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来看，笔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国际政治斗争的一条主线就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并且认为，这种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美—伊冲突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而且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一冲突的激烈性和长期性。这对于我们研究战略和考虑对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伊冲突——必须面对的新现实

　　笔者一直认为，阿富汗战争之后，“基地”组织已被打散，本·拉登和塔利班政权头目一样，都成了过气的历史人物。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伊斯兰极端势力反美斗争的终结，恰给相反，“基地”组织的瓦解可能预示着一个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冲突高潮的到来。两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伊斯兰反美极端势力已四处蔓延，遍地开花。他们并没有什么“全球网络”，也没有共同的纲领和统一的指挥，而是各自为战，来去无踪。哪里有反美反西方的“圣战”，这些人就出现在哪里，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印尼、菲律宾、泰国……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今天的“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是一面旗帜，所有的伊斯兰反美势力都聚集到了这面旗帜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已成了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现实。

　　有人可能不同意“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的说法，认为伊斯兰世界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形形色色的几十个国家。也有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反美，许多伊斯兰国家政府（如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约旦、埃及，以及新建立的阿富汗、伊拉克政府等）都是亲美的，反美的只是少数的极端分子。确实，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庞大而混杂的体系，它既包括各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也包括广大的普通穆斯林民众，同时还包括各种程度不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但是，只要置身于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都可以感受到社会中强烈的反美情绪。即使是那些“亲美”国家的统治集团，在许多问题上与美国也是格格不入的。过去，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还是潜在的、不公开的，但“９１１事件”后，尤其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美—伊间的冲突已经明朗化、公开化了。

　　在伊斯兰世界这一庞大体系中，反美极端势力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但是，它所代表的却是广泛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中的一种情绪和倾向，因而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同情。例如，“基地”组织的人员并非都来自反美国家，而是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其中不少是来自美国的“友好”国家：如本·拉登是沙特人，二号人物扎瓦赫里是埃及人，三号人物扎卡维是约旦人，还有马代斯是巴勒斯坦人，扎赫拉尼也是沙特人，奥马尔·塞伊夫是阿富汗人，近日被击毙的阿姆贾德·法鲁基是印度人。

　　美国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没有公开说“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但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私下里也都认为这是一场“同伊斯兰的战争”。尽管布什总统说“我们反对的是恐怖主义而不是伊斯兰”，但他一再脱口而出的却是“新的十字军东征”。他以反恐划线，称“不是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他们一边”。美国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来改造中东，改造伊斯兰世界。

　　笔者认为，今天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一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虽然看上去冲突的一方是以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另一方是以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但在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背后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小布什等人背后的是整个美国，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直接发生冲突的是双方的极端势力，但冲突的本体却是两种文明，两个世界。

　　不可避免的美—伊冲突

　　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和西方的仇恨并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形成的，而是几十年上百年积累起来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

　　在穆斯林眼中，美国继承了老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对伊斯兰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抢走了石油等资源，使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化中不断被边缘化。美国向伊斯兰国家大量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它们进行文化侵略，玷污了神圣的伊斯兰信仰，破坏了伊斯兰传统社会。美国还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压制和打击，甚至直接入侵。它长期支持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长期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进行封锁和制裁；相继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侵占伊斯兰领土，屠殺伊斯兰人民。在他们看来，美国实在是无恶不作、罪该万死的“魔鬼”。

　　而在美国人眼里，伊斯兰世界则是狂热、愚昧、落后和失败的象征。他们认为，大部分伊斯兰国家政治上都是專制、獨裁和腐败的，既没有民主，也没有人權。他们盲目地反对西方，反对现代化；他们思想极端，狂热好斗，伊斯兰世界内部长期动荡不定，还可能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伊斯兰极端分子追求大规模杀伤杀性武器，对自由世界是巨大的危险。许多美国人（包括著名学者亨廷顿、福山等）都认为，冷战之后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真正的敌人”。

　　随着“新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政界的上升，小布什等人一再强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鼓吹要建立以美国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强大的实力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布什当局提出了改造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计划，以此作为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先导。而“９·１１事件”的发生，更加速了美国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步伐。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定中东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伊斯兰教是恐怖主义的土壤。小布什等人称，穆斯林极端分子之所以憎恨美国，是“因为他们憎恨我们的价值观、信仰、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否认这种仇恨与美国的政策有因果关系。

　　穆斯林认为，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面进攻，伊斯兰世界面临空前的巨大威胁，保卫自己的宗教、领土和文化是穆斯林的神圣义务。他们称，反抗邪恶、抵御侵略是正义的，是真正的“圣战”。“圣战”既可以“用笔用口”来进行，也可以“用刀用剑”进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认为，为反抗邪恶的美国，捍卫神圣的伊斯兰教，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在任何地点进行“圣战”，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这种“任何手段”就包括人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杀性”攻击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为什么有那么多“恐怖分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一方具有强烈的全球使命感和强大的实力，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文化、思想和制度去一统天下，而另一方却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将竭尽全力抵御对方的改造和“统一”。这就是美—伊冲突的本质，也是这一冲突的必然性。

　　如果美国人不改变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从根本上消除冲突的根源，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是很难看到尽头的。美国固然强大，但要征服有十多亿人口、有庞大地域、厚重历史和丰富资源的伊斯兰世界谈何容易。尤其是在伊斯兰极端分子具有隐蔽性、突然性的游击战术面前，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基本是无效的。美国强大的力量可以消灭任何一个国家，但对飘忽不定、神秘莫测的恐怖分子却无可奈何。解决冲突的出路在哪里？只有美国改弦易辙，放弃唯我独尊、称王称霸的政策，通过文明间的和平对话，来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只有靠沟通和对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美国是不可能改变其政策的。无论是民主黨在台上，还是共和黨在台上，无论是布什当总统，还是克里当总统，美国都不会放弃其世界“使命”和世界领导权。而处于守势的伊斯兰世界也不会放弃抵抗，任由美国摆布（改造）。特别是已成气候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更不会改变其思维方式和斗争方式。因此，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将是长期的，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世界局势的发展。

　　伊斯兰世界——美国霸权的终结者？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动了反恐战争。但三年过去了，美国并没有变得更安全，世界也没有更稳定。相反，由于美国把许多国家拉入了“反恐”阵营，同时也把恐怖威胁转嫁给了其它许多国家，使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冲突“全球化”了。可以说，布什在阿富汗、伊拉克捅了马蜂窝，现在却要让全世界来一起承担后果。

　　目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美国出兵并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伊斯兰极端势力掀起的反美恐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美军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暴露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反美极端势力呼吁对“异教徒”发动更猛烈的“圣战”。世界各地针对美国和西方的各种恐怖暴力事件不断发生，重大恐怖袭击的频率从“９. １１”以前的两年一起上升为一年两起以上。伊拉克境内的袭击、爆炸、绑架和杀害人质的事件接连不断，伊拉克已成了各种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聚集地，也成了展示伊斯兰极端分子同美国人斗争的一扇窗口。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推翻一个萨达姆政权，而是要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美国原以为，只要打垮了萨达姆政权，伊朗、叙利亚、苏丹、利比亚等其他“邪恶的”伊斯兰国家就可能不攻自破，一个个土崩瓦解，俯首称臣。如果它们胆敢继续顽抗，美国在收拾完伊拉克之后，再一个一个来收拾它们。现在美国在伊拉克被搞得焦头烂额，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为何会“越反越恐”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布什政府坚持其强硬政策，为所欲为，滥施武力，伤害无辜，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行列中。在美国的霸权行径下，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少穆斯林原先虽然也反美反西方，但并不主张诉诸暴力，是处于“温和”与“极端”间的“边缘人”。但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极端势力的行列。人们看到，近来发生的一些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中，袭击者竟是妇女和儿童。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她（他）们是受欺骗和蒙蔽而成为“恐怖分子”的。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没有谁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人只有到了最绝望的时刻，才会用生命去换取希望。应该说，“自杀性攻击”永远是一个沉重和无奈的话题。

　　无疑，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就如同历史上曾经历过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一样，今天被认为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但任何一个霸权终久是要衰落的，终结“美国霸权”的可能不是中國，也不是俄罗斯或欧洲，而很可能是伊斯兰世界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反抗。“一物降一物”。今天，对美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超级霸权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较量，只有看不见摸不着、来无影去无踪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能同它叫板。

　　在美—伊冲突中，虽然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但斗争的方式也是不对称的。美国为“反恐”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在伊拉克，到２００５年２月阵亡美军已达１２００人，伤者超过６０００人，军费开支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元。尽管如此，美国却没有减轻它所面临的威胁，更谈不上消除这一威胁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美国的实力有可能在同伊斯兰势力的较量中逐渐消耗殆尽。君不见，古往今来的许多庞大帝国都是在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弱小力量”不断冲击下，逐渐被淘虚淘空，最后轰然倒塌的，而不是被另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所击败的。昔日庞大的罗马帝国最后是灭亡于一股股入侵的“蛮族”，当年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大英帝国是在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中灰飞烟灭的，当代的超级大国苏联也是在实力耗尽、内外交困中土崩瓦解的。

　　中國如何应对“美—伊冲突”？

　　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中國实际上是置身其外的。而且应该说，这一冲突为中國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國应该利用这一发展机遇，办自己的事办好。今后，无论是美国获胜，还是伊斯兰势力得势，它们都有可能把中國作为新的对手和下一个目标，中國都可能同它们发生冲突。

　　中國同美国的矛盾，当然也包括利益冲突、经济竞争、地缘竞争（包括台湾问题）、崛起和压制等因素，但双方真正的分歧还是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巨大的、根本性的、互不相容的，因而也是不可调和的。中美之间已经发生过多次冲突。随着中國在国际上的崛起，以及随着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升，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可能加剧。

　　同样，中國同伊斯兰世界之间也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利益关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根本性的差异，这种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只不过现在由于强大的美国的存在和双方共同面临的威胁，中國—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被掩盖了，不那么突出和重要，双方甚至需要联手共同对付美国的威胁。但是，从长远来看，一旦没有了美国的威胁，中—伊矛盾就会突显出来。

　　中國如何应对当前的美—伊冲突？如果说，当三年多以前“９. １１”刚发生时，我们对一些问题还看不清的话，那么三年后的现在我们对事情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现在我们当然仍应该继续支持国际社会的“反恐”，因为这既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也是一个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反对的只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斗争方式”，而并不是反对它的“斗争目标”。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更要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而且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反对的不仅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行为方式”，同时也反对它的“最终目标”。当前，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美国“借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利用“反恐”做一些以往想做而难以做到的事情。

　　有人说，人类现在已进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２００１年阿富汗战争拉开了“反恐战争”的帷幕，世界已进入了“恐怖”与“反恐怖”较量的时代。（见《环球》杂志，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中國来说，现在还没有“正式参战”。我认为，中國没有必要卷入这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进行的新战争。从中國的长远利益来看，伊斯兰极端主义固然是一股“邪恶势力”，美国的霸权主义何尝又不是一股更强大的“邪恶势力”。现在，这两大势力迎头相撞，对中國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应尽可能地置身其外，冷眼旁观，把自己的事办好。迄今为止，伊斯兰极端势力还没有将其反美战火烧到中、日、韩、朝以及越、老、柬等东亚国家。这说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斗争是有明确指向性的，其首要目标就是美国，其次是美国的“帮凶”。从价值评判来说，这一冲突本身很难得出什么是非曲直，在很大程度上双方都是咎由自取。在这一冲突中，我们没有必要引火烧身，而应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总体超脱立场，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加速自身的发展。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和研究，包括对其思维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状况、宗教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伊斯兰社会各阶层对美国态度、对“恐怖主义”态度的研究等。应该说，现在我们对美国的研究是较深入的，对它的认识也比较到位。但我们对冲突的另一方伊斯兰世界了解多少呢？如果说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中，我们对其还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对构成伊斯兰社会主体的穆斯林普通民众的了解实在太少。对于他们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都知之甚少。

　　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为何“恐怖分子”会从伊斯兰社会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我们只能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它和解释它，认为这一切都是“非理性的”，甚至简单地认为伊斯兰教就是“原始”、“狂热”、“愚昧”。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对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力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往往低估伊斯兰世界的力量，认为在同美国对抗中，它肯定不堪一击。其实，伊斯兰世界历史上有长期与西方对抗的传统，在同外部发生冲突时其内部有着强烈的凝聚力，加上其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其实力不可小视。尤其是当受到打压时，其反弹力是很惊人的。

　　目前我们关于伊斯兰世界的信息大多来自西方，而很少听到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声音。这种信息资源的不对称，使我们对伊斯兰世界的许多现象和行为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有着许多错误的看法和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总之，我们应该更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社会，以便对伊斯兰世界同美国冲突的必然性、长期性、复杂性作出科学的判断，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作者：肖宪，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电子邮件：５０３２０４４@ １６３.com

　　作者:肖宪

　　笔者２００３年曾在海外发表文章，提出《中日两国存在激烈对抗的隐患》，因为从种种迹象表明，中日在能源、在领土、在地缘政治等方面，已经产生磨擦，而这种磨擦有走向明朗化的趋势，而笔者看不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撰文表达自己的忧虑。而这种忧虑不幸被笔者言中，２００５年的中日关系，达到了所谓的“政冷经热”，然而此状态持续下去，怕是中日经济关系也要滑坡了，因为两国的舆论和民意，开始彼此充满误会甚至是敌意。

　　日本在没有走出经济衰退阴影的情况下，大力加强军事实力，举国上下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意向也趋同一致，这让日本周边国家感到紧张。２００５年的日本，不仅向俄罗斯提出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而且其领土要求第一次扩大，这让俄罗斯民族主义恼怒：日本人想要多少？！俄罗斯政府为了吸引日本的投资和技术，已经冒着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答应先归还北方两岛，剩下两岛再议；然而日本政府态度鲜明地提出了更多的领土要求，这让世人感到意外。

　　也是在２００５年，日本对一直存在争议的独（竹）岛，开始希望通过国内的法律解决，即独（竹）岛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这引起韩国一片哗然，切指抗议者有之，切腹抗议者有之，自焚者抗议有之，韩国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者甚众。日本希望把实际由韩国控制的独（竹）岛，提交国际法庭仲裁，被韩国一口拒绝：独（竹）岛问题，高于韩日两国关系！面对中日存在争议的钓鱼岛，日本逐渐通过法律的形式，企图将钓鱼岛纳入不可分割的日本版图，这引起大陆和台湾的不满。日本对俄罗斯提出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时，中韩两国曾经坚定地站在日本一边，给予日本无条件的支持，然而现在的中韩俄三国，面对贪得无厌的日本，逐渐走到一起，形成了３：１的东亚对峙；笔者仅指在领土问题上是这样，但面对日本逐渐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咄咄逼人的态度，中韩俄三国在同日本的领土争端上遥相呼应似不可避免！

　　中國虽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國家，但每年８% 的GDP 增长，预示着它对世界能源的无限渴求，没有能源做保障，就谈不上中國的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中國和俄罗斯经过几年的谈判，计划建设一条中俄石油管道“安大线”，由于中國政府的大意，被日本钻了空子，利用手中的巨额美元搅黄了“安大线”；望着“煮熟的鸭子飞了”，中國恼羞成怒，进行必要的报复举措是必然的，结果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石油勘探上产生争执，中國羸了一分，挽回了点面子；而日本政府领导对中亚国家的访问，也导致中國政府疑神疑鬼，唯恐日本在中國西部能源进口方面“捣乱”。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傍晚，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美陆军第１军司令部迁移至座间营地（神奈川县）的构想发表了政府内部的统一意见，称：“目前不考虑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第６条）远东条款。”这一举动为政府内围绕美军整编及安保条约问题的纷争划上了句号。这意味着一旦大陆武力统一台湾，日本将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中國面对日本官方的明确表态，加速军事现代化已不可避免，这让美国国务卿赖斯警告大陆：中國不要错误地估计单边优势……，２００５年３月，在中國两会召开期间，中國国务院总理溫家寶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提出的有关武统台湾问题时，溫家寶回答：“中國不希望外国干涉中國的内政，也不怕外国干涉中國的内政！”笔者倒是认为，前半句是针对美国说的，后半句是针对日本说的！

　　中國在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的崛起，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其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军力困顿于伊拉克的窘境，导致美国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是抑制中國和俄罗斯在东亚的政治、军事活动。

　　中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漫延，日本的右翼势力则在日本政府内取得优势，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把矛头指向对方，而中日两国政府也不肯坐下来谈判，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中日两国的磨擦在加剧，而且逐渐使用象征性武力威吓对方，笔者担忧的是：哪里是中日两国磨擦的尽头，我们能看到中日两国关系的春天吗？！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李扬邮编：１１６０００

　　作者电子邮件：lililili２@hotmail.com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

原载《议报》第190期

　　作者:李扬

　　近期，《环球时报》对中國人如何看美国、中美关系等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做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民意调查。

　　在这个调查中，只有３％的受调查中國人认为“文化冲突”可能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也许，受调查的中國民众对冲突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可以认定的是，受调查的大多数中國民众基本接受和认同他们所认识的美国文化。

　　去年九月，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环球时报》上撰文《脱美国化——不可回避的问题》。丁刚先生在文中对“美国化在渗透着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示担忧，呼吁中國民众要摆脱美国化的影响。《环球时报》的民意调查无非是为丁刚先生“美国化渗透中國社会”的论点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意证实。

　　丁刚先生的“脱美国化”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概念，但却不是一个新概念。

　　东方的梦想

　　多年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倡导“现代化却不西方化”(Modernizationwithout Westernazition) 的理念作为东方发展中國家建设和管理的准则。

　　在最近世界经济论坛的讨论会上，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官员们又以“现代化却不西方化”为题展开讨论，官员们均表示非常担心西方文化随现代化进程对他们国家的道德和价值观的侵蚀，但无人否认他们的国家需要西方的现代化。伊朗副总统艾白特卡（Ebtekar ）表示，现代化是人类进步的进程，但担心过于重物质会侵蚀道德和价值观。埃及总理纳扎夫（Nazif ）也承认，西方是当今世界更先进的地方。

　　“现代化却不西方化”是许多发展中國家的梦想，但也是一个东方对西方长期挣扎而难以实现的梦想。

　　就新加坡而言，李光耀以及他的继承人成功地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将新加坡送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在国家的管理上也基本保持住东方的特色，但新加坡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却面临严峻的挑战，以下便是一个例证。

　　今年３月１０日，路透社报道，五年内新加坡的劳动力供应将减为当今的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育率的严重下滑。近几年，新政府一直试图以许多优惠政策鼓励多生孩子，比如，以住房补贴鼓励单身早日结婚、给生第三胎、第四胎的补贴一万两千新元、还有照顾小孩的补贴、对工作的母亲减税等等。可是，这些经济政策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这是一个文化和理念的问题，许多新加坡人开始抛弃中國传统的多子多福的理念，染上西方国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通病。难以相信曾经人口过盛的新加坡如今却面临人口短缺的问题，但却是事实。

　　穆斯林国家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出于极深层次的原因，过去的几十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穆斯林国家在西方化的三个方面，即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文化理念发起全面的挑战。从目前中东的局势来看，可以理解穆斯林国家官员们在世界经济论坛会上表示出的担忧，因为事情基本上都是按美国方面的意志在发生。

　　丁刚先生在“脱美国化”一文列举了许多现象来说明中國已经非常美国化，比如，英文在中國的流行、美国出版物充斥中國书市、好莱坞的大片、美国明星、ＮＢＡ、流行音乐、美国快餐食品等等。丁刚先生下结论说，“美国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

　　丁刚先生指出的现象值得思考，但是，在我看来，丁刚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美国化或西方化更为重要的部分，即现代西方文化中属自由派思想的反传统家庭、婚外的性自由、同性结婚、追求极端的女权主义等等社会价值观已在中國土壤里生根发芽。具体表现在离婚率正直线上升、婚外恋、未婚同居也变得相当普遍。

　　最近中國青年报对都市年轻人的调查统计，三分之一的受调查人认为，婚外恋可以原谅，婚前性行为对婚姻生活有益。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性社会学家李银河曾有意向人大提议同性结婚的法案。李银河博士最近又提议将卖淫合法化。

　　此外，李银河博士以道德标准是随时间和地点变化为基础，在国家电视台讲授性自由，并暗示婚外恋不存在道德问题。为加强自己的观念，李银河博士还以“食人族”的吃人为例，试图说明吃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道德标准不成立。

　　去年国际艾滋病日，中國政府终于同意给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消息一发，媒体上下是一片“欢呼”，因为小小安全套让大家放心了许多，因为性病和艾滋病将被安全套控制住？其实，谁都知道，安全套不会绝对安全，最有效防艾滋病和性病的措施应该是，把性生活放在婚姻以内，也许这太具挑战，在各种媒体上难见有人倡议。在这里并非是要否定安全套的功效，而是难以理解几乎是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安全套上。

　　随机地访问一个中國门户网站，“美女！性感写真！”赫然出现网站首页的正中。“某某与２０００多女人睡过觉”能成为标题新闻。木子美网络性日记的热门和媒体爆炒，其内容的暴露远超过美国，这不只在于对性活动详细描写，而在于无任何道德限制的性自由观念的宣扬。

　　按李银河博士的“专家”见解，中國已进入“完全性自由”的阶段。李银河博士借西方学者之口称，性道德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人类要享受完全的性自由。李博士在评论木子美的现象说，她认为中國现在已进入这第三阶段，对这个阶段到来，有人欢欣鼓舞，有人气急败坏。不知李博士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李博士说，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李银河博士宣称中國“完全性自由”的时代到来无疑会帮助中國民众融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

　　在“脱美国化”一文中，丁刚先生丝毫没有提到这些社会价值观遭受西方化的问题。也许丁刚先生没有把这些问题列入需要“脱美国化”的范畴，或者认为如此的社会价值观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不怀疑，与丁刚先生持同一观点的中國民众大有人在，更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

　　西方的挣扎

　　可能许多认为好莱坞和纽约就代表美国的中國民众并不了解，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性解放、反传统家庭的运动后，许多美国人已看到这些自由派思想给美国社会和家庭带来的道德上和经济上的严重后果。举一个例子，美国上千万的单身母亲不仅自身有非常艰苦的奋斗，而且给国家增加了巨大的负担，给儿童的成长也有非常不良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皮尔斯（Meic Pearse ）在２００４年撰写了一本书，其书名为《为什么外部世界仇恨西方　－－　理解全球攻击的根源》。在这本书中，皮尔耳斯提出，仇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根源不是外交政策、不是经济、不是宗教，而是现代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入侵。

　　按皮尔斯的说法，这现代西方文化实际上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通过体育、娱乐、时尚等流行文化形式将性开放、反传统家庭观、反传统价值观等输出到国外。许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认为，美国不干净的流行文化不仅会弄赃他们宗教的神圣而且会毁了他们的价值观，最终毁了他们的国家。

　　皮尔斯更进一步强调，西方社会本身包括西欧和美国实际已经显示出在其现代文化的推动下，走向衰退，具体表现在如家庭解体、生育率不断下降，以至于自身不能满足劳动力的需要，只能依赖从国外大量移民维持国家的运转。

　　尽管与皮尔斯持完全相同看法的美国人不占多数，但认为美国现代自由派文化、理念以及发展趋势将美国引向下坡路的美国人却是大有人在，去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不顺、国内经济不佳等诸多几乎无法跨越的政治障碍下，却能以较大比分赢得大选的胜利。布什胜在哪里？大选后的统计发现，道德价值观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反恐、经济，一跃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而把道德价值观列为首要问题的选民大多投了布什的票，因为布什本人和其所属共和黨代表比较保守的反同性结婚、反堕胎、反好莱坞、反性解放、重家庭等的传统观念的选民。

　　在大选期间，民主黨候选人克里曾在一次好莱坞为他的募捐会上，大喊“好莱坞代表美国的灵魂”。布什竞选班子立即抓住如此良机，大肆攻击克里宣称好莱坞代表美国的谬论。这是克里的致命败着，美国大多数的人是不会认同“好莱坞”代表美国的灵魂。

　　当今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文化和理念之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总统大选至学校如何进行性教育等等，双方展开了全方位的争斗。自由派与保守派双方都在试图以己方的理念来影响美国文化的走向。对于双方的争斗，更形象地描述是“文化之战”，或者是非暴力的美国第二次国内战争。

　　英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兹. 格布生在《罗马帝国的没落》一书中指出的五大因素使罗马帝国没落。这五大因素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产生于内部。其中，一大因素就是在性事上的过渡放纵。

　　当今强盛的西方难以想象被外力搬到，但倒在内部的因素却有很大的机会，与罗马帝国一样，性活动上无道德限制的放纵会是西方没落主要的因素之一。此外，毒品的使用会是另一个致命的攻击，西欧许多国家已经是毒品使用合法，并有政府以纳税人的钱免费供应，美国自由派也正在争取毒品合法化。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的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美国正处于文化之战的大小战役之中，美国保守派现今略占优势，今后可能会更有优势，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 布如克大选后撰文预测，保守派所在的“红州”的势力会进一步扩大可能就因为一件事情，他们比自由派“蓝州”生的孩子多。人口增长自然为“红州”增加选举人票。虽然，美国麻省由州高法强制执行同性婚姻，但在去年十一月总统大选的同时，十一个州成功通过州宪法修整案来禁止同性结婚。

　　西欧却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西欧的一些国家不仅有同性结婚，也已有人要与动物结婚，还有人与自己举行了婚礼。

　　在性事业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名画家凡高的孙子被穆斯林极端分子当街如动物似地宰杀，只因为他拍了一部反映伊斯兰妇女被压迫的记录片，如今，反移民的荷兰政治家都上了本国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死亡黑名单，随时有数位贴身保镖，不敢在家过夜。随着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率较高，同时，荷兰本国人的生育率不断下降，国家最终也可能交在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的手里，因为荷兰是一个民主选举的社会。

　　在荷兰最大的两个城市阿姆斯特旦和罗特旦，移民会很快占人口的大多数。在阿姆斯特旦和罗特旦的小学和中学里，父母是在国外生的学生已达百分之六十七。另外，据伦敦电讯报，２００４年荷兰人口净外流数达一万三千人，为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荷兰白人开始“逃离”的历史性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在社会价值观和理念上的挣扎将决定西方的命运，同时，也将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

　　东西方的结合

　　我同意丁刚先生在“脱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的“真正摆脱了美国情结去看美国，才能真正了解美国，才能真正从美国学到我们想学的东西。”

　　并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真正了解美国，必须全面了解美国。要了解美国文化，需要了解美国“文化之战”双方，即自由派与保守派双方的理念和价值观。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多趋向自由派，因此，中國民众较难了解到美国保守派的情况。其实，保守派对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堕落的自由派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发思，并在反思中复苏，如今，保守派占有优势，是美国的主流思潮。

　　中國今后的发展仍将是一个“现代化而不得不一定程度西方化”过程。对于中國要如何有取舍地西方化，也就是怎样地去粗取精，以及如何与中國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以及中國民众值得认真地思考。

　　作者电子邮件：sxyuan@hotmail.com

　　作者:西梦原

　　我们今天都在讨论“和諧社会”的议题。其实，如果我们不死抠字眼的话，建立“和諧社会”并不是我们国家单独面临的课题。事实上，考察一下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会发现，建立“和諧社会”乃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必然要面对的课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既有大量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教训可供我们借鉴。温习一下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走过的道路，对我们应当会有一定的启示和教益。

　　从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干预主义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也有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阶段，但我认为称为“新自由主义”阶段更为名副其实）。如果以“和諧社会”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阶段分别看作是社会逐渐走向不和諧的阶段、“和諧社会”的形成阶段以及“和諧社会”的反思和调整阶段。

　　单纯市场机制不可持续

　　导致现代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是１９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大体起自１７世纪后期、结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即“小政府、大自由”。一方面是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社会运作；另一方面，相对应的是，每个人在法律上或形式上都平等地享有比以往更多的个体自由。人们认为只要政府不去干预经济、社会运作，让个体享有充分自由，使个体能够利用这些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整个社会也就能够繁荣。这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

　　这样的社会体制有它的积极一面。和前现代社会相比，个体自主行动的空间发展了，个体的理性能力也能充分发挥，不再受到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外在权威的限制了，个人活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活力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达到前人所不能想象的地步。

　　但这样的社会体制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消极后果。它虽然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自由，但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同等的去利用这种自由。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差异，人们在利用法律赋予的自由等条件去获取个人幸福方面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和地位分配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没有对这种分化进行自动调节的机制。在缺乏其他调节手段的情况下，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尖锐，并引发一系列其它的负面后果：

　　第一，引发一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导致现代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是１９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第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階級即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频繁。１９世纪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冲突，它们有时候甚至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血的冲突和斗争，如工人起义等。

　　第三，导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在弱势人群中造成严重的心理或精神危机。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越来越焦虑，看不到前途，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精神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率越来越高。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自杀率上升的阶段。

　　面对上述危机，面对社会的高度不和諧，１９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们都出来进行讨论，试图对它们做出恰当的诊断、开出有效的解决处方，结果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如无政府主义、社會主義、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但从整个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上看，直到２０世纪初期西方国家都没有发生过重要的改革与调整，始终是自由主义信条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分化程度以及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日趋严重，最终导致了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们才认识到必须要改革。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了体制改革，结束了早期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干预主义阶段。

　　活力与和諧难以兼得

　　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也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很多，但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志性内容，它们实际上成为干预主义时期西方社会的三根支柱。

　　第一是建立“大政府”。政府开始转变自己的角色，开始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直接介入到经济与社会的运作过程中去。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投资、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各种途径来对经济和社会的运作过程进行组织和协调，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与社会运作过程进行组织和协调。

　　第二是建立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出面来向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国家提供福利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救济型的，只给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完全失利的人。另一种形式就是保险型的，其中有一些是由国家强制实行并给予一定的资助。第三种形式就是平均主义福利给付，国家在对社会成员平均提供一份福利，而不在收入等方面设立任何资格限制。

　　第三是建立所谓的社会伙伴关系。就是要在国家的指导监督下，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措施，在地区、行业和全国范围里面将劳方和资方重新组织起来，让他们定期就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通过谈判来确立规矩，解决双方利益分配方面的问题。由此使劳资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那种激烈的对抗关系转变成一种“伙伴”关系、“合作”关系。

　　上述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由自由、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自己分别去进行，劳动者个人生存和发展方面各种需要的满足也不完全只靠个人的努力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政府、工会的协助和支持来获得。这样一种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之一，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１９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并日益尖锐的两极分化趋势，从而逐步缓和了经济社会危机，使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諧的状态。这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繁荣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也大部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最终完成的。

　　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转变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弊端就是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活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降低。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也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通过劳资双方有组织的谈判来确定工资增长率，也是对企业自主权的一个很大限制，使企业家不能根据企业的生产、销售状况随行就市地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从整个社会来看，市场经济自由运作的条件有所破坏。在发达国家里不仅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工资增长率和价格变化率的拉平化趋势，而且还造成了“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的工资结构和价格结构，使产品成本日益上升，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逐步下降。

　　当然，如果发达国家相互之间都是封闭的，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没有相互竞争，或者虽然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但各个国家在政府干预、福利提供和劳资谈判结果等方面都是协调一致的，那么，上述所谓“弊端”并不会成为真正的“弊端”。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参与相互竞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低效率，不会有太强大的挑战者出现。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干预主义政策转变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但政府介入的程度不同，福利化程度不同，社会伙伴关系的形态及对企业家自主权的限制程度也不完全一样。这就导致在发达国家里面市场运作机制受到限制的程度不一样，企业活力降低的程度不一样。

　　其中，干预程度相对比较低因而企业活力相对较强的发达国家是日本。在日本，国家对经济社会运作直接进行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也较少，福利主要是由企业提供，企业效益好多提供，效益不好就少提供，比较灵活。由于日本没有全国性的工会与企业家对抗，只有企业工会组织，也使日本企业家能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劳动者实行更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使日本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强度和效率都高于欧美，因而在相同技术条件下，日本产品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就更低。因此，２０世纪７０- ８０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产品如汽车和电器纷纷涌入欧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美制造业的不景气状况。日本的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制造业部门的企业家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一部分企业就从工资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跑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或是跑到本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去，或是跑到发展中國家去），从而给落后地区和落后国家带来一个工业化的机会，并逐步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另一条出路就是改行，把工厂关闭，转到别的行业如服务业、金融业里去。这两种行为的直接结果是在欧美国家引发了一轮“去工业化”的浪潮。并进而导致了其他一些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例如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受到了严重影响，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难以维持，以及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大量失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面，欧美国家面临了新的危机，它们的政府调节机制、福利国家体制、社会伙伴关系都受到了挑战。大家开始对干预主义战略及其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认为它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条件，限制了企业家的个人自由，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活力，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因此，２０世纪７０- ８０年代，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下，发达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运作过程的干预程度，包括通过将原有的国有企业大量出卖给私人等措施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及降低税率等；二是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包括降低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以平均主义形式给付的福利种类等；三是减少对工会组织的支持，增加资方的权力和鼓励资方“灵活使用劳工”；等等。

　　这样一个转变的结果是西方发达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我们前面所讲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不可能完全转变到１９世纪那种早期自由主义的状态上去：政府不可能重新变成１９世纪那样的小政府，福利国家体系也不可能彻底瓦解，劳资谈判制度也不能完全抛弃。因此，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场改革看作是对干预主义发展战略及其社会体制的一种反思和调整。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得到了恢复，企业家拥有的自主权则比干预主义时期更多了，企业家的行动能力更强了，灵活性更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效益也因此而进一步提高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上述新危机。但就工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处境跟以前相比则有所恶化（政府提供的福利减少了，失业率上升了，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又有所提高）。怎样在这种新形势下重新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又重新成为发达国家的政府面临的难题。

　　世界难题期待中國式破解

　　如何真正妥善适当地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从目前来看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國家的大国来说，更是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从上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至少有这样几条可以供大家考虑：

　　第一，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諧状态。建设和諧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遭遇的课题和任务。“和諧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套用来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引发的那些经济、社会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单纯的市场经济是以“能者多得”作为自己的基本运作原则的，“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是它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当社会生产力还不是很高、财富总量还不是很多的时候，这种贫富差距还不会很突出。而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社会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的时候，这种差距就可能变得十分悬殊。这个时候，上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就会逐渐产生和凸显出来，不仅影响许多社会成员个人的生存状况、引发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秩序，而且也会阻碍经济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諧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弥补单纯市场经济机制所包含的这样一种缺陷，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来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建设和諧社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降低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将这种分化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以缓和社会内部各个階級、阶层或群体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内的社会分化是市场经济机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但超过一定限度的两极分化却是有害无益。虽然导致社会不和諧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社会陷入严重不和諧状态（经济萧条、以个体犯罪和集体对抗等形式出现的烈性社会冲突、普遍性的精神危机等）的主要原因则是社会成员之间超出一定限度的两极分化。因此，缓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经济、社会问题，但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上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那样一些经济、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中期近３０年的稳定繁荣可以作为此方面的例证。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那些主要措施，如政府对经济社会过程进行宏观调控、建立和完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福利体制以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或协商谈判机制等，虽然对经济效率有一定副作用，但从缓和上述经济社会危机、促进社会和諧这个角度来说还是相当有效的，值得我们仔细加以研究。

　　第三，在和諧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和諧社会的建设和经济增长应该相得益彰，不能相互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諧之间始终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社会的和諧状态才能够持续地得到维护。否则，所谓的“和諧社会”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则必须以本国企业相对其国际竞争对手而言始终拥有一定的比较成本优势、因而始终拥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为前提。而社会和諧状态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是以限制或破坏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某些必要条件（如占用可用于投资的财富资源以作为居民福利、提高产品中的工资成本、对企业的运作进行一定的规制等）为基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发生一定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后期所遭遇的问题就是一个实例。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来重新振作经济的活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社会的和諧局面。因此，如何真正妥善适当地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从目前来看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國家的大国来说，更是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摘自解放日报。本文根据作者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２００４·学术前沿论坛”上所做的演讲补充修改而成。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谢立中

　　在对选入金庸武侠小说的新编语文教材的叫好声中，有一种叫好声特别值得注意：叫好不已的西南师大文学教授韩云波说：武侠小说里面包含很多中國传统文化的东西，同时，侠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正是中國文化深处的梦想，对国民的人格形成会有深远的影响。韩教授的这种认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武侠小说对国民人格的形成的确有深远的影响。可是，那是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这就不能不看一看武侠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性质。

　　武侠精神的核心是忠义精神。按照文人学士们的传统观念，这种精神，无疑是神圣和美好的，也正是“中國文化深处”的东西。可是，他们竟看不到由此而造成的历史的另一面竟是那样的悲苦和残酷，无奈和惨烈。人们的生存，是要靠社会的有序化作保障的，而当人们把生存的希望全寄于忠和义的时候，其所依靠的就不是社会的有序化，而是转向对社会个体依赖，换言之，是对社会生存保障的绝望。当人们绝望于社会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时候，其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忠和义！当然，人类道德中是应该有一定的忠和义的，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像中國人那样把忠和义符号化和图腾化，推向极端，扭曲而变异。这是中國人生存最艰难﹑最没保障的佐证，也是历史社会最黑暗的佐证。

　　可是，被黑暗逼出来的东西——忠义，又加深了社会的黑暗。因为忠义不是对全社会负责，而是对个人负责，大而言之是为某个团体负责。所以，这就决定了个人的品格和行为中的游民本质。为报“知遇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仁义二字发挥到顶峰。而保证忠义的形式就是发誓赌咒，骂尽“天打五雷轰”和“千刀万剐”。忠义落实到组织上，规则和皇室毫无二致，上有草头王，下面等级森严，搞起处罚，或是产生内讧，总是血淋淋的。对内的感情维系是忠义，理性是等级。对外，尤其是对不利于己者，则无理性，无良知，所有的流氓无赖劲都可以使出来，甚至相当残酷毒辣。只能痛痛快快地破坏，不能扎扎实实地建设，因为没有社会目的和价值取向，“吃大户”，“分大户”，“大块大块地吃肉，大碗大碗地喝酒”，便是其追求。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和组织规则的集中，就形成了“游民文化”，并同主流文化——孔孟之道相汇合，成了中國传统文化的主宰；尽管游民行为破坏着孔孟之道——因为它犯上，但它又需要孔孟之道——因为它也需要等级秩序。

　　由于游民文化是建立在弱势群体之上的，就容易使正义﹑公理﹑同情等人类健康的意识和道德附丽其上，从而掩盖其破坏性，而且由于行为没有社会方向，更谈不上理论纲领，便不是以迷信的形式为凝聚剂，就是利用某一社会思潮和社会情绪，如“均等”﹑“大同”和“仇富思想”一类的东西为旗帜，甚至可贵的求公意识也容易被利用进去。一旦这个群体取得政权后，要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权力分配，分配的原则是“论功排座次，凭义授官衔”，首先就在天下人面前搞了个最大的不公——政治不公。第二件事就是改变索取方式，原先是用刀枪窃取，现在是用权力窃取。此时的忠和义，还和未取得政权之前一样重要，因为要巩固政权，所以把它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经过富有教养的文人学士的润饰，具有了“雅文化”的光色。以游民文化为灵魂的国家机器，和它用暴力砸烂的前一国家机器一样，仍以残酷的压迫剥削制造又一轮的贫富不均和天下不公，又把许多人推到和自己先前一样的位置，抛向社会边缘，成为生存毫无保障﹑只能靠彼此间的忠和义活命的游民，从而发展游民文化，又以忠义道德和组织形式再夺取政权。以此往复，游民导演历史悲剧，历史悲剧制造游民，使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发生周期性震荡。然而每一次震荡，都不是出现新生社会的“阵痛”，因为改朝换代都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而是社会自身产生的邪恶能量周期性暴发的必然。更迭着的每一朝代，从头到尾都是江湖气，因为上自帝王卿相，下到县乡僚属，无一没有游民气，有些本来就是地地道道的游民。

　　这就是武侠精神——忠与义的本质：中國历史文化的毒瘤。在现代社会追求规则化和民主化的今天，用这个毒瘤能培养国人的什么人格？对于金庸，我白眼视之，同时，我为停留在中世纪的教材编者和韩云波们而悲哀，更为他们把这类毒瘤往学生身上移植而表示震怒！

附：

　　　　　　　　 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入选高中教材

　　　　　　　　　　　　　　汤寒锋　辜银莹

　　开学没几天，很多高二学生惊喜地发现，刚到手的第四册《语文读本》里面，新添了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入选

　　昨日，记者在求精中学看到，这本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 必修)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去年１１月第一次出版，首次选入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篇武侠小说，分别排在第五课和第六课，并合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

　　课文节选了《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讲的是萧峰到少林寺救阿紫，在山上力斗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三大高手一节，充分展示了他的绝世武功和英雄气概。

　　曾遭到强烈反对

　　早在２００１年，有媒体报道，教育部决定对初中语文教材进行改革，金庸的作品将入选，引起各方激烈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文学形式，其思想境界不高，如被选入教材，难以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很多中学教师也担心，武侠小说里面的打杀场面和言情描写会对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

　　在种种压力下，教育部出面辟谣，明确表示：金庸的文章不会成为学生的必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时也表示，不会收入金庸的武侠小说。

　　留给学生一道作业

　　三年后，金庸小说照样进入中学课本。

　　该书的编写者认为，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把江湖传奇与历史风云、侠义柔情与绝世武功、人生哲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熔为一炉，开辟了武侠小说的崭新境界，使武侠小说的可读性和文化品位都得到提升。

　　编写者可谓用心良苦，还留给学生们这样一道作业：“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成就足以进入文学史，也有人说他的武侠小说再好也是通俗文学，只有娱乐的作用，难登大雅之堂。对此，你怎么看？”

　　老师学生都很欢迎

　　记者就此采访了求精中学、二十九中的部分高二学生，谈到金庸小说，他们都很兴奋。一个学生说，《天龙八部》他已看过七遍，但在课本上看到它时，仍读得津津有味。

　　求精中学高二语文教师蔡文亮说，金庸的小说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文学品位都很有好处。

　　西南师大文学教授韩云波对此也叫好不已。他说武侠小说里面包含很多中國传统文化的东西，同时，侠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正是中國文化深处的梦想，对国民的人格形成会有深远的影响。

　　教科院语文教研员钱金涛对此出言谨慎。他说，读本还不能等同于强行要求的教材，只是教材的一个补充部分。但不能因为有金庸的作品入选，就认为这是鼓励中学生阅读武侠、言情小说的信号。

　　来源：重庆晚报

　　作者:苏中杰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们自己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探查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比我们探查一部作品更为有效地触及心灵的秘密通道。照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恐惧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们，到了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地步，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和散文家麦尔慈说，他将提这样一个问题：“宇宙对人类是友好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的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在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物，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惧。比如，苦难，或者说精神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说人类历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现在，思想贫困，情感颓废，爱情正走向欲望，高贵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无处不在的核威胁，等等，都已经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是人类所能轻易承担的了。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让我们回想一下古典神话中那个亚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头在北非海岸边的亚特拉斯山上散步，他这样做并不费力，因为他是亚特拉斯！但是，如果他将这个世界放在肩我们的肩上，我们就会立刻被压垮，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法承受这个重担。精神问题也是如此。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价，如同犹太人杀害了撒勒人耶稣要付出集中营的代价一样，每个人可以说都在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严峻性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时代，人类遭遇的还只是性受挫，到现在，成了生存的受挫，显得更加严重了。悲剧也许正是这样开始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古代圣徒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在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比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写给恋人的信中说：“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说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爱中得到安慰，只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太可怕了。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他在理论上并不相信有爱的存在。因着他作为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原初的渴望真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将咒诅弗洛伊德那种以性为中心的思想。当他说出“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句话时，他里面所受到的冲击大概可以用恐惧颤栗来形容了。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便那几个模特儿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电影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的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里面一定包含着艺术家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惧。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英格玛·伯格曼在１９６２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恐惧，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对一个具体对象的，恐惧与焦虑一样，可能是没有具体对象，无边无际的。肉体遭到攻击（如一只老虎朝你扑来）会害怕，精神的伤害却产生恐惧，最终带进绝望。害怕是现在的，恐惧则可以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那么，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恐惧？一只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它照样可以很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会为未来的事而忧虑。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有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探查恐惧发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说到恐惧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恐惧有许多种面貌，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形式：一、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有所恐惧；二、对“不存在”这件事感到恐惧；三、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我们还可以想出一些恐惧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种实际上涵括了绝大多数的恐惧类型。恐惧的强度也有不一样，有的较弱，有的强烈到足以导致绝望的地步，有的则在这二者之间。许多现代人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黑暗，并由此发出绝望的哲学，而恐惧又说以颤栗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东西，以致心理行动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胁面前，人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保护者的。

　　人为什么会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感到恐惧呢？原因在于，自从每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茧，把自己与他人之间封闭起来之后，人就无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视神圣的存在，了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实上，人自身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他渴望与更高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所以，东方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调”的启示。古代中國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育化”，但中國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就是神，基督，赐生命的圣灵，“神人相调”是指三一神的神性与它所救赎的人性在时间里相遇，但不产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代表，其最终的合一是合一于“天”（神）──“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这个渎神的物质主义时代，东西方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热烈地去追求属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彻底地向神圣存在关闭。这种存在的闭抑性使得人像戴上了眼罩一样，开始用人的立场来认识人自己。结果，现代人越认识自身的人性，就越发现它难以辩认，毫无内涵，于是开始对人的“不具人格的”事物产生恐惧，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就是现代的艺术家们越想认识人，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越没有地位的原因。其实，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本来意思是“记住：你将死去！”可是，现代人理解错了这句话。

　　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有位格的、无限大的、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伴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者，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谈到他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且向“他”投降，为什么荣格用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许多人呢？因为神的存在消弥了人心里那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恐惧，它太真实了。

　　第二种基本的恐惧是针对“不存在”这件事而言的。为什么今天会有许多人对“不存在”感到恐惧呢？既然它不存在，又用什么来引发人的恐惧呢？因为现代人普遍不知道万物的起源和终结，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变幻莫测的学说以及存在本身，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并且，现代人大多相信万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机缘中产生的，这样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会带进认识上的混乱。既然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无穷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一个瞬间会变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一个瞬间变为存在的，这哪里还会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为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毫无意义可言，人自然就会对“不存在”感到恐惧了。

　　第三种基本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具摧毁性的。“记住：你将死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死的权势将注销一切生者的意义：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在死，准备死，最终无一例外地进到死的怀抱中。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它几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问题。那种像苏格拉底那样将死当作一种福乐来期待的人必竟太少了，因这它需要的是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起源于苏格拉底的不妥协之死。对苏格拉底来说，与真理的对话──言说“道”（逻各斯）──能使他无视死亡的某种可怕本质，甚至当掌管鸩毒的人告诫苏格拉底尽量少说话，否则毒性会发作较慢，须服食二至三份时，苏格拉底在回答说，且准备鸩酒，“不妨二至三份”。苏格拉底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是，今时代的人已经失去了对“道”的追寻，他还能够用什么来抵挡这一恐惧呢？恐惧意味着一种威胁，时间对我们的威胁，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带来的自我威胁，这与罪有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创世纪》一书中，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就承受了神的诅咒：“你必定死！”这里表明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了时间的制约里面，死即意味着时间对人构成限制。时间的威胁还不仅在于它将终结我们的一生，更可怕的是，它还可能提前用一种强暴的方式来执行这种终结，如疾病、灾祸等。因着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无限、达到永远的愿望（生儿育女、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迟一点到来，事实上人又无力做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都可能来敲门的不速之客。恐惧死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无力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负责。人的良知渴望公义、圣洁，而在人肉体里又没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种为义自责的痛苦。因着人无法带着自己圣洁的一知动面对死亡，恐惧死实际上就是恐惧死后有审判。

　　如何才能缓解恐惧并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呢？我想，首要的是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从而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终极，以为自己能够承担一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于一个他自己无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从恐惧的茧中突破出来，他必须承认人不是自己生存，他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这位更大的生存者来守护人的生存，人活着的意义才能得到证实，我们也才能以此来克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对“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这个事实将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人类在世纪末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境地，他对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里那种自信了，或者说，历史上许多残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人类在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守护时，是有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野蛮和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形趟，人感到恐惧并不奇怪，而要彻底消除一个人内心里的恐惧与不安，除非使这个人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将给他新的更有价值的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勇气，使他成功地从恐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这的确是一个秘密，我愿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话：“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似乎说得更为明白：“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确实，终极意义上的恐惧，不是简单的害怕，也不是一种情绪，它关涉着我们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愿苟活的人，只要还没有终止思索的人，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它是那么的真实而不容回避。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估计，而我开始正视和探查自己所面临的恐惧及其基本形式，也许可以说明我正在摆脱恐惧折磨的途中。

　　作者:谢有顺

　　　　 ——对《对“刘亚洲成空报告”的批判和议论》的一点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黄佶先生对网上流传的“刘亚洲成空报告”做了一番“批判和议论”，给人的感觉这不是学者在探讨问题，而是一些政治家们在探讨问题。因为学术探讨是科学研究，目的是“求真”；而政治对策是谋略研究，目的是“求胜”，二者的终极目标不同，使用的方法和话语体系也应该有所区别。

　　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刘亚洲成空报告”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的作品，当然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它真的是刘亚洲的报告。倘若是真的，是否因此就要开除他的军籍，也不是某个学者说了算的，中央有组织部、军委、政治局呢。

　　本文不想对“刘亚洲的报告”和黄佶的批评文章作全面的分析，只想指出黄文在思考问题方法上的偏颇：分析他人的文章应该以该文的观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为标准，而不能动辄怀疑对方的动机。仅举两例：

　　一、报告原文：

　　“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像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國的大门锁住，中國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２８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國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

　　“美国用一个小小台湾牵制了中國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國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

　　“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２０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

　　以上内容的主要观点是：①台湾并不是能锁住“中國出海通道”的一把锁；②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③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

　　如果对以上观点进行学术批评( 而不是政治批判) ，就应该列举充足的理由证明“台湾是一把能锁住‘中國出海通道’的锁”；证明强势民族并没有“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证明“失去民心并不比失去领土更值得担心”。

　　遗憾的是，黄佶先生的文章对此不置一词，却武断地认为：这些话在“暗示我们中國可以失去台湾”！从政治上说，一个中國军人却暗示中國可以失去自己的宝贵领土，一顶帽子足以构成开除军籍的充足理由，但是，原文的上述几个观点也就自然是错误的了吗？

　　５０多年来，台湾一直不在大陆控制之下，可是我们前３０年的闭关自守和后２０多年的对外开放, 难道不足以证明台湾并不能锁住大陆的海上通道，而只有自己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才是真正的“铁锁”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没有以“扩展领土”为目的殖民扩张，只有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如伊拉克等，才不断发生争夺领土的战争。这些史实难道不能证明“强势民族”已经认识到国势比领土更重要吗？

　　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衰亡，不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失去民心”比“失去领土”更可怕吗？强调民心的重要性，不是正符合增强执政黨的执政能力的战略主张吗？怎么就是鼓吹“领土不重要”？

　　二、报告原文：

　　“欧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就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罗马帝国垮台后欧洲的分裂是不是历史事实？近代人类文明( 甚至包括馬克思主义) 许多发端于分裂的欧洲是不是历史事实？如果是历史事实，一个军人( ？) 就不能讲，一讲就是“想说中國应该分裂”？美国没有分裂，但他们立国之本“天赋人權”的理念和治国之道“三权分立”却都是来源于欧洲( 法国) 。美国各州有充分的自治权，而且他们的宪法中除了崇尚自由和人權观念外，并没有列举繁琐的空洞的“指导思想”，如果以美国为参照系（黄文责问为什么“不以美国为参照系了”），我们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可见“报告”是有分寸地引用西方的文明成果的。

　　本人不是历史和国际政治专家，更不是军事专家，无法分辨“报告”的真假，更无能力对报告内容作全面分析。只是感觉黄佶先生动辄怀疑人家动机而不对其观点作具体分析的文风有点看法，因此仅以两例做简单说明。仅供黄佶先生和其他读者参考。

　　作者电子邮件：luojiren@ １２６.com

　　作者:罗集人

　　三十多年前，第一位访问中國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仅仅因为窃听竞选对手民主黨的选举密秘而被迫辞职，成为美国二百年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考验。

　　窃听是非法的，违法就要得到应有的处罚。违法的人是没有资格以总统的身份来领导一个民主与法制国家的——尽管尼克松在出访苏联、中國和结束越南战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点，任何一位美国人都知道。

　　违法者是不甘于轻易就范的，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来掩盖事实。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度来讲，谁都没有特权来逃避违法的谴责。尼克松虽然做了很大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自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决定追查该事件的原委，尼克松下令他刚任命的司法部长里查森解除考克斯职务的失败，直至１９７４年５月通过法律程序，由法院责令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同年７月３０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弹劾尼克松议案，同时在人民的声讨和媒体的无休止的报导中，结束了一个在民主与法制的国度下上演的仗权违法和依法护法的较量。整个过程中，无不彰显着美国民主与法制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的优势，决定了正义、法律和美国人民的必将胜利。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违法者最恐惧的是法律和正义。当事件每进展到难点时，就会有知情者将真相揭露出来，其中不乏尼克松的共和黨人也参与了揭露阴谋的行动。司法部长是总统任命的，但却毫不领情。当总统受到特别检察官的追查时，司法部长却拒不执行总统“解除特别检察官职务”的命令，声称“宁肯辞职也不那么做”，使得尼克松企图以权力掩盖违法事实的行为一步步受挫。这就是民主文化价值观在这个国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的心目中，要对法律负责，对正义负责。尼克松忽视了违法所带来的后果，忽视了根植于美国深处的民主文化对法律和正义的维护。其实，任何超脱正义和法律的权力挣扎，在这里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许是因为工作，他刚刚探索过两个獨裁大国的权力文化，以为凭借权力就可以得到超乎然的东西。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他刚访问过的两个国家里，凭借所处的地位，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绝不可能被如此穷追不舍，以至身败名裂。然而尼克松没有认识到：以相同的手段在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的背景下，不可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于是他败北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这场违法与护法，权力与民主的角逐中，经过没有流血、没有暴力的政治搏弈，以正义的胜利而完美地告终。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事件的终结，权力也突显了它超乎寻常的力量，那就是总统继任者卡特对尼克松行使了特别豁免权，使得尼克松逃避了法律的惩罚。然而卡特总统的做法也是法定程序认可的，一切又都在法律的界限之内。美国人没有忽视这一点。

　　假设一下，如果出现另一个结果，特别检察官被解职，尼克松在没有强大的权力对抗中胜出，美国的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的？必然会导出一个非法横行，腐败漫延，社会道德世风日下的美国。上梁不正，下梁一定会歪出十万八千里。

　　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的法律经受住了考验，它的民主文化在发展中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洗礼。美国人民始终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国家的制高点，才为这个国家的强盛提供了第一资源。

　　反观我们的国度，是否也具备了一个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姑且不要自欺欺人谈“优势”），如果不具备，我们的缺憾和差距在哪里呢？

　　２００５. ０２. １８

　　作者:王治

　　一、 人类幸福来自于宪政

　　人类的幸福从哪里来？有人说是劳动，有人说是智慧，还有人说是自我认同。三个答案在我看来，都不正确。因为三个答案都在答非所问，我们问的是“人类的幸福”，而三个答案答的是“个人的幸福”。正确的答案是：人类的幸福从宪政中来。

　　人类自１６８９年开始就在建立一种“幸福宪政模式”，人类的宪政都是追求幸福的“幸福宪政”。３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幸福宪政模式已经完全成熟，人类幸福已经与人类宪政密不可分。

　　二、 “幸福宪政”用“稳定、自由”两大手段实现“幸福”一个目标

　　（一）“稳定国家”是“幸福宪政”的基本手段之一

　　中國人最讲稳定，甚至将稳定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但实际上，只有幸福宪政国家才是真正稳定的国家，稳定国家也是一切宪政的基本手段之一。通过稳定国家，可以实现人类倍感幸福的目标。

　　应当说，幸福宪政在稳定国家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其秘招却鲜有人知道。下面给你露几招“幸福宪政”稳定国家的方式。

　　１、国家不能什么都干。什么都干的国家肯定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故规定哪些事情国家不干，对于稳定国家至关重要。用我们中國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如果只是政策、思想，“有所不为”还是一句空话。幸福宪政的优势就在于把国家哪些事情不干，以宪法的形式用例举的方式罗列出来，让天下共知之。如果国家干了不该干的事，应当受到违宪审查，应当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你看，这一招一出，国家还会不稳定吗？

　　纵观各国宪法，用此秘招维护国家稳定的频率最高。以美国宪法为例，美国宪法只有７条，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国家不得”，共有８０个之多。

　　２、国家干什么必须明确。一个干什么都不明确的国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国家，甚至会让人觉得是一个无法理解与判断的怪物。故用此法稳定国家的频率仅次于用“国家不得”稳定国家的频率。美国宪法条文用得次多的词是“国家应当”，共有６３个。如果国家不干其该干的事情怎么办？同样是诉讼伺候：违宪审查与行政诉讼。

　　３、稳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幸福。在这个目的之下，国家可以增加新的不干什么和应该干什么。新的东西确立以后，必须有诉讼制度作为国家稳定保障。例如，罗斯福新政就确立福利国家的模型，国家如果违反有关规定，以“不作为”或者“作为”损害公民福利，人们可以提起宪法诉讼与行政诉讼。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的主体都是国家。美国宪法中的“不得”与“应当”平均到每条有２０. ５个之多，所有这些“不得”与“应当”均指向“国家”，包括“国家、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工作人员”，即：上层对下层负责，国家不得（或者应当）对民众如何如何；一国宪法虽然有“不得”或者“应当”的规定，但其规定的不得与应当如果都指向公民，这个国家同样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或者说，这个国家的宪法是一个在稳定国家方面做得很差劲的宪法。非常不好意思，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均属于此例。以最好的１９８２年宪法为例，该宪法每个条文平均出现的“不得、应当”不到美国宪法的１％，在仅有的３６个“不得、应当”中，无一个指向“国家”，只有０. ３３个指向“国家机关”，即宪法第三十六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其余３５. ６７个“不得、应当”均指向“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

　　换一句话说，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四部宪法没有任何一部对国家“不能什么都干，国家干什么必须明确”这样事关国家稳定、人类幸福的大事，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１９８２年宪法１３８条，没有一个条文是规定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的，宪法只对“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些小玩意儿做出了３６个规定。是真正的“抓小放大”，揪住小辫子不放，放开大事不管。也许，这样一对比，你才会理解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领导总是爱对一些小玩意儿上纲上线，有了宪法还出了“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大跃进、纹化大革命”等等动乱的历史。说穿了，我们的宪法不是用来防止动乱，而是用来制造这些动乱、冲击国家稳定的，

　　（二）“维护自由”也是“幸福宪政”的基本手段之一

　　幸福宪政是通过稳定国家与维护自由两个手段实现“人类幸福”的。用辩证法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会把“稳定国家”看成是限制国家的自由，故有“自由与宪政的精义是你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之说。为什么国家必须稳定，而人民不仅没有必要稳定，还要确保其自由？

　　道理很简单，人是天生的，而国家是人造的。如果国家不确保人的自由，反而压制人的自由，人就不会感到幸福。

　　因此，自由虽然无价，但在宪政看来，也只是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而已。要想让人类幸福，首先必须维护其天生、固有的自由。由于自由最不好规定，所以自由无需规定，她同人的关系是天生的、固有的、天然保留、不能剥夺、与生俱来的关系，国家最不能干的事就是伤害自由，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也在于伤害人的自由。关于人的自由与国家稳定的关系，我们是这样描述和体会的：“你，作为人，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一切欲求秉乎天性，一切权利源自天赋；一切人造之物：国家、规章、形器，一切人观之物：宇宙、日月、梦幻，一切人念之物：宗教、秩序、夫妻父母子女，均在你天赋人格之下；国家，作为人造之身份，无形之利器，生于人，成于人，毁于人；其之所以生，源于人之需要；其之所以成，顺应人之需要；其之所以毁，忤逆人之需要。”“你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你的权利之所至，国家的义务之所至。你的权利建立在国家的义务之上，人的自由之所起，国家的不自由之所生，此种道理，天生身受，不讲自明。一人之天赋权利不为天生顺序所动，先生之父尚且不得侵凌后生之子，就更容不得两人、多人之心生契约干涉，任何人不得借助自订自编之合同、章程、法律、历史、教义、理论所赋之既定职位身份（合同人、法人代表、国家元首与领袖等），越位侵犯个人之单独权利，否则，人人相残，心心相斗，国无宁日，法无定威，诈伪丛生，弱肉强食，人间文明又与畜生世界何异？！”(

　　人的自由分成两个部分，最大层面、最原始、最有潜力的部分属于“无”的范畴（无边无际、无可名状、各不相同），或者天然保留的范畴；比较小的部分是已经由法律确定的部分，属于“有”的范畴，或者“由法律明确”的范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他人）违法( 国家) 必救（你）。以下是对两种自由的具体分析。(

　　１、你的自由天然保留，无边无际，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哪怕是宪法的约束

　　你的自由至高无上，宪法虽然规定了你的权利，宪法由此而得益：成为至高的法律，万法之母。但是，你的自由无边无际，宪法的规定不能尽其万一，你一切没有规定、不能规定、无法规定、无可名状的权利，都与你心性相随，天然保留，不受人间任何条条框框哪怕是宪法的约束。你的自由也不仅仅由宪法规定，其他法律同样可以因为规定、扩展你的自由而成为至高的法律，故美国宪法规定：“宪法和法律均是美国的最高法律”，违宪审查的标准并不是既定的宪法，而是既定宪法赖以存在的身后基础：人的自由。一切违背人的自由的法律，包括宪法本身，均是违宪的法律，自始至终不具备法律效力。

　　２、你的自由最高法律明确保护，遭损即诉，有损则救

　　你的自由中已经开发、发现的部分，或者说全人类共同的、可以从法律角度加以规定、操作的部分都应该由世界、国际、国家、国内各种组织运用可以操作的各种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下来，一旦遇到损害，你就可以向相应机构提起请求，直至诉讼保护。这种损害一旦确认，施害者必须加以补救，或者由国家加以补救。

　　（二）“幸福宪政”用“稳定、自由”两大手段实现“幸福”一个目标

　　１、国家是一种人造机器，使唤人的国家= 人的灾难，国家稳定是“人民幸福”的前提

　　汽车是一种人造机器，如果让汽车来自由使唤人，那么造车人与驾车人的末日就到了，有见过汽车不听使唤自动出轨而给人带来好处的吗？没有。国家与汽车完全一样，也是一种人造机器，人们之所以建立国家，是为了让国家听人的使唤，为人的需求服务。有见过不听人的使唤甚至自定自由、正义反过来教育人、使唤人、改造人的国家，最终给人带来福利的吗？同样没有。

　　人类历史上，使唤人的国家只有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和计划经济国家，前者使唤民众去征服外国，结果反被外国战败占领；后者使唤民众去发展经济，结果造成全民饥荒，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以何种手段、要达到何种目的，使唤人的国家最终都给人类在精神、道德、法制、物质生产等领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国家使唤人的理论，看起来是为了国家、人民，实际上害了国家、人民。国家，无论如何伟大，都只是一种人造机器。使唤人的机器，无论是汽车还是国家，都不能给社会带来安宁，给人民带来幸福。

　　２、幸福宪政用法律手段确保国家稳定，人民自由，社会幸福

　　幸福宪政用法律手段明确初始权利与剩余权利均天然属于人民，国家必须稳定，不能为所欲为。并确立了“法治”的基本意义：“法治，对国家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禁止；对个人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自由”。由此派生出几条基本法律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国会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法律必须明确，有可操作性；对不明确的法律的扩张解释不得侵害原本由人保留的自由。法治确立的国家稳定同时也是“作为的”稳定，国家必须有所作为，作为必须高效：凡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国家都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否则，必受国家诉讼制度追究。

　　３、“稳定国家”与“维护自由”是“幸福宪政”的两个面

　　国家稳定了，人民有了明确的预期，知道国家不会干什么，会干什么？国家越轨如何补救，自由也就有了保障。人民有保障的自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们自由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宪法、法律的发展，使得“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之类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国家因此越来越稳定，人们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人们自由了，没有感受到压迫与强制了，国家才会稳定。这个道理，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自由就是压迫，有反抗国家就不会稳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沉默”。沉默表示的是非暴力不合作，这是人们在总结过去以暴易暴教训的基础上总结的另一种反抗暴政方式。

　　必须注意的是，稳定与自由的主体不能互换。稳定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对人民不能强求稳定；自由的主体是人，对国家不能给以为所欲为的自由。给国家以自由等于伤害国家的稳定，等于伤害人的自由，伤害社会的幸福。这是由于国家与个人的不同本性所决定了的，也是人们追求人类幸福的目标决定了的。国家的行动必须有个导向，即为了人的幸福而行动。平时，国家应当象机器一样正常工作，没有任何主动行为；在风险刺激已经出现时，国家的应激性反应必须象有机生命体一样灵敏、高效、全能，向着既定目标“满足人（组成有机体的细胞）的需求”，启动一切既定程序甚至打破一切既定程序奋力前进。但国家的应激性反应无论怎样灵敏、高效、全能，都不等于国家自此获得自由，国家的需要可以凌驾在其制造者人及其需求之上。相反，国家的机器本性不会改变，国家的任何需要都必须以人的需求为前提，没有人的需求为支撑，国家的任何需要均属非法。

　　对国家应激性反应的认识很容易走极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方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当时的美国在胡佛政府主持下，严格推行国家不作为政策，对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产品堆积放人不管，几乎毁灭了美国；而另一面，则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推行国家使唤人的政策，以“优等民族论”召唤本民族公民为了所谓的世界与国家的需要，去征战沙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尽管优等民族论寿终正寝，但优等民族论的始祖“先进階級论”却在苏联的推动支持下，在许多国家发动了内部战争，并建立了１４个社會主義政权，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人的控制深入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精神、意念诸领域，７０年后，计划体制彻底垮台，一切“丰功伟绩”最终都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黑色幽默。人们将这个时代称作“黑幕时代”，将这个时期的生活称为“黑箱生活”，将这个时期的光荣工程称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一切荣光均无法考证，一切操作均属见不得光的“黑箱操作”。违背社会平等信念的“先优理论”无论是借助“階級”、“民族”，还是借助“国强”、“民富”，自此露了真面目，彻底走入穷途末路。

　　三、 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政应当是“稳定、自由、幸福”三位一体的宪政，幸福就从稳定国家开始

　　目前我们自称是社會主義国家，推行着一种比发达国家还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政理应被社會主義国家采纳。从过去国家运动不断、思想汇报无穷、宏观调控无止境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首先应当从稳定国家开始，明确界定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

　　国家稳定以后，人们的自由就会自然扩大，因为宪法已经以明确的条文与诉讼补救机制来防止国家不稳定因素出现，为所欲为去使唤人。因此，追求幸福，对于我们来说，就从稳定国家开始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１、修宪，以平等、竞合为原则一一罗列“国家不得为之事项”，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设立宪法法院追查违宪者的法律责任；

　　对国家稳定的最大侵害来自于等级制度与差别对待制度，故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禁止设立思想差别对待制度。国家不得立法确立等级制度，不得差别对待各种思想、理论、个人与群体（领袖、先进階級与等级制度），不得确立国教（指导思想、真理），不得歧视、差别对待弱势群体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违宪审查”由宪法、权利法案、人權宣言以及违宪审查制度构成，旨在确保民众千变万化的自由不受侵害，确定“国家不得为”之事；

　　２、修宪，以福利国家为原型，建立幸福宪政国家，一一罗列“国家必须为之事项”，确保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工作权与工资提高权，为“有为政府”划分明确边界，推行行政诉讼制度，补救政府失职；

　　３、修宪，在现有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防止权力异化”，促进大国人力资源配置最优化。

　　“竞选制度”由竞争性选举及其配套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构成，旨在确保公民的平等权、“选举的竞争性”、国家权力的非异化与国家教育的多样化：选举必须定期、公开、公正，必须不附条件（对未成年的年龄限制除外），国家职位必须通过竞选取得，这样，我们的宪政就从飘忽不定的一条边阶段（无限政府），直接达到“违宪审查、有为政府、竞选制度”稳定宪政阶段，人民的幸福指日可待。

　　作者电子邮件: jbhn@sohu.com

　　作者:李纪兵

　　中國民间有一则寓言，叫做“猴子掰苞谷”。讲的是一只猴子下山来，看见农民掰苞谷，掰一个苞谷就往身后筐子里一丢，再掰一个又往身后一丢，回家一倒，就有一大堆苞谷。猴子捡来一只筐子，也如法炮制，掰一个往身后一丢，再掰一个又往身后一丢。忙活了一上午，猴子终于回山了，拿来筐子一倒，却一个苞谷也没有。猴子百思不得其解，把农夫的筐子拿来一比较，几乎气个半死，原来猴子的筐子没有底线，是一只空底筐子，而农夫的筐子却是有底的。

　　这个教育小孩子的寓言，今天却可以让我们反思祖辈、父辈为宪政忙活几十年的得与失。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为我们的宪政构筑一道底线，使子孙后代的忙活不致于白忙活。

　　一、世界宪政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一）世界宪政的起源：为政治筐子筑底线

　　世界宪政起源于英国。英国宪政成功的标志是将世袭的国王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国王可以世袭，但不得干预国家政治；而执掌国家政权的人必须通过竞选，获得民众的信任。换一句话说，世界宪政的起源在于限制專政，为專政的筐子筑一道底线，将專政世袭体系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利之外，并为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确立一道人人主政的初始制度：竞选制度。

　　而后，世界各国的宪政尽管出现了君主立宪与单一宪政的分野，但在国家政治权力的起源上，均以竞选为首先实行的制度。不同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宪政国家处死了国王，彻底否定了專政世袭制度；而君主立宪则把專政世袭制度变成国王的家事，与国家政权运作无关。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宪政，在国家政权运作上面，均是对專政的否定，对竞选的肯定。

　　（二）世界宪政的变异：１４国宪政穿破底线，否定竞选，确立專政

　　１９世纪末，德国先后出现了先进階級论与优等民族论，馬克思说：无产階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階級，无产階級应该统治世界，而且必然永掌政权。于是，第一个社會主義国家诞生了，这就是苏联。尽管馬克思被其德国驱逐出境，他的理想却在俄罗斯得到了验证。看到苏联走在了前面，德国本土的希特勒急起直追，依照先进階級论的框架炮制出优等民族论：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应该统治世界，而且必然永掌政权。希特勒仿效斯大林，照搬了苏联社會主義的全部模式，垄断经济、政治、教育大权，把德国的小孩从一出生就开始洗脑：少先队员、青年团员、冲锋队员、纳粹黨棍……

　　为了证明和保持无产階級的先进性，列寧、斯大林领导的共產黨成了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或者说战争机器，两个说法是一回事。为了证明和保持雅利安民族的先进性，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也成了战争机器。不同的是，俄国挑起的是国内战争，而希特勒的野心更大，它挑起的是世界大战。

　　馬克思与希特勒的“先优理论”是对竞选制度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先进階級、优等民族已经早已确定，竞选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万一竞选选出了与预定结果不同的领导，必然会使人民获得更广泛的权利，自己苦心经营的專政与世袭制度就会毁于一旦。与当年法国革命运用暴力彻底废除国王專政与王位世袭一样，这一次对竞选制度的彻底否定，对專政与世袭的彻底复辟，也是借助暴力进行的。不同的是，此时宪政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就是專政与世袭，也要披了宪政的外衣，才显得妥当。用斯大林的话说：宪政这个武器，我们不能拱手让人，成为敌人攻击我们的话柄。相反，我们还要用宪法来规定我们的專政（世袭）制度。

　　这样，在苏联之后，出现１４国以宪法规定專政，废除竞选的世界宪政变异。变异后世界宪政的格局是：竞选宪政与１４个国家的專政宪政共存。换一句话说：世界初始宪政是对專政的否定，而社會主義宪政是对世界初始宪政与当代主流宪政“否定專政、厉行竞选”的否定，对專政和世袭的再肯定。

　　（三）宪政底线的发展与完善：以美国宪法修正案（Bill of Rights）为例

　　世界宪政并不因为１４国的变异、專政的复辟而停步。相反，世界宪政在对專政体制复辟的反思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宪法成为世界各国宪法的典范，其中，美国宪法修正案（Bill of Rights）为美国议会、政府、军队、法院确立了十几项“不得为”的制度，成为世界宪政底线发展与完善的典范，为真假宪政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

　　美国宪法修正案（Bill of Rights）共有１０条修正条款，其中第１条是限制国会立法的，第２、３条是限制军队的，第４～７条是限制法院与司法搜查的，第８条是限制政府征税收费的，第９条是限制法律解释的，第１０条是限制剩余权力归属的。每一条里面又有多项“不得为”的规定。

　　正是这十几项“不得为”的制度，确立了美国法治社会的原型与开放、有序、自由、发展的基础。

　　二、世界宪政的底线：竞选及其配套制度

　　（一）竞选的功能

　　１、竞选确保了社会的平等，竞选产生了公正的公权力，使得社会公开、公平、公正不言自明，社会不治自定，各种不良现象无法存身，已经存在的不良现象也会被公正、合符时宜的公权力及时修正。

　　人人生而平等，在对待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上，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参与权与自主权。这是人类能思索起就拥有的梦想，为了实现这种梦想，人类探索了多种制度，最后都落到了竞选上。尽管竞选的结果只能是部分人掌权，但竞选的竞争性促使所有候选人竭尽全力体察民意，最终让与民意最一致的候选人当选，体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等。竞选的连续性与频繁性确保了公权力不被异化，从而使人的其他价值如自由、解放、公平、正义等受到社会的尊重。没有连续且频繁的竞选，则必生异化，一生异化，则自由、解放、公平、正义等正面价值必受伤害或者不被尊重。

　　个人自由、解放体现在社会公权力配置上，就是竞选自由。竞选与社会自由的关系，实质上是个人解放自由与社会解放自由的关系。对此，老子和馬克思都说得很好。老子说：高以下为基，国以民为本。馬克思说：个人自由是全人类自由的前提。对中國来说，馬克思主义与共產黨为我们树立了共產主义的远大理想，立志要在中國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理想社会，让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获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解放与自由、更多的劳动机会与财富。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如果没有竞选，以暴力压制竞选，以暴力维护国家公权力属于特定集团、领袖，就等于让奴隶制与封建制回潮，让各种不良现象死灰复燃。因为，只有專政统治下的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