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國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第一，固然令人兴奋；但考虑到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政府的体育补贴，又令人感到惶恐不安。这不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已经改变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体育领域我们同样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定势，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

　　体育运动投入无非政府投入、社会赞助、企业经营三种模式。政府投入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金牌，而是为了强身健体。美国政府鼓励企业赞助奥林匹克运动，实际上是鼓励全民健身，从而巩固竞技体育人才基础。在美国许多城市，企业经营的俱乐部向全社会开放，每一个有志于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的居民，都可以加入到俱乐部中，从事系统性的训练。作为民间体育组织，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但始终保持自己的民间色彩，从来没有像中國这样，花费国家如此多的钱财。

　　奥林匹克的民间化，不等于奥林匹克的市场化。奥林匹克的民间化是指，鼓励业余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并且在公平的竞赛场上一试身手。奥林匹克强调公平竞争，强调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所以，那些竞技体育人才相对不足的国家，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也是今后中國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方向。假如借口反对奥林匹克市场化，而坚持举国体制，把国家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少数竞技体育人才的身上，那么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中國足球之所以失败，不是市场化的结果，更不是奥林匹克民间化的结果，恰恰是举国体制所造成的。可以设想，假如真正尊重各个足球俱乐部的意愿，自行组建中國的足球协会，协调全国性的足球比赛，并且负责选拔参加竞技足球比赛的选手，那么，中國的足球也不会一败涂地。

　　现在某些体育界人士一方面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另一方面却从奥林匹克市场化中获得巨额收入，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以笔者建议，应解散中國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奥林匹克体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全国性的体育竞技比赛。国家教育部或者国家文化部成立体育运动协调小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中小学校的体育工作，彻底改变中國当前不合理的体育管理体制，让举国体制成为历史。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作者:乔新生

　　中國自1979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中國政府最近还一直重申，不会改变、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这块土地上，对执政者，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而言，多出生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多生一头猪是很受欢迎的。按照官方的理解，中國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计生部门告诉了我们：养人还不如养猪，养孩子越多越赔钱。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响亮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他们的逻辑是：养孩子花钱，养猪赚钱，人多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少了，人少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多了。人多拖经济发展的后退，猪多经济发展才快。所以，人越少生越好，猪越多生越好。其结论似乎是，人口不如牲口。似乎到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一个人和N亿头猪的时候，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了。这种人口政策，其论据听起来头头是道；其结论却荒诞不经。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错在哪里？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对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它认为人的生命不重要，人的财产不重要，人的尊严不重要，不把人当作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个体。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极其野蛮、残忍的侵犯人的生命权、生育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以致家破人亡。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了出现了许多毫无人性的标语口号，充满了暴力、血腥，以毁灭财产甚至消灭生命相威胁。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墮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些恶语不仅是口号，而且是行动，甚至有些行动超过了这些口号。

　　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预设是人是国家养活的。人口越多，国家养活的负担就越重，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就必须减少人口。牲口可以多养，但是人口要减少。它把人放在为国家服务、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地位上。这完全是从对人价值极端工具化、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这种把人当作国家工具的看法，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把人的数量称作“人口”，这使人联想到被喂养的“牲口”。计划生育政策，只看到人有需要国家喂养的口，没有人也可以创造财富的手，只见人口、不见人手。把人的问题看成是吃饭问题，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和国家主义观念。事实上，中國的发展和进步正是靠人手推动的。中國历史上人口增加较快的时候恰恰是文明发展较快的时候。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在几多年后中國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若中國人口跟美国一样多，或者略少于美国或同步增长，会有人讨论中國在哪一年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吗？使中國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可能的正是中國远远大于美国的人口基数。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第二错误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建立在对社会的错误看法基础之上的，它否认社会有自我平衡人口的能力，相信国家权力是万能的，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甚至用暴力消灭生命，才有可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社会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人口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社会的在人口上的自我平衡能力，尤其使破坏了家体在平衡人口中的计划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在对宣传中把计划生育称作“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但是计划生育根本不是家庭的自我计划，而是对国家用强权对家庭的强行计划。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现象，家庭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它也是调节社会最主要的自然手段，家庭根本不需要国家计划，家庭自己知道如何计划。计划生育恰恰用国家权力对家庭进行计划，所以它根本不是家庭计划，而是国家计划。只要允许社会自我平衡，在方方面面给人们充分的自由，人类根本不需要用野蛮的手段（如战争、强制绝育或者强制流产的手段）就可以有效实现人口的平衡增长。

　　计划生育继承了计划经济的错误看法，认为人是创造财富的负担，财富的根本来源不是人，而是自然资源；认为人口越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越少。实际上，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所界定的自然资源，都是人所认识到的自然资源。人所发现的自然资源固然是财富，但是最终要的财富还是藏在人的身上，并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展现出来。只要把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财富就是无限的。把人的创造力扼杀了，像计划经济那样，财富的源泉就枯竭了。人才变成负担。失去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人才成为负担，而计划经济剥夺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计划生育政策不尊重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非常富裕的国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却偏偏很少。像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样的富豪，也不占有多少自然资源，他们有的只是脑子里面智慧和外部的自由环境。

　　即便是自然资源，其内涵也是随着人的认识不断变化的，有弹性和进化、发展的概念。自然资源是通过人的智慧不断发现和利用的。五百年以前没有人认为石油、铀矿是自然资源。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把它变成自然资源的。人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通过人的创造力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像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政策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没有看到最重要的财富在人脑子里。所以，人口不是决定国贫国富的原因。只要剥夺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创造财富的人手就变成只消费粮食的人口，变成需要被养活的净负担。

　　像计划经济认定国家有能力确定产品的价格一样，计划生育政策认定国家能收集完全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有能力找出适合一个国家的最佳人口规模。但是人口的变化是自然演进的过程，根本就不存在“最佳人口规模”这样的东西。政府也根本没有能力、也收集不到做出最佳人口规模的判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而也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政府根本无法知道一个社会最优的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

　　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是把人由自我养活者变成被养活者，由财富的制造者变成财富的消费者。人口膨胀并不是盲目生育的结果，而是自由短缺和国家强制的结果。人口增加不是贫困的来源。自由的缺失和错误的制度才是贫困的原因。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都断定，人口过剩是由于盲目生育或者过度生育造成的。因此要由国家来加以计划。其实中國历史上的生育模式总的来说都是自发的生育。指责这种模式是“盲目的生育”是很不准确的说法。如果中國人口真的相对过剩，那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中國的土地国有化，是剥夺私人对土地的财产权。这种制度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农民要耕种土地养活自己，就被迫从事农耕，加上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被迫生育更多的孩子，被迫生育男孩来种地、养老。第二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不允许劳动力流到能发挥自己更大价值的地方，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一起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强化生育更多孩子的冲动。第三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承认人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人不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财富，人被迫变成依附土地和单位的工具。第四是政治法律制度。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法治社会，会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加剧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心。为了缓解恐惧与担心就自然希望自己有许多孩子，而且最好是多有男孩。恰恰是这些制度造成中國人口虚假过剩，这些因素在中國计划生育政策中完全被忽略了。

　　计划生育背后的另一个假设，是减少人口可以增加就业。既然有失业是个问题，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自由短缺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的。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第三产业的兴盛为剩下的70%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在计划经济下，第三产业通常是最不发达的。相反，经济自由越充分的，创业的制度环境越好，就业就会大大增加。

　　中國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和后果。

　　第一，它造成了中國巨大的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和巨大的计划生育预算。如果把中國人养得计划生育这套官僚系统全部撤除，把计划生育的官员全部解散，纳税人的负担家会大大减轻。计划生育大大加剧了中央集權，巩固了不良的制度，强化了国家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包括对普通公民的私密生活的监控。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恶化了中國人口结构，造成人口逆淘汰、老龄化的提早到来。

　　第三，计划生育强化了性别歧视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第四，破坏法治、侵犯人權。计划生育是很粗暴、粗糙的政策。

　　第五，计划生育造成独生子女儿童没有正常的社会成长的环境。其不良影响以前基本上被忽略，现在还没有全部显现出来。

　　自由主义把人当作獨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生育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人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其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而且人的消费行为本身是财富创造了动力之一。如果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就应该是让公民享受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让市场和社会来自行调节人口结构。良性的人口政策首先要尊重人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来说，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和无产階級專政的产物。与计划经济思维一样，计划生育试图去计划根本不能而且不应该计划的东西。计划经济退场了，计划生育政策能持久吗？希望计划生育至少能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刘军宁

　　一、金牌与爱国

　　在深圳市图书馆楼上的茶座里，一阵阵突然爆发的欢呼声打破整个图书馆的静谧，原来是围聚在电视机前的年轻人为中國运动员喝彩。喝彩声也陡然惊醒了我，原来在这次奥运会期间，我不但没有停留在电视机前看完一个比赛项目，而且看到中國健儿赢得了那么多金牌，我也竟然没有了往昔的兴奋。更糟糕的是，看到那么多金牌，我竟然时不时产生一丝忧虑。连我自己都无法原谅我了。

　　这件事让我独自反思了好一阵子，是我心态有问题？还是我已经不那么爱国？又或者是我爱国爱得走火入魔？不要说十几年前在国内时我是如何狂热地为中國队加油，就说过去十年，特别是悉尼和雅典奥运会期间，身在国外的我如何为中國队加油加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些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悉尼奥运会期间，和儿子一起看比赛，结果儿子总是为美国和澳洲队鼓劲，弄得我非常郁闷，又不知道除了严词责怪之外，如何去对一个受外国教育的孩子进行中國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严重的时候，有好几次造成了我和几岁儿子之间的冲突。

　　时间过去并不久，而当奥运会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在中國举办的时候，我竟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喝彩的心情，对于猛增的金牌数字不但熟视无睹，而且心中还不时升起隐忧。这不能不引起我的警觉。

　　对这件事的反思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这种心态的根源。如果说像有些海外住久的华人一样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或者因为孩子都在国外因此自己也已经对大陆失去了应有的兴趣，又或者真正成了国际主义者而不再独独只爱中國等，那么对中國运动员获得金牌不再情有独钟也是情有可原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这个时期无疑是我最关心，最热爱中國的时候。真是没有理由呀，中國现在正以金牌第一的成绩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伟大，我为什么不兴高采烈？又有什么值得我忧郁的？再说，中國健儿获得那么多奖牌，总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值得骄傲的，就算不喝彩，也不应该皱眉头吧？

　　对这件事的反思也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年轻人席卷全世界的爱国激情，当时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写了几篇文章，里面除了一些经验之谈和认识之外，也夹杂了一些冷嘲热讽，现在想起来，当时年轻人不那么容易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在今天对自己的反思，对悉尼、雅典和北京奥运会上自己对待中國金牌的态度对比来看，我和那些被我讽刺一通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

　　还是不要扯远了，在这件事情上，在外界找理由和借口，然后来一番说三道四很容易，难的是剖析自己的内心，拷问自己的灵魂，公开与网友坦诚交流。现在，我就谈一下这几天围绕金牌的一些内心思考，有些观点可能会引起年轻人大反感，不过我并不介意，反正每一个人都会长大的。

　　二、金牌的意义

　　我先说一下金牌的意义，也许我说得太政治，谁让我是一个“政治动物”呢。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中國健儿抢金夺银，为中國报仇雪耻了。这种说法很快被人批评，批评者说这只是体育运动，不应该这样说，可是，我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想法有时也会从我的内心冒出来。一旦冒出来，我就特扬眉吐气。

　　体育和政治不混为一团，但要绝对分开也是不可能的。想一下积弱百年的中國，我们在体育上是个什么地位？几乎在所有的项目上，我们都要落后西方上百年。当时西方列强说中國“东亚病夫”，如果是用在体育竞技上，我们还真无法反驳。所以，当今天中國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一路领先的时候，作为一名中國人，内心总是会有忍不住的激动和自豪的，甚至会有“雪耻”的感觉。这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只是金牌意义的一个方面，如果深入追究下去，还有更深邃的。大家都知道，中國源远流长的文明并不比当今任何一个奥运会金牌大国的要短，甚至可以说，比取得金牌前几位国家的文明历史加起来还要长。而且我们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好逸恶劳，不喜欢体育的，骑马射箭，勾心斗角，砍砍杀杀在古代本身也和体育不无关系。可是，自从国门被打开后，我们看到西方和世界上的体育项目逐渐完善起来，我们却傻眼了。且不说竞技体育落后，就连人家的竞赛规则都弄了很久才闹明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起直追，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不但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而且成就了金牌大国，这次北京奥运会到目前为止，更是金牌第一！这难道仅仅是体育？这难道仅仅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在体质上不再是“东亚病夫”那么简单？

　　我想，金牌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意义，但它向世人揭示的意义却怎么夸张也不为过。归结为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够取得的体育成绩，我们都能够达到，而且是在极其短的时间里。

　　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中國人不但是在体育上向世界揭示了这一真理，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建设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上也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同一个道理：你们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我们照样能够做到。

　　不过大家必须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虽然用实际行动证实我们不比世界上其他民族差，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不比人家差，但也并没有比人家强。例如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年我们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你不要忘记，我们发展了几千年，至今还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之所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了三十年，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过去三百年世界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停滞不前而已。

　　无论在高速发展，还是在抢金夺银上的飞跃，都表明，中國人能够从善如流，能够很快融入世界大潮流，对于世界各大民族都能接受的一些公理和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想，这也给我们一些信心，那就是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快速融入世界上早已经接受的人權、民主和自由理念等方面，中國人其实如果真想做，也是毫无问题的。没有什么中國特色和中國的实际情况。三十年前，你一定会说，奥运会金牌？我们中國人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有时间还要跳歌颂毛主席的忠字舞呢，哪里有时间去搞那些体育项目？

　　三、我们要那么多金牌干什么？

　　上面说到了金牌的意义，按说，对这样的金牌我应该举双手和双脚赞同才对，没有理由不高兴，更没有理由担忧吧。可当我看到金牌数字的上升，我竟然真有些担忧。这担忧甚至让我都有些害怕了，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了？不再爱国了？或者失去了年轻人（或者我年轻时候）的激情？

　　我到底担忧什么呢？

　　先从体育说起。我虽然没有做一个具体统计，但我下面说的数字和比例应该八九不离十：那就是在目前金牌排行榜上，虽然中國获得金牌数字第一，但无论从国民的体育素质排行，还是从我们儿童的体育设施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中國不但排名最后一位，而且相差可能是不小于十倍，至于和美国学校的体育设施比较，估计最低也在20倍以上。

　　如果这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再看一下这样一个国家投在专门用来抢金夺银运动员身上的投入吧。如果我没有估计错，在所有得到金牌运动员身上的投入，无论是从相对数字还是绝对数字，中國都是投入最多的。好了，一个对自己的普通国民的体育和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却对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投入最多，这难道不让人感慨？！一个国家穷，无法投入孩子们的体育教育，这不是什么问题；一个国家想获得奥运会金牌，而大量投资于精英运动员，这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同时做上面两件事，而且几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那也许就有些问题了，至少值得我们思考。

　　当我们拿了不少金牌后，我们俨然是体育大国了，但请记住，体育大国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被包养起来的运动员获得了多少块金牌。我们就不要到地震灾区的学校去统计体育设施了，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小城镇和乡下的学校去看一下，我们就都会知道我们在体育上要走的路还非常漫长，绝对不是靠刘翔跨栏就可以一夜之间超越的。

　　说到这里，好像我又要把金牌否定了，又要来一番长篇大论。不会的，我不会否认让我内心深处感到自豪的金牌，这正如我不能否认我的过去一样。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拿到了金牌，那么，我们要用这些金牌来干啥？当然笼统地说，我们需要这些金牌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我们的自尊，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先说一下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家就不要指望了，当今在评价国家的富强时，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把获得多少奥运会金牌算在里面，但他们都会把你的孩子教育经费是否够，孩子教学楼是否坚固，一个国家投入到教育里的钱是多少作为重要标准之一。

　　至于说到民族自豪感，以及我们的自尊，我很认同。但这些东西毕竟是抽象的，例如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出问题，用金牌提高民族自豪感，国家的尊严之后，我们还怎么做？很简单，如果我们以运动员取得的骄人成绩来普及体育运动，促成国民重视体育，督促国家对中國普通孩子增大体育和各种教育投入，善莫大焉。

　　那么，我为什么还对金牌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担忧？

　　四、金牌，让我欢喜让我忧！

　　你可以拿取得的成绩再接再厉，激烈我们的民族更上一层楼，但有些人同样可以用取得的成绩阻碍发展，甚至抵挡历史进步的洪流。好像是费正清在研究中國为什么先进了几千年后却突然无法接受新鲜事物，迅速落后下来时有这样一个理论：因为中國太先进了，所以不想更先进。

　　他说的是客观事实，而我担心的是一些人的主观愿望。中國这些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而取得进步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和利益集团，贪天之功，无耻之极。

　　例如，中國过去三十年经济上取得的进步明明和我们融入世界大潮，和开放有直接关系，而且谁都知道，中國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继续改革开放，可是由于改革开放势必触及一些利益团体的根本利益，就有人跳出来，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成绩来阻止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至于说到体育，就更有意思了，拿了那么多金牌，原本能够让我们在其他领域更大胆起来，可偏偏有些人在那里得出了结论，还是我们的体制好，能够拿那么多金牌，都比美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运动员拿到那么多金牌，不但不会让我们的中國孩子的学校增加更多的体育设施和教育经费，反而会有可能减少他们的设施，从而继续供养更大一批专门从事抢金夺银的体育精英。这次奥运会后大家不妨去查看一下国外先进国家的奥运金牌得主平时都在干什么。美国和澳洲的很多奥运金牌得主平时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有些国家的奥运会金牌得主甚至是给人家当保姆或者炸薯条的小商贩。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但还是适可而止，我想，如果你能读出我的言外之意的话，你一定不会说我对金牌的忧虑毫无道理，你更不会指责我没有你爱国。我们在一个人均体育设施最差，国家对孩子的体育教育投入也相对少得可怜的国家里，用最昂贵的代价培养出一块又一块奥运会金牌。我们有理由对这些金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我们更有理由要拿这些金牌做文章，希望这些金牌不但在体育教育上给我们中國的孩子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能够在各方面给中國人以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用来给自己脸上贴金、歌颂自己，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

　　2008-8-17 成都

　　作者:杨恒均

　　时下，在某些机关形成了一种官话陋习，一些领导干部信奉官话套话为“护身符”，开口闭口都是“必须”、“坚决”、“一定要”、“着力解决”、“认真贯彻”、“坚决执行”等态度坚定的词汇，而事实上他们对这些词语的深刻内涵却未必了解，只不过是拿来装潢门面而已。对此，有网友认为，这些四平八稳、不知所云的官话背后，隐藏着官员中庸、塞责、媚上的心理，折射出官场抄袭、浮华、媚俗、攀比的四种不良风气。（08月12日　中國新闻网）

　　不可否认，网友对官场流行语的分析不无道理。然而，严格地说，这种所谓的“分析”与其说是分析，倒不如说是归纳，即现象的归类与整理。在一定程度上，笔者不能不说，这几位网友不懂权力的微观运作机制，因此看不到这种看似“假、大、空”的官场流行语所承载的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以及在维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层制”行政结构的稳定和正常运转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我国政府部门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主要依靠公文与会议这两大法宝，即通常所谓的“文山会海”。公文与会议除了承载着政务信息的传递或传播的功能外，另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我国政府机关的文多、会多，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很多公文与会议所传递或传播的信息量非常少，通常公文里或会议上所说的都是些缺乏可操作性的空话、套话——然而，与一般所认为的相反，其实这些公文与会议都是十分必要的。

　　读者诸君或许不能理解这种 “假、大、空”的公文与会议的必要性，何妨且听在下细细道来。

　　说穿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大多数公文与会议只不过是一种程式化的文字上的“祭神仪式”和以自我为牺牲的“奉献仪式”罢了，至于其中说了什么或什么都没说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式来说。

　　就象皇帝老儿发布圣旨的开头一定得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大臣见到皇帝老儿一定也得先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一样，我国公文（不管是上行文还是下行文）一般的格式往往用“为”或“为了” 开头，以响应上级下达的指令中的某种崇高的、利他主义的精神或目标——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帽子”。这个“帽子”就是仪式性的，它一方面使某个虚拟的“上级”——不是“为”或“为了”后面所接的某件事或某种意义，也不是某位具体的“上级”，虽然具体的“上级”读到后可能会感觉这是对自己的尊敬，但他却不知道这种尊敬并非对他本人，而是对他所占据的位置的尊敬——神圣化；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下级对上级服从的表示。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文字上的“下跪仪式”，或曰“文字忠字舞”。在此意义上，这种流行语的使用其实是与“吾皇万岁，万万岁”一样的“服从仪式”与 “奉献仪式”的表演。

　　而“必须”、“坚决”、“一定要”之类的词语，则一般用于“下行文”，即上级对下级的公文中（会议也是一样的道理）。与“服从仪式”相反，这则是一种“权力的表演”。同样，上级对下级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上级才有权使用“必须”、“坚决”、“一定要”之类的词语。因此，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的展示。这种展示或表演，不但就象“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样使虚拟的“上级”神圣化了，而且极大地满足了具体的“上级”的权力欲与控制欲。

　　“服从仪式”与“权力的表演”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因为在最高权力部门与最低权力部门之间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其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因此，每一部门一方面要向上级表示服从，另一方面也要向下级表演权力。最高权力部门之上则还有使政权合理化与合法化的某种主义，或曰意识形态，最低权力部门之下则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处于两个极端的权力部门同样需要进行“服从仪式”与“权力的表演”——因为意识形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可见的仪式，才能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才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这种自我复制一旦中断，政府也就失去了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必将轰然倒塌。

　　就“科层制”而言，为了维持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在工作上下级服从上级确实是必要的。但就中國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上下级之间缺少人格与身份上的平等，并且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往往都视这种不平等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自然，也就要求用各种形式的“官场流行语”将这种不平等标示出来。“科层制”与人格、身份上不平等的合力使本来只应承载着政务信息的传递或传播的公文或会议异化成了“奴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它使国民——尤其是公务员——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病态的人格，即“权威型人格”。这种人格要求个体为某种带着崇高光环的集体、处于权力等级链上的地位低的人为地位高的人奉献出他们的自我和尊严——甚至生命。由于每一级部门都只对上级部门而不用向下级或老百姓负责，它的运转情况的好坏（即政绩）也是由上级部门而不是下级或老百姓说了算，于是便造成了在中國的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里，全单位的人都围着“老大”的政绩或“乌纱帽”转的局面。

　　由此可见，“假、大、空”会议与“黨八股”其实是以人格与身份的不平等为特征的等级制及民众缺乏有效的监督与限制政府权力的手段或平台的产物。只要以上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管怎么批判“文山会海”与“假、大、空”的“官场流行语”，从根本上来说，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作者:宕子

　　这次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发生的干扰奥运火炬传递事件，给中國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其中令人感触最深的，可能是一些西方民众既不知道西藏在哪，也不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一些人的宣传、号召，就跑出来游行，抗议中國政府。

　　显然，这些西方人并不真正关心西藏人的处境，他们甚至懒得去了解事情的原委与现状。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熟悉的理念和几个简单的政治词藻的表达，以及他们自己进行这种表达的权利。人權、民主、自由和自治之类口号，在西方就代表着“政治正确”。

　　西方民众可能只是想一如既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正确，至于这些东西在不同国情下受到了何等具体约束，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应该如何呈现，一般西方民众是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进行简单对比。由于中西方具体条件的巨大差异，这种对比所得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如果是在一个普遍民众对国家政策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国度，民众认知上的这种谬误本来也没什么，不可能要求大多数国民都成为国际政治或区域政治的专家。但是，在那些民意对媒体倾向和国家政策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某个其外交政策可以影响世界局势的西方国家，问题就严重了。

　　浅薄、浮躁、仅仅是意在表达的民意，却可以左右国家政策，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

　　在国内问题上，这一弊端的负面性有限。国内问题上民意再怎么出错，也会受到切身利害得失的限制，通过接受各种现实的反聩来作出调整。但在万里之外的国际事务上，民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无法通过切身感受到政策的反聩来进行调整。因此，民意在国际问题上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几种简单的理想化概念所左右，形成舆论，进而支配国家政策。

　　几年前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此次一些西方舆论对西藏事件的普遍反应，都引申出同一个问题：当一个由民意引领政策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时，将给全人类带来什么？这是冷战终结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全新问题：强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可能成为重要的破坏性因素，甚至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知识界一直有种含糊其词的说法，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一个国家只有实行民主制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证诸史实，这显然是一种谬论。西方民主国家是由民意主导政策的国家，而历史上由民意支持发动的战争数不胜数。现代社会，民意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会支持发动战争。一是当自觉蒙受了屈辱，在民意中积压了大量的反对现行世界格局的心理能量之时，其例可见一次大战后的德国；二是当实力悬殊，预计发动战争不会造成自己国民的大量伤亡，战争对发动国而言只相当于一场游戏时，其例可见美国“先发制人”发起的伊拉克战争。

　　事实上，冷战终结后的20多年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由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发动的。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现象，也只是一种历史的误解或巧合：在二战以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彼此间且有利益关连，结为同盟，于是避免了相互开战；二战后，当民主国家之间相互开战时，双方总会指责对方不是民主国家，将对手排挤出“正义阵营”之外，例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看，民主制度确实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形式。它在权力的更替与制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等方面，都有针对性的程序设计。但是，对于民主制度在不同国情的适应性问题，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以至民主制度的治理绩效在不同国家间表现有天壤之别。除西方发达国家外，民主制度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通过定期选举，西方民主制度确实具有一种自动调整、改善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在针对国内问题时比较灵敏，具体体现是执政黨的多黨轮替；但在国际问题上，这种功能却表现迟钝。因此，大力推动伊拉克战争的美英领导人在2004年都获得了连任。时至今日，对战争的反思才在美英两国成为主流。而在世界安全的多极均衡格局形成之前，就是这种时间差，即可能致使国际社会陷入险境。

　　作者:闲言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國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國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國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國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國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國，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國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國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國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國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國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國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黨外人士座谈会上，仲共總書記胡錦濤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國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國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國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國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國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國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國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國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國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國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國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國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國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國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國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國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國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國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國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國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中國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國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國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鄧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國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國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國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國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國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國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國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國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國的各级官员。在中國，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國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國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國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國，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國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國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國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國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國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國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國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國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國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國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澤東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國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國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國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國，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國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國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國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國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國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國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國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國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國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國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國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國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國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國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國（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國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國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國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國2007年上半年中國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國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國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國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國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國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國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國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國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國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國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國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國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國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國，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國，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國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國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國）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國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國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國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國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國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很显然，中國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國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國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國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國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國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國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國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國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國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國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國，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國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國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國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國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國，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國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國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國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國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國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國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國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二、历史没有终结

　　2008年3月，在中國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國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周小川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飞灰湮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迁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及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在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是前共產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中國，还是以前徘徊在两大阵营之间态度暧昧的如印度等国家，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尾随全球大国的这一历史性的集体转向，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在市场资本主义上的这一高度共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國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國，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大陆被国际投行兴奋的概括为“金砖四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布什，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國的始皇曾经以“车同辄、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隐形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國、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國、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國、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國、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國、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的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國、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19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的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國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有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症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作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階級的实际上

　　来源：南风窗

　　作者袁剑是著名学者，獨立评论人

　　作者:袁剑

　　说到中國目下的民族政策，可以用两个大块方面来概括：一大块方面是对人口具有相对一定数量且生活居住相对集中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另一大块方面则是相对于汉民族来说所给予的种种优惠政策。很显然，第一大块方面的目的是为了让少数民族避免产生被“汉民族统治”的心理而实行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期望因此而减少民族矛盾的进一步产生和激化；第二大块方面的目的就更明显了，予以少数民族更多更大的“优惠”——也就是实惠，期望少数民族能够感到知足因而能够起到“政权的稳定”的“安抚”作用。不可否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建国的初期，对于刚刚建国执政的共產黨以及领导下的政府面对的一个既贫穷加上因多年的战争而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局面，安定可以说是那时执政黨和政府以及民心所一致渴求的，民心要稳定，政治才能稳定，政权也才能稳定。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实行民族区域政策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说当时这样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对少数民族的所谓各项优惠政策，尽管当时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安抚”作用，但我从来都不以为这样的优惠政策是多么的明智之举，是一个多么的“高明决策”的呢。问题是建国已经近六十年了，却依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却是一个不得不让人质疑的问题了。质疑我们执政黨的执政能力以及执政的公平公正性何在的呢。如果让我来评价中國目下实行的民族政策的话，我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糟透了”。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有何弊端的吧。虽然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减少民族矛盾问题的发生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会不可避免地而且说人为地带来少数民族的自闭性以及会增加与汉民族的对立性，可以这样说少数民族打由他们民族区域自治的那天起，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在做着一件加深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矛盾的事情的呢。我敢断言，民族区域自治如果长期下去，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就会不可避免的由逐步积累而加深为相互仇视乃至敌视，最终激化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一次新的战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所谓“优惠”政策，对于增加和加深民族矛盾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的作用。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均在无时无刻的提醒着那些人是有别于汉人的少数人，是有别于汉族的少数民族的呢。我要说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一天不废除，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就一天无法真正融入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

　　请注意我的用词，我说的是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非是融入汉民族的大家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世界社会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也只能是无论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无论什么民族，人人应该平等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华夏大地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最终必将融入成一个大民族————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最终也必将会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民族里——那就是世界民族。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人类最终必然会同化为一个民族。其实，到那时也就没有什么民族之分了的呢。想想看，那样的结果，是不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所一致向往的呢（当然了这样的发展趋势也是任何人任何民族都无法阻挡的呢）。

　　我历来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也历来反对大汉族沙文主义。我赞成各民族平等、人人平等的观点。因此，我是一贯不赞成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因为这些政策违背了人类公正与公平的原则。说白了，这些政策其实不过就是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民族的“特权政策”而已。这些政策，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也许是优惠了，但对于汉民族来说恐怕很难说是一家公允的事情的吧。中國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崇尚特权的国家，特权思想依然在中國占有相当大的市场，具有旺盛和顽强的生命力。什么特区、特批、特供，甚至连酒也来个什么特酿的呢，更有什么专机、专车、专列……等等，中國的特权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试想想看，特权下的少数民族和没有特权的汉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和表现的呢。民族区域自治使得少数民族人民相对于汉族人民，政治和经济上有更多更大的民主权力。少数民族优惠在让少数民族享受到了很多的实惠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滋生出优越于汉族人的“优越感”来的呢。而这种“优越感”极易衍生出高高在上、高人一头的感觉，表现在行动上，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汉人有一种夸耀感、歧视感，与汉人的交往时，就会更多地表现出骄横的一面来，从而无形中增多了和汉民族人民发生矛盾的几率。而处于相对不公正待遇的汉民族人民来说，这种长期压抑的自卑感、无奈感，必然由刚开始的羡慕感而最终会演化为对少数民族的仇视感和敌对感，在汉民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的正常交往中，增加和增大了本来是一般性的群众争执矛盾而上升为民族矛盾可能性的几率。汉民族歧视少数民族，以多欺少，是非正义的也是不公正的；但这样的政策造成少数民族歧视汉民族，以少欺多同样是非正义的也是不公正的，甚至显得很有些荒唐和荒诞不经的呢。

　　其实，这些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从表面上和短时期来看，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也许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少数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却是弊远远大于利的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请想想看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助长了少数民族的自闭性，人为地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温良的土壤，人为地阻碍了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步伐。有些少数民族据说还保留有不与汉人通婚的习俗（据说是为了保持本民族的血统纯正性）。还据说这种陋习造成了很多不同民族的男女有情人最终不能成为眷属，有的甚至双双殉情的可悲下场。这种有违人性的陋习不只是愚昧，简直就是笑话。难道不该是人类诅咒和唾弃的吗？再者说了，中國历史上能找出几个少数民族不与汉室通婚的例子的吗？即使不愿意，恐怕很难有那一个民族在不得不称臣的情况下而敢于抵抗汉王室的求婚的呢。汉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没有和其他民族通婚的禁忌。汉民族也许是人口众多的缘故从来就不怕被少数民族同化，也从来没有顾及过和其他少数民族通婚后会造成汉民族血统的不纯正这样的后果。而少数民族之所以不能够这样大度，除了人口稀少的缘故外，更多的恐怕还是狭隘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影响因素要多些。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民族历来就有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一致对外御敌的光荣传统。这也是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引以为豪的。这样的光荣传统，被少数民族当成抗御大民族欺辱争取自己生存和权利少受侵害或避免侵害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宝。也可以说是少数民族被大汉民族长期逼迫下的经验之谈。它的存在的意义的前提是少数民族相对于大汉民族受到了不公正不平等不公平的待遇。设想一下，如果各民族真正的平等了，政府一视同仁，那这样的传统就很难再说是一个光荣传统了的呢。那样的话，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妨碍各民族相互融入和睦相处的陋习了。这种陋习，极易在现实生活中造成少数民族人民不分青红皂白偏袒庇护本民族人员与汉民族人员的争执冲突，很多时候的结果是帮助了恶人，助长了邪恶之气，践踏了正义。同时将许多一般民事矛盾上升激化为民族矛盾。笔者所在的地区的一个某某少数民族就具有这样的“光荣传统” ，而造成少数民族里的个别恶人更恶，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某某少数民族里的恶人们结帮成伙，光天化日，明抢暗盗汉民族人民的财物。即使到他们的家里找到了被盗的财物，也要拿钱赎回的呢。少数民族里更多的人们对汉族人越来越学会了蛮横无理。不交养路费，开霸王车的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当地的汉人们对某某少数民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厌恶和仇视乃至敌视。表面上看，每一个当事的汉族人在与某某少数民族人员的争执冲突中因势单力薄加之因害怕犯引发民族矛盾问题“高压线”的错误而显得都很怯懦，都是胆小怕事，都在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而某某少数民族人都在与汉人的争执冲突中占有绝对的上风而沾沾自喜甚至得意洋洋。孰不知，这样会造成汉人对其民族的怨气、怒气、恨气、仇气正在一天天积累着。有很多当地人说到某某民族就恨得咬牙切齿，暗地里发狠，说如果成立消灭某某民族敢死队，自己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呢。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由此也可窥一斑。假如这样的矛盾真的成为了汉民族整个民族的矛盾了的话，想来对于那个某某民族来说恐怕就再也很难洋洋得意了呢，说不定汉民族对其仇视情绪的爆发日就是那个民族的灾难日到了呢。因此说，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和优惠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害少数民族的一项政策，真正的有识之士应该能够看明白这一点的。假想一下，如果出台一项政策，国家将所有少数民族统统包养起来，不用做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养尊处优的生活，相信没有哪个少数民族会不乐意接受的。然而，想想看如果百年后，甚至用不了百年，十年后国家一旦对其停止了供应，那这些少数民族恐怕有一半的人口会被饿死的呢。同理，国家现在对少数民族在生育和升学上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长远的发展来看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生活在物竞天择世界里的民族，不靠自己民族的优秀，不靠自己民族的智慧和努力奋斗而是靠别民族政策的倾斜优惠，生活靠别人的恩赐是没有希望的，也是可耻的。

　　最后，话归主题，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和优惠政策绝非中國民族政策的良策，充其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下下之策。是当时没有其它更好方法时的权宜之策。公正、平等、公平才是真正解决民族问题的上上之策、根本之策。随着时代的进步，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交融日益增多，少数民族和汉民族都会无一例外地会水乳交融成为一个不分你我的中华大民族，这是所有少数民族也是汉民族的最终出路。尽管我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见不到那一天了，但并不会妨碍我内心底里依然地期盼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作者:一啸

　　多年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宣称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1]，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祈愿式思维的反映。因为，执政黨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基本上成功地应对着各种大小危机，维系着中國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似乎也取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其政策的某种基本认同，至少是某种理解和容忍。

　　然而，今年3月中旬，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生的西藏事件，在作者看来，很有可能成为终结上述情形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它显示出中國现行政治体制的活力和潜能正在逐渐耗尽。这本来似乎只是一个并不显眼的示威和骚乱事件，但是，当政府以其惯常的政治逻辑，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快速平息它时，却反而使其刹那间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事件。西藏事件暴露出中國政治体制中隐藏着的多方面的问题和弊端[2]，并且，以一种十分显眼的方式将其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从而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一制度的行为逻辑和它的深层矛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西藏问题的本质在于，相当一部分藏族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危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塑造，来培育藏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当然，在一种前宪政的政治体制下，不仅仅是少数族群[3]，而是全体公民的政治认同都会产生危机，但是，对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族群的汉族的大部分公民来说，即便对执政者，乃至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了危机，但是，对以领土作为载体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依然不会改变；而对少数族群的公民来说，一旦对执政者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的意愿下，连对后者的认同也会产生动摇。

　　在我们看来，正是中國长期以来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传统的共產主义意识形态衰微之后，事实上正在系统地塑造着少数族群个体以自己所在的族群为核心的政治认同意识，而这是当下中國社会中各种族群矛盾逐渐升温的最根本的制度性根源。目前，影响持续扩展的西藏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们认真地去反省政府为了解决民族问题长期以来所采取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深入反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又是基于怎样的政治哲学的理念？

　　一、美国与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制度性对策

　　在如何将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多族群的人民，构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问题上，美国和前苏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的策略可称之为“大熔炉”政策，而前苏联的策略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谓“大熔炉”策略是指，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平等地对待各族群的个体，完全无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绝对相同的政治权利。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国家是建基在它和每个公民之间关于平等保护个体权利的基本政治契约——宪法之上，而基本政治权利又是基于超验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存在的法理关系，与人们在经验世界中在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差异毫无关系；在文化层面上，则让所有个体在宗教信仰、语言使用和生活习俗上，在不侵犯他人權利的前提下，保持自由。

　　“大熔炉”政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在最危险的，必须要垄断暴力的政治领域，通过塑造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构建起一个建筑在人们的自觉认同基础上的统一和均质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则保持着多元化和丰富性，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相互间不同的文化认同，来构成不同的族群。在精神上，个体可以将自我看作是耶和华的子民、安拉的信徒或者灵魂不断转世的佛教徒，但是，在世俗世界里，在政治上，每个人都作为完全同质的公民认同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同时认同别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权利。

　　我们之所以将这样的策略称为“大熔炉”政策，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共和国具有包容和融合异质的族群的巨大的能力。这“大熔炉”里面的熔剂，就是上述的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异质的族群，可以自由地保持自身的个性，但是，它想要融入这个国家的前提是，它的个体必须学习和接受这一政治文化，因此，假如一个族群的传统习俗中有着与上述公民文化相抵触的东西，它就必须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来适应这一公民文化。而一旦它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以带有自身个性的方式融入“大熔炉”中，和其它族群和諧相处。

　　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另一种在多族群的前提下构建统一国家的制度性对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的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源于近代欧洲产生的“民族国家”理念，同时，它赋予了“民族自决权”以最为宽泛的解释：即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治，同时，还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要在这一领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獨立的国家。[4]不难想象，按照这样的以最大限度解释的民族自决权，人们根本无法在多民族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只可能像近代以来的欧洲一样，形成多国林立，战争不断的局面。因此，当苏联共產黨夺取政权，从造反黨变为执政黨，狂热地想要在多民族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时，在实际上的政治操作上，决不可能允许各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从苏联的版图中分离出去。

　　因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么一种政治实践，它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尽量明细的划分，在其长期居住的地域内，建立起以民族为单位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并在口头上承认其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乃至退出苏联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又构建起一些强有力的“绑带”，从外部将这些以民族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它们非但不可能脱离苏联，而且必须宣称自己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愿留在苏联之内的。这些“绑带”主要有以下三条[5]：

　　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黨的一元化统治。高度集權的列寧主义政黨的各级负责人都是由上而下地任命的，而黨组织又建到每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之中。黨还直接控制着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等所有暴力工具。由下级服从上级，全黨服从中央的严格的政治纪律组建起来的一个无所不管的極權主义政黨，是将各个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单位，紧紧地捆绑在联盟之内的一条最强有力的“绑带”。

　　第二条“绑带”是共產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即苏联共產黨力图通过宣传灌输，将黨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每个苏联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造每个个体超越于各个民族认同之上的同质化的政治信念和共同的领袖崇拜。

　　第三条“绑带”则是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而形成的依存关系。由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彻底废除了市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指令体系下进行的，当各地区按计划指令形成产业上的分工协作之后，任何一个地区想要脱离苏联，而在经济上保持自足，已变得难得想象。

　　在苏联的全盛时期，这三条“绑带”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捆绑得如此紧密，以致于苏联共產黨一度自信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了，即各个民族，在这一制度下，已一劳永逸和不可逆转地自愿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在苏联早已解体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不难发现，苏共当时的这种自信，是一种多么自大和可笑的政治错觉。

　　对比美国和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的制度性对策，让我们想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化”与“文明”这二个不同的概念。在汤因比看来，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政治或社会共同体，是在尊重个体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在其内部通过文化联结起来的；而“文明”则是靠某种外部的强制力强行纠合起来的。所以，“文化”是有机的，而“文明”是机械的。汤因比认为希腊是一种“文化”，而罗马则是一种“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代表着一种“文化”，而前苏联则是一种“文明”。

　　这二种不同的民族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种族，但却并没有不同的民族，通过培育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美国成为了一个成功地融合不同的种族、族群和文化的大熔炉。在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个民族或种族要求划土自治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唯一一次分裂危机——南北战争——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而非族裔认同的不同引起的。

　　反观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将国家内的每个族群都看作是有着自决权的民族，并且将这种民族自治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因而，制度性地强化了少数族群国民的族属认同，并将这种认同高度地政治化。在一黨專政的外部“绑带”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压，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同体都纷纷宣称“自愿”联合成一个苏联民族，而只有到这种外部的捆绑完全松懈，人们才会发现少数民族在外部强制状态下所表的忠心，和其内在的真实愿望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二、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前苏联是“五十步”和“一百步” 的关系

　　2007年6月25日，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宣称：“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國解决民族问题中最有特色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國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之一。” 还引用了鄧小平的话：“我们中國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6] 这基本上代表了目前政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看法。不断加剧的民族矛盾，只被看作是个别人的分裂阴谋的产物。

　　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仅被政府看作是成功的，而且，被看作是中國的独创，和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不难看出，仲共政府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的自信，似乎可以和1970年代的苏共媲美。

　　事实上，仲共在民族问题上，基本上只是效仿苏共，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独创。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仲共曾跟着苏共高调支持中國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7]，建国之后，则同样模仿苏联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是由于中國数千年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使我们建立的是单一制国家，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国家。

　　所以说，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和前苏联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都是学习前苏联，走的是完全同样的一条道路，只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传统阻止了我们走得像前苏联这么远，所以在这条道的半路上停了下来。确实，我们没有搞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共和国，搞的只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由于这一政治实践完全是按照前苏联的民族理论进行的，因而，在中國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转型的过程中，也必将引发跟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

　　民国时期，国民黨在民族政策上基本上是学习美国，在族群的认定上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策略，认为中华民族包含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只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而五族只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宗族[8]，在政策导向上淡化个体的族群意识，而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竭力避免各族民众因族属认同的不同而可能导致的政治冲突。

　　仲共执政之后，追随前苏联在民族认定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30年代前苏联在斯大林的亲自主导下展开了“民族识别运动”，认定了100多个民族[9].而中國则从1950年代开始，模仿前苏联进行了同样的民族划分和制造工作，最终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将生活在中國领土上的原先边界模糊、自然融合的各个族群，人工划定为56个边界清晰的民族[10] ，并相应地建立了5个自治区、33个自治州（盟）、120个自治县（旗）和1093个民族乡（苏木）（2005年底数据），许多地区还建立了民族村和民族居委会，从而形成了“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旗）—民族乡（镇）—民族村（居委会）” 的庞大复杂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体系。

　　霍布斯鲍姆是这样评价前苏联的民族政策的：“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產黨政权本身。”（2000）中國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似。

　　这一民族制度推行的后果，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强化了每个个体的族属认同。从此之后，每个中國人都必须清晰地确定自己是属于这56个民族中的哪一族，在每一次确定自己身份的登记表上，都不得不写上自己的族别，（一个公民假如由于出身上的混血，或其他原因不想明确地确定自己的族别，在法律上将不被允许。）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刺激下，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被不断地强化。

　　而一个少数民族被正式认定之后，就由官方出面，为其规范和推广民族语言，编写民族历史，整理民族文化，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的知识分子，人为地加工和塑造出一个个少数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更为关键的是，在均质化的一黨專政的政体下，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的公民比主体民族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会多一些，也不意味着黨对他们的管治会少一些。恰恰相反，由于少数民族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离心倾向，（既然，它们已经被正式确认和塑造成和主体民族完全对等的獨立的民族，这样的倾向的或多或少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因此，黨对他们从行为到精神上的管治，只会更加严密和严厉。也就是说，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基本政治权利来看，号称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一般而言反而只会比主体民族的公民享有得更少些。

　　那么，民族自治中的“自治”二字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民族行政单位”的“自治”丝毫不意味着它拥有任何相对地超越黨的统治意志外的更大的自主决定权，那么，“自治” 二字就被纯粹从“自己人治自己人”的字面含义上来理解。所以，现行民族政策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必须由该少数民族人士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规定在其黨政干部中该族人士不得低于某个比例，（比如70%）。

　　如此一来，所谓的民族自治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就转变为如何培养更多听话能干的少数民族的黨员干部的问题。按现行的自治标准，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假如100%地任命该族人士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又能比汉族官员更好地听黨的话，执行黨的政策，那么，这个地方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百分百的“自治”。当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永远无法实现，所以，黨总是会派相当数量的汉族或其他的外族干部去控制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实权岗位，同时，在该族的干部中总是会出现这么二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无原则地绝对服从黨的指令，另一种倾向则试图保持本民族的自主性和本位利益。而黨总是会重用前一派干部，让他们去和本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后一派则总是会遭到不断的打压和淘汰。

　　“自治”在宪政民主主义的语境中，是指一个地区的公民，在某些事关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内，可以根据自主意志制订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几十年来，民族自治地方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意义上的自治权，黨要它消灭私有制，它就必须消灭私有制；黨要搞人民公社，它就必须搞人民公社；黨要反右，它就必须反右；黨要消灭宗教，它就必须铲除千百年来为自己民族提供生存意义的宗教；黨要它侮辱谩骂自己崇敬的宗教领袖，它就必须紧跟着黨大声地侮辱谩骂。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可以限制黨的飞横跋扈的专断权力。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的终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任何增进，那么，将被外族人專制和虐待改为由本族人專制和虐待就没有任何政治进步的意义，更何况这些本族的统治者执行的政策，归根结蒂是由在遥远的京城里的外族人制定的，他们本身也是由外族人任命的，而他们为了取得黨的信任，只会对本族同胞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治手段。

　　我们的基本民族政策，除了“本族人治本族人”之外，还有就是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从理论上说，并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具的题中之义，但事实上却被广泛实施。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果然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在以完全由上而下的黨的一元化统治剥夺了少数民族公民的大量政治权利之后，希望通过补偿性地给予物质上的好处的方法来换取对自己的认同。就像有的父母，为了让子女听话，就给子女买好吃的、好穿的一样，而他们要子女听的话，越是具有扭曲子女自由意志的强制性，父母支付的代价也就必须越大。

　　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涵盖面很广，包括计划生育上的照顾、考大学加分、升职升学时的优待，以及各种方式的经济上、技术上和干部上的援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倾斜等等。但是，由于在实施这些优惠政策时，政府都不是根据受惠对象和其他人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根据其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进行的，因而，所有这些优惠政策，非但不能强化少数民族成员作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反而强化了他对自己的族属身份的认同，并将这种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因为他完全是依凭自己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才从国家那儿获取了这些好处。[11]

　　同时，这也很容易造成不同民族的公民在相互认同上的困惑。就如曾在西藏工作多年的徐明旭先生在文中回忆的那样，在一个单位中，汉人哪怕工作得很出色，但是，各种机会依然轮不到他，这就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不公平感。徐明旭还提到，这种优惠政策甚至还扩展为“法律上的优惠”，比如，一个汉族的男子强暴了一个藏族的女子，和一个藏族的男子强暴了汉族的女子相比，前者被判的刑要比后者重得多，（在各种其他的伤害罪的判决中，也常常遵循同一原则）。这样判案的原意，无疑是为了抚慰少数民族，但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它除了在汉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不公平感的同时，还把一个公民针对另一个公民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的伤害行为，在少数民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一种被强势民族伤害的屈辱感和愤怒感，因此，一旦遇上类似的案子，少数民族公民常常可能变得不再关心法律上的正义，而会致力寻求一种最大限度的报复来挽回民族的自尊。

　　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黨国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上造成的困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國模仿前苏联人工划分和制造大量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按族别实施优惠政策的一系列做法，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极大地刺激和强化了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并将这种族属认同塑造成了民族认同，而不是族群认同，从而将其导向了危险的高度政治化的方向。

　　民族区域自治，将一个族体的生存方式和一块边界明确的土地，以及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地族属意识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比如民族乡希望升格为自治县，自治县升格为自治州，直至自治区还想升格为行政特区，乃至獨立的共和国，因为，确实只有变为共和国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实现了完全的自治[12]；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成员，生活在美国式的“大熔炉” 政策下和中國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就会培养出内涵截然不同的族属认同，前者的族属认同是文化层面上的，认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或者共同的生活习俗等等，但是，在政治层面上，他将自己完全认同为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他的全部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公民身份，而与其族属身份完全无涉；相反，在后者的制度下，他的民族意识被导向了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他的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因此，在他的政治上的自我认同中，他首先将自己看作是某族的一员，而不是共和国的公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有一种不断地自我强化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是因为遭到黨的一元化统治的遏制，才没有更加激烈地暴发出来，而一旦黨治的外部捆绑消失的话，它的离心力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黨除了用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各个民族之外，也力图在思想上培育各少数民族的个体超越于族属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但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的黨国不分的弊端，因而，对国家的认同无法和对黨的认同分离开来，而对黨的认同又无法和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黨的意识形态、政策，乃至黨的领袖的个人认同分离开来。于是，历史变迁过程中，黨的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变更，对少数民族成员的稳定的国家认同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我们可以以藏人为例，来分析一下，这种变更对藏人的国家认同所造成的严重困扰。在1950年代仲共军队进入西藏，将其正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前，西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藏人并没有明晰的建立在法理基础上的国家认同，達賴喇麻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太阳，因而，对達賴喇麻的认同，构成了藏人的全部生活的重心。而在“平叛”和“社會主義改造” 之后，西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產黨通过在藏人中进行階級划分和暴力革命，在彻底重构了西藏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藏人的认同方式。

　　超越于民族认同之上，构建起来的是对“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共產主义”的认同；对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方式的階級斗争、暴力革命、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认同；对领导人们实现这一理想的共產黨的认同；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对无产階級革命的导师、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的毛澤東的个人的认同。经过纹化大革命之后，作为藏人生活重心和精神支柱的藏传佛教被共產主义信仰所替代，達賴喇麻的位置则被毛澤東所替代。西藏在新的基础上被再次构建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

　　所以，我们看到，上述的认同方式的转变，不是按照现代政治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培养起藏人在法理基础上的对国家的理性认同，而是用一种新的对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替代了一种旧式的个人崇拜，假如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后者是在千百年的传统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前者则是通过暴烈的群众运动和精神灌输，在短期内人工构建的。

　　这种新认同无疑是在血腥的暴力，和精神上的高压下塑成的，然而，就在许多质朴的藏民开始逐渐接受这种新宗教和新偶像，天天对着毛澤東的像顶礼膜拜，亲自动手拆除传统的寺庙，逐渐淡忘流亡海外的達賴喇麻时，执政黨本身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建立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纹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毛澤東走下了神坛，而且个人崇拜作为灾祸的根源遭到严厉的批判和被摒弃。传统的宗教又被允许在藏人的生活中拥有一定的位置。不难想象，这一切在藏人的思想中，导致了多大的混乱。就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描写的那样，由于恐惧和赎罪的需要，那些曾经亲手捣毁寺庙的人，又成为在重建寺庙的过程中最卖力的人。而達賴喇麻在许多藏人的心中又开始恢复了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崇高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执政黨的部分领袖，对在从社會主義改造到纹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黨对藏人造成的诸多伤害充满愧疚和同情，因此，在治藏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怀柔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使藏人的许多权利得到恢复，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但是，由于黨国不分的政治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加上长期的高压政策放松之后不可避免的反弹，藏人在获得更多的自由的同时，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对黨国的认同程度反而不断削弱。

　　我们看到，胡耀邦虽然怀有对藏人的真诚的善意，但是，其治藏的思路依然没有跳出民族区域自治下的“本族人治本族人”的窠臼，他希望通过让汉人大量退出西藏，和提高藏人在各级干部中的比例的方式来增加藏人对黨国的认同，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在反思了胡耀邦的“自由化”政策与西藏1980年代末的骚乱之间的关系之后，执政黨的治藏政策（包括其整个民族政策）调整为：在政治上加强控制，在经济上则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短期地和外在地看，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政治上的强控制，藏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稳定了，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何培育藏族公民（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它只是暂时被强制性地压下去了。随着经济增长导致的藏人的自主性的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这一矛盾又一次尖锐地爆发出来。

　　笔者在《将共產黨正名为自由民主黨的建议――就执政黨政治哲学的转型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一文的结尾，反驳了将目前中國的社会矛盾都归结为人均1000至3000美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认为一旦超过3000美元，所有尖锐的社会矛盾都会趋缓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预言超过人均3000美元之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无法塑成的矛盾：即“国家的构建方式和使用暴力的逻辑，能不能得到公民们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制度化的承认”，也就是“执政黨的自我认同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运作的逻辑，和一个现代公民的自我认同方式之间不能耦合而产生的冲突”，将随着经济的增长日趋激烈，成为未来中國社会的主要矛盾。西藏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这一矛盾，在少数民族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上，提前爆发出来。

　　无疑，这一矛盾最终只有在执政黨通过政治哲学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宪政民主主义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之后，才能真正得以解决。而作为准备性的工作，下面我们打算对这样的妨碍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加以进一步的分析。

　　四、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以及如何培育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

　　当我们通过分析，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认识到这一制度必然会驱使少数族群的成员，将自己的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从而引发各种无休止的危险的政治冲突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选择这样的制度呢？

　　有些学者看到，斯大林在1930年代、毛澤東在1950年代都如此热衷于人为地划分和制造民族，就将这种制度的选择首先归因于獨裁者的政治虚荣心。确实，当一个人作为掌握绝对权力的领袖被人歌颂时，与被称为“五族人民的领袖” 相比，“56个民族的共同的领袖”，或者让人觉得民族多得数不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无疑听上去要辉煌壮观得多。而且，由于在黨国体制下，不管制造出多少人工的民族来，它们都要服从黨的一元化的绝对统治，因此，在黨的领袖看来，在这样没有现实的分裂危险的前提下，制造的民族越多，就越能显示一个国家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3]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黨国的领袖手中掌控着越是坚固的绝对权力时，就会越是倾向于去制造更多的民族。

　　但是，黨国领袖的政治虚荣心只是这一制度得以生成的表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