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OO七年十月七日是我上山下乡当知青四十四周年纪念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在一片锣鼓声中，在亲友挥泪送别中，我满怀激情、满怀对未来的幻想、踏上轮船，随着湘江北去，来到了望城县乔口鱼场，开始了我长达十七年的知青生涯。
我之所以踏进知青行列，完全是悲壮的自投罗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我在秋季征兵时验上了重庆十三航空军校，（长沙市仅录取两人，另一人名叫石长寿），我的入伍通知都下达了却突然被除名，从希望之巅跌入冰冷的失望之谷。“连参军都不要的。”这对于一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和悲哀啊！
当时的我对共產黨是无比热爱的，我深感自己已失去了黨的信任，为了改变这一残酷的现实，为了接受黨的考验，我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的号召，瞒着父母，偷出户口本，报名上山下乡。
今日方知，当年我之所以在征兵入伍时被除名，是缘于我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市委召开的《黨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形势座谈会》上，在市委“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进档案”的三不承诺下，十六岁的我在会上讲了一些人所共知而不讲的真话。如：“亩产几万斤是吹牛皮”、“全民炼钢浪费太大得不偿失”、“农民并不欢迎砸锅毁灶大办食堂”、 “过苦日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主席是为民请命”等等，这一切作为“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的“反动言论”而塞入了档案；
今日方知，当年我之所以在征兵入伍时被除名，是缘于在航空军校取录的关健时刻，有位曾对我单相思的女同学为不让我远走高飞，想用“恶作剧”来折断我的翅膀，她向重庆十三航空军校来长沙接兵的崔教官直接送去了一些黑材料，其中有一张我与同学开玩笑的漫画头像上因下颌画了一点主席享有专利权的肉痣而被分析成是丑化伟大领袖光辉形像，而漫画的背面恰巧又写了一首咏志诗“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这首十七岁少年写的咏志诗后来上纲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动诗。
正是这些 “恶作剧”材料和市委保证“三不”的坐谈会言论，葬送了我的一生，并引来七年“现行反革命”冤狱。（以此为素材我写了博文《暗恋四十年》并改写成了电影剧本《魂断湘江》）
（一）：下乡七天就挨斗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我是作为“知识青年”在锣鼓声中送到乔口鱼场的，从此，我堕入了十七年的凄风苦雨、斑斑血泪之中。
与我一起下放到乔口鱼场知青共有二十八人。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初到乔口鱼场，条件十分艰苦，场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位城里的年轻人，平日冷清的场部顿显得拥挤和热闹了。
第二天，老场长召集全场职工和全体知青开会，老场长对知青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老场长介绍了乔口鱼场宏伟的发展规划，乔口鱼场有几百亩养鱼池，有近两万亩大湖泊，配合知青的到来，省里也拨来了扩建鱼场的几十万巨款，知青的首要任务是投入扩建鱼场的基建劳动。
发展规划是激动人心的。会上，老场长对二十几位知青作了分工，屁股还没坐热的知青当即被分成几个小组，背起背包又分赴陌生的江河湖泊、湖坪野地。
我分配到了一个叫樟木桥的地方，这里将建一座分场场部、一座万头猪场、还要在湖滩上开出上千亩鱼池。
我和其他知青一道借住在当地社员家里，每天天刚亮就被叫醒，整天在湖坪野地上挑砖挖土搞基建，汗流如洗。晚上挤在社员家里，没有电灯，昏暗的煤油灯下房东的儿女在做作业，想看看书也看不成，劳累和苦闷紧紧压在我的心上。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听说乔口镇上来了电影队放电影。
入夜，皓月当空。我踏着月色步行八里山路到了乔口镇上，到鱼场场部邀了五六位同来的男女知青到镇上看电影，这五六位男女知青中，—位十四岁、两位十六岁、只我和珊珊是十九岁。
因为大家都很想家，都说没心思去看电影，我提议到湘江边上散散心、吹吹风、看看月色、听听江水的涛声。知青们在湘江大堤上漫步，南望长沙，夜空中一片暗红，知青们似乎又回到了万家灯火的家园。
我与珊珊这时刚刚相识，在回顾家园往昔的闲谈中，我才知道珊珊是我暗恋女友甜甜的中学同龄同学，（事见我博文《暗恋四十年》）珊珊讲了很多甜甜在中学时代的调皮趣事。这更牵动了我对甜甜的思念。我越听越有味，珊珊也讲得绘神绘色，不知不觉夜巳深，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们才各自回“家”。
想不到的是这一晚正是鱼场总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部分知青都没参加政治学习（有些是看电影去了）。这还了得，这些知青下乡才五天，头—次政治学习都敢不参加，今后还怎么治他们，场长书记拍案大怒。他们会议上虽然讲热列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他们内心中，却一直视下乡知青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人要的城里流子（流氓之意）、是下乡来改造的。
为了杀鸡警猴，他们决定拿我开刀，因为我年纪最大（十九岁），也因为我屁股上有屎（档案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材料）。
十月十七日鱼场场部通知我去开会，一到场部会议室，气氛十分紧张，知青们都噤惹寒蝉，珊珊被关在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哭。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全是场部布置的贫下中农老工人发言，批判我和珊珊“破坏政治学习”、 “男男女女深更半夜到江边谈情说爱”是“流氓”、等等。我当然不服，极力争辩。
当时知青们刚下乡七天，下乡就分发到五六处地方，还互相不认识，而且都只十四、十五岁、十六、十七岁、最大的也只二十一岁，都老实怕事，我成了孤军奋战，当然斗不过黨组织精心组织的杀猴之战，斗争会的结果是发动全场职工监管我和珊珊不许再“谈情说爱。”
我和珊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恋情”，第一次见面多谈了几句，也全是谈甜甜的往事。却招来渔场的无辜批斗。可能是青年人的逆反心里吧，素不相识的我和珊珊却犟着偏要冲破一切阻力仍然见面，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和珊珊偷偷递纸条互致问候。我每天挑砖挖土，劳动量大，经常吃不饱，珊珊竞忍饥挨饿，将自己的大部份粮票都省下来送给我，还给我买来了脸盆及卫生衣裤等，（当时知青的每月工资是18元），黨组织一再找珊珊谈话，不准珊珊和我“谈爱”，珊珊竟剪下长发，编成辫子送给我；还用白布写下“宁死不变心”的血书公开送给我。
珊珊的出身复杂，她既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侄孙女、又是国民黨团级军医的女儿，她叔叔还是台湾国民黨军的现任高官，我和珊珊的这段被斗出来的逆反之情，在階級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荒唐岁月里注定是失败的。
我和珊珊稚嫩的肩膀都无法承受黨组织巨大的政治压力，珊珊曾多次为反抗这种压力而不惜以自杀抗争，是知青同伴掩护和抡救了她。
最终，珊珊在我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后，终于寻到了保护伞，珊珊和另一位知青匆匆结婚了。珊珊的老公同情她保护她，也理解珊珊与我被斗出来的 “恋情”。他老公从不嫉恨我并始终视我为最好的朋友。
（二）：跳井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仲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在中华大地燃起了烧毁一切的邪恶的纹化大革命之火，全国都陷入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之中。
乔口地区虽是农村小镇也不例外，天天是红旗招展罗鼓掀天，天天抓人斗人，而且动不动就是召开揪斗 “階級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階級敌人”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首当其冲。
当时我因爱好文学、档案中有 “恶作剧”送的材料、又有六一年市委形势座谈会上“攻击过三面红旗”的言论，早已被鱼场当作“小邓拓”被斗了几次。只是还未上万人大会斗争台。但我心中一直惊恐不安。
是祸躲不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八年的某天下午，我和鱼场全体员工被通知参加乔口地区揪斗“階級敌人”的万人大会，一走进设在万寿宫古庙戏台的主会场，（其他大礼堂设了几处分会场，大喇叭安装在街上大吼大叫）气氛极为紧张，基干民兵押着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被剃了半边头的教师跪在台前，口号声震耳欲聋，一台闹钟放在麦克风前，嘀达嘀达的声音通过播音器扩大后像摧命一样一声声捶在我的心坎上，主持批斗会的乔口地区工宣队周队长大声疾呼：“乔口地区階級斗争的盖子还远末揭开，今天揪出来斗的还只是一些浮头鱼、死鱼，更多的階級敌人还坐在你们中间，例如乔口鱼场的刘志恒，从六—年以来—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黨、攻击社會主義、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丑化毛主席，这个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他祖父是国民黨伪军官，他祖父的右臂上还刺有兰色的”反共“二字”。
工宣队的周队长把闹钟更移近麦克风，在嘀达嘀达追命的钟声中大声喝问：“乔口鱼场的刘志恒来了没有，限他三分钟内跪到台上来向人民认罪。”
当时我被吓呆了，真想钻地三尺，在一片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朦朦地揪上了台，上台后我不肯跪，不知谁在后腿处狠踢了一脚而跪下了。
我的祖父是“伪军官”？右臂刻有“反共”二字？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惊天劈雳。我只依希记得祖父年轻时曾吃粮当兵，曾是彭德怀的贴身勤务兵，曾随彭德怀—道起义，后在—次行军时被竹签刺穿脚背跟不上队伍而回家养伤，彭德怀还来看望过我的祖父并留下两块银元给祖父养伤，祖父用这两块银元在乡下开了一家小饭店养家糊口再也没有出来革命了。这难道算是“伪军官”吗？
我也依稀看见过祖父右手臂上是刺有一排兰色的字，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我从没问过刺的是什么字，工宣队怎么知道是“反共”二字？如果真是如周队长所说，我的这一生就真的完了。]
当天晚上，我从监管中找机会写了封信托人带给了父亲，询问祖父右臂刺的是些什么兰字。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匆匆赶来鱼场，并找到工宣队周队长说明了祖父手上一排兰字的来历。
原来，我祖父年轻时也很苦，祖父有个姐姐，姐弟两人相依为命，但因为没吃没穿养不活，我祖父那尚未成年的八岁姐姐被迫卖给一彭姓人家做童养媳，因姐弟情深不忍分离，我祖父的姐姐用针蘸墨在祖父右手臂上刺上一排兰字，这排兰字只是我祖父姐姐的年庚生月。我父亲还向工宣队提供了彭性人家的详细地址。没想到在万人大会上，祖父手上的兰字居然被当时的权威人物捏造并公开宣布为是“反共”二字。
这次万人大会后，尽管祖父问题澄清了，但对我的批斗却升级了，鱼场日日夜夜展开了批斗我的车轮战，有次是连续四天四晚，仃下生产、职工轮流来批斗我。
开始我还极力申辩，见我不老实，而且又有不少知青和职工暗中同情我，鱼场采用了抛档案这恶毒的一招，将档案中当年有人搞“恶作剧”的 “漫画”和 “反动诗”贴出来，鱼场领导还逐一解说这些都是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红旗和丑化毛主席的铁证。
这激发了人们階級斗争狂热，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纷纷上台来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说我想变天，想让他们吃二遍苦；一些想火线入黨的积极分子更是围上来揪头发、拳打脚踢。
我强硬不屈，再三申辩写的诗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言志诗，更没有丑化毛主席，那张漫画只是和同学周耀开玩笑画的，因为周下颌也有一颗大肉痣，而且纸边上明明白白还标有一个草写的周字。
鱼场领导见这么强的火力还斗不垮我，竟策划了一场更大的诬陷，由驻场的干部出面，在会上竟无中生有的宣布，说我不但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还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说经长沙市公安机关立案查证，我组织了“反革命组织”、有电台、有枪、印发散布过反革命传单。
这些人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扯上屋梁，对我拳打脚踢，强逼我交待莫须有的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斗争进一步升温了，一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因不明真像而不得不和我划清界线。
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一切都是以黨组识的名义进行的，我百口难辩。在这—刻也难熬的肉体巨痛和无望的精神压力下，—天中午，我写下“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毛主席热爱黨，请黨查清我短短的一生”的遗书，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其后就晕过去了。
（三）：伤为媒
我被知青从井里抡救上来后，鱼场领导说我是畏罪自杀，是用死来威协黨组织。他们毫无人性地又将刚从井里捞出来冻得浑身还在颤抖的我押上了斗争台，又斗了两天，除了他们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拳脚交加之外，捞不到我半句口供，我也暗下决心，咬牙顶住，我相信不死终有还我清白之日。
因斗不出什么名堂，鱼场领导只好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管。从此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然而，随着纹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鱼场的领导们也一个个戏剧性地被牵上了斗争台，戴上了走资派的高帽子。有时候连区县书记也与我关在一起，作为大小牛鬼蛇神共同挨斗
不过，纹化大革命的斗争的重点已转向了斗黨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在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对我的监管也松了些。
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我被派往湘江堤畔的江河捞苗队捕捞鱼苗，虽名义上是在监管中改造，实际上已无人监管。同事们对我也亲密无间。
捞苗工作非常辛苦，天不亮就要驾小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去洗捞子（捞子：是一种放在江河中收集顺水而来鱼苗的麻布工具），深更半夜也要架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洗捞子，有时江中飘来的死尸也会冲到捞子里。
一天天没亮，我独自一个人架船到江中洗捞子，上岸时不小心踩翻一块江堤上挡浪的大麻石，当时只觉得右脚巨痛，勉强跛上江堤，借灯光一照，只见右脚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血流如注，可见森森白骨，当地的村民见状，马上请来一位住在江边的老人，这位老人用草药给我止了血，敷药包扎了，并交代我要禁口（如不能吃鱼和南瓜等）。
其后，这位老人每天都带着孙女莲莲来给我换药送菜。纯朴的村民根本不管我是不是“小邓拓”、“现行反革命”。
这位慈善的老人是一位自学成医，热心义务助人医伤治病的老中医，而且一手好武功。我受伤后从未进过医院，在这位老人精心的草药冶疗下，我的伤慢慢好了。而且以伤为媒，这位老人的孙女莲莲后来冲破重重阻力成了我饱经风雨历尽艰辛患难与共的妻子。
莲莲当年只十七岁，就住在湘江边上，莲莲有一头浓密的柔发长垂腰际。莲莲很美。是公社文艺宣传队最美的小美人。
莲莲每天随她祖父来给我的伤口清洗换药。望着莲莲灵巧红润的双手、望着莲莲那双会说话眼睛、听着莲莲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欢声笑语，我的心都醉了，什么伤痛都不在乎了。换药成了我最幸福的时刻。
尽管仍在监管之中，处境艰危，但年轻人的青春燥动仍让我深深地暗恋上了她。当然仅仅暗恋而已，挨斗的“小邓拓”是没有爱的权利的。
—天傍晚，我拄着拐杖下堤散步，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莲莲屋前，远远地看到—间侧屋里亮着灯，灯影下，倩丽的莲莲正在给队上喂的蚕换桑叶。这间小屋是生产队的养蚕室。
我走了进去，莲莲一脸甜笑。招呼我帮忙。我帮着把蚕从旧桑叶上往新鲜桑叶上捉。捉着、捉着，我的眼睛总被莲莲吸引着，一不小心，一条蚕宝宝掉到地上了。莲莲说：“你小心点啊！不然要你也结个窝在这里。”
我一怔，不知莲莲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开玩笑说：“谢谢莲莲妹，我早就想结个窝在这里。”莲莲的脸一下子通红通红。手捻着辫梢轻轻地说：“只怕你是城里人看不起我乡里人。”
我的心狂跳起来，一把拉过莲莲狂吻起来。娇柔的莲莲偎在我的怀里。双手紧抱着我，也激动地哭了。
我轻轻揩去莲莲脸上的泪珠，久久地深情吻着莲莲。我问莲莲：“我一无所有、还在挨斗，只怕你父母不会同意我们好。”
莲莲说：“我不相信你是坏人，而且运动中挨斗的大多是有本事的好人。世道会变的。好人总会有好报的。我是我自己的，我的事我做主，父母的工作会做得通的。”
后来，莲莲果然做通了祖父和父母的工作，我与莲莲的相好从秘密到公开化了。
当时，局势很乱，纹革已经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了。莲莲的祖父和父亲怕我在运动中挨打，要我住到了他们家，他们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武术世家。每天教我练武术，练拳脚功夫。我俨然是上门女婿一样。
我在莲莲家象贵客一样住了二个月，天天在红粉佳人陪伴下练武习拳。对人生已经心灰意冷的我重又青春焕发朝气蓬勃了。
然而，随着所谓“斗批改”的深入，乔口镇的旧官新贵都没有忘记我这个“阶段斗争活耙子。”听说他们又准备根据斗争需要揪我上斗争台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跑，我跑回了长沙城，一头扎进—个知青组成红卫兵组织，天天编写《反迫害战报》，连家人都找不着我了。
跑回长沙城一个多月后，莲莲因不知我的音讯，她不放心，竟单身一人冒险寻到长沙、寻到我家，在我家足足等了十几天才见到我，我为莲莲的深情所感。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岁的莲莲冲破一切阻力与一无所有的我结婚了。莲莲纯朴、漂亮、能干、贤慧、是逆境中我的最大安慰。
（四）：被捕
我与莲莲婚后住在长沙城里，与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新婚生活总是分外甜蜜的。
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生活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们搬回了乔口镇。莲莲的父亲让出一间厢房，让小俩口自立门户。
进入一九七O年，开始清理階級队伍了，我又在劫难逃。我被当作 “階級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
在乔口地区，我参加过以我为主或参与陪斗的万人大会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下面就闻风而动往階級斗争上靠，外面一敲罗打鼓，我就要作好上台挨斗的准备。毛主席发表一首“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下面庆祝了三天。我又被斗个半死。
最恶毒的—次是：一九七O年三月七日，乔口地区领导又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我，因我一直拒不承认反革命之罪，他们明知莲莲接近临产，却在开万人大会的头天晚上派人来长沙城里抓待产的莲莲下乡陪斗，派来的人就住在我家里，我父母迫于压力也只好含泪清好衣物准备让莲莲天亮就坐船下乡陪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莲莲临产发作了，而且是难产，婴儿先生出来的是—只脚，我的母亲只好卸下一块门板，邀抓莲莲的人一道抬着莲莲跑步送到了医院，是儿子的诞生才让莲莲躲过了这场生死之劫，如果婴儿迟出生几个小时，莲莲被他们抓了下乡陪斗，后果真不堪设想。
一九七O年四月，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宣布正式逮扑。
我入冤狱之后，我的岳父家和叔岳父家都被挖地三尺，寻找我的“反革命罪证”（当然一无所获），更可耻的是，当地将我的“材料”寄到莲莲哥哥所在部队，莲莲的哥哥在部队已入了黨，正准备提干，因我的连累而被清退复员，莲莲的哥哥的美好前程就无辜地被断送了。
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可鄙的是：当地—个年轻得势的当权者，刚刚退役末婚，见莲莲年轻貌美，自视是权贵又是帅哥的他对莲莲百般诱逼，甚至捏造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加刑十年的谎言，劝莲莲离婚改嫁于他，莲莲坚贞不屈地说：“我生是恒的人、死是恒的鬼，恒就是加刑—百年，我也终身等他，我相信他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在那暗无天日的纹革浩劫中， 莲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扫干净，带着两个孩搬了进去。
为了谋生，她从医院揽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手，起早摸黑，强迫自已每天劈一万根医用竹棉签以供养孩子的生活。农村旧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莲莲每天劳作至深更半夜，为自谋衣食从无休憩。尤其是夏天，旧猪舍蚊蝇成群，—抓一大把，莲莲在身边点五六根蚊烟都无济于事，只好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这又凉快蚊子又咬不到，这也算是莲莲无奈中的—大发明吧。
我有五兄弟姊妹，因我之连累，我父亲被关进“学习班”达一年之久，弟弟分别被下放到萍圹九江公社和彬洲、妹妹被下放到南县，一家七口人仅靠我母亲三十余元工资度日，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尢其是我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祖父，为省口饭给儿孙们吃，常常瞒着父母到左邻右舍家中乞讨，好在邻居都同情我的一家，常给他老人家一个馒头一碗饭，家里很少吃油，更数月不见猪肉。
一次我妹妹下乡所在地的干部来我家，说我妹妹下农村后表现很好，病了还跪在田里割禾，他们准备将我妹妹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我父母为了让女儿少受苦，借钱买了点肉招待南县干部，我的祖父吃了点肉汤，碌碌饥肠突遇上油水，竟大泻，一病不起，不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死时睁眼大呼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啊。直至我平反回家才知道再也见不到劳苦一生的祖父了。未能给老人家尽孝送终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黨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纹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五）：监外执行
我被扑后，当即押送到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道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个睡，每人占地不足—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二两米），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專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纲。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我对黨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黨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周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國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階級專政，是法西斯專政，我相信黑暗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