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02月, 2006

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研究

星期日, 02月 26th, 2006

  “彰善瘅恶”是中國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國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國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國传统道德的传承特点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國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諧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國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 .“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与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1]

  中國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諧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國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点。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 3] 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点,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國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權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國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國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5] 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 6] 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诚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國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國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國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階級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 ,“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与“利”的严重脱节。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作用,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國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 [7] “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 [8] 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國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审视中國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四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國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獨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階級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 9] 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著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國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國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认识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10] ,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与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國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与“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國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与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道德内容与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认识。中國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國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國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國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好像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國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國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國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 11].

  六

  中國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階級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國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階級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諧统一。统治階級看重“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國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階級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如果市场经济缺少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与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國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國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國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國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Email:dingyan2020@ 163. com)

  [ 个人简介]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先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过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研究,出版过个人专著。现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原发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

  《人大复印资料〈理论学〉》2003年12月全文转载

  参考文献:

  [ I] 董仲舒. 春秋繁露[ MJ.

  [ 2] 论语·八千宵[ M].

  [ 3]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古希腊罗马哲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5] 史怀泽. 敬畏生命[ MJ.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6]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MJ.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 范伯格. 自由、权利和社会[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8] 潘恩. 潘恩选集[ MJ.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9]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J.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 孔子. 论语·宪问[ MJ.

  [ 11] 夏伟东. 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道德素质[ 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作者:丁言

中国人为啥崇拜萨达姆?

星期日, 02月 26th, 2006

  看到一条萨达姆的新闻,随口骂了一句,立刻遭众人反驳。

  看了两眼网上有关萨达姆的新闻:有什么萨达姆是“真男人”、萨达姆女儿称父亲在法庭上的表现就像“雄狮”等等。萨达姆俨然成了一个伟大英雄的光辉形象啊。

  我这才发现,原来,很多中國人喜欢萨达姆,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

  萨达姆到底是谁

  您说,这萨达姆的形象那么光辉,为什么会有人推倒他的那塑像?为什么他倒台后,有人上街欢呼?为什么有人在法庭上哭诉?

  萨达姆是什么人?他杀人无数,横征暴敛。他利用政权压制什叶派,残酷鎮壓叛乱,并对试图暗杀他的什叶派民众进行疯狂的屠殺。

  有报道指出,执政23年期间,萨达姆屠殺了6. 1万巴格达居民,活埋了30万百姓。仅1987年到1988年间,萨达姆就下令屠殺了18. 2万库尔德人。

  当然这些数字未必准确,因为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立场。那么他们在宣传一个人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对这个人以及他的事情进行完全客观的评价。但,我想这些数字也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事情应该是存在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中國,却有很多人崇拜他。在听到对其不利的言论时,立刻跳起。

  在网上,甚至有人搞支持萨达姆网友大签名。

  有人说他是英雄,是民族主义者。也许萨达姆可以算是个民族主义者。他高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伊拉克遭到侵略时,因为政权太腐败,老萨基本上无法知道战况。没人跟他说实话。后来他跑了。后来他被抓。后来他被人偷拍。后来他一次次接受特别法庭审讯。

  一个有民族气焰的人,会跑吗?会束手就擒吗?会在监狱里苟延残喘吗?会一次次出庭接受一个所谓的“特别”法庭的审讯吗?(无论是萨达姆宣称是否是自愿,出庭本身就是俯首)

  别因为烦美国,就喜欢萨达姆

  我想有很多中國人是因为对美国有反感才会喜欢萨达姆,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

  但,如果您知道更多一些萨达姆的过去的话,您恐怕就不会那么崇拜他了。

  两伊战争时期的萨达姆

  1980年伊拉克对伊朗发动战争,造成100多万人死亡。据说,从伊朗开始抵抗起,伊拉克就想结束战争,但美国不同意。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亲自给萨达姆打电话,要求其“继续干下去”,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还批准了大量对伊拉克援助。

  入侵科威特时期的萨达姆

  萨达姆曾透露,他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征求过“美国老板”的意见。美国副总统切尼是当时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和当时的美国驻伊大使都告诉萨达姆,占领科威特没有问题。后来,萨达姆才发现上了美国人的当。(以上两段资料摘自《环球时报》2003年12月31日第16版作者谭竹洁)

  您看看,萨达姆跟美国其实很暧昧。不用问,后来就是因为利益这个东西闹翻了。(今天的伊朗核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个利益问题。)

  棋眼看天下,没什么好东西

  就像我这个个人博客里的栏目名称,棋眼看天下。咱中國人很有正义感,这是好事。但我觉得咱没必要说特动感情的看人家国家那些滥事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那些滥事。人家自己国家老百姓都不当回事。您劳那神干嘛啊?

  外国人不像咱中國人那么讲义气,人家资本化程度高的很。国际关系中的很多事,无非就是个以实力说话解决利益问题的过程。你侵犯我的利益,你乖乖听话,咱们就好说;给我惹急了,我就得办你。

  我们同情弱者,伊拉克人民遭受的战争痛苦是十分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同情不能转化为对伊拉克腐朽政权的维护,不能转化为对伊拉克獨裁者的赞颂。对待萨达姆,我们没有理由去崇拜,更没有理由为他去辩护什么。

  多说一句:人家在那抢食吃,我们既然吃不到,也就不要猜它是什么味了。

  作者:常黎明

日本热衷亚元的原因

星期日, 02月 26th, 2006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关世雄就提出了亚洲共同货币的概念,而这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近年又创作了《亚洲货币一体化研究:日元区发展趋势》一书,探讨了日元是否会替代美元成为东亚主导货币的问题。日本一直梦想成为亚洲货币金融市场的主导。日本大藏省(现改称财务省)1984年就设立了“日元国际化推进委员会”,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但一直进展不大。2005年开始后日本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促进亚元形成,先是提议中、日、韩三国联合币制。后又由日本人,亚行行长的特别顾问河合正弘推出一个由一篮子亚洲货币组成的概念性的货币单位,货币“篮子”包括东盟10国和中國、日本及韩国。东盟10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日元本来就是强劲的国际流通货币了,为什么他们现在那么的热衷于什么“亚洲货币单位”甚至是“亚元”?这里面确实有不小的玄机。

  大家知道日本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现在的日本在经济上强大而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极为低下,全部的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限制。因此从客观行来讲美国是日本身上的大山,不掀翻美国这座大山,日本人是不能翻身的。另外日本人又是极为深谋远虑的,他们以前为了侵占中國从丰臣秀吉起就积蓄力量作好计划等待机会,在三百年后才开始行动。日本对美国也一样,一直让美国人认为他们很听话,可是他们现在发现机会了,知道美国现在经济上有问题,资不抵债了。从04年底开始美国在财政上就显示捉襟见肘的疲态,为了维续经济正常的运转,美国不惜作出政治让步来达成让日本和中國不抛售美元资产的默契。而日本也就看到了打倒美国摆脱压制的机会,希望抓住机会让美国像俄罗斯一样由于经济危机而衰落。

  美国赤字连连,由于欧元竞争的出现使得流入美国资金减少,美国面临资金断链即将断裂的窘境。而日本热衷于亚元的活动乃是针对美国的弱点进行的。大家知道亚洲国家持有最多的美元外汇,这些外汇的作用就是用来防备风险和支付贸易费用的。亚元的出现可以让亚洲国家间的贸易不用美元结算,因此行众多的亚洲国家就可以大量的减少美元外汇的持有率。而现在的美国正在为正常的费用维持发愁,冷不丁的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要抛售,美国一下子是难以承受的,情形就会像98年俄罗斯面临金融风暴一样。在这样的突发因素影响下,原来就艰难的美国资金供应链条就要断裂,激烈的的连锁反应会导致美国发生巨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一旦发生,美国将无力他顾。日本也就可以推翻美国这座大山的压迫了。日本之所以没有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是因为公开反对美国没有力量,而间接的通过亚洲货币的构成就能很好的达到打击美国的目的。

  除了可以达到打击美国的主要目的外,日本还可以利用资产规模的巨大、发达的金融系统来主导整个亚元的操作,由此而达到主导亚洲的目的;还可以通过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融合来稀释他们的经济泡沫;也可以利用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占领亚洲各国的市场。总之日本突然加速推动亚元的进展是有原因的。

  在观察最近日本人擅自作出要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还有不顾美国的阻止而与伊朗合作进行石油开发这样的事件,我们更能够明白日本人开始对美国不耐烦了。他们知道现在的美国经济陷入窘景,没有力量解决其他的事物。因此计划通过推行亚元来打击美元使得美国彻底崩溃,这就是日本人热衷亚元的目的。

  作者:辛一山

从世界变迁看中国何以能富

星期日, 02月 26th, 2006

  回顾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变迁的历史,我们清楚看到,尽管中國并没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可这种秩序对中國近25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在行为上能与其合拍。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繁华世界背后到底有什么?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今天的世界?

  这些问题可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说,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國崛起,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國近代史上不仅有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尝试过,但那两次除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故事打基础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些时候制度腐败,政府無能等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这些我们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國这25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每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

  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和国民政府时代的改革开放没成功,最近25年的却恰恰成功了,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國社会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过纹革根本性破坏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或今天的国人比历史人物更能了?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仰融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后,他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与其妻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作任何评论。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50年前,则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跟以前比,今天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世界近代史的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以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晚清时期:武力定乾坤的世界

  鸦片战争前后,中國停止了明清持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劳动力便宜的国情将中國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何况那时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甚远。

  首先是运输和通信困难。火车运输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英、美等早期工业国如此,中國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建了部分铁路,有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1903年时才有。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转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中國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早期明朝的中國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当时的中國已有海运,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还是有限的。

  比如1500- 1600年从欧洲发往中國、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 7次。1600- 1700年共有3161船次,年均31. 61船次;1701- 1800年间共有6661船次,年均66. 61次。加上当时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8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即到1800年为止,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左右。1500- 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及金银等贵重自然物。

  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约束了各国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和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没有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有股市,但股票投资都不成气候,因此那时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该公司的贸易船就有重兵压阵。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东印度公司一度拥有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它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公司海运护航,甚至帮助其强行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外,国家军队也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獨立,这些新獨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家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家的政府或公司时,上述任何一种坏债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的借贷、投资、贸易则无法进行。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之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是使用武力。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军事强国都把“武力执行合约、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侵占其海外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它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八千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数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止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是想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此后,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

  从1820年到1914年间,英国在拉美共动武40多次,其中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英国派军队于1868年攻打乌拉圭,于1891年进攻智利等。在亚洲,同样是以保护其产权利益为由,英国分别于1840至1842年、1856至1858年攻打中國(鸦片战争)。

  当国际游戏规则是以武力强弱而定的时候,那种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因而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发展经济,抛开技术局限性不谈,首先那时中國就没有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國难以发展经济实力,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惟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中,每个国家都与外贸息息相关。

  关键的转变:法治世界来临

  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讨债向委内瑞拉发动联合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享受优先债权,即谁动武,谁就应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

  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轰动。当时阿根廷外交部长LuisDrago随即从法律角度写了一篇长文反驳,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Drago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个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自卫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

  律师出身的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令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收,而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广泛认同。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际惯例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增加在逐步形成,但国际法在那之前从来没正式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上第一个以研究国际法为宗旨的学会,直到1873年才在比利时成立。美国第一个国际法学会则成立于1906年(TheAmericanSocietyforInternationalLaw),在此之前美国大学法学院里没人开设过专门的国际法课程。可以说,在以武力当道的世界里,国与国间的法律框架不太容易形成,也不太会被当一回事。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中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的。但到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

  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与会各国代表以律师出身的占多数。美国代表团9人中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它参会国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正因为此,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去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须寻求并最终接收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结束了持续几百年“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权利”的国际惯例。

  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共同的职业训练使其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令其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獨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非付诸武力。相比之下,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其它19世纪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因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所以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

  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秩序靠“法治”而非“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國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國的法律教育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已拥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还是以理工科或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WTO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律师出身的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中國的工程师型官员们怎么能够与之在共同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何在中國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

  国民政府时期:改革仍然生不逢时

  民国政府于1911年成立,那时正好是1907年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中國正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当时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另一方面是不久之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就停止了,却从根本上打破了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

  当然,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割据,稳定国内局势。因此,北洋政府期间无法顾及发展经济。1927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平息军阀混战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

  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國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它国家也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1930年美国及西欧等地都爆发了世界经济大危机,30年代美国失业率高达25% ,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大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在30年代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时,英国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关税平均为13% ,法国约为20%.但到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升至50% ,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关税都升到75% 与80% 之间,法国的升到97% ,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31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最黑暗的时期。

  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果,因为到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8年抗战加上随后的内战,使经济发展又重新回到第二位。

  成立国际组织:国贸秩序进一步完善

  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一战爆发,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一战一开始,中國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1917年中國对德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國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1936至1938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降低利率。图2给出中國当时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基本都在5% ,这种利率在今天看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和被拖欠的风险。等到1939年二战时,国民政府即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國北方铁路债,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 ,但这只债券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 1942年间被一笔勾销。

  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年拒付欠英国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年拒付法国债务。印度在1947年獨立时也取消一些外债。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发展中國家,也在不同时期拖欠过债务。但这段时间,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不还债而遭到武力打击。债务违约国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买外债,跨国直接投资也会受负面影响。

  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毕竟这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国,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仍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

  因此,成立更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家主权和投资者产权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一次努力是1919年成立“多国联盟”(TheLeagueofNations),但由于该组织并没能阻止二战的发生,因此其可信度一落千丈,二战期间停止运作。1944年,美、英、苏和中國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國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姿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性的“政府”。

  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前者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度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权益。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上半年一系列韩国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出现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或被变成殖民地)。但IMF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韩国没有被武力进攻,且IMF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IMF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IMF说服这些国际银行将6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它要求韩国必须做出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在侵犯韩国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接收的。其实在16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候,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对主权就意味另一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

  世界银行的主要作用是援助发展中國家,特别是对于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投资。发展中國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且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些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得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会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國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表声音的场所,因为二战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而联合国里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一票保证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则另当别论)。

  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上世纪40- 60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国家都相继獨立(斯里兰卡、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比如,在1945至1961年间,有12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但在1961至1973年间,美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次。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六、七十年代是跨国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海外产权被发展中國家广泛没收、侵占的时期,这是放弃武力保护海外产权之后,对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秩序的最大一次挑战。

  如何保护一国公民或公司的海外财产?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智利在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列举。

  以美国为例,除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被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

  这两条原则或许也会是仰融案的焦点。

  当代改革开放:世界有情偏顾我

  关于世界经济秩序、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和WTO(及其前身GATT)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到1978年中國改革开放时,过去200年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國面对的外贸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國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能吸收多少。过去25年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功劳,但回想起来,中國在这些年里似乎惟一要做的就是把国门打开:开得越多,世界经济即让中國经济增长更多。

  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背景重新放到19世纪所处的世界秩序中,则我们是否也能看到这么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时中國没有强大的军队为外贸服务;也没有飞机运输和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的跨国公司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佣许多律师。这就是当今世界,它使外贸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里中國才会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地出成果,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國就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的建设。鸦片战争后,中國只能被动地接收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只有到了二战期间,中國作为反日、德、意的盟国,被美、英、苏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世界秩序。但1949-1978年,我们又关起国门,不再以建设性的身份参与世界秩序的建立,也不主动接收世界规则。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看到,尽管中國并没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以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可这种秩序对中國近25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在行为上能与其合拍。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华投资,也可通过在纽约、在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國公司股票。同样地,海尔等企业可以在美国投资设厂,将来随着QDII的实行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國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海外公司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

  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國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更把中國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19世纪的世界。

  作者:陈志武

让太阳放出灿烂的光芒

星期日, 02月 26th, 2006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澤東

  2005年年初,社会各界发起了帮助贫困大学生回家过年的社会公益活动,隆冬里贫困大学生们感受到了一股股暖流。

  可是,2006年寒假前,贫困大学生却感到冬天格外的冷,不仅得不到关怀,反而是风刀霜剑严相逼。

  正当新年的气息在大学校园中渐浓,大学生们开始各种各样的考试、准备回家过年之际,媒体传来银行状告中國石油大学23名欠贷大学毕业生的消息:由于未按合同约定归还来自银行的助学贷款,中國石油大学北京校区的23名本科毕业生被中國建设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告上了法庭。银行要求解除双方借款合同,要求学生归还所借款项的本金和利息,并停止了对石油大学发放国家助学贷款。这23名被起诉的毕业生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他们大部分家在农村。

  在兰州理工大学,少数学生因没有按照校方规定的日期交上“学费”,学校通知他们办理停学手续,由此丧失了考试、注册的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把已学过的课程在下一年重新复读。否则将给予“退学警告”。校方解释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要他们外出打工,尽快将所欠学费补交。

  据悉,近年来各地高校针对学生欠费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不准考试、不给学生注册和毕业证、毕业生个人资料不上网、缓交需交纳滞纳金,甚至诉诸法院,更有人要为贫困大学生建立诚信档案,让他们在社会上无法抬头做人。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一名贫困生因欠学校900元学费竟被赶出了考场,而他所考的10门学科都被以“零分处理”。

  尽管市场经济使现在的中國社会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冷漠,但是,我们对此还是想问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的大学收费到底合理不合理?有关部门与领导知道不知道贫困大学生的艰难?我们究竟该为祖国未来的希望——学生们做点什么?

  高昂的学费已经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

  据统计,1989年大学学费是200元,占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1376元人民币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 左右。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这比例已经算很高,但还承受得起。十二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到1万不等,涨幅为25倍到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是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长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 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近些年,大学费用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 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 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中國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1998- 2002年我国高校学杂费5年增长5. 34倍!

  从各高校的收费情况看,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

  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國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如今,为子女储蓄上学费用已经成为很多家长从结婚之初就开始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可怜天下父母心!

  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本科生大幅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连年高速增长。1998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7. 2万人,到2005年,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已达31. 6万人,而报考2005年硕士研究生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22. 7万人,增幅为24. 1%.考研热“高烧”不退,带动了“考研经济”的发展。据教育界人士估算,目前每名考生的考研费用平均不低于2500元。2000年全国考研消费约10亿元,2003年就超过20亿元,而2004年已增至约30亿元。

  从世界来看,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致是有个谱的,比如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一般在20%左右,中國人均年收入是1000美元(8千多元人民币),大学生每年所要交纳的学费应该是在2000人民币以下。以人均GDP算,中國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 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 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日本的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同时还应该看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一千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仅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更何况我们现在9亿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这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國现阶段大学生支出是世界最高日本的3倍以上,英、美国家的5―11倍!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步天下”的气魄。收费的“大跃进”使教育成为中國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大学的收费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世界第一!大学学费飞涨的速度不仅离了中國国情的谱,而且还离了世界各国的谱。何止是与世界接轨,简直是“超高速”了!

  奇怪的是,一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大学收费,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新华社记者最近采访了大量教育界人士,试图探究大学收费的标准,却发现这是一团乱麻——典型的乱收费!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教辅等大量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会令人吃惊!目前高校领导腐败案发案部位相对集中,许多人都是在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过程中犯案,这些领域已成为高校领导腐败的三大“病灶”。

  《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2003年这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27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的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554万元,共计8. 68亿元。

  最近,国家发改委通报了西安美术学院等8所大、中学校乱收费二千多万元的案例,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关注:教育乱收费何时休?为何久制不止?结果引起网友举报无数。

  还有近些年名目繁多、民怨沸腾的择校费、赞助费,动辄三五万,对于占中國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平民和农民来说,那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差距很大,许多人为了子女能上好一点的学校,被迫东拼西凑,勒紧裤带,奉献上沾满血汗的“择校费”,虽然心里跳脚骂,脸上还得陪着笑,甚至还得烦人托关系走后门,获得送钱的机会或权利。去年暑期宁夏一名13岁的小学女毕业生秀秀(化名),为帮父母省10万元择校费,在家服毒身亡夭折,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惋惜。

  据调查,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而在北京,有64%的居民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33%认为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坦承: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那么,许许多多的普通职工与下岗职工呢,广大的农民子弟呢,那些不只一个孩子的家庭怎么办?

  教育理论专家戚业国和辛海德两位先生明确指出:“在人均GDP低的国家,学费所占的比例不应该太高!”

  汪丁丁教授认为,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

  总之,完全可以说,大学收费的飞涨完全脱离了中國的国情,完全脱离了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完全背离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完全有害于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

  目前很多家庭供养不起一名大学生——这就是问题所在!教育被称为当代压榨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农民无法承受,城市居民也叫苦连天。人们频频发问,高校的学费难道非得那么高吗?

  高昂的学费对学生们造成严重危害

  2005年新学期开学之际,一名家境贫困的黑龙江女大学新生,在赶往学校报到的两天两夜里,为节省学费,仅吃了两块从家里带来的干馍,最终昏倒在南下的列车上。

  郑清明是中國四川省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6月4日的上午,离高考还差三天,郑清明又被他的老师张旭渡严厉训斥了:必须马上付清六百多元学费,否则不能参加高考。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脸上的羞愧渐渐变成了愤怒。“我没有钱。”郑清明吐字缓慢。但是老师不放过他,不交钱就不给准考证。几小时之后,18岁的郑清明朝一条铁轨走去,向着迎面而来的火车头走去……郑的上衣和一支被碾断的手臂落在路旁。人们从口袋里找到他的身份证,而他的身躯在三十英尺之外。逼他走上绝路的竟是区区600多元人民币(仅合80美元)。

  郑清明的死令人震惊,但成千上万的中國农家孩子,今天还在面临类似郑清明一样的命运。

  在许多地方有不少城乡居民家庭“因教致贫”。孩子上学就象赌博,为供养一个大学生,贫穷的农民们四处借债,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那笔债务将让他们一生都难以偿还。由于贫困,不少贫困大学生只好选择在外打工甚至身兼数职来“拯救”自己。武汉一名贫困大学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5份工最终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其中的一则留言这样写到:“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家长们找的工作也很不好,我真怕,我也会垮掉!”

  考上大学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面对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穷孩子和家长们却乐不起来,学费高如山,大学通知成了催命单。每年都接连出现贫困生弃学打工、家长自杀的悲剧。一旦维持其基本生存的生活压力超过了生命承受力,人间的悲剧往往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和发生。

  兰州一个贫困大学生的家书这样写道:真想不再读这大学了。爸爸,您现在在外面,一个人,这么大的年纪。我当然知道一个人离家在外的诸多困难与不易,何况是您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能跟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比呢?!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不是为了我未完成的学业,您又怎用得着去吃那么重的苦受那么大的累呢?!有时候,我很想退学不读了,想离开这花费巨大的生活,去赚钱养活您和我自己。

  2005年3月11日,中國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共同在暨大举办了一个“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会上专家们指出,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的农民家庭接到通知书后马上想到的是卖田、卖房和卖牛。考虑到过去十余年来中國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和四千万“三无农民”,那么,我们便立即知道这种飞涨的可怕后果——现在读大学已经成为压在中國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和看病”—中的一座“大山”,已经成为普通公民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

  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最突出的“政绩”,就是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群体与毕业即失业的残酷现实。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在5%—10%,人数大概在160万。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2005年全省的贫困大学生已经突破10万人。高额学费使得如今的大学里贫困阶层急剧增多,他们的生存实在让人担忧。我国大学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家长揪心、学生忧心与社会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不少贫困生靠在食堂捡剩饭、打工勉强度日,甚至出现了许多被大学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从而自杀的悲剧。

  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成为三、四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

  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普通学生家长全力支撑——这在中國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做父母的自己也要吃饭活命呀。因此,学费暴涨后,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就难以承担了。加上高中也实行收费制度,稍微好点的高中,学费和大学一般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孩子进了高中,又顺利考上大学的话,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将处于负债状态。而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家庭情况则更糟。

  根据部分银行的还贷期限,学生毕业后就要开始还贷了,而对于目前刚走出校门并且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大学生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5年毕业数达到338万人,2006年高校毕业生超过410万,这还不包括几百万“三校生”、近年未就业者。最近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研究生招聘会,又传来研究生就业难的消息,高级人才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经济上的窘迫可想而知,还贷谈何容易!

  2005年7、8月间,中國扶贫基金会从社会各界招募的36名志愿者,组成12支分队,奔赴12个县市,对优秀特困高考生家庭进行入户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结果:许多数字令人震撼,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高昂的学费已经并正在对学生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且这种深深的伤害是全面而长远的,既影响他们的现在,又影响他们的将来……

  一、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

  调研表明,贫困生绝大多数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其生活状况远远低于学校所在地的最低生活水平。吃饭穿衣问题都甚为严重,一天只吃两顿饭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在贫困生中很普遍。有些学生每天吃饭就是打点饭,用学校的免费汤泡着吃,身体不舒服也不去医院。《中國妇女报》刊登的调查文章“每天一元多的伙食费怎样过?”介绍了大学生小裴一天的食谱:早晨—馒头、咸菜;中午—馒头(或米饭)加几毛钱的素菜;晚上:咸菜、稀粥。超支了干脆一天只吃两顿饭。男孩子运动量大,馒头、青菜提供的那点儿热量显然不够消耗。上体育课或是晨练因低血糖发生短暂晕厥的事时有发生。

  贫困生的生活常常被描述为“五个馒头过一天,一星期买一次菜,军训服装穿四年”,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疲惫憔悴,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中國扶贫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特困女大学生的月生活费在100元以下,实在难以想象!

  成都高校一位辅导员表示,她的班上就有七八位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每到吃饭时,总不情愿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同学一块就餐,常常单独一人随便买些饭菜对付了事,有的甚至省到长期不敢吃肉。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所带来的影响,已深深在大学生身上显现出来。

  近年来,媒体不断传出贫困大学生在食堂捡剩饭吃的消息,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家境困窘的女大学生,经常到学校食堂拣别人吃剩的馒头,而且一捡就是近两年。她来自农村,她的餐卡消费明细表表明,2004年,她才花了8、35元。在南京也发现同样的事情,结果引起网站众多的跟帖,社会舆论哗然。这只是被发现的个别事例,其实这种现象每所高校都有,为数不少的捡剩饭的贫困大学生往往被忽视。

  来自大学校园的调查不时撞击着人们的心灵:贫困生都是勤奋而富有才华的,但因为贫困,他们在发奋学习的同时必须忍受生计的煎熬。他们有的连每天在食堂吃素也要精打细算,由于缺少冬衣,我们时常见到他们在寒风中发抖的身影。

  二、严重影响了贫困生正常的学业——

  贫困生们在生活上大多比较拮据,不得不时刻限制着自己生活上各个方面的花费,时常陷入窘境,乃至连学习用品都难以保证。学习上,该买、该用的书籍、资料无法及时买到,在学习上处于被动局面,等级考试因无钱报考而无法拿到大学期间应该拿到的登记资格证书。事实上,因贫困而导致的生活困难已经不是贫困生的主要困扰。现在上学,尤其要学有所成,已经不仅仅是只需生活费那么简单,由于学习的需要,平时需要购买的书籍资料等已成为一项不小的开支。

  贫困女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45. 6%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困难,只能靠勤工助学勉强维持;有42. 2%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紧张,手中的钱必须用心计划,才能维持生活;还有高达6. 6%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特别困难,已经无法维持,不能继续上学。84. 7% 的贫困女大学生承受着家庭经济困难的压力;60. 2% 的承受着学费书费上升的压力;48. 5% 的承受着生活费上升的压力;42. 0% 的承受着学习紧张的压力;还有28. 1%的承受着考试不理想的压力和怕与同学谈论钱方面事情的压力。

  相当一部分贫困生在缺乏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和身心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学业上感到困难和吃力,他们或者因四处奔波打工学习时间不能保障,或者因身心压力和生活困顿而学习时精神不能集中,由此学业受损而影响其长远发展,从而成为高校中的“多困生”。

  三、贫困使大学生产生心理障碍乃至走向犯罪——

  贫困大学生承受着比一般大学生更大的身心压力。他们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千方百计找机会去打工,同时拼命学习,以期再得到较高层次的奖学金。打工跟学习争时间,争精力,很多贫困大学生因此身心俱疲,久而久之,人格发生变化,甚至出现精神病症状。

  一份首都高校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有60%的贫困生因贫困而感到羞愧难当;22. 5%的贫困生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不可抑制地抗拒师生善意的同情;42. 2%的贫困生不愿在因特网或其他媒体上公开求助,不愿意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生活相当封闭;40%的贫困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受到打击;近20%的贫困生由于贫困而对社会持极端的观点,影响了心理健康。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还承受着来自同辈群体的压力。家庭富裕的同学出手大方,交游广泛,而贫困的大学生生活拮据,既要学习,又要为生计奔波,没有经济实力和精力进行更多人际交往,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于是,贫困学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防卫反应,出现敌对态度和强迫症状。人际交往发生极大分歧,学生间代沟相当大(“贫学生”与“富学生”两大群体)。在就业考研上也缺乏紧急经济支持,压力比较大,有心无力,应该有的等级证书无法及时拿到,有些因无法交纳学费而不能按时拿到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因而对学校、社会抱有一定的不满情绪,对一些不平等的待遇更是万般的无奈和气愤。

  同时,贫困生也由于“寒酸”而备受歧视、奚落和嘲笑。因经济上的重负,导致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由此他们容易产生自卑、抑郁、焦虑、孤僻等心理问题,部分学生因此成为经济、身心“双困生”。

  贫困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使他们比其他大学生面临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从而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我国当前社会文化环境的重大变迁和震荡所带来的多种价值观的冲突及就业压力等,使得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和所诱发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把心理问题看做是贫困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贫困给贫困生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贫困生最大的问题是内心感觉社会不公,这是一种深层次的问题。这进一步引发了他们对社会及当前改革的态度看法、社会适应等一系列问题。一项研究表明:近20% 的贫困生因为贫困和贫富悬殊巨大,而对社会持悲观、否定甚至极端的观点。

  这些问题进一步带来他们在教育和文化上的贫困,贫困生进入高校后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能否融入“现代文明”,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贫困生往往无法养成城市的“生活习惯”,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因为文化资本的差异,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学生,要想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现代社会,要付出比城市孩子10倍、甚至更多的努力。这使一些贫困生常常感到迷茫和困惑,甚至产生心理疾病。

  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撼:73. 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64. 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52. 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如此的心理暗流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涌动却无宣泄之处。

  调查发现,为什么同样是大学生,1980年代也不乏贫困者,但为什么他们能坦然面对,并引之为向上的动力,而今天的贫困生却产生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呢?就业难使他们感到前途未卜,苦海无涯。呈现在八十年代大学生面前的是一幅社会各界对大学生的旺盛需求和礼遇对待的美好画面,因此他们对前途充满信心,因而贫困也就能坦然面对了。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教育改革的风暴无可避免地波及到大学生身上,自费上学,双向选择,这对于贫困大学生无疑是雪上加霜,经济问题是大学生活的主要矛盾,毕业之后的贫困依然未有穷期,正是这种悲观没落的消极心态,严重降低了大学生的心理忍耐力。

  引发越来越多的家庭和社会问题。目前,绝大多数贫困生家庭为子女筹措高额学费而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负债累累,使整个家庭的生活更趋艰难,难以为继,家长为此忧心忡忡,不少家长因而难以安心工作和生产。近年来,已有不少家长由于为子女筹措学费无门而卖血,疾病久拖不治而成重症的事例,也有甚至为此出现自杀的惨剧。

  致公黨北京市委对北京市某法院审理的100个大学生犯罪案例的调研结果显示:贫困大学生犯罪率较高,且大学生犯罪者多数是法盲。从在校大学生犯罪统计结果看,家庭贫困的学生占有一定的比例。据了解,贫困使一些大学生失去心理平衡,力图以违法手段摆脱困境。毕业以后还贷及就业压力,使得这些贫困大学生始终轻松不起来,从而导致犯罪与消沉、自暴自弃乃至堕落,南京、成都、武汉等地不断传出女大学生卖淫的消息(有的做起了三陪或二奶,成为暴发户们的玩物),确实是当代中國的悲哀。

  四、高昂学费造成教育不公平,使贫困学生长远发展严重受损——

  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显示,由于上不起学,全国中、小学生辍学每年200多万。上大学本来是个改变自己和家庭的机会,如今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不明朗的就业前景,高得吓人的学费,由于缺钱导致自己的竞争力明显不如有钱有关系的同学,长此下去实在是让人们对大学的前途产生疑惑,学生及家长们不禁要问:交了那么多钱,我们得到了什么?

  由于经济困难,贫困生的发展无疑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对于青年人来说,与他人交往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本来说是一个群体生活的地方,如果不被群体接受,就生就会有很强的失落感,而且,如果没有可靠的人际关系,对将来的发展以及就业都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于是,人际交往就越发显得重要。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有很多的集体活动不能参加,这对同学之间的交流会存在一定的影响。

  教育乱收费、高收费,引起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那就是:将大批平民子弟拒之学校大门之外,造成教育严重的不公平。受教育权是人權的基本内涵。一个和諧民主社会,起点就是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首先是受教育权机会平等。失去受教育权,将会造成深远的、长久的社会不平等不安宁。而高等教育高收费,必然导致教育贵族化,于是高等教育蜕变为一场富人瓜分人类文化的盛宴。大量低收入的穷人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势必造成排斥人类智慧的悲剧。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穷人被高等教育边缘化,无论如何讲,都是人类文明社会的耻辱。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愈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黨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 5:17. 8:12. 8:9. 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4:31. 7:22. 6:17.4。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 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 9倍和31. 7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黨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 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 5% 下降到1999年的16. 3% ,清华从1998年的20. 7% 下降到2000年的17. 6%.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57. 3% ,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25. 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 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中國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国家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生源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70% ,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 左右了。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了富家子弟的乐园。这些从小不知民间疾苦的学生,将来当了官,政府机构都由这样的人把持,他们制订的政策恐怕会更加脱离社会现实。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和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都呈现一种金字塔状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层次越高,不平等也越严重。而在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國9亿多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1990- 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 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个高出100人。

  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们来说,这是兼具可靠性和简洁性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一途径的存在,社会各阶层才有了融合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一途径给予了穷人晋身的希望,社会才能在相对的不平之中得以稳定。所以,这句话及其包含的信念可谓是“治世良方”。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目前,这一“良方”本身却有了“失效”的危险,“知识改变命运”的实践过程,已经人为的被制造出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大学的学费问题。虚高的、超出大多数人们承受能力的大学学费,已经在通过阻碍一些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方式,破坏着基本的社会公平。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而今天中國教育的不公平,扩大了贫富差距,使贫者更贫,富者更富,一个断裂社会即将出现。

  为了祖国的未来,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宪法规定,公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是有钱就上,没钱就甭上!公立学校作为一项准公共资源,纳税人有公平享用的权利,它不应也不能成为某些集体或个人赢利的工具。

  贫穷不是学生们的错,交不起高昂学费同样不是大学生们的错,而是要问一问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教育部门。关于校方对贫困生采取的非人道错误做法,网上调查显示,网友们大多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我国财政收入现在已突破三万亿,公款吃喝消费每年几千亿,小车花消每年也是几千亿,挥霍浪费的不计其数。过去几千亿的银行不良贷款追究了几个人?损失大钱都不吭声,损失了一点小钱(也不见得这些学生以后不会还)就大喊大叫、闹上公堂,不就是要找理由停止贷款吗?贫困生是弱势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因为上学缺乏资金,才向银行贷款。对于弱者,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同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校停止学生考试的办法,影响了很多人正常学业的完成,对大四学生,还直接影响他们毕业、就业。贫困大学生承受着贫困与学业的双重压力,身心疲惫,在就业方面同样处于劣势。禁考、不发毕业证的做法,无疑是把贫困生往绝路上逼,是把贫穷作为罪恶来惩罚,是错误的、非人道的。与中央构建和諧社会、以人为本的要求是不符的,在制造着社会的不和諧、不稳定,也是我们社會主義国家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人才,人才的关键在教育,要科教兴国,贫困大学生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可今天中國的教育怎会是这种状况呢?

  贫寒子弟通过求学改变命运,是中國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一个千年传统。无数寒门子弟,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奋力求学求知,不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善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口素质,而且很多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些人才的挖掘和拯救,将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作为政府和社会来说,应该千方百计创造各种必要条件,努力保障贫困生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为他们珍爱生命多给点关爱和救助支撑。

  当前,我国贫困生状况不仅严重影响着贫困生个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和发展,制约着我国教育的整体质量,更关系着我国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至关重要。对此,教育是关键。而资助贫困生,通过全面、高层次提升其素质,使其获得知识、增强能力,不仅有利其长远发展,而且有利于帮助贫困地区老百姓从根本上脱贫致富。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造血”式的社会扶贫工程,许多受助的贫困大学生和“希望工程”多年实施的结果均表明,通过扶助一个贫困生的就学与成才,常常带动了一个贫困家庭、家族,甚至带动所在乡、村、地区的发展,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是巨大的。由此可见,对高校贫困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决不仅是一个贫困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而且直接关系着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与社会发展。

  必须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解决贫困生问题的重要意义。当前中國提出建立和諧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促进学生群体与整个社会的融合和諧。这就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措施,帮助大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的全面和諧发展创造条件。

  学生作为思维最为敏锐并且最少保守的青年群体,他们在这个深刻变化的形势中,承受的学业、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比过去都增加了,极易出现发展不和諧的情况。另外,贫困大学生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明显增多,这背后也暴露了整个社会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等问题,矛盾日益突出。和諧社会应该是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都能够得到妥善协调的社会。同时,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是建设和諧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必须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諧发展。

  一、尽快端正办学思想,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国家举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们都有学上,接受良好的教育,为国家的发展与建设培养人才。而这些年教育部门的做法,与教育的本义、精神却渐行渐远!对于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发展大于改革,单纯财政视角”,结果导致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相当多的公立学校都已成为赢利创收的工具——一直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教授评价说。

  本来作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大学扩招、提高学费的权宜之计,却一发不可收,愈演愈烈!教育产业化仿佛成了潘多拉匣子,一打开,释放出了不可救药的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腐败,中学、大学纷纷变着法子收起了赞助费、择校费、辅导费、降分费……教育产业化变成了高收费、乱收费的遮羞伞。这种不思创业、只想捞现钱的习气,不但鼓励大学盲目扩招,而且卖文凭的风气也在全国蔓延开来,严重败坏了教育的道德,使得教育日益腐败。教育产业化化掉了教育的精神,化掉了贫者的希望,化掉了社会公正,制造出一幕幕苦难与悲剧!

  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教育产业化,增加了求知学习的成本,增加了本不富裕的中國公民的负担——特别是农民学生的负担,可是否加大了高校的教学质量,是否提高了教学水平,是否增加了国家教育的整体水平?还是花费在政绩上、贪污上、公饱私囊上呢?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你是否相信,但眼见为实,高校的高楼越来越多,先生们的薪水越来越高,管理者的腰包越来越鼓,学生们越来越浮躁和失望。

  “学校不能再成为使人类休戚相关的脆弱联系化为乌有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的一个简单组成部分。”(罗伯托·卡内罗)

  教育问题事关国运民生。中國教育问题积弊已深,社会反映强烈。

  面对几百万贫困大学生求学路上的艰难,每年几百万中、小学生因贫穷而中途辍学,教育部门哪怕有一点良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会立即纠正目前的错误做法,而不会昧着良心、心安理得甚至变本加厉地榨取民众的血汗钱,贻误我们的下一代。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让上学不再成为贫穷与苦难!

  二、政府应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國经济增长的速度,举世瞩目,但教育投入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令世人不解。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国家教育投入则应占GDP的4%.2003年,中國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但教育投入还仅仅占GDP的3. 41% ,连发展中國家的平均数都不到。无疑,教育投入大大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是学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扭转这种局面,的确刻不容缓了。从根本上来说,公民纳税形成的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养育并支撑着教育,那末教育本应为公共產品。而将公共產品商品化甚至资本化,这无异于将公共权力商品化、资本化,因而,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腐败,即教育腐败。在教育腐败的氛围中,教育不再是对每个受教育者的“扶持之手”,而变成对受教育者的“掠夺之手”。于是,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办大学的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三、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学费标准,杜绝乱收费

  一边是贫困群体,一边是高额学费,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只有政府以及管辖下的学校。不错,政府近年来的确也在努力,如设置奖学金、减免学费、启动助学贷款等,但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并没有触动高额学费这一人见人怕的“杀手”。毫无疑问,只有降低不合理的学费,再辅之以上述措施,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和规范教育收费。涉及九亿农民的农业税负担能去掉,而关系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宝贵人才——学生们的学费,为什么迟迟不能降下来?为什么错误还在延续,继续制造着苦难与悲剧?大学收费既然不合理,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意见纷纷,为什么迟迟不愿纠正,反而趾高气扬,步步紧逼呢?有的部门、有些领导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贫困生的概念,搞一个大项目,几十亿、几百亿元都出去了,有的决策失误、管理混乱、中饱私囊、交了“学费”,而遇到困难学生,这个、那个理由就来了,没法解决了。

  “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均存在问题,‘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多年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说。

  《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人均成本,规定高等学校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教育法》第二十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中不难看出,高校学费的收取是有明确规定的,那就是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更多看到的只是各高校开出的“一口价”,很少能见到透明的成本核算依据。

  据权威机构测算,中國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为每年7000—8000元,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之规定,大学生每年所交学费应该在2000元以下。学校是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品,其教室、体育场、实验楼、图书室等教学设施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如学生宿舍,本来是现成的,基本是国家投资,可现在学校却年年收取大量的住宿费。现在学校已成规模,各类教学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大学生上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不就是发几本书,安排几个老师上课吗?为什么还仍然收取如此高昂的学杂费?高校收那么多的学费,服务又不那么与学费相称,到底有没有营利?营利的钱到底干什么去了?

  即使按教育部负责人的说法: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 5万元,文科每年1. 2万元至1. 3万元。那么,理工科学生最多应缴学费3750元,文科学生则应在3000元左右。这样看,有关规定的收费“上限”事实上是一个“提价令”而不是“降价令”。

  高校收费影响到高等教育推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作用的发挥。因而,高校收费标准的确立,就不能仅仅由高校自己单方面拟定,并最后履行形式上的简单报批手续。

  培养一名大学生到底需要多高成本——大学高收费的症结所在——应当有权威的政府机构的公正测算。而且大学收费标准要履行严格的听证程序,必须保证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应当由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等制衡机构对高校收费标准问题,予以重新审议、评判。决不能继续听任大学成为内部控制人的赚钱机器。

  为此,建议国家尽早举行有审计署参加的大学收费听证会,明确收费标准制定的原则和培养成本计算的依据,最终实现公平的收费制度。

  教育乱收费是多年来社会各界与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不正之风(实质是腐败),必须立即刹住!这是执政为民、社会和諧、科学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衡量黨和政府依法治国与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四、加大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精兵简政,降低成本

  一直以来,高校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普遍存在的机构臃肿、冗员泛滥、官多兵少、效益低下现象,为社会多方所诟病,曾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学费涨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服务却在下降。与此同时,有些高校却在盲目铺摊子,上基建项目,为虚热的“大学城”添油加火。除了在校的大学生对含糊的收费不满外,在校的教职工也是几多怨言,影响了教学、科研的积极性。近些年高校兴办的各类企业,以及高校利用既有资源举办的各类培训班所取得的收益,最终利归何处,都无从知晓。

  没有教育部门的乱收费与挥霍,学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日益飞涨,学生家庭的负担也会大大减轻。正是这些问题,包括乱收费,严重扰乱了国家高校收费政策的正确执行,也造成公众对高校收费政策越来越大的意见。究竟谁将国家的教育投入挥霍,谁将从学生手中胡乱收取的费用拿走,需要对国人有个交代。

  教育费用变得如此之高,教育收费变得如此之多,教育腐败变得如此之烈,教育危机变得如此之重……每一个中國公民对此自然都有客观的甚至痛切的感受。

  由于学校管理的迅速官僚化和基于教育垄断权的寻租活动的泛滥,我们的学校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校长戴“官帽”,学校有级别,一直是我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怪现象”。救治我们的学校,首先就要解除教育的官僚垄断,让学生成为校园的主人,让学生以主人的身份和心态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国外大学学费合理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成本低,领导机构精悍,行政人员少,不养闲人。比较起来,我们大学成本确实高。一是养了大批闲人,尤其是非教学人员,砍去一半依然过多。有人测算,如果将大学非教学人员精简1/ 3到1/2,则学费至少可以减少1/ 3以上。二是铺张浪费。像攀比着建所谓大学城,成亿成亿地扔,还有校官们的豪华奢侈,如购置豪华小车、豪华办公设施,稍稍一动,就得耗费多少学生家长的血汗。显然,如果不加大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给高成本来个釜底抽薪,断然不能降低学校成本。

  五、尽快完善并切实落实对贫困生的扶持措施

  我们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实际上,我们有多少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咬紧牙关的为了学习在拼搏,在流汗流泪,在期盼着义务教育,在期盼着考上大学的学生能够成人、成材。

  “安得金钱千万元,大庇天下学子俱欢颜?”

  本来,给弱势群体必要的关怀,帮助无力者继续前行,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体现,更是执政为民的宗旨。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把工作重心从大力宣传高考成果或盲目扩建大学城转移到关注贫困新生入学难上来。

  让所有的孩子上得起学,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有所作为!

  当前,建立健全贫困生扶助制度,建构有效的政府、社会、学校等多位一体的贫困生扶助机制,加大资助力度,完善并落实助学贷款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贫困大学生应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贫困大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户口就迁入就学的城市,就是合法的城镇居民,应该享受到城镇贫困居民所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这样做,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二)要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千方百计确保贫困家庭学生能够得到国家助学贷款,认真研究解决在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实际上,这些年,带有很强政策性却又定性为商业贷款的国家助学贷款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贫困大学生上学的“救急钱”难以落实,许多学生贷不到款,画饼岂能充饥?于是,才有去年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怒发冲冠。

  (三)要完善国家助学奖学金管理办法,确保占学生总数5% 的特别困难的贫困家庭学生得到每人每月150元的助学奖学金。要确保高校学费收入10%用于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措施。完善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政策,使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同时,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建立教育基金、助学奖学金,多渠道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中國扶贫基金会于2002年启动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首批帮助近千名特困大学生步入了大学。福特基金会于2001年成立了国际奖学金项目,并在2002年正式启动了“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六、积极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

  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问题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为全社会所关注。

  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我国现行体制内和体制外“双轨制”的社会继替规则造成了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化部门能够形成对大学生就业有效需求的只限于“三资企业”和上规模的私企,兼之少量的民间组织。由于就业空间狭小,它所能提供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也较少。而体制内部门包括政府机关、黨群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本来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实际需要,但由于仍然执行着一套落后的社会继替规则,只能形成很小的有效需求,不能形成有效的吸纳机制。在所谓企业化的供电供水、邮电通讯、石油化工、民航、铁路、金融保险等部门,体制内社会继替规则仍然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体制内职业继替规则导致严重的占位现象,使得出缺难以形成,低学历、假学历占位现象严重。据统计,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机关干部653. 7万人,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529万人,专业技术人员2774. 5万人(不含非公有制单位),共计约4000万人。2/ 3的岗位被大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占据着。

  因此,要改变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必须大力推进黨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工作,不断拓宽渠道,扩大范围,增加名额,让更多高层次人才进入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善其年龄与知识结构。要采取措施让国有企事业单位真正走向市场,获取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会对他们形成硬约束,迫使他们清除不适用的占位者。同时要加快完善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接轨。

  我们相信,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教育久已存在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尽快解决,学生们会与祖国一起进步、健康成长!

  虽然太阳会被一时的乌云所笼罩,但太阳的光芒是遮不住的,而普照人间,滋养万物。

  只有让太阳发出光与热,我们的祖国才会有光辉的明天!

  作者电子邮件:nxz6666@ sina. com

  作者:张殊

日本民众为何对右翼沉默

星期一, 02月 20th, 2006

  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其实,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在研究日本的对华态度上,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民众心理、精英层与政治家的关系,这样才能搞清楚事实。

  日本民众依然希望中日友好

  从根本上说,日本民众普遍希望中日友好。上世纪50- 60年代,那个时候中國贫穷,但国家獨立,人民奋发,而日本虽然经济领先,但美军驻在日本,日本说不上真正獨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國可以说是充满羡慕之情。70年代中期,“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共同反霸让中日两国走得更近。中國领导人与日本各界真诚相交,推心置腹,个人魅力深深感染了日本。80年代早期,有几批中國政府公费留学生来到日本,在日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那个时候,中國留学生找地方打工比较容易,而市民对那些留学生也比较热情。有的中國老留学生回忆,他们走在街上,素不相识的日本老太太知道他们是中國人,会把他们请到家款待一番。

  当时日本民众对中國人的态度友好,取决于许多因素。那个时代,经历战争时代的老人仍在,他们知道,中國对日本犯下的战争罪态度宽大,如前苏联把数十万日本战俘转移到远东地区劳动,而中國政府则迅速遣返了数百万在华日本人。对于战犯,中國大多采取教育改造并释放回国,等等。这批老人的行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我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就是其中一员。他视我们这些中國人如同亲人。他曾在日本全国性劳工组织任负责人,还当过议员。可惜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先前的老人年岁都已经很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战后曾活跃在中日友好前线的人物相继故去,日本再未出现像宇都宫德马等一呼百应的对华友好人士了。

  尽管相比于以前,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者在减少,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明日本民众“仇华”情绪正在高涨。准确地说,当前,民众对日本对华政策没有话语权。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在某一段时间内允许有一次选择自己代表的机会,但话语仅仅在那一瞬间。比如,以去年9月小泉自民黨选举大胜为例,当时的投票只能表明了那一瞬间日本民众的态度。民众支持自民黨,并不意味着民众多数支持小泉的对华政策。因为这次选举,完全是邮政改革选举。

  左右日本民众投票行为的是经济问题。目前,日本国民心理处于一个极端不平衡的时代。二战后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经济上的辉煌让日本人拂去部分战败的阴影,恢复了自豪感。可以说,经济飞跃才是战后日本民族自信的源泉。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内心充满惶恐。他们对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感到焦灼,希望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带领他们走出低谷。虽然小泉执政以后日本经济并未复苏,但是,乌合之众般的民主黨等反对黨更让人失望。这才是自民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