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前两天看《大连晚报》的一则报道，讲的是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患上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由于医疗产业化的结果，许多无钱看病的人流落街头，而那些不幸中的万幸得以治疗的患者，常常被家人抛弃；在中國，患有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人，是被社会和他人嫌弃的，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这是一个被忽视、被蔑视的广大群体，由于自身存在精神疾病，加上不被世人理解和宽容，常常终生处于一种精神痛苦中。但这些患病的人，有许多并不是无法生存的人，报纸报道一个青年患精神病后，长年被家人锁在家中，后来被医院解救后，住院期间，医生发现他爱看财经类报纸杂志，便让其家人多引导患者这方面的爱好；此青年出院后要求炒股，其母亲给了他一些钱，谁知此青年在炒股中赚多赔少，逐渐发财，这引起其他股民的关注和讨教，这位青年人才不仅自己生活富裕了，而且有了一个对病人来说难得的社交圈子。

　　据西方有关科学家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天才生活自理能力差，普遍存在社会交往障碍。由于西方社会反感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残酷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纳粹理念，提倡人文精神，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社会、各种团体组织以及个人，都主动关心爱护弱势群体，给他们提供一个尽量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这样生活在西方的任何人都享受着人世间的温暖；而西方国家对天才的出现，本着以人为本的信念，保护、照顾、引导天才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给他们创造最好的环境，以使天才们最大可能地服务政府、社会和群众。所以，西方的天才们可以说层出不穷，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故事，也激励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和理想。我们在西方影视剧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传奇故事。

　　新中國建立后，也确实出现了大批的天才，可这些各方面的精英，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在投身新中國的建设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也有一些天才由于自身脾气性格的缺陷，归国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反而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个别人甚至含冤死去，这都是悲剧的性格决定了悲剧的命运，而这种悲剧的命运完全是由那个悲剧的年代造成的。中國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洗礼，一些人的人格已经异化，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再只醉心于学术研究，而是考虑适应复杂的社会因素，这使中國真正的大师们的数量越来越少，还活着的大多年事已高，成了一种象征和摆设。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还曾出现了数学天才陈景润，而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年代，再也没有天才出现了。为什么？

　　刚改革开放时期，中國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神童，在十几岁就上了大学，可这些神童现已大多消失于茫茫人海，再也没有闪烁任何亮点。现在还有一些小小年纪就上大学的神童，可结局大多是因种种原因退学回家，其后的生活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人。专家、媒体在对此现象报道中，详细地挖掘出这些天才是如何地有缺陷，如何不能与教师、同学、校方交流，是如何地无法生活自理，是如何不能做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于是天才们纷纷纭落了，于是中國不再出现天才。这与西方对待天才的态度有天壤之别，西方要求关照这些天才，以避免他们被俗世所淹没；而中國则要求天才们成为十全十美的人物，苛求天才们能够融入世俗的社会，甚至要求天才们处处表现得要比常人要强多少倍，结果是扼杀了天才！中國有产生天才的土壤，却没有适合天才生活的社会环境。

　　但凡是天才，必然有常人不及之处，也必有不及常人之处。陈景润虽然摘取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可他在许多方面是非常低能的，如果他生活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时代，他要么进精神病院，要么沦落街头，总之下场会非常悲惨，哪里会有他的数学研究成果出来。美国的天才约翰- 纳什，在美国政府眼中属于国宝一级的人物，可他要是在中國，进精神病院是他唯一的出路。实际上，天才、妓女、乞丐、同性恋者、残疾人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如果政府、社会不对他们格外保护和照顾，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并最终自生自灭。由于现在的中國社会竞争残酷，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和关爱，部分中國人为了发展中國经济，动辄就要牺牲其他中國人的利益，导致社会道德水平极其低下，天才们就是在这种缺乏人文的社会环境中夭折了。

　　国家的财富主要包括两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社会资源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现在的中國社会各领域中，确实存在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这些人都是人才，而不是天才；人才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天才更是可遇不可求。中國的“官本位”体制决定了，当人才或天才出现时，往往是给他一个官职，然后寄希望于他能运用自己的才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除了政治方面的人才可担此重任外，其他方面的人才好象并不能完成此类任务，而让天才担任官职，感觉更象赶鸭子上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天才的才华虽然出众，但他们往往有致命的缺陷，常常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来照顾其他众多人等呢？！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才华越大，那么这个人的缺陷越严重。我们是把这类人视为鸡肋呢，还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中國岁数大的有一定权势的人，在面对不听话的年轻人时，常常习惯对其“整整”，非要把不听话的年轻人整得有皮没毛，许多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年轻人，就这样被修理成窝囊废，或者失去理想成为了混世魔王；而不懂世事的天才们，在这种修理之下，基本都被整成废人了，还没有崭露头角，就已经终其一生！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苛求人才的结果是找不到人才，而天才更不是要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通过领导的整治，培养出“听话”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吗？笔者表示怀疑！

　　当年朱容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由于其脾气性格过于急燥，希望在短时间内让诺大的中國有个新气象，在许多方面没有考虑周全。做为中國的高级知识分子，做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对朱容基的经济改革提出任何异议，并且不断为朱容基的改革叫好鼓掌，甚至认为朱容基的改革还是过于谨慎；正是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了话语权，利用舆论大肆扇风点火，导致朱容基这个老政客在一片赞扬声中迷失了方向。笔者认为朱容基人格高尚、嫉恶如仇、从谰如流，是笔者所尊重的领导；笔者也认为他的经济改革大方向是对的，但他在众多趋炎附势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吹捧中，没有听到建设性的意见，结果社会出现了动荡，基层群众生活苦不堪言。现在朱容基退休了，第四代领导班子开始纠正冒进中的错误，当年吹捧朱容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反戈一击，批评朱容基这也做错了、那也做得不对；不知退休的朱容基面对这种情况有何感想？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是人才吗？笔者感觉他们更象精于投机的政客。如果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仗着雄厚的知识自称为天才，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羁，恐怕中國也要断送在这些“天才”手中了。建国几十年对知识分子的洗礼，造就了一大批没有獨立人格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利用掌握的知识，不是为政府、为社会服务，而是想办法投靠权力以获得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开始投靠大资本家们，目的也是为获取利益。这十几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些主流高级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是不可靠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根本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的才华表现在政治投机和经济投机上。笔者认为，等到江澤民死后，他们便会公开痛批江澤民了，中國知识分子的天性使然！

　　天才不再出现在这个国度，只剩下一群逐利的如商人般的投机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政府真的希望中國出现天才吗，领导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谁把中國的知识分子改造成如此模样，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李扬

　　作者电子邮件：ｌｉｌｉｌｉｌｉ２@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李扬

　　新学期到了，又一批成绩优秀，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才生”们，正在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为那昂贵的学费发愁。

　　一部《落泪是金》，描写的是贫困大学生；一部《其实我不想走》，演的也贫困大学生。有知识、有能力考上大学，却因为贫穷上不起大学的事例，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最近我又看到这样一组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则新闻是“审计风暴刮到高校”。２００５年审计报告中详细开列了２００４年组织的对教育部直属１８家高校专项审计的问题清单：２００３年这１８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ＭＢＡ学费等６４４２７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６０１０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７３５１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的学费、住宿费等５２１９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３２８４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５５４万元，共计８. 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占当年全部收费的１４. ５％。

　　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行，学校扩招，一些大学城陆续兴建，大量举债，都是以学费收入作为抵押，这些债务势必会有相当部分转换到收费上，导致高收费和乱收费。

　　另一则报道说在中國社会科学院的《２００５年：中國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教育收费问题的严重已经“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有６４％的家庭认为高校学费太高；３３％认为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很困难，３７％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３０％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而北京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

　　另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１９９５年８０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５０００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６０００元左右；住宿费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００元~ １２００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左右，４年大学需要４万元左右。２００４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９４２２元和２９３６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４. ２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３５年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过去看小说《红旗谱》，农民的孩子因为家里穷都是上“师范”或者“军校”之类不用家里出钱还管饭吃的学校；而如今在解决贫困生上大学的问题上，教育部门、学校以及社会各界都在“想方设法”，但我认为：制度的问题必须用制度来解决，仅凭所谓的“爱心”与“救助”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当一个学校招收的“贫困生”都占到２５% 以上；当６４％的家庭认为高校学费太高；当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４. ２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３５年纯收入的时候。教育产业化与市场化的路，我们还敢“义无返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吗？

　　当我们面对着越来越看不起病的群众，敢于坦言承认“医改”失败的时候，“读书赔钱”的现实还不能促使我们对于“教育产业化与市场化”的反思吗？

　　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力，自然应该包括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不要一不留神，高等教育成为了“贵族”或者“有钱人”的特权。

　　但是，无论如何“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

　　作者:李盾

　　七月七日，是个特别的日子，是个与死难有关的日子，历史好像对这个日子“情有独衷”，六十八年前，中國军队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六十八年后，英国首都伦敦的地铁和公交巴士分别发生了恐怖分子发动的炸弹连环爆炸，造成５６人死亡和七百多人受伤的惨剧，事故发生后，全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恐怖分子血腥残忍。在爆炸发生一周后，伦敦为事故死难者举行了２分钟默哀悼念，英国各地及欧洲各国近百万人，上至元首总统，下至平民百姓都一起参加了这个悼念活动；在此期间，在英国参加八国峰会的首脑们会前也举行了默哀仪式；在球场上进行球赛前，双方的球员默哀……不论是在办公室里工作的职员，还是路上的行人，个个都不约而同地肃立默哀，悼念死难者

　　默哀是人们对死难者表达的一种哀思的仪式，它的起源于何时何地，笔者没有作深入的考究，但这种仪式现在已成为全世界各国对死难者的悼念仪式，像美国９. １１事件和印度洋大海啸，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对死难者进行默哀悼念。

　　反观国内，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的灾难事故，光是在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就有：

　　六月十日，黑龙江沙兰镇小学受洪水侵袭，造成１１７名学生被淹死；

　　六月十日，广东汕头市华南宾馆发生特大火灾，３１人罹难；

　　七月十一日，新疆阜新神龙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８３人遇难；

　　七月十四日，广东兴宁市发生特大透水矿难，造成１６名矿工死亡；

　　七月十七日，河南新安县石寺镇西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七名矿工被困，生死未卜；

　　七月十九日，陕西省铜川市金锁五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１９人被困井下，生死未明…….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故灾难，简直是令人怵目惊心、惨不忍睹，这还是媒体披露的，仅是冰山一角，而没有被披露的不知还有多少？据有关资料统计，上半年，中國因煤矿事故造成２６７２人死亡（七月十九日国家安监总局网站提供），真是不敢想象。

　　迄今为止，我却没有听说过有那个团体或部门发起过对死难者进行默哀悼念等活动。当然，并不是说，我们非要像西方一样对死难者举行默哀悼念不可，也许国人认为这是西方的习俗，咱们没有必要去搞，况且人死不能复生，举行这些默哀仪式没啥用，倒不如等到清明时节才隆重热闹地拜祭一番，还可以痛痛快快地啜一顿。

　　细想下来，也不无道理，你想一想，咱们的领导官员平常的工作多忙啊，要参加各种的会议，批阅大量的文件，应酬各种的饭局酒会；咱们的百姓也是每天都要为养家糊口而早出晚归地奔波劳碌，哪有时间去关注死人的事。如果真的像西方国家那样对死难者进行默哀悼念，那默哀就成了我们每天必要做的事项，咱们国家每天都发生那么多的灾难，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如果每次的默哀２分钟，那人人起码要肃立几十分钟，甚至整天像根电线杆似的站着还悼念不完……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岂不是要停顿？所以说这样做不行。

　　尽管东西方的传统习俗，文化思想有差异，但对人的关爱，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是构成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在人文道德教育方面，西方国家向来都是很重视的，一旦发生灾难，他们“以人为重，以人为本”的观念就很明显地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说这次的伦敦爆炸事件发生后，正在苏格兰参加八国峰会的首相布莱尔知道消息后，就退出会议，马上赶回伦敦来了解灾情和安排救援工作，社会上的各种团体也纷纷施以援手。

　　在国内，咱们每当事故、灾难发生后，当地政府马上组织救援工作，领导亲临现场指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对死难者家属进行经济补偿等善后工作，接着有关管理部门下令停产整顿，监督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加大安全生产管理的力度等等，针对事故的各种规定措施不可谓不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官员不可谓不重视，可是，事故灾难还是挥之不去，像蚂蟥一样紧紧地吸附在我们社会的肌体上，这到底是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利”字，这个“利”字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已成为一个人人都顶礼膜拜的神只，在这个神只重压之下，人的生命变得何等的脆弱和渺小啊！

　　曾几何时，煤矿瓦斯爆炸在我意识中，只能在旧社会（即中國共產黨执政前的社会）才会发生的灾难。因为读小学的时候（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一部叫做《沸腾的群山》的电影中第一次知道瓦斯爆炸的恐怖，这部电影是描绘旧社会矿工的苦难悲惨的生活的，影片中那些资本家和日本鬼子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利益，在没有安全保护设施下，罔顾矿工的生命安全，逼迫工人不分昼夜地下井干活，结果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不是积极采取行动去救人，反而为了自身的安全，没有组织抢救，致使被困的矿工全部死亡，简直丧尽天良。这部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令我觉得瓦斯爆炸是个非常恐怖的灾难，而且认为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那时我很庆幸自己能够生长在新社会，在黨的领导下，使我们的矿工摆脱了那梦魇般的瓦斯爆炸。

　　星移斗转，眨眼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孰料，《沸腾的群山》中的情形被多次克隆到我们的大小矿山，所不同的是，发生事故后，当地的政府部门马上组织人力物力来进行抢救，尽管如此，还是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俗语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言不差，所不同的是，那些矿主老板，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漠视工人的生存权利，强迫工人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工人的血汗变成他们手中的财富，使他们拥有豪宅名车，这些人并没有因财而死，反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矿工们呢，因为贫穷，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同时由于过度的开采和缺乏足够的安全保护设施，导致矿难频发，造成人员的不断伤亡，他们就像鸟一样地为了果腹填肚，维持生命而不得不去冒险，甚至以生命为代价。

　　在矿主的眼里，矿工仅是为他们带来利润的机器和工具而已。李昌平在《中國农民怎能不贫困》一文中对矿工的苦难作了真实的描述：“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３００元/ 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现实选择的。”贫困、苦难和死亡，就像胎记一样紧贴着矿工的一生。一旦出了事故造成死亡，矿主老板们认为大不了就是赔个三五万块钱了事，遇上个别狼心狗肺的，一个子儿也不赔，干脆逃跑了事，这是多么令人愤慨和心酸啊。

　　由于矿产能为当地带来税收等利益，使得当地政府奉这帮矿主老板为上宾，只要有利益，矿工的生命又算得什么。眼下，商、权、利已牢牢地融为一体，形成一个阶层，每时每刻不停地吞噬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我们的矿工是社会上最低下的阶层，“主人翁、当家作主”这些政治术语，对他们来讲，是天方夜谭，矿工要摆脱贫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获得做人的尊严，得到社会的尊重，看来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

　　我要大声疾呼：请关注我们的矿工！

　　在此，我为所有的死难者默哀！

　　２００５. ７. １９

　　作者电子邮件：ｆｓｇｃｈ@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甘志洪

　　在中國的历史上的众多帝王中，秦始皇是位举足轻重的皇帝，他的一生毁誉参半，有两件事对中國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统一六国，结束了各诸侯国长期割据争霸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大帝国；二是统一思想，对包括儒家等异见分子进行残酷的鎮壓，焚毁许多他认为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诸子百家的书籍，坑杀了四百多个儒生及异见分子。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开了对知识分子和异见分子的鎮壓和迫害的先河，使他的名字和帝国成了“暴君”、“暴政”的代名词。

　　如果说秦始皇坑杀儒生的暴虐早已成为历史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还有一种另类的“暴虐”在延续。

　　昨天我从电视新闻上得知８月７日广东兴宁市黄槐镇大兴煤矿又发生透水事故，有１０３名矿工被困井下（因为就在上月的１１日，同在兴宁市的罗岗镇福胜煤矿就发生过煤矿透水事故，导致１６人被困死亡的惨剧），事发后，尽管当局已马上组织全力救援，但到今晨为止，还没有救出一个人来，看来这次的矿难也是凶多吉少了。

　　矿难——又是矿难！看着报纸的报道，我感觉到字里行间滴着矿工们的汗水和血泪浮现着那一张张充满无奈、恐惧、悲愤和绝望，垂死前的拼命挣扎而产生扭曲变形的矿工脸孔，他们是被活埋在矿井里的，多么悲惨啊！这让我想到秦朝暴政时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活埋那些所谓危及他的统治的知识分子，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煤矿却成了活埋矿工的坟墓，在不断地吞噬着矿工的生命，虽然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事件，但在害人的形式上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多么可悲和令人心寒啊！

　　如果说当年秦始皇是为了巩固新成立的国家政权而不得不对儒生们实行“階級專政”，还可得到人们的理解，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则体现了利益集团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视人命如草芥的冷血、麻木。煤矿里，那沉闷的爆炸声将他们的心灵敲击得更加冰冷和麻木；那刺鼻的瓦斯把他们的心熏染得比煤炭还要乌黑，近几年，我国的矿难频繁不断，伤亡人数急剧上升，据国家国家安监总局６月１６日公布的数字：２００５年头５五个月，死于矿难的人数就有２１８７人，比去年同期上升近１０％。中國的煤炭产量占世界的煤炭产量的３５％，而矿工的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８０％，这个死亡率是南非的３０倍，是美国的１００倍，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说明我国的煤矿开采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甚至比到危机四伏、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去战斗还要危险。这简直可以说是我们的耻辱，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及职能部门是多么无能。

　　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发生矿难而说政府無能，未免过于偏激。但你想过没有，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矿工老是被活埋？今后，我们还有多少矿工会随时“壮烈牺牲”？其实，政府面对不断发生的灾难，也不是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据有关官员透露，自十六大以来，胡錦濤主席、溫家寶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就不下八九十个及一百二十多条，国家在改善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增加了４０亿人民币。记得今年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溫家寶还到山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看望矿难遇难矿工家属，向遇难者敬献了花圈，看到总理为遇难者潸然泪下的情景，听到他连声的“我来晚了！”的自责，那份亲民爱民的之情溢于言表，令不少人感动不已。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那些禁令、文件对于矿主不断膨胀的欲望来说，简直是螳臂当车，总理那满眶的热泪扑不灭矿难中的熊熊烈火；总理的亲情驱散不了那浓烈的瓦斯，矿难还在不停地发生，矿工还在不停地伤亡，矿主的利润还在不停地增长。

　　在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张德江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局长李毅中等领导连忙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张德江说：“要用铁的手段遏制安全事故！”——多么严厉强硬的语气，简直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李毅中说：“这是一起典型的‘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买单’的恶性安全生产事故。”——多么震惊、愤怒的话语，不过都是老调重弹，对那些利益集团来讲，是没有多大的震慑力的。君不见每次矿难发生后，都是毫无例外地停产整顿，安全检查，赔偿损失，追究责任，然后不知何时又恢复生产。我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很明显，每当停业整顿，其煤炭的价格就马上飙升，造成许多行业的生产资料成本升高，这样就刺激了矿主们对煤矿的开采欲望，竞相加大产量来压抑煤炭的价格，又形成新一轮的矿难的发生，因此，整个煤矿业陷入了“矿难——停业整顿——煤炭减产，价格升高——新一轮的开采——新的矿难”这样一个灾难怪圈里，难以自拔。

　　另外《羊城晚报》还有耐人寻味的报道：“调查显示，该起事故完全是由黑心矿主造成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首先，该矿山”证照不齐“，缺少工商营业执照、国土资源部门的采矿许可证等必备证照，属于典型的违法经营；其次，该矿山在７月１４日兴宁罗岗镇发生一起煤矿透水事故、省政府要求当地煤矿全部停业整顿的情况下，仍严重违规经营，多名工人及其家属向调查组反映指出，矿山在７月１４日后并没有完全停产，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人们不禁要问，早在上月的十一日，也是在兴宁市，罗岗镇的福胜煤矿就发生过矿井透水，造成１６人死亡的事故，当时省政府已下令该市的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为何事隔还没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这起令人震惊的特大矿难？矿主们为何置政府的禁令不顾，对政府的禁令视若无睹，充耳不闻，照样有恃无恐、我行我素地开工？这起事故中，当地政府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该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如何审核批发的？为什么……唉！太多疑问了，这所有的一切，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利欲熏心，唯利是图。

　　在现代社会中，能源的供给成为各行业发展的龙头，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加上能源是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这几年，其价格更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一路攀升。作为能源之一的煤炭，自然成为众人疯狂争抢的蛋糕。矿主们都明白，谁先采谁先得利，他们眼里，煤炭就是金子，唯恐自己的份额减少或被人占去。加上煤炭的开采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不同，它不需要很庞大很精密的设备，以及技术，仅靠一些小型的挖掘机械就可以开采，甚至背个背篓，扛把镢头进洞就可以像愚公移山那样地进行挖掘，目前很多小型煤矿都是以人力为主进行开采，而在劳动力方面，那更是取之不绝，用之不尽，“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在上个世纪曾经体现工人階級地位的歌曲，现在已变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价值体现，在今天，工人階級早已沦落为贫困阶层，是廉价劳动力的高尚称呼。这样低的行业门槛，使得各种大中小煤窑像烂漫的山花一样开遍全国，光是乡镇小煤窑就不下３００００个，这些乡镇小煤矿占全国煤矿总数的９０％，且技术落后，设施简陋，更遑论矿工的安全设备，甚至有不少是证照不全，非法开采的。因此，尽管矿难频繁，但丰厚的利润令他们良心泯灭、罔顾矿工生命，铤而走险地加紧对煤资源炭的攫取。

　　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地政府根本无力控制，因为首先，煤炭产业是当地ＧＤＰ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次，矿主们为了取得矿业的经营权，以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抢煤运动中去，必然使尽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地来贿赂有关官员；第三，这众多的煤矿企业是当地官员的政绩体现。如此一来，政府和矿主就牢牢地融合为一个利益团体，难以分离。官商结合，钱权交易的腐败就成为利益集团获取利润的捷径。

　　在这个行业中，利益集团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中央的各种禁令文件，不过对利益集团来讲，你有你的法规禁令，我有我的潜规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就成了所有矿主和地方利益集团的运作法宝。在这场中央政府与矿主及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赢家往往是后者。

　　据报道，兴宁有不少像大兴、福胜这样的私矿，经过长期疯狂的乱开滥采，我相信很多地方的地下都已被挖掘得像蜂窝一般，全都是纵横交错的坑洞，使整个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的毁坏，这次的透水事件是大自然向人类进行报复的结果。由此看来，如果不从机制上彻底改革及完善，没有切实有效的安全生产措施和强有力的生产安全监控，不提高矿工的地位（包括政治和经济地位），矿难将永无休止，矿工将继续在阎王殿旁边工作，随时会成为阎王爷的座上客，并可能在地壳运动的作用下，在若干年后将连同其他物质一起变成了煤炭。

　　呜呼！矿难如斯，我相信连暴虐的秦始皇在九泉之下也自叹弗如。

　　２００５. ８. １０

　　作者电子邮件：ｆｓｇｃｈ@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甘志洪

　　前些天，我看到一条新闻，题目是《兄弟俩沈阳讨工钱胳膊被打折饥吞草根无钱回家》，说得是一对从朝阳来沈某工地打工的农民兄弟因讨工钱，兄弟俩双双被打，哥哥右胳膊被打折，弟弟浑身被打得青紫。被打后，兄弟俩离开了不得已离开了工地。由于身上没钱，两人睡公园、睡马路，以捡拾来的食物充饥。９月初，兄弟俩流浪到了某处废弃房，一住便是３０天。由于浑身是伤，加之严重的营养不良，兄弟俩不可能再打工挣钱。于是，弟弟每天到附近的垃圾箱挑拣行人扔下的食物，给受伤的哥哥吃。最后，已经两天没吃饭的俩兄弟竟开始吞吃草根！

　　这则新闻看了让我感慨颇多，都是人啊，怎么吃起草根来了。但这还不是我最为感慨的。我最为感慨的是：欠钱还债不是天下的公理吗？何况欠的还是血汗钱。欠别人的血汗钱已经够无理了，还把债主打得胳膊折断，这是中國一大奇观。更令人惊奇的是：俩兄弟被打后居然憋下了这口气，最后饿得连草都吃下了。欠薪者的强暴与讨薪者的懦弱都令人印象深刻。

　　我记得当时网易上有一则评论，说是新发现了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有两手两脚，样子似人形，性情极其温良，以吃草为生。可随意打骂。建议归入灵羊类（即灵长科与羊科的综合品种）。

　　此种评论可谓极其辛辣也！讨薪被打，本已是非常不公，非常不平的事，还遭到这样的冷言冷语，这两位农民兄弟真是够悲惨了的。

　　鲁迅说：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两个大男人被打的骨折，还每天食草！这是个悲剧。更是个社会的悲剧。很多网友，包括我在内，在想：这两位，为什么不举起暴力武器去维护他们的权利呢？为什么愿意就这样活活饿死呢？这个社会会因为他们属于羊科，是良民，对人无害，就让他们活下去吗？

　　有这些疑问的人很快就有答案了。因为不久，又有一篇新闻说（据新华网银川报道）一个农民工因为讨新不成反被辱骂殴打，愤怒之下，连杀四人，重伤一人。

　　此人叫王斌余。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１７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在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城市都打过工，在建筑行业干过，也曾蹬过三轮车。做为一个打工者，他碰到的老板总是那么苛刻，备受侮辱。今年５月份，因父亲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他向欠他５０００元的老板要钱，结果只拿到５０元。后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承诺５天内算清工资。但就在王斌余再次去讨钱时，反而遭到了包工头以及其家属总共五人的毒打，并被骂为狗，王斌余一怒之下，杀四人，重杀一人，后自首。

　　通过对比两件讨薪事件我们可以清楚知晓，王的遭遇跟前面提到的两位农民兄弟的遭遇非常类似，唯一不同的是，王奋起反抗，杀四人，那两位农民兄弟呢，吃草为生。

　　就做人而言，王可谓是条汉子，纵然生得窝囊，死得也够轰轰烈烈了！

　　那两位农民兄弟呢，虽然是标准的两个良民，是找遍世界也未必能找到的最温顺的人了。现在看来，他们在这个社会也难以生存下去，结局也无非是死。只是他们生得窝囊，死得就更窝囊了。

　　网易上的网友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时，都在问，农民兄弟为什么不起来反抗？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反抗的结局是惨烈的，就是同归于尽。包工头死了，而这位反抗的农民也被判了死刑。

　　从这两起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讨薪失败，默默忍受，是死路一条，奋起反抗，也是死路一条。那什么是讨不到欠薪的农民工第三条路呢？是谁，该负有替农民工开辟第三条路的任务呢？

　　行文至此，本人忍不住再度感慨，欠债还钱，天下之公理也。而现在，农民兄弟要讨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也得面临着生死抉择。悲乎！此一文不能言尽此中之悲情也！

　　王斌余在死牢里对记者说：“我自己是不忠不孝。”兄弟，不是你不忠不孝，是有些东西，逼得你不忠不孝。即使你象那两个农民兄弟一样，靠吃草活着，也终究活不长啊。最终你还得不忠不孝。

　　写于２００５年九月

　　浙江大学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明朝名将，原为一介书生，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起兵攻明，逼近山海关。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明军广宁大败，１３万大军全军覆没，４０多座城失守，明朝边关岌岌可危。

　　就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出镇山海关。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真英雄也！

　　面对如此英雄，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皇太极采用了汉奸高鸿中的建议，率领大军，绕过袁崇焕驻防的辽东，直抵北京城下。袁公知后，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１０多万大军对阵于广渠门外，亲披甲胄，临阵督战，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终于击退清兵，保住京师。

　　真乃一代名将! 遍观历史，文人为将而立如此巨功者，无出其右。但崇祯又是如何款待救了他的小命的袁大将军的？——立捕下狱！

　　这是有征象的。先前，当袁将军带领五千人马从宁远赶到京城时，提出我军人马疲惫，要在城内小憩时，竟被崇祯予以拒绝。最后只得在无多少防御措施的野外与清军决战。可见崇祯实在是个没良心的糊涂皇帝。

　　这个糊涂皇帝这时更糊涂了，在决战胜利第十日后，因听信了两个从清军兵营里逃出来的太监的话，认定袁公是个内奸，一意孤行，把袁崇焕当场抓了起来。并在八个月后处以极刑——凌迟。

　　所谓凌迟就是千刀万剐，是一刀一刀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剐，是极刑中的极刑。更为可悲的是：由于京城老百姓都听信了官方的话，都认为袁公是个内奸。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明·张岱《石匮书后集》

　　悲哉，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不是战死在沙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却给自己誓死保卫的汉族儿女凌剐着吃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啊！冤啊，在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

　　我们的民族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英雄，可袁公至死也不曾忘怀自己的民族。袁公临刑前，写有一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袁公生前并不是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他曾对崇祯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崇祯当时答应了，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可惜，崇祯实在是不值得信任的无用之辈。

　　到头来，还是把大忠臣给活剐了，由此，也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可笑的是，崇祯死前，还在那里感叹：“安得岳飞者用之。”——真混他十八代祖宗的蛋，一个崇焕先生已经杀得如此之惨，再冒出来岳飞先生，他岂不又得动歪脑筋用苦刑乎？（柏杨语——见《末路英雄——柏杨》）

　　袁崇焕这样的伟大人物，在生前已赢得不少忠义之士的钦慕。

　　请求与袁公同死的布衣程本直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被袁崇焕的品格所感染，在袁公被杀的当夜，袁公手下的一位姓佘的义士冒着被灭族的危险把明朝打算“传视九边”的袁公头颅从高高的旗杆上偷了下来，从此开始了佘家３７２年的守墓义举。

　　佘义士自偷葬袁崇焕首级后，就辞官不做，临终前给后世子孙留下了遗训：一不许再回广东老家，要世世代代为袁大将军守墓，二不许做官，三不许不读书。从此，佘家后人开始了对袁崇焕墓的秘密守护，直到乾隆年间，守墓才转为公开，他们也才得到世人的敬重。　　三百多年来佘家的１７代辈辈单传，但是每一代都记着忠义二字，都恪守祖训，与袁大将军墓朝夕相伴，没有离开半步。（见南方周末《３７２年守墓史曲终人散》）

　　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壮举啊！

　　当年佘义士偷葬袁崇焕首级时，世人皆认为袁崇焕是个汉奸，这个时候，佘家人该是忍受着多大的心理压力。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曾经动摇过——也许袁崇焕真的是个汉奸呢？

　　然而他们坚持下来了。直到乾隆年间，乾隆为清朝才公布了《清世宗实录》，为袁崇焕正了名：袁崇焕不是通敌的汉奸，却是个真正的大英雄。

　　而这时１５０多年已经过去了，所有明朝的遗老遗少都已化为枯骨了，而佘家人也已为冤死袁大将军守了七个世代。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信仰啊！当整个民族视袁大将军为汉奸、叛徒时，惟有佘家坚信袁崇焕是冤死的，并为他默守了一个世纪。守一时是容易的，守一个世纪就难了。然而佘家继续坚守了下去——守了整整３７２年。

　　在这个过程中，朝代更替了，清朝灭亡了，民国兴起了，民国灭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了，然而，袁大将军——这位无论在品格还是在才能上或是在功业上都惊世杰出的民族英雄——始终得不到中华民族应有的尊敬与赎罪，他在民国初年被康有为发起修建起的一小块墓地、祠堂在纹革中又被夷平了，直到佘氏再度奔走２４年，才终于换回今天的墓地重修。

　　壮哉！佘氏！为一将军守墓３７２年，中外古今，闻所未闻！对比之下，国人的表现令人叹息。

　　遥观日本小鬼子，每年８月１５必去祭拜“靖国神社”，上至首相，下至平民百姓，不忘保卫过自己国家的“英雄和战士”。反观我国，几个记得保卫过自己民族的英雄？几个记得“九一八”几个祭拜过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英雄？哪里又是抗美援朝中牺牲的亡灵安息之所？——对自己的英雄如此刻薄，如此无情而善忘，对待敌人则如此卑膝、献媚而多情，这也许正是我族之所以如此不昌，道德衰亡而没落之缘由。

　　我想起了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说过的话：“中國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

　　我想，袁大将军与佘氏一族正是这样的民族脊梁。正是有了这么一批或有名或无名的脊梁在为中华民族默默耕耘，守护着中华民族的一丝浩然之气，而终于令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复兴成为可能。今天，我如再去一趟北京，那个躺在水晶棺里的“伟大人物”是不必去拜访的，那个金碧辉煌的極權中心——紫禁城是无须去参观的，那个血肉筹就的阻隔万里河山的长城是不值得去登临的。

　　但有个地方我是一定要去祭拜的——袁墓——这里才有着我族不死的精魂！

　　著于２００２年

　　（后记：此文著于数年前，但数年来还是经常感慨于袁大将军之遭遇。某以为：天下功臣之冤，未有冤如袁将军者。一个民族英雄被自己人活活吃掉，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啊！而佘义士十七代为袁将军守墓３７２年，即使在全国百姓认为袁将军是汉奸的时候也能坚持守墓一百五十年，这又是在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忠义之举。一个美联社驻京记者采访后感叹道：“我们美国建国才２００多年，还没有你们家为一个将军守墓时间长。这真是世上少有的奇事。”某以为，天下忠义之世家，实未有似佘世家者。

　　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晚年评价中國说：“中國是深不可测的。”是的，中國制造冤案的能力以及中國人的忠义之举都是深不可测的。

　　又闻说北京市文物局强行要佘家人离开袁墓，我又不禁感慨道：为什么这些无知之辈总是要做些大煞风景的事呢？一个震撼人心的千古壮举被一个小小官僚生生扑灭。

　　《南方周末》说佘幼芝提起离开袁墓的事忍不住总要落泪，不知她现在情况如何？有谁知道能告诉我吗？）

　　作者电子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中國的大多数媒体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注意，我这里用了大多数，而不是全部。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得罪所有的媒体。

　　为什么我用这句话开头来谈论人民币升值问题呢？

　　道理在于——其实只要是稍关注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人也都能注意到：在人民币没升值前，天下的大部分媒体都在宣扬着这么一个观点：人民币是不应升值的，升值会带来很多危害的。比如造成７０００多亿美元外汇的损失（意思是说人民币升值后，相应地，国家的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就贬值了，其实这个观点很幼稚，因为你要想想，整个人民币是多少亿？当然远远超过七千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５年七月，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是超过２８万亿人民币，整个中原大地上的人民币资产几近无限，为什么不说升值是大赚了呢？），比如说会造成出口的下降，等等，其间，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一篇论述人民币升值有１２大危害的文章广为流传，蒙代尔认为，人民币升值有１２大危害：

　　“第一、延缓人民币可兑换化进程；

　　第二、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可能在未来三四年里降低５% 到６% 的直接投资；

　　第三、导致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

　　第四、使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恶化；

　　第五、使失业率水平恶化；

　　第六、在东南亚地区造成不稳定因素；

　　第七、…………“

　　这篇文章被迅速转载，几乎出现在每个媒体的版面上。也此同时，观点类似的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在媒体穷出不尽，占尽风头。当然，作为媒体负有作为黨与政府的传声筒的作用，在政府官员包括温总理在内，屡次表示将不会屈服于国外压力时，媒体想当然的认为政府是反对升值的——是的，在这些媒体看来，中國的领导人是不想人民币升值的，温总理不是说过了吗：人民币是一个主权的事，中國不会受制于外来压力。再说，这些年来，美国早已被宣传成了中國的敌人，这个敌人要求我们升值，那升值肯定是对我们有害对他们有利的事，这种损自利人的事，我们能干嘛？

　　以此逻辑，天下媒体于是群起喧嚣，不能升值不能升值！升值害处实在太多。如此之多的媒体纷纷发文大肆宣扬人民币升值的危害，令人觉得好像人民币一升值国家就会灭亡一样。

　　而如今，升值已经成为现实。于是众媒体们就话锋一转，对升值大吹起赞歌了！

　　更有好事者总结出升值的诸多好处。如

　　１：人民币升值，利于偿还外债，

　　２：可以直接以人民币进行各种交易，包括用人民币购买境外股票

　　３：便相的举债功能，其实这相当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上不付利息的债券。增强了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４：成为通用货币的币种，由于该币种相对于其他币种不存在支付性难题，一般都只能作为外汇市场上炒家们用于攻击非通用性货币的工具，而难以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因而增强了金融上的抗风险能力。

　　５：……

　　我们说，媒体作为政府的传声筒也已经很多年了，这种事干得也已经够多了。本来也应该见怪不怪了。关键是这次在人民币没升值前，几乎所有的媒体的刊文都倾向于反对人民币升值。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后，天下的媒体就纷纷转谈人民币升值之好处。好像个个得了健忘症一样。不错。以前媒体也经常干这事，只是此次最为明显。

　　我想说的是：媒体对某一件事总是一边倒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就拿又一件最近的例子来说吧。当年黄金高以反腐英雄之面目出现时，天下媒体皆为之纷纷叫好，现在突然之间这个英雄变成贪污犯，变成拥有众多情妇的生活腐败分子被抓了，天下媒体又纷纷投井下石( 只有中國青年报载文发出了“黄金高案件, 能否公开审理”的呼声。) 这种态度，想必野生动物世界的变色龙看见了也自愧不如吧。

　　媒体的一边倒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冤死者的声音谁来倾听？想当年纹革的时候鄧小平、刘少奇纷纷下狱，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被别人随意的拳打脚踢，却无人来过问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的冤情。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条流浪狗，从人们的视野里永远的消失了。且被踩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

　　这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吗？当所有的媒体都只有一个声音时，谁能保证这种事不会重新发生？第二号人物可随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踩倒，那第三号呢？第四号呢？那普通的老百姓呢？那你我呢？

　　我记得我读初一的时候，当时的政治教材上写得是计划经济好，市场经济坏。市场经济造成了十年一次的经济大危机，这个经济大危机将一次被一次严重，直到彻底地摧毁资本主义国家为止。而我们社會主義国家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因此能有效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就是社會主義经济的优越性所在。当我读到初二的时候，这种说法变了，课本里说，市场经济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社會主義经济应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式，这样的经济结构才是世界上最合理的，将超越世上的一切国家。

　　而当我读到高中的时候，这种说法又变了，课本里说：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并不跟社會主義制度挂钩，在社會主義也是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并说了市场经济的一大堆优点，然后说，我们现在应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方式，这样的经济结构才是世界上最优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是怎么写的。但是，当教科书老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时，我也就逐渐对教科书产生怀疑了。我想，即使是一个傻子，被骗了这么多次，也慢慢地学得精了。下次再看到这些花言巧语时，未免先要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

　　现在的媒体岂非当年的教科书？声音如此一致，还如此的铺天盖地，慷慨激昂，糟糕的是：当脸上激愤的红晕尚未散去，就开始打起自己的耳光来了。令人不由自主怀疑其患有某种分裂症。

　　中國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拥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灵魂的媒体呢？中國的媒体，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健全的人格”？

　　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大业，是不是在实现复兴大业前，该允许出现几份能发出别样呼声的媒体？也好让我们的复兴大业走得更稳些，更准些。少些弯路，少些摸着石头过河。

　　（后记：当然，媒体的从业者个个都聪明的很（因本人也接触过不少媒体从业人员，知道他们个个都很聪敏），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哪个媒体不想拥有自己的特色。中國那些整天令人大跌眼睛的专家也并非全是笨蛋，大家也心知肚明的很。只是嘴上说出来时总难免变得跟心里想得不一样。中國历来不缺乏才情高涨的人，缺的是那片可以驰骋的天地。媒体自有媒体的苦衷，有着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推卸一切责任了呢？）

　　作者电子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你观察过国际货币储备现象吗？你知道美国为甚麽没有外汇储备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美元的国际地位问题，也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变化问题，更是中國经济未来能否傲视全球的现实问题。

　　美国之所以没有外汇储备，因为美元是霸主货币。目前，按外汇储备依存度，世界货币可分三类：一是霸主货币，二是储备货币，三是普通货币。霸主货币对於外汇储备的依存度为零，普通货币对外汇储备的依存度为一，储备货币对於外汇储备的依存度介於零与一之间。美元是霸主货币。欧元、日元、英镑等是储备货币。人民币虽然影响很大，目前尚处於普通货币行列。国际经济的发展史表明，一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位置重要，经济实力强，币值稳定性好，外汇储备的依存度就低，反之亦然。

　　在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保持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是稳定本币币值的重要保障。但是，储备外汇并非没有任何代价。第一，储备外汇相当於持有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为他国进行储蓄。第二，外汇储备的增加要求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如果外汇储备过大，就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第三，持有过多外汇储备，往往面临来自对方的贸易摩擦，同时还要承担外汇贬值带来的损失。

　　专利产品操控定价

　　要理解美国没有外汇储备的真正原因，须追溯美元取得霸主地位的历史。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也存在外汇储备，只不过规模非常之小，占其进口额的０.５９月左右。德、法、英、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其外汇储备约占其进口额的１.１～１. ９个月；相比之下，日本经济发展仅次於美国，又是一个金融资产大国、资本输出大国，资本极度过剩，竟拥有１３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

　　显然，美国不需要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直接用於对外执付，毋须用外汇储备调节国际收支、调节外汇市场和进行国际支付。这三项职能与外汇储备的三个来源密切相关：一部分是来自商品贸易顺差，一部分来自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币贷款，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其他不那麽明确的渠道进入的。

　　众所周知，美元霸主地位的确立，是因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缘故。美元霸权，是建立在稳定发展的经济实力之上的。她依靠两项制度保其经济的世界竞争力。一是发达的高等教育制度。它通过吸收全世界的优秀学生，为其进行基础研究，从而创造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知识产品。然後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科技创新制度，把这些产权转化为直接和间接的产品，销售全球。上产品使其拥有产品定价权，可不受世界市场波动之影响，从而能够根据具体的贸易格局而调整这种价位，使整个美国经济保持适当发展速度。

　　欧元难改美元独大

　　美元霸权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两黨政治与獨立的美联储之间的合理博弈格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金融市场的发育较为成熟，各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转良好，为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提供较好操作环境。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最终造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而美国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与经济总量的持续发展，则进一步为保持币值的稳定及其霸主地位创造了相对良好的氛围。

　　由於美元拥有太多的权力，给世界各国带来来多的金融风险，因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来高。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恰恰来自於美元霸权，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而其他周边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对於美元霸权国际社会已经有些厌倦。

　　近年来兴起的欧元正在对其霸权提出严峻的挑战。很多人把希望寄於这一新生货币上，毕竟，对於其他国家来说，在储备外汇之际又多了一个选择。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美元事实上依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只要看一看它如何维持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就大致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

　　金融霸权招惹不满

　　在美国周边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专案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然後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保有这些储备。从美国方面看，它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这些输出的美元又往往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国内。例如在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由於美国通过经常专案的逆差输出了大量美元，同时向自身注入大量的实体性资源（主要是商品），这既满足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又有利於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能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

　　同时，由於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而持有美元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这有利於美国通过支付较低的利息为自己的经常专案逆差融资，从而避免了经常专案逆差的不可持续。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在过去三年时间，来自亚洲的资本流入占美国外资净流入的４０% ，在２００４年这一比率接近５０% 。因此可以认为，美国迄今为止之所以还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於来自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的重新注入。

　　美国周边另一类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ＯＰＥＣ国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这些金融资产，向周边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於国内建设或者国际ＦＤＩ投资。

　　在这一构架下，国际货币体系明显表现出三大特徵，一是美国的经常专案持续逆差，资本专案持续顺差，以及美国外债不断积累；二是东亚地区的经常专案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三是欧洲国家的经常专案持续逆差，资本专案持续顺差，以及储备资产基本不变。

　　这样，美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有效地转嫁自身的各种风险，及时享受能够享受的各种便利条件，从而形成了自身的良性圈。这种良性圈也决定美元霸权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难以动摇。而只要美元霸主地位的存在，就会出现人们所看到的现象：美国没有外汇的储备而能够保持其金融稳定和持续增长。问题是，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对美元霸权提出质疑，而且也会让更多新起的经济发展国家寻求取代美元地位的新储备货币。

　　作者:李晓庄

　　一、美国对华的根本战略目标是消除中國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隐患：

　　许多学者对美国的看法过于仁慈，认为美国与日本不同，日本是希望看到中國动乱并解体的，因为这样它就有了再次侵华的可乘之机；但美国并不想侵略中國，不希望看到一个动乱和解体的中國，而只是想打压中國，减缓中國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速度。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没有认清美国的狼子野心。美国并不想侵略中國，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一个动乱和解体中國却是美国乐意看到的。因为美国对华的根本战略目标是，消除中國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国的隐患——小布什政府在２０００年上任之初就将中國界定为“头号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而消除这一隐患的最根本解决办法就是让中國动乱和分裂。一个动乱和分裂的中國是不可能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

　　中國目前虽不是世界一流强国，但却是拥有这一潜力的国家。中國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既有成为未来世界一流强国的巨大潜力，也暗含着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和巨大风险。中國具有成为未来世界一流强国的潜力，这引起了美国的担忧；中國社会转型期暗含的巨大风险，这让美国看到了搞垮中國的可能性和机会。

　　美国在收拾完苏联解体后所留下的残局后，其根本战略目标是，在控制和攥取世界重要资源（其重点是中东的能源）和重要交通枢纽的同时，阻止一切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崛起，从而达到长期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

　　在当今的世界，能够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只有三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这三个国家是中國、俄国和印度，这一个地区就是欧洲。俄国由于苏联解体的影响，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期动荡的原因，因此在短期内很难能够挑战美国。印度由于其本身的先天不足，是很难真正能够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所以并没有成为美国打压的重点，不过如果美国收拾完中國之后，下一个轮到的就可能是印度。欧洲由于其是分裂的地区，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也很难能够真正的挑战美国。这使得美国在收拾完苏联解体后所留下的残局后，很自然的将战略重点转到了打压、分裂瓦解中國上。

　　当然，许多人以中國分裂瓦解后会导致日本失去了亚洲的制衡者，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以此认为美国并不希望中國分裂瓦解，而只想打压中國以减缓中國崛起的速度。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首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日本都没有能够真正挑战美国的实力和可能性；其次，中國即使分裂瓦解后，仍然会有一个主体国家存在（比如，苏联分裂后，俄国就成了其主体国家），这样一个主体国家虽然失去了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可能性，但用来制衡日本却是足够的（当然，在中國分裂瓦解的动荡过程中，美国是会防止日本第二次侵华的，但一旦这一过程结束，美国又会玩平衡两者力量的两面手段）。

　　由于二战的原因，现今的许多人对德国和日本的力量过于看重，总是认为随着它们的实力的增长，它们很可能再次象二战那样将整个世界拖入深渊。我认为在宣传上，作为阻止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和军国化的舆论工具和手段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战略分析是不行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之所以能够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两个国家从地缘上讲都是小国，是很难挑战那些地缘大国和全世界的，但是由于科学和工业文明具有农业文明完全不可比拟的巨大的能量，因此谁最先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这种巨大的力量，从而就具有了挑战全世界的资本。英国最先掌握了这一力量，所以成了世界第一霸主国，法国第二个掌握了这种力量，所以成了世界第二霸主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拥有挑战那些地缘大国的能力，也正是因为它们较早的掌握并较好的利用了这种力量。

　　不过科学和工业文明虽然威力无比，但是它却是后天的，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的，而地缘力量却是先天的，是不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的，所以当那些传统的地缘大国通过学习也掌握了这一力量之后，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地缘小国也就失去了这种优势，其地缘劣势就明显的暴露出来了。目前中國和印度都通过学习逐渐掌握了这一力量，这样就使得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地缘小国已很难能够挑战这些地缘大国了，世界又重新回到了地缘大国的时代。

　　二、北约东扩基本完成之后，美国曾将战略重点转向了打压中國，９１１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属：

　　苏东垮台、冷战刚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填补苏联崩溃后留下的空白，其表现就是北约东扩。但到二十世纪末，这一战略目标已基本完成——其标志就是１９９９年６月科索沃战争的结束，北约组织已经扩展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因此美国就将战略重点转到了，在控制和攥取世界重要资源和重要交通枢纽的同时，阻止一切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崛起。美国认为中國是最有潜力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国家，因而将中國当作了其重点围堵打压的目标。小布什在２０００年上任之初将中國界定为“头号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就是例证。

　　但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突发的恐怖大袭击，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暂时将重点放在对美国安全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恐怖活动上，从而使中國有了三、五年的喘气的机会。但是，恐怖组织毕竟无论从实力、影响和生存空间来看，都不可能成为对美国具有竞争性威胁的心腹大患，而只可能对其安全造成骚扰性威胁。随着小布什在上一任期对阿富汗、伊拉克的系列战争行动，恐怖组织在其根本重地已经丧失了立足之地，不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恐怖活动对美国安全已很难再构成严重威胁。此时，种种迹象显示，小布什在本届任期之初，即已将战略重心重新对准中國；或者可以说，小布什政府从未放弃过此目标，只不过当形势变化时，他们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

　　三、反恐主要任务完成之后，美国重新将战略重点转向了对付中國：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反恐任务的基本完成，美国又重新将战略重点转向了对付中國。这一轮“中國攻势”，美国不再象以往那样遮遮掩掩、含含糊糊，而是目标明确，那就是要“搞垮中國”。

　　在手段上，美国多线出击。在外交上，通过拉拢日本、印度，围堵中國，同时向欧盟施加压力，阻止欧盟对已经几十年未参与战事的中國解除“军售禁令”。在舆论上，美国大造“中國威胁论”，甚至还出现诸如“中國每年偷窃美国知识产权二千亿美元”之类的荒唐说法，妖魔化中國层出不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军事上，不但“导弹拦截”计划直接针对中俄，就连小布什政府在２０００年提出的，明言针对中國、后来又因忙于应付“反恐”而中止的发展小型航母和战术型核子武器计划也已经被重新激活，正式开始操作，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将高悬在中國人的头上。不过，美国最得意的手段应属在台湾问题上勒紧中國的脖子，对中國进行不断骚扰。

　　不过有一点是许多人所不知的，在伊拉克战争刚结束，许多国人还在讨论美国的下一目标是伊朗，还是利比亚、叙利亚，或朝鲜时，美国曾准备对中國的南面一隅的缅甸动手。后来，只不过在我国的“亦文亦武、示强于敌”的策略运用下，美方知难而退。对缅甸动手，针对中國的用意显而易见。

　　四、从经济上搞垮中國是美国的首选方案，压人民币升值是搞垮中國的阴谋的开始：

　　许多人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挑动台獨，或挑起朝鲜战争，与中國决战，打垮中國，是美国的基本策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中國是大国、核大国，美国与中國直接交手是下下策，是得不偿失的。我认为美国挑起台獨的目的只是骚扰中國，干扰中國的正常发展，或者以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在许多问题上谈判的砝码。每当台獨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美国就会出面压制台獨就是明证。

　　我认为美国选用的是类似于搞垮苏联的，不战而驱人之兵的上上策方案。但与使用军备竞争拖垮苏联的方案有所不同，美国采用的是打压中國的经济，促使其崩溃，从而达到搞垮中國的目的。因为中國与前苏联不同，中國目前并不想和美国平起平坐，中國明白自己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國采用的策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经济强国，然后再谋其它地位。因此，美国使用军备竞争的策略拖垮中國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说美国使用军备竞争拖垮苏联，是搞垮苏联的最好切入点的话；那么搞垮中國的经济，则是搞垮中國的最好切入点。美国目前选用的正是这一策略，因此我国尤其要小心应对。

　　最近，美国对中國的纺织品出口设限、压人民币升值，就是这一策略运用的开始。格林斯潘懂经济，但不一定懂政治。从纯经济角度而言，压人民币升值对美并不一定有利，但美国压人民币是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中國现今将人民币升值２% ，并允许０. ３% 的波动幅度，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美国一定会加大对中國的纺织品的限制力度，并有可能扩大到别的领域，这样对中國的经济打击也会很大。而从经济角度上看，浮动汇率是发展的趋势，因此与其等着美国限制中國的出口，不如乘此时改革中國的汇率制度。另一方面，中國的汇率改革是在充分的考虑了风险后，采用的是渐进改革的策略，每一步改革都会考虑是否在可控范围内。不过，美国显然不会满足人民币升值２%的幅度，还会继续促使人民币升值更高的幅度。另外，它还可能对中國的经济采用其它的打击办法。这些都是中國需要注意和防范的。

　　日元从１９８５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迅速升值，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导致日本出现两大资产泡沫，并开始了历时１０年的通货紧缩和频繁的衰退。这是中國需要避免的，尽管可能是一项很棘手的事。

　　五、中國的对策：

　　应当承认中國目前的经济问题是比较多的，有的方面还很严重，比如，银行不良贷款高达４０% ，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房地产泡沫严重，股市几乎崩溃等等。现代国家由于武器的先进，交通的便利，通讯的快捷，因此象古代的那种由社会低层起义（比如农民起义）造成政府瓦解的可能大为降低。但可能是由于金本位体系的崩溃，纸币体系的建立，政府可以很方便的运用货币政策。但由于经验的缺乏或利益的驱动，货币政策常常被滥用，使得许多国家的金融陷入很大的危机中，从而导致其经济基础十分不稳固。现代国家因为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崩溃、政府垮台，国家陷入动荡的，并不鲜见。如今美国寻找的搞垮中國的切入点，正是金融中十分敏感的领域——汇率。这是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和防范的。

　　中國经济要正常运转，必须加强对垄断利润的税收，加强打击资金外逃，实行财产登记制度，增设遗产税。加大教育投入，加大社保医疗等公共福利设施投入。切实保障工人權利，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不要老是以廉价劳动力为荣。把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对于目前的外汇储备，除了保留必要的用来稳定市场的部分外，应当用以购买战略资源或者技术，通过这种方式把美元抛出去，以绝国际社会之话柄，并同时让外汇切切实实地用来建设中國。要是中國以后被迫抛出美元之时，是通过吸纳人民币来抛出美元，中國央行还自以为是执行外汇调控政策，则中國数十年之积累，转眼便灰飞烟灭，一场空矣。

　　另外，我认为，中國现今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形成，与幕后的导演者——变相世袭制有极大的关系（关于变相世袭制的问题，可以参考拙作——《搅乱中國的幕后黑手——变相世袭制》）。变相世袭制导致了权贵階級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利益集团的形成。这些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操纵各种不合适的经济政策，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给现今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因此，中國想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就必须消灭变相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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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知原

　　相信许多人对当今中國社会普遍存在的变相世袭制都深有体会：父母当官的，其子女常常就是未来的官员；父母单位好的，其子女往往也能安排到本单位。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國社会流动》印证了这个观点，该报告指出：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１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２. １倍。

　　我还在学校期间就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学习好不如爸爸好”。当时老师们常常用这样的话批评那些仗着自己的父母有权有势而不务学业的学生：你们的父母有权有势，但他们不能管你们一辈子，他们只能负责把你们养大成人，你们以后的道路还是要靠自己走。然而，在社会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却发现老师的话是极其错误的，学习好确实比不上爸爸好，爸爸好并不仅仅只能负责将其子女养大，而且还可以为其找一个好的工作让其衣食无忧，甚至还可以让其当官发财。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的现今更是如此。如果说以前，穷苦家庭的孩子还可以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但是教育产业化之后却将这条路也给封死了。学习再好没钱读书只有气死的份——有话云：医疗产业化是给老人送终，教育产业化是气死两老。另一种说法是，医疗产业化是欺负老人，教育产业化是欺负小孩子。相反，教育产业化使得那些学习不好，但父母有权有势的子女却可以读上名牌大学，拿到一个好文凭。

　　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仅发生在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國社会流动》上指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发生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妹之间、姐弟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因此，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报告上披露的比例。

　　为什么会形成变相世袭制呢？要弄清楚变相世袭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世袭制的问题。世袭制是一种血缘制度，这种制度用作为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已无法解释，所以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新概念——“血缘治国”来解释。也就是说，世袭制是一种血缘治国的制度，即采用加强作为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这种加强后的血缘关系就形成了各种相关的血缘性质的社会制度，血缘关系从而上升为具有社会属性的血缘治国。

　　加强血缘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确立父母将其权力和财产转交给其子女的转让权、子女继承父母的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权，这就是世袭制。在确立了这个权力的基础上又确立了相应的义务，即父母抚养其子女的义务，子女赡养其年老的父母的义务。世袭制其实有两种形式：权力的世袭制和财产的世袭制。如果从宏观上讲，就是政治世袭制（政治领域的世袭制）和经济世袭制（经济领域的世袭制），因为政治是权力的宏观表现，经济是财产的宏观表现。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世袭制只是政治世袭制，而忽视了经济世袭制。罗素是我知道的最早的认识到经济世袭制的人，他在他所著的《西方哲学史》的“第十四章节洛克的政治哲学”中说道：

　　“奇怪的是，民主国家政治上摒弃世袭主义，这在经济范围内几乎没有起丝毫影响。（在極權主义国家，经济权力已并入政治权力中。）我们仍旧认为理所当然，人应该把财产遗留给儿女；换句话说，虽然关于政治权力我们摒弃世袭主义，在经济权力方面却承认世袭主义。政治朝代消灭了，但是经济朝代活下去。”

　　世袭制是一种血缘治国的制度，因此它必然是伴随着血缘治国的增强而增强，减弱而减弱的。我在《能力治国和血缘治国》一文中论述过，“血缘治国”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倒“Ｕ”字型的发展历程。从人类初期一直到中國的西周时期，以及几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和印度，是血缘治国逐渐增强的时期；从中國的西周时期，以及几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和印度，到现今，是血缘治国的顶峰时期。

　　由于中國的地缘环境比较适合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容易建立稳固的血缘群落，因此中國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尤为严重，而不象古希腊那样受血缘关系的影响比较小。另外，由于中國的地缘环境比较封闭，因此受到外族入侵的影响比较小，而不象印度那样既受到浓厚的血缘关系的影响，又受到种族因素（外族入侵遗留的结果）的严重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种姓制”。这两者使得中國是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最为严重，而又比较单一的文明。因此，中國是血缘治国的发展最为典型、表现最完整的文明，这使得从血缘治国的角度研究中國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根本性社会问题尤为重要和有意义。

　　中國的西周社会建立了十分严密的血缘等级世袭制——宗法分封制，社会按照血缘的亲疏划分为严密的社会等级，每个等级的嫡长子世袭其父母的等级，次子和别子则降一级世袭其权力和财产。西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这种血缘等级世袭制的解体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國后，废除了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其它阶层的政治上的世袭制，但还保留了帝王家族的世袭制以及经济上的世袭制。也就是说，除了帝王保留了政治世袭制之外，别的阶层都废除了政治世袭制。到了近现代，不仅中國而且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帝王家族（即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其子女）的世袭制也已被废除，但经济世袭制却被普遍保留。

　　不过，政治世袭制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却常常泛滥。权贵们不能直接的对位世袭，但却通过间接的方式曲线换位世袭——各级各部门掌权者相互关照，你帮我亲友升官，我帮你亲友发达，虽未直承其职，也在别处得到一定的权位。权贵们将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间进行互利的共同分配，变家庭直接对位世袭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形成了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继模式。这种倾向越往上层越严重，高干子女占据诸多高位，就是这种互相提携的结果。中下层官位也被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网瓜分不少。这样，中國的公共权力就成了特权阶层的共享资源，被该阶层垄断，在该阶层内部私相授受。

　　这种政治上的变相世袭制，自从秦始皇废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其它阶层的政治世袭制之时就一直存在着，汉代建立的察举制，本意是发现真才，但到后来却变成了地方长官的一项特权，变成了腐败的温床；三国时代，魏国吏部尚书陈群创设的“九品中正制”，本是为了发现和举荐人才，但到后来，上品的官职被豪门富贵之家把持；直到隋唐时期发展出来的科举制，才比较好的解决了寒门庶族的仕途道路，不过豪门贵族常常用作弊等方法为其后代开通道路。

　　毛澤東的革命理想本是消灭官僚权贵、地主富豪，但当他成功的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后，却发现他经过多年努力所消灭的官僚权贵階級在他的眼皮底下悄然勃兴，他感到愤怒，从而最终发动了纹化大革命，决心再一次打倒这些权贵階級。但是他的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１９７８年后，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但是好景不长，“学历”的重要性又被“血亲”的重要性所取代。教育产业化又进一步的巩固了变相世袭制的“成果”。

　　为什么政治世袭制被废除了，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常常还会泛滥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世袭制还普遍被保留，因而人们之间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血缘亲情，因此只要有机会，其父母常常会想办法利用其职权或财富去为其子女的发展开通道路。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一种与血缘治国相对抗的思想——能力治国的思想，从而不能有意识的去阻止变相的政治世袭制的发展和扩大。

　　经济世袭制的废除可能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但是能力治国的思想的建立及发展壮大却相对来说容易的多，所以应该成为我们以后的重点任务。在思想意识上，我们应该形成，让那种依靠父母的行为变成一种耻辱，依靠个人的能力才是荣耀；在官员的任免上，应注重个人的能力的考核，而非血缘的亲疏；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实行“避亲制”，即有亲属在某部门当官的，不能在此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部门工作。

　　一般来说，战乱年代是更需要人才的时期，是能力治国彰显的时期，和平年代则更易滋生庸才、滋生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毁灭，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逐鹿的大战乱年代，是需要英雄和人才的时期。但是，一旦乱世结束，和平年代的到来，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就会逐渐滋生，大量繁殖，因为统治者缺少了被他人消灭的担忧，因而对人才的重视逐渐让位于对血亲的重视。不过尽管和平年代容易滋生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但是在秦始皇废除了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之后，其间虽偶有复发，但均迅即更正；同样的，在近现代的世界普遍废除了帝王家族的世袭制之后，也很难再恢复这种制度。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就是，废除官僚和普通百姓的政治世袭制→废除帝王的政治世袭制→废除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和经济世袭制。与此同时发展的就是能力治国的逐渐建立和发展完善。

　　“变相世袭制”泛滥的恶果，就是直接制造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在靠“变相世袭制”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天性，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不能如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和社会对立情绪，很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当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出严峻挑战。国家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

　　我们常说现今中國的贫富分化、下岗失业、腐败是如何严重，这些问题是如何的重大，中國现今已经演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再导演其发展，这只黑手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它却无处不在的对我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只黑手就是变相世袭制（在现今的中國，权贵并不只是一个阶层性概念，它更是一个家族性概念）。如果不从变相世袭制的高度认识这些问题，我们是看不清其本质的。在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这只手是一只“白手”，它起着归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常常担心这只手的失灵，从而有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但是，变相世袭制却是一只“黑手”，它搅乱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正常发展，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扭曲一切企图归正、束缚它的制度、政策和措施，我们担心的不是它的“失灵”，而是它的发展壮大。吴思先生创造性的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这对解释中國的许多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潜规则”归根结底其实也就是那只看不见的“黑手”。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常常只会从纯经济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而缺乏从政治角度、社会角度等研究经济问题的头脑。我相信，在经济专业领域，何新、杨帆、左大培、韩德强等，是比不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但他们的优势是，他们善于从政治角度、社会角度等方面研究经济问题。中國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由政治推动的，并根据出现的社会问题不断的加以调整。变相世袭制就是非经济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能从这个角度研究经济问题，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汉高帝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错误的认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即，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一旦朝廷有事没有人可以帮助，因此封了许多同姓王。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引发了“七王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權的巩固。因此，公元前１２７年，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專制主义中央集權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从而为大汉的江山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刘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自秦废除分封制，通行郡县制之后，分封制偶有复发，每次都造成了严重地问题，比如东晋分封引发了“八王之乱”，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难之变”，洪秀全分封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因而断送了太平天国的江山。

　　在我们现今，已经继秦始皇废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官僚和普通百姓的世袭制之后，进一步的消灭了帝王的世袭制，从而最终完全消灭了政治世袭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过于乐观，政治世袭制虽然废除了，但是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却常可泛滥，我们现今就面临着变相的政治世袭制泛滥的局面，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主父偃的人物，提出类似“推恩令”这样的有价值的消灭变相世袭制的策略，我们还需要一个类似于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以实施这样的策略，从而最终彻底的消灭变相世袭制。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解决变相世袭制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未来奠定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变相世袭制的问题，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有幸成功的解决变相世袭制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吸取教训，时常警惕变相世袭制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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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知原

　　一个大雪纷飞、异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乞丐。乞丐穿着单薄，您注意到他浑身发抖。假设您是一位极富有金钱、极富有怜悯、极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将——

　　Ａ. 把他接到您家过冬。

　　Ｂ. 给他足够多的钱，让他到旅店过冬。

　　Ｃ. 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一个异邦人的答案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小区里。据《东方早报》报道，在那个小区住的一对美国夫妻，男的叫Ｍａｔｔ，女的叫Ｅｌｌａ，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一天下班的途中Ｍａｔｔ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失去双腿的中國乞丐。乞丐衣着单薄，Ｍａｔｔ注意到他浑身发抖，于是Ｍａｔｔ将他接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个故事没有结束，恰恰相反，才刚刚开始。

　　Ｍａｔｔ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乞丐，以便他随时可以过来。这个小区绝大多数住户是中國人。不久，中國的邻居就发现楼道里经常有一位衣着褴缕、手拄拐棍的人出没。他的出现引起了中國居民的极大恐慌——他是一个坏人怎么办？他要到我家来偷东西怎么办？他要把我的孩子拐走了怎么办？

　　中國居民惊讶地发现这乞丐竟然与那对美国人有关，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国人会让这样的人进家门。中國居民将这件事反映到居委会，请他们出面要求美国人不要再让这个乞丐进来。对这样的要求，美国夫妇大吃一惊，他们辩解说，第一，凭什么说穷人就一定是坏人？第二，我的家我让谁进来那是我的自由。

　　中國居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把这件事又告到了派出所，让警察出面对美国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场中美之争最后以中國人全面获胜而告终。Ｍａｔｔ和Ｅｌｌａ迫于邻居的强大压力，为那个乞丐装上假肢，给他另租了一套小房子让他搬出了他们自己的住处。

　　Ｍａｔｔ解释说，我们居住在中國就应该尊重这里的文化。可惜我无缘见到Ｍａｔｔ，否则我一定要问他，他理解的“这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哦，我差点忘了，那个乞丐好像也有名字的，他叫马维华。

　　２００５年的那场雪２００５年的这场全国范围的大雪让许多孩子雀跃欢呼，因为对绝大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电影之外的地方看到了真正的雪。这场雪也许还会让歌手、诗人、作家、摄影家，甚至恋人们高兴，因为他们终于迎来了难得的“阳春白雪”。

　　可是，天寒地冻却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的天敌。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８日上午，格尔木市火车站的职工、站台捡拾垃圾人员在站台西侧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名流浪产妇，当时她用单薄的身躯紧紧抱着生下不久的婴儿。然而，围观者当时没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１０时左右，火车站女职工张西娟在打水路上听到站台发现产妇的事情，就急忙赶过去查看。在站台西侧的一面围墙下，一名身上污浊、面色铁青的产妇裹着破棉絮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怀中抱着已经冻僵的女婴。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京华时报》报道: 昨晨，一流浪男子被发现死在南二环北京市接济管理服务中心的大门旁，死者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已经开封的方便面。附近居民凌先生说，当天早晨，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子南北朝向地趴在接济中心东侧距中心大门不到３米远的人行道上。“他的手非常黑，左脚的鞋子掉了，裤子也脱掉了一些。他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方便面。”我上网搜索，这种冻死在离救助中心大门仅几十米、几米的大街上全国还远不止这一例。……

　　当然，最有名的当数湖南的“张衡生事件”。２００５年３月７日１８时５０分左右，在湘潭县１０７国道茶恩寺地段１７２３公里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伤者张衡生在５天后死亡，冻死于以湘潭公安为主的政府人员的渎职与民众的冷漠。在这漫长的５天时间内，只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一个有点良心的湘潭民众，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这里的“欺生”文化前面提到的美国人Ｍａｔｔ说，“要尊重这里的文化”。那么，我们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可是，这种礼仪只关照熟人。中國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极低的迁徙率，绝大部分中國人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死亡。这样一种环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熟人文化”，对熟人、生人，家人、外人进行严格区分: “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这是不把我当外人”。

　　中國文化这种特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國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國人吃饭，哪怕是第一次见面的都同吃一碗饭。西方吃饭，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样，中國四合院的房子将家人和外人隔开，但是在房子里面中國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两个在家里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书架上拿书，要事先征求丈夫的意见。所以在国外，许多人把家中一两间房子租给房客，和他们同吃同住。而正是由于中國文化的这种特点，的确很难想象中國人会让一个陌生人住进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國文化对陌生人向来不怎么客气，不客气到连邻居做好事都要反对。

　　这种对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中國人问“你有什么事？”西方人问“我能帮你什么忙？”你看，出发点完全不同。

　　记得我去巴黎圣母院，发现在门口围着一堆人，我伸头往里面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围着看热闹; 而是一个人鼻子出血，围着那一堆人是在帮忙。

　　我到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携带了一个３０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诺丁汉市下火车，我才刚刚下车，就听到有人问我“Ｄｏｙｏｕｎｅｅｄａｈａｎｄ? （你需要帮忙吗？）”我转身一看，一个英国小伙子友好地看着我。然后他一直帮我上下火车站里的人行天桥，直到我上出租车。除非我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否则，在中國是绝对不会有小伙子来帮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许更有说服力。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英国的一个荒郊野岭迷路了。我本来带着地图，但是地图上这片地区没有标明，偏偏路两旁的树遮天蔽日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视野。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

　　看着这位救星的出现，我颇为踌躇，根据中國的经验，我要向她问路非吃闭门羹不可，因为天色本来已晚，再加上路两旁异常茂盛的树使得这条小路阴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壮汉向我问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没想到，对方热情地停了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立即拿出地图请她在地图上说明。末了，她告诉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区附近，同时开玩笑地说，那个地方恐怕会让我失望。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地想: “这个英国女孩对陌生人可真一点戒备心理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告别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会，冷漠的公民同是中國人的香港人，却比内地人慷慨得多。１９９８年长江水灾，香港市民捐款２亿多港元，１９９９年华东大水，他们又捐款１亿多港元。前不久的东南亚海啸，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已近７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最高纪录，并创下单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们的一项有关慈善的调查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这项调查发现阻止“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國城市人民行善的几大障碍是: “这事要老百姓来捐款，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前不久，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社区的学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提高流浪汉救助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ＳｏｕｐＫｉｔｃｈｅｎ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类似的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到处可以见到，有些是教会办的，有些是政府办的。以前，在他们那里服务的都是志愿者，负责烧饭和发放饮食。后来，他们将流浪汉的姓名和以前的职业记在卡片上，或者挂在墙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来，他们让曾经在餐饮或者餐饮相关行业工作的流浪汉参与到烧饭和发放饮食的工作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上面这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提高流浪汉的自尊心问题，而我们目前在为每一个流浪人员提供救助上还有一定困难。确实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二，西方国家的慈善工作也不是由国家独自承担，而是由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据统计，美国人一年捐出来的钱接近２０００亿美元，尽管比尔盖茨是个人冠军，但是其中的７０% 仍是由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捐出来的。

　　“我自己还需要别人来捐助，贪官污吏一年贪污的钱不知道可以盖多少希望小学。还有公款吃喝一年２０００个亿。”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的过不下去，只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心理的不平衡。比如，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一个月收入千余元，他觉得收入低，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一个月赚１万多块他也不满意。“我怎么啦？赚的是不少，可这都是血汗钱！一年３６５天，一天１２个小时，你见我休息过吗？”原来他知道一个有“关系”的人，整天什么事不干比他挣的还多。可是那位也不满意，“我这算什么？毛毛雨。”因为他知道更多“关系”的故事。

　　我后来碰到一个“企业家”，光别墅全国各地就十几栋。他总算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正在办移民。

　　“我一个月８００块钱就要交税，歌星、大款一次收入几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却可以逃税。”有些中國明星在捐款时确实没有偷税漏税时积极。远的不说，就是上次东南亚海啸，一级方程式赛车冠军舒马赫捐款１０００万美元，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捐了１５０万美元，小帅哥迪卡普里奥也捐了１００万美元。桑德拉·布洛克戏演得不咋的，看来也挺大方的，捐了１００万美元……再看看中國的明星，据说，有的“大牌”只捐了１０００元，甚至，娱乐圈中某位牵头人劝人捐款竟好几次遭到拒绝。

　　“我把钱捐给你，我怎么知道你拿它去干嘛？”近几年，不停地有报道说，扶贫款、希望工程款被贪污、挪用的报道。或者雁过拔毛，变成了某级政府的楼堂馆所的建设费、高档轿车的购置费，甚至吃喝玩乐的开支。这些事件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捐款的积极性。

　　“这种事只能是谁遇上谁倒霉。”有一辆公交车上一个乘客突然晕倒在车上，司机掉头就朝医院跑，由于送医院及时，那位晕倒的乘客得救了。但是，车上的其他乘客纷纷指责司机耽搁了他们上班，因为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司机忍不住问这些乘客，“将心比心，要是晕倒的是你呢？”“这种事只能是谁遇到谁倒霉。”许多年前，我看过多部美国电影。这些电影有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电影的开始出现“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二，故事都是有关一个美国人遭受了某种不幸，我记得有因刹车系统先天缺陷的汽车致残、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因政府某项不好的制度而失去亲人的。遭遇这些不幸之后，主人公历经艰辛，最终利用法律武器赢得巨额赔偿。第三，获得这些赔偿后，他们将钱拿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资助今后类似事件的受害者。我记得，在媒体采访时，电影的主人公都说同一句话: “这件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就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是被黑帮控制的。”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乞丐小孩钱，就在这时，城管大队来驱赶，小孩吓得连钱也不要就跑了。“你下次不要给他们钱。”城管对我说。“小孩怪可怜的。”“看上去可怜，实际上是被黑帮控制的。那些黑帮靠他们乞讨来的钱住宾馆、盖房子。说不定比你来有钱呢。”

　　作者:张结海

　　水浒里的英雄宋江显然在性能力方面有所欠缺，以至他的老婆终于忍熬不住跟张三勾搭上了！这不是叶某妄说，在ｐ１７５《水许传》的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清清楚楚的写着，“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　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这里写得已经很明显，宋押司同志是个十足的性冷淡，让阎婆惜很不满意。并且从上文作者的意思可以揣摩出，爱学使枪棒的人在女色上大体是不要紧的。象武松同志，堂堂的打虎英雄，身高八尺，仪表非凡，被金圣叹称之为水许中的第一号天神似的人物，但是在美女潘金莲的多次引诱下居然全不动心，后来居然还把潘金莲给开膛剖腹了！在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里，武松把那个美丽非凡曲音动人的歌女玉兰也给杀了，杀后感觉心里非常舒服，感慨到：”我方才心满意足“。在血溅鸳鸯楼这一章里，武松总共杀了１５个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妇女，除了张都监的夫人还有可杀之理外，其他妇女被杀只能说明武松的残忍。假如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武松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大畜生了，并且是第一号大畜生，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对一个大美人下毒手呢？何况这个美人曾经爱过这个男人？别说潘金莲对武松很有意思，就是歌女玉兰对武松也曾温软动人，武松舍得杀了此二人，不单单是铁石心肠所能概括，在这铁石心肠的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什么。从水许传全书来看，武松上梁山后还是打着光棍，并且最后在六和寺出了家。一条身强体壮的汉子，终身不近女色，并且对女人毫无怜香惜玉之情，经常举起畚箕大的拳头把女人打的个稀吧烂，这男人还像个男人吗？

　　梁山其他的好汉也差不多，病关索杨雄也被自己的老婆潘巧云戴了绿帽子，起因也是因为他对老婆关照不周，按照ｐ４２１第四十五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里的说法：杨雄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冷落了潘巧云。后来杨雄发现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后，就残忍地杀死了潘巧云，先割了舌头，再“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虽说自己的妻子偷了人，但一个正常的有情有义的男人又何尝下得了此手？杨雄却能下得此手，可见此人正不曾生有怜香惜玉之心。还有卢俊义，虽然号称玉麒麟，人长得很帅，可惜“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 (１１回) ，结果是他的妻子跟他的管家李固勾搭上了，为了复仇，他后来把他的妻子和李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就显得更为残忍了！还有那个粗人李逵，不仅对女人全无情趣，全不解风月之情，而且动不动就要对女人大打出手。水浒第３８回中，李逵和宋江等人在琵琶亭酒馆喝酒，一个“冰肌玉骨，粉面酥胸”的二八女娘来到跟前，“道罢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的话头。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头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可见李逵身上的有些器官明显还未发育成熟。

　　梁山上的好汉大多打光棍（就以３６员天罡星来说，除花荣、秦明、张清、徐宁、阮小二等少数人有妻子外，宋江、卢俊义、林冲、杨雄等虽有妻子，但或被杀，或自杀，未闻再娶；公孙胜、鲁智深、武松、刘唐、李逵、史进、穆弘、雷横、阮小五、阮小七、石秀、燕青、解珍、解宝、朱仝等人都是光棍，其他几个情况不明，但光棍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在３６员天罡星中，光棍或准光棍至少占５０% 。），整天喝酒吃肉，以不近女色为能事，用宋江的话说：“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又说“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矮脚虎王英就是因为贪色经常遭到宋江的批评。

　　在梁山众好汉看来，如果和女人关系密切，就不是真正的好汉，就要受人耻笑，即使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也不行，因此个个骨如金刚。对天下第一名妓李师师的诱惑，浪子燕青居然能保得住清白，可见其对性方面实无多大兴趣。

　　总而言之，梁山好汉是一群以不近女色为自豪而且身体力行的禁欲主义者。水浒中好色的好汉也就只有矮脚虎王英和小霸王周通两个人了，而王英就是因这经常遭到宋江的责骂。况且，这两个好色之徒，是两个相貌丑陋，性格暴戾的家伙，是属于“下流而不风流”的恶劣之徒。而那些人们心目中的最有英雄气概好汉，却正是不近女色的模仿人物。

　　水许里的好汉们是一群性冷淡，其它古典文学如《西游记》、《三国演义》《薛刚反唐》里的英雄们何曾不是如此。正面英雄好汉都不近女色，非英雄特别是反面人物则都是好色之徒，如孙悟空对女色毫无兴趣，而又馋又懒的八戒却十分好色。《薛刚反唐》的狄仁杰开篇就拒绝了夜间店里绝色女子的诱惑，并写下了诗句：美色人间至乐春/ 我淫人妇妇淫人/ 若将美色思亡妇/ 遍体蛆钻灭色心。用以自励。

　　《三国》里正面英雄好汉都无恋情，刘备虽然有“乐不思蜀”的念女色记录，但他视结拜兄弟为手足，妻子为衣服，此等英雄对女性的态度可见一斑。刘备手下的五虎将都不大近女色。且关羽以不近女色著称。《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曾经赐予关羽十名美女，他皆毫不动心，全部送去侍奉甘、糜二夫人。民间还有关羽月下斩貂禅的传说。这四大美女之一的如花似玉的貂禅，普通人都斩不了手，唯有大英雄关羽把她给斩了。因为他最英雄，所以最不好色。他不斩，谁来斩？这就是民间传说的逻辑所在，当然，历史的真相究竟如此已经是另一回事了。赵云（第５２回ｐ２７３）曾拒绝贵阳太守赵范真心嫁嫂的美意，跟赵范因此又打了一仗，事后当诸葛亮刘备要撮合这一段姻缘时，赵云说：“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当然，赵云确实是个男子汉，比起梁山的众“英雄”是出色多了，还有张飞，没听说他近过什么女色。

　　整部三国演义，女性的作用，女性作为男性的陪衬是出现过，并且往往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貂禅，如孙权妹妹孙尚香，都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而猎户刘安的妻子。被刘安用来作为招待刘备的食物。唯一的亮点就是周瑜与小乔的恩爱，但是，书中也只是一些侧面描写而已。而“贼臣”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则都被称为好色之徒。两人为貂禅反目成仇，或者两人对貂禅都是真心的，——如吕布对貂禅也曾深情地说过“我今生不能以汝为妻，非英雄也”（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风仪亭ｐ４１）但在三国演义的作者看来，这两个为色所迷的人，恰是死有余辜的人。为色所迷的人，恰是非英雄。

　　貂禅原为古代四大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何爱上美人便是一种罪呢？原因就在于：即为英雄，便要视色如粪土。最好要做到水浒好汉燕青一样，面对李师师这样的天下第一美人的引诱也无动于中。

　　中國的历代名将勇士，以功名第一，忠君第二，色是很排后的，项羽、韩世忠、李靖等可以说是个另类。其他如吴起为求功名而杀无辜之妻，如古代四大刺客之一要离为刺杀勇将庆忌，假装得罪吴王，自己杀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砍了自己的右手，名臣张巡守城时杀了自己的爱妾飨军，——所谓飨军也就是把自己爱妾的肉，象兔肉猪肉一样烧起来给部队吃了。

　　而大部分名将如韩信岳飞等的妻子的功能仅止于贤妻良母而已。

　　莫非，要在中國做英雄，首先得是性冷淡？

　　电子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中华民族从原始存在那天起，就处于一种无限广阔的空间中，这使中國人的祖先们一直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汲取资源来满足自己，很少辩证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许多中國人的大脑中，只有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明此无限欲望带来的灾难后果！结果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看似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但实际上是狂妄的唯我无它！这让许多中國人根本不懂尊重大自然规律，根本不懂尊重人类的社会规律。中國部分地区在资源利用上，采用的是破坏性掠夺；而有些中國人对同胞的态度，是无以复加的冷酷！

　　日本民族由于生活在日本列岛，从原始状态起就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多大，空间的压缩感存在于日本民族的心头，这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特有的危机感，也就是所谓的“岛国意识”！由于这种民族危机感，驱使日本民族充满了忧患意识，总是不断为民族的安全感而集体奋斗！这种民族特点，让日本民族寻找强者、崇拜强者、学习强者，并最终成为强者！也正是这样，日本民族瞧不起弱国和小民族，瞧不起弱势群体，例如在日本的乞讨者很难得到施舍！

　　由于中國历史上汉唐的强大，所以日本人不断到汉唐来学习，汉唐的一切对日本民族充满诱惑和吸引力，以至汉唐的中國在日本人眼中有一种神秘！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中國人来到日本，都会得到最尊贵的礼遇，就是因为中國汉唐时期的繁荣昌盛！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能被美国迅速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一个亲美的西方国家，就是完败的日本民族明白了自己的劣势，从而在身心上对美国社会顶礼膜拜！

　　而日本军国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國，就是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让日本人瞧不起！以当时两国国力的对比，如果日本全身心投入侵略中國的战争不做它念，中日之战的最后胜负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日本人至今不承认被中國人打败！二战中的中國土地上，面对日本军队进入中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