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对于贪官，人人憎恨。可有天，你的一个当官的同学或亲戚，打来个电话，要你晚上到某饭店赴宴，你去还是不去？或许，你立即找出一件最好的西装，配上一条漂亮的领带，梳洗打扮一番，提前赶到饭店。也可能，你不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不是第一次赴这样的宴，心里早就有点隐隐的不安，可你还是想，盛情难却，再说，反正是吃共產黨的，不吃白不吃，还有，以后哪能保证不找这个当官的办点事呢，不去可不好。当然，你也可能嘴上婉言谢绝，心里在鄙视这个当官的：暴殄天物，人民的血汗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不是太不通人情，太冤枉人了吗？说不定这个当官的是用私款请你呢。不通人情是真，可一点也不冤枉人，谁都知道，凭中國当官的德性，有几个会用私款请你到饭店吃饭？那不仅仅是几个钱的事，更是掉了官价的事。

　　也可能有人说，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可鄙视抵制公款吃喝的人多了，一些良心未泯的当官的会不会也觉着这个葡萄还真有点酸？

　　对于农民，民工，下岗工人，国企工人，很多人都非常同情，但说实话，有不少人也常常有一丝遗憾：那就是，他们之中比竞选人大代表的送煤气罐的姚立法文化水平高的人还少吗？可这些人又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人会说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假的，这倒是事实，但问题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看，他既然写在宪法上了，白纸黑字，就是真的，为什么不能假戏真唱？

　　有人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我才看不起呢。这么大的国家，总不能人人直接参政，尚没有议会，利用一下人大代表又何妨，姚立法毕竟是橡皮图章上的一个钉子，要是每个县市都有个姚立法，橡皮图章上的钉子多了，会不会变成不锈钢的？也会有人说，你晓得姚动机是什么，他日后会不会变成个贪官，人哪有十全十美呢，再说，日后谁知道？他今天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他身边和他一样命运的人的利益，竞选人大代表，就尽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就体现了一个男人的价值，这就足够了。明天怎样，管得了那么多吗？还有人说，你没看到姚被人打了吗？对于这些打人的流氓地痞，政府若不严惩是政府的失职。但也该看到，有人反对姚害怕姚并不奇怪。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消除种族隔离不也要经过斗争？

　　有人说你结社还不把你逮起来？问题是，你结社了吗？你怎么知道他会逮你，即使他逮你了，又怎样？民主能从天下掉下来吗？甘地，李敖谁没坐过几次牢？

　　美国有位黑人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拒不给白人让座，被关进了牢房，可结果怎样呢？老太太的自尊行为，不仅赢起了黑人白人广泛的尊敬和支持，很快出了牢房，还由此推动了全美消除种族歧视的伟大事业。而老太太出狱时讲的一句话也成了名言。老太太说了什么呢，她说，我坐公共汽车是为了回家，而不是为了进牢房的。这可是上个世纪的一个老太太啊，今天的中國民工为什么不能说一声，我组织打工者协会是为了讨回我的工资的，可不是为了进牢房的。拆迁户呢，下岗工人呢？你就来个拆迁户协会，下岗工人协会，看他能把你怎样？

　　枪打出头鸟不假，但你想过没有，人人都怕做出头鸟，都等着别人做出头鸟，那你何时才能出头？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

　　至于那些说“出风头”之类的风凉话者，那些高唱“稳定才能发展”的歌唱家，那些为苏联帝国，萨达姆垮台而悲鸣痛哭者，那些抵制日货，要解放台湾，齐声呐喊“印度，拉美，俄罗斯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主义愤青，那些“中國的人權比你们美国要好的多”的爱国主义权贵，你犯不着理睬他们，你想，没有这些白痴的表演，生活岂不太单调？

　　而那些指望伟大领袖走出纪念堂，回到中南海，再来一次杀尽贪官的纹革的人，你不必计较他们，这些人，大都是不明真相，心地善良，理性分析能力不够，而其身心又受到过极大伤害的人，你的争取人民选举官员，监督官员，罢免官员的正义行动，你的人民必须纳税，但税金收多少，如何用，必须由人民自己数了算的正义观点，你的报社，电视台，出版社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必须下岗，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的正义要求绝对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民主自由，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任何强大无比的反潮流势力，总有一天会变得象一张纸。当年，为了翻越柏林墙有多少人死在枪声之下。可终于有一天，一个青年勇敢的走出人群，一步步向墙走去，当他迈出第一步时，习惯的枪声并未响起，当他走到墙下，人们的心提起来了，可枪声仍未响起。青年停留了一会儿，他在等待枪声还是在思念情人？谁也不知道，人们看到的是青年毅然攀上墙头，一跃而下，他自由了。枪声始终未响起。打算用生命来换取自由的青年，捅破的不过是一张纸，沉默良久的人群突然沸腾了，人们纷纷越墙而过，奔向自由，不可一世的柏林墙；终于被人民摧毁了。

　　民主自由，并不复杂，更不神秘，也不遥远，它的核心就是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是天赋的，是任何人也无权剥夺的。但人的尊严也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靠每个人自己不懈的努力和保持才能得到，得到多少，全看自己能解放自己多少。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地球，你的母亲，全人类的母亲，就为你提供了保证你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穿的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同样，地球也给不种不收的小鸟，兔子，狮子，老虎等动物提供了生存条件。有书读，有病能治是大自然给于会劳动的人类最基本的特殊回报，这些是天然的，但显然不能划入权利范畴，獨立思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才是人所特有的天赋权利。你劳动一辈子，可还供养不了一个孩子上大学，还买不起一套房，还住不起一次院，那是因为你的生存资源被无赖夺走了，又不给你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反过来说是他养活了你，说动物一样的生存权才是你的人權，上不了大学，买不起房，住不起院是你没本事，无赖就这样把你的人格你的尊严也给拿走了，你想说个理都找不到地方，你能不感到活得特别累？

　　你要民主自由，天经地义，任何人也无权无理由长期霸着你的权利不还给你。

　　民主自由，要呐喊，但也是光喊喊不来的，民主自由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民主，要从点滴小事做起，也要有各式各样的方法，那些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为什么只盯着上访的一条道呢？那些感到生活得太累的人，为什么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该给当官送个礼的，你偏不送，试一次瞧瞧，看看当官的是不是能把你吃了，看看天是不是掉下来了。

　　中國人都怕鬼，但世上哪有鬼呢？都是自己吓自己吓出来的。皇帝的新衣真的是那么漂亮那末坚不可摧吗？

　　民主自由近在咫尺，可也等不来。中國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明君清官情结，但你仔细看看历史，中國出的了明君吗？中國大大小小一千多个皇帝，有彼得大帝吗？中國最好的统治者，也不过是把人看成是家里的一个孩子罢了。凭着中國当官的文化素养，思维能力，意识形态，道德品质，凭着象“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畸形心态，凭着象“向朝鲜古巴学习”这样的口号，凭着象用“干部轮流下井”来解决矿难这样的办法，中國能有主动让权，主动搞新思维的叶利欣戈尔巴乔夫吗？前几年不是有个举国瞩目的大清官吗？结果如何？

　　民主的突破口肯定早已存在，只是未被人发现而已。民主的突破口在哪里呢？竞选人大代表？打工者协会？还是其它什么组织？一个人？一张报纸？甚至就是网站？谁知道呢，理论总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

　　作者:汪红雨

　　从传统一直到今天，教内教外的人谈论基督教教义里的“罪”的时候，总是和“罪性”相提并论。然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罪是现象性的是可以确认的事实，而原罪论则是属于形而上的人性论，这样人性之善恶就是属于信仰意志判断的范畴。故自己作出信仰选择的同时应当也能够理解对方的选择，应当意识到别人也有其自由。判断选择的双方不能不采取互相尊重之态度。逻辑上，从现象的罪的确不能够充分推论出人性的恶，正如从现象的善不能够充分推论出人性的善一样。我们也不能够用耶稣所说过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的道理来简单地从人的后天现象性的本罪推断出人性本质是坏的和具有罪性的。耶稣在使用这个规则的时候尚且不简单地和不绝对地从结果看本质，他还要看影响结果的条件。耶稣用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他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他砍了。”（《路加福音》１３章６—９节）。

　　故人在后天邪恶环境里作出的恶并不一定就能够说明人性的本质邪恶。新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家弗洛姆讨论人性时举了一个种子的比喻。种子具备一定条件就可发展成一棵大树，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可能腐烂掉（参见《路加福音》８章１１—１５节）。然而在我看来，人作为智慧生命的被造，不仅像种子一样蕴含了极大的可能性，更加需要强调的是，当人没有生命觉悟之时他可能是依赖外在很多条件才可以生长的，但是当他觉悟之后就会自主创造条件自我促进自身生命的成长，这是人类具有神性形象的智慧生命所区别于其他动物生命的关键所在。从这出发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上帝通过以西结先知发出的儿子和父亲当各自为自己生命负责的宣告。因此近代神学家爱德华滋（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ｓ）为肯定原罪论而把世人与亚当的关系比喻为树枝与树的关系，实在不恰当。中國的上古之书《尚书》中说：“惟民性厚，因物有迁”，“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中國古代贤哲所认为的是有道理的：人性既受环境影响，也受个人觉悟程度影响，圣人如不常常省察自身，也会沦为狂妄无知的人，而愚昧狂妄的人，如果常常能够省察自身，不断修养，也会成为圣人。耶稣所讲的那个关于撒种的比喻故事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解决基督徒是否“仍旧是罪人”的困惑：

　　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后退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路加福音》８章１１—１５节)

　　这个故事也表明个人的犯罪原因主要有外在环境（客观社会环境如严酷试炼的苦难压迫，物质欲望的诱惑）和心灵的不觉悟（不看重不相信或者轻易放弃关乎永生的神圣道理，心为物役，“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个人的犯罪既然同时肇因于环境的影响和心灵的不觉悟，则避免犯罪的途径就只有耶稣所说的“总要警醒祷告”。（《马太福音》２６章４１节）这“警醒祷告”就是要保持心灵与神圣价值源头的沟通，保持心灵在寻求关乎生命的神圣真理上的清醒，免受环境的诱惑，免得神性良知在心灵里的迷失，免得陷入罪恶而麻木不知，免得舍本逐末、心为物役。这“警醒祷告”也是像孔子所说的“丘之祷久矣”的那种祷告，就是把神圣真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的灵修与创造实践合一的生活，就是相信神圣慈爱和神圣公义的真理（持守在诚实的心里）并且相信人性内具的神性善良存在（持守在善良的心里）从而积极创造忍耐结实的生活。如果一个敬畏生命创造之主的人不愿意把批判矛头也指向上天，也应当承认，人性弱点也不等于罪，但是放纵这些弱点背离上帝对于各人的神圣期望，背离爱的生命轨道，不敬天仁民爱物，不敬畏创造主不珍惜他所创造出的世界万物并伤害他人生命，这就是罪了。人性虽有弱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人的生命限度内、在历史时空内没有实践“义”的可能，相反，对于一个觉悟了的人而言，像挪亚那样在自己的时代拒绝犯罪、远离犯罪是能够做到的事情，正如《约翰一书》所言“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现实社会中合乎上帝旨意的“义”并非难以明白、难以追求的，基督徒理应比未闻耶稣生平的人们对“是、非、罪、义”更加敏感。若非虚伪的基督徒，是不应当为自己不知道何为义而开脱的。比如施洗约翰在那个时代所论及的悔改后的各人在具体生命时空内所应当追求的“义”就是十分简明易行的：

　　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路加福音》３章１０—１４节）

　　只要一个人相信可以并且内心里愿意离开犯罪，他就可以离开犯罪。因为“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７章７节）也因为“道不远人”，（《中庸》）“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是耶稣所传达出的福音信息中极为重要的内涵。我们不能代替上帝自以为义地判断自我，但是我们必须拥有“我可以行义”的信心才能够去行义，只有行义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神圣恩典的丰盛，只有在义路上的坚实脚步才能让我们时刻感受到没有与上帝的爱隔绝（《罗马书》８章３８、３９节），因而我们才能够对于上帝的终极判断充满信心。

　　所以，我们有权相信个人所犯出的罪来自自由意志的不觉悟之抉择而并非来自人性本质的邪恶。当然，我们也无权剥夺他人愿意继续跟从奥古斯丁的信仰自由( 认为人性败坏) 。既然从现象的罪不能够充分推论出人性的恶（“罪性”），正如从现象的善不能够充分推论出人性的善一样，那么，在原罪论问题上，最恰当的做法是彼此尊重而不是彼此论断和彼此排斥。

　　作者:田童心

　　读《刘墉文集》，看到“三个筛子”的故事，原文照录——

　　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哲人那儿，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等一等”，哲人打断了他的话，“你要告诉我的消息，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三个筛子？哪三个筛子？”那个人不解地问。

　　“第一叫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的吗？”

　　“不知道，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还应该是善意的”。

　　那人踌躇地说：“不，刚好相反……”

　　哲人又打断了他的话：“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我再问你，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

　　“并不重要。”那个人不好意思地回答。

　　哲人最后说：“既然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么就别说了吧！如此，那个消息便不会困扰你我了。”

　　“三个筛子”，多么富有诗意的比喻！它道出了哲人的智慧，也为我们提供了评判事物的标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常用这“三个筛子”筛一筛，漏掉的是沙粒，而收获的无疑是宝石。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宣传历来主张客观、公正、准确，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新闻是靠事实说话的，事实的准确是新闻的第一要求。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勇气和作风。不能听信于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不能不顾客观事实任意拔高和变换角度，更不能搞虚造浮夸的“客里空”。否则，不仅违背新闻的黨性原则，而且也有悖于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心。

　　善意，是新闻的灵魂。一家小报曾刊登一则社会新闻，标题是《捡到一包烟，喜得两千元》，在一篇仅２００余字的短文中，作者先后用了“喜得”、“幸运”、“意外收获”、“满心欢喜”、“意外之财”这样的词汇，惊羡之情，溢于言表。读后引发我的疑问：该钱并非自己劳动所得，不仅不想法交还失主，还占为己有，得意忘形，似乎有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垃圾堆里“出土”百元大钞，新闻是新闻，但抱着欣赏、羡慕的态度去写，似乎与“善意”相距甚远。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记录者，更是道义和文明的承载者。如果不分是非曲直、不问青红皂白，不管导向正确与否，不去挖掘表象背后的真正新闻，一味只知有闻照录，照本宣科，就会错把丑的当成美的来宣传。至于那些信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人，专事哗众取宠，歪曲实事，搞一些花样翻新的猎奇，那更是背离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心，为我们的社会所不齿。

　　重要，是新闻的价值。我们的新闻不是有闻必录，什么都报，而是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把那些最重要的、最具有价值的新闻提供给广大读者。

　　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新闻呢？它必须是群众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它必须反映报道对象的本质特点，揭示事物的规律，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真实——善意——重要，既揭示了新闻的内在规律，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新闻态度”和追求的境界。只要我们善用这“三个筛子”，不仅可以“成就”好的新闻，而且新闻也可以“成就”我们。

　　作者:向贤彪

　　１０月２２日的中山公园，上海搞了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浪漫盛典”，大型白领交友游园会。尽管有众多婚介机构、公关传媒和新闻媒体的参与助阵，共有５０００人的男女齐聚一园，相亲相会情意浓，然而派对成功者却寥寥。女白领的普遍感觉是，不尽如人意。据说，主要源于男性参加者太少，女性挑选量不足。

　　事后，记者走访了上海的各大婚姻介绍所，了解到：“目前上海婚介所登记的男女人数比例总体是２：３，部分甚至达到了１：２。普遍现象是女性比男性更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对于如此的社会难题，人们自然议论纷纷，但均未能切中问题要害。

　　笔者以为，这正是上海地区长期来推行左倾化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所带来的弊端及其后遗症。这种左倾式“解放”仅以获取功利性的社会成就为荣耀，将“人”置以工具理性的手段意义，在目的论上只是以政治的名义替而代之妇女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在操作上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途径，遏制男人天赋能力的开发，特别是扼杀创新智慧的潜质和勇气，使得强化女性秉性的同时，另一面又遏止成男人的普遍“平庸”之状。譬如，在各类学校里惯用应试教育模式，试图训育成听话的奴仆，偏向于培养“模仿型”人才，它适合女性化的温顺性格和死记硬背读书方式，其事业途径只需再现前辈成果，其结果使得男人的事业不怎么显著，最终淡化了人类性别禀性的区别，干扰了人类天性和自然合理分工，乃至男女婚姻上的社会宏观动态均衡。

　　常态社会里，其成员的成就和能力（学历）的统计值分布通常是个土丘状的正态分布曲线，处于成就能力的数据最前（高）端的总是男性大大居多，女性大都集中位居于中下游之中，所以对比事业上特别的或一般的优秀者，男人肯定比女人多出好多，正如对比身材的分布状况，男人的曲线总比女人的高大若干节拍，乃一样的道理。若按能力地位配对的排列组合，女性优秀者一般不会成为婚配多余者。但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女性的事业成就率确实奇高。拙笔《上海发展的人文制约》一文中，详尽论述了上海男人所遭受的种种抑制，于是在上海地区形成了如同狮子（或如猴子）型社会的成就和地位分布状况。亦即，在位于“天花板”顶部的老板阶层是男性居多，在男老板率领之下，由女性白领支撑起打工族职位的大群体构成。

　　在狮、猴部落里，雌性母者是不愁婚嫁的，一个雄性大王可以霸占掉众多妻妾群；然则在上海的城市里，大量女性族白领却成了老大难，因为按照女性惯常的“择偶梯度”思维去挑选对象，已经难以寻觅相应数量的配对者。自然界的“对称”规律告诉人们：对偶制的婚姻规则使得有Ｎ个女性失婚，必定至少有Ｎ个男性被排除在婚姻门槛外（因为男孩出生率比女孩高）。所以女性白领族在烦恼大龄失婚的同时，作“伴唱”的必定还有大批男性兰领、黑领，抱怨成光棍，由此构成了不和諧的双簧，只是人们的关注焦点仅仅于女性白领而已。在狮、猴社群中，争王落败的雄性，善者会遵守天演，自然淘汰出局，恶者则会扰局，破坏部落稳定；在人类社会的本土中华城市里，必有大量的男性农民工成为失婚族，不和諧的双重变奏曲会奏响社会危害的颤抖之音。作为参照，当今世界人们见证的太多了：伊斯兰社会的大批失婚族去从事恐怖活动！（参阅拙笔：《恐怖主义献身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

　　传统社会里，妇女的社会成就果然低下，地位弱势，然而，作为对于女性求偶者在婚姻恋爱上的补偿，男性会挑起求爱的主动性，结婚时候给予新娘彩礼，多承担家庭经济等义务，如此倒是达成了男女总体在婚姻上的动态守恒，亦即和諧的实质。（参阅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國妇女解放》）

　　然而如今的问题是，在上海这样的左倾化发达之地，女性白领族的成就和地位已经不亚于男性了，但是江山易变，本性难改，在她们的婚嫁恋爱潜意识中，传统性依旧。在求爱的过程中总是显得被动些，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经济等方面还得向往着多多依附于男人，在处理男女关系时候，总是希冀男人得多“让”女人一点，并认为理所当然，由此却颠覆了传统社会本来已经达成的动态守衡，在男女婚姻上失却了和諧。（参阅拙笔：《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

　　譬如对比之西方社会就可知道，当女权分子在与男朋友一起外出消费时候，会提出“ＡＡ”制，即各自付帐。即便是不声张女权主义的，或如普通的女白领，那么在男友付款后，也会礼貌地说声：“谢谢你为我花费”；然而比起西方社会的女性，地位要高出一大截的上海姑娘，会如此表态吗？否也！她们认为：男人付钱而不用道谢是天经地义的。

　　美满的婚姻应以男女自由的恋爱为基础，而两性之间真挚地相爱，须是在总体上平等平权，即守衡的前提。因为男女是相互造就的，互为依赖、互为关联。每一方受损，经社会实践反馈的结果，总会使另一方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受损。爱情就是男女双方生理心理在能量信息上的交流反馈和补充，亦即为男女共享的联合体，并不存在着单方的纯粹得益或纯粹受损。因而不难理解，为追求和諧的动态平衡以达成真爱，作为男白领来说，自然会寻找学历、成就、地位低一级档次的女性。

　　造成动态不和諧的更深层问题还在于，就如前面论述的，本土的左倾式女性解放着重于外在名义上的，即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是侧重于自身内在深层次的素质本身，特别是作为万物至尊的人所独尊贵有的思想的成长培育，因而男女间思想的差距依然普遍存在，但是既然左倾主义已经使得上海地区的妇女提升了外在的地位，于是女性同胞扬扬自得起来，就自以为懂得了“做人”的全部道理，以至于不愿意、也会去獨立地作反思：“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即在现实意义上，如何去调整并达成在新时代的男女总体动态平衡。

　　在西方，被尊为圣贤经典的苏格拉底，自认为是自己比别人聪明，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于何处为无知之所在，后来弟子柏拉图进一步论道：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是双倍的无知。然则，上海姑娘的生存哲学流行的是“难得糊涂”，和稀泥，不求甚解，拒绝崇高，并且颠覆了传统女性的谦虚自卑的是，以其左倾式成功为荣为乐，甚至以此还调教起男人来：该去“适应环境”啊，（就象以前国营单位里，工人嘲讽脑力劳动者不会“做人”、“混不开”那样），由此闭塞了自身素质的提高，以至于难以与男人进行深层次的灵魂精神交往，至少不愿虚心地听取男人们丰富的内外经历和阅历的见解，这对于爱情来说，恰是伤害。

　　进而，由于左倾主义一味主张两性间“让”的哲学普适化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角落，致使真挚的情爱的损缺。即使现今的白领们都化作鸳鸯蝴蝶，成婚成亲了，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度也将打上折扣，这在现代社会里是件糟糕的事情。苏晓康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载于《新华文摘》１９８７年１月期）中，描述了男人的“全面退让”成为新时代男女平等的“法则”之后，所造成的男女生活严重恶化，导致众多家庭破裂的情景。

　　因而，对于当今时代声称要建立“和諧社会”为发展目标的国人来说，该引起高度关注了。

　　２００５/ １１/ ２０

　　注：所引的拙笔在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上都可以查阅到。

　　作者:施卫江

　　据悉，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达标要求，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不应超过３％。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保持在１００００多人，在初三中考时，参加考试的只剩下４０００来人，三年里流失６０００多名学生。而更令人沉重的是，威县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典型，它不过是记者随意调查的一个县，也许比它的辍学情况严重、更触目惊心的县还有很多。

　　孩子厌学值得反思

　　出现这种严重情况的背后是孩子“厌学”，有些学生认为：“学习不好，读书没意思。”家长们在算“划不来”的帐：“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下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它预示着什么？笔者不敢妄言中國教育有可能由此从“红火”走进一个“萧条”的季节，但觉得这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忧思，黨和政府高度重视，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反思与警觉。

　　学生“厌学”的原因何在？是因为读书苦，读书累，读书难，“学习不好没意思”。家长对孩子辍学漠然处之，甚至予以支持的原因何在？是因为孩子读书希望渺茫，前途莫测。归根结底，是因为学生读书投入的学习成本大，家长投入的经济成本高，且不说低收入的农民、下岗工人，就连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临退时”也说教育收费“是有点高”，并坦言“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而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最终收穫的果实往往是“肥皂泡”，於是新的“读书无用论”就产生了。

　　从学生厌学的原因来看，并非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这里面固然有学生学习态度、学习目的、刻苦精神等自身的原因，但是否还有教学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原因呢？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老师是否应该创新教育制度、方法和内容，改变对学生学习的“高压政策”，变“应试教育”为“应用教育”，让学生学得轻松自如一些，学的知识更实用一些，让教学对学生产生一种无形或有形的“吸引力”和“适用性”，从而缓解或消除学生那种学习没意思的“厌学”情绪和“读书无用论”呢？

　　教育产业化行不通

　　内地义务教育长达２０多年名不副实，最近发布的《中國全民教育国家报告》中提到，全国要到２００７年才能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实现“两免一补”政策，２０１０年才能在农村地区普遍实现免费义务教育，２０１５年才能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育改革把教育推向了产业化，学校成了收费的“工具”，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等诸多问题和矛盾凑合在一起，让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逐渐心灰意冷，让一些学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灰飞烟灭，“千军万马”不再去挤“独木桥”了，最终会不会使一些高校变得“冷落”、“空城”？由此看来，教育产业化给教育带来的繁荣能否长盛不衰，给一些高校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教育产业化的路还能走多远呢？

　　有媒体提示：教育或繁荣或苍凉，都预告着下一代国人和国家的命运。新“读书无用论”如果任其蔓延，长此下去，中國的教育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境地，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教育的发展和未来，更是为了国人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我们当前是否应该直面现实，对教育和教育改革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与研究，并且对一些宏观政策取向做出必要的调整，以寻求到解决当前问题、将来“危机”的有效途径？

　　作者:吕霜

　　“小金库”一词，又赫然出现在国家审计署２００４年度的审计报告中。

　　在此之前，每一年的审计报告中，都有着“小金库”的身影，并且年复一年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小金库”最先发源于何地，始作俑者是谁，官方没有公布，老百姓不得而知，但它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其专利权属于政府官员则大体上是不会错的。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中说“近几年来，不少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违反国家财经制度，私设各种形式的‘小金库’，屡禁不止。”说明早在１９８９年的时候，“小金库”就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小金库”是官员们打出的一枚损公肥私的“擦边球”，是权力运作的产物，平头百姓是无缘问津的。由于它既有实惠，又无风险，好处多多，各地官员便把它当作从西天取回的“真经”，争相仿效，以至于“一发而不可收”。

　　中國有很多事物与外国不同，不同之处有的体现在外观上，有的体现在本质上，有的体现在程度上，有的体现在速度上，有的体现在方法上，有的体现在观念上。这一系列的不同，尽管各有千秋，各有奥妙，但它们有着同一个称号：中國特色。而在众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中，能够称得上“中國特色之最”的，恐怕就是“小金库”了。我猜想，这玩意外国人发明不了，恐怕学都学不到的。

　　“小金库”是什么意思？字典上查不到。如果望文生义，照字面把它理解为一个储藏金银财宝和有价证券的设施，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笔随时可以取用的数额十分可观的资金。人们把这种资金命名为既富诗意又无贬义的“小金库”，实在是一大发明，一个创造，显示了国人的聪明和幽默。

　　“小金库”资金是什么样的资金呢？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上是这样说的：“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凡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的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１９９５年《财政部、审计署、中國人民银行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意见》说得更明确：“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未列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帐内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

　　原来，“小金库”的资金就是“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未列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帐内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简单地说，就是“违法”资金。顺便指出，这里“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中的单位，专指国有单位，因为非国有单位是不存在“小金库”之说的。国有单位的掌门人，都由政府任命，都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享受着同级别的政府官员的政治待遇，早先统称国家干部，是不在官衙中的官员。“小金库”属于“国”字号，只有黨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才能拥有，并且，在黨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也只有少数具有“公仆”身份的特权人物，才享有“小金库”的使用权和处置权。

　　“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私存私放各项资金”属于什么行为？不妨看看下列文件的有关规定。

　　《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规定：“行政单位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应当全部纳入单位预算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行政单位结余不提取基金，全额结转下年使用”；“行政单位取得各种应缴款项，应当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者同级财政专户，不得挪用、截留或者坐支”；“行政单位应当严格执行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合理安排各项资金，不得超预算安排支出”；“行政单位各项收入的取得，应当符合国家规定，及时入账，并按照财务管理的要求，分项如实填报”；“行政单位依法取得的应当纳入财政预算的罚没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和基金，以及应当缴入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不属于行政单位的收入，必须及时足额上缴”。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行政单位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客观真实地记录、反映各项收支情况及结果”；“行政单位必须严格银行存款的开户管理，禁止多头开户。预算经费应由财务部门统一在同级财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的国家银行开户，不得自行转移资金”。

　　《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规定：“事业单位的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报告》规定：“必须及时足额地上交利润，不得截留、挪用或者拖欠国家收入。”

　　《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规定：“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由国家拨给经费的团体，及其所属的工作人员，在财政、财务活动中，必须遵守有关财政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下统称财政法规）的规定”；“对违反财政法规款额，无论数字大小，都应当区别情况作如下处理：（一）没收非法所得；（二）收缴应当上交的收入；（三）追还被侵占、挪用的资金；（四）冲转有关的帐目。”

　　《会计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下列经济业务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一）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二）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三）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四）资本、基金的增减；（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

　　《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类似的法律法规还有不少。

　　显然，设立“小金库”即“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私存私放各项资金”，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并且构成了犯罪——贪污罪（个人贪污或集体贪污）。照道理讲，有了这些法律法规，有了这些“对头”，“小金库”就不应该有生存空间，不应该有立足之地的。属于“小金库”的资金就应该全部收缴国库，其直接责任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然而，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也许是鬼使神差吧，“小金库”居然在不能出生的时候出生了，在难以立足的地方站稳了，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发展了。“小金库”问世以来，竟与对头们相安无事，岁岁平安，茁壮成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像瘟疫一样蔓延全国，遍布城乡。偌大的中國，几乎找不到未被它感染的净土。并且至今依然人丁发达，生意兴隆。“小金库”俨然成了“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一面旗帜、一个榜样。

　　“小金库”是违法的，照理应该被禁止，政府禁了没有？禁了，有红头文件为证。遗憾的是，禁来禁去，“小金库”仍然屡禁不止，仍然逍遥法外，甚至愈演愈烈。人们不能不慨叹政府有关部门整治“小金库”意志之软弱，诸侯们权力之强硬和心态之狂妄。

　　“小金库”屡禁不止的原因何在？

　　政府为整治“小金库”专门发了两个文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禁令”），一个是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摘录如下：

　　“近几年来，不少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违反国家财经制度，私设各种形式的‘小金库’，屡禁不止。这是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助长了奢侈浪费，而且腐蚀干部，败坏黨风和社会风气。为此，国务院决定，结合开展一九八九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对私设的‘小金库’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和检查。

　　“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除了黨费、团费、工会会费、稿费提成和互助金等项目外，凡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的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都要进行清理和检查。这次清理、检查，主要是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列入‘小金库’的各项收支，以及历年滚存的‘小金库’结余。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小金库’的各项资金一律停止支付，违者要从严处理。

　　“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由单位领导亲自挂帅，组成有财会负责人参加的专门班子，迅速开展自查。要主动清理本单位私设的各种形式‘小金库’，如实上报‘小金库’的各项收支金额，不得隐匿不报或避重就轻、报小不报大。经过这次清理和检查以后，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私设‘小金库’。

　　“对于清查出来的各项‘小金库’资金，要严格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进行处理。凡在自查期限内，单位主动自查自报的‘小金库’资金，已用于生产和集体福利的，要转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的帐目，在自有资金项下作列收列支处理；已用于职工奖金、实物、补贴、津贴的，要纳入单位奖金发放总额，按规定补交奖金税；余额部分，不分资金来源，一律上交财政５０％，单位留用５０％。留用的款项，全部转入单位财务会计部门的帐目，作单位自有资金管理。”

　　看了这个《通知》的题目，就知道《通知》的目的是重在清理检查而不是要取缔它，封杀它。再看看内容，便会发现《通知》对“违反国家财经制度，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助长奢侈浪费，腐蚀干部，败坏黨风和社会风气”的“小金库”温情脉脉，颇具仁者之风。它整治“小金库”所采取的方式是清理和检查，采取的方法是自查自报，对自查自报出来的“小金库”资金（即违法所得）的处理原则是：花掉了的就花掉了（算你合法），没有花完的，对半分成（算你５０% 合法）。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则干脆不提。

　　这样的禁令效果如何呢？我们从６年之后的另一个类似的文件中看到了结果。６年以后的１９９５年５月４日，国务院又下发了一个文件——《财政部、审计署、中國人民银行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意见》（即第二个禁令，以下简称《意见》）。择要如下：

　　“近几年来，私设‘小金库’的问题在一些单位较为突出，屡禁不止，不仅造成国家和单位收入的流失，导致消费基金非正常增长，加剧通货膨胀，扰乱了经济秩序，而且诱发和滋生各种腐败现象。败坏黨风和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根据黨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清理‘小金库’的专项检查。

　　“对１９９３年以来‘小金库’各项资金的收支数额，以及１９９２年底‘小金库’资金的滚存余额，要进行重点清查。

　　“清查工作采取单位自清自查和有关部门抽调人员重点清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对清查出的‘小金库’资金，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进行处理。

　　“通过清查，要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增强法制观念，强化财会和预算管理，完善财税监督机制，杜绝私设‘小金库’现象。

　　“各有关单位自本意见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之日起，一律不得再私设‘小金库’，现有‘小金库’资金必须停止使用或支付，违者从严处罚；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清查‘小金库’的规定，按要求做好清查工作。”

　　“对私设‘小金库’行为情节严重、必须追究单位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黨纪、政纪责任的，交由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不难看出，９５年的情况与８９年的情况相比，依然故我。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同点就是９５年多了一个“加剧通货膨胀，扰乱了经济秩序，诱发和滋生各种腐败现象。败坏黨风和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这个结果其实早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小金库”是违法乱纪的产物，要违法乱纪的人自查自报，不等于让罪犯自审自判、自己服刑吗？违法乱纪的人会有那么老实？如果真有那么老实，“小金库”又怎么会出现呢？对违法乱纪的责任人不作任何处分，违法乱纪的人会改弦易辙吗？既然违法所得可以保留一半，且又不受处分，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既然违法所得只能保留一半，要获得更多的资金当然只能扩大“小金库”的容量了。

　　不容讳言，《通知》中有“经过这次清理和检查以后，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私设‘小金库’”的规定，《意见》中也有“各有关单位自本意见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之日起，一律不得再私设‘小金库’，现有‘小金库’资金必须停止使用或支付，违者从严处罚；”和“对私设‘小金库’行为情节严重、必须追究单位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黨纪、政纪责任的，交由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从未有人仅仅因为“小金库”的问题而真正受到过黨纪国法的制裁，《通知》和《意见》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震慑作用，有权玩“小金库”的官员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通知》和《意见》贯彻执行１０多年以后的今天，“小金库”依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牛气得很。“小金库”旺盛的生命力，在国家审计署２００３年度和２００４年度的审计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２００３年度的审计报告中说：

　　“７个部门采取虚报人员、编造虚假项目等方式，套取财政资金９６７３万元；４１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的资金１４. ２亿元；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年初大量预留资金；部门决算编报不真实、不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主要是少报收入和结余、虚列支出、漏汇少汇部分资金等，涉及金额４０. ５４亿元”。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关于２００４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说：

　　“审计３８个中央部门２００４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查出的主要问题是虚报多领预算资金、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私设账外账和”小金库“以及部分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这次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９０. ６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额的６% 。”

　　“１２个部门存在预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一些部门的下属单位通过多报人员、虚列项目、重复申报、随意调高预算标准、夹带非预算拨款单位等方式，虚报多领预算资金４. ９１亿元。”

　　“２６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性资金１０. ７５亿元。１４个部门向下属单位或相关单位转移财政性资金９. ３５亿元。”

　　“１９个部门或其下属单位隐瞒截留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设置账外账、”小金库“共３. ５亿元，主要用于发放福利补贴及其他不合理开支。３１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２１. ４２亿元，有些部门仍存在编报不够真实、规范的问题，主要是隐匿收入和结余、漏计少计资产、漏汇少汇资金等，涉及金额３０. ８６亿元。”

　　当年的“小金库”有今天的“小金库”那么财大气粗吗？

　　“小金库”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意见》所指出的，它造成了国家和（国有）单位收入的流失，导致了消费基金的非正常增长，加剧了通货膨胀，扰乱了经济秩序，诱发和滋生了各种腐败现象，败坏了黨风和社会风气。可以说有千害而无一利。有报道说，在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买官卖官、行贿受贿的钱款，有６２% 来自“小金库”，被查处的贪官污吏则无一不与“小金库”有关。

　　“小金库”是对法律的蔑视，是对法治的挑衅，是对国家利益的践踏，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是特权的示威，是腐败的公演，是对仲共中央反腐败号召的戏弄。“小金库”是腐败的催生剂、培养液、护身符，是通向腐败之门的通行证。

　　对“小金库”的宽容实际上就是对犯罪的宽容，对腐败的宽容。

　　“小金库”不除，腐败不止。

　　有没有办法遏止“小金库”的产生和蔓延呢？有，并且非常简单，那就是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让特权受到约束和监督，严禁暗箱操作，实行阳光政治。

　　没有严格的措施，没有认真的态度，没有真正的决心无整治“小金库”，“小金库”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能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小金库”已经成了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反腐决心的考验。

　　人民网２００５年０４月１８日报道，“南京将全面实施本市市级预算部门国库集中支付改革，２００７年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这就意味着今后所有政府部门都不会再有‘小金库’”。这就是说，在２００６年以前，南京市的“小金库”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存在下去。别的地方如何，不得而知，因为类似的承诺我们没有看到。

　　“小金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电子邮箱：ｚｏｌｏｔａｎｇ@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汤守道

　　发展中的中國，总有一个发展中的市场，而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总会有各种畸形的产物。在我们身边，这种畸形的产物已经见惯不怪了，难道不是吗？“健力宝中奖”、“大学生失散”、“玩具手机骗人”，这些光怪陆离的怪事，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中國的科技，似乎也没有摆脱“发展中”的形象，“网络赚钱”、“网络传销”也总是可以看到。中國的手机产业链上，ＳＰ与个人坑蒙拐骗，利用黄色短信、诈骗短信来获得巨额的利润。

　　手机短信，这根原本属于门户网站、ＳＰ们的救命稻草，现在却沦落成为套钱的工具。几乎所有的手机用户，都曾收到过类似“代办发票、出售窃听器、摄像头”等短信，还有“中奖短信”、“海关罚没汽车、数码产品低价出售”这样的骗子短信，以上这些短信，大都是纯诈骗者，他们背后没有什么合法的公司，而是骗一单是一单。

　　从去年开始，中國移动、联通等运营商加强监管后，ＳＰ不能直接发送广告短信、强制订阅的短信代码，ＳＰ们于是通过个人手机号码群发类似“你朋友有一条留言，拨打ＸＸＸＸ收听”，而这类大都是高价的ＩＶＲ或者包月服务，这类短信，与诈骗短信没有什么区别。像广州“数码设计互连”公司，笔者平均每周会收到数次这样的短信，由于对方是用非ＳＰ端口发过来，甚至连投诉都无门。

　　诈骗短信、黄色短信甚至ＳＰ的类诈骗短信，已经在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谁来打击这种违规发送短信呢？日前，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１１月１日开始，公安部门联合信产部、银监会在全国范围统一开展手机违法短信息治理工作。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赵志国在会上透露，正在起草的《通信管理办法》中规定，将实行手机用户的实名制登记制度。信产部配合公安部打击违法短信无疑是正确的，也自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上层的强烈支持，全国手机用户有望从短信垃圾堆中解脱出来。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手机实名制却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由于历史原因，早期消费者拥有一个手机号码，不但需要付出巨额的金钱，还需要身份证，甚至非本地户口无法入网的情况。后来，中國移动最先推出了“神州行”，无需入网，无需月租等众多好处，一时间手机普及率飞速增长。目前，从中國移动的数据来看，类似神州行这样的“预付卡”占了整体用户的一半有多。

　　这些不请自来的诈骗短信、广告短信等一直以来都不少，只是以前的垃圾短信不像现在那么高明。国庆后，很多冒充银行的诈骗短信泛滥，造成的范围之广，损失之大，都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才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类似神州行这样的预付卡无需登记身份证资料，在收到诈骗信息后，连警察都无从下手，无法查询对方的身份、所在地点等资料都无法查证，因此带来了诈骗短信的泛滥和执法的困难。

　　手机实名制合理但不可行

　　手机实名制，一个绝美的梦想，但这肯定是一个类似于镜中花水中月的梦想。我毫不怀疑“有关部门”的执行能力，只要信产部一声令下，几大运营商必须跟随，以后买手机卡都必须使用身份证。但是，购物使用身份证是否就保证了出事之后立刻能找到人了呢？经验告诉我，可能性太低了。

　　既然是骗子，自然会有隐藏的办法，否则骗子也就成为正当商人了。骗子只要披上个马甲，弄个假身份证、弄个别人的身份证，自然就能购买到手机卡了。这年头，除了骗子多，盗贼也不少，当盗贼与骗子融为一体，身份证这东西，似乎是要多少有多少了。骗子还有一个办法，去一些落后的地方，花几十块就能收到一张身份证，这种办法，当年深圳股票大潮的时候就发生过Ｎ次，至少当年我乡下那条村，除了外出赚钱的人外，老人的身份证都变成钱。

　　除了骗子使用马甲之外，监管的困难对实名制的实施是致命打击。市场的竞争是无情的，现在连小卖部都可以卖手机卡，而且甚至比去营业厅购买更便宜。只要能赚钱，对于这些小型经销商来说，自然会想法设法为用户开户。另外，即使在营业厅，对身份证的查验有多严格呢？基本上只需要复印件就可以了，更多的只需要填写号码就可以开通办理。

　　如果要给有关部门建议的话，那么，似乎实行实名制只有一个办法，规定每个人只能拥有一张手机卡，或者说直接把手机号码和第二代身份证绑定在一起，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必须提供密码才能使用，这样一来，骗子获得手机卡的机会就小了很多，作案成本也高了不少。不过，这样一来，移动、联通、电信肯定不干了，这样做，业务量肯定大幅下降。

　　从技术上去控制垃圾短信是最可行的办法，现在大多数诈骗短信都是通过短信群发器发送的，发送者撒网捞鱼的方式，必须大量发送短信，而这个时候，运营商对发送者就应该关注了。在韩国已经开始实行手机实名制，但是，韩国政府通过大投入，从技术上去解决手机实名制所带来的问题，这才是从源头控制诈骗短信的最好方法。

　　打击诈骗实名制不是唯一的步骤

　　其实，为什么我们的思维总是想着哪里出事就严打哪里呢？无论是报纸、电视媒体上，经常都会看到“ＸＸ专项行动”，只要哪里反映最强烈，就向哪里严打，可是，几乎每次都是严打过后，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不久前，由于骗子网站太多，因此，“有关部门”就出台了新规定，所有网站必须到有关部门进行备案，这项行动在当时确实雷厉风行，从虚拟主机经营商下手，几乎把网站扫了一遍，确实也让很多骗子网站倒台，不过，到了今时今日，再去看这些骗子网站，果真是“春风吹又生”，一个个又出来了，如果不是这些骗子网站，就不会有最近风行的“电子商务骗局”。而据笔者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至少有不下十家骗子网站还通过了备案，真是莫大的讽刺。

　　现在，手机短信也是如此。其实，最近的骗子短信已经少了很多，在一年前，笔者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福建、吉林、深圳等地发过来的骗子短信，如“海关罚没数码产品”、“超低价包上牌汽车”等等的短信，还会街道很多六合彩的电话、短信等等。只是以前媒体报道少，最近趁着打击假冒电子商务网站的风头，对骗子短信进行报道，就突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要进行严打。

　　严打是必须的，但是，严打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严打必须针对整个产业链来作。就像骗子短信，首先要对运营商进行监管，其次是公安部门配合，最后配合工商等部门才能对整个行骗渠道进行打击。目前，由于受害者被骗的金额相对来说不高，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就出现无法受理的情况，另外，由于骗子多不在本地，那么，报案之后，还会涉及到一个异地执法的问题。

　　手机实名制仅仅是从工具一端去打击，正如对买刀者进行登记，只能是未雨绸缪，而对刀的取向是很难去控制的，对于社会安全来说，除了对掌握买刀者资料之外，还需要让买刀者知道，犯罪的严重后果。大家都知道，做打劫银行来钱容易，为什么绝大部分人还是安心工作，没有去打劫呢？因为大家都清楚，打劫银行所要背负的罪责，可能会是倾家荡产还要搭上身家性命。

　　对于骗子来说，没有了手机，还会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也还能派发小卡片，手机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如果相关部门联合起来，并且在法律、法规上面进行打击，让骗子清楚知道，行骗一旦被举报，就会被惩罚，而且一旦行骗，很容易就被打击，那样的话，不能说骗子就此绝迹，但起码数量肯定会飞速下降。

　　提高消费者素质打击诈骗之根本

　　凡是成功的骗局，总归由３个方面组成，骗子、受骗者、局，缺了任何一端，骗局都无法成功。而在中國，为什么骗局那么多？骗局每天都在上演？甚至随着科技的发展，骗子成功把骗局升级为２. ０、３. ０版？如果消费者都不会被骗，骗子就没有市场了。就像现在还拿“水变油”的把戏骗钱，相信上当者会很少了吧？粤语有句古话“桥唔怕旧，就怕无人受”，意思是无论再旧的诈骗手段，都会有人上当，骗子最怕的就是没人会上当。

　　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也还是处于“发展中”阶段，为什么总是有人会相信能买到严重低于市场价的产品呢？很多消费者都存在侥幸心理，而且很多消费者不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信息的真实性就贸然行动，自然上当受骗的机会更大了。

　　打击违法短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一来，骗子就一直存在，肯定不可能冀望通过实名制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骗子实行诈骗需要高成本、高风险的话，自然就没那么猖獗了。改善市场秩序，提高消费者素质，只有多个方面都在努力，违法短信自然会减少，上当受骗的人也会减少很多。

　　作者:徐财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國大陆许多人们的语言里，多了“盛世”这个词汇，听说明年的中國春节联欢晚会也要以“盛世”来命名。

　　“盛世”之词，古已有之，汉朝、唐朝都是中國人眼中的盛世。只是到了近代，中國衰败了，饱受西方奴役，这才有了中國的屈辱历史，但另一方面却也更为造就了中國人，尤其是几代中國知识分子对盛世的追求，亦即所谓的“盛世情结”。

　　慎言“盛世”，保持清醒头脑

　　最近十几年，中國经济和国力开始迅速发展，到了近两三年，更有中國崛起之说。且不论中國是否真的是在崛起，即便从语言使用上来看，频繁使用“中國崛起”，一方面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惑和疑虑，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中國自身的自我膨胀。

　　实际上，近几年，随着中國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國普通民众中间正在产生一种既自信又浮躁的情绪。而这一既自信又浮躁的情绪，又建基于中國素来未有自由、民主传统，尤其是对四十年前的纹化大革命未有彻底梳理的基础之上，于是就更让人担忧中國民众情绪的未来走向。

　　确实，以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中國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就能在亚洲甚至全球独占鳌头。也真是从这一角度上看，中國国内许多人开始盲目乐观，以为中國很快就能“超德赶美”，从而开始其五十年代“超英赶美”的翻版。以这一角度来看，中國无疑是进入了至少是中國近四五百年所从来没有过的“盛世”。

　　但这样的视角无疑太过狭隘，这样的“盛世”要求也无疑太过低级甚至有些可怜，与现代文明的要求自然相距更远。如果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可以发现，中國在国内和国际环境方面，其实正面临极其艰巨的挑战。

　　在国内秩序方面，如何注意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防止种种不平衡产生的负面效应酿成燎原大火，由此从改革社会的深层结构入手，真正消除不和諧的隐患，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國面临的挑战；其次，在外部环境方面看，从中美、中日关系到台海问题，中國的外部也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以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为集中代表的中國周边环境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使中國近十几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中國的盛世情结和发展模式

　　看不到中國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风险，就以盛世幻觉来自我麻醉，不但是一种眼界狭隘甚至可怜的表现，同时更折射出中國民族精神世界上的某些缺憾，那就是无法以一种现代文明精神去审视民族的过去，并把握民族发展的未来。

　　曾经听到不少中國大陆学者和智囊讨论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其实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发展模式值得今天的中國精英阶层好好研究。美国未曾经历过重大磨难和挫折，正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活跃、鲁莽而又野心勃勃，但惟其如此，在其创造力之外也显示出稚嫩的一面；欧洲则如步入中年，岁月的沧桑都一一写在脸上，经历了多少无谓的拼杀之后，开始明白生命的极限和人生的终极境界。

　　于是，当美国依然鲁莽，并为保住其全球霸主地位而不惜撞坏所有瓷器的时候，欧洲则由绚然归于平淡，以永恒的和平、非一流的军力、建基于人性理念之上的经济和社会保障模式，安享富裕、自由和民主。

　　可惜，亚洲人的发展水平和智慧远未达到这一步，所以本世纪的亚洲也许注定将是一个动荡甚至血腥的地区，一如上个世纪的欧洲。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作者:邱震海

　　今年伦敦几宗爆炸案发生之后，许多观察者都担心英国社会里种族宗教隔离问题的渐趋恶化。几个年轻回教恐怖分子都是已纳入主流社会的英国公民，但他们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异端，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几个月后，法国巴黎又发生似乎是由种族宗教分歧所带来的不满与社会动荡。

　　两周的暴動在欧洲许多报纸上都刊登为重点新闻，部分原因正是因为除了法国之外，欧洲还有许多国家（例如英国）似乎都隐藏着如同法国一样的种族历史（ｅｔｈｎ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导火线，所以许多学者、政治人物与公务人员都担心法国的暴動情绪会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里去，从而揭露他们自己族群不和的社会真相。西方回教徒所怀有的特殊情结与所面临的矛盾，笔者在此粗略概述。

　　几百年来，西方一直有部分人把回教视为异类。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而言，这似乎是对的，因为世上主要的回教徒都居住在非洲与亚洲。然而，这种简单的视角已经被复杂化，因为所谓的西方现在也容纳超过１０００万回教徒。

　　照回教的神学理论，迁徙到西方国家或在西方国家成长的回教徒应该与西方和睦共处。《可兰经》里就屡次强调阿拉的存在不局限于东西方地理界限的观点：“东方与西方都属于阿拉。无论你转向何处，你都看得到阿拉的圣容”（２：１１５）。

　　因此，我们在设法理解回教与其世界观之前，就必须改用新的视角。回教与西方不是两种对立的概念，因为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前者更可以处在后者之中。

　　历史的推动力与年轻一代

　　欧洲的回教徒与他们民族的殖民历史有着难以泯灭的情结。大英帝国统治过英属印度区域（ＢｒｉｔｉｓｈＩｎｄｉａ），故英国主要的回教移民来自巴基斯坦与印度，而法国与西班牙的回教移民大都来自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

　　德国与土耳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了特殊关系，所以德国１５０万回教移民当中，几乎全部都来自土耳其。意大利主要的回教移民则来自利比亚，而荷兰也有５０万回教移民来自苏里南（Ｓｕｒｉｎａｍ）。

　　尽管回教神学没有反对回教徒在西方国家里生活，但这些信徒还是在社会上与政治领域里面临各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回教在西方的浮现也造成了相当的社会骚动。

　　英国回教徒诉请设立回教学校、萨曼·拉什迪（ＳａｌｍａｎＲｕｓｈｄｉｅ）的争辩与法国女回教徒戴头巾的诸多事件，早从８０年代就给欧洲政府带来一定的时事话题。这样的社会反应也引来了欧洲人对欧洲回教移民的公然排斥，欧洲许多国家的移民手续也变得更为复杂。

　　正当西方社会频频正面表示出对回教移民的反感，回教徒对自身定义的敏感度也逐步上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阿拉伯国王开始以石油作为对西方施压的政治工具、伊朗的精神长老何梅尼（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Ｋｈｏｍｅｉｎｉ）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ＺｉａｕｌＨａｑ）鼓吹回教的宣扬与极端化的时代。尽管这些变化并没有导致全世界的回教徒大动干戈，但至少它们让那个时代的回教徒充分地重新认识自己，对自己的回教身份进行反思。

　　许多当今在西方社会成长的年轻回教徒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大的。在这群年轻人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在西方出生的，而他们的父母亲是在五六十年代搬迁到欧洲来。尽管父母辈一直都渴望着自己能够受到异乡的欢迎与接纳，但他们的子女辈却不然。

　　笼统地说，年轻一代已不愿成为匿名无影的移民，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应被视为移民或异类。况且，他们看到自己父母从数十年前就为了谋求生计而默默忍受歧视的痛苦与矛盾，所以他们选择表达自己的心声。

　　再者，比起他们的父母辈，年轻一代总体而言也受到更好的教育。当他们看到西方人因为有好文凭而找到好工作、享有高收入时，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应就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种族根源而受到歧视。他们浸濡在竞争激烈、口头上强调种族宗教和諧的社会里，就更让他们觉得自己若被歧视，就应该站起来反抗。

　　归属感西欧不比美国

　　诚然，“西方”不是一个平面、同质的地理概念。就算把“西方”分为美国与西欧，这两个区域给回教徒所带来的生活环境也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些异处都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

　　先从社会与经济地位来说，居住在美国的回教徒大多都是中层階級人士，如工程师与学者。这样的身份地位给美国的回教族群整体来说相当的自信心与归属感。

　　然而，在西欧的回教徒大体上仍旧处在社会的低下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圈里大多是失声的受害者。尽管英国有将近２００万回教徒，但他们在国家领袖的政治议程中却丝毫没有相对的重要性。

　　西欧许多政府人员常强调少数族群（包括回教族群）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呼吁社会主流理解少数族群的习俗历史。这样的情况反映了西方国家与领导人的民族优越感（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只会让少数民族感到与主流社会更为疏远。

　　再者，西欧的回教徒居所、清真寺往往都聚集于某城市或某市镇，美国的信徒在各州里却有大体上类似的人口比例。英国的欧德哈姆（Ｏｌｄｈａｍ）、伯恩里（Ｂｕｒｎｌｅｙ）与布雷德福（Ｂｒａｄｆｏｒｄ）都是出了名的亚洲移民穷人区，那里的居民都感受到了２００１年的夏日暴動，但全国新闻报道却似乎没有什么重视这些冲突。后者的居民更在萨曼·拉什迪引发的争辩当中感到义愤填膺，险些就引发了血腥的暴動。

　　回教思想里有巫么（ｕｍｍａｈ）的概念，即信徒的族群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跨越国籍、甚至政治信念的界限，以致当某国的回教徒遭受鎮壓时，其他国家的回教徒就更有可能因此而感到仿佛是自己受到了鎮壓。西欧回教徒也可能因为信徒居所、活动场所的聚集而导致外国回教徒身份与处境给西欧信徒带来直接影响。巴基斯坦里巴勒费希（Ｂａｌｖｅｒｉｓ）与地欧班蒂斯（Ｄｅｏｂａｎｄｉｓ）间持久不休的宗派纷争几乎是完全被移植到来自巴基斯坦的英国移民信徒群内。

　　美国的回教徒大多是自愿成为美国公民的。在他们眼里，美国充满着建立美好生活的机会。这种想法在西欧回教徒中是荡然无存的。许多欧洲信徒之所以居住在欧洲，往往只是因为他们父母被迫移民，而他们在欧洲国家成长当中又因为受到种族宗教歧视而一直无法找到翻身的机会，造成他们普遍性地感到失落、迷惘、与主流社会渐渐脱节。

　　缺乏让回教族群说话的管道

　　两个区域的近代史对当今信仰回教的国民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黑人势力的逐步强大给国内的回教国民身份、自信心带来相当的催化作用。６０年代著名的美国黑人代表如拳王阿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ｌｉ）和人權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ＭａｌｃｏｌｍＸ）不仅成了黑人的骄傲，更是美国回教徒的“政治明星”。

　　相对来说，欧洲却似乎没有这样的仰慕对象，因为欧洲大多的回教徒都被主流社会冷落，他们往往既没钱又没势力，社会里也只有寥若晨星的几位学者和媒体人员为他们说话。

　　另外还有区域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在２００１年之前，美国大体上被世界视为公平对待回教信徒的国家。诚然，美国可谓反利比亚、伊朗，而近期又被视为反阿富汗、伊拉克，但同时它也与埃及和沙地阿拉伯有着深厚的感情。

　　美国固不可以说是依据某国家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指南。相对的，欧洲许多国家却没有美国那样积极与中东回教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不能一言以蔽之，但难以否认的是欧洲回教徒看到欧洲这样的外交政策也难免感受到欧洲领袖对回教与回教国家的不感兴趣，这样也难免让他们感到自己族群或宗教的备受冷落或歧视。

　　九一一事件迄今已有四年之久，而事件发生后已有诸多学者和社群领袖呼吁西方政府重视自己国内的回教与少数族群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可惜忠言逆耳，许多国家（尤其西欧国家）都没有认真对待警告，国际媒介迅速的新闻传播又让许多忍受多年歧视的族群感觉西方近几年来陡然兴起了对自己宗教种族身份与族群自尊的蔑视。

　　回教族群在２００１年之前在某程度上已经被西方媒介异类化，而且西欧回教徒往往缺乏为自己说话的管道或能力，导致许多处在西方主流的人士没有好好理解回教徒与回教世界。法国的暴動应该让我们看到法国多年来隐蔽的社会思想分歧与不满，而我们也应透过西方与中东近代史的镜片看到西欧更大的社会问题。频频将社会里的不平之气撇开不管只是扬汤止沸，未能釜底抽薪。

　　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最近回国服役

　　作者:杨伟宁

　　今年是日本投降６０周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國多次警告，再赴靖国神社。不少海内外华人发出不惜再打一次抗日战争的感慨。拳拳赤子之心固然可嘉，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却不可长。所幸的是，目前中日关系的恶化尚不是地缘政治对抗的结果，而仅仅是它的前曲。

　　这个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否会演变为全方位的战略冲突，完全取决于中日双方能不能把那个刺耳，不和諧的前曲转化，过渡到较为悦耳的主题变奏。

　　中日关系的症结究竟何在？倘若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历史问题上，那么政治、外交的回旋余地太小，心胸也显得过于狭窄。比如，靖国神社问题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所谓“拜鬼”或“招魂”说是否合理？

　　日本神道观念同中國不同

　　日本神道供奉多神，并不供奉祖先。进入神社中的灵魂乃是经过“净化”的中性的概念，既非冤魂，又非罪孽，何参拜、招魂之有？

　　中國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魂、魄两部分，所以有魂上天，魄入地之说。在家祭祖，上坟招魂。日人无魂魄之分，但日人的灵魂亦在天地之间游弋，因而神社的功能是“安魂”而不是中國意义上的“招魂”。

　　中國人恨不得把东条英机铸成铜像，让他跪在那里，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这种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这并不符合东瀛神道的本义。因此，批评日本政治家“参拜”神社的一些说法后患无穷，很容易被日本普通老百姓理解为对神道文化的蓄意曲解。

　　中日关系恶化的利害有多大？不少人把中日关系的现状简单归结为大国兴衰的一个必然过程，这未免太咄咄逼人，不啻是在宣布日本的衰落。事实上，中日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它的改善乃中國“和平崛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首先，中國的周边政策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从南亚次大陆到东南亚，中國“以邻为友”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唯一令人担忧的是，东北亚的中日关系却江河日下，破坏了和平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

　　更有甚者，双方的批评调门已经发展到有点“以邻为壑”的味道，这并不符合中日两国的长远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和平崛起还取决于它能否在政治上平安地溶入国际社会。可以看到，欧盟对中國的崛起持积极态度，欢迎中國政体改革的软着陆。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目前的中美关系对中國在国际社会的软着陆是有妨碍的。

　　两个办法缓解中日关系

　　在亚洲，日本是唯一对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有积极牵制的国家，其作用是任何别的国家所不能取代的。因此，促使日本“一边倒”是不明智的政策。

　　中日关系如何缓解？本年初，笔者同老朋友、现任日本外务省国际事务发言人的千叶明君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通信对话。我当时提出两个缓解办法。

　　第一，立即成立官方的双边历史委员会，不让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有机可乘，随意利用未定论的历史事件达到政治目的。

　　空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足以解决问题。瑞士在十年前曾面临“纳粹黄金”问题，当时有些极端份子甚至把瑞士的战后经济繁荣归结于二战期间瑞士银行接受大量从犹太人那里搜刮来的黄金。后来瑞士政府成立了多边国际历史委员会，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彻底平息了这件事。

　　第二，中日双方都必须在神社问题上谨慎从事。中方应当停止不顾及日本文化传统的批评，而日方则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选择另一个神社表达同样的心情，或建立一个正式的“国家神社”。

　　任何政治化的历史和历史化的政治，都会牵扯到民族情感，所以必须把神社问题从动态的现实政治中剥离出来。通信在伦敦发表之后，得到国际上的踊跃反应。西班牙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司长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他曾在东京服务过四年，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不如阅读这篇通信文章来得深刻。

　　千叶君基本上赞成我的提议，但在一点上他与我有分歧：他认为日本在东西文化之间“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中國仍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悖论中挣扎。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以为，日本的“自身定位”远远没有结束，而张之洞的悖论正是中國在２１世纪全球化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出发点。既不能全盘西化，又不能闭关自守。

　　中日在很多方面固然有分歧，但和平友好的愿望是共同的。令我们两人难以置信的是，目前的中日关系竟然看上去有点像２０世纪初的英德对抗关系。实际利益冲突并不明显，但双方的信任度已大大降低。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化的关系，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小泉再不醒悟，必然后患无穷。

　　作者是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

　　作者:相蓝欣

　　１９６２年中学政治老师上政治课说苏联很穷，西红柿５个卢布一斤，因为它是修正主义！有生活在６０年代的网友补充说，那时的老师说苏联修正主义很穷，老百姓的头上抹的是鞋油。现在想起来真可笑，“西红柿５个卢布一斤”，是一种中國化的说法，因为苏联用的是克或公斤，不是中國的两和斤。到了９０年代后期有人说俄国很穷！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但是，由于学俄语，我看到的是７０年代苏联工人有小汽车，日古利牌！由于接触了很多去苏联和俄国留学的同学，我知道一个实事，俄国仍然沿袭前苏联的福利。我把这些写下来，整理了一篇《俄罗斯保留了前苏联的社会福利》发表在《光明观察》（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１日）上，最近看到新浪网转载《经济观察报》余南平的文章《今天的俄罗斯人还在享受几乎免费的教育医疗》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６日《经济观察报》、《俄政府通过诉讼最大民航机场有望重新国有化》（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中國新闻网》）想起了一个月前看到的一篇文章《俄石油资产国有化加强俄能源大国地位》（《中國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普京要把石油资产国有化，虽然这只是部分国有化，但是其意义在于维持社会开支，国家必须有财源才能维持“几乎免费的教育医疗”，当然也包括继续进行的太空计划和军费开支以及必要的科研。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要想维护其大国地位，只有用最快的方法掌握足够的财源，才是最现实的。所以任何经济活动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这是我们那些宣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强调的效率是企业的效率，不是整个社会的效率，结果“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变成了“效率优先、不顾公平”，一些企业的老板在压低职工工资，从企业的效率来看，确实降低了成本，有利于价格战。但是，工资太低又影响了购买力，所以出现了内需不足、扩大出口。内需不足反过来又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使企业不断用降低产品价格的方法进行推销，这样社会的效率就降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还是谈俄罗斯吧！

　　（一）前苏联与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

　　２００５年１月《凤凰周刊》刊登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俄罗斯》。文章说：俄罗斯民主化，苏联解体，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经中國媒体的“舆论导向”，全都变成了“灾难”。然而，到俄罗斯旅行的中國人，却见证了一个与印象迥然不同的俄罗斯，一个真实的俄罗斯。

　　全民公费医疗。仅仅是俄罗斯的社会福利，就令人惊讶。在中國，享有公费医疗的，仅仅是政府公务员或少数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即便在部分发达国家，全民保健也还是奋斗中的目标。然而，在俄罗斯，民众却人人享有免费医疗，不管工人、农民、还是无业者，只要是俄罗斯公民，就一律享有公费医疗。

　　免费教育。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俄罗斯也没有停止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正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在俄罗斯，孩子上学，一律免费，连教科书，都由学校无偿提供。非但如此，所有学校，每天都免费向学生供应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

　　全民公费医疗。仅仅是俄罗斯的社会福利，就令人惊讶。俄罗斯人还享受许多令中國人羡慕的福利。比如，居民住房不收费，即便开始了住房改革，即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政府仍然规定，人均１８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１８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又比如，自来水、热水（每天２４小时供应）、供暖，从来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以致于俄罗斯公民根本不知“水表”为何物。仅对天然气和电，有极低收费，然而，这种收费，对居民来说，根本就算不上开支。综合全部社会福利，包括对住宅和物业管理的补贴，２００３年，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耗资２. ８万亿卢布，相当于政府全部预算的６８% 。

　　九十年代初期，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实施经济私有化。“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遭遇短暂困难。完成艰难的体制转型后，俄罗斯经济自１９９８年开始起飞。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依次是：２０００年，９% ；２００１年，５% ；２００２年，４. ３% ；２００３年，７. ３% 。目前，俄罗斯人均产值２０６０美元，中國人均产值１０６０美元。

　　《凤凰周刊》不懂历史、断章取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全民医疗、免费教育，居民住房不收费，是在苏联解体后，经过“休克疗法”短暂困难，完成艰难的体制转型后的成果。

　　但是真正熟悉苏联历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９２年以前俄罗斯普通人民的生活比现在还好！不相信吗？看一看前苏联的卢布与美元比价就知道了。

　　叶利钦政变后卢布贬值，老百姓的存款缩水，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再加上休克疗法，放开物价，卢布大幅贬值，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所以改革被叫停。普京上台后重新稳定局面卢布升值，再加上原油价格上涨，所以人民生活才有所恢复，但是还没有达到９２年以前的水平，为什么汽车是旧的呢？因为没有钱买。旧的是十几年前的产品，是改革前的产品。凡是到过俄国的人都知道现在旧东西多，旧汽车、旧房子、旧学校、还有旧军车、旧军舰。如果没有叶利钦、盖达尔请美国人搞休克疗法，造成经济停滞不前，很多东西早就换新的了。大家都知道联盟号飞船吧！这个庞然大物就是前苏联航天技术的结晶，而且准确地降落。没有技术能行吗？当然那是过去，但决不是叶利钦时代的产品，瞎折腾的结果，没有钱维持了，只好降落了。

　　其实俄罗斯的福利是前苏联建立的，不是政变后私有化才有的，主张私有化的人多次想取消原来的福利，但人民不答应，前苏联的一个东欧国家想取消公费医疗搞了一个公民投票，结果多数人不同意，也没有搞成。香港凤凰台断章取义，为什么不敢说，从前苏联到现在的社会福利一直延续呢？制造假象。如果是叶利钦搞的，为什么俄国报纸不报道？如果是所谓“改革派”搞的，为什么俄国报纸不报道，懂俄语的同志们只要看看报就明白了。《凤凰周刊》断章取义，利用前苏联的福利政策，为所谓“私有化”涂脂抹粉，实在是在歪曲事实。请问：俄罗斯延续的前苏联的福利是“改革”的结果吗？

　　前苏联的人民生活如何？早在１９７０年我在东北农场劳动时，留学生对我讲了很多，东北人把俄国人叫老毛子。９０年代后，从俄罗斯回来的普通留学生和长期旅游者告诉我的情况是：

　　俄罗斯的私有化受到人民的抵制。实际上已经被暂停了。许多前苏联的福利仍然保留下来，这是其社会没有发生大动荡的原因，新共產黨的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经在一个宴会上找到普京：“为斯大林干杯！”普京毫不犹豫地举杯，“为斯大林干杯！”。叶利钦曾经多次想解散共產黨，但是都没有成功，普京上台后采取了“容共”的政策，允许共產黨活动，实际是为了社会平衡。叶利钦时代的七个金融寡头，被普京搞垮了三个，普京说他们是强盗小偷并警告他们谁再闹就公布材料。这一点大得人心。美国有评论说，普京是对私有化反攻倒算，甚至怀疑普京的路线是没有共產黨的共產黨路线。特别是这次拍卖尤克斯下属的尤甘斯，让美国大为恼火。尤甘斯实际是被国有化了。有趣的是俄罗斯把私有大公司收归国有，我们这里的经济学家却宣扬私有化。

　　普京对尤甘斯国有化，是要掌握财力，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有国家能调动的财力，这是基本的常识，俄罗斯军费紧张科研经费紧张，所以国家要掌握财力。

　　我问过许多去俄罗斯回来的人，有一个９０年代初，政变前的留学生告诉我，宿舍里有冰箱、冰箱里有香肠、面包、牛奶但是没有酒和饮料。这是一个经历政变前后的留学生告诉我的。老百姓生活与前苏联相比略有下降，但还有香肠、面包、牛奶、伏特加。还有旧汽车、有汽油。但是想吃鱼子酱不行，没有钱买，只能在节日买。想买进口汽车买不起。

　　这些情况，从中國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台直播报道的莫斯科剧院和别斯兰中学的恐怖事件中，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有很多旧汽车，那是前苏联的产品。除莫斯科外，一般城市不禁止旧车，也不搞报废。你给报废了，老百姓买不起新的，是给自己找事。俄罗斯也有少数巨富，但是老百姓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靠盗卖国有资产暴富的。所以普京打击金融寡头，普通百姓高兴。俄罗斯老百姓最看不起的有四种人：醉汉、吸毒者、巨富、克格勃。

　　实际上凤凰电视台自己的节目就证实了前苏联人民生活的情况，那个别斯兰的全景镜头，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凤凰台真的要告诉人们真实的俄罗斯，就拍一个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其实，在学俄语时，我看过许多苏联片，人民生活情况，就是那个《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情况，７０—８０年代工人家庭有汽车是很普通的情况，日古利就是普通家庭的小汽车。

　　总而言之，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是比前苏联略有下降，但这是以前社會主義的结果，不是１９９２年私有化的成果。许多留学生告诉我没有一个政治家敢把前苏联的社會主義否定得一干二净。现在俄罗斯有出现了斯大林热，连跑到美国的索尔仁尼琴都表示赞成。因为俄罗斯来说大国地位的下降是最痛苦的。他们的理想人物是彼得大帝。斯大林是个獨裁者，人们只是把他看成是领导卫国战争有功的人。

　　当前，俄罗斯的思想是混合状态，有走向社会黨福利国家的倾向，社会黨是第二国际的延续，其黨纲中有不少馬克思、恩格斯的话。北欧和法、德的社会黨也认为自己是搞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所谓老欧洲国家有很多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法国的空中客车、德国的大众公司。这些是英美国家最不高兴的，所以称西欧是老欧洲。美国对欧洲社会黨不满意，几次想把法国的社会黨搞垮，问一问在欧洲长期生活的人就明白了。有一个中國经济学家在瑞典宣扬私有化，结果在会场上就遭到批判。

　　前苏联和俄罗斯轻工业不发达。９０年代初我受学校外事处委托，接待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布罗夫。他们是夫妻二人，拿出许多糖请我吃，我不想吃，因为好象是我们这里粗糙的水果糖。我说，你看看我们中國的大白兔奶糖，就明白了。

　　他们也买了许多东西。还说太便宜了，俄罗斯没有。买很多东西，不是穷，是因为有钱在俄罗斯买不到。那时的情况是这样，现在可以买到，但是中國产品经过二道甚至三道手，到了俄罗斯就贵了，这是他们长期搞重工业的结果。７０年代我在黑龙江兵团，工程师告诉我苏联的东西结实，个头大。我看过斯大林拖拉机８０，是５０年代初的产品，比我们７０年代的东方红１００拉力大。

　　“俄罗斯全民公费医疗，农民，无业者，只要你是俄罗斯公民，就一律公费医疗。”基本如此，而且苏联时期就是如此，这不是叶利钦和金融寡头的发明，而是叶利钦、盖达尔想变而不敢变的东西。你问问１９６０年到苏联留学的考察的，都知道全民公费医疗，因为苏联是集体农庄，相当于我们的国营农场，我在黑龙江兵团，也是国营农场，也是公费医疗。前苏联的公费医疗保留到现在，所以老百姓日子还过得去。目前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民族矛盾引起的冲突，这是前苏联留下的老问题。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必须让大多数老百姓过好日子。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所以遭到人民的反对，就是造成了经济混乱，使人民的福利受到破坏，停止“休克疗法”恢复经济，使人的福利有了保障，这才是真实的俄罗斯。有网友问俄国武器比我们好是为什么？前苏联的军工发达武器当然好，如果没有所谓的“改革”，乱折腾，武器还好。前苏联时就有能击落导弹的导弹，为什么美苏了签定反导条约，双方都有反导能力，才签定这个条约。你没有这个能力，谁跟你签定条约？如果没有记错，反导条约的签定是１９７２年。

　　我想问一问那些说社會主義不好的人，如果前苏联一无是处，那为什么老百姓有汽车、有房子、有公费医疗？可能有人又要批判平均主义大锅饭了。其实，福利并不等于大锅饭。无论是前苏联的华沙条约国还是欧盟国家都在搞社会福利。这就是现在欧盟承认俄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国家经常批评俄国的政治，但是并没有批判前苏联的福利，因为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程度的搞社会福利，瑞典的社会福利比前苏联还高。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无论是对前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我们都要一分为二的进行研究，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这更有利于我们建设中國的社會主義。

　　（二）国营与民营的平衡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副博士伊戈尔- 托姆别格认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标志着重要石油资产的国有化，具有多层含义，可增强投资信心，加强俄能源大国地位，扩大地缘政治影响，一举多得。

　　涅斯特罗夫说：“在石油国家，全部开采权通常都由国家控制，私有企业只从事加工业务。在我们俄罗斯，有个中间阶段。从全世界的现状来看，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私有企业通常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但在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上，这一问题还有争议。”涅斯特罗夫认为，国有公司在管理效率上明显不如私有公司，但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私有石油公司功利性更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相对来说，国有公司更全面、更有效率。

　　托姆别格认为，西方媒体攻击此次交易为国家極權的说法不值一驳，石油领域的国有化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当然，西方的不满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把战略石油资产收归国有可以加强国家在燃料能源系统的存在，进而明显加强俄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扩大俄地缘政治影响。在当今世界局势下，燃料资源已成为不比导弹逊色的有份量的地缘政治工具。俄罗斯作为下一届八国峰会的主席国，要求把保障世界能源安全作为全球任务，俄石油业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俄石油资产国有化加强俄能源大国地位》《中國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日）

　　２００５年俄罗斯对美国出口原油将超过２０００万吨，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政府计划于今年提前偿还１７０亿美元外债，以节省每年数十亿美元利息。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认为，到２０２０年，俄罗斯将少支付６０亿美元利息。

　　这里，我们看到，石油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也看到国营与民营的平衡，也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如果想理解这个问题，请大家看一看中國汉代的《盐铁论》、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任何大国的政治与经济之间都需要找到平衡点。

　　来源：光明观察

　　作者:韩强

　　当京城的绿营兵在１８９４年秋天奉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１９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强大一时，但彼时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不管是面对外敌还是国内的叛乱，都不堪一击。长期掌管着清国海关的赫德曾在１８６５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国，这个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权失去了力量。

　　没人指望绿营兵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１８９４年７月爆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与安徽，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训练下，士兵装备了现代武器而非长矛大刀，通过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嫡系部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兴建的北洋海军经过２０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挥官们很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那边的对手们曾是同学。１８９１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连日本的明治天皇也为舰队的实力而赞叹。那正是一个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２日，我坐在刘公岛上看着那些被打捞上的舰队残骸。整整１１０年前的今天，北洋水师最后残存的武装力量也投降了，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凌晨自杀。关于那场持续了７个月的战争，历史学家已尽可能挖掘出了尽量多的细节。但仅仅重温那段屈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只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们当真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不能假装能够理解为什么叶志超在并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１８９５年２月６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能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在紫禁城内，没有人真地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关键。在这场战争悲剧性的高潮到来之前，那位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挪用海军军款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國人来说，战争根本就从未爆发，只要给一些钱，老百姓就会欢天喜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國”是外来者来称呼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國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自从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中國人在１５０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國在１９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１８２３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國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１８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它的人口在１００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國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國在某种意义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随中國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國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國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２０００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延续了１０００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國在１９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國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１８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它们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

　　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極權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國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１８世纪末达到３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１８５０年前后的４. ５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当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而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改革者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的晋升之路被封死之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１８９５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受到的屈辱：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的鸦片战争；１８５７—１８６０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７１年俄国侵占伊犁；１８７４年日本夺取琉球；１８８３年—１８８５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在１８５０年代就曾显得脆弱不堪，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强力；而一支用变形的基督教统一了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庶的长江流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

　　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１８６０之后的３０年是中國社会一个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黑暗岁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与文详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他们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的反叛。他们正直、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了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國在处理对外事务上逐渐专业化，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在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湘军、淮军，包括机枪与克虏伯大炮；在１８６０年代，随着各路义军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國商人在沿海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受到了手握政权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视；被腐败与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运行起来，士绅再一次发挥起作用；教授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國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祯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國的外交官在１８７２年写道，中國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階級都决心恢复中國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國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自１８６０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國和日本同为專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１８９４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１８７０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國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國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國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在中國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如此明显，对于中國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比宫廷政治要小得多。改革虽然暂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被改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向它所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样，王朝或许可以击败来自内部的叛乱和来自中亚腹地的挑衅，却对来自海洋那边的挑战无力抗拒。

　　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國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地回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國”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然而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１９世纪的中國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國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９７% 以上的中國人仍在穿着土布织的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主题；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更何谈现代交通运输、通信和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少得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中國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的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國，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國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２０００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國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１０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２０世纪初，中國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的压力对于中國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國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原载：经济观察报

　　作者:许知远

　　前段时间，遇到许多青年朋友在争论“到底是自考高明，还是全日制高明”，未免感到好笑。这种争论本身实在没有太大意义。一个人的人生的价值在于他（她）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这里的“成绩”并非单指“学习成绩的高低”，而是指你究竟为社会、为国家、为大众创造了多少、奉献了多少？你搞工程学，你开发了多少项目？你学商，你建立了什么民族企业？你从文，你写了几本名著？你学医，你救治了多少病人？你爱国，你有没有维护祖国的尊严？你为人子、为人女、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你对亲人的关心爱护究竟有多少？你作为一个顶天立地、活生生的中國人，有没有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说话而问心无愧呢？不要当汉奸、不要当奴隶，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世界！

　　很多人总是善于挑成功者的毛病，但却忽略了他们的成就，更不想想如果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能否做出如此成就。如果你眼下还不是个物质上富有的人，那么没关系，你可以先成为精神上富有的人，因为这比获得“物质上的富有”会有相对更多且更容易的途径。如果你渐渐“精神上也富有”了，那么离“物质上富有”还会远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而只有成为一个物质和精神上双丰收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但“最成功的人”是怎样的呢？当然是物质和精神上虽然已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