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人们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常常把婚姻想象成爱情的归宿。但在生活中更多的是婚姻与爱情纠缠不清的矛盾。在私有制的道德法庭上，婚姻又常常能把爱情告上被告席。为什么？

　　剖析历史，在爱情存在的整个人类历史范畴，其中审美观之类的外延观点随着外部物质世界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中，但对异性“利他”的这种内核品性是永远不变的：爱情是受人文思想引领、熏陶、制约和规范的性爱。

　　婚姻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作为私有制的基石，在其上树建着私有制大厦，惯用的是私有制社会的物质力量，通行的是私有制范畴的道德观念……以门当户对为取向的婚姻，或以权力、地位金钱为交换条件的“买卖”婚姻，改变了人类以前以性爱与母爱为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向，是对人性进化过程的扭曲。这种婚姻与卖淫对比，其实前者是以国家名义批发，后者是社会个体者零售而已。前者因维护了后代繁衍的国家秩序而享受到法律的尊严；后者是民生的抗争及有产者的作乐。但在社会底层受生活迫使的人，视具体在金钱乃至灵魂上交易的平等、更甚于宏观范围人格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是用灵魂上的平等透视来表示对等级社会人格的蔑视，所以階級社会还存在，卖淫之风就难绝。是国家政治权威无法战胜民生草根智慧的写照。

　　把人种的进化引进尔虞我诈的以物欲的满足为道德的世界，或以科技手段解决人类自身繁衍的物化世界，那以对原始生命的渴求为进化动力的人性基因变异了，人类不是也要走向自我异化吗？以这一角度看待婚姻观念的淡化，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人性的回归吗？

　　一、与人性错位的私有制社会人口繁衍

　　恩格斯在分析古代部落的家庭时认为：“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產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注1)因为在古代部落社会，受自然选择原则的启示，最后淘汰了姊妹和兄弟之间的血缘婚后，由于夫与妻必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这样的结合参与原始公社制内部的直接分配中，繁衍后代带来的负担，母亲对孩子的抚育也成了公共事务，因此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婚姻与家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考证成果分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 （注2）

　　所以在当时，“婚姻的关键既不在于经济方面的交换，也不在于保证生出子嗣来使家庭绵延下去。选择配偶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集团之间的事情。”所以，现代意义的婚姻不可能存在于原始共產制社会。而当时的二性关系还没有与财产私有制“联姻”，也就没有在这种意义上的婚姻和家庭。

　　对几百万年为人类种族生存所遗传下来的基因，像为繁衍下一代的母爱、性爱，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了“为他”服务的优良人性。而私有制社会诞生的几千年间，对人类的生存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瞬间，但确是走向灭绝原有人性为代价。它用人生价值的功利性代替了人类历史上的人性。

　　以婚姻为内核组成的家庭是私有制国家体系的组织单元，婚姻对私有制社会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金属工具与活的工具(奴隶)的应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分工，商品生产、 贸易的发展和商人 、货币的出现，原来为保卫或扩展疆土而战的战争演变成为掠夺财富和奴隶而战的战争，各部落融合杂居使原来的氏族管理已成为不可能，国家——这公共权力设立后日益驾凌于社会之上，同社会脱离的机构，其制度完全不同于氏族制度，因为氏族制度“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而国家内部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 、剥削階級和被剥削階級。为维持这种公共权力，有脱离社会、完全为服务战争的军队，产生了以前部落社会的家庭 (当然这种大家庭与后来以夫妻俩为核心组成的家庭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承担过的义务——赋税。也是提供兵役、徭役人员的来源。家庭成了它赖以支撑的经济单位，因此，这一单位越细化越精干对国家越有利。它的二种生产活动 (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受国家利益的支配与左右了，在国家的荣誉和明确的私有制利益的双重诱惑下，也发挥了新式家庭的积极性。当然，这样的国家也就是为私有制剥削階級统治服务的管理机构。

　　以两种生产综合考虑的结合体为内核，这就产生了有利于私有制社会发展和巩固的新形式的家庭。这种因势利导中的婚姻，以繁衍发展国家人口为重任中赐于了国家公民的荣誉，同时也换取它对国家义务的落实。

　　母爱都是无私的，或者说是“利他”的，是人类数百万年来繁衍后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然选择结果。即使动物，如韦斯特马克所指出的：“它们是被一种本能所驱动才这样做的，这种本能来源于自然选择过程，因为它们有保护其后代从而延续其种属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雄性必须与雌性和幼儿同居，并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照顾的这一事实上。（注3）”这就是母爱及雄性对雌性的性爱，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没有母爱与性爱的体贴照顾就削弱存活下来的机会，所以自然选择让母爱与性爱强烈的人种繁衍下来。在生育自然人这一点上，父母无疑有发挥人类本能的天职。但在社会里，自然人是不能融入的，必须要抚育培养成社会化的人：学会语言文字，继承前人间接的生产经验、气候知识，懂得社会秩序和社会交往，在实践中掌握一定的生产、搏斗技能，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责等等，就是说要培养后代具备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这无疑是社会的责任。下一代人只能为社会服务，服兵役、徭役，为疆土而战，利用政治权力让下层劳动者出资(劳力资源)，给上层统治者受益，不合理的分配原则使私有制离开人性发展，走进为少数人财富积累的罪恶渊薮。老人如果需要社会赡养，也只是供给延续生命的消费，与下一代除需要培育生命外，还需要培养社会生存能力的消费不同。这种后代消费只能由社会承担。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特别在自然经济初级阶段，它有能力组织社会物质生产，但它不可能组织社会化的自身生产及抚育工作。他只能用婚姻这一法规或其文化情感、伦理道德、社会舆论等私有制经济的派生观念，把培养有社会化后代的义务加在家庭身上，加在结婚者身上。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认为“自从《圣经》问世以来，这种现象一直被关注，例如，阿波斯特尔.保罗写道：”子女不应该为父母而储蓄，但是，父母为了抚育孩子却必须这样做。‘（注 4 ）“私有制正是利用母爱的人性本能与无私，把属于社会的职责推到家庭身上。并让这笔”投资“永远失去了追偿期。在人类人性与私有制功利性在利益上有矛盾冲突时，私有制社会运用物质力量，使它在为获取权利时，进行反人性的活动，以政治权力摧残人性屡见不鲜，可以”大义灭亲“；在要承担责任时，它又要把义务推向人性一方，进行虚伪的人性宣传。利用人性在母爱上的本能与无私，无偿帮私有制社会生儿育女，为社会培育人才。像在家庭内部的利益分配上，使用社会私有制制度下的分配原则是无法让后代婴儿获得消费权利的，不管按劳动、按资本、按生产资料、按地位、按权力等等的分配。因为那是只求功利无人性的分配原则，所以它只能保畄原始共產制时的分配方式：在家庭内进行有限度的按需分配。所以，为了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在家庭内经济分配出现红字时，即使父亲去卖血、母亲去卖淫也变得”天经地义“，在人性的自然张扬中父母愿入”地狱“、为儿女作牺牲。否则，私有制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无法解决这一人类自身繁衍上 ”后代抚育费“ 的分配死穴的。

　　在当时社会，生活条件恶劣，卫生医疗条件落后，物质生产内容贫乏，战争、徭役频繁，发展人口是私有制初期社会的头等大事。

　　以我国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为例，他下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注5) ”用加倍征赋等法律手段强制父子 、兄弟分家以促进人口的发展。 “令民为什伍”，为满足全民军事化，必须发展人口以服从国家、 服务国家的兵役 、徭役。

　　商鞅以国家法律的手段干预家庭，形成以结合的二性为内核的家庭结构，是当时私有制自然经济社会形成以来寻求社会发展和巩固的最有效措施，因为，这样的家庭结构与以前父权制初期的家庭公社式的“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注6）的家庭比，最有利发挥积极性提高生产力，最有利发展人口，最有利国家捐税的增收和人力资源的提供。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力资源是最最重要的资源，人丁兴旺是国家昌盛强大的主要条件。秦王朝建立后筑长城、修秦直道、造始皇陵、建阿房宫、挖河道等等在战乱后的废墟上举征兵役、徭役，没有以婚姻制为核心的人口发展计划，没有国家对婚姻的干预、是不可想象的。

　　像越王勾践的能够复国，主要也是靠他的人口发展计划，《左氏春秋》中的《越语》篇内，有越王为增加国家人口补充兵力和劳力，曾采用过一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注 7）

　　据史学界考证，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清朝宣统三年(公1911年)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有典籍稽考的资料推算，中國家庭人口平均数主要在4—7人之间，尤其在5—6人之间。(注8)“基本是一对夫妻为内核外加父母子女式的家庭，是国家干预婚姻按社会需要发展人口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来说，18世纪以前的社会，人口的增长是极其缓慢的，科学技术、医疗水平的落后，物质生产的贫乏，饥饿、战争、瘟疫大量夺走生命，人口在低水平线徘徊。婴儿出生死亡率高，妇女只能提高怀胎率，不断生育，以希望从中保证后代的延续。像法国家庭的人口1750年以前一千个出生婴儿中活到15岁的占50%左右（注9）。

　　“在19世纪之前，即使在先进国家里，活到10岁的活产婴儿也不足一半。(注10) ” “晚婚、长期哺乳、死亡率高(破坏大量夫妻之结合，使半数子女二十岁以前死去)，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是勉强能使一代接替一代。(注11) ” “18世纪的平均寿命在35岁到40岁之间，20世纪达到70岁左右。在18世纪，人到了29岁半就失去了双亲；到了20世纪，失去双亲的平均年龄为55岁”(注12) .

　　育龄妇女只能增加怀胎率来保证后代有继。 一般的妇女一生要怀孕十多胎，“直到上个世纪，所有妇女实际上还把年轻时的光阴都用在孩子身上”(注13).

　　除此以外，尽管各地区各国的情况不同，但都为了人丁兴旺，保留生产能力而采取措施，如俄国1804年罗斯的规定：“命令监护人在当年内将寡妇再嫁，应该通知寡妇：如果在一年的时间内她不再嫁……其所有财产将送去拍卖”(注14).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允许离婚。从1800年到1850年，在英格兰平均每年不超过两对夫妇离婚”(注15).

　　在中國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承天地，施阴阳，故施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注16），“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注17）。男子的妻子如果不会生育，纳妾是义不容辞的。

　　结婚为了繁衍后代，通过国家法律、社会舆论、文化习俗等进行社会的干预，“没有哪一种亲族体系是生物性繁衍的简单结果，来自这一体系的家庭也是如此”(注18).

　　在欧洲，撇开神权与政权的二权冲突不计，本质上是一致的：夫妻结合具有不可分离性。教会对婚姻的目的也是如下观点。“这个中心主题便是将一切可以使夫妻关系离开生育目的的作法视为大罪”(注19).同时，也谴责“俄南罪”(注20).俄南罪是圣经纪载俄南受父亲犹大之命与孀居的嫂嫂同寝，为的是让那女人生个孩子作为其兄之后。俄南每次遗精在地，以使那妇人不生孩子。上帝怒，令俄南死。说明教会也不同意人们避孕，不赞成性生活不以生育为目的。

　　同时，对婴儿不正当死亡的惩处是十分严厉的。“1558年2月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关于隐瞒怀孕的敕令：”因正式获悉在我王国内频繁犯下的一项巨大而恶劣的罪行，即为数不多的妇女，通过不光彩的方式或其它方式怀孕之后，被不良的意愿和建议所说服，伪装、遮掩、隐藏怀孕事实。丝毫不露痕迹亦不作声明；待怀孕期满，秘密生下孩子，不为婴儿行洗礼之圣事，便使婴儿窒息，将婴儿杀死或用其它方法除掉婴儿性命；然后将婴儿尸体扔到隐蔽而肮脏的地点或掩埋在不信教的土地里，用此种方法剥夺了他们进入基督徒惯有的墓地的权利。……为防止此等事件，重申、规定并命令：凡是正式犯有并被证实犯有伪装、遮掩、隐藏怀孕及生产事实，对二者均未作任何声明罪行的妇女……将被认为杀死了自已子女。为了补救，她将被处以死刑及最严酷的刑罚。“ (注21  )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在他的《家庭论》中也认为国家为了下一代的成长而对家庭的干预：“由于儿童智力还不成熟，这一点就排除了他们同父母或者同其它负有照顾义务的人之间所签订合同的有效性”。“建立家庭内部有效关系的这种困难，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国家大量干预家庭生活的依据”（注22）。就是说，儿童智力的不成熟，必须由国家对家庭的大量干预来争取其在抚养、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待遇。

　　以前婚姻的目的是为社会繁衍后代，并由夫妻承担抚养、教育的义务，这是自然经济社会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因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失去了经济支配权，家庭经济是男权掌控下的经济，“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变成了男权下的奴隶，因此，也成了婚姻的牺牲品。

　　社会上此前并不存在专以性爱或爱情为目的的婚姻。社会为私有制服务的财产观念统治了婚姻观。它对青少年从人性上带来的爱情观不稍一顾，对人性进行压抑，视爱情是对婚姻的叛逆。

　　在中國古代，男女之间讲爱情则视淫佚，是对父母婚姻的背叛，所以“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无论在什么地方，能否公之于众，都是区分合法婚姻和非法苟合的一个标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为宗族、为祖先生儿育女，以便封妻荫子，耀祖光宗。

　　“在16世纪的英格兰，罗曼蒂克的爱情和对情人的热烈追求，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被指责为是婚姻的非理性和非长久性的土壤。”(注23)

　　“在罗马，人们可以称之为夫妇资格的东西并不通过爱情得到理想的实现，而是通过同意或没有不同意：这便是‘和諧’。‘一个人对他的妻子像情人那样，热情过度，他就是奸夫……’，‘一个元老院议员因为同样原因被人从元老院中开除出来：因为他的女儿大白天撞见父母亲吻。”(注24)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生育制度》一书中谈到婚姻的本质时讲到：自古至今，社会如果单为满足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性关系的话，是不需要婚姻和家庭的，只要有当事人的意愿就可以了。社会之所以要有婚姻，还要建立家庭，并用法律来保证它，用伦理来规范它，是因为要用它来承担和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生育和抚育功能。

　　二、婚姻是社会私有制的基石

　　我们知道，共產制的原始社会幼儿的消费是由社会公共承担的。这种不能通过自身参加社会生产获得、供后代幼儿抚养教育的消费，我且称为“后代抚育费”。但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后代抚育费”由家庭承担了。这是社会通过承认二性结合——婚姻为前提，转嫁给结婚者头上的义务。实际是用一纸“结婚证”来完成了“后代抚育费”的责任转移。

　　在当时的社会，养一个儿子长大成人是不容易的，长大结果给国家服兵役、徭役去了。名义也许是为民生、为国家，但实际上是为盗用国家名义的统治者，那些财产和奴隶的掠夺者，或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秩序服务。按理“后代抚育费”应该由这些受益者承担，或以他们利益为代表的国家承担。但因为私有制发展中的贪婪性，他们不可能把财力用到这样的公益事业上。所以，私有制从一出生，就开始了血渍斑斑的“资本”盘剥积累过程。

　　为对应子女生育教养中需要的长时间和沉重经济负担，必须让家庭有一个长时间稳定的环境。所以，严厉地控制离婚，是古代社会几乎每个国家的社会意志。在中國，提倡妇女出嫁“从一而终”。

　　古时人的寿命短，父亲早丧母亲守寡是平常事，为了防止父亲的兄弟辈因此抢占财产，担心母亲失去幼子生活抚养费来源，所以有了“子承父业”的财产继承权，并保证要履行“夫死从子”的寡母依附抚养权。

　　在自然经济落后的时代，子承父业也只是为了后代抚养的需要，但这实际是私有制的脊梁骨从此形成了，财产继承权使财富的贪婪掠夺、生产资料积累，通过隔代转移成为可能。私有制社会的初期，爵位的世袭制、土地的分封制，私有制总是在权力的操作下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到以后从领主到地主，从农奴到佃农，一直是生活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成贫富二极。但对“后代抚育费”的付出，编户齐民，是按婚姻人口预期负担，并不按生活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或按所得税累进率的方法计取。

　　每抚育培养一个社会化劳力人的时间精力、经费投入是差不多的，但有产階級家庭可能只付出其年收入的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可是广大贫困的农户家庭可能要付出年收入的十分之几。这样加速了社会的二极分化、财产向少数人积累集中。而通过“门当户对”式联姻，使社会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各自进行有效整合，巩固了统治階級的利益联盟。

　　另外，培养起来的人才质量又是成反比的，剥削階級培养出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被剥削階級培养出吃苦耐劳、奋进向上的后代。而他们的艰苦生存环境更符合人类祖先艰苦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遗传基因，也就富有生育能力；生活腐化奢侈者的往往生育能力就相对薄弱了。

　　从十月怀胎到抚养成才，人类生育抚养子女的时间是漫长的，一般都要扶持到子女有獨立生活能力或成家立业为止。在古代，对于劳动阶层的夫妻，穷其毕生精力，唯一的“积累”也许就是拉扯大了子女。特别是女人，一次次地怀孕、生育、夭折，孩子成长了，去承担国家的兵役、徭役，他们在社会上的劳动，从一种大自然物质生产中获得的报酬，在另一种人类自身生产中无私地奉献回去。赤条条来，赤条条地走，只是为社会奉献了后代。

　　只有有产階級，他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财富，又从社会上任意地获得了人力资源，不需支付“后代抚育费”，只要在创造新财富时能付出少数工资。而对这些人类自身生产产出的人力财富，国家只是无偿地使用，所投入的公共资本，也只是一部婚姻法而己。国家，这私有制的象征，它就这样构筑了让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的私有制大厦。

　　家庭承担“后代抚育费”之所以不能感受到社会责任的失衡，世代都是那样的天经地义，一是话语权掌握在私有制统治者手中，二是因为在这架“天平”的另一端压着私有财产继承权。虽然“后代抚育费”主要是贫困家庭的负担，而财产的继承权主要是让财富剥削垄断者受惠，但都是“恩”泽后代，对这种階級思维，被剥削的贫困階級不能找出反对的话语权。正因为有了财产的继承权，使财产保证了积累和转移的秩序，也为私有财产的疯狂积累打开了通向欲望深渊之门。

　　因自然经济的终结，婚姻对私有制的贡献也许正在走出鼎盛时期。它对私有制社会的贡献：一是社会不花一分钱就维持了人类自身的持续生产；二是对不同数量的财产占有者榨取相同的“后代抚育费”，维护了有产者的利益；三是各社会阶层通过它进行各自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理顺了利益网络，巩固了私有制的经济秩序和政治联盟；四是人类自身生产产品的私有化，使私有财产继承权有了依附对象，再吝啬的守财奴都会把财富的接力棒留给他的后代，使对生活生产资料的占有欲变成了使财富为后代高度集中成为可能。

　　从以上各点分析，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婚姻是私有制的基石。如果没有婚姻，没有以婚姻为内核的家庭，没有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财产继承权，私有制在社会功利性分配原则中没有家庭内的有限按需分配方式为补充，私有制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社会的进步，物资的丰富，最终会使婚姻失去它本身的存在价值，如果私有制有朝一日要退出历史舞台，婚姻也必定成为殉葬品，也包括它的衍生物如妇女的贞节观等。(贞节观是在避孕、亲子检定等无技术保证的前男权社会里，为不使男方财产继承有旁落危险而加给妇女的非人性义务)

　　当然，“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注25）。婚姻、继承权都是和私有制的发展相适应而存在的。私有制是对人性的桎梏，所以婚姻也并不是对爱情的尊重和首肯。

　　什么是爱情？有的说“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的辩证体”（注 26 ）。我认为，简单地说：爱情是受人文思想引领、熏陶、制约和规范的性爱。

　　性爱是人类在进化中自然选择的生物本能，但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产生的文化思想影响了性爱的观念，丰富了性爱的内涵，并根据私有制的社会公德制约和规范了自己的性爱行为，这就是爱情。像能决定或影响爱情的审美观，氏族社会女性喜欢的也许只是英俊健壮的、能体贴和保护自已的男性，但到了私有制社会，男性那种因有社会地位而产生的教养与风度、因有财富而产生的豁达大度……都会影响审美观，都会擦出爱情的火花。

　　三、社会的发展与婚姻观的淡化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为了孩子、家务而束缚在家内的妇女开始解放出来。

　　“与夫妇一起领取和农业或手工业的实物收入相反，工资制使妻子能够放弃夫妻生活，如果这种生活不能使她满意的话。因为工资制既给了她生活的手段，也给了她社会地位，使她可以过独身生活。再加上机械或化学的避孕技术，使妇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育的主宰者……”

　　“于是，夫妻关系彻底改变。从今以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爱情的罗曼谛克理想基础上，摆脱了从前夫妻关系形成上经济制约的重压，这种夫妻关系也就成了西方社会所享有的个人自由的象征。”（注27）工业化使妇女逐渐从政权、族权、夫权中解放出来。

　　经济的发展，物资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自从因分娩而造成的死亡明显减少，妇科疾病也明显减少以来，妇女得以从过去那种女儿身的天然不幸中解放出来。避孕使她们得以避免过多的妊娠，而医疗的进步又减少了婴儿的死亡率。从今以后，为了有两个孩子活到成年，已经不必非生六个不可了。（注28） ”为此，社会也逐渐改变了观念，不把妇女禁锢在家庭内当作生育的机器了，婚姻的原有功能逐渐移位，原有观念逐渐改变。“奥赫瓦尔.洛夫格林指出，在瑞典，1880～1920年间，源于资产階級的新家庭意识逐渐形成，和围绕着home是私人领域，夫妇以爱情为基础……（注29）”同样，婚姻内涵的逐步变化，其观念上的约束也放开了。早在大工业时代，非婚姻生子就与无产者密切相联。根据让.桑德兰所作的调查，在牟罗兹，男职工的孩子有一半是非婚子女，而在监工们的孩子中，这个比例仅为1：40（注30）“”节制生育不是不要孩子，只是从此以后要有计划，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孩子；家庭中的中心由孩子转向父母。如今，何时生孩子是根据母亲的工作或其职业的不确定性来作计划，而过去是女人根据孩子何时出生来调整自己的职业周期。“（注31）

　　如今的社会表达情感越来越直接外向，感情生活的层次的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干预越来越少。在二性交往中，爱情与婚姻的侧重，即使同一个人，也因年龄段的不同而不同；年轻时重激情浪漫的爱情，年长时重现实经济的婚姻，就是梁祝再世，年老时对待子女的婚姻也同样要犯他们父母犯过的错误。因为任何人避不开社会经济生活对他们的制约。但从时代的发展角度来讲，爱情与婚姻的侧重逐渐会颠倒过来。因为人口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不需社会极力提倡、促成的事业。

　　当社会的发展已逐步解放结婚对象在生育抚养中的负担，像学龄儿童国家义务教育制，家政的社会化管理，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年老人在失去了工作能力时不至受传统继承习惯的影响，家产的实际控制权落到儿女手中，或者自己也同样有一份足够的养老积累或福利保险待遇，使人们对生育，抚养孩子观念的淡薄，造成低生育率。

　　如果社会介入，孩子的成长由社会承担，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他就设想孩子公养，“当孩子一出世，就由为此目的指定的官员来负责抚养……，同时，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母亲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孩子” (注32).

　　那么，私有财产继承权就会从私有制中淡出，人们就能从欲望的深渊里爬出来，财产就不会过分集中。当然，孩子能否公养，要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观念改变来决定，而不是靠空想。

　　目前，离婚率和未婚同居率越来越高，是婚姻功能越来越弱化，这应该是人性的张扬，爱情在二性关系上回归的表现。据浙大研究生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该校园大学生的抽样调查中，13%的人坦言有过性行为；62%的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的学生认为，已经发生性关系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62%的同学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71%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得知未来伴侣曾和他人发生过性关系后仍会与之结婚（注 33 ）。”显然，这种观点与私有制社会传统的婚姻观相去很远了。

　　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同居普遍性的主要原因有：（1）双方是试婚阶段。考虑到婚姻的质量，通过直接接触了解来避免间接相互探底的信息不确定性和时间精力的过多浪费，是适应生活紧张、工作节奏快时的组合；但说明这是社会的进步，习俗、舆论的容忍已使同居无需顾虑舆论的干预和违反纪律的风险；（2）就业、经济的平等增加了女性的獨立自信，少了依附性，不合则分手；（3）无需为张罗无寿命预期的婚姻而花费大量的时间、资金与精力，暂时避免与双方亲友发生习俗要求上的社交并因之产生相应的经济联系。以避免不确定因素波及更大的范围。（5）讳避因婚姻带来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等。

　　不管怎么说，高离婚率、未婚同居率不能看成世风日下的表现，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最近11月15日《参考消息》上，刊登一则英国《獨立报》11月7日的报导：《单身一代的反驳》，“选择不要孩子的妇女长期以来都属于被嘲弄的少数人，在19世纪，她们甚至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而受到抛弃；在20世纪则被视为‘违背自然法则’的人。但现在，一群英国妇女决心公开倡导一种不要孩子的生活方式……官方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英国妇女也许会选择不生育孩子，在西欧各国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在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不受孩子拖累’组织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多数成员是30多岁的女性。出于各种原因，她们拒绝去过那种为人之母后的丧失自由、职业前景不佳、低质量的生活。“

　　看了这则报导，它透露出的信息难道不是婚姻的社会功能在弱化的表现吗？

　　私有制社会是以婚姻为纽带通过后代抚育费的转移支付为国家(剥削统治階級)的积累手段，如果社会进入人口减少的历史时代(劳动层或有意识的减育)，资本在剥削劳力上的使用成本就提高，国家经受扶持“后代抚育费”的压力、或完全由国家负担的可能成现实，私有制社会接受财产继承权的这条“脐带”就脆弱了。私有制的削弱难道不是人类人性的进步？婚姻的弱化难道不是私有制的变异？

　　有人说“无爱的婚姻像坟墓，有爱的婚姻像雷区。”事实上，私有制自然经济社会的进程，物质世界的进步，是以人种学上人种的退化为代价；私有制道德的建立是以人性趋向不道德为前提的。维持建立在物质条件和以此为行为准则上的婚姻，像“50年代嫁劳模，60年代嫁英雄，70年代嫁干部，80年代嫁名人，90年代嫁老总，(注34)”这种功利性的婚姻，势必削弱、失落人性关怀和牵系的爱。以国策的(不是人类)繁衍后代为宗旨，以门当户对为取向的婚姻，或以权力、地位金钱为交换条件的“买卖”婚姻，改变了人类以前以性爱与母爱为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向，是对人性进化过程的扭曲。这种婚姻与卖淫对比，其实前者是以国家名义批发，后者是社会个体零售而已。前者因维护了后代繁衍的国家秩序而享受到法律的尊严；后者是民生的抗争及有产者的作乐。在社会底层受生活迫使的人，视具体在金钱乃至灵魂上交易的平等、更甚于宏观范围人格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是用灵魂上的平等透视来表示对等级社会人格的蔑视，所以階級社会还存在，卖淫之风就难绝。是国家权威无法战胜民生草根智慧的写照。即使在宋、明受理学桎梏的朝代也有文人雅士视挟妓而游为风流韵事，并有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逸事流传。可堪一笑。

　　社会的发展己经跳出了自然经济的历史阶段，婚姻社会功能的减弱和人们婚姻观的淡化已是不容置疑。

　　如果人们发展藻类、昆虫类、菌类食品，或通过人工重组核糖核酸生产蛋白质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食品供给（注 35），发展利用太空太阳能发电和宇宙空间微波送电，利用水为燃料进行核聚变反应等等，使科技的进步让人们走出日渐枯竭的地球资源困境，但把人种的进化引进尔虞我诈的以物欲的满足为道德的世界，或以科技手段解决人类自身繁衍的物化世界，那以对原始生命的渴求为进化动力的人性基因淘汰了，人类不是也要走向自我灭亡吗？以这一角度看待婚姻观念的淡化，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吗？

　　很明显，套在“生产”的枷锁上的是婚姻生活，但完全超然于物质生活之上的爱情生活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已可企及的。婚姻与爱情并存的矛盾中如何把握——是我们现时代的生活困境，与古代人相比，我们不是已优越多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承受时代在现阶段尚不能完全由社会接管的义务吗？

　　最后，我还是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文字来作本文的结束语：

　　“……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生活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与它同归于尽吗？”

　　注（1）：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注（2）：同上

　　注（3）：见韦斯达马克《人类婚姻简史》

　　注（4）：(美)《家庭论》第318页

　　注（5）：《史记.商君列传》

　　注（6）：摩尔根《古代社会》

　　注（7）：见浙江日报2004.6.22《越王句践与绍兴黄酒》

　　注（8）：见夏文信《家庭规模初探》

　　注（9）：见（英）杰克.古迪作序的《家庭史》第二卷、第一章《五花八门的欧洲家庭》

　　注（10）：（美）《家庭论》149页

　　注（11）：同注（9），第41页

　　注（12）：同注（9），第578页

　　注（13）：同注（10），第40页

　　注（14）：同注（9），第71页

　　注（15）：同注（10），第401页

　　注(16)：《易经》

　　注(17)：《礼记。昏义》

　　注（18）：（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乔治.杜比作序的《家庭史》第97页

　　注（19）：同注（9），第137页

　　注（20）：见圣经《创世纪》第三十八章

　　注（21）：同注（9），第152页

　　注（22）：同注（10）《家庭论》

　　注（23）：同注（10），第369页

　　注（24）：同上第340页之引文

　　注（25）：潘允康《社会转型时期中國人的婚姻家庭质量》

　　注（26）：《情爱论》，第42页

　　注（27）：同注（9），第577页

　　注（28）：同注（9），第573页

　　注（29）：同注（9），第566页

　　注（30）：同注（9），第553页

　　注（31）：同注（9），第578页

　　注（32）：同注（10），第390页

　　注（33）：据2001年7月12日《浙江经济报》报导

　　注（34）：摘自赵子祥《阴阳裂变话离婚：谈妇女与离婚》

　　注（35）：参见《展望21世纪人类食物》

　　作者简介： 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电子邮箱：mayusheng43(at)163.com  个人博客：http://mayusheng43.blog.163.com

　　作者:马渝生

　　现代人幸福感的流失和各种心灵困境就在于人们过度依赖于理性和科学，自以为只要有能力、有技术和物质支持就可以通向绝对的自由，从而随心所欲滥用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为我所用的开发和行为冒险，所以，当对欲望的煽情和纵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个人的冥想就显得不仅亳无时尚而且没有意义，在这个高歌猛进、浪气喧嚣的时代，由于人们都太功利、太急切，太无意于别人的存在与感受，所以便只能要么陶醉于私性的甜蜜独自享用可以顺手拈来的物质文明；要么干脆趋炎附势跟着公众意志胡思乱想、吆喝起哄，这时候，头脑会因过度的发热而找不到座标，心性会因为浮躁而失去方向感，由于缺少涵养精神生长和发育的光热水土，所以人们便没有牵挂无所适从、甚至无所禁忌，从而便很难从内心深处生发出超越性的盼望和追问，并赋予人生有价值、有内涵的意义和质量。试想，我们都置身于如此反复无常、快捷便当的资讯与物欲裹挟之下，谁还能从日常事务之中见出美感、见出神圣，见出人的灵性品质中外延无限的风彩和气派，从而以坚韧之心去努力，去展示人在精神向度应有的意味和高度呢？

　　因为太执著于当下的予取予夺和个人化的体面与光鲜，人们似已不再具有精神与情感的关联性与粘合力。所以，我们说，现代性之下人已经被肢解、被分裂，被从传统的文化依存之中实施技术化移植和组合，这时候，人人都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化的体验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于这个机械化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实无大碍，所谓体己度人的念想与关切，除非有直接的利害瓜葛和血缘亲情的相关性，否则谁对谁都可以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如此，个人的努力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也即合理，人们只管相信科学能解释和认定的一切，并确切地把持好可以量化、可以实证的情事，然后无偏差地盘算清理好当下的拥有。所以，有人不无焦虑地说，现代化之下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叙事都是空心化、平面化一次性消费的，是市侩轻浮、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意义内涵，也不能通过心智的努力和道德启示让我们走向光明，从而获得持续而澄澈的幸福体验。

　　众所周知，人不可能只局限于对眼前的关注，只屈从于对身体的看顾然后在形而下了却一生，任何人，无论如何苟且、如何畏琐低度，其生命内在的本质中都蕴蓄着超越性的诉求和祈盼，因此只要是生命，便自会拒绝沉沦、拒绝萎缩坍塌，拒绝成为无主体、无意识的盲目生者无根而活，他们无论置身于何种极端的处境，也都同样凝聚着、流连着生命意志中有韵味的光亮，让人耗尽心血独自悲喜，独自咀嚼生、老、病、死不期而至的全部况味。唯其如此，无论是神采飞扬抑或低眉气短，只要经历过，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提供了关于生命“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并对此作出了有意味的诠释，所以，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就是一隘口，一个人只有从那个隘口突围出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人需要一种超越经验的努力，需要一种对生命压迫和“有限性恐惧”的拒绝和反抗，更需要直抵生命根本寻求“出路”的精神救赎与宗教阐发，为活着设置出一个甚至无需求证其真伪的终极意义，以此告慰现实困顿中的无助与绝望感。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科学主义一路破译，人虽然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必然性羁押获得了足以自赏的尊严，并掌握了某些主客观世界的密码解释权，但对“求真务实”的过度依赖又将人们锁定在经验的世界，使得人们只相信已经发生的都是有效的、不可逆转的，你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因而只管履行好自己的职份，各自守着给定的属地边界自生自灭，然后承认并接受自然与社会“物竞天择”反复博弈造成的不均势格局和不可知命运安排。由此，人们只依据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只讲求对已经存在的事实并仅仅据其是否可以证真证伪作出反应，天上没有神仙地下也就不会有圣贤，人心也就不必纠缠于有关价值和“永恒”的辩论和思考，目力在渐渐收缩，内心只相信肉眼所能验证的一切情事，既然没有天堂召唤，也就不存在所谓终极裁判，当然也就不必在乎惩恶扬善的道德训诲。

　　据此，人们也还在寻求知识，也还在勤学苦练，但知识的本质已不是喜悦、不是目的，更不是信仰，既不能传达生命内在的智慧以托举外延无限的好奇心，更不能升华为展示人性光彩和规避生存迷误的道德与精神力量。这时候，价值理性纷崩离析，人们被媒体牵引，被政治和商业教导劝化然后集体媚俗，并屈从于工具主义和效率至上论的节制与诱惑，至此，经验上的可证真、证伪业已成为人们价值取向，定义其有无必要劳心费神的参数和标杆，科学与人文蕴涵的“爱智求真”精神被集体放逐并代之以实利主义的当下考量，将其内在的诗性意趣冷却钙化，异质为市场原教旨主导之下的“文化套餐”。至此，负载着人类经验和想象力的全部知识系统被拆解分化，按其有用或无用进行资本化、工程化配置和运作。

　　如是则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被倒置，人不能为自己规划、为自己活着，而是遵循价值规律或市场评估，然后纳入国家、公司以及各种社会化实利组织进行“论价定质”，量身定制并完全屈从于“买方”意志，并接受系统的规驯和工程化教育，将其锻造冶炼成为工业化流水线教育之下，批量投入与产出的有用人材和标准化“器具”， 这时候，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之中，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大面积挤占侵吞、拆卸分解，减化为仅仅具备创收功能的“物力” 兼并入既定的工程化社会评选系统，如此则生命的意义不是“导向光明的积极冒险”（海格德尔语），而是适者生存、相机行事的现实投机和奉承，尽管人们也沉湎于各种新知识、新事物的积极探求和努力，并显示出资讯时代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狂热，但其动机和目的多半不是基于兴趣和好奇，更不是为了展开对生命当下维度的超越性想象和历险，而是被简约为练习谋生技巧，应对现实博弈的智力与体力与能量储备，人人都被协迫着趋之若鹜、跟风竞逐，在不断加码、层层递进，接应不暇的体制化、市场化考试、评比，职场、级别和完全无主体意愿的角力之中，接受“去个人化”的社会评价、淘汰和标准化选择。至此，个人鲜活能动的自为状态被层层剥夺、修剪整饬为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化“无主体、无意识材质与商品”。

　　现代化之下，科学的刚性效能被随意滥用并放大到不能承受之重，人在精神向度的经营则因不切实用而被置于不能承受之轻，人性本质对效率的偏好被科学巨大而显性的效能所诱惑，导致社会知识构成和人的评价系统严重失衡，浮躁趋利的价值取向迫使人们既不能有立足高远的信念持守；也无法静观默想，然后返求诸己进行内在的灵修和分析性审察，所以，杜勒斯说“思想的枯萎正是从头部开始的”，由此，道德、公义被虚置化，主导人们戮力的动力机制不是基于理想和信念，也不是为挣脱庸常状态的“灰色小我”抑或是为了克服现实挫折的心灵救赎，而是机会主义的势利和得失权衡，即如鲁迅先生所言：“……见胜利则纷纷聚拢，见失败则纷纷逃亡”，成王败寇的霸道逻辑与现实争锋中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长期泛滥，最终积淀并内化为人们在理性上普遍奉行趋利避害、相时而动的机会主义行为。

　　总之，为了应对现代社会规模化对人的工具化定质评选，又有如此客观上不均势的利益构成和价值形态，接受组织安排，服从国家意志和强者“修剪”，就成为人们为寻求保障从而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选择，日久之后这种由个人让渡的“私权集合体”势必成为君临一切的外在压迫性力量，个人就只能屈从甚至于主动依附公共意志并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彻底放逐，从而导致个人被剥夺、被收买、被兼并纳入最具赎买力的强势个人或组织，最终形成所有智力与体力资源都被条块分割、定量归类，从属于“供养”其生存活命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科层组织和社会单元。这样，无论官僚政客、商人买办、以及行帮黑社会等合法与非法的组织，都只能基于自身得失考量各护其主、各自为政，所谓国家大义民生福祉、生命尊严等人文原则全都予以弃置，只要边界划出、身份圈定，便都各自卖力服从于所属小团体的意志和目标需求，如此，则军人必然沦为政府卫队，警察只能委身为权力镖客。至此，无论是国家组织、公司企业、乃至文化教育机构，即使套用极不体面的帮会行当进行布控和节制民心人气也能大行不避、处处得手！使得任何越界的挑衅和叩问都显得软弱而孤立无助，当然也就难以生成能够超越体制羁绊，立根于社会整体良性发展的制度更新和意识形态颠覆。

　　正是有了现代化之下高度精密的技术支持，个人便被条块分割、彼此离间，从而对自己的人生命运无所作为，既不能掌控自己可以作什么或不作什么，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方向和价值归宿，当然也就很难对公共关系和国家意志形成实际的影响和干预，个人内在的意愿和道德律令除了在司法冒险和利害算计上多少有点约束力之外，对其外部行为或社会环境的“能动性”作用几乎失效。正因为如此，極權主义纵向分层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便有了更为上手的管制利器，随着專制钢性的权威性不断异化和递减，统治者对其合法性的维护也会随机与普世性的“文明”接轨，比如一般都不再传承老套的“阳性”法权继续刀枪看守和监狱恐吓，而是代之以精神劝化和利益、荣誉招抚，然后顺服人的“天性”如利益诉求，情感抚慰等， 依理合法地从内部化解冲突与危机，即便有政治牟利的动机与企图，也常常是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如股市、资讯垄断和远程技术编码布控，这不仅具有高效的收益预期和制约效果，还由于其操作功能上的隐蔽性和科学化而显示出“得体”的样态，从而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落入“物质与温情主义”布设的“文明”陷阱。

　　二 0 0八年八修定月于贵阳

　　作者:汉心

　　罗素的《自由思想十诫》非常有影响，我认为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思想，是我们稍微多有一点知识（或者说多掌握一点信息）的人之义务。我前两天跟一周刊的朋友聊天，我说什么是知识分子？我有一点最新的看法（也许在别人看来不新），那就是利用自己有话语权、比别人稍微能掌握更多知识的渠道、或者理智，告诉容易被遮蔽和或者删除的信息，给民众提供一种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机会和途径，而不是给出一个让选择不二的答案。

　　为什么有些人读过书，他却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呢？那是因为他帮助屏蔽或者删除诸种不合己意的信息，同时他的信息始终和强权站在一起。他从不在强权之外提供另一种通道，让别人看到另外一片天地。这样的人能与强权亲密合作，与时俱进，无往不利，任何时代都能吃到糖，随时都是不倒翁。这样的人即令读很多书，他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不乏拿自己的权威来与强权进行交易的人，他们与强权所要提供给民众的信息永远是重叠的，在他们的信息里总看不到异见的光辉。这种所谓的知识权威在中國是何多也。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只是一个你必须与其相配的称呼。一方面你通过知识吃饭，过上与一国平均水平相当的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你通过知识获取你的精神通道。并用你的精神通道告知更多的人，除了强权者提供给你的猪圈外，那外面还有广阔的原野、森林与河流，阳光也许不够明媚，但与猪圈相比总是另外一种味道。你说，我喜欢猪圈的味道，OK，我尊重你，我只是告知你除猪圈之外的事情，并不是替你做出选择，更不会命令你离开猪圈。

　　我为什么批评政府，因为政府垄断信息，垄断了信息不利于做出判断。我提供一种信息，并不是要为你给出答案和定下基调。你完全可以对我提供的信息采取批评的态度，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与判断，你完全应该拥有自己的头脑。如果我时常提供不同的信息，你能通过这些不同的信息，来形成自己獨立的思考，而不是附和我的看法，那就是对我提供不同信息最大的抱偿。你活得越自由越像人样子，我越为作为你的同胞，感到自豪而欣慰。

　　我并不认为我有能力拯救谁，甚至我连自己也不能拯救，我只是在烂泥潭里有些不甘心而已。我喜欢相对比较獨立地来看待一些事情，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错误也是我自己的。我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任公先生的“不惮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实在先着我鞭。罗素说：“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我们要习惯过这样的生活，人云亦云，那是把自己的嘴巴租借给不属于自己脑子不属于自己思想的人，这样的租凭方式，你的收益何在？值得怀疑。

　　对政府要抱着理性的质疑态度，不把把相信它当作自己每天的作业，因为他不是你的老师。我们对政府可以有很多种态度，但最不靠谱的一种态度就是相信他高尚。对政府机构里的官员，对他们的道德抱有过多的幻想，那都是拿自己的智商和生活质量在开玩笑。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拿钱办事。他如果告知，他在“为人民服务”，只是为了让你被强盗抢劫时，将瞬间被吓傻的表情和心智，定格一种他好继续抢劫的永恒状态。事实上，许多人对自己被吓傻了的状态心满意足，并以此为傲。这无意间培养了政府的傲慢，要一个傲慢的人改变他的态度，得从随时提醒他不要这样傲慢开始，当然我们也要增加自己的谈判能力和博弈力量。

　　一个傲慢冷血的政府比一场汶川这样的大地震危险得多。周末了，要到书市去过我自己想过的书生活。我随便说几句，是为了给一些常来我博客，并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朋友们一点建言，以便你用好心情来决定你的星期天。

　　2008年9月21日7：04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山西襄汾“九.八”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已经整整两周，人们的关注焦点与质疑对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事故的详细原因究竟为何？二是遇难的人数到底是多少？三是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级”有几何？如果我们就此回顾事故发生以来，官方的一些行为与举措，任何一个质疑都会引起人们更多的质疑。

　　一、事故原因究竟为何？

　　就事故的具体原因而言，至今已经出现了两个“版本”。然而，这两个版本却无法站稳脚跟。因为，每一个版本的说法，在铁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败下阵来。

　　版本一：“暴雨泥石流说”。

　　最初官方报道的口径是，“塔山矿区因暴雨发生泥石流，致使该矿（塔山矿业公司）废弃尾矿库被冲垮”。这就是地方政府企图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暴雨泥石流说”。但据记者现场调查和山西省气象信息网发布的信息，9月7日早8点到8日早8点，襄汾县降水量只有1.5毫米，远远低于气象学上10毫米小雨降水量，也就是说最多是“毛毛雨”。此前9天，襄汾县根本没有降雨。这就从简单事实上彻底推翻了“暴雨泥石流说”。

　　本来类似尾矿事故的主要原因大抵都是人祸，而非天灾；是人为事故，而非自然原因。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却将事故原因归结为“莫须有”的“天灾”，而不是实质上的“人祸”？这种公然置最基本的天气状况的事实于不顾，捏造暴雨泥石流，制造虚假事故原因，是谁主刀的？居心何在？莫非这“人祸”的水很深？这就是所谓的“统一报道口径”？之后如若发生类似事故，让人如何相信“官方统一口径”的报道？

　　版本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说”。

　　在“暴雨泥石流说”被推翻之后，一个新的版本的事故原因不久出笼。这就是隔靴搔痒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说”。（9月）18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王德学指出，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不落实，是导致山西襄汾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的根本原因。王德学在山西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现场会上说，一些不法企业主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约束，无视政府的安全监管，无视社会各方面监督，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违规建设、非法生产，导致事故发生。也就是说，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法矿主的不法行为。

　　同样，这样的解释，也并不能让人们满意。简单的事实就是，既然早在2006年4月安全生产许可证就被吊销，2007年8月采矿证也到期，为什么新塔矿业有限公司直至事故发生时一直都在大肆地滥采滥挖？这里面的问题到底何在？是渎职还是腐败？或许下文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本身就是最好的明证。既然如此，“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说”的解释也就并不能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不法矿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发生不法行为？其背后的大树到底有多大？如果没有这些大树，没有这些靠山，他们还能不能够持续不法行为？为什么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和主管机构不愿意去面对真正的问题，而喜欢环顾左右而言他？

　　如此说来，事故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至少它并不是官方随便一个简单的“盖棺定论”就可打发走人的事。因为，遇难家属在期待着，不安亡灵在期待着，整个社会在期待着！我们期待有关机构早日向社会公布事故的全部真相。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相。用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的话说，两个月内即将出台的“报告一定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诚然，我们都期待着这样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报告早日出台。

　　二、遇难人数到底有多少？

　　关于事故的遇难人数问题，从事故发生后的“1死1伤”说，到截至事故发生第14天（9月21日）17时，襄汾溃坝事故已确认死亡265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飞速“增长”过程？

　　回顾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死亡人数至今成谜》一文，其中涉及遇难人数的最初官方数据及其表态颇耐人寻味。9月8日中午，即事故发生4个小时之后，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和襄汾县委、县政府提供的伤亡数据均为“1死1伤”。这一数字对外公布后，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立即提出了强烈质疑，他们说，当时现场已发现的遇难人数绝不止这么些，只是没有公布出去。8日深夜，在山西省主要领导和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参加的内部情况通报会上，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说，事故的伤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70人。10日晚，临汾市领导在向有关方面汇报遇难者人数为128人时，当场受到安监总局负责人的质疑。“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远不止这些。”这位负责人指出。

　　剧烈“膨胀”的数据本身就内蕴了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为什么最初官方（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和襄汾县委、县政府）提供的伤亡情形均为“1死1伤”的数据却遭到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的强烈质疑？这一数据是如何出台的？我们不是时不时从媒体中看到，我们的官员们动不动就去这儿就是去那儿“调研”吗？为什么现在就不听听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的声音？恐怕只要随便咨询任何一个幸存者与现场目击者，怎么也得不出“1死1伤”的数据。是不愿意倾听？不敢倾听？还是不能倾听？诚然，只要大小官员们真正去调研，真正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把握实情未必就是不可能之事。问题只是在于，在一个“能保就保、能压就压”、“尽量保、尽量压”的地方强势政权掌控之下，事情的本来面貌也必定是不会轻易公之于众的。

　　如此重大伤亡事故，事故发生后，为何没有政府官员去“调研”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以掌握实际情形，却轻而易举地出具“1死1伤”数据？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为何如此“保守”伤亡数据？不去深入实际调查实情，却闭门造数“估计”。不超过70与最新数据265，相差何其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估计”出发；不是深入到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中间把握实情，而是一味向上级“保守”数字；不是正视现实，而是回避问题；不是敬畏生命，而是麻木不仁；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钱为本；不是把人命真的当回事，而是把人民币置于第一位；不是以人民的福祉安康为首要关怀，而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第一要务。如此看来，遇难人数到底是多少已然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其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19日上午，胡錦濤同在中央黨校举行的全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当前的一些灾难问题提出了警示性的劝诫。媒体报道的标题也颇有意蕴：《一些干部对关系百姓生命安全问题麻木》。实际上，标题改为《一些干部对关系百姓生命安全问题麻木不仁》，或许更为恰当。胡錦濤同志指出，“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这些事件再一次告诫我们，只有抓紧解决黨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黨同志始终坚持立黨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们黨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總書記这一颇有针对性的批判纷纷成为近日媒体多次转述的核心语句之一。總書記这样的批判理当深深嵌入每位官员，尤其是渗透进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员的灵魂深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对事故遇难人数如此讳莫如深、对人民生命安全如此不当回事的地方要员们，对總書記的如许批判会做何断想？是否会因此改变自身的行事逻辑？

　　三、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级”有几何？

　　不管是从事故发生的原因，还是从遇难人数的多寡来看，这两个问题都是此次尾矿事故发生以来，人们甚为不满之处。由此掀起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也就自是其逻辑的自然延伸而已。下至乡镇守门员，上至省府当家人，问责不断，山西官场俨然发生了一场罕见的问责大地震。

　　我们还是要首先回顾事故发生以来，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进展情况。事故发生后，襄汾县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对安全生产监管不力、排查安全隐患不严的有关责任人给予撤职处分，其中，襄汾县陶寺乡黨委书记、乡长，襄汾县安监局局长、襄汾县安监局总工程师被撤职。鉴于襄汾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这次特重大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临汾市委于9月13日下午召开常委会议，对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中央对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责任追究的结果就是孟学农“下课”。9月14日，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同志宣布了中央对山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调整的决定，任命王君同志为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山西省省长候选人，免去孟学农同志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然而，关于临汾市的官场地震却是姗姗来迟的“余震”。9月20日上午10点50分，临汾市领导干部大会在临汾宾馆举行。会议宣布了临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职务调整决定。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免去刘志杰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市长职务；提名免去周杰临汾副市长职务。

　　由尾矿事故引发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是近年来中國重大事故发生后地方（省市县乡）主要领导干部全部问责的标志性事件。从事故发生完全没有问责，到问责九品芝麻官、小小替罪羊，到问责个别主要领导干部，再到是次尾矿事故省市县乡四个层级主要领导干部问责，可以说，中國的官员问责制已然跨越了历史性的一步。简言之，从没有问责到开始问责，从问责个别干部到问责干部群体，中國的官员问责制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以后能够坚持如此问责，那么，就推动、健全、完善中國的官员问责制而言，是次问责必将具有典范意义。然而，当下的官员问责制所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可小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省市县乡各级问责的程度不同。总体来说，按照干部级别管理的原则，中央管理的干部在是次事故中被问责的干部是问责得最为严重。孟学农和张建民两名部级官员因此免职“下课”。至于来年他日如何安排，张建民的第二春也好，孟学农的第三春也罢，这是后话。至少，数百人命事，如不问大责，如何平民愤？虽然说是官场问责大地震，可是，这“震”越往下，也就越看不到地震的能量了。临汾市委常委会议，关于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和县长李学俊“停职检查”的决定则颇值得玩味。主管副省长、省长都因此下课了，可是，当地的最主要的领导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什么只是“停职检查”？别忘了，“引咎辞职”、“免职”与“停职检查”差别可谓大矣！严格来说，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该首先要问责的就是县委书记、县长大人。否则，问责的公平性、程序性、正义性就存有争议。

　　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初稿（19日）时，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机构，只有临汾市的领导干部没有问责。20日的新闻报道了临汾市的问责情况。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免去刘志杰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市长职务；提名免去周杰临汾副市长职务。从中不难发现，市委书记与市长的不同“待遇”：书记是停职检查，市长与副市长是免职。停职检查意味着，风浪过去，还有可能稳坐宝位。免职则意味着即刻告别此宝位。简言之，是次问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乡镇是撤职，县级是停职检查，市级是书记停职检查、市长副市长免职，省级是免职。

　　其次，虽然此次孟学农的下课颇得民意广泛的“悲情”支持。然而，就整个省市县乡的问责来看，“人治”色彩比较浓厚。我们的问责还没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完全是一种人治运作。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如果按照问责的行政级别来说，应该是逐级深挖，层层问责，即从乡到县，再到市与省，即乡－县－市－省。这次问责的路线图则是：乡－县－省－市。其二，我们的问责现在主要是上级黨委在问责下级黨政。而不是我们的民意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问责。如果按照法定的政府官员任免的逻辑，就应该是我们的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实施问责。如果是政府要员问责，则上级黨委“提名”免职，实质上人大只需要“形式”通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确实从证实了我们的官员任免逻辑。“真正”体现了“黨管干部”的原则。其三，由于是上级黨委问责下级黨政，因此，市委书记与市长、省委书记与省长的问责情形完全不同。尚缺乏一致的标准。问责与否，如何问责？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重点展开。其四，由于我们的问责目前主要是上级黨委对下级黨政的强压下的问责，所以，撤职、免职、停职检查的多，而真正是引咎辞职的则寥若晨星。即使所谓的孟学农引咎辞职，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法。真正的问题是，免职下课走人。易言之，我们的问责主要是“问”别人，很少或几乎不“问”自己。只有真正“问”自己，我们才会有“引咎辞职”，而不是撤职免职。

　　再次，官员“引咎辞职”较多具有“象征”意义，而缺乏实质性的威慑作用。这一点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尤其如此。孟学农之所以有今天的“二次下课”，实则与2003年非典下课后，稍事“整修”后，接着又是紧密的政治安排有相当关系。孟学农赋闲四个月后，2003年9月，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07年9月免）、黨组副书记（正部长级）；2007年8月30日，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年9月3日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9月被免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职务。2008年1月22日，在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山西省省长。这样的“下课”意义究竟有多大？至于县处级以下干部，如果媒体不紧盯着，辞职、免职后就任原职、异地任职或者竟然高升者，有谁真正清楚？其意义到底又有多大？毕竟，免职官员的迅速复出、甚至高升的例子，我们实在见得太多、太多。因而，如何处理好官员问责与再度复出的问题，也就成为官员问责之后不得不审慎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问责的层级标准为何不同？为何省级层面的问责与县级、市级层面的问责迥然不同？为何省级层面问责的是省长孟学农与副省长张建民，襄汾县问责的是县委书记与亢海银和县长李学俊，临汾市问责的是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市长刘志杰、副市长周杰？问责为何因层级不同而逻辑迥异？如果按照襄汾县、临汾市问责的逻辑，那么，省级层面问责的应该是除了省长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之外，还要问责省委书记张宝顺。可是为什么只是孟学农下课，张宝顺却稳坐泰山？严格来说，如果从履职的时间来看的话，张宝顺对山西政情社情的熟悉程度应该要远远多于在山西履职仅一年的孟学农。因而，张宝顺对山西的担当也就应该更多。也就是说，更该问责的应该是“一把手”张宝顺，而不是“二把手”孟学农。

　　我们不妨对张宝顺在山西的履职情况做一简要回顾。张宝顺从2001年执掌山东至今，其历程可谓不短，已经整整八年。从履政的职位来说，可谓先政后黨。对山西的黨政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张宝顺的山西政坛简历如下：2001年９月任仲共山西省委副书记。2001年10月在仲共山西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仲共山西省委常委、副书记。2004年１月，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理山西省省长。2004年２月在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山西省省长。2005年７月任仲共山西省委书记，同年７月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2006年１月在山西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10月，在仲共山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仲共山西省委书记。任职至今。

　　根据权利、利益与责任一致的原则，享受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就应该承受什么样的责任。在工资待遇方面，为什么我们的公务员的范围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可是，在问责方面，却不包括我们的黨委、人大、政协？尤其是不包括我们的省委书记？为什么市县问责就问责一把手书记，省级问责就不问责一把手书记？是不是省委书记享有某种豁免权？为何中央对省的问责与省委对市、市委对县的问责如此不同？如果说这只是单纯的行政问责的话，为何要问责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如果说这不仅是行政问责，还包括政治问责的话，为何各级问责标准不统一？如果这些问题不妥善不解决的话，问责本身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受到质疑。

　　最后，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震级有几何？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对官场问责大地震的反省。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的不能仅仅是帽子、位子、票子，而应该“震”动我们每位官员的德性、良知、理智。尤其是要狠狠震撼那些麻木不仁、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不法官员。如同四个月前的“5？12汶川大地震”一样，大地震震出了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对生命的敬畏、对活着的珍视。我们衷心地希望，是次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能够深深“震撼”每一位公权持有者对生命的敬畏，对良知的反思。而且，这种官场问责大地震，我们希望它能够深深地嵌入我们每位官员的灵魂深处，就像地震一样，官场问责大地震也需要前震、大震、余震。只不过，我们希望，除了纳入制度化的“他震”之外，这些“震”更多地能够来源于我们官员的“自震”。诚然，通过“自震”，尽量达到“无震”，这是最理想的选择。毕竟，我们不是为了“震”而“震”。我们是希望通过大震，逐渐化约为小震，最后达到无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要追问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其“震级”有几何，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官员们的“自震”有几何。或许，这才是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真正要义所在。

　　2008年9月22日早上九点五十完稿

　　作者:阮思余

　　奥运刚过，一系列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故。

　　据2008年09月12日新华网的文章《保守估计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国潜在受害者将超3万》，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一起公共食品安全事件。

　　可是，当事者在想方设法转移视线、推卸责任，转嫁于奶农。但实际上网友指出，奶农不可能大规模掺三聚氰胺。

　　而且三鹿公司早3月份就接到奶粉有毒的报告，在奥运之前就查知奶粉有毒，仍然销售，并且涉嫌制定公关计划——安抚消费者，1至2年内不让他开口；——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同样，山西襄汾尾矿库垮坝事故完全是人祸，截止2008年9月15日已经造成252人遇难，36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矿难事故。

　　矿难、假药、大头娃娃、结石婴儿，多年来这些事情在中國层出不穷，屡禁不绝。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理念出了问题，体制出了问题。

　　中國人没有纯粹的信仰，只有对利益的信仰。改革开放前是对政治利益的追求，改革开放后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我们是没有信仰、没有宗教的民族，没有畏惧之心，天不怕地不怕，做事不择手段。

　　一个社会的和諧稳定要靠两个方面维持：一是非物质利益的信仰、核心价值观；二是法治、好的制度。可惜，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欠缺。所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一些官员崇尚GDP第一，而非生命第一；亲商而非亲民；我们的政绩制度、社会导向只看经济效益、财政收入，而常常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痛苦，这样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一些官员、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官员忘了为人民服务，而去为人民币服务。

　　山西襄汾村民顶了十多年的“悬湖”，也写了救命报告，可就是无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

　　以往出了问题，只就事论事，致力于平息事件、解决事件，而不解决体制。如三聚氰胺不是第一次为非作歹，曾经引起中美纷争的宠物粮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惹的祸，但最后息事宁人，没有反思监管体制。所以，这次再次出问题，是必然的，是人祸；不仅是三鹿或奶农造成的人祸，更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造成的人祸。

　　我们只有自上而下的问责，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没有生命安全威胁的官员去监督企业保护群众和矿工的生命安全，显然难以负责；我们只有行政主导的事后问责制度，而没有建立民众主导的事前共同治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的机制，也就是没有建立现代公共治理制度。

　　我们没有民众对官员的问责、没有消费者对企业的大规模索赔；没有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等，这种集体诉讼制度可以让作假的企业赔得倾家荡产。在美国，上市企业作假、散布虚假信息，往往要被索赔几十亿美元。产品出现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更是让企业马上破产。

　　可是，我国没有这些制度，至今不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

　　在中國，官员和企业瞒报、作假的利益大，损失小；事后受惩罚的损失远远小于严格守法的利益损失；严刑峻法也只是提高了寻租的成本，导致更大规模的贿赂和腐败；整顿也往往是做秀，官商勾结，官员持股，使得整顿流于形式。

　　从溃坝、矿难到假药和假奶粉，折射出中國哪些环节的致命弱点？

　　中國社会道德缺失，唯经济主义的社会导向，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官员常讲“只要搞出政绩，只要经济上去了，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马后炮式的官僚主义十足的责任追究，常常只有低级别的官员、弱势群体、无权无势的人被追究了责任；缺乏獨立的调查，如应当让外地公安介入调查，而不是本地公安自我调查；一些官员漠视人民的生命，把经济利益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命重要得多；社会缺乏责任感，潜规则盛行；信息不能及时公开，导致更大的伤害、事态扩大；新闻监督往往只能痛打死老虎。

　　综合治理，中國需要对哪些环节下功夫？

　　中國要建立现代治理制度，推行公共治理，多边参与，权力制衡，民众问责，社区自治，确立社区、村民、消费者、公民的参与决定权；建立民本、廉洁、法治、公开、透明、事前预警的治理制度，事前连环问责：政府部门监督问责企业，民众监督弹劾政府官员。

　　严查渎职侵权，不能受惩罚的只是低级别官员，应将问责日常化、制度化；曾经的大头娃娃事件，未见官员负刑责；齐二药事件，堵死了受害者的索赔之路。如此轻描淡写的问责，怎么可能不再发生公共食品和卫生问题呢？

　　我国还要完善标准，如《食品中蛋白质的检测方法》以及责任追究的可行性细则；开放消费者诉讼、股东诉讼等集体诉讼制度。

　　综合治理，如何既切中要害，又切实可行？

　　切实可行的是确立社区同意制度、矿工安全报告制度、集体诉讼制度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如项目影响到村民、社区，必须征得村民、社区的同意，或者必须听证，必须由人大或司法判决；还要建立獨立调查制度，让外地公安介入、上级政府派人来调查。

　　加大处罚力度，是可以做到的。如三鹿3月份就得到了他们的产品有毒的报告，8月2号就检测出了三聚氰胺，8月6号整改了，但有毒产品一直销售到9月11日，在9月11日之前三鹿方面还一直否认产品有问题，这属于欺诈罪、故意间接杀人罪，必须严惩。襄汾溃坝事故中的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前年就被吊销了，采矿许可证于去年8月也到期了，但一直违法生产，监管部门严重渎职，必须严惩；村民早就打了救命报告，可是无人理睬，所以，不能只是安监局长、县长书记停职检查，而是一些人涉嫌犯罪，犯了渎职罪、间接谋杀罪。

　　与之相似，据陕西电视台报道，陕西横山县一煤矿非法越界开采，造成土地陷裂、房屋裂缝、泉水断流。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村民却被县法院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为由判赔800万。面对巨额赔偿，村民异常愤怒，直指法院是“煤老板的法院”。

　　中國的困境需要综合治理，但中國的现实又使综合治理显得非常困难。如何平衡两者？

　　官员要转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转变了，治理困境就能打破。一些官员在企业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真相、保护利税大户的企业，这是极端错误的。只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讲道德的企业才能成长，市场环境才能净化；否则守法的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守法者吃亏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长此以往，中國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越来越差，逆向选择、优汰劣胜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地方损失更大。 所以，要转变思维，让行业潜规则曝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而不是护着利税大户。

　　哪些地方可以成为综合治理的第一步或切入口？

　　突破口一是放开新闻监督，尽可能公开信息，解决隐瞒、瞒报问题，通过事前揭露、预警，改变企业的败德行为与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新闻不能只是痛打死老虎，必须让民众掌握新闻主导权，让新闻反映民众的心声，实行新闻獨立、调查獨立，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二是放开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让潜在受害人如村民、矿工、消费者进行监督；鼓励集体索赔、诉讼，建立事前监督而非只是事后问责的机制。

　　原载《中國证券报》

　　作者:胡星斗

　　我有一个同学在四川当乡长，他刚上任的时候，没有地方办公，因为旧的办公楼拆除了，新建的办公楼因为拖欠工程款未能交付使用，包工头一把大锁锁住，外加一个老汉看门。新乡长灵机一动，买通了看门老汉，带领乡干部假装偷偷翻墙进场办公，同时加紧向在外地工作的老乡发出捐款请求，等到包工头发现时他已经筹齐部分款项。

　　基层农村像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盖因为财政困难。对于这些困难地区的乡镇干部来说，向外地老乡筹款是一个常见的办法。全国各地不少县市的财政筹款，主要不是靠捐赠，而是巧立项目，求老乡走关系，找上级财政拨款。陕西“周老虎”的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

　　过去，基层财政可以从农民头上想办法，但是现在越来越难办，原因是国家扶持三农，对农业税费的减免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而且农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出现了只剩老弱病残的空心化现象。

　　上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透露出两个引人注目的数字：3.33∶1和9646元。一个是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一个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这两个数字属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是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显示出极大的社会不公，也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

　　于是，9月2日，全国政协的相关会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國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据悉，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农业问题也将成为重点关注。

　　免税加农业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一种基本政策，旨在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组织，常常因为农业补贴过高而遭致别的国家向WTO投诉。据统计，目前这些国家农场主的收入40%左右来自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而中國长期实行工农剪刀差政策，农民得到的低补贴不仅少，还要交纳繁多的税费。现在虽然免除了农业税并增加农业补贴，但是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國的农业补贴仍然很低。

　　秦晖教授曾经论述说，中國的农民更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概念，因为和城里人相比，他们更有獨立自主、自我谋生的意识和能力，但是严重倾斜的城乡二元政策，使得他们不能获得市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和福利，多数人只能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改革开放之后，广大农民先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下把土地盘活了，使得全中國人的肚皮都不空虚。随后，他们大批涌进城市，成为城市基础建设的主力。三十年来大多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工功不可没。然而，城市里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工资政策、住房政策和福利政策，导致他们不仅收入超低，而且没有任何保障。一方面，他们不能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仅够勉强维生，也不能做任何回乡建设的规划。于是城市的郊区形成矛盾重重的贫民区，而农村的土地又大片荒废。

　　权利不平等同样体现在农村的土地流转政策不顺、农民的维权渠道匮乏等方面，这就导致了较严重的基层腐败。在一些地方，即便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新农村政策，也可以变成基层干部盘剥农民的新借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解放了思想，激发了人的活力，在农村和中小城镇积蓄的力量不可低估。到任何基层地方去走一走，都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热力，推动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据我个人的观察，这股热力已经强大到并不需要政府做多少推动就会自行前行，走向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引导它走向正确的方向，也就是健全法制，遏制腐败，呼唤和保护权利。足矣。

　　作者:长平

　　安徽灵璧县娄庄镇娄庄居委会主任王涛因酒后骂了镇黨委书记、派出所长，被该县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当地公安机关将其列入网上追逃名单，王涛一直在外躲藏，成了一名“在逃嫌疑人”。长期以来，官骂民官打民的事多的是，俯首可拾，但民骂官听起来却比较新鲜。为什么，上面这个报道就是原因，老百姓惹不起啊。公检法政府人大都相互通气，得罪了其中一个这一窝都跟你翻脸，你孙猴子纵是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过这五指山！

　　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明白，干部不都是“人民公仆”吗？既然是公仆，就应该有公仆意识，就应该忠实地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共產黨人立黨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自身的奋斗和奉献，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美好。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广播杂志都是这么说的，但老百姓平日里却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象奴隶。这是怎么回事啊？

　　中國的等级制文化持续了几千年，它给中國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根深蒂固。中國的等级制文化是高等级对于低等级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乃至为所欲为。毛澤東同志当年可能就是出于这种顾虑，才发动“纹化大革命”，破旧立新，要把民主的新思想栽种在中华大地。但当时革命刚胜利，官宦階級屁股刚坐稳，官民矛盾没有显现出来，使得这次革命的目标空虚化。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官僚的威胁，也就没有革命的迫切要求。上头号召了，报纸上宣传了，就跟着干了，结果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从今天来看，那是一场超越了时代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原则就是要求民主、反对專制；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革命目标不具体，方法不科学，行为不规范，导致革命不彻底，事倍功半，还起了一些负面的效果，遭到彻底否定，于是孔老夫子创下的等级制文化潜存下来并得以复苏，并达到了今天的地步。等级制文化的特征是：官僚阶层喜欢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和低级者讲道理似乎是对身份的损害；喜欢奴才，在决策中从不听多方面的意见，也不愿意讲道理。平民喜欢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群，奴性十足。

　　十分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文化遭到了国际舆论的猛烈抨击，加之中國的三十对外开放，使人们的民主意识已经觉醒。黨中央高层也致力于建设民主社会，无奈与地方上的阻力总是超乎想象，一些政策无法推行。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使我们多少感到有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味道。2008年的奥运会容纳十万人的主体育馆中，当排山倒海的“中國加油”的声浪袭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加油”绝不仅仅是运动员，而是全体中國人。中國打破官民体制、建立公民社会的政治改革再也不能耽搁了！

　　改革的重点，无疑是思想文化的彻底革命和权力治理。我在此建议，具体的起步就从提高民骂官的胆量和水平开始，说白了就是恢复大鸣大放大字报制度，并立法予以保护；修改宪法，使其主要面向统治阶层，而非老百姓。就像一只老虎和一群羊在一起，要装进笼子里的绝对是老虎而不是羊。提高民骂官的胆量和水平，主要还是靠发展素质教育，加强学生公民意识的学习，使其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参政意识，敢于批评官员。台湾的老翁敢踹阿扁，大陆的同胞简直羡慕的要死。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提高民骂官的水平，就是提高公民素质，使其以法为据，以理服人，做到有理有力有节。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国家从鄧小平时代起，就已经实行优先发展教育的国策，我这里只是强调的是要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教育优先发展”是鄧小平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他的理论里只强调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没有说明教育与政治制度发展的关系，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正是教育的发展，把今天的中國推到了政改的边缘。发展教育事业，是我们黨一项英明决策。

　　我们国家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结构复杂、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千头万绪国度，做任何改革都不容易。但应该敢于赋于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一切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一切都是空谈！我希望在全社会的自由的辩论中把中國的社会建成一个简单透明公平的社会。那样的社会，估计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共產主义社会吧。

　　作者:冰山兰

　　中國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第一，固然令人兴奋；但考虑到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政府的体育补贴，又令人感到惶恐不安。这不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已经改变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体育领域我们同样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定势，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

　　体育运动投入无非政府投入、社会赞助、企业经营三种模式。政府投入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金牌，而是为了强身健体。美国政府鼓励企业赞助奥林匹克运动，实际上是鼓励全民健身，从而巩固竞技体育人才基础。在美国许多城市，企业经营的俱乐部向全社会开放，每一个有志于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的居民，都可以加入到俱乐部中，从事系统性的训练。作为民间体育组织，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但始终保持自己的民间色彩，从来没有像中國这样，花费国家如此多的钱财。

　　奥林匹克的民间化，不等于奥林匹克的市场化。奥林匹克的民间化是指，鼓励业余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并且在公平的竞赛场上一试身手。奥林匹克强调公平竞争，强调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所以，那些竞技体育人才相对不足的国家，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也是今后中國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方向。假如借口反对奥林匹克市场化，而坚持举国体制，把国家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少数竞技体育人才的身上，那么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中國足球之所以失败，不是市场化的结果，更不是奥林匹克民间化的结果，恰恰是举国体制所造成的。可以设想，假如真正尊重各个足球俱乐部的意愿，自行组建中國的足球协会，协调全国性的足球比赛，并且负责选拔参加竞技足球比赛的选手，那么，中國的足球也不会一败涂地。

　　现在某些体育界人士一方面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另一方面却从奥林匹克市场化中获得巨额收入，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以笔者建议，应解散中國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奥林匹克体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全国性的体育竞技比赛。国家教育部或者国家文化部成立体育运动协调小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中小学校的体育工作，彻底改变中國当前不合理的体育管理体制，让举国体制成为历史。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作者:乔新生

　　中國自1979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中國政府最近还一直重申，不会改变、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这块土地上，对执政者，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而言，多出生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多生一头猪是很受欢迎的。按照官方的理解，中國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计生部门告诉了我们：养人还不如养猪，养孩子越多越赔钱。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响亮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他们的逻辑是：养孩子花钱，养猪赚钱，人多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少了，人少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多了。人多拖经济发展的后退，猪多经济发展才快。所以，人越少生越好，猪越多生越好。其结论似乎是，人口不如牲口。似乎到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一个人和N亿头猪的时候，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了。这种人口政策，其论据听起来头头是道；其结论却荒诞不经。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错在哪里？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对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它认为人的生命不重要，人的财产不重要，人的尊严不重要，不把人当作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个体。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极其野蛮、残忍的侵犯人的生命权、生育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以致家破人亡。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了出现了许多毫无人性的标语口号，充满了暴力、血腥，以毁灭财产甚至消灭生命相威胁。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墮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些恶语不仅是口号，而且是行动，甚至有些行动超过了这些口号。

　　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预设是人是国家养活的。人口越多，国家养活的负担就越重，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就必须减少人口。牲口可以多养，但是人口要减少。它把人放在为国家服务、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地位上。这完全是从对人价值极端工具化、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这种把人当作国家工具的看法，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把人的数量称作“人口”，这使人联想到被喂养的“牲口”。计划生育政策，只看到人有需要国家喂养的口，没有人也可以创造财富的手，只见人口、不见人手。把人的问题看成是吃饭问题，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和国家主义观念。事实上，中國的发展和进步正是靠人手推动的。中國历史上人口增加较快的时候恰恰是文明发展较快的时候。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在几多年后中國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若中國人口跟美国一样多，或者略少于美国或同步增长，会有人讨论中國在哪一年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吗？使中國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可能的正是中國远远大于美国的人口基数。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第二错误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建立在对社会的错误看法基础之上的，它否认社会有自我平衡人口的能力，相信国家权力是万能的，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甚至用暴力消灭生命，才有可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社会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人口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社会的在人口上的自我平衡能力，尤其使破坏了家体在平衡人口中的计划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在对宣传中把计划生育称作“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但是计划生育根本不是家庭的自我计划，而是对国家用强权对家庭的强行计划。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现象，家庭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它也是调节社会最主要的自然手段，家庭根本不需要国家计划，家庭自己知道如何计划。计划生育恰恰用国家权力对家庭进行计划，所以它根本不是家庭计划，而是国家计划。只要允许社会自我平衡，在方方面面给人们充分的自由，人类根本不需要用野蛮的手段（如战争、强制绝育或者强制流产的手段）就可以有效实现人口的平衡增长。

　　计划生育继承了计划经济的错误看法，认为人是创造财富的负担，财富的根本来源不是人，而是自然资源；认为人口越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越少。实际上，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所界定的自然资源，都是人所认识到的自然资源。人所发现的自然资源固然是财富，但是最终要的财富还是藏在人的身上，并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展现出来。只要把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财富就是无限的。把人的创造力扼杀了，像计划经济那样，财富的源泉就枯竭了。人才变成负担。失去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人才成为负担，而计划经济剥夺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计划生育政策不尊重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非常富裕的国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却偏偏很少。像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样的富豪，也不占有多少自然资源，他们有的只是脑子里面智慧和外部的自由环境。

　　即便是自然资源，其内涵也是随着人的认识不断变化的，有弹性和进化、发展的概念。自然资源是通过人的智慧不断发现和利用的。五百年以前没有人认为石油、铀矿是自然资源。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把它变成自然资源的。人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通过人的创造力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像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政策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没有看到最重要的财富在人脑子里。所以，人口不是决定国贫国富的原因。只要剥夺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创造财富的人手就变成只消费粮食的人口，变成需要被养活的净负担。

　　像计划经济认定国家有能力确定产品的价格一样，计划生育政策认定国家能收集完全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有能力找出适合一个国家的最佳人口规模。但是人口的变化是自然演进的过程，根本就不存在“最佳人口规模”这样的东西。政府也根本没有能力、也收集不到做出最佳人口规模的判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而也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政府根本无法知道一个社会最优的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

　　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是把人由自我养活者变成被养活者，由财富的制造者变成财富的消费者。人口膨胀并不是盲目生育的结果，而是自由短缺和国家强制的结果。人口增加不是贫困的来源。自由的缺失和错误的制度才是贫困的原因。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都断定，人口过剩是由于盲目生育或者过度生育造成的。因此要由国家来加以计划。其实中國历史上的生育模式总的来说都是自发的生育。指责这种模式是“盲目的生育”是很不准确的说法。如果中國人口真的相对过剩，那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中國的土地国有化，是剥夺私人对土地的财产权。这种制度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农民要耕种土地养活自己，就被迫从事农耕，加上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被迫生育更多的孩子，被迫生育男孩来种地、养老。第二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不允许劳动力流到能发挥自己更大价值的地方，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一起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强化生育更多孩子的冲动。第三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承认人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人不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财富，人被迫变成依附土地和单位的工具。第四是政治法律制度。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法治社会，会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加剧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心。为了缓解恐惧与担心就自然希望自己有许多孩子，而且最好是多有男孩。恰恰是这些制度造成中國人口虚假过剩，这些因素在中國计划生育政策中完全被忽略了。

　　计划生育背后的另一个假设，是减少人口可以增加就业。既然有失业是个问题，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自由短缺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的。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第三产业的兴盛为剩下的70%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在计划经济下，第三产业通常是最不发达的。相反，经济自由越充分的，创业的制度环境越好，就业就会大大增加。

　　中國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和后果。

　　第一，它造成了中國巨大的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和巨大的计划生育预算。如果把中國人养得计划生育这套官僚系统全部撤除，把计划生育的官员全部解散，纳税人的负担家会大大减轻。计划生育大大加剧了中央集權，巩固了不良的制度，强化了国家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包括对普通公民的私密生活的监控。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恶化了中國人口结构，造成人口逆淘汰、老龄化的提早到来。

　　第三，计划生育强化了性别歧视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第四，破坏法治、侵犯人權。计划生育是很粗暴、粗糙的政策。

　　第五，计划生育造成独生子女儿童没有正常的社会成长的环境。其不良影响以前基本上被忽略，现在还没有全部显现出来。

　　自由主义把人当作獨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生育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人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其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而且人的消费行为本身是财富创造了动力之一。如果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就应该是让公民享受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让市场和社会来自行调节人口结构。良性的人口政策首先要尊重人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来说，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和无产階級專政的产物。与计划经济思维一样，计划生育试图去计划根本不能而且不应该计划的东西。计划经济退场了，计划生育政策能持久吗？希望计划生育至少能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刘军宁

　　一、金牌与爱国

　　在深圳市图书馆楼上的茶座里，一阵阵突然爆发的欢呼声打破整个图书馆的静谧，原来是围聚在电视机前的年轻人为中國运动员喝彩。喝彩声也陡然惊醒了我，原来在这次奥运会期间，我不但没有停留在电视机前看完一个比赛项目，而且看到中國健儿赢得了那么多金牌，我也竟然没有了往昔的兴奋。更糟糕的是，看到那么多金牌，我竟然时不时产生一丝忧虑。连我自己都无法原谅我了。

　　这件事让我独自反思了好一阵子，是我心态有问题？还是我已经不那么爱国？又或者是我爱国爱得走火入魔？不要说十几年前在国内时我是如何狂热地为中國队加油，就说过去十年，特别是悉尼和雅典奥运会期间，身在国外的我如何为中國队加油加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些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悉尼奥运会期间，和儿子一起看比赛，结果儿子总是为美国和澳洲队鼓劲，弄得我非常郁闷，又不知道除了严词责怪之外，如何去对一个受外国教育的孩子进行中國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严重的时候，有好几次造成了我和几岁儿子之间的冲突。

　　时间过去并不久，而当奥运会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在中國举办的时候，我竟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喝彩的心情，对于猛增的金牌数字不但熟视无睹，而且心中还不时升起隐忧。这不能不引起我的警觉。

　　对这件事的反思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这种心态的根源。如果说像有些海外住久的华人一样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或者因为孩子都在国外因此自己也已经对大陆失去了应有的兴趣，又或者真正成了国际主义者而不再独独只爱中國等，那么对中國运动员获得金牌不再情有独钟也是情有可原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这个时期无疑是我最关心，最热爱中國的时候。真是没有理由呀，中國现在正以金牌第一的成绩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伟大，我为什么不兴高采烈？又有什么值得我忧郁的？再说，中國健儿获得那么多奖牌，总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值得骄傲的，就算不喝彩，也不应该皱眉头吧？

　　对这件事的反思也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年轻人席卷全世界的爱国激情，当时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写了几篇文章，里面除了一些经验之谈和认识之外，也夹杂了一些冷嘲热讽，现在想起来，当时年轻人不那么容易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在今天对自己的反思，对悉尼、雅典和北京奥运会上自己对待中國金牌的态度对比来看，我和那些被我讽刺一通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

　　还是不要扯远了，在这件事情上，在外界找理由和借口，然后来一番说三道四很容易，难的是剖析自己的内心，拷问自己的灵魂，公开与网友坦诚交流。现在，我就谈一下这几天围绕金牌的一些内心思考，有些观点可能会引起年轻人大反感，不过我并不介意，反正每一个人都会长大的。

　　二、金牌的意义

　　我先说一下金牌的意义，也许我说得太政治，谁让我是一个“政治动物”呢。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中國健儿抢金夺银，为中國报仇雪耻了。这种说法很快被人批评，批评者说这只是体育运动，不应该这样说，可是，我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想法有时也会从我的内心冒出来。一旦冒出来，我就特扬眉吐气。

　　体育和政治不混为一团，但要绝对分开也是不可能的。想一下积弱百年的中國，我们在体育上是个什么地位？几乎在所有的项目上，我们都要落后西方上百年。当时西方列强说中國“东亚病夫”，如果是用在体育竞技上，我们还真无法反驳。所以，当今天中國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一路领先的时候，作为一名中國人，内心总是会有忍不住的激动和自豪的，甚至会有“雪耻”的感觉。这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只是金牌意义的一个方面，如果深入追究下去，还有更深邃的。大家都知道，中國源远流长的文明并不比当今任何一个奥运会金牌大国的要短，甚至可以说，比取得金牌前几位国家的文明历史加起来还要长。而且我们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好逸恶劳，不喜欢体育的，骑马射箭，勾心斗角，砍砍杀杀在古代本身也和体育不无关系。可是，自从国门被打开后，我们看到西方和世界上的体育项目逐渐完善起来，我们却傻眼了。且不说竞技体育落后，就连人家的竞赛规则都弄了很久才闹明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起直追，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不但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而且成就了金牌大国，这次北京奥运会到目前为止，更是金牌第一！这难道仅仅是体育？这难道仅仅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在体质上不再是“东亚病夫”那么简单？

　　我想，金牌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意义，但它向世人揭示的意义却怎么夸张也不为过。归结为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够取得的体育成绩，我们都能够达到，而且是在极其短的时间里。

　　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中國人不但是在体育上向世界揭示了这一真理，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建设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上也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同一个道理：你们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我们照样能够做到。

　　不过大家必须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虽然用实际行动证实我们不比世界上其他民族差，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不比人家差，但也并没有比人家强。例如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年我们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你不要忘记，我们发展了几千年，至今还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之所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了三十年，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过去三百年世界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停滞不前而已。

　　无论在高速发展，还是在抢金夺银上的飞跃，都表明，中國人能够从善如流，能够很快融入世界大潮流，对于世界各大民族都能接受的一些公理和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想，这也给我们一些信心，那就是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快速融入世界上早已经接受的人權、民主和自由理念等方面，中國人其实如果真想做，也是毫无问题的。没有什么中國特色和中國的实际情况。三十年前，你一定会说，奥运会金牌？我们中國人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有时间还要跳歌颂毛主席的忠字舞呢，哪里有时间去搞那些体育项目？

　　三、我们要那么多金牌干什么？

　　上面说到了金牌的意义，按说，对这样的金牌我应该举双手和双脚赞同才对，没有理由不高兴，更没有理由担忧吧。可当我看到金牌数字的上升，我竟然真有些担忧。这担忧甚至让我都有些害怕了，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了？不再爱国了？或者失去了年轻人（或者我年轻时候）的激情？

　　我到底担忧什么呢？

　　先从体育说起。我虽然没有做一个具体统计，但我下面说的数字和比例应该八九不离十：那就是在目前金牌排行榜上，虽然中國获得金牌数字第一，但无论从国民的体育素质排行，还是从我们儿童的体育设施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中國不但排名最后一位，而且相差可能是不小于十倍，至于和美国学校的体育设施比较，估计最低也在20倍以上。

　　如果这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再看一下这样一个国家投在专门用来抢金夺银运动员身上的投入吧。如果我没有估计错，在所有得到金牌运动员身上的投入，无论是从相对数字还是绝对数字，中國都是投入最多的。好了，一个对自己的普通国民的体育和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却对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投入最多，这难道不让人感慨？！一个国家穷，无法投入孩子们的体育教育，这不是什么问题；一个国家想获得奥运会金牌，而大量投资于精英运动员，这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同时做上面两件事，而且几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那也许就有些问题了，至少值得我们思考。

　　当我们拿了不少金牌后，我们俨然是体育大国了，但请记住，体育大国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被包养起来的运动员获得了多少块金牌。我们就不要到地震灾区的学校去统计体育设施了，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小城镇和乡下的学校去看一下，我们就都会知道我们在体育上要走的路还非常漫长，绝对不是靠刘翔跨栏就可以一夜之间超越的。

　　说到这里，好像我又要把金牌否定了，又要来一番长篇大论。不会的，我不会否认让我内心深处感到自豪的金牌，这正如我不能否认我的过去一样。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拿到了金牌，那么，我们要用这些金牌来干啥？当然笼统地说，我们需要这些金牌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我们的自尊，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先说一下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家就不要指望了，当今在评价国家的富强时，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把获得多少奥运会金牌算在里面，但他们都会把你的孩子教育经费是否够，孩子教学楼是否坚固，一个国家投入到教育里的钱是多少作为重要标准之一。

　　至于说到民族自豪感，以及我们的自尊，我很认同。但这些东西毕竟是抽象的，例如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出问题，用金牌提高民族自豪感，国家的尊严之后，我们还怎么做？很简单，如果我们以运动员取得的骄人成绩来普及体育运动，促成国民重视体育，督促国家对中國普通孩子增大体育和各种教育投入，善莫大焉。

　　那么，我为什么还对金牌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担忧？

　　四、金牌，让我欢喜让我忧！

　　你可以拿取得的成绩再接再厉，激烈我们的民族更上一层楼，但有些人同样可以用取得的成绩阻碍发展，甚至抵挡历史进步的洪流。好像是费正清在研究中國为什么先进了几千年后却突然无法接受新鲜事物，迅速落后下来时有这样一个理论：因为中國太先进了，所以不想更先进。

　　他说的是客观事实，而我担心的是一些人的主观愿望。中國这些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而取得进步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和利益集团，贪天之功，无耻之极。

　　例如，中國过去三十年经济上取得的进步明明和我们融入世界大潮，和开放有直接关系，而且谁都知道，中國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继续改革开放，可是由于改革开放势必触及一些利益团体的根本利益，就有人跳出来，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成绩来阻止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至于说到体育，就更有意思了，拿了那么多金牌，原本能够让我们在其他领域更大胆起来，可偏偏有些人在那里得出了结论，还是我们的体制好，能够拿那么多金牌，都比美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运动员拿到那么多金牌，不但不会让我们的中國孩子的学校增加更多的体育设施和教育经费，反而会有可能减少他们的设施，从而继续供养更大一批专门从事抢金夺银的体育精英。这次奥运会后大家不妨去查看一下国外先进国家的奥运金牌得主平时都在干什么。美国和澳洲的很多奥运金牌得主平时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有些国家的奥运会金牌得主甚至是给人家当保姆或者炸薯条的小商贩。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但还是适可而止，我想，如果你能读出我的言外之意的话，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