民才能从传统的农民变为现代农业工人，人均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能达到与城镇人口相等或接近的水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这是中國城市化面临的严峻现实。我国城市发展战略５０多年来走了一条弯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工业化为主，相对抑制城市化，工业项目带动城市发展。６０年代，人们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消费，提出的口号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改革开放后，人们认识到城市化进程缓慢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进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城镇化历史任务的同时，中國却仍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我们曾经还采用“城镇化”战略，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去谋生去就业，以为建它十来万个小城镇，农民就不到大城市里来了。以为乡镇企业发展了，农民收人提高了，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就实现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

　　第一，小城镇的发展使黨政机构迅速膨胀起来，乡镇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由农民负担乡镇财政开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第二，乡镇企业的盲目、无序、低层次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其发展后劲不足，破产或被迫转移。人们不会忘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其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出口、上缴国家税费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耕文化下的工业乡土化发展模式注定了在买方市场到来之时，乡镇企业由于处于落后农村和欠发达的小城镇中，加上其信息不畅、技术落后、产权不清等原因而面临艰难的“二次创业”，这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代价，也是违反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还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冲突，在小城镇这个乡镇企业集中的地方造成了环境污染。乡镇企业的污染使我国的环境问题由城镇向农村扩散，形成当今最难治理的大范围、区域性的污染。人们曾经哀叹发展中國家发展乡村工业是“２０世纪干１８世纪的事”。

　　第三，小城镇发展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大城市因土地价格高昂遏制着土地使用量。相反，在小城镇，土地价格相对较低，生产者在许多情况下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土地，尤其是在我国这种土地管理制度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第四，城镇化所引起的小城镇的发展，不能产生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在小城镇密集的苏南地区，人们曾形象地描述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都像村；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都像城。人口不能聚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丧失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第五，小城镇的发展，导致了许多公共设施的低层次重复建设。许多公共设施如城市供电系统、供水系统、排污系统、通讯系统等，建设成本居高不下，远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不仅如此，许多小城镇公共设施简阻，根本无法满足城镇居民生活的基本要求，造成小城镇公共服务低层次循环。

　　第六，小城镇的无序发展和低层次管理致使小城镇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品位低、层次低、无序现象严重。有的小城镇不但没有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源，反而成为社会治安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污染地。

　　此外，城镇化所引起的小城镇的发展，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工业化的全部内涵。我国到２０２０年能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关键就是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中，形成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方互动的格局，让那些在城市具有生存能力的农民率先转变为市民，这应该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那种拒绝农民的市民现代化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注定要减少、注定要流向城市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小城镇建设要搞好规划，农村城镇化不是要分散地发展乡镇企业和遍地开花地发展小集镇，而是要走出一条引导农村人口聚集和农村非农产业向农村小城市化发展的道路。虽然，中國从意识到“城市化”开始至今己走过了不算短的２０年，用实际行动积极跨越了三个阶梯，但时至今日依然面临着城市化的快速增长的“爬坡”期。

　　三、

　　城市化作为农村人口从传统分散的乡村向现代先进的城市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是牵动中國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是２１世纪中國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同时也是中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城市发展战略设想， ~Ｐ“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此后，我国一直采取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方针，但我国大城市的规模一直在扩大，大城市的个数比１９８０年翻了将近一番。从实践中看，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而大城市却具有加速发展的天然优势。我国由于人为控制大城市使城市规划普遍脱离实际，规划的人口规模不久即被突破，这是造成交通拥挤、布局混乱、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快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聚集的“巨大瓶颈”。广东顺德，一个县级市，经济总量独占我国百强县整头，人均ＧＤＰ居全国第一。经济实力与行政区划所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之间如此悬殊且不匹配，有人将这个落差比喻成“大人穿童衣”。除了公检法系统及黨组织属佛山市管辖之外，准德的其他序列都直属广东省管辖，甚至连长途区号、车牌号也是獨立分设的。在管与不管之间，双方生出了不少摩擦和内耗。摩擦的主要原因是旧的行政区划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格局了。

　　广东省采取果断措施，将佛山和顺德进行合并，合并后的佛山总面积３８１４平方公里，２００１年ＧＤＰ高达１０６８亿元，成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伴随着大佛山市的设立，顺德“大人穿童衣”的“成长烦恼”也烟消云散。如果关系理顺，顺德、南海等四市也将跃上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这种用做大经济区域的办法来化解存在于行政区划的矛盾，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策略。大佛山市的整合，为同类地区化解矛盾提供了一种思路，但它不应成为固定模式。２０００年底，世界上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线一一上海磁悬浮列车线首次试运行。借助磁悬浮或高速轻轨，上海人可以自豪地宣称，用１０年的时间把南京、杭州纳入自己的“一小时圈”，届时上海将北牵常州、南京，南连杭州、宁波，形成一个半径为１００公里、人口２５００多万的“大上海都市圈”。长江三角洲１５个城市中，共有１９个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不下上百个。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１００多个，造成港口建成后货源不足，浪费巨大，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也轮番上演。目前国内有１７个城市把发展目标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２０多个城市把发展目标定为“全国性大都市”，至于想成为“区域性大都市”的就更不计其数了。“大北京”也好“，大上海”、“大广州”也罢，在短短的一年间，中國最有实力的三大城市，其发展战略选择同时指向了大都市圈，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从大城市到大都市圈，新一轮竞争显然跃上了更高的起点，其暗含着的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划之间的交锋也将随之升级。在现行体制内，每一个行政区划几乎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实体，也就是地方利益主体。由于利益驱使，中國的行政区划除政治功能外，在自身职能还未明确的背景下，还错位地担当起一定的经济功能，因而他们不仅拥有发展经济的责任，还拥有发展经济的冲动。用这种冲动去管理经济，各地区势必会构筑贸易和行政壁垒，势必会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单纯地去谈论用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的办法去解决经济发展和行政壁垒问题，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

　　四

　　几个大都市快速发展只是拉开了中國城市化的一个序幕。如果把城市化看作是建设现代化中國链条的一个环节，我们就会发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意义；我们就会发现“三农”问题将决定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而城市化的实现将缩短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就会发现城市化的进程就是中國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应进行科学定位。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文化条件以及总体规划，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进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体现特色，并且要根据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外条件的演变相应调整定位，从定位和优势出发建设特色城市。

　　第二，必须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乡村工业化结合，穷实城市化的基础。发展中國家出现“过度城市化”问题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多大改进、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提高、没有产生大量剩余农产品的情况下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急剧上升，粮食和副产品供应紧张，从而反过来制约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１/ ３，必须稳定农业生产，加大对农业的经济、技术、人才投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三，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展城市以满足当代人需求，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发展为代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生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在于认清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在关键性制约性因素允许的范围内，避免过度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第四，要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从区域着眼观察城市现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因而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要发展就要依据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共同市场。要使城市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相适应，强化区域规划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第五，必须降低城市建设的成本，提高城市的竞争能力。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进城和非农产业化的过程，如果不考虑中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单纯地去追求城市化的产业化发展是很不现实的。如果不考虑非农产业化而单纯地追求豪华城市的建设，势必会大大增加城市建设的成本，就会减弱城市的竞争能力。解决好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交通、居住、就业问题，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降低工资成本和基础建设的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就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第六，必须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作为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一件大事。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中國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因此，研究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生存和发展问题，建立一套科学的、平等的、公开的劳动就业政策已迫在眉睫。

　　第七，必须克服在城市化问题上的盲目攀比和玩“数字游戏”所导致城市的盲目合并和地毯式扩张。其实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城市的面积大小也不是城市的综合实力的标志，政绩化的城市才是城市泡沫的真正“动力”。城市化的发展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市场的现有条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道路，一定要避免人为地拔苗助长，更要避开面子工程和盲目攀比的误区。而城市化绝不应是个单纯追求规模的问题，城市化的发展应与城市所产生的效益相适应，保持在规模与效益正比效应，城市化的建设应呈现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绝不应该再陷入“大小”之争当中，更不应该不按城市化发展规律，人为地控制某一类型城市的发展或不适当地加速城市发展的进程，再次陷入泡沫城市化之中。我们必须力争在２０５０年以前，将我国城市化率从现在的３５% 提高到７５% 以上，形成具有容纳１１亿- １２亿人口的城市容量，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促进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 个人简介]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先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过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研究，出版过个人专著。现在河南省委讲师团从事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 １６３. ｃｏｍ）

　　发表于《文明与宣传》２００３年８期

　　人大复印资料《区域经济城市经济》２００３年１０期转载

　　作者:丁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的经济腾飞是众所周知的，中國的世界地位也是令人仰慕的。可是中國仍然有一个大问题至今如重荷在背，如脚下羁绊，如带着一个流脓的旧伤随时可能让我们瘫倒在地。这就是各级领导挂在嘴上的三农问题。

　　现金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将所有的人分成了几个等级，虽然说階級划分早已不再时髦，可是人们生活在物质世界内，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意识，所以看人的眼光就会随着他们的衣食住行自然给与相应的定格。不过我这儿绝对不是要搞什么階級斗争，因为那个恐怖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之所以要给大家划分等级，是为了让人们好看清自己的位置。大体可分下列五个等级：１，手中有权，代理有钱，即所谓财大气粗者。这一等级应该算是社会的顶层，他们自己和家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利用目前还不得不存在的权钱交易，既过足了斥汊风云的官瘾，又享受了金钱所带来的荣华富贵。另外我们的所谓大企业家们，也应该归于这一等级，因为转轨时的特殊身份让他们和权力紧密结合。

　　有权无钱的异族，这些人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清官。他们虽然也是一呼百应，可是却两袖清风，一心只想着为民除害，为民谋利，应该算作好官。正如媒体报道，这类官员占绝大多数，是执政黨的中流砥柱。

　　无权无视，但是还有一些小钱，这些人多半是白领或是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他们与世无争，那些中小工商业者虽然有些前，可是活得并不轻松，除了打点有权的官僚，还得为自己的企业好费心神，战战兢兢为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资本奋力拼搏。那些白领可以算是比较潇洒的一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酒吧，离不开情人，服装首饰，香车美女使他们梦寐以求的追逐目标。他们所关注的指示俱乐部里的眉来眼去，只是夜色岚山中的暧昧接触。

　　无权无钱，可是却还能发脾气，还能骂大街，还能让权贵们退避三舍的一群。他们就是那些下岗失业的城市劳动者。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从前的主人公身份让他们处于极大的落差之中，眼看着暴发户们的花天酒地，他们的骂声不绝于耳。

　　现在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既无钱，更无权，甚至连说话的地方都找不到。他们就是占我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弟兄们。也是从古到今承受社会压力最大的受苦受难的一群。皮肤黝黑，手脚粗糙是他们的本色，他们所关心的并非是对皮肤的保养或者对天下大事的高谈阔论，生活对于他们还是一个吃饱喝足的起点。

　　解放前咱就不谈了，那是旧社会的过错，应该由旧社会负责。共產黨打天下，到底靠的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没有小米加步枪，没有单轱辘的小推车，没有红嫂的乳汁，恐怕是座不了这个江山的。然而，自打解放以来，农民立刻就变成了另类人群，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什么医疗包干，没有享受过什么八级工资制，没有享受过什么义务教育。当城里人茶余饭后散布在公园，消遣在商场，听着音乐，品着香茶的时候，有谁想到农民们还在锄禾当午，还在忍饥挨饿，还在饱受生活的煎熬呢。更令农民心寒的事，五十年来他们甚至连一个能代表自己和所有人都平起平坐的户口本都未曾领过。要说当权者不关心农民，那是不对的，可是到底关心到什么程度，为农民们作了多少事，那就值得探讨了。十亿农民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无论哪个要解决这一棘手问题都是非同小可的。可是要说没有办法，那也是不负责任的，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连天下都到了手，难道在奋斗一下，彻底解决农民问题都做不到嘛。看看中外古今，历史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可以遵循的轨迹。

　　首先，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朴素道理，种别人的田，怎么能尽心尽力，怎么能用耕耘和汗水换来收获的快乐呢。可是直到现在，农民们的田地并不属于自己，分田到户也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概念。农民们的田地自己做不了主，该种什么，该怎么中，都得看干部们的需要，为了上级，为了私利，这些农村干部有时是会出卖农民的切身利益的。虽然农村人多地少，让所有农民自己决定该种什么，该怎么中，会引起农业市场和有序发展的混乱，会带来许多负面的效应。可是如果将土地真正交到农民的手里，让他们自己认真对待自己的家产，难道他们会不负责任嘛，难道城里人连住房都有了支配权，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还是看得见摸不着嘛。我们可以用土地入股的方式来进行统一规划，农民自己有了股份，对土地就有了发言权，持股多的就是大股东，这样土地就有可能逐渐变成大规模的种植，农民只要保持自己的股份，就可以定期分红，那些干部们也就再也无法从农民们的身上榨取油水了。

　　随着开发区的泛滥，农村土地有了新的利用价值，无数良田转瞬间变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农民们从中到底获得了多少利益，这是一个不得而知的问题，是农民们蒙头转向的问题，是政府讳莫如深的问题。且不说土地的流失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多大的后遗症，单单是腐败的介入就会让我们触目惊心，土地是农民们的心头肉，可是看看现在的农民，宁愿远走高飞，哪个还想留在土地上饱受煎熬呢。离乡背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暂时能够解决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可是留在农村里的老弱病残会让农村成为一个无法复员的黑暗角落。

　　其次，就是咱们领导经常说的农业企业化的问题，如果当真能够让农业生产走上市场的道路，那可以让农村和城市一体化，可以真正让农民们变成企业家，而不是现在这种农民用原始工具生产出被市场淘汰的商品，不是那些和外资企业争斗得头破血流的所谓乡镇企业。要想真正做到农业生产企业话，还是需要农民土地股份化，当然持股的大户应该同时是具有市场眼光的企业家，他们将自己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市场的繁荣变成了农民鼓鼓的腰包。这不仅为农民收入打开一条新的康庄大道，也为城市人民的菜篮子和饭桌上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和花样。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更是一道风光无限的灿烂前景。当然其中还有许多关键的问题需要讨论，比如农民的股份出让会不会让他们又回落到悲惨之中，比如农村企业和城市企业是否在同一个竞争水平线上，这些都得慎重对待。

　　接着就是农民工的问题了，由于农村地少人多，农业生产逐渐向现代化发展，那些多余的农民就只能流向城市。可是我们的城市已经到了饱和状态，最近由于农民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给城市居民和农民工都增加了不少麻烦。那么，到底农民兄弟应该流向何方呢。我们都知道，中國经济的发展篇向东南，这无疑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这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所有的工商企业，所有的流动人群，将那些沿海城市挤得人满为患，一旦爆发战争或者天灾人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虽然中央开展了西部战役，可是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那种趋之若鹜的景象。农民兄弟们抱着发财的愿望，如果奔向西部地区，那该是一种多么可观的辉煌前景呀。西部发展应该和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应该走另外一条路。看看美国的西部发展史，那就一目了然了。金钱就是发展的动力，没有财发，谁还想到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呢。在那儿，应该以旅游为主，就是大家通常说的无烟工业，既然彩票已经在内地成为一种合法产业，那么博采这种新型产业应该可以成为西部地区一只下金蛋的好鸡。就像美国的拉斯韦加斯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娱乐体育文化产业都会蓬蓬勃勃的大放光彩。当然这样的发展是需要严格的管理和有效的法规作保证的，是需要一个高瞻远瞩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决策集团指点江山的。

　　最后，一个再好的政策也需要有保证执行能够到位的各级官员。这些年来，各级官员的题跋都得依靠各自的政绩来进行考核。这当然是正确的，可是政绩的内容却有待商榷，决不能只凭那个大而化之的ＧＴＰ来决定一切。如果我们的领导当真将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当真看到了这个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凶多吉少，就应该将我们的组织手段也纳入三农问题。假设一下，如果每个地方领导都发现自己的题跋绝对离不开农民生活状态的改善，绝对离不开农民脸上的笑容，那么他们一定会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村发展之中，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也会下乡调查，也会访贫问苦，也会将农民的问题看成自己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哪儿花钱和怎么样花钱的问题。大家都看得见，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豪华了，这些变化当然是花了大量的金钱换来的。对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举双手欢迎的事情，可是咱们也得凭良心想想，那些农民兄弟是否也有这些钱的支配权呢。当然，这些钱花在城里就能够很快看到效果，如果花在农村就可能杯水车薪，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感官上的效应。可是如果真的有决心改善农村问题，那就不应该用时间来衡量效应，而应该用一片真心实意进行彻底的农村改造。城市里的广场花园对人民有好处，农村里的教育卫生对人民更哟好处。我们再投入城市改造的时候，绝对不应该放弃农村的改造。每投入一块钱在城市里，也应该投入一块钱给农村，要知道，这一块钱对农村的改造决不止一块钱，而是让农民兄弟们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看到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农村。

　　说来说去，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农民对自己生活状况有没有改善的要求，有没有如何改变农村现状的可行方法。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废话，不过要让农民们自己说出来，那就是一件艰难困苦的事情了，因为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组织能够真正代表农民，能够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要做到这一点，光依靠现在的各层政府行政组织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一个农民自发的组织，需要有一个能够真正为农民说话办事的单位。这就是自从中國革命刚开始就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农民协会。可是建国以后，不支因为河谷，这个农民组织忽然消失了，农民们开始被一层层官僚控制，他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地方畅所欲言了。现在看起来虽然农民们的利益得到了重视，可是这样的重视却来源于一个总理出于巧合而发现，在这样的发现之前，农民们已经度过了多少饥寒交迫的年关呀！大家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农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可以随时地将自己的愿望发布，可以随时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自己合情合理的要求，可以经常互通有无，和各地的农民们进行交流，充分的扬长避短，那么我们的农村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美景呀。

　　当然，农民协会绝对是农民自己通过选举产生的，是一种非营利组织，所以各地政府和行政部门绝对不可以插手其间。农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当然会有各种活动，当然会提出和政府不慎相同的见解，当然会产生新的矛盾。然而只要出于对农民的关心，出于对农村的热爱，就没有达不成的协议，如果矛盾被扩大激化，那么政府部门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农民的利益，而不要一味试图将责任推到农民的头上。善良可爱的农民们，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要想帮他们站起来，咱们最能给与他们的并非可怜同情，并非只是物质上的施与，而是给他们话语权，让他们说出他们的心声，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农民协会了。举目四望，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协会层出不穷，从工会妇联，到作家协会摄影协会，甚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协会。然而恰恰是最需要协会的最广大的衣裙，最无助的农民们却没有自己的协会。给他们一个协会又何妨，让他们说话又何妨，他们想得到的不过仅仅是一个小康而已，有谁会害怕这个小小的心愿呢〉人大又开幕了，会议上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三农问题，夸赞之词灌满了我们的耳朵，可是仍然找不到一个农民直接能够说出心里话的地方，经过修饰的庙宇虽然动听，却无法代替农民自己的舌头，农民的话语权该还给农民们了。

　　中國南京庄大军

　　作者:庄大军

　　在美国流行经济学家中，哈里·Ｓ·登特不是最显赫的一位，但却可能是最大胆和喜欢标新立异的一位。在新近出版的《下一个大泡泡》一书中，他宣称，“我们的研究强烈显示，股市将在２００９年达到我们这代人一生中所能见到的最高点，然后在２０１０进入大崩溃并持续到２０２３年”。

　　这段时间以来，他关于美国经济和股市的这一预测已经在北美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１　“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投资机会”

　　哈里·登特是一位预测经济学家。他的成名之作是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大繁荣在前方》，在这本书中，他预测９０年代将出现不可置信的大繁荣。而那时他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在那时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第一名是《破产：１９９５年》。１９８７年的股市大跌刚刚过去，房屋价格出现了崩溃，储蓄信贷机构Ｓ& Ｌ发生了危机，接着又是海湾战争，日本经济、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同时破灭，美国政府出现创历史记录的财政赤字，１９９０年底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迹象。谁能想到接下来的９０年代经济增长和股市回报竟会超过８０年代呢？登特的观点是：其实，每个只要是出现繁荣的十年期，开始时经济都是很疲弱的。

　　今天，全球经济学家普遍看淡未来，长期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在去年年底给股东的公开信中声称，投资者在这个十年期中最好情况下也只能得到一位数的回报率，而另一位传奇投资人约翰·坦普尔顿爵士更是预言，在未来五六年内投资人不亏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登特再次语出惊人。

　　登特在《下一个大泡泡》一书中写道，“目前，我们有一个同沃伦·巴菲特和大多数专家非常不同的预测，这种情形就好像８０年代后期一样。在这个十年期结束之前，我们能看到道琼斯指数冲击３５０００点到４００００点，纳斯达克指数达到１３０００点左右，并有可能冲击２００００点的高位。”

　　从来没有一个宏观预测家敢于像登特这样的大胆，他竟然敢于用如此清晰的时间节点来表述自己的预测：我们认为最可观的回报将来自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这段时间，特别是来自２００４年底到２００６年中期，以及２００６年底到２００９年底。显而易见，彻底加入下一次也是历史上最大一次牛市，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登特声称，２００２年底到２００４年底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投资机会”。他说，“我们所有的基本面研究和周期研究都表明，投资者可能会在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９年底或２０１０年初，看到历史上最高的平均年复合回报率，不管是表示整个市场的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５００指数，还是某些最强劲的部门（比如技术、生物科技、金融服务、健康保健和除了日本以外的亚洲），都是如此，后者的收益率还会更高。”

　　２　分水岭将在２００９年出现

　　在过去两百年中，有两个趋势比气候对人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一个是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趋势，另一个是技术进步的趋势。自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精确地预测出影响经济的那些最基本的趋势，就好像预测天气趋势那样。

　　而登特之所以作出“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９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机会”以及“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３年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萧条”这两个大胆预言，便是依据于以下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互联网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泡沫式繁荣，第二，由“婴儿潮”那一代人大规模消费周期而引发的经济繁荣。

　　登特勾画了技术革命发展的轮廓：从９０年代中期到新世纪的最初几年的趋势是企业－到－企业（Ｂ２Ｂ），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０年将出现消费者革命。它来自互联网宽带接入的普及、语音激活或语音识别技术的进步（快速进入）、视频互动的出现（实时和个性化的服务）。这些变化将在本世纪下半叶，创造出真正的消费者革命。登特分析说，由于很多极端因素的作用，比如人口、全球化和经济进步，这次繁荣确实是一次泡沫式繁荣。第一个泡沫出现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但那时还不是技术泡沫。最近的、也是更大的一个泡沫出现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技术行业的股票上。我们认为，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泡沫将出现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或２０１０年初，而且这个泡沫将是加速发展的。它可能会成为２００年以来最大的牛市和技术股泡沫。

　　在登特的预测体系中，对人口统计学的运用是最重要、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他分析了来自美国劳工部下属劳工统计局的消费数据，发现存在两个消费高峰，分别发生在４６岁和５０岁。然后，在生命剩下的时间中，消费将下降。也就是说，每一代人会非常准确的制造繁荣和衰退的经济周期，它们大概每４０年发生一次。而在美国，最近一次“婴儿潮”的高峰年是１９６１年，这一代人将在３７岁进入高消费年，４７岁达到最高点。据此，登特大胆预测，正在到来的繁荣将在２００９年达到巅峰。

　　登特认为，在宏观经济预测中，人口统计学和技术生命周期决定了一切。他运用人口统计学模型和逻辑推理，总结了几十年来的消费、生产率和通货膨胀中的最基本趋势。他宣称，技术革命没有结束，它在２００８年底和２００９年将达到高峰，那时一些最重大的新技术消费品的市场渗透率将达到９０％。因此他预言，大繁荣将重新开始进入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劲的阶段，时间将是２００５年年中或年底，从那以后将迅猛地加速发展。这个大繁荣的最后阶段将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９年底或２０１０年初。很多新兴产业的主导企业将在这个十年期中确立，而不是在过去的那个十年期中已经确立了。因此，投资、商业、职业生涯的最大机会将在这个十年期中到来。这不仅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投资机会，也是重新定位所有人的商业事业和职业生涯的最佳时机。

　　紧接着，他预测，大繁荣以后必然有一次长期的下跌，大约从２００９年或２０１０年开始，一直持续到２０２２年或２０２３年，这就好像过去的熊市常常紧跟着一代人消费高峰的过去而来临。他警告说，“这可能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萧条，至少也是上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一次萧条。”

　　他建议说，“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９年这段时间，不仅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投资机会，也是重新定位你的商业事业和职业生涯的最佳时机，你将决定自己怎样生活、以及在哪里生活，不仅针对即将到来的大繁荣，也针对紧接着的大衰退。”

　　３　为“大泡泡”列出了时间表

　　在《下一个大泡泡》一书中，哈里·登特为他所谓的大泡泡的生成及破灭列出了十分具体的时间表。他预计——

　　在２００５年中期前，股市和经济都会表现更强劲增长的趋势，这主要由于企业资本支出的强烈复苏。道琼斯指数将在２００５年下半年创下新高，那时“泡沫破裂了，牛市终结了”这种言论也会不攻自破。２００５年底到２００６年初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低的，所以这是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之间为你的住宅和房地产重新融资的最好时机，也是为你的企业借入长期债务的最好时机。技术类公司可能会主导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它们的股票表现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将再一次明显的强过大盘，同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９年之间它们的表现非常类似。然后，在２００６年我们会看到通货膨胀温和上升的最初趋势，联储可能会开始大大收紧银根，比它在２００４年初做的程度大得多。一开始，股市将继续强劲上升，完全无视短期趋势的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企业的收益还是在直线上升，而这又是因为生产率还在不断上升。但是在２００６年４月到８月间的某个时候，股市可能会结束第二次上升浪。我们在那时会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再一次考验２０００年３月创下的５０５０的高点。

　　根据四年性/ 八年性周期，那将是市场在这一周期中的第一次重大的下跌，可能会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前结束。我们预计道琼斯指数将下跌２０％以上，纳斯达克市场中的那些领头的公司和金融服务业公司会下跌得更多。政治因素和恐怖主义事件的威胁在２００６年可能会变得更上升，对总统的评价可能会下降。我们很可能会发布新的买入股票的信号，也可能在５月到８月之间推荐更多防守性的证券投资组合。到了９月底和１０月底之间，我们可能会又一次发出强烈的买入信号。经济增长在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可能会放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马上就将迎来衰退。２００６年看上去和１９９８年很像。

　　下一个真正的泡沫阶段将是从２００６年底到２００９年底，那将是一次由技术股主导的非常强劲的上涨，这个阶段可能会延续到２０１０年早期或中期。２００７年我们应该看到股票价格的直线上涨，这一年是四年总统周期中最好的一年。通货膨胀率再一次开始温和上升。２００７年底会有一次短暂的、但很剧烈的下跌，特别是当联储收紧银根试图阻止股市泡沫时，就更是如此了。但是我们认为，周期不太可能在２００６年底的重大下跌后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我们确实看见了这样一次下跌，这代表着股市中又一个重大的买入机会。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０８年，经济繁荣和泡沫将再一次汹涌蓬勃，技术股会带头更强烈的上涨，尽管那时通货膨胀率和联储收紧银根的措施都可能会一直缓缓上升或加大力度。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的选举中得胜的一方，将轻而易举地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再次赢得白宫。

　　下面是一些使局面变得复杂而不确定的因素。根据人口统计数据，婴儿潮那一代人的消费很可能会一直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甚至２０１１年，但是技术发展的Ｓ形曲线很可能在２００８年底到２００９年底之间就见顶，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十年性周期在２００９年底前都是预测上涨的，它和四年性的小周期很可能在２０１０年重合。所以，技术股可能将第一个见到高点，时间大约在２００８年底到２００９年初，它也可能率先下跌，造成大盘的波动。技术股市场可能变得低迷，然后才是整个消费也变得低迷，接着投资者开始回忆起上一次的泡沫，便首先对技术股和那些成长股变得小心翼翼。不过那时他们还不会卖光自己的股票，因为市场仍然保持着牛市。他们可能会转向那些与道琼斯指数比较接近的股票。因此，整个市场见顶可能是在２００９年底到２０１０年早期，或者最迟是在２０１０年８月。我们对大牛市结束的最佳预测是２０１０年３月。

　　因此，我们预测股市的第一次大跌将很可能在２０１０年４月到９月间正式开始。２００９年的某个时候，技术支出将放缓，２０１０年则是大幅下降。普通消费者的支出在２０１０年的某个时候将放缓，在２０１１年下降得更厉害。我们将在２０１０年或２０１１年初进入一次正式的衰退，它将长期持续下去，并且程度越来越深。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将可能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间看到第一次通货紧缩或者消费者物价的实际下降。在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２年间，我们会看到房屋价格出现重大下跌，尤其是在那些高级的市区、城郊和度假胜地。

　　在２０２３年某个时候，最迟不超过２０２４年，经济可能将结束下滑，通货紧缩也将结束。股市可能见底，早于整个经济开始反弹，时间是在２０２２年底之前，最早可能会发生在２０２０年底。国际间的战争和新一代人的消费支出的第一次长期上升会再一次引发经济向上增长的趋势。

　　４　在２００９年前卖掉手中的所有房产和股票

　　在进行了这一番惊世骇俗的预言之后，登特似乎还意犹未尽。他接着提议：今天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你的职业和投资策略上面好好利用这次繁荣期，为接下来非常艰难的萧条期做好准备，并且在２００９年前卖出你的大部分投资和房产。

　　《下一个大泡泡》与其说是一本预测书，倒不如说是一本财务向导书。在这本书中，哈里·登特不仅预测了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的大繁荣，以及接下来到２０２３年才会结束的大萧条，他更给出了非常具体和明确的投资建议：从２００９年底或２０１０年初开始，直到２０１２年中期，我们强烈推荐你彻底把你的投资组合全部转移到长期公司债或者短期债券（比如短期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一年期国债）上，这样可以首先保住你的财富，并有温和的增长。

　　登特显然想给出一切的建议，在职业规划、退休计划、子女教育、股票和不动产投资等方面他都提出了可操作的方案，他甚至还为“在即将来临的大萧条中住在哪里？”也提出了意见，他的建议是，“住在受威胁最大的主要大城市的远郊地区，甚至是最热门的旅游景点的外围！”

　　今天，哈里·登特的预言在美国学界乃至舆论圈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华盛顿时报》在一篇评论中说，“如果哈里·登特是正确的，那么他对经济大衰退、恐怖主义上升和战争威胁的预测应该会让所有的人感到不寒而栗！”

　　让大家不得不对登特的预言有所重视的是，《下一个大泡泡》出版于２００４年底，而他在书中对这一年下半年乃至２００５年上半年的股市预测竟然与现实完全一致！著名评论家迈克·费莫尔在《纽约客》中撰文：登特这次是在拿他的预言家的声誉赌博，我们尽管不必与他一起下注，但是却必须拽紧自己的钱袋，以防“魔球”真的应验。

　　在一个全球化的大世代，尽管登特所预言的是大洋彼岸的经济波动，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國人来说却决不是“事不关己”。美国经济及股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已经与中國的经济成长息息相关，透过登特的预言，我们应该可以对宏观经济的未来乃至自己的职业和资产规划做一个重新的审视。

　　作者:吴晓波

　　湖南人的心思在做官，所以中國湖南官多，如老毛、老刘与小朱。上海人的心思在算计，所以算出了不少小男人，算出了大陆最高的房价。北京人的心思在琢磨权力，就连北京的士司机也非常关心政治，有７０% 的政治谣言据说是他们造出来的。没办法，离开权力，北京人啥也不是。而广东人生活就现实多了，不关心政治，做官的比例也不高。

　　广东人豪爽、热情、务实、包容、善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数百年来，广东先人被逐至南海之滨，前路茫茫，于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广东人做事大胆、勇敢、求生的精神可见一斑，参加革命很积极。孙中山推翻满清，做了大总统，提出三民主义和共和宪制，做出了伟绩，但他把权力让给了袁世凯。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既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７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８０% 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黨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７０００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９０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１万多人。

　　叶剑英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黨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４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也为了进一步压制广东，建国后几乎没有大型投资投放广东，就连青藏都修铁路了，珠三角还只有一段广深铁路。但广东毗邻港澳，海外粤人财力雄厚，于是，再打压不行了，于是，出政策，让广东做试验田田。务实的广东人成功了。不过，广东人做官尤其大官的却反而日益减少。

　　回顾过去。元代统治者就怀有强烈的民族偏见，他们依据不同民族的社会地位划分为四等：蒙古人社会政治地位最高，是统治民族，享有许多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和自由；色目人次之，即“各色各目”的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以及留居中國的西亚和欧洲各国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汉人再次之，是指淮河以北原属金朝统治的汉族和契丹、渤海、女真等族；南人（指原南宋统治的民众）最低。尤其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但是，今天的广东不仅是北方官吏争相进入的福地，还是北方高官颐养天年的地位。在深圳、珠海，你在公园随便碰到一个北方老头，他可能是退了休的省部级大员。“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来广东做官的部分人又继承排粤传统，推普压粤，说粤语的本地干部处境困难。

　　做官难，于是仕途不再成粤人首选（相对而言）。但是，无官并非一身轻，北人对粤人的顾忌已近草木皆兵。２００３年初爆发的ＳＡＲＳ，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２１世纪，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國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英国出现疯牛症，欧洲人没说要杀尽英国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ＳＡＲＳ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对此，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ＳＡＲＳ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

　　广东连续十几年纳税第一，广东容纳了几千万民工，珠三角以全国十万分之一的耕地，直接或间接养活全国１/ ４的人口。广东人对内地扶贫救灾捐施占八成以上。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长相方面。

　　我想到了唐正东与易建联。唐连获联赛ＭＶＰ，第一次中韩对抗赛时，唐傲慢地说，我不愿与易搭档。最终，主力是易建联，如今更是国家队头号主力之一。易建联就是纯种粤人的代表，高大、帅气、风度翩翩。

　　作者:千芊

　　在中國共產黨领导下，中國建立了民主政治架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经过了多年的实际运作。

　　中國的各级人大有很大的权利，可以决定当地的重大事务，选举或罢免各级政府官员——区长、县长、市长、省长，直至国家主席，以及各级法院院长和检查院院长。十人以上选民就可以提名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基层人大代表由所在选区选民直选。

　　——现状：舞台已经完工，却无人登台唱戏

　　但是中國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不知道中國有这么民主的法律，或者知道了也根本不相信。所以每次基层人大选举，选民们都不推荐自己的候选人，投票时也胡乱画个圈，以便会议早点结束。

　　然而政治应该民主、官员应该选举产生，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观念之一，谁想否认这些观念，甚至不会有人和他争辩。中國大陆的年轻人都是看着美国和台湾的选举长大的，最终会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践。

　　——未雨绸缪，不怕颜色革命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中國共產黨应该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黨员和干部了解和研究民主社会的运作规律，学习和掌握民主政治的经验，安排黨员积极参加各地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保证中國共產黨能够在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中，继续保持执政黨地位。

　　美国人将来在中國搞“颜色革命”，最终结果可能是搞成“红色革命”：仲共黨籍候选人以熟练的竞选技巧、长期积累的民众支持，占据议会（人大）中的绝对多数席位。

　　——基层黨委依据法律，推选仲共黨籍候选人，开展竞选

　　具体的工作可以这样做：

　　１，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

　　在选举基层人大代表活动的提名阶段，选区中的仲共基层组织，认真酝酿，选择工作能力强、在群众中有较好声誉、能说会道的黨员，提名他（或他们）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最好不要是单位的第一把手，以免群众认为人大代表就只能是官员来担任，产生抵触情绪，或继续怀疑人大的作用。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各政黨、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这里，仲共黨组织作为普通政黨，按照标准的法定程序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２，宣传和介绍自己提出的候选人

　　老百姓不相信人大进而不认真参加人大选举，原因之一就是“根本不认识那些候选人”。

　　选区中的黨组织，可以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向选民宣传介绍自己提名的候选人。

　　这可以使选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自己真的在当家做主，反而愿意支持仲共黨籍的候选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１）这些仲共黨籍候选人的确没有劣迹、的确曾经为人民做过好事（利用职权或本来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２）没有非仲共黨籍候选人作为竞争者，或者这些候选人不自我宣传介绍，或者过去没有为选民做过什么事情。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黨、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虽然法律只说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向选民“介绍”候选人，但是没有明文禁止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其它场合公开宣传介绍候选人。法不禁止即为合法——就好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男女可以接吻，但大家接吻并不犯法。因此，基层黨组织完全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如不破坏环境卫生、不影响交通、不喧哗扰民等，积极宣传介绍自己的候选人。

　　——用好黨员制约和取代坏黨员：利国利民利黨

　　３，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在各级人大中监督和制约政府及其官员

　　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在人大里参与当地重大事务的决策，提名、选举或罢免本级政府官员、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

　　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仲共黨员。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如何监督仲共黨籍的政府官员？很多读者肯定会怀疑上述建议的可行性，但我相信各位看了下面的文字，思想会发生变化。

　　仲共中央和各地黨组织、黨员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用人民信任和推选出的好黨员，去制约或取代坏黨员，是非常有利于仲共自己的。

　　贪官们并不用贪污所得孝敬黨中央，也不分一杯羹给基层黨员，但是他们做了坏事，老百姓骂的是黨中央，一旦大树被蛀空倒下，基层黨员也一起跟着遭殃。所以黨中央和基层黨员、黨组织为什么要容忍坏的“同志”们呢？

　　用好黨员去制约和取代坏黨员，仍然是仲共在掌握政权，同时也能够得到人民的赞扬和更多的支持，仲共何乐而不为呢？

　　——仲共应该学会玩选战

　　以上行为都是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法律）进行的。这样不仅能够保证仲共继续掌握各地各级政权，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黨员和干部能够学会并熟练应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这样做是未雨绸缪，为必将到来的中國民主政治时代培养了一批仲共黨籍的政治人才，也以实际行动做了民主政治的示范，普及宣传了民主政治的思想和运作方法。

　　——民间尚无强敌，仲共应该抓住时机

　　目前，中國大陆尚无任何政治组织能够和中國共產黨抗衡或竞争。因此，仲共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大代表竞选活动来锻炼自己的队伍，在战略上非常有利。即使黨员和基层黨组织由于缺乏选战经验，仲共黨籍的候选人仍然可能当选。即使有些地区的非仲共黨籍政治活动人士能够竞选成功，毕竟因为这样的人现在还很少，不足以扭转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占据人大绝对多数的局面。

　　如果延误战机，等到黨外人士都认识到可以利用人大制约和挑战仲共黨籍的官员（毕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赋予人大的神圣权力），积极踊跃地参加竞选活动，仲共各地基层组织仓促动员黨员应战，因为没有合适的竞选人选和竞选经验，竞选可能失利，反而导致仲共失去地方权力，或者受到非仲共黨籍代表占据多数席位的人大的很大牵制。

　　有个笑话：在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黨委书记做报告说到一半时突然说：“全体妇女同志站起来！”台下的女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叫她们站起来，但还是顺从地站了起来。没想到书记翻过一页稿纸，继续读道：“了”。

　　原来，秘书写的稿子上是“全体妇女同志站起来了！”不巧打字时正好把“了”字打在了下一页上，而书记根本不知道秘书写了什么，照着稿子念而已。

　　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中，这样水平的仲共黨员在和有备而来、能说会道的黨外人士竞争时，肯定是要失败的（台湾政黨领袖在大陆做报告时，可以讲几个小时而不用稿子）。一旦人大里非仲共黨籍代表占据了多数，他们就可能处处牵制仲共黨籍的官员。仲共到了这时候再来着急，就晚了。

　　人大法律是仲共领导制定的，仲共自己不遵守法律不行，至少不是长久之计。用其它方法阻挠非仲共黨籍人士竞选、或阻挠非共代表依法工作，显然也都是非法的，也只能偶尔为之，上不了台面。

　　所以，在各级人大保证仲共绝对领导地位的唯一可以长期使用的方法，就是仲共黨籍人大候选人能够赢得选举。

　　——借助人大竞选春风，彻底改变不良黨风

　　仲共各级黨委和领导的各级政府，现在的权力是来自上面的，因此奉承讨好上面成为每个人最为有利的选择。这导致黨员和官员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说假话空话成风，连他们自己都说自己象“假人”一样。

　　宣传黨的思想和政策的文件和文章，说话都是云里雾里，看了半天不知道在说点什么。在民主政治环境中，这样的宣传怎么能够吸引选民？打动选民？争取选民？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很多黨员和官员自己也承认，自己已经不会写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了，自己也不要看自己写的东西。有一次吃饭时，我高声朗读这种官样文章，他们自己都无地自容，求我快停下来。

　　仲共黨员自己也承认，再有棱角的人进了组织，没多久也会被磨掉棱角。

　　执政黨没有活力，怎么指望它挑选和领导的官员有活力？中國现在幸亏还有民间的活力，否则整个国家就彻底没有活力了。这样的国家，日本人当然会大胆地来挑衅了！

　　——鲶鱼机制：用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制约仲共黨籍政府官员

　　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取得革命胜利、赢得政权的政黨，失去活力到了这种程度？到了人人都知道存在问题却都无力改变的程度？

　　原因很简单，没有了对手和敌人。

　　人们常举的例子是“鲶鱼效应”：挪威人在运送沙丁鱼时，在鱼槽中要放进一条鲶鱼。由于环境陌生，鲶鱼会四处游动。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异已分子”，也会紧张起来，加速游动，活蹦乱跳，因而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会死亡。

　　仲共要保持活力，到哪里去找“鲶鱼”呢？很遗憾，仲共打遍中國大陆无敌手，就只能自己做自己的“鲶鱼”。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就是仲共黨籍政府官员中的鲶鱼。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以及他们背后的基层黨组织，要赢得选举（这可是上级布置下来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啊！），就要考虑选民的利益。即使当选后，也会受到选民的制约（选民有权罢免本选区的人大代表）。

　　这样的相互制约，就为仲共保持活力，提供了“鲶鱼机制”。

　　最重要的是：这个机制不仅完全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而且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法制，而不是临时性的政治运动（整风、保先教育等等）、更不是人走茶凉的人治。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就不能对选民说官话。他们在人大监督政府工作时，也不再要听政府官员打官腔说空话。仲共的文风才有可能彻底改观。

　　——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一黨民主

　　必须客观地承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國大陆不会出现一个有实力能够和中國共產黨抗衡的政黨。中國的民主政治必将是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一黨民主。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國共產黨搞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心。

　　（我知道很多读者立即会从嘴里或鼻孔里喷射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切！”）

　　就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國共產黨搞市场经济的决心和诚心。

　　（嘿嘿，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國建成了，你总不会再“切”了吧？要知道，三十年前谁要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虽然不至于掉脑袋，但是饭碗十有八九是保不牢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开始搞民主，如何搞民主却不引发动乱，如何作到既能够利用民主政治的积极有利一面，又避免民主政治破坏性的一面。

　　仲共不应该消极地等待黨外人士来挑战自己，而应该主动地积极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掌握主动权。既然仲共可以领导制定中國民主政治的法律，当然也可以亲自来向人民示范一番。

　　——仲共应该借助人大，完成权力体系的改造

　　中國现在的权力系统是平行的两套班子：各级仲共黨委和同级的政府。

　　设置这套双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黨委来制约同级政府，保证黨的路线和政策得以绝对的贯彻和落实。

　　但是这种平行结构问题很多，而且也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构。这是一个被人家说三道四的权力系统。而且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既不经常也不及时，往往要事情闹大了、死人了，制约机制才开始启动。下面的官员贪污腐败，好处他们自己捞，帐却被老百姓算在黨身上。对黨来说，这种权力机制并不合算。

　　实际上，黨这条线应该退居幕后，不是自己直接去干预政府、指挥政府官员，而是利用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去制约同级政府官员。

　　只要在议会（人大）里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占据多数，就能够保证仲共对当地重大事务、当地政府和官员的绝对领导。

　　通过人大行使执政权的权力路线是：

　　黨中央领导下级黨委，

　　各级黨委领导同级人大中的仲共黨籍人大代表，

　　各级人大有权参与决策当地重大事务，有权选举、监督和罢免同级政府正职官员、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这个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而且对政府的监督来自同级人大，以平时监督和事先预防为主，启动也比较及时。

　　这样，中國的政治权力结构就可以从革命时期的结构（“支部建在连上”），平稳地过渡到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结构。

　　这样的权力结构，可以比现有的结构，更好地体现仲共的终极目标：为人民服务。因为各级黨委不仅要服从上级的指示——不外乎是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且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必须直接考虑选区选民的利益。上级的指示往往宏观而不具体，民众的要求则往往微观而又现实，因此，这样的政治权力结构反而会使人民的利益得到更多、更及时的考虑，可以减少政府工作的失误，减少人民对执政黨和政府的不满，使整个国家既稳定和諧又充满活力。

　　——利用手中权力，为人民办实事

　　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民意代表去制约政府官员。但是在中國目前阶段，指望民间人士零星地竞选成功，担任人大代表后去制约政府，坦率地说，是不现实的。因为同时具备竞选意识、有竞选迫切性和从政能力这三要素的民间人士还不多，即使当选，他们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力量是非常微薄的。

　　而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背后有着强大的黨的机器。在现阶段，只有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制约政府官员。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可以利用黨组织掌握的各种资源，为人民办实事，获得选民的好感，在以后的选举中继续占据有利位置。

　　而这是非仲共黨籍人大代表所不具有的优势。

　　苏联（俄罗斯）的共產黨在台上时没有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为人民服务，结果被推翻时没有老百姓出来帮助，在民主选举中也没有资本赢得选举，只能对未来做空口许诺，重新上台执政的机会非常渺茫。这是中國共產黨最应该吸取的教训。

　　坦率地说，仲共领导的各级政府主流上还是想为人民做好事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好事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快、不够及时，或好心办了蠢事，好心办了坏事。

　　各级政府官员为人民做好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级指示、自觉性和良心发现。而这是远远不够的，一旦遇到阻力，这些驱动力往往就显得很微弱。

　　如果仲共下决心通过人大来行使执政权，实际上是增加了一股驱动力：同级人大代表的监督和督促。

　　人大代表能够为民办成多少好事，决定了今后选举的成败，因此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是有动力推动政府做好事的。

　　换句话说就是：过去政府做好事的动力主要来自上面，而这是不稳定的、不连续的、更可能是脱离当地客观实际的。而现在动力来自同级人大，将是稳定的、连续的、符合当地实际的。

　　——借助人大选举工作，把黨外监督力量引入黨内

　　如果基层黨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失败，上级黨组织可以批评或罢免和更换该基层黨组织的负责人，例如某研究所的黨委书记（假设该研究所是基层人大的一个选区）。

　　这迫使该基层黨组织平时加强为人民服务、竞选时推选好黨员为候选人，等等。这样实际上是把老百姓的监督力量引入了黨内，使好的黨员能够脱颖而出，坏的黨员受到压力甚至被清除。

　　——结束语

　　以上的所有设想，当然应该逐步试点实行。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方案是：选择上海市卢湾区（仲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作为第一个试点地区。八十多年前，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在这里诞生，通过军事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八十多年后，又是在这里，仲共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用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方式获得政权。

　　仲共自上而下布置基层黨组织参加竞选，是一种方式；基层黨组织不等上级命令，自己主动投入人大竞选，也完全可以。毕竟这样做一没有违反黨章，二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三，用仲共黨员去占据基层人大多数席位，本来就是坚持和保证黨对政府的领导地位的方法之一，是基层黨组织的本职工作。

　　中國的包产到户是从民间自发开始的，中央先默许，最后追认，最终席卷全国，拉开了中國经济改革的大幕。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农村中已经在民间自发开始，在城市中也许就是由一些仲共基层黨委组织黨员积极参加人大竞选，逐渐发展起来的。

　　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仲共与其将来被人逼着仓促应战学竞选，不如现在乘黨外尚未出现足够强大的抗衡力量时，主动开始练兵，按照法律参加选举，积累经验，培养政治人才，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为民服务，赢得民心，使黨外力量无机可乘，甚至永远没有机会积聚起能够挑战仲共的力量。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６日于上海

　　黄佶电子信箱兼ＭＳＮ：ｆｉｓｈｍａｎ_ ｕｕ@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黄佶

　　　　　　——从儒家神学视角对中國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

　　一、对于政治改革务实的综合考察必然推导出“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

　　综合在《儒家神学新议》一书里所做的种种考察，既然：１、任何政治的存在都应当是以民众利益和民众生命相对充分地张扬为价值追求的，民本理念是国家政治的存在理由，民本理念是政治普适价值而西式普选直选特征的民主政治只是实现民本理念的途径之一；２、民本的真正实现无论通过何种手段都至少需有民众自由意志（心口手）的动态评判；３、目前中國政治属于民本政治，而中國历史上的传统民本贤能政治的运作教训又促使今天必须走出新路；４、直接民主作为政治要素之一有不可离弃的价值，而上升为政治体系却存在巨大弊端；５、目前儒学复古思潮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思路大都是不现实的。社会变革还需要追求尽量地平稳过渡，四两拨千斤，不动大手术能够治好病是最好的，在新中國已经形成的一套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產黨领导下的多黨合作协商制度等）基础上能够不进行大的推倒重来而只需微小的调整即可臻于完善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最合适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思路，并且当我们概括这个思路时，我们发现这个思路跨越漫长历史与先秦儒家典籍《尚书》在逻辑可能性上所蕴涵着的君权民权二元神圣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迎头相遇，这就是：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坚持并有效改进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领导，把共產黨转化为既具有智慧能力又具有博爱道德的精英贤能团，技术地而非体系地吸纳民主要素和民主手段进入传统民本政治体系，从逻辑上、法理上和制度上理顺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类拓坦途。

　　其相对于中國传统政治模式的主要改革点应当是：基于人格平等的原则确立民众平等之代表权，人大代表按照与人口数量的固定比例平等地从基层开始直选产生，逐级向上递选。人大代表与执政黨员、政府官员两重身份分断，各级政府首脑与黨委书记两职分断。军政最高首脑一人兼任。各级政府首脑同时受制于各级执政黨黨委和各级人大，各级政府首脑的产生实行黨举民选，即政府首脑由贤能团（执政黨）推举产生而非由大选产生，但人大代表却拥有对于政府首脑的选定认可权和罢免权。人大代表携罢免权每年定期于人大会议上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后无记名投票以动态评判政府的执政实效，考虑到弃权因素，人大代表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低于三成或反对票过半则自动罢免之。政协是开放的和权力虚化的政治机构，其建言献策的对象是执政黨黨委而不是人大。“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明显有别于西式民主政治，也实质性地有别于中國传统政治模式。

　　相对于最近五十多年来的政治模式，“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最大的变革是把中國儒学经典里君权民权二元神圣二元分辨的政治理念予以落实，即执政黨黨员和政府官员从各级人大的撤出、人大定期对政府的动态评判以及黨政分开。相对于西方民主模式“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这种黨举民选民评的政治模式是举贤、行政、评判的三权分立，即黨、政、民的三权分立，但是实质是执政权和评判权的二权分立，是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打个比方的话，“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极其类似掌握产权的董事会、操作管理权的经理、有罢免经理权力的工会三位一体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是类似英国和日本君王无实权的君主立宪制的“黨委立宪制”，也不同于实质上民举民选民罢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这应当是既实现对传统民本政治的实质性变革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动荡的制度设计，是具有中國自己文化渊源和信仰根据的制度设计，是更新了的儒家“内圣”信仰所理应开出的“外王”实践路径。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但是，我们把一个比民主更加优越的制度寄希望于这种“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上。

　　二、“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的宝贵价值

　　政治的最佳状况是类似于柏拉图“哲人为王”的理想国，毋庸置疑。儒家主张“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贤能者才可以当政。我们不应当因为后世君王们未能实践华夏祖先们的政治智慧而忽略掉它们的价值。《尚书·大禹谟》中，大臣益对君王舜的一句进言所传达出的政治理念至今依然闪耀着深刻的智能光芒：“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既不要放纵一己之私欲而背离民心，也不要违背真理而一味讨好百姓。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人性的弱点和人类良知因种种缘故的尚未普遍觉醒，单有民主政体并不适宜于全人类未来，单有民本观念靠君王自觉地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则又是不可持久的。故结合了二者优点回避二者弊端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应当具有更加强大的历史生命力和明显的优越性。政治上，“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总体可能的效果是使社会管理更加理智、和諧、平稳、廉洁、高效、人道。我们不仅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世界胸襟、实效、俭省、平稳、团结、易行、活力、人才等各个角度来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治模式的优越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更加具有中华文化的特征。它是先秦儒学政治神学思想里所蕴涵的政治模式的合乎逻辑的现代展开，故它的出现具有着儒学复兴的外在标志意义，尽管这种标志是无形的是精神层面的。

　　与西方相比，中國历史上几乎不曾存在体制化王权之外的现实体制化的獨立神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國历史上的民本政治理念就一直毫无开出民主色彩的政治要素之可能。今日的华夏儿女们应该细心聆听一下上古时期自己祖先在《尚书》里所耳提面命反复表达的民本政治理念：上帝爱人间众多普普通通的百姓，君王乃是上帝护佑民众仁爱百姓的渠道和工具，是上帝之爱的代理者。至于君王是否正在履行这个神圣使命，上帝需要时常的对于君王的评判，而上帝的神圣评判不是通过他亲自临格在君王面前，而是通过他所爱的百姓的动态生命。评判君王的角色不是同时由执政的君王来扮演，而是由民众来承当。“天工，人其代之”，君王代表上帝爱护民众，民众代表上帝评判君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撇开君民职守分工不论，单看在禀赋神圣性方面君权民权确实是平等无二的。民权与君权同属于天上无形神权的现实分支，才是政治儒学的真正宝贵资源。

　　在伦理学上，它实质上是体现了更加贴近现实的“银规则”，更加务实可行。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简单地从一个侧面说就是：民众没有举荐领袖的权力，却有认可、帮助、评判直至罢免领袖的权力，民众没有决策权力却有否决政府决策的权力。这就是伦理学上的银规则在政治领域的民众立场的运用，也是汲取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和东方古典民本政治模式的教训而在逻辑上的综合产物。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有一条“良心圣律”，它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肯定式表述：“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也包括“爱人如己”、儒家的忠道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被称为伦理学的“金规则”（金律）。二是否定式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儒家的恕道原则。这被称为伦理学的“银规则”（银律）。在现实生活中，银规则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尤其重要，银规则虽然稍显消极，但却是时时处处有效无害地发生作用的良心规则。而更加积极的金规则只有“己欲立、己欲达”的时候才可以把自己美好意欲“施于人”，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对于所“施”的对象的心意需要有充分了解，对其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否则，“己所欲，施于人”也可能变为对他人生命自由的妨碍。政治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事，政府的一项政策如果有一点弊端，这弊端在民间可以被百倍地放大。所以，务实地看，民众要的果子，你可以不给，但是民众所不要的果子，你不能强给。这正体现了先贤的宝贵教训：“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尚书·大禹谟》）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以人的身体来作比喻，毫无疑问，只有贤能睿智之辈才可以作头脑，而一般民众就是身体的各个肢体。肢体不能够决策整个人体的前进方向，但是头脑的决策一定需要顾及肢体的感受。当头脑错误地决定了全身的运行方向以后，肢体的痛苦反馈可以立刻促使头脑改变决定。可见，“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政治形式，具有极其宝贵的体制价值。这里最关键的有两条，即大脑必须是睿智的贤能团，全身的反馈神经系统必须健康畅行，决不能瘫痪。

　　总之，执政黨对于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拔举贤能和民众对于人大代表的自下而上的选举贤能，即执政和评判二者有机的结合，将会超越简单的完全民主，促使社会理智和平、公平通畅、持久良性发展。这种政治模式以执政和评判的二权分立代替西方民主政治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它以民本论和性善论而不是以民主论和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执政者（共產黨及其推出的政权运作者）和评议机构（人大）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有相互的补救，决无初衷的敌意。这种政治模式既有民主成分又不至于分裂社会民众为情绪对立的两部分，既可以保障民意又可以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贤能团（执政黨）的智能性的统一领导和民众的心情舒畅的自由发展将可以并行不悖。“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所体现的民意代表的金字塔结构在社会稳定性和给基层当地百姓带来的政策实惠程度这两个方面应当优于直选最高首脑的民意对折结构。当此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当我们意识到“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正是儒典《尚书》里的中华民族祖先心中神圣政治信仰之合乎逻辑的现代推演的时候，当人们日益认识到公平博爱才能持久富裕持久和諧的时候，中國就不应当再持久地继续等待，不应当再持久地继续搁置政治改革，我们应当釜底抽薪地从根本上解除潜在的危机。

　　作者是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师，中國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本文曾经通过国内某著名管理杂志以１０万份发行量发表到黨政企管理上层读者手中，这是从儒家神学视角对中國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的部分节录，详细的理论展开请参阅田童心《儒家神学新议》中國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作者:田童心

　　现代性对个人的系统化介入和干预，使得专业分工和电子资讯的高效“节能”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各种客观现实和物理局限，将人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让人们通过虚拟想象抹平各种有差异的处境和特质，未经审察不用实践即可上天入地穷尽人生各种“可能性”。在现代性之下，高度概括的问候，凝固而简略的语词，修辞得体的文法、以及格式化的表情渗合着金属属性的冷漠，将所有动人心魄的场境和人间情事都置换成必须依赖“防腐剂”才能保鲜的空心感受，因为人生变得进退失据从而无需“瞻前顾后”的意义求证；社会失去了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和重量感，所以让人们有理由“将真事隐去”、将记忆删除并省略掉所有的细节，仅仅为了轻松方便一次性消费或“过把隐就死”。由此，人性贪图安逸的品质一再被激活被教唆并完全依赖于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媒体资讯传输和复制，谁还会痴心于神祗的召唤作浪漫的神游呢？世界在简约化，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面对汹汹而来的技术清场和“权力市场化”对人的瓦解重置，个人的抗争显得势单力薄且无济于事，个人自主的表达因缺乏“结合力”而被集体意志所遗弃，一切都不可改变，似乎只有认同公共标准并积极接受極權者翻制的“现代化”改造，与时俱进绕着权商合谋策划的“主旋律”跳舞，异质的个人才能融入主流，才能获得公共认可的评价和命名。

　　如此，人们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户，画家无需独对造化采天地之灵，诗人不必感时忧世穷年忆黎元，甚至哲学、宗教等一切植根于人的命运处境、熔铸了人的心智并内涵着人生忧患和心灵憧憬的精神乡土，也被现代性之下的“效率迷狂”四处围猎然后论价开发！在市场与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蛊惑与裹挟之下，没有了人性自给自足、可以恬然退守的家园，当然也就不会有灵魂的栖居之所，连思想、语言、乃至情绪表达都被纳入同一性的体制范式进行“货币化”定量分析，哲学不再有直抵生命堂奥的意义阐发，宗教不再关注有限性焦虑从而失去了内在的救赎功能，人们也还在求神拜佛而且不无端肃虔敬的表情，但大多不是基于人生困厄的心灵慰藉，而是异质化的另类利害权衡和颇具波普意味的“信仰秀”。这时候，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势能强大的公权意志大面积浸蚀剥离，鲜活灵动的个人被整饬、被分解重构，然后一个个被按符号或概念编程设置，成为便于行政权力中枢分级操控、率性拿捏的“无机物”。总之，个人既不必作判断当然也就无所谓选择；既无需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作符合切身体验的意义诠释，也不必对个人化的未来作某种价值预期，因为一切都有组织替你着想、有单位帮你谋划，你只需将自己按社会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各路得胜者的趣味和意图裁剪组装，成为符合专权意图和市场化收购的标准材质，将个人自主的功能消解灭失从而完全托身于“代表公众”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权力与经济组织，你便可以作到生存无虞、有“活路”可走有富贵可享。

　　在现代性与極權“结盟”之下，传统赓续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机制纷纷解构碎裂，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人们便只能收缩目光只顾当下，再加上有如此功率强大的技术助阵，一切都是触手可及而且现成高效的，这正好投合了人性耽于现货收购和不劳而获的怠惰品质。至此，人们不再低眉信首作凝视状，不再临渊遐想听水鸣峡，人间没有了离愁别绪和上下求索，甚至关于青春叙事和男欢女爱的勉力咏唱，也因渗入了精明的交易算计而被拆解为声情分离的口技秀。总之，人们只习惯于灯红酒绿之下的身体休闲和名利场的争吵，只习惯于通过电子读数和视频消费获取现成的人生经验，因而导致感觉疲惫肢体慵懒，缺乏内省的心魂被无所不能的现代传媒牵引着与昆德拉式的“媚俗”共舞时，个人化的经验和生命本应有的神彩便失去了审美的意蕴和可以深究的价值，从而让空心化的犬儒主义将人们进行转基因式的精神移植。

　　这时候，人们只管用眼晴读图用耳朵听事，人云亦云、无需格物致理做分析作判断，感觉变得粗糙，心灵因不能承受的生活之“俗”而越显晦暗，从而将人性中的爱与激情尽数蒸发。至此，麻木的神经既无意于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管专心去活，端赖骨体肌理之愉悦和肠胃之所好，然后无所事事地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你不必有向外的痴心注目，也无需内在的性灵抒写，甚至也不必有明确的目标和始终如一的信念执守。总之，在个人无法掌控的现代环境里，你只需面对自己的当下策略性地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尺度，确认你的体温尚存理智清醒，习惯于与寡廉鲜耻的鄙俗风尚和平共处，并将这种认知作为你生活境遇的全部要务精心操练，就算是对个人的看顾，就算是对个人于现实困迫中唯一有意义的救赎，所以，卢梭一言成谶：“现代生活给人一个破碎的灵魂，每一个现代人都在经历着精神分裂，人们无路可逃”！

　　阿德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而现代性之下人类则不需要诗，不需要有对正义和良知有所关注，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爱”去驯服权力之剑，用信仰救赎化解现实的迷误、去抵御对生死寂灭的恐惧。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倚重，暴力和罪恶也经由媒质的过滤性选择并注入了喜剧式、玩意式的游戏性质，然后按浅薄的市井趣味和时尚的消费观念批零经营，使得人们由于见惯不怪，从而将残酷当表演把冷血当理性，日久之后遂将人性属灵的悲悯之心冷却硬化，从而衍生成视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无动于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于沉迷于客观理性的偏执和传媒的误导，人们总是无原则地宽恕社会原欲“利必多”恣意妄为，纵容名利场中寡廉鲜耻、明目张胆的劫掠，并将不对称赌局中被淘汰、被遗弃的弱势者逐出主流然后名之曰市场化博弈的“正向”结果，从而煽惑公众无原则、无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会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当作专属自己、可供利用的赋敛对象，由此激发的征服性想象不仅使人们无法谦卑克制，反而将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伦理颠覆败坏，促使人们更加迷信“幸福”系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简单判断；认定光荣来自“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草莽逻辑。

　　至此，无止境的征服和开发裹挟着人性本质“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荀子语）的“幸福”诉求，只要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即使灭天理也要存人欲而且无所顾忌。正是根源于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质总是最易被挑衅、被利用这一事实，现代性之下秉承国家意志的極權者们总是能顺应时势，将这一认知作为“新时代”权利整合的不二法门，随机应变将其不断放大为政治动员的攻心术，以投合公众不知厌足的“罪性”期待为其治乱之道，从而将人心变坏、将人性导向自戕自毁的渊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既不是基于人的荣誉和尊严的自足而将人的善性激活，然后引向互利共生的文明之域；也不是出于人心同然、推己及人直抵人性自私的“软肋”以引起集体的警惕和检讨，从而据此合成出具有反思性的建政理论将人的“恶欲”从法理制度上套牢，而是不择手段投其所好、相机行事将人的自然属性全面展开，然后导向族群社会从事你死我活的罪性倾轧，以此满足个人或政团私欲的权力换班和利益分割，从而使人们基于利害比较和生存的常识理性，跟风投入到权商合伙经营的社会工程，以此灭失个人的主体认知和权利自觉然后心甘情愿服从“大局需要”，最终异质为没有灵魂和实证意义的“人民”，从而使分散而不具粘合力的原子化庸庸大众，尽数沦为非法国家构制系统中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和材质，让極權之下的政治功利主义“因势利导”将人们收入專制编织的权利网络，任由秉权者主导将人的生存诉求压缩在形而下区间率性把玩，最终培育出一种泛滥于社会公共空间，一切都仅仅是基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争讼的交往伦理和鄙俗的价值范式。

　　在现代性之下，人们由于常常被欲望所挟持，所以总是太焦虑太急切、太笈笈于名利的点滴盘算，因而不该也不会再有诗性的默念和玄想，不会有超越现实存在的精神远游。生命的外延在收缩，神采变得灰暗，身体被过度地关注并将灵魂紧紧套牢，即使间或有鲜活的热情，也被权力意志和商业牵引而被投向利益场域作予取予夺的交易游戏。由于总是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只贪恋权势迷信科学，只认定一切可以实证的物事，然后才能妥贴地把握和经营好当下的存在维度。所以，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的文化想象力是蹒跚的、小心翼翼的，那么现代性之下个人的叙事和表达则是吊诡而娇情的，市侩而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价值内涵，也没有原生田野语境中自娱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罗文化置身于乡俗伦理中的陶醉与忘情，也不能抵御现实的荒谬“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基尔凯郭尔语）。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语调，纤巧做派的肢体秀渗合着现代人无着无落、虚张声势的意志谵妄。

　　是的，现代性之下人们总是避重就轻、讲求策略，功利化的价值服从迫使人们总是沉湎于浮华艳俗的趣味，因为快捷、简单而又实际的生活不需要靠近永恒，不需要扼腕咏叹，不需要慎独怀远俯仰古今，所以，对于“乱轰轰你方门唱罢我登台”的周遭情事，人们只要记住名姓脸象和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说词并略作修饰，即可作出不负责任的意义阐释，所有人在处境中的况味都不必经过大脑，也无需历史的回望和心灵的过滤就直接反映在表情肌上，于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一切立足于有关人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追究，都因不切实用、不具效率而被冷落并从人心中放逐。这时候人们谈芳芳论绵绵，臆想木子美芙蓉姐姐，眼球跟定超级女声，更多不是基于命运顿挫的现实慰藉，也无涉审美感知和心灵倾诉，而是下半身叙事激发出的庸人自扰和肉感抒情。故此，人们尽管也还有阅读的欲望，但其所关注的既不是写作者的心智所透析出的生命律动，也不在乎个人自在状态中的独特经验，而是当中蕴涵的生存智能和处变机巧，是财富、机会和成功的激素催化出的现实光鲜和荣辱得失，

　　既已如此，原本出于敦促社会趋向良性运作，以构建与“每个人都活得好”相关的文明制度的建设性努力，也因受众“逃逸”而几成绝响，即使偶或为之的道德与正义诉求，也仅仅满足于社会心理救济以超度无助之魂而已，对于“正在阔气”的弄权政团而言，除了作为安抚不具抗辩力的败北者因祈求“明天会更好”，从而不致于绝望然后“放胆犯横”造反之外，社会本身已无所谓“德治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