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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啃老族”我有话要说

星期三, 08月 10th, 2005

  近日读报,看到一则关于“啃老族”的文章,文中说我国目前靠父母养活的青年即“啃老族”已达到了30% 的比例,作为一个新近失业在家的人,这个数字着实让我吃惊,在googel上输入“啃老族”发现这个话题的文章还真不少。

  据专家说所谓“啃老族”,即社会学家所称的“新失业群体”,指已经成年却因无业只好靠父母养活的“待业青年”。这让我觉得非常庆幸,因为他们至少还可以“啃老”。据我所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有劳动者失业救济,如果劳动者失业,都可获得一段时间的生活保障。但在我国,连就业时生活都没有保障,何谈失业?如果啃老族不去啃老,你还能指望他们去啃谁呢?

  据调查构成“啃老族”的主要是六类人群:第一类是高校毕业生,他们对就业过于挑剔,总认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第二类是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自动离岗离职的;第三类是“创业幻想型”的青年人,他们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目标,总是不成功又不愿当个打工者;第四类是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漂”到无事可做;第五类是单位里下岗的年轻人,他们习惯用轻松的工作与紧张繁忙的工作相对比,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最后一类是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找苦脏累工作,而因怕苦怕累,索性躺在家中“啃”父母的,这一类人最多。

  这个分类我认为还是较准确的,细究起来,每一类都是目前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映,如第一类的高校毕业生,他们都是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上大学的,家庭为他们支付了高昂的费用,甚至有些还是贷款,有这个成本在,任何人都会考虑回报。我们天天说,让大学生到西北去,到基层去,发挥自身的能力,为建设祖国出力,这意味着收入低,环境差,前途如何还两说,与其如此不如在家啃老,等待机会。

  第二类人就有点冤了,谁都知道我们国家企业目前的管理远没有达到现代企业的水平,裙带成风,马屁成精,你要么跟着和稀泥,要么就受打压,干最苦最累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资,要是你还不知道走人,罚款、批评、不停的工作调动就如影随形,直到你自己走人。这时别人会说你不够成熟,连你也会觉得好像是自己承受力太差。

  第三种“创业幻想型”的青年人应该说还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们深知打工不易,不愿低头俯就,想凭自已的努力打拚美好的未来,但客观的说,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机会不是很多,而且分布还不是很公平。尤其是对于创业者来说,更是困难重重。有人就专门论述过,在中國要想发财只有靠政策,说白了,对于没有背景的青年人来说创业谈何容易,所以沦为“创业幻想型”真的不是他们的错。

  后面几种“啃老族”其实也有难言之隐,频频跳槽者只因还有不灭的希望;机关单位的失业者,还想找到一个和自己身份相适应的体面工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一类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找苦脏累工作的同志们,他们也有自己的实际困难,现在就业压力极大,劳动部《2003-2004:中國就业报告》披露,目前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找工作越来越难,即使找到工作,也难以养家糊口。我所在的城市是苏北的一个小县城,我一次去一家外来企业应聘,人事经理问到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只出400元/ 月招保安,就会有那么多年轻人争相应聘?400元/ 月的工资够干什么?我说这里毕竟是一个欠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了,如果不去外地就只能在当地想办法就业,虽说收入低,生活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实际上这里的很多工作连400元/月的水平都达不到。经理又问:你们这里猪肉多少钱一斤?我说五花肉6元多一斤,腿肉7元多一斤。说完我自己都有些心惊,400元够干什么?如果你已成家,如果你还有小孩,你能不啃老么?

  也许有人会说,“挣钱虽少,但毕竞是收入。”此话不假,但这些人忘了给人打工也是有成本的,以我在超市上班为例,每月600元工资,因家太远,骑摩托车每月汽油需50元,上两班倒每天都要在外面吃一到两次饭,早餐2元,中晚餐3- 5元,平均每月150余元;本人好抽烟,每天一包3元,每月150元;小灵通和家中的电话每月需50- 60元;此外中國人礼节重,同事结婚、生日、生病、升迁都免不了要出份子的,每月又需1- 2百元。如此一来,这些工资仅够自己花销,还荒废了家庭耽误了子女,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家啃老照顾小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中國啃老也是有原因的,记得我才参加工作时,一个在职的工人,每月的收入在400到800元/ 月,但是同单位的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都在千元以上,而且旱涝保收,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对于开销较大的年轻人,又怎能不啃老呢?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说“啃老族”是一个合理的现象,也无心教唆年青人都去啃老。然而让人尴尬的是在有五千年尊老敬老传统的中國却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啃老伤老现象,我们不仅无法赡养老人,而且无法养活自己,我们的道德都到那里去了?诚然,正如很多人所分析的那样,“啃老族”的出现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不论怎么说,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表面看他们自身都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但实际上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社会的原因造成的。

  我希望人们都来关心“啃老族”,而不仅仅是责备他们;我希望社会能更宽容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啃老族”可以就业;我希望不断的提高就业的水平,让年轻人也可以不用啃老而生存!

  作者电子邮件:csbhrj@ 126. com

  作者:陈少波

峨眉山的猴子

星期三, 08月 10th, 2005

  峨眉山素有“仙山佛国”之称,李白诗曰:“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虽然峨眉山的自然风光也堪称天下名山,但佛教胜地的名声更吸引人,大凡到此一游的游客,都是游翁之意不在山,而在佛也。可我游峨眉山其意既不在山也不在佛,而在猴也。与我同行的朋友不解其意,说峨眉山哪有好看的猴子?我故弄玄虚地告诉他:峨眉山有“天下第一名猴”。

  我小时候就知道峨眉山的猴子的鼎鼎大名。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上有篇文章,说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躲到重庆。可当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就像“峨眉山的猴子”,急着从山上跳下来摘“桃子”——抗战的胜利果实。文章引用了毛澤東主席的一段著名语录:“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满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批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

  我因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句句是真理”,所以对“峨眉山的猴子”——蒋介石深恶痛绝,认为他比那个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的孙猴子还要坏。在我小时所学过的历史教科书中,日本鬼子似乎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共產黨军队打倒的;没有共產黨,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平型关大捷”,林彪率领的八路军一举歼灭敌军三千余人。那时林彪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课文对他进行了极高的赞美歌颂。也许正是这种“深入灵魂”的教育,使我对林彪同志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当他后来“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开始听人传说时还不敢相信是真的,以为又是“階級敌人的谣言”,直到传达了毛主席亲自画圈的中央文件,我才发觉自己和毛主席一样上了林彪这个大骗子的当。

  然而如今早已过“不惑之年”的我,通过阅读“还原的历史”,终于发现我不仅上了林彪这个大骗子的当,还上了比林彪更大的大骗子的当。原来我所知道的抗日战争历史,是有如哲人所说的“经过任意打扮的少女”,事实真相与我小时侯所读过的历史教科书大相径庭。日前《凤凰周刊》(2005年15期)发表中國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京中撰写的《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文章的编者按写道:“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黨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產黨;共產黨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黨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國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文章还对平型关战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原来所谓的“平型关大捷”是严重夸大了的,单从八路军歼敌的人数上看,最早的版本是三千余人,上世纪80年代仲共黨史和军史著作已改为一千多人,90年代又改为五、六百多人。至于究竟是多少人,文章没有交代;而至于今后还是否要对人数进行修改,不敢妄加猜测。

  其实峨眉山只有普通的猕猴,根本不值得一看。而“峨眉山的猴子”也不过是一个政治谎言,如今谁也不会相信。我在峨眉山万佛顶看到蚂蚁般的游人,在佛爷面前烧香磕头,顶礼膜拜,不禁联想到我等之辈的亿万人民,为何几十年“不明峨眉真面目”——相信“峨眉山的猴子”之类的说教?不正是把毛澤東当“活佛”顶礼膜拜的结果么?毛澤東的话不仅“句句是真理”,而且“句句是历史”。中华民族以牺牲千百万人为代价而血写的抗战史,竟然在很长时期就“一个人说了算”,如今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蒋介石究竟是否“峨眉山的猴子”?抗战的“桃子”究竟该谁摘?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既然已经是历史,那就由历史去评说罢。

  作者:杨学武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星期三, 08月 10th, 2005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20世纪70年代,我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的自然性灾难,那就是举世震惊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河北唐山大地震。笔者考察后发现,我国当时的新闻媒体对这两场大地震的报道,就为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作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生动的注脚和诠释。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受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同时及时和如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可是,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较为简约,导语上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由头,而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于是会议闭幕第二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逸。

  虽然云南通海那场大地震早在1970年1月5日就发生了,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提前6年多,但外界对这场地震的知情程度远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范围、力度、时效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逊色。直到事隔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15621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中國百大重灾之一肄。灾难降临时,正是“纹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失去理智的“革命热潮”面前,这场人类灾难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见诸报端的新闻,充满了空话套话,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等,信息模糊,语焉不详。翻阅了这一时期的各大报纸,我们仅从地震发生4天之后的《云南日报》上找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澤東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通过考察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黨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在这两次大地震的报道中,甚至连有些段落、句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这种报道方法纳入到当代的视野中来分析,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年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特殊报道文体的政治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灾难性事件,受众对它应该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新闻传媒应该有其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律。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些权利和规律全被无情地剥夺了。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闻传媒不堪回首的一出悲剧。

  作者:沈正赋

右派、左派、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请你们让路

星期三, 08月 10th, 2005

  一、左派、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只是粗俗的思想划界,它们之间的的争论应该让位于各种思想体系、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

  我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曾说过,当前的思想界被粗俗的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思想界的斗争被称之谓左右之争。这里的右是指自由主义,左却并不仅仅指新左派,而是指一切自由主义反对派,它包括新左派,也包括民族主义,还包括何新八九之后倡导的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和现今又提出的新国家主义。

  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一样,是不喜欢这种左右派的粗俗划分的,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中國目前需要的是新思想、新思想家,目前的左右之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之争,应该让位于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争论,就象中國古代的百家争鸣一样。目前的左右之争,只是由于这些新思想家还未出现或成熟,新思想体系还未建立或取得广泛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暂时现象吧了。新保守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新左派也好,新国家主义也好,都是在中國还未真正出现大思想家、未建立起成熟的思想体系之前的临时表现。

  二、中國现今正处于第二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中國近现代最缺乏的不是大政治家,而是大思想家:

  我们常常羡慕西方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古希腊和近现代西方,而我们只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认为这是西方在近现代超过我们的根本原因。不过许多有时之士都认为我们现今正处于中國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我是赞成这一观点的,不过与中國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产生的原因是自发的不同,中國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主要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因此,中國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西文明融合的问题。而中西文明的融合是需要大思想家对这两种文明的本质进行深入思索以发现两者之间融合的切入点,并根据中國目前的现实需要加以取舍的。中國现今需要一大批类似中國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國根本就不缺乏大政治家,孙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将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而缺乏的是大思想家。

  三、中國的新思想、新思想家将主要从民间新左派中分化出来:

  关于新思想、新思想家将产生于学院还是民间的问题,顾则徐先生认为,新思想、新思想家九成将产生于学院,一成将产生于民间。我相信顾则徐先生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对此问题的看法,不过我不赞同这一观点,我认为,如果中國真能产生新思想、新思想家的话,那么他们八成将产生于民间新左派,一成将产生于学院左派,一成将产生于民间右派,零成将产生于学院右派。

  因为,学问家和思想家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是旧理论的承继者和解释者,而不是新理论的开创者。学院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学问家,而较少是思想家;民间知识分子尽管其思想很可能很幼稚,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思想家的特征。另外,中國现今的教育体制也决定了其培养出来的是学习性的人才,而不是创造性的人才。因此,中國的学院知识分子更是学问家类型的,而极少思想家类型的。至于左派和右派,我在以前已经论述过了,左派知识分子更是思想家类型的,而右派知识分子则更是学问家类型的。事实上,学院知识分子如果要用左右来划分的话,正如许多人指出的90% 的是右派,10% 的是左派。因此,中國的学问家八成是学院右派,一成是学院新左派,一成是民间右派,零成是民间新左派。但思想家则相反,如果中國未来真能产生新思想、新思想家的话,那么其八成将产生于民间新左派,一成将产生于学院新左派,一成将产生于民间右派,零成将产生于学院右派。

  当然,就目前来看,中國还并没有出现被公认的思想家,我上面所说的只是新思想、新思想家所可能产生的群体,以及认为民间新左派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思想家的特征,在他们未被公认为思想家之前,他们只能称之谓思想者。不过,随着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扩大和深入,我相信真正思想家型的人物将主要从民间新左派中分化和成长出来,尽管他们自己通常是不喜欢目前知识界的左右之划分的,而更喜欢以自己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和派别本身作为划分的标致。当这类新思想家出现之后,中國目前知识分子的左右之争将退让给各个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

  四、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波先生在他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一文中认为,学问家和思想家是两种不同类型和素质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它们的区别陈波先生说了四点:

  1.学问家以学问见长,其学问贵乎博与专;思想家则以思想行世,其思想贵乎新与深。

  2.学问家偏重于“我注六经”,思想家则热衷于“六经注我”。

  3.学问家靠的是功夫积累,思想家则常常靠“天纵我才”,可遇而不可求。

  4.就思维方式说,学问家偏向于综合,思想家则着意于创造。

  我认为还有第五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学问家的思维主要是演绎的,即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演绎,寻找出其“隐”知识;思想家的思维主要是归纳的,即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归纳,归纳出更深、更根本的知识。

  但学问家和思想家最大、最根本的区别是继承和创新的区别。学问家是已有知识的学习者、继承者和使用者,思想家是新知识的开拓者、创造者。

  五、互联网上出现思想家和学问家争论的原因和意义:

  互联网上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家和学问家的争论?以及这场争论的意义是什么?

  互联网之所以兴起学问家和思想家的争论,不是如Wdyan网友所说,有人把“思想家和学问家截然分开”。而是恰恰相反,人们常常混淆了思想家和学问家之间的区别。由于中國自秦汉以来就是鲜有思想家出现的时代,而博学多才的学问家却并不缺乏,只不过,古代以儒家经典为学问,近代以西方经典为学问,毛澤東时代以马列经典为学问,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以西方经典为学问。这造成了人们常常喜欢用学问家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思想家。他们要求思想家的思想,定义明确,论证严谨,论据翔实可靠。这对思想家的产生、发展,以及被社会认可是极为不利的。思想家贵乎新与深,过于明确的定义,严谨的论证,翔实可靠的论据会花去他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限制他们思想的张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反对“定义明确,论证严谨,论据翔实可靠”。而是,我认为从思想发展到学问需要一个长期的完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好几代人来完成。思想家有思想家的局限性,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对思想家和学问家的辩明,有助于我们正确的理解、评价和接受思想家,认可他们产生的时代背景、作用和意义。

  我本人也并不是那种高扬思想家,而贬低学问家的人,我认为,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发展的最终结局就是要演变成一门严谨的学问。

  只是我认为,中國目前面临着两条出路:一条是融合中西文化开创出一种新型的、更优秀的文化;另一条是全盘西化。融合中西文化,开创出一种新型的、更优秀的文化,最需要的是创新,因此这项工作、这条道路只能由思想家来承担、来完成;全盘西化,最需要的是学习、继承先进的西方文化,因此这项工作、这条道路只能由学问家来承担、来完成。而在这两条道路中,我本人是赞同中西文化融合,而反对全盘西化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更需要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

  另外,我认为,从思想发展到学问一般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而在我们目前的这个需要融合中西文化的伟大创新时代、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的时代,更需要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一旦这个创新时代已完成、已过去,我们又会回到学问家的时代。

  互联网兴起的思想家和学问家的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辩明中國未来的走向与其主导这一走向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正确看待和引导中國未来的发展。

  六、现今的民族主义的作用是树立我们正确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助于造就当代的大思想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是全盘接收西方文化及全盘打倒中國传统文化;而现代的民族主义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西方文化抱着怀疑和有选择的学习,对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抱着学习和吸收的态度。

  从道理上讲,现代的中國人应该远比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國人对西方文化理解的透彻,为什么他们反而怀疑起西方文明了呢?为什么他们反而重新接受传统文化了呢?我觉得这正反映了中國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向成熟。五四运动的中國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他们不能冷静的思考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而现今的中國虽然还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中國的国力已经上升到世界前列(这可是在远没有全盘西化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现今的中國人可以冷静的思考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

  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形成了十分不利于中西文化融合的环境——盲目排斥中國传统文化和崇洋媚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对这种环境的反击,它的最主要作用是树立我们正确的心态——从中國的实情出发,以中國的繁荣强大为本。这种心态可以端正我们对中國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有助于形成思索中西文化融合的环境,有助于造就当代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作者电子邮件:ctk3@ 21cn. com

  作者:知原

台湾可能成为中美军事冲突的牺牲品

星期三, 08月 10th, 2005

  在前些年,中國军方熊光楷将军曾指出,如果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冲突,那么中國将考虑使用核武器,此语一出,轰动世界;到了2005年7月,在中國外交部的一次招待会议上,朱成虎将军面对西方媒体,又提出如果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冲突,那么中國宁肯牺牲西安以东地区,来核打击美国数百个大城市,这再次轰动西方世界,并引起美国的不快。根据中國军队的传统,中國将领们是不允许有这样出格言行的,笔者相信这是经过中國官方默许的;例如朱成虎将军的这次谈话,中國外交部认为这是军方人员的个人观点,而中國国防部认为这是在外交部组织的会议上的个人观点,而朱成虎将军也一再强调这是“自己的个人观点”,在三方推委扯皮的情况下,美国碰上无法行师问罪的“无头官司”。

  其实中國军方将领一再威胁使用核武器,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政府和中國军方经过大量兵棋推演,结论是没有把握在台海冲突中战胜美国军队,毕竟美国国力和军力的强大,已经达到世界超一流的水平,在一系列局部战争中无可比拟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而中國国力和军力与美国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让中國政府和军方感到苦恼。面对这种情况,中國高级军官们开始研究运用“超限战”、运用核武器,并出言恫吓美国,是希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笔者认为,如果中國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美国肯定要军事介入,但军事介入的程度,则取决于当时中美政治关系和世界局势发展。所以,中國政府和军方应该考虑的是,台海战争爆发后,中國军队在台湾及其海域如何与美国军队作战,这才是主要问题。

  以中美两国军队的力量来说,中國军队面对美国军队的介入,可能会造成损失惨重的景象,而以中國军队的传统,中國不可能接受失败的命运,也不大可能撤出已进入台湾的军队,相反会采用继续派大量军队进入台湾,打一场人海战术,同时扩大战争规模,肯定要波及东南亚地区,这是东南亚国家无法接受的,必然强烈要求中美两国停止战争;韩国为避免被卷入这种可能的冲突,现在已经明确表态,将禁止驻防在韩国的美国军队介入台海冲突;而在中國政府的各种努力下,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也开始呈现一种中立态度;那么实际上,美国军事介入台海战争,只有其盟国日本会提供军事援助,以中日两国存在的历史问题,如果日本为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将被中國视为奇耻大辱,因为这让中國人想起了日本对中國的侵略历史,这样中日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大,日本是否能承受这种战争压力,还是个未知数。

  一般军事专家对台海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只做了下面两种推测:一,美国军事介入后,没有保住台湾,以中國军队胜利告终;二,美国军事介入后,打败中國军队,台湾得以保存。可事情往往是最不可能的局面成为最终的事实结果,笔者认为存在第三种可能,即中美两国军队在台湾的战争,最终以势均力敌而谈和,其结果是台湾被一分为二,由中國大陆控制一半台湾面积,由美国军队控制另一半台湾面积。塞浦路斯和朝鲜半岛,都是这样的现实情况,台湾未必不会出现这种结果。要知道政治是肮脏的,战争是政治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往往又以幕后政治交易做为战争的结束,中美两国存在在台海战争中进行幕后交易的现实基础。

  美国不可能为了台湾,而倾全国之力打败中國,因为这种战争往往是惨烈的,美国因此受到的损失将让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无法接受;而中國要想在台海战争中打败美国军队,从理论和实际上讲,也是不可能的,但中國军队如果败于台湾,执政黨将可能因此倒台,并引起社会动荡,这是中國政府无法接受的。所以,中美两国在台海战争中谈判求和,很可能是最终局面,这样双方都保住了尊严和面子,而且双方也都会接受这种结果,唯一被牺牲的是台湾人民,实际上台海战争的爆发,就决定了台湾将被打烂!

  核武器是政治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笔者不认为中國政府会允许使用核武器,哪怕是在美国军队介入台海冲突,中國军队呈败象的情况下。中國军方将领的焦虑情绪,表达了中國为统一不惜一战的决心,却又没有胜算把握的心态;中國政府为了统一问题,这几十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准备,甚至寄希望于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可现在台湾的政治局面是,不论谁当选台湾总统,都不可能与中國大陆进行和平统一谈判,大多数台湾人是希望维持台海不战不和的现状,这就是台湾民意。与其发动武力统一的战争,不如台海两岸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在两岸密切的交流中,两岸人民达到一个共识,这比什么都好。笔者认同一个中國的原则,但反对武力统一台湾,因为这种战争对台海两岸造成的损失和痛苦将是巨大的。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李扬

  2005年7月28日

  作者:李扬

百岁空军

星期三, 08月 10th, 2005

  三次军事革命

  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千年陆战被海军终结。英国工业革命兴起,船坚炮利。它从海洋上对敌国纵深进行打击。拥有庞大陆军常备军的清国一击即溃。中國甲午之役,胜负亦决于海上。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全部。第二次军事革命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空战的出现使世界战争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空战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两件最重要的武器:飞机和坦克。德国人盯住了坦克,英国人盯住了飞机。德国军队有着重视陆军的传统。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却是为配属陆军作战的。德军崇尚空地突击。德国空军的主要编成是歼击机和强击机。从一开始它就是战术空军的架构。它把空军的打击方向定位在陆军前方的阵地上。空中力量的战略性被忽略。它不建造航空母舰,也不为海军配属航空兵。

  二战中,德国空军凡配属陆军作战,就虎虎有生气;凡獨立遂行作战任务,便无功。英伦战役就是明例。庞大的德国空军没有像它希望的那样从空中解决英国,它其实连獨立解决一个战役的能力也没有。它甚至不知道是该先消灭英国的空军还是该先轰炸英国的城市。而德国陆军在失去空军时,也不免黯淡。敦刻尔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德国的失败始于敦刻尔克。我是从空中看到这一结论的。”德国人在空军失败不久,在海上也失败了,最后是陆地上的失败。英国人在一战尚未结束时就成立了獨立的空军。它既有性能出众的歼击机部队,又有威力巨大的战略轰炸机部队。英国空军先是在敦刻尔克挽狂澜于既倒,又在伦敦解燃眉于倒悬。敦刻尔克奇迹后,丘吉尔说:“这次撤退包含着胜利。它是靠空军取得的。”英伦之战后,丘吉尔又说:“在战争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大量的人(英国人民),从如此少量的人(飞行员)那里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

  第三次军事革命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方兴未艾。这次革命的显著标志是:空中力量时代的来临。空中战场成为决定性的战场。空中的胜利成为最终的胜利。无航空便无领空。无空防便无国防。第三次军事革命来得如此迅猛,影响如此广泛,起点如此高,以致于第四次军事革命的曙光已在天际隐隐浮现,那就是对外层空间的军事争夺。可以断言,在本世纪,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三个台阶

  近十年来,美国发动了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在这三场战争中,美国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和发挥达到了极致。三场战争三个台阶,美军一步步攀登军事革命新高峰。①海湾战争。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普遍的真理是:现代战争需要依赖诸军种联合作战才能取胜;在此之后,战争空中化趋势渐渐凸现。双方空中战场的较量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四十二天海湾战争,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争只有一百小时。美军以损失一百余人的代价,歼灭伊拉克四十二个师,击毙击伤十万人,俘虏十七万人,摧毁坦克三千八百辆,装甲车一千五百辆。不仅旁观者,连胜利者和失败者也被这些数字迷惑住了。伊军曾发誓要让美军踏过一片血海。美军在沙特曾订购了几万只尸袋和棺材。但空军改变了这一切。人类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地面战争时代,至此走入绝境。②科索沃战争。我称这场战争为“空袭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仅由空袭便达成战争目的的大规模战争。首创此种战争形式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因此被赠于“飞机总统”、“空袭总统”和“导弹总统”的绰号。南斯拉夫为打地面战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但未料到对手始终不给它这种机会。北约空袭空袭再空袭。一位塞尔维亚老人曾说:“上帝啊,你要是可怜塞尔维亚人,就让北约从天上下来吧。在地面上打一仗,是胜是负快点结束吧!”北约终于没有从天上下来。不分昼夜地轰炸了七十八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联盟士兵走下空荡荡的战场时一言不发,一如他们没有射出一粒子弹的枪膛。这是一场不会被忘记的战争。它过去的越久,留给人们的思考就越多。在世界军事史上,这场战争的意义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份。首先,它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这是千年来无数军事家的梦。其次,此战之后,空军作用飚升。杜黑和他的继承者们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后就一直在酝酿的事情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结束时终于成为现实。③阿富汗战争。如果说海湾战争中对空中力量的使用还是战术性质的话,科索沃战争中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则是战役和战略性质的,而阿富汗之战则纯粹是战争性质的。在历史上,从无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靠空军轰炸就能摧毁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最多是令敌国重创,而这一次美国在对塔利班的战争中,彻底推翻了传统智慧。战前,许多人包括我国一些军事理论家,都认为阿富汗山多洞密,最不适合空中力量发挥作用。阿富汗曾用人民战争打败过英国人,打败过苏联人,本想这一次也同样会令美国人铩羽。但美国人仅用二十天就漂亮地结束了战争,一步踏进西方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中亚。它仅仅使用了空军。不错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队,但那是为空军精确打击服务的。现代空军的远程、精确、猛烈突击威力,在阿富汗之战中表演得酣畅淋漓。它不仅使传统陆军陷入攻防两难的境地,也使人民战争理论的根基发生动摇。我们对阿富汗战争自始至终予以极大关注,因为苏联打了那么长时间都打不下来,为什么美国人几天就打下来了?开打之前,很多军事评论家都说美国人会重蹈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覆辙,为什么没有?美国在阿富汗的胜利当然是它自己的胜利,但对于战争史来说,则是先进思想和先进理论的胜利。在二十世纪一百年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一段作战工具——重要作战手段——主要作战手段的历程;经历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过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跃升。至阿富汗战争结束,空中力量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九十年代以前,空中力量被称为空军,因为它的确也不过是空军而已。但是,今天它的名称依然是空军,人们却再也不会用看待一个普通军种的眼光看它了。

  学习美军

  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成为历史。我认为,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美军是我军的对手,也是我军的老师。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军对空中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最直观、最形象的诠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军就在战争中重视使用空中力量。二战后开始主要以空中力量参战。海湾战争基本以空军参战。科索沃战争主要以空军参战。阿富汗战争完全以空军参战。一个世纪来,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这是因为美军始终紧扣军事革命的脉搏,不敢须臾落后。悠悠百年,它既凭强大的国力,又凭先进的技术,更凭前卫的思想,一直领导着世界空军的潮流。英国人曾靠战舰统治世界。美国人则把世界置于它那双硕大的飞机翅膀的阴影下。美军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点:①先进的军事战略。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军队。军事战略也是治国之道。战略是行动的先导。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要么不变,要么多变。而美军的战略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正如全部二十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石油以及石油运输线而制定的那样,美军的发展战略始终都是以航空力量为主线而进行的。美国军事战略的突破口选在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美国海军都在一直干着空军的事情。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布什的NMD、TMD计划,都属于空军战略范畴。这些战略已经由天空升往太空。天空是太空的基石。太空有一天会成为战场。在太空成为真正战场之前(目前还不是),空中战场仍是主导战场。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它将赖在天上不走。由于居高临下,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巩固美国的地位。美军的发展代表了未来军队发展的趋势。②解放思想。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成天叫喊解放思想,但其思维始终是开放的。我们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规定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可我们的思想就是解不开放不开。我们沉溺于过去。美国人眺望未来。美国没有历史,因此它也没有包袱。它最善学习。因为学习,所以容纳;因为容纳,所以智慧;因为智慧,所以敢想;因为敢想,所以创新。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民族,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对军事而言也一样,那些最善于对军事力量进行战略转换的军队一定是常胜军。美军最强大,却最有危机感。这也是它思想解放的标志。它敢于憧憬胜利,也敢于憧憬失败。美国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本土一百三十年无战事。但美军报纸天天聚焦于国际冲突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怎样应付各种挑战,仿佛敌人已经逼到了家门口,美国已到战争边缘。普京说:“伟大的美国历来被对手低估。”我认为这主要是指美国人开放的思维而言。由于新军事革命汹涌而来,中國军队已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新时代对旧时代的淘汰是毫不容情的。面对这种浪潮,我们需要革新的决不仅仅是手中过时的武器装备。③科技的力量。鄧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能不能说它也是第一战斗力呢?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都注定将被强制性地首先用于战争。这是铁定的法则。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军事需要科技。科技反过来又推动军事革命。二者是双胞胎。美国最重视科技。我曾戏称:五角大楼的空气里都飘着创意。李政道曾对鄧小平说:“美国百分之七的人是科学家。这些人全心全意在搞研究。”这股力量是可怕的。科技不仅改变了物质世界,甚至改变了精神世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凡是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一切不可能均可变为可能。

  空军,空军,还是空军

  空袭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由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可以描绘出对华空中战争的特点: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没有前沿纵深之分;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没有军队老百姓之分。军队越来越知识化,战争却越来越平民化。前方可能比后方更安全。没必要像传统战争那样先打前方再打后方,上来就直插心脏。

  蒋介石在制定台湾军队的发展战略时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是空军,第二是空军,第三还是空军。陆军排不上名次。”经过几十年经营,台湾的防空体系在亚洲、乃至全世界也是一流的。台湾军购清单中从来是空军居首。陳水扁上台后,更是闷头发展空军。他说:“搞空军只做不说。”一位台空军将领竟说:“我们的沉默,将让我们的敌人永远沉默。”由此可见,在未来的战争中,空军一定具备以下特点:①首当其冲。②准备在战争中担纲主角。③可能进行相对獨立的战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程使用”。

  一切表明,我们只能选择空军和空中力量。选择,是因为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抢占制高点。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初,为了征服敌国而不被敌国所征服,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而地理上的不败之地,就是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被称作地理上的绝对制高点,如高山、高原等地形。某些大河也提供这种地缘环境。古罗马占据着阿尔卑斯高原。奥斯曼占据着土耳其高原。蒙古人控制了蒙古高原。嬴政、刘邦、李世民崛起于陕西高原。空军便是今天的高原。据高原,才能向下俯冲。江河高下,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我们虽然落后,但机会仍在。机会之门看似关闭,其实是虚掩的。命运之门也看似关闭,其实也是虚掩的。

  回首杜黑,挫折与挑战

  谈空军,有一个人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这个人就是杜黑。1907年,这位意大利陆军中尉在没有任何战争实例佐证的情况下,不容置疑地提出以下观点:飞机用于战争必将彻底改变战争的面貌;战场上将出现新的军种——空军;新的作战领域——空中战场;新的作战模式——空中战争;新的军事学术——空中战争理论。二十世纪空中力量的发展证明,杜黑的理论不是对上一场战争的总结,而是对下一场战争的预言。在上个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他这样写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百年战争史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杜黑的正确。他的某些话简直就像针对今天而言。

  任何先进理论都产生于落后的环境之中,并承受着落后的重击。愈是真知灼见,愈难被人所接受。对杜黑理论的质疑从未间断。实践有时候也并不站在真理一边,虽然它最终将这么做。①绝对制空权与相对制空权之争。杜黑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制空权思想的人。他认为,所谓制空权,就是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这是一种绝对的制空权。苏联人反对这种观点。苏联人把制空权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它认为某些时刻夺取局部制空权更重要。这便是相对制空权理论。苏联人用实践否定了杜黑并嘲弄了他:一举夺取全面制空权太困难,近乎虚幻,唯取得局部制空权可触及。卫国战争中数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会战,苏军都靠夺取局部制空权获得了胜利。德国空军将领梅林承认:“俄国人常常取得局部优势。”②轰炸与空战之争。杜黑坚决主张夺取制空权只能靠空中进攻,力争把敌方的飞机消灭在机场上和工厂里。他极力反对空战。他的形象比喻是:与消灭空中的飞鸟相比,捣毁鸟巢和鸟蛋的办法更有效。英国空军崇拜杜黑,是“轰炸派”。早在1928年,英国空军参谋长就指出:对空军而言,不需要首先打败当然的空军,只需对敌方重要中心狂轰滥炸,置敌于防御境地,即为大胜。苏军和德军是“空战派”。他们兢兢业业地进行空战。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空战都发生在苏联的蓝天上。空战被证明是歼灭敌航空兵、夺取制空权的阳关道。英国虽然不重视空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不列颠大空战,最后从空中挽救了英国。杜黑有些黯淡了。③獨立遂行空中战争与支援地面之争。杜黑认为,必须建立一支进攻型的獨立空军,实施獨立的空中战争,在陆海军发挥作用之前结束战争。他反对空军支援地面作战。他认为把航空兵隶属于陆海军之下是无用的、多余和有害的。这一观点被无数人耻笑。一切始于地面,止于地面。大炮尚且不能上刺刀,飞机何能,敢称天骄?二战中,德军闪电战大放光彩。闪电战的核心正是空地突击。为了更好地支援地面作战,德国还专门为空军研制了俯冲轰炸机。苏军的旗帜是大纵深作战。航空兵是天上的陆军。铁木辛哥说:航空兵的影响不是在深远的后方,而是在师和集团军地域内对敌人联合作战。这是两支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陆军。胜利者是不受置疑的。杜黑变黑了。

  核门槛

  诸雄中,只有美国发展空军的战略是连续的、完整的、清晰的。飞机诞生在美国。制空权理论诞生在欧洲,但美国视如己出。再也没有谁比美国更看重天空了。一战发端于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唱主角的是坦克。一战结束于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主角换成了飞机。是役,美军出动了一千五百架飞机。西线天空一片乌云。美国人使用航空兵的决心令人叹为观止。打那以后,美国人再也没有离开天空。历史选择了天空,天空选择了美国。海洋曾征服陆地。天空又征服海洋。地面上得到的,从空中能得到;地面上得不到的,从空中仍能得到。落后的国家最能浪费智慧。先进的国家最能聚集智慧。智慧之争就是国力之争。胜利是强者的丰碑。失败是弱者的墓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战争中各国军民伤亡一亿以上:苏联两千万,中國三千万,德国近千万,日本六百万。而美国只有三十万。但美国参予了除苏德战役外所有重要的战役,并主导了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无论是地面的,还是海上的。谜底在天上。看看欧洲的天空和太平洋的天空就知道了。美国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得到的是整个欧洲和全部大洋。

  天空无垠,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美国人一度走得太远了。太平洋战争是从空中开始的,也是从空中结束的。美国人不仅要获取眼前的胜利,还盯住了胜利以后的世界。它发明并使用了原子弹。列强踊跃。连中國也蹒跚跟进。核弹云集。人类即将被人类毁灭。核冬天未至,人们已先自寒了。核门槛高耸。世界屏息。人类如不存在,战争有什么意义?所有的常规战争理论至此突然陷入了绝境。杜黑渐渐被人遗忘。但美国人是清醒的。它最先垒起这道门槛,也是它最先跳过了这道门槛。①政治。它明白必须赢得冷战。恐怖的和平不是和平。它也不需要这种和平。②技术。麦克阿瑟说:“随着科学发明创造的不断涌现,战争力量的毁灭性现已到了改变传统战争概念的程度。”他只说对了一半。科学技术还可以使人们重新跳出“战争力量的毁灭性”。于是,以太空技术为特征,远距离、大威力、高精确、短时间为特点,以空中袭击为主要模式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出世了。任何现代战争首先必定是短暂的。速战要求短时。速决要求准确。速胜要求猛烈。这些特点,都为现代空军所具备,只有现代空军才具备。因此,我大胆地说,美国是从空中跨越核门槛的。也只有从空中才能跨越。突破核门槛的第一战是1986年美国空袭科比亚。这次空袭虽然没有后几场战争那么炫目,但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此战虽短,只有数小时,世界军事界却称其为“战争”。它是后几场战争的雏形。新军事时代所有的特点都在这场战争中留下了影子。

  当现代空军跨越核门槛的时候,杜黑理论的强大时代穿透力也显现出来。人们发现,在二战中被割裂开的战略、战役、战术制空权,现在又被合在了一起。二战中被证明的制空权理论得到了进一步证明。二战中没有完全证明的空中进攻理论也得到了充分证明。而二战中对杜黑理论否定的地方,却突然失去了新的依据。杜黑《制空权》的每一段论述几乎都是准确的预言:①杜黑主张优先发展空军的思想差不多被所有先进国家所接受。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说过: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也打不下来。②杜黑说:未来战争将从空中开始。首先使用空中力量的一方,肯定会在战场上造成迅速的、一边倒的决定性结局。1909年杜黑曾设想:仅靠空军的力量就能够在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1999年,这一设想在科索沃得以完美实现。③杜黑论述过的关于民航作为空军后备力量的设想得到验证。继“驼峰”空运、柏林空运之后,海湾战争中美国又一次开展战略空运,几乎将一座中等城市搬到中东。④杜黑力主战略轰炸,反对空战,这被二战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受飞机的技术性能和炸弹威力的限制,战略轰炸远未达到结束一场战争的程度。但近年科技爆炸之后,这些难题豁然解开。精确制导武器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空中格斗基本消失。被发现即是死亡。⑤杜黑说,由于空军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对敌人心脏予以致命打击,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并接受战胜者的任何条件。这个意义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在屈辱地向征服者交出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又按侵略者的要求更屈辱地交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杜黑的预言差不多都实现了,却是在曲折中实现的。这告诉我们,历史已经证明的,说明它是正确的;历史尚未证明的,并不等于就是谬误。它只是需要新的历史的证明。理论还是九十年前的理论,空军却不再是九十年前的空军。发人深思的是,九十年前的理论,居然对现代空军的建设更具指导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杜黑的理论越到后来越显出它对世界空军的影响仿佛没有尽头。当然,同任何伟大理论一样,杜黑理论也并不是无瑕的。很多时候,它差不多使全世界确信不疑,但似乎又有许多问号无法拉直。它像月亮,时圆,时缺,却始终高悬。直到今天,杜黑的《制空权》仍是世界军人们一个争论不息的话题。也许这正是杜黑不朽的原因。

  朝鲜战争

  美军也有过挫折。美军虽然一直信奉杜黑的空中进攻战略,但朝鲜战争爆发时,核门槛已经横亘。美国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却无法对中國境内实施战略轰炸。于是,两个反常的现象出现了:一是在二战中很少进行地面战争的美军连续与中國军队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阵地战;二是不善于空中格斗的美国空军不得不同中國空军进行大规模空战。结局是令美国人伤心的:不同于美国以大机群突击作战胜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亦不同于丢原子弹战胜日本的二战,美军是以一场以上甘岭闻名的阵地战的失败而结束朝鲜战争的。而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对世界空军的贡献就是“一夜之间”“培养”出一个“世界空军强国”。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它永远记住了上甘岭的教训。它要给陆军插上一双翅膀。而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朝鲜战争不过是地面力量的回光返照。随即又发生了越南战争。后者的时间、规模、消耗都大大超过前者。但我发现美国学聪明了:美军的对手和朝鲜战争一样,也是一支纯步兵的陆军,但越南战争再也没有上甘岭,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地面战役也没有。越南战争的地面作战与历次地面战争有一个革命性不同:陆军行动空中化。陆军在天上的时间几乎和在地上的相等。在空中力量改变着战争面貌的同时,空中陆军也改变着战争面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又失败了。但和朝鲜战争不同,这是一次满载而归的失败。

  中國空军在朝鲜天空上的胜利无疑具有历史意义。然而,胜利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与朝鲜战争的失败者美军相比,彼在跑,我在走。伞中的人总是落后于雨中的人。美国是一个在全世界受批评最多的国家,同时它也是受到自己批评最多的国家。它还是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国家。我始终认为,朝鲜战争给中國政治战略带来了正面影响,给中國军事战略则带来负面影响,困为我们突然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值得自己畏惧的了,这不免让人自满,导致了我军在战略思想和军事装备方面的停滞。中國空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我们曾拥有空中英雄。英雄老矣,而同样老了的飞机仍在艰难飞行。在空军的战略思想上,朝鲜战争的影响巨大。我们只重视了经验,忽略了理论。中國空军过份看重空中格斗,对战略轰炸关注少。早在1921年杜黑就指出:“一个国家只拥有准备用于空战的空军不仅危害国防,并且被剥夺了对敌方目标发动进攻的一切可能性,将陷入严重的空中劣势。”朝鲜战争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武器——直升机。直升机在二战时还处于试用期,但美国人已看到,控制“一树之高”的天空非这种兵器莫属。这一点迅速在下一场战争得到证明。越南战争几乎就是直升机的战争。从那时起,美国陆军离开了地面。中國陆军航空兵的组建比世界晚了二十年,装备更逊。但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的不止是装备,更有思想和先进理论。先进的装备可以让先进的军事理论如虎添翼。形势如虎。与朝鲜战争时相比,中國空军的战斗力比那时弱,而我们的敌人却比那时强。落后不怕,怕的是看不到落后。摔跤不怕,怕的是不迈步。伟人经常犯错误,经常摔倒,而虫子不会,因为它们做的事情就是挖洞与爬行。杜黑说:“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

  大陆军,突破防线

  中华民族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长期存在着“步兵对骑兵”的军事劣势,秦始皇将长城筑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上,期望以此抵消这种劣势。长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是中國人建筑上的骄傲,却是中國人心灵上的耻辱。因为它没有阻挡住任何一次北方铁骑的冲锋。自古以来就没有突不破的防线。一部军事史就是进攻史。空中力量时代尤其如此。①更改传统观念。观念落后也要挨打。长城就是观念的产物。法国人的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天空布满飞机,但法军将领们对此视而不见。法国刚打胜了一场阵地战。胜利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当德国人在拼命造飞机和坦克的时候,法国人在拼命挖战壕。贝当元帅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是保垒阵地战与步兵火器两者结合,遂构成法军的胜利。今后国防,如在全部国防线上建筑保垒,则法国的安全可以保证。”他为自己短视付出了代价。在德军的闪击面前,马其诺防线和中國的长城一样成了摆设。五十万法军几乎是坐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当了俘虏的。在所有参加二战的国家中,法国犯的错误最少。战争不给它继续犯错误的时间和资格。相对于中國的长城,法国“长城”的教训对于军事史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中國长城的失败,是平面对平面的突破;而法国的“长城”的失败,则是立体对平面的突破。前者是在传统战争的框架内样式的变化,而后者是战争本质的变化。对马其诺防线的突破虽不完全来自空中,但已具备了空中突破的品质。它昭示着,随着空中力量的壮大,战争由平面走向立体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人的观念仅比法国人前进了几十里。它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实际是为了建立一条“针对美国的海上防线”。(山本五十六语)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进攻。它对航空兵的使用是不自觉的。即使大胜,也是不自觉的。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日本的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太平洋战争是没有争议的、主要由空中力量发起,主要由空中力量进行,并最后由空中力量决定的海上战争。从那时起,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洋力量的主角。自太平洋战争之后,直到今天世界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水面舰艇之间的大规模决战。②弱国求存。陆地有天空,海洋也有天空。天空居高临下地成为陆地和海洋的主宰。整整一个二十世纪都在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几千年的陆战思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加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没有一场战争是完完全全由空中力量决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國家,始终坚信最后要在地面解决问题。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本能地在自己的领土上构筑着一个个的防御工事。最后一条防线出在中东,是海湾战争前伊拉克人修建的。萨达姆把美军当成了伊朗军。他显然没有读懂对手。美军自一战以来从未发起过人海战术式的地面进攻。一如以前那些防线,萨达姆的防线也被无情地突破了。这一次突破则完全来自空中。萨达姆防线就规模而言不能与马其诺相比,但美军获胜的意义却超过了德军。德军对马其诺的突破还是战役性的,而美军突破萨达姆防线则标志着传统防御模式将从战争中消失。从空中对地面的突破也从战场扩大到战争的范畴。今天,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顾及来自空中的威胁而侈谈国家安全,再也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完全不考虑空中力量的因素而妄图取得战争的胜利。陆地是有限的,海洋是有限的,只有天空是无限的。空中战争时代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但肯定是截止目前为止的最高形态。海洋决战已成为历史。地面决战将成为历史。只有天空决战这史诗性的一页正在被揭开。空中力量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一支军队,防御就是防空;对于一个国家,空防就是国防。法国《今日军队》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三十年来所有的危机或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一样一点:如果敌人能随意从空中发动进攻,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行动就注定要失败。”以色列空军司令埃利亚胡说:“空军力量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军事革命的核心。”军事家应当看到这些,政治家也应当看到这些(下章论述)。令人遗憾的是,军事观念前卫的国家已行万里,军事理论落后的国家仍未跨过起跑线。后者年复一年地保持着庞大而过时的常备军。平时浪费大量金钱,战时浪费大量生命。这是一条看不见的马其诺。地面上的防线消失了,海上的防线也消失了,但人们思想上的防线并没有消失。其它防线可以从空中突破,这条防线从哪儿突破呢?③永远的进攻精神。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空军:第一种是进攻型的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空中进攻战略,不编或编制少量的地面防空力量。第二种是国土防空型空军。专司防空职责,不具备外线打击力量。中國空军属于这种类型,也是全球大国中唯一保持这种类型的空军。第三种是攻防兼备型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编制必要数量的地面防空兵力和空降兵力,航空兵是其主要成份。从长远看,只有建立一支进攻型空军,才能与中國的大国地位相适应,也才可能确保中國在二十一世纪强势崛起。这不仅是对空军本质的认识,也是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目前我们只能是向攻防兼备型转换。我认为,攻防兼备的核心是攻。只有攻才能防。攻是最好的防。五十年前朝鲜战争发生,中國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闪电般地组建而成的。解放軍陆军与秦、汉、唐军相似,富于进攻精神。弱者也能进攻。解放軍陆军的进攻特点就是机动作战。这未必不是今天中國空军的榜样。入朝作战之初,解放軍没有重装备,更没有空军,却大胆穿插,秘密渗透,仅凭三八枪就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战争后期,双方相持。我军有了飞机大炮,火力准备充分,进攻却难以奏效。因为美军在重武器和火力方面占有更明显的优势。我军进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放弃机动作战原则的深刻教训。中印边境战争时,我军又重拾机动作战的法宝。在火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迅速打垮了印度军队,而对手中有很多是参加过北非战役的部队。他们从蒙哥马利那里学来了火力制胜说,但碰上擅长机动进攻的中國陆军,一败如水。

  附庸

  曾经成功地预言了“第三次浪潮”的托夫勒也对未来战争的大趋势进行了描绘:“只有推进距离远,打击力量强,行军速度快的军队,才能获得胜利;反之,推进距离有限,武器装备差,行军速度慢的军队必败无疑。”托夫勒前者说的是空军,后者的特征正是传统的陆军所独有。拥有飞机,并不等于拥有空军。拥有空军,并不等于会使用空军。不存在要不要空军的问题,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空军。正如不是要不要陆军,而是要一个什么样陆军的问题一样。日本的失误值得我们回味。二次大战中,日本的空中力量甚强,却是陆军和海军的附庸,而非一个獨立军种。日本虽然有飞机,有坦克,有航空母舰,但它既没有真正看透天空,也没有真正看透海洋,甚至没有真正看透陆地。当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已经将日本炸成一片焦土时,日本还在拼命制造零式战斗机,并把它改装成自杀飞机;当美国海军拥有一百艘航空母舰时,日本七万吨级的战列舰还在投入战场。法军用现代化的武器打了一场过时的防御战。日本用现代化的武器打了一场过时的进攻战。日本横行中國十余年,面对远远弱于自己的对手,竟没有打过一场像德军那样的陆空协同战役。对现代化的美军和苏军,它用偷袭。一旦偷袭不成,马上计拙。袭击珍珠港还是剽窃英军的构思。苏联曾是坚决反对杜黑学说的国家。它无情地批判过空军制胜论。苏联《军事百科辞典》竟这样写道:“杜黑理论反映了资产階級的階級利益和资产階級害怕人数众多的军队起来革命的心理。他夸大空军的作用。”苏军推崇大纵深作战理论,是有深深的陆军情结的。苏联将空军划分为军区空军,配属陆军的意图一目了然。苏联沿着三十年代创立的大纵深作战理论,一直走到阿富汗的山沟里,一直走到国家解体。中國军队师承苏军,再加上自己深刻的农民背景,对土地的眷恋更深。中國陆军太庞大。大等于肿。我们用世界最低的费用维持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以致于全军上下都在“忙生活”。台湾“国防部长”称:大陆军队对我不构成威胁,因为大陆军队还是一支“生活的军队”。纵如此,最近南京军区还成立反坦克旅。南京军区是用于对付台湾的还是俄罗斯的?台湾有让一个反坦克旅展开的地形吗?

  空中格斗

  越南战争是百年来战争的分界线。这场战争一个最大的军事后果是:美国传统的地面陆军消失了,而美国空军从此告别了空中格斗时代。这二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空军是因为陆军而存在,它必然也只能是战斗机部队。如果空军是为自己而存在,它就是一支战略合成的攻击部队。我认为,空军决不等于战斗机部队。杜黑认为:“即便是一支防御性的部队,也要建立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在世界空军史上,德国空军的最大贡献就是它创造的战斗(而不是战役和战争的)奇迹最多。它生产了不少空战的王牌。但王牌越多,它离空军的本质就越远。一战时,王牌飞行员个人的勇敢、智慧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场空战的胜利,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制空权。这种情形就像冷兵器时代武士们的个人技术对战斗胜利影响很大一样。到了二战,这种情形就变化了。空战更多地表现为战役行为。虽然歼击机英雄们作为个人的战绩要远远地超过一战的纪录,但王牌飞行员对于整个战役或战斗的影响已大大下降。德国空军52联队共击落一万架飞机。德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世界第一。有八人击落二百架以上。苏联的最高纪录是六十二架。整个二战,美国只有一个叫理查德的飞行员击落了四十架。但产生王牌最少的国家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同时取得了战争胜利。随着空军走向成熟,空中格斗愈来愈深地隐入历史。到了越南战争,王牌飞行员已成为难得一见的景观。美空军在参加越战七年之后才产生了第一个王牌。史蒂夫在某一天击落了五架米格机。这是越战的最后一个王牌,同时也是世界空战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王牌。在天空这个大赛场上,以往是注重个人金牌的争夺,现在则是注重团体金牌的较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空战更不是夺取制空权的主要手段。只有空中打击,对对方所有空军目标的高强度打击,才是夺取制空权的主要手段。1942年,斯大林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有组建轰炸航空兵。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但已经来不及纠正。”大约六十年后,俄罗斯空军才开始纠正苏联空军的错误。而美国早就认为歼击机是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六十年代美国空军拥有的五千架战斗机中,歼击轰炸机占了百分之八十八。现在比例更大。由于现代歼击轰炸机的有些能力已超过原来的战略轰炸机,能在无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獨立作战,又具有同歼击机相近的机动性的全天候作战能力,攻防兼备。此后,各国基本上不再研制专门的歼击机。只有中國空军一直沿着格斗的方向走下去。中國空军1954年组建的二十八个航空兵师中,歼击机师有十八个,轰炸机师五个。到了1971年,中國空军共有五十个航空兵师,歼击师三十五个。今天,轰炸机师只剩下两个。中國空军成军五十年来,歼击机从歼五到歼十,发展了五代。而作为进攻型的轰炸机,只从轰五发展到轰六。作为战术进攻性的强击机则只有一种:强五。

  人民战争

  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一切传统的战争理论都将被重新审视。人民战争理论也不例外。人民战争理论是一切地面战争时代军事理论的顶峰。在传统的地面战场上,再也不会有任何一种军事理论能够超越它的高度和广度。二战中,日本攻陷了中國的首都,以为战争已经完结,但实际上战争刚刚开始。苏军占领喀布尔只用了不到十小时,但接着它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巩固这个占领,最后还是失败了。今天,我们已跨入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世界与产生人民战争伟大理论时的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敌人已不是当年的敌人。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战争当然也不是当年的战争。①人民战争理论其实是一种防御理论。它的核心是以时间换取空间,或以空间赢得时间。它大而慢,又慢而大。它是一个黑洞,使劲、缓慢而坚定地吞噬着一切物质。今天的战争属于进攻,而且是快速进攻。战争形式已不仅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当人民准备战争的时候,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在高科技高歌猛进的现代,军队业已小型化,打击业已精确化。战则速决。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全民皆兵”,均不足以威慑敌人。台湾就是明证。台獨分子不敢上大陆,却也不怕我军上岛。怎么打是我们的事,但他心里不怕你,这就是个战略问题了。②全民皆兵是地面力量时代的宠儿。倘若战争停留在地面决胜时代,没有任何敌人敢于挑战中國的人民战争。可是,军事家永远是人类最高智慧的族群。他们在陆地上这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前并没有徘徊太久,就想出了跳过它的办法:从空中。美军在阿富汗的胜利告诉我们:人民战争理论恐怕已经走到尽头。美国“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呈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中國的多数国际投资仍旧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陆军和认可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思想的军事学派所掌握。今后十年解放軍的主战场在北京,为其在预算中的应有份额而战。这将是一场很难赢得的战争。在本来不多的预算中,绝大部分又被各大军区拿去,真正能够用于对未来战争有用的空军、二炮、海军时已所剩无几。”美国人也许希望中國一直沿着人民战争的道路走下去,这样就永远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挑战,因为美国决不会派它的陆军到中國大陆与中國陆军交战。正如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所说:我们尊重人民解放軍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我的总结语是:天空成为主战场,“人民”爱莫能助。空军与国家利益国家意志的体现自古以来,人类通过战争制造国家,又通过战争毁灭国家。今天,战神插上了翅膀。战争可以以飞行的速度突然逼近一个国家命运的顶端和谷底——胜利与失败。空军的作用凸现无疑。二十世纪世界公认的军事强国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个是以色列,我称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特点是:爱好和擅长空中作战。美国兰德公司在一篇报告中称:“过去,英国皇家海军是不列颠王国全盛时期的缩影。今天,美国空军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美国的实力。”美国是在二十世纪初崛起的,确切讲是在一战中。碰巧的是,这一进程正好和美国空中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步,以致于无法断定,到底是富有的国力带动了空中力量的强大,还是空中力量的强大,为国家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利益,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富有。但毫无疑问这二者是互动的。国家强盛到没有对手的地步,它就一定会以正义的名义在世界为自己牟取利益,也必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整整一个世纪里,美国军人的身影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晃来晃去。先前它用海军和陆军,后来它用空军。以前美国被称作“世界警察”,今天它被称作“世界帝国”。朝鲜和越南是美国使用地面部队最多和最久的战场,也是美军历史上失败最惨的两次战争。美军至今仍在研究这两次战争。它深刻地总结教训,像凤凰涅槃般地从火中飞起来了。越战之后,美国重整旗鼓,四下出击。战争一场比一场精彩。1983年,美国动用空中力量轻取格林纳达。1989年,美国动用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像警察逮犯人似地把巴拿马总统抓进自己的监狱里。1991年,海湾大战。美国起初只不过是把空中进攻当作一种高效费比的作战方式,用以代替成本高昂的地面作战,但很快发现,它的收获远不止在军事上。从这时起,美国对国家战略企图与空军战略作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崭新的看法。1995年,美国通过空中轰炸迫使波黑塞族接受联合国决议。1999年,通过空中轰炸“獨立”科索沃。2001年,通过空中轰炸灭掉塔利班。这些战争结果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甚至,这些结果可以直接被看作外交结果。这是一种和“炮舰外交”类似的“空中外交”。空中力量在实现美国国家意志的过程中,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空中力量时代,由于空中打击的短时、猛烈和精确,使武力成为一件最具威慑力的杀手锏而被带入外交场合。这使以往外交僵局的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少,而作为最严厉的外交文件使用的最后通牒却出现得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空中力量的代表——空军,在这里是作为一张外交的牌在使用,而不仅仅是作为武力在使用。有两个证据:①空中打击不仅是以对方的军事目标为主,更以国家战略目标为主;②空军不仅是代表国家武装力量在使用,实际上它还起到了避免动用全部国家武装力量的效果,从而事实上遏制了战争的扩大。美国军队从来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自獨立战争以来,它就未被赋予过保卫国土的任务。百年来,除了二战外,其它所有的战争都是美国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主动发起或参予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外交性。以往哪里出了事情,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派军舰去。现在哪里出了事情,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派飞机去。美国已具备全球到达的空中力量。它的战略轰炸机可以从美国本土起飞,不须空中加油,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它认为是战场的地方。由于空军是战时最活跃最机动的军种,具有强大的作战力量,使它成为平时最具威慑性的国家力量。它因此成为实现国家意志的最佳工具。

  与美国将空军主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使用不同,以色列将空军看作是国家生死存亡的保护神。德国国防军条令中写道:“应主要靠空军来保卫国家。空中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政治与战略这一层次上处理危机的素质。”以色列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以色列为强敌所包围。它太小,没有纵深,没有资源。若要生存,必须战斗。若要战斗,务必速决。它没有资格进行防御战,也没有能力进行持久战。一位以色列军人说:他们经受不起哪怕是任何一次小小的失败。对手败十次还是对手,而以色列败一次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它钟情于空军的全部理由。以色列第三任空军司令陶科夫斯基并未进过正规军事学堂,但他发明了“蛇鸟理论”:一条眼镜蛇连虎豹也畏惧三分,唯有雄鹰不怕,而且敢于攻击并善于擒拿它。这是陆上动物对空中动物的劣势。在陶科夫斯基手中,一支新型的以色列空军出世了。以色列建国以来,一共同阿拉伯国家发生过六次战争,一律获胜,以色列空军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像贝卡谷地空战、突击乌干达、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等战例,都成为世界空战史中的经典。空军是以色列的大宝。以色列将空军看得无比崇高。在它十四万常备军中,空军虽然只有三万人,却占了百分之三十八的军费。据《伦敦国际战争研究》统计,1975年,五千万人口的英国,有作战飞机五百架;人口四千万的法国,作战飞机四百六十一架;而人口仅三百万的以色列,作战飞机的数量也是四百六十一架。人均占有作战飞机的数量是全球第一。陶科夫斯基说:“资源有限的国家,必须具有质量上的优势。尤其是飞行员。”以色列飞行员世界一流。一般国家培训飞行员的淘汰率约在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百分之七十已不多见,而以色列的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九十。1960年,以色列的航校里只毕业了一名学员。以一当百的质量,换来的是以一当百的战果。以色列人认为,真正的数量优势不是停在机场上的飞机的数量,而是同一时间内空中飞行着的飞机数量。于是,它创造了飞机高强度出动的世界记录:就一架飞机而言,美国空军的再次出动时间是二十分钟;埃及是三- 四小时;而以色列是七分钟。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的飞机出动率是百分之五十,以色列则达百分之九十六。埃及总统纳赛尔说:“以色列空军力量比其编制兵力要大三倍。”从某种意义上讲,看懂了以色列空军,就看懂了空军和国家的关系,就看懂了未来空中力量时代的全部含义。

  经济与民主

  新世纪,这两个问题都与空中力量有关。英国人曾经有一种说法:“民主是靠海军来保卫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取决于民主,而一个国家的民主取决于经济。中产階級是民主的基石。中产階級队伍越庞大。民主就越牢固。国家的稳定与否也是这样。现在世界上,穷的国家不够稳定,特别富的国家也有些不稳定(贫富悬殊和成为弱国攻击的目标),只有人均产值在五、六千美元上下浮动的那些国家很稳定。中國“陆肆”事件时,北京不稳,上海不稳,成都不稳,但广州和深圳相对稳定,就是因为特区人的收入已远高于一般地区。英国人兴起时,全球殖民,靠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掠夺肥了自己。人民富了,便对民主有了追求,这正是英国现代政治文明最早影响世界的重要原因。而英国富人要继续富下去,还得靠殖民地资源的养活。于是,英国商人走到哪里,英国海军就走到哪里。这与人体一样,人的神经和肌肉长到哪里,他的骨头就伸向哪里。这就是海军与经济、民主的关系。今天,海洋力量已向空中力量称臣。真理不变,角色变了。美国人是站在英国人的肩膀上走向世界的。它对世界资源的掠夺更加疯狂。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确保美国对世界资源的充分的浪费式享用。尼克松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结合起来了。哪里是资源的中心,哪里就是地缘政治的中心。地缘政治是围绕资源走的。资源当然指的是稀有资源。如果有一天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阳光的话,地缘政治的中心肯定就是太阳。争夺的对象就是阳光。在新的安全观念中,安全不能只理解为国土不被侵犯,而应理解为利益不受侵犯。你的利益走多远,你的安全前沿就应该有多远。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美国,同样也适用于正在崛起的中國。中國的民主有待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有待于对资源的利用。美国解决经济和市场问题的办法是:吃世界。中國若要发展,不可能只吃自己。这就是中美两国最根本的利益冲突。美国并不反对中國发展,它只希望中國在消耗自己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是,你别出去。这边用台湾把你通向市场的路给封了,那边通过阿富汗战争又把你的石油截了。你胃口好了,但“粮食”必须依赖国内资源,只能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国际上的一点也不给你。国内物质资源耗完了,再耗什么呢?再耗人力资源。下岗工人实际就是人力资源。由此可见,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耗方式,正如集權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一样。中國未来新安全概要应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边界安全即本土安全;另一个是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边界安全是有限的,而安全边界应当是无限的。安全边界越远,本土安全系数就越大。看到这一点,发展空中力量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了,也不是一件可缓可急的事了。美国的国务院与中國的国务院不同,它是管世界的。它的利益已遍布全世界。对美国而言,世界的事就是国家的事。中國短期内不会像美国那样吞吐世界,但它总要吮吸世界几口的,换句话说就是靠世界资源滋养。这正是美国今天处处与中國为难的症结所在。美国向来是根据别国的实力而不是意图来选择敌人的。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中國才有资格成为美国的朋友。切记,战争在美国人手中是工具。而在有些人那里,战争却成了目的本身。

  政治

  和平时期,空军作为一支高度机动的武装力量,对稳定国内局势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1991年8月19日,亚佐夫等“八人帮”发动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外界认为,政变已经成功。只有叶利钦还据守“白宫”负隅。“八人帮”派格拉乔夫率一六O空降师去逮捕叶利钦,但风云突变,一六O师叛变,非但不抓叶利钦,反而向叶利钦提供了三个保障:①保障叶利钦的生命安全;②保障叶利钦与世界各国领袖特别是美国总统的通讯联络;③保障叶利钦向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权力。结果,形势急转直下。至次日,事已不可为了。苏联共產黨轰然崩塌。

  新高度,电子屠殺

  世界战争史上,战略战术是随着技术而改变的。1916年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英军一天伤亡即达六万人。密集队形冲锋从此退出战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蓬勃发展,空军发展史上迎来历史性的变革。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的空间。战场扩展到无边无际:卫星在天空。潜艇在深海。弹道导弹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电子战在电磁空间进行。心理战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战场不是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的扩展,而是另行创造的一个非自然空间,那就是电子空间。1986年6月9日贝卡谷地大空战是空中电子战的第一次实践。以色列的预警机在距离战场百余公里的地方盘旋。叙利亚飞机一起飞,所有数据都通过预警机源源输送到以色列飞机上。预警机同时对叙利亚飞机实施电子干扰。双方飞机连一个格斗动作都没有做,叙机甚至都没有发现对手,一个惊世骇俗的记录就诞生了:三十二架叙机全被击落,以机无伤亡。次日再战。叙军升空五十架飞机,无一生还。五十比零。贝卡之战是世界空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决定因素是电子技术的系统化。以此战为标志,二十世纪的军队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代差”。数十年过去,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大了。如果说英阿马岛之战、以叙贝卡之战是同一个时代先进与落后之战的话,那么到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双方进行的就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战争了。美军领风气之先。它在二十年间,从非洲打到拉丁美洲,从欧洲打到亚洲,战争有大有小,对手有强有弱,都取得了胜利。皆因美军在电磁空间占有绝对优势,能对对手进行电子屠殺。空袭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作为一场战争来说,无论是空战还是整个战争,电子战都是灵魂之战,是首要阶段和最高阶段的决战。美空军对中國的电子战早在1994年就开始了。以那一年东南沿海的异常空情为发端,近十年来,遍地空情异常。但没有一起获得圆满答案。我认为这是美军对我进行的火力侦察。隐形轰炸机更是不止一次地光顾过我国领空,而我们却懵懂无知。我不禁发出《红旗谱》的喊声:“革命了!”空军军事技术革命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①指挥从平台化到系统化。第一代飞机主要是人机对话、地面指挥、空中格斗。第二代是空中指挥。第三代则是空中预警机的自动指挥。飞机作战距离愈来愈远。朝鲜战争以前的作战距离是几百米,越南战争时达到几公里、十几公里,后来竟达一百公里开外的超视距作战,直至达到不可思议的遥远。②无人机进行空战和轰炸。美国陆军学院战略研究所的约翰博士曾这样对一位来访中國学者说,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葛底斯堡,你可以站在葛底斯堡的高处察看一下这个古战场。1863年美国内战时曾有二十万人在这里战斗。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百五十人就可以控制这一地区。到了2025年,我们只需十人。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革命。③网络对抗与网络作战。网络对抗也许是二十世纪战争的终点,却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战争的起点。透过天空,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是空军的世纪;透过另一个寂静的战场,我们能看到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战的世纪。美国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说:重要的不是航空母舰的大小,空军的多少,而是智慧的多少、思考和运用信息伞能力的大小。信息伞可以代替核武器伞。

  高边疆

  二千多年前,孙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是在以一种浪漫的夸张阐述他的军事思想,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样的比喻会变成现实。这简直就是阿富汗战争的写照。美军从九天凌厉扑来,塔利班钻进深深的山洞。当年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苏联红军的。塔利班还是当年的塔利班,美军却不是苏军。塔利班打的是游击战,美国人打的是“星球大战”。“星球大战”的首要标志是卫星参战。这使得战场始终是垂直的。一方心明眼亮,一方无处躲藏。在阿富汗上空飞行的精确打击力量和无人驾驶飞行器,每天都在改写着战争的规则。布什总统说:“阿富汗作战使我们对未来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比专家和智囊们讨论十年的收获都大。当我们所有的军队都能连续确定和跟踪移动目标,包括从天空和太空进行监视,战争方式就会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说对了。阿富汗战争又展现了军事革命的前景。科索沃战争是以天空对地面,现在则是以太空对地面。西方军事专家评论说:1990年由五十万美军参与的“沙漠风暴”行动,可能是最后一场需要大型坦克师隆隆进行的战争。今天塔利班在同看不见的敌人作战,成为美国军事革命的首批牺牲品。这次革命最终会像火药的运用一样具有历史意义。飞机出现在战场是一次历史飞跃。太空力量对于传统战争的巨大影响,可以看作是另一次更高的飞跃。阿富汗战争是一场具有多重战略意义的战争,其中之一就是展现美国的太空实力,验证其现有的太空武器、理论,检阅其跃跃欲试的航天军。新的趋势在向我们招手。天空和战争都在向太空延伸。

  二十世纪的两次(即制海权和制空权)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的平面模式向天空权模式的转换,本世纪我们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深层海域(深层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谁能控制空间,谁就能控制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早已把战争科幻化,把军事移到远离地球的终极战场。太空军事理论也悄悄诞生。一个叫詹姆斯·奥伯格的美国人出版了《天权论》,正式提出天权和制天权问题。在美国看来,美国的天权,就是它的高边疆。一部美国的历史,就是边疆不断变化的历史。自1776年獨立以来,出现在美国国家层面的边疆战略就有:老边疆——以前的十三个州;新边疆——后来的五十个州;外边疆——两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方盟主。美国人具有鲜明特征的才智应当归功于边疆。每一个边疆都孕育着一个新的机会。现在,高边疆又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宇宙战略。当阿富汗战争结束时,我看到,遥远的太空已为迎接下一场战争做好了准备。不仅布置了平台,成立了军队,出台了理论,装备了武器,还积累了经验。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本世纪初航天器在军事上的应用和上世纪初飞机在战场上的运用有着惊人的相似。①飞机最初用于军事,主要是侦察和通信;今天卫星的功能也如此。②飞机沿着火力打击、争夺制空权、主宰战争的方向前进;今天人们为太空战设计的也是这样一条思路。③当年空战未至,《制空权》已出;今天太空战未至,《天权论》也已发表。④当年空战发生之前,各国都成立了辅助性质的航空中队;今天,各国航天部队已枕戈待旦。⑤一些国家为卫星设计安装的各种概念的新武器,如激光、动能、粒子束等,就像一战之初为飞机加装机枪和航炮。1999年科索沃战争,空中力量完胜。有人说:空军已到达战争的顶点。但刚刚跨过世纪的门槛,一场更新型的战争证明,那个顶点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是空间时代空军的早期。空间时代空军已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空中力量过渡到空——天力量,并继续朝天——空力量前进。就像空中战场是地面战场的延伸,太空战场也必然是空中战场的延伸。美国是在太空军事化方面走得最远、最快的国家。但它的危机感比谁都强烈。五角大楼说:我们不得不停止去想明天,而去想后天。后天是什么样呢?我看不到,但我能看到的是:没有什么地方不被看作战场;没有什么技术不能用于军事。这就是历史,当然也是现实,同时还是人类的命运。二十一世纪肯定不会是人类最后的世纪,但太空肯定是人类最后的战场。太空是战争最后的高地,也是所有国家和军队最后的机会。

  大思维

  大战场呼唤大思维。我这里所说的大思维,既不是指对空中力量的认知,也不是指对电子战、太空战的憧憬,而是指对我们自己、我们所处时代及我们对手的认识。我们需要伟大的观念。在战争历史上,伟大的观念要比伟大的将军少,但影响要大得多。我们需要博大的胸怀。就像空中力量时代飞行员一定要具有比格斗时代飞行员更博大的胸怀、更宽阔的视野一样。中國军队面临困境。困境往往意味着一个潜在的机遇。我们的对手太强。但我一直认为,与今天的美军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是中國军人的幸运,而不是不幸。我们需要美军那种大思维。它敢于把问题思考到最深处,思考到极致,甚至思考到绝境。譬如,就在全世界都在为传统战争方式的消失而感到困惑的时候,美军却在为空军的消失感到困惑。美国目前四个军种,都装备着大量的各式飞机,都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战争。美国空军惊呼:“空军变得越来越没有特色。”“空军将要消失。”这不是大思维是什么?面对未来的战争,美国军事专家说:如果我们必须去打,就应该从脖子以上准备好,而不是脖子以下。它已经把战争规划到“智”的范畴里去了。这也是大思维。有美军这样一支队伍作人民解放軍的对手,不是坏事。中國在发展中需要一个敌人,才有机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有人曾问可口可乐总裁:“为什么可口可乐能够长盛不衰?”这位总裁答:“因为有百事可乐。”中國火车最近纷纷提速。铁道未改,速度猛增。过去的几十年为什么不提速?因为那时没有高速公路。

  作者:刘亚洲

对中国‘发展主义’的另类批评

星期二, 08月 2nd, 2005

  曾几何时,人们已不再礼赞落霞与晨晖,不再礼赞老人与少女,不再有透心的悲欢与忘情,独对造化大野时既无端肃敬畏的谦卑,也不再作仰望苍穹遐思无限的冥想,耽于实物期待的急切与焦索裹挟着发展主义所向披靡围猎捕捞,将植根于人性本质的抒情境况辗碎分解为无所不能的货币化计量单位。麦田牧歌、月下丝柏,所有能唤起浮生联想的激情与浪漫都纷纷而退。这时候,人的感觉被整容、心怀己镀金,只习惯于机器的轰鸣和不绝于耳的叫卖叫买混响,再也无心聆听天籁与自然交融作诗性的陶醉和神游,即使面对蓝天白云、安详宁谧的袅袅炊烟,那勉力的咏叹也仿若卡拉OK声情分离的装腔作势,激发不出超尘脱俗的性灵抒写。所以,当画家透纳挥洒绚烂的色彩描绘出落日黄昏中喷薄而出的铁甲怪物(火车)时,其对发展主义展示的智性伟力给予激赏的瞬间,又何曾料想到以此为基点日后无限扩张的发展主义会挟现实得失之威势,用钢条水泥对人类栖居的精神与客体世界进行全方位的浇铸和塑型,从而将远古洪荒中的静默与守望从人心中彻底放逐!

  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指出:“人在庸常状态下的生活情事中难于显示其固有的超越性美感,而只有在发生突变时才会体验出内在的意蕴来”。在中國,由于求生的活路太过艰险,疲于奔命的现实境遇很难产生超越物念、直抵人类根本问题的深度思考,从而使生命内在的意蕴和创造性欲求无法得到自由展开和表达,人们除了借助物欲满足以作临时性疏解之外,便是寄望于不间断的权灾兵祸将人性本质的抒情境况导入各种残酷的斗争场域进行移情渲泄。所以,伴随着光荣革命向务实理性的再度回归,现代性之下的无根感由于缺乏形而上诉求对生命动机和目的的宗教阐发,原本就心无谦卑目无神圣,又擅长于战天斗地并经验了意志谵妄对精神自律原则的颠覆性驱逐,政治造反摧枯拉朽练就的大胆与绝决一但从秩序破坏掉头转向实利挑衅,其对客观和理性的盲目偏执必然主宰人心,从而将源自灵魂深处的自律与敬畏彻底放逐。由此人神背叛、妄顾一切的自恋与自虐因子被移植入物质主义的现实争夺,必然滋生出更为蛮横和肆无忌惮的人文与自然破坏能量。

  有鉴于此,唯物原教旨主义只要获得行政许可并经国家意志煽惑纵容,平时处于游离态而又心无所寄,长期屈从于奴隶化管制累积的反弹力一旦被策略性移情于现在时态的‘利益关怀’,原本无法疏解的内在欲求势必将人性中利己自私的元素充分激活,并扩展为社会集体盲从而又毫无节制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将原有社会传统养成的秩序认同和道德边界弃置不顾。这种既不能返哺传统赓续‘祖籍’安居乐业,又无信仰归宿托付终身,政治‘解构主义’剥夺之下的双重失落和尴尬,使人们既无法抵御现实的虚无和荒谬感,又不能回到自然界率性而为,最终把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定位于政治与经济的‘路径依赖’孤注一掷,从而宿命地沦为权商同盟长期绑驾的‘经济动物’。

  如此,涣散的人心被重新拢络聚焦于‘唯物主义’现货收购,熙熙攘攘往来于效率盘算,匆匆忙忙奔命于应对交换和价格争执,上穷碧落下黄泉,没有不可以只有不可能,人文伦理、环境生态举凡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都被集体意志置于经济理性通盘考量。效率至上、发展就是‘硬道理’催生出无穷胆大妄为、手眼通天的商业冒险,只要能发展增效,即使悖天理灭人欲、敲骨吸髓也敢作敢为;只要有需求且利益可观,卖官鬻爵、制假贩毒,身体交易、甚至卖儿卖女丧权辱国皆无所顾忌。三教九流、神仙鬼怪、所有的戮力与陶醉都不是基于公共生活的需要,而是出于个人或集团自利的打算。于是,行政服务质变为有偿权力放贷,裁判权异化为司法讹诈,甚至文化宣传和宗教超度都暗含着名利收支算计的策略预期,公权私售黑箱操作的示范效应溢出体制流入民间,导致人人争相效尤、互不相让,从而衍生成政客无荣誉,知识无德行,集体行凶和个人作案四处骚扰,放纵的人欲犹如决堤的浊流恶浪到处泛滥,把个人间社会捣腾得个个眼红心跳、人人自危。

  这时候,经济行为依赖的分析理性已不是基于人与自然整体关联的全息定位和价值判断,而是单向度的机会成本和风险比较。所以,当人们扼腕喟叹‘市场’遭遇权灾后的功能异化并历数‘市场吃人’的种种罪孽,妄图反攻倒算复辟违背人伦的强迫性“均贫富、等贵贱”削足适履的毛主义时代,祈望着再度由国家‘计划’着过日子时,却忽略了过去虚拟的‘名份施舍’与现实的‘货币化’权力寻租仅仅是换算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其本质上仍然是專制主义把持着洗牌和发牌权进行无所不能的权利侵犯,无非旧貌换新颜以另一种形式行掠夺之实而己,在本质上前者为刚性而不可见的政治名份分配,后者为软性的市场化货币收购,所谓改革也仅仅是局部容忍并承认民间具有自主交易的能力,过去赎身份资格,今日弄实物金钱,权力结构和分配机制依然,其功能和旨归都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实施对人民精神与物质的系统化剥夺。

  综观中國现代的历史变故,所谓道德崩坏、纲常不举的现实困迫,除却受制于资源存量有限供给不足,从而引发种种利益不均势并导致人们普遍的忌恨和不满之外,其主要根源乃是数十年政治功利主义对社会精神诛心式的整饬,这不仅割断了历史文化遗传的基因血脉,使得讲信修睦、仁义礼乐等原本具有节制功能的‘软道理’因不合新‘精神文明’需要而被反复诅咒和批驳,进而被人们当作‘封资修’集体放逐,代之以政治觉悟和动人心魄的目标信念,在熟人亲情社会中划分地、富、反、坏等階級成份‘挑起群众斗群众’,这既有利于人心整合并实施系统化的社会控制,又可借此剪除异己、疏解民间因等级隔阂和权利不均势造成的忌妒和敌意,利用连续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人性原欲中的反叛性能量渲泄为整人害人的暴力游戏,最终教化培育出公共生活中基于自私而依赖暴力和谋略统摄的人文伦理,将本土特有的人情资源恶质化为只讲政治‘正确’或利益得失,不论法理纲常,在血缘亲情中也可以大搞阴谋诡计、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治讨好和权力奉承噬血的因子不断浸染病变并内化成人们日常遵循的求生原则,从而泛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迷恋暴力和依附强权的‘普适理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弑父杀母大义灭亲在所不惜,权力放纵和道义失范裹挟着利己私欲横扫一切人间情事,最终野生出剪除不尽的人伦背叛和苍生悲情。

  正因为如此,长期权力内斗养成的相互防范‘神经症人格’与精明机巧的阴阳之术结盟并渗透于经济建设的所有场域,将原本基于互利共赢的契约法理和信用操守通通扫荡清除,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坍塌和‘发展主义’不断煽风点火,信仰迷失再有‘唯物论渎神主义’教化壮胆,使得民间连‘因果报应’、‘兔子不吃窝边草’等草根约束机制都彻底失效,从而将利己主义放大到生命不能承受的临界点,有此“主题”招引和蛊惑,又有行政许可煽动,才有“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才有“宁添一个坟头,不增一个人头”的暴力话语执政,才有权力恐怖主义假托国家宏大叙事大行个人或集团收割民利之目的,将原本和諧自为的社会生态导向‘单边主义’的利益争锋,最终导致‘帕累托最优’被曲解误读为: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放胆践踏公共原则和法律于不顾;从而衍生成‘率土之滨’到处圈地开发、野蛮拆迁,教育收费、乃至尸体争夺……纵人欲、灭天理让人心惊肉跳的权力行凶和市场灾难。

  如此则钱权参股、黑白合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暴君魔头、土匪恶霸、乃至于汉奸卖国贼,凡举名声在外能筹集人气成为‘经济增长点’,便都能获准优待从而引来众多追名逐利者搭台唱戏,让秦桧洪承畴、潘金莲苏小小之流与时俱进平反昭雪,为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筹备小康生活发挥余热;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重新上架热销‘回扣’中古遗风,为构建和諧社会输血供氧。如此轰轰烈烈、急火攻心,从大跃进机械化……翻两番、市场经济……头脑不变花样翻新,不间断的目标设置和发展主义煽风点火将心魂罩住把眼球锁定,反反复复说词不断目标却又向前位移,小康滋味尚遥望无期,‘和諧’感觉又斜刺里杀将出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把个芸芸众生尽数绑定在不见踪影的‘理想国’期待之中痴心妄想,从而屏住呼吸修炼忍气吞声的‘幸福感’,这不仅显示了继往开来新时代政治催眠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方针路线永远正确,还可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让人民克己复礼,始终有热闹可看有目标可望有明天好子日可待……。

  置身于如此人居环境,所有爱情、亲情和友情,凡举与人有关的组合与互动大都被抽去了往日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经典内涵,魂牵梦绕的人事纠缠被灯红洒绿、纸醉金迷的现货与期货盘算置换成毫无心热体温的公关技巧,迫于自利性交换原则而假扮的一切公共行为如语言、呼吸、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问候,甚至连身体与身体的碰触也没有了往日温馨体贴的肉体感觉,由此动机而结构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伦理皆由于利益准则的挚肘而远离人的处境关怀。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村社人人都只专注于自己当下存在的维度,面临生存重轭的处处挤兑,所有的努力都因过度紧张的利益博弈而将人性导向趋利避害、避重就轻的精明与机巧,入世的准则不是立足高远的祈盼与建设性的努力,而是基于现在时态的身体娱悦和个人私性的满足。

  与此同时,政治叙事已不再声色俱厉,平素虚脱乏味的行政号令和宣传语词也降调注水,被置换成颇具生活气息的日常家话,使得权力意志褪去了原本夸张铺陈的威仪并刻意整容为与人为‘善’的通俗着装,專制铁幕基于应对时局的策略借助现代传媒精心了谋划和推销,致使原本盘踞神坛高位的权力巅峰人物也操持着修辞得体的‘人话’与民同乐。于是,政治全能显性浮夸的惯性力仿佛隐退于公共场域,人们己看不到‘政治’无端地‘临街挡道’,所有的公共事务都被纳入冷态而富有条理的法律制度范畴,依法治国、德政包装再辅之以科学发展观和民本主义表情秀,似乎一切操作判断都依据充分且合情合理,政治意图不再粗暴而无节制地干预民间,而是将其隐寓在文化煽情和商业挑逗之中,并着意让个人远离公共事务,回避政治生活,只需专注吃喝玩乐身体消费,从而将原本张牙舞爪的权力生态软化为极富伦常的人间情事,使人们在看不见的权力控制中各行其是、自在自为,精神被犬儒化消蚀为只顾眼前追名逐利和事不关己的当下甜蜜,最终滋生出民众集体的冷漠与无所作为。

  所以,当权谋集团局部让利、蓄意纵容人们移情于物质迷狂从而罔顾现实审问,让世俗原教旨主义将民间能量集中于名利场中撕打火拼时,其暗含的策略阴谋已不仅止于消解社会不公导致的怒气和体制问责,还别有用心、着意在体制内外人群中培育相互排斥的文化病毒,将民间抗辩功能消耗于本階級的内斗之中,从而滏底抽薪将民间自主维权争讼交付于当权者,使其不仅掌控着社会资源的分发权,还居高临下把持着施恩布德、裁量争端的法理与道德解释权。权力在‘无知之幕’中隐性操控,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我瓦解和沦陷,从而放弃自主的权利申辩并集体招安投诚,这正如福科所描述的后规训社会中存在的现象:“……现在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已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被统治的对象,在规训之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它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们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才使它们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如此一来,即便有零星的异议者秉持着理性的洞见和观察,也因为话语阵地失守而只能节节败退,最终只得隐退于社会边缘作孤立无助的精神游击。

  置身于如此价值分裂的时代,知识、智慧、乃至信仰和主义的辩真辩假,其内在的功能己不再具有启悟和引领人性走出迷误的道义担当,而是外延为协助拥有者在日常交流中不致粗俗蛮横,所谓温文尔雅、和气生财,其旨归已不再是建基于人格尊严和社会评价的内在需要,而是缘于投入产出的‘效益预期’套取人气、聚敛情感资源以支持自己在社会共同体中争名逐利的权宜之计。于是,行政腐败、司法讹诈乃至道德的刻意的表演和虚拟的神采飞扬都隐含着利益收购的策略性图谋,铿锵作响的金元气息渗和上上下下弄虚作假的机巧与阴阳之谋大行其道,并由此泛滥于民间成为公众立身处世的法门宝典。

  从此,人们不再有超越物念的精神远游,谁也不相信谁,连孩子期待的眼神都透析出精于盘算的老练和深刻,他们似乎陶醉于节日的娱悦和狂喜,但却更倾心于生日礼物和压岁钱的想象,统合维系人际关系的不是法理操守,而是根据利益比较然后确定冷热温差,支撑行动的不是信念和美德,而是欲望、是对当下的考量和身体的关注。灵魂在下垂、精神在分裂、生命在沦陷,“世界象水流动无形”(加缪语),人生不可把握也没有救赎,更没有来自彼岸的告慰,所以就不必慎终追远作形而上冥思。一切都在当下一次性消费,即使拜佛求神假扮的端肃和静穆也不是基于信仰的圣心持守,而是疲于红尘牵累的精神休闲,人们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了仰望天空,而是聊作抵抗现实沉重的身体冬眠,资讯焦虑症让人们寝食不安,但却是穷于应对俗务博弈的紧张和惶惑,不会也无法激起追念生存悲喜的心灵颤动,活着但又不知所从,因为无所知、所以无所谓,精神被肉体的欲望紧紧套牢,一切都在利益计较中迁徙流转、冲突变化,在动态中重组并进行为我所用的意义诠释,真理和正义没有答案也不必寻找答案,谁都有权直面石化的英雄圣像冷眼旁观,更不会有刺心的苦难逼视着谁:你不能背过身去,你必需回答!一切都是虚假而不必认真的物事,只有身体的疼痛感足以证明:自己还有肉体热度,所以暂时还算一个活物!

  作者电子邮件:hanxin65911@ yahoo. com. cn

  作者:汉心

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学收费

星期二, 08月 2nd, 2005

  这些年,中國大学收费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高校收费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学生及家庭,也关乎高校的社会形象与国家的形象,更关系到社会和諧、科学发展和民族振兴,是中國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快加以解决。

  中國大学收费的演变

  从新中國成立到1988年的数十年中,中國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费的午餐”。这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社會主義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直到1989年,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其实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地只收200元,但却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1994年以前,高校对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在此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1996年中國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了2000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但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4000元,当时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教育部门发出的通知规定:“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

  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 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

  中國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8- 2002年我国高校学杂费5年增长5. 34倍!

  从各高校的收费情况看,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

  这样,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踏踏实实地走完了三步曲(免费、低收费、并轨),但一直攀升的大学学费就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没有句号,只有逗号!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本科生大幅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连年高速增长。1998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7. 2万人,到2005年,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已达31. 6万人。而报考2005年硕士研究生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22. 7万人,增幅为24. 1% 。

  考研热“高烧”不退,带动了“考研经济”的发展。据教育界人士估算,目前每名考生的考研费用平均不低于2500元。2000年全国考研消费约10亿元,2003年就超过20亿元,而2004年已增至约30亿元。

  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

  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國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1996年试行并轨收费及1997年全面并轨后,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够当时的2000多元/学年的学费。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而农村居民收入仅为2210元,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只够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农村居民则要二至三人的年收入才够。2000年学费猛涨,而相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则不大。再加上近年来城乡居民利益格局变化较大,不少家庭或个人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而医疗、养老、住房等费用支出有增无减,因此城镇居民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 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 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