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最近，人们已经注意到法国街头发生的故事。今日法兰西，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惶恐不安的阴霾中。由政府推出“首次雇用合同”（ＣＰＥ）引燃的干柴，迅速烧遍法国的各个角落，法国转瞬间又成为受全球关注程度指数最高的国家。从去年底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骚乱到今天席卷全法的“法兰西风暴”，法国天空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尽的燥气，法国的街头巷尾仿佛又回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热脸贴上冷屁股

　　法国的政治家们现在终于发现，在这个令无数人所倾慕的共和国进行一项社会改革是多么的困难，政府的热脸老是往百姓的冷屁股上贴。就拿法国制造业劳工的待遇来说吧。企业雇一名工人，法定最低工资（ＳＭＩＣ）每小时８. ０３欧元，按每周３５小时工时算，月最低工资１２１７. ８８欧元；雇主每月为员工交纳的保险也不低于７００欧元；企业每年还要为员工人均高达１５０天的法定假日和带薪假期支付高额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们在雇工方面无不畏首畏尾，唯恐蹚了这池“高薪低效”的浑水。

　　法国政府推出ＣＰＥ的目的就是想从雇工的入口着手，为困扰法国多年的高失业率解困。简言之，ＣＰＥ的核心在于鼓励业主在雇用新工时放开手脚。按照政府的说法，ＣＰＥ无意为不良雇主解套，而是鉴于目前就业形势，想在法例上作些倾斜，鼓励雇主聘用新人。以此而论，ＣＰＥ至少还不具有“恶”的性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ＣＰＥ，法国的学生和工会却作出了与政府观点相反的解读。其中，ＣＰＥ的“试用期两年”和“无须解雇理由”两个条款，被认为使雇主能够较容易的解雇刚刚就业的学生，导致年轻人就业更加不稳定。这些，在一个民主国家，原本也是可以坐下来再商量的。未曾料到的是，ＣＰＥ竟会在法国掀起轩然大波，以致，触怒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以致，法国人开始以其特有的传统方式强弓出剑般地涌上街头。

　　其实，以作者之见，这场风波来的如此之猛烈的一个比较另类的原因在于，青年学子们担忧，今天一小步，明天就有一大步，改革势必会使曾经的“法兰西之路”在不久的将来偏离原有的跑道，威胁到现存的社会制度；作为工会组织一方，正像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法国工人階級的“上街权”也是来之不易，他们惧怕社会变革会使经过多年斗争取得的“工人力量”化为乌有。由此，尽管政府对ＣＰＥ中引起争议的两个条款作了让步，学生们，随后是工会组织，依然铁了心要求撤消ＣＰＥ，而不是仅仅对ＣＰＥ进行改良就不难让人们理解了。这里，原本意义上的“革命者”已经不那么“革命”了；历史，将“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角色神奇地调了位。

　　■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们预设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与政府抗争的全民運动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国家？人们仅有的答案或许是：全球仅存的少数几个“沉默的越久越有力量”类型的極權專制国家，或一些借民主之名、大兴腐败吏治的国家。回答错误。法国近来发生的系列事件似乎正在改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法国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法国街头热闹，爽！铁路航运、教师员工、清洁工人、公务人员，罢工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一年四季，所有行业，你方罢完我登场，没有撂荒的时候。２００３年底，法国外交官因不满政府预算削减计划，坐落在全球各地的近万名外交官丢下了手头工作。“警察抓一个，法院放一个”，好，对不起，我警察也要上街了，不上街政府就似乎听不到警察的声音。老巴黎人戏称，如果有段时间听不到罢工者的声音，还真有些不习惯。好在民众对罢工的宽容度惟有法国。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６０％以上的受访者支持抗议ＣＰＥ的罢工罢课。其实，如果拉个单子的话，法国人除了对现存福利和养老保险感兴趣外，罢工就是他们仅存不多的嗜好了。

　　诚然，人们可以对法国街头文化作各种解读，比如说，法国人浪漫、法国人爱热闹、法国人有脾气、法国工人階級有力量等等。这些，统统可以归类于在这个资本主义左派色彩浓厚的国家，传统与现实造就了法国人的价值观就是个不一样。比如，德国“２０１０”社会改革计划中与法国的这次新雇工改革有一条相同的条款，即新雇员工试用期延长至两年，尽管，“２０１０”可能是导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德国并没有因此而掀“莱茵风暴”。德国人认为，两年有点长，但总比失业来的好。用德国工会联盟发言人克纳普的话来说，“我们不能就这个问题号召罢工，因为罢工是专门用于劳资关系争议的。”

　　选票？这正是法国政治的看点之一。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合格法国选民不会到投票站去，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坐在咖啡馆里也不愿意浪费时间为政客们装饰脸面。不平则鸣，不平可鸣。在这个法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国家，人们更喜欢用街头抗争的方式来敲打政客的脑袋，而不是选票。街头，变为法国人排泄怨气的最佳出口。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颇有些心得地称，“今天，超过一半的选民不再与他们选举的代表发生关系。”言外之意是，宪政制度下“选票决定屁股”的游戏规则，在法国并不那么灵验。放弃选票上街头，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弃用选票权本身意味着民众对政治家们信心的丧失，这对现代宪政制度是一个巨大威胁。

　　■资本主义“守墓人”

　　这话说得没错，法国人的心在左边（左派），钱包在右边（右派）。这种嘴边上的“社會主義”与现实中的利己主义使法国人深陷“囚徒困境”而不能自拔。今日法国掀起的“波澜”远非昔日之浪花。具有讽刺性的是，今天法国正在发生的故事与１９６８年导致戴高乐政治生涯结束的那场學潮正好来自相反的动力。今天的法国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扮演的是现有社会福利制度“守墓人”的角色，而上一代的法国人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精神，满脑子可是想着如何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的。

　　人们已经观察到，今天的法国人看上去变的越来越敏感。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整个法国社会对现存制度即便是零打碎敲式的改革都变的神经兮兮。当然，如果改革让大多数法国人感到“有捞头”的话又另当别论了。像去年开始在全法普遍推行的３５小时工作制，尽管雇主们叫苦连天，从世纪初就开始试运行的效果也与设想中的“就业效应”相差甚远，但并没有人为此丢下手中的工具走上街头。不干活照拿钱，何乐而不为。在这个“稍安即躁”的社会，又有谁再愿意去管资本家的“闲事”！这就是今天法国人的心态。

　　英国媒体的一篇评论指出，当“安逸”成为法国社会的主流时，任何让民众有不安全感的变革都将被当成“敌人”而遭到痛击。法国青年人似乎并不担心失业，因为失业者可以通过福利救助确保生活无忧。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正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人们的诉求已经开始与ＣＰＥ本身渐行渐远，原本的内部“改良”，很快发展成由政客、工会、学生合演的“革命”，单纯的雇工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以致上升到政治高度。原来对ＣＰＥ说不上有什么观点的人在这场“革命”中也已开始动摇。

　　现有制度的守夜人、来自资本的痛苦感、权利、尊严，粉墨登场的华丽词藻在这个社会中已经被混混沌沌地发展到极限。领导此次罢课的学生领袖帕斯卡称：“我们的抗议活动是向挑衅性政策下战书，我们和想破坏法国社会和平的政策作对，和无法无章、压迫我们的资本主义作对。”法国的工会领袖则称：“我们的目标是赢得权利！”看吧，这与美国纽约捷运工会领袖图桑在去年底所称的我们是在“为尊严而战”是多么的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政府想有所为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法国问题的症结

　　向左转也好，向右走也罢，法国今天面临的困局归根结底来自于其本身的经济障碍。经济搞活了，说什么都有理。法国是欧盟体内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低增长伴随着高失业的噩耗一直挥之不去。即便是在欧元区内，因应赤字屡屡超标而备受其他国家诘病。近年来，法国一直欲想靠出售剩余不多的国有资产来填补预算窟窿的努力，由于国企工人的强力阻拦，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一项民调显示，高达７２％的法国人对政府目前的经济政策表示不满。

　　法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难以承受的高福利以及经济结构的“更年期”现象。这似乎也是欧美经济大国的通病。谈到福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４７岁的英国人沃克原本还算老实，靠打工挣钱。时间不长，他竟然搞到了一个“秘笈”——申请政府救济。令沃克窃喜的是，相关机构对他提出的申请总是“有求必应”，掏钱的速度比打工时雇主支付工钱来的还要及时。沃克靠这套“绝活”，养了４个老婆和４个情人，以及她们为他所生的１１个孩子。只用了２０年时间，沃克颇有成功感地“坐吃”了纳税人２５０万英镑救济金。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对欧美诸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了。

　　人们已经注意到，美国，高福利这只摇摆过头的时钟，已经提前终结了底特律神话，美国通用已把盘踞世界百年的车大佬位置拱手让给日本丰田；德国，不堪重负的福利体系和陈旧的经济结构把包括西门子在内的众多老牌企业逼出国门，大公司的外包潮愈演愈烈；法国，已经无需赘言，目前的法国，除了空中客车之外，惟一值得向世人炫耀的物件恐怕也只剩巴黎女郎了。

　　现代宪政制度固然是选票决定屁股，但当政客们坐稳屁股后才“恍然”发现，曾经面对选民的承诺兑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尽管，德维尔潘领导的法国政府仍然不断撂下重话，“政府不会认输，政府不会归附把我们国家拖入墨守成规道路上的那些人。”可是，法国的现实是，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哪个黨派主政，试图在百姓的抗议声中尝试对社会进行改革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由此，人们对ＣＰＥ终将败在人们力量下的结局已经了然在胸；由此，人们对法国的未来似乎更多了一份担忧。

　　可供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深陷经济与社会双重危机的法国，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破解今天或许今后还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法兰西困局”？我们权且丢下ＣＰＥ最终还将以什么方式出现（所谓“替代”）这一部分，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不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就没有未来。资本主义远非人类理想的诺亚方舟。正像意大利谚语所言，僧袍不能说明是真和尚。应该说，目前法国现存的很多社会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但ＣＰＥ能够在法国酿成轩然大波，而不是在美国，以及与其有相同经济背景的德国和英国，并闹到今天这般已经颇具“革命”味道的地步，还是值得我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耗费一定时间去反思的。

　　最近，法国的主政者似乎已经开始用大脑而不是屁股来思考：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渠道的链条是否出现了制度性障碍。比如，德维尔潘坦陈，尽管他对废除新劳工法表示遗憾，不过，在推动ＣＰＥ过程中，政府确实犯下一些错误，招致他人误解。而萨科齐先生似乎已经开始在法国政治制度是如何“衰竭”的问题上找原因了。仅此而论，法国确实有必要做一次“搭桥”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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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规模最大的罢工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由印度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全国性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竟然高达４千万人。除了产业工人之外，机场、铁路和银行部门工作的职员，以及受雇于政府的数百万地方公务员均参加了此次罢工。此次罢工使印度各大城市的交通和金融服务陷入瘫痪。在此前的９月２８日，印度机场管理局下属的２万名员工曾举行了１２小时罢工，以抗议政府将新德里和孟买机场私有化的计划，此次罢工导致２９日的全印大罢工。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罢工即便是在人口众多的印度也十分鲜见。印度工会组织官员表示，目前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需要重新审视，他们希望通过此次罢工，让辛格领导的政府有所反省。印度有着较为完善的劳工组织，近年来印度工会出于维护劳工利益而组织的大大小小罢工有案可查的年均在千起以上。

　　■欧洲港口工人罢工主要码头几近瘫痪

　　２００６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响，一场声势浩大的码头工人大罢工转瞬间席卷了欧洲大陆。从哥本哈根到里斯本，从安特卫普到比雷埃夫斯，成千上万的码头工人停下了手头工作，抗议欧盟提出的港口自由化草案。比利时的欧洲第二大港安特卫普完全“熄火”；位于地中海的法国最大港口马赛关闭；希腊１２个港口的工人拒绝出工；瑞典１５００名码头工人停止工作；葡萄牙所有港口因罢工而歇业；丹麦１３００名同行在哥本哈根罢工，欧洲第一港鹿特丹同样未能幸免。唯一例外的是，欧洲第三大港口德国汉堡没有受到罢工的干扰，但仍有４５００名德国码头工人在９个港口进行了２４小时的抗议示威。其实，欧盟港口自由化计划早在２００３年就已出台，该计划旨在港口服务方面引进更多竞争，打破大企业对港口货运业的垄断。不过，码头工人们担心饭碗不保，屡屡祭出罢工的杀手锏以便让欧盟官员听到港口工人的声音。

　　■加拿大公务员罢工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加拿大联邦政府雇员进行了近１０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包括海岸警卫队、海关、税务局、移民局、气象局、申请就业保险部门等１２万人参加了罢工，约有７０个政府部门停止服务。首都渥太华，几处主要街道的示威活动使得附近交通大受影响。工会为了控制员工不去上班，在政府办公大楼前设立罢工警戒线，严格检查每一位上班者，不是工会会员的人则放行。由于罢工者每隔１５分钟放行１人，即便是想上班的非工会会员至少也得等２个多小时，才能轮到进入办公室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垃圾现在仍然是加拿大最为头疼的问题。比如，在多伦多市，８０％的政府雇员参与了罢工，其中包括垃圾收集员６００多人。由于此次罢工适逢盛夏，持续多天的罢工一度使多伦多市垃圾堆积如山，腐烂发臭。而惟一偷着乐的竟然是那些环保人士。环保人士用带有嘲笑的口吻说，垃圾收集员工罢工未必是件坏事，人们惟有此才能知道废物的厉害。

　　■趣闻：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工会领袖布朗森被告发喝了罐百事可乐饮料后，很快被公司炒了鱿鱼。可口可乐的发言人称，“如果某些人认为，这种方式也属于为员工维权的话，我们没有未来。”

　　■美国工会组织：以组织的名义代表劳工与资方的谈判

　　美国目前影响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是拥有１０００多万会员的劳联—产联。全国性工会组织负责工会运动方针政策的制订，以及游说国会，使政府的政策较有利于工薪阶层。下级工会组织并不一定听命于上级工会组织。比如纽约捷运工会去年年底组织的大罢工，就没有取得其顶头上司捷运国际工会的支持。工会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组织”的名义代表劳工与资方的谈判上。西方工会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以维护劳工权益为目标（工资、福利和保住其会员的就业岗位是大头）。尽管，现在的工会组织看上去管的事已经太多了，比如大到全球气候问题，小到企业更换机器的某一个部件都少不了要“耐着性子”听听工会的意见。

　　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工会成员占美劳动力总人数的１２. ５％。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报告显示，２００５年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呈增加趋势，目前有１５７０万工会会员。劳联—产联的一项调查显示，５７％的个人愿意加入工会。该工会主席斯韦尼最近在一份声明中称，“在对工人權利持敌对态度的政治大气候中，这一数字表明，尽管有着巨大的阻碍，工人们仍然有着非常大的意愿想在工作中有代表自己的声音。”

　　■脱胎于工运的执政黨

　　欧洲的英国是历史上最具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靠工运起家走上政治舞台的英国工黨已经在唐宁街１０号（英国首相官邸）开始了他的三届任期。尽管目前的英国工黨脱胎于１３８年前的英国工联，并与早期工人階級奋斗目标有些南橘北枳的味道，但正是由于工黨在二战后的一次关键政黨轮换，英国在欧洲树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的样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救济，残疾人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等等，也无不出自工黨执政后的手笔。

　　■劳动者权益保障

　　西方国家工人及工会组织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人参与形式。在现代经济发达国家抑或是非洲和南美那些被视之为贫穷落后的国家，都有健全的劳工权益保障机制。比如，世界上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莱索托的法律，就要求企业雇用员工超过５０人时，员工有权成立自己的工会。德国的法律则规定，在拥有５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雇员企业里，如果有３个人符合推选条件，就可以通过选举组成企业职工委员会；企业职工委员会在涉及到劳工权益问题上有共同决定权，在做人事决策时有共同决定权或参与权；在雇员超过５００人的公司里，监事会１/ ３成员必须由雇员任命；煤炭和钢铁等行业的出资人和雇员代表各自任命一半监事会成员；此外，还要选任一个负责劳工权益的劳工关系董事（享有特定的共同决定权）。

　　■著名工运领袖

　　卡尔·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１９１９）

　　李卜克内西１９０７年参加创建社會主義青年组织国际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后因发表《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一书，蹲了１年半监狱。１９１６年５月在柏林领导反战示威游行，被军事法庭判处４年徒刑。１９１８年与德国著名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女士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產黨前身）。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讲台上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并在波茨坦广场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出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与卢森堡一起被政府杀害。

　　列寧曾如此评价到：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階級，全国人民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们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階級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革命正在成熟，你们就相信资本家吧！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１８５５－１９２６）

　　“只要有一个人关在狱中，我就不是自由人。”这是美国著名工运领袖、美国社会黨创始人德布斯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发出的声音。德布斯１８７５年加入机车司炉兄弟会，１８９３年组建美国铁路工会并当选为主席。１８９４年５月，普尔曼车厢制造公司工人为抗议公司解雇、裁减工人举行罢工，当公司拒绝同工会谈判时，德布斯号召铁路工人抵制列车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很快形成有１５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罢工，从芝加哥到太平洋沿岸的火车全部停运。此次罢工后来遭到军队开枪鎮壓，终以失败告终。德布斯等参加罢工的领导者均被投入监狱。１９１８年，德布斯因反战而被控间谍罪再次获刑１０年。１９２６年德布斯因病在美国去世。

　　吉米·赫法（１９１３—卒年不祥）

　　美国著名工运领袖。１９３３年，赫法参加组织了素菜水果装卸工罢工。１９５７年赫法当选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其后，赫法开始筹组全美运输业行业工会，将航空和所有与运输有关的行业都纳入同一个工会。１９６７年赫法被指控“行贿”被判１５年监禁。１９７１年尼克松特赦了赫法，条件是不得涉及工会事务１０年。赫法在美国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用中國的话说属于一个“白道黑道”通吃的人。１９７５年７月，赫法与一些黑手黨帮会领袖在底特律郊区的一家名叫红狐狸的饭馆见面后下落不明，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未解的八大悬疑之一。１９９２年好莱坞推出的大片“最后巨人（Ｈｏｆｆａ）”就取材于赫法的故事，描述了赫法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威廉·泽布朗·福斯特（１８８１—１９５７）

　　美国著名工运领袖、美国共產黨创始人。福斯特１４岁时就参加了费城电车工人大罢工。１９０９年，福斯特因参加华盛顿州波斯坎市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被捕入狱。出狱后，福斯特赴法国潜心研究法国工人运动，并参加了法国铁路工人大罢工。１９１７年，他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１９１９年，他组织了有３６万工人参加的全美钢铁工人大罢工，使美国钢铁业陷入瘫痪状态。１９２７年，他组织领导了全美１６万煤矿工人大罢工。１９４８年，福斯特再次被投入监狱。１９５７年９月，福斯特因脑溢血在莫斯科去世。福斯特１９５８年曾写信给毛澤東，赞扬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设。毛澤東对福斯特的评价颇高。福斯特一生著述颇丰，包括《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世界工会运动史纲》等。

　　罗杰·图桑（１９５７—）

　　图桑是去年底领导组织美国纽约捷运工人大罢工的关键人物。图桑领导的纽约捷运罢工引发纽约整座城市生活秩序一片混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图桑先后做过电焊工人，清洁工，也做过一些技术含量较高工作。在这期间，图桑因积极投身于工会活动而招致了纽约大都会运输署（ＭＴＡ）对他的不满并派人对其跟踪。１９９８年，由于一次工作中的事故，图桑背部和颈部受伤，但康复后却被以工作期间违反规定造成事故为由被ＭＴＡ解雇。２０００年末图桑被选为纽约捷运工会主席。

　　最新的消息表明，图桑有可能将不会因去年底领导的非法罢工而被投入监狱。根据《泰勒法》，公交系统工人罢工为非法。这就是说，对工会组织和罢工者个人的罚款是少不了的，其中对参加罢工者的罚款已经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平均每个人将要在自己的工资里扣掉１８７２元，捷运工会本身也将面临３００万美元的罚款。

　　作者:盛立中

　　“工人階級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階級自己去争取！”——卡尔·馬克思

　　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欧洲，同一天发生了两场民众与政府在街头叫板的“全民運动”。这就是发生在法国上百万人罢工罢课和由英国１１家工会联合发起的１５０万地方服务业人员大罢工。相同的原因：改革。人们戏称，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老巢——欧洲真的要沸腾了。

　　事情或许来的有些巧合，去年，相同时间，法国的巴黎和英国伦敦为争办奥运处于胶着状态时，国际奥委会实地考察团抵达巴黎，适逢法国举行全国大罢工，正当法国的政客为了恭维奥运考察团的先生们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时，英国《泰晤士报》“恰到好处”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工运问题的文章，并言称“正在法国发生的大罢工或许敲响了巴黎申奥的丧钟”。不错，伦敦最终以４票战胜巴黎。时至今日，法国市民仍然对关键时刻拿罢工说事的英国人耿耿于怀。

　　伦敦，一位正在驱车亲赴郊区垃圾场“送货”的妇女嘴里不停的嘟噜：“简直是疯了。上个月全市清洁工刚刚罢了两天的工，这说来又来了。整个楼道里已经臭气熏天。”而在法国，人们大惑不解的是，这原本还不到法国人“揭竿而起”的高峰季节——１０月，法国国民议会复会讨论预算的时候，法国到底怎么了？

　　今天，当我们用异样的目光审视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时，当全球最大的商业零售寡头沃尔玛对企业建立工会说“不”时，当中國企业家们走出国门遭遇工运而找不到丝毫感觉时，耳边仿佛再次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那首曾经激励过整整一代人为之奋斗的歌声，尽管重新拾起的记忆里仿佛平添的是一丝苦涩。

　　■美国版的广场事件

　　“五一国际劳动节”，缘源于美国版的广场事件。今天，我们重复这个故事，对于了解西方工人階級和他们的工会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１８８６年５月１日，美国芝加哥城的人们走上街头，为争取８小时工作制摇旗呐喊。就是这一天，和平游行的工人们忽然遭遇一支警察队伍，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警察开枪打死２人，重伤６人。随后，群情激奋的人们开始重新积聚力量于海马克广场。５月４日，当聚集在广场的人群开始解散，只剩下几百人的时候，突然涌来１００多个警察驱赶广场上未散尽的工人。就在这时，不知何人向警察扔了一颗炸弹，炸死７名警察。警察马上向闻声逃散的人群开枪，打死１１名工人，伤者不计其数。由于无法找到投掷炸弹的人，广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成为政府打压工人运动的绝佳口实，芝加哥城一度笼罩在警察密捕工运领袖的阴霾中。当地知名社会活动家、同情工人积极分子无一不遭盘查，甚至被直接投入监狱。

　　虽然最终也没有搞清炸弹出自何人之手，但检控官把工人集会和投掷炸弹看作“一回事”，即使没有主犯，也要把广场集会组织者的“合伙谋杀罪”做实。其中４个最活跃的工运积极分子被判处以绞刑，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１日，阿尔波特——这位擅长鼓动演说的理论家，站在绞刑架的高台上刚开口说：“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脚下活门啪地一下打开，身体骤然悬空，脖颈勒紧，话被掐断了！

　　当年，为悼念被政府当局以“莫须有”罪名砍掉脑袋的工运领袖，７０余万人口的芝加哥市，５０多万人参加了在瓦尔德姆墓地举行的葬礼。为工人运动殉道者建立的纪念铜像花岗岩基座上，醒目地铭刻着在绞索套进脖子的时刻，著名社会活动家奥格斯特发出的声音：“那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沉默比你们要扼杀的声音威力更为强大。”

　　这就是五一节的由来。馬克思此前曾明确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计都不过分。”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公开纪念１２０年前海马克广场死去的工运领袖，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平反这些工人运动的政治殉道者；相反，芝加哥警局内仍然树立着看上去像是哀悼海马克广场殉职警察的纪念碑。

　　■如今的西方工人階級

　　时过境迁，西方的工人階級似乎在一夜之间开始阔气起来。不，用“牛气”来描述今天西方国家工人階級的状况可能更妥帖一些！德国流行这样一个笑话，问：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工会会员？５０人。为什么？工作合约里写明的。

　　这是一个港商在英国开办公司时的遭遇。去年底，一雇员在粉刷涂料时稍不留神从１米多高的墙上“滑”了下来。好在只是崴了脚脖。事后，粗通当地习俗一二的马老板，非常“慷慨”地为员工送去５００英镑慰问金，并让员工安心养伤。员工称，能够享受在家休息的福利看上去不错，不过，他还应该向组织（工会）汇报。这似乎也无大碍，马老板想。

　　很快，工会派来律师找上门来，并开列出包括不限期带薪养伤、一次性抚恤金和终身雇员等一系列西方制式的“会员待遇”项目供马老板选择。当然，工会律师临走也不忘向马老板交待工会在以往处理此类事件的“经验”，比如，按老规矩派其成员长期在公司门前蹲守，或许还要依据相关劳工保护法与这位港商在法庭上混个脸熟。在这些国家，不要说公司门前驻扎几个扯着布条横幅的工会会员，就是听说该公司因所谓“社会责任”正与人打官司也没几个人能受得了。谈何做生意？而西方司法体系的繁杂，一场官司下来耗个三五年是常事。在这期间，公司不准开除员工，雇员可以不工作，但工资福利少一个子也不行。

　　最近，美国媒体又披露了一个案例，纽约一位教师因在课堂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而被停止工作，从诉讼开始到最终解雇这位教师用了１５年时间，这位被指控的教师在这期间还领取了７０万美元的薪水。而美国加州为解雇一位不称职的教师，仅律师费就花了３０多万美元。由此，人们可能已经不会对故事的结尾感到吃惊了，那位“崴了脚”的工人已经通过“组织”成为马老板手下唯一无需按厂规干活的终身雇员。

　　一个曾经的工会会员曾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多年奋斗后，我已脱离劳工阶层，也不是工会会员了。当我属于弱势人群时，我受到工会保护，一直心存感激。工会的存在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势力。工人在工会的帮助下，工作和薪酬稳定。不过，工会为其会员提供的“温室”环境，何尝不是一种大锅饭？然而，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

　　■力量来源于工人选票

　　在整个１９世纪，甚至在２０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世界工人階級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迈过一道道的艰难“栅栏”、历经的磨难举不胜数。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主张实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被利益集团雇佣的杀手暗杀；１９６８年４月４日，世界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的人權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被罪恶的子弹夺取生命。

　　１９６４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的１００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其第一部民权法签字仪式上宣称，“今天的这部法案，如果没有工人和工会的长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工人階級靠“自己的事情自己去争取”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工会能够在权利与资本结合的缝隙中顽强的存在下来，使社会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潜移默化出一个工会力量共识，工会力量的震慑作用使雇主们在劳工问题上（至少在表面上）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游行、示威、罢工——这些从街头发出的声音，在大多数时间里并非能够撼动政客的脑袋。其实，政客们真正惧怕的还是制度，现代民主制度和工人階級的“组织性”，使工人们手里的那张选票“含金量”大大提高了。

　　用选票给政客们的大脑上紧发条，在大多数时间里也还是管用的。选票，尤其是选票的“组织性”，使政治家对工人利益不敢掉以轻心；选票，使立法者不敢罔顾工人的声音而自行其是。

　　西方的政治固然是选票决定屁股，接下来还有屁股决定大脑，大脑还要为选票服务，为选民们的下注负责，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最近我们看到，希拉里撮合国会山上的议员们成功阻挠了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获取美国港口运营权的计划，这其中多数带头反对的议员都曾拜过美国国际港口工会的山头。

　　在美国，工会成员的大多数一直是民主黨的忠实票友，也是民主黨的票仓，美国工会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选民高达３０００万。在一个或因几千张选票就有可能决定总统宝座归属的国家，面对全国遍布着基层组织的工会，并拥有经验丰富的“职业说客”和选举期挨家挨户的“敲门”战术，谁敢小觑工会力量？２００４年的总统大选，仅劳联—产联工会助选的“软钱”就烧掉一亿多美元。民主黨的铁杆票友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韦尼打出的口号是：“现在到了团结起来支持一个人，一个领袖和一个候选人的时候了。”虽然，工会支持的民主黨总统候选人克里最终并没有赢得这届大选。

　　诚然，工会组织发出的声音并不总是一致的。最近，劳联—产联对美国国会提出的客工计划进行了猛烈抨击，而另一个劳工组织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Ｉｎｔ’ ｌＵｎｉｏｎ则发表了相反的声明。但尽管如此，工会作为一种力量，在西方政治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黨轮换中产生的那种错综复杂的蝴蝶效应确实值得思考。研究西方工运问题的英国人詹姆斯·哈金就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上一次美国大选中，布什的胜利多少是因为在“工人们看来，他的德州土话说得比克里更动听。

　　■工人階級没有祖国？

　　工人运动的经典理论认为，工人階級没有祖国。早期的革命家也常常拿工人階級“一家人”说事。现实完全不是这码子事。目前的西方工会看上去更像一个不谈理想、不关心社会问题、什么主义都不讲的组织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肚子，工会本身亦已脱胎为一个受制于自己肠胃、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组织。

　　人们已经注意到，近来西方工会对中國制造特别关注，对来自“穷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中國制造毫不留情地大加鞭伐。去年１２月，南非总工会周年庆典上，与会者们曾在工会领袖的鼓吹下齐刷刷地脱去红色工会Ｔ恤衫，因为有传言称这些衣服来自中國制造。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下的“歪打正着”。这是发生在珠三角地区某台资企业的故事。往常，在这里打工的人们每天十余小时工作得到的薪酬相当于“一天三碗方便面”。一天，公司突然宣布涨工资，一涨就是原来的一倍多。激动不已的工友们先惊后闷，莫非天上真掉“馅饼”？后来得知，根本不是老板屡屡跑去教堂赎罪的结果，原来是德国一劳工组织在为中國劳工“维权”。德国的这家工会认为，这家台资企业工人薪酬福利大大低于国际通行的社会责任标准，由于这家公司是德国某著名公司采购链上的一个节点，严重影响了该公司在国际上的声誉。

　　这事确实来得有些唐突。可事实就是这样，来自欧洲的要挟，歪打正着地为我们的工人足足又加了“三碗方便面”！然而，现实中的西方工人階級并不认“自家人”这个茬，如果中國工人的“血汗”不影响西方人的肠胃，穷哥们的肚子叫的再响，他们也不会为此不安的。

　　■争夺“被剥削权”俨然成为现代西方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西方民主下的选票政治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和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就是这班先富起来的群体。人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美国劳联—产联组织曾联合２６家纺织、钢铁公司组成“中國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长达几百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根据国内贸易法３０１条款对中國进行调查，并实施制裁。

　　西方人的幽默在于，任何试图将“剥削”外包到其它国家的企业，都被视为西方工人階級的“敌人”。中國劳工的薪酬与西方工人相比犹似“牙缝中的肉末”，他们也要毫不怜悯地吞掉。比如，西方一些大公司近年来或只因躲避工会这样简单的原因，而将工作外包到亚洲那些拿工会作花瓶的国家，这原本是资本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西方人却不这样认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工会组织能够上得了台面的“理论”是，资本对西方工人的剥削由于成本高，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相对来说就少；相反，全球化使资本往往流动到更容易获得剩余价值的贫穷国家，方便了资本利用当地有其名无其实的工会组织更多地榨取工人血汗。他们举出的例证是，美国纺织工人小时工资能拿到二三十美元，而亚洲诸国同样的工作在生产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理论上应得的十几美分还经常被七折八扣。这就是说，西方的工人们似乎更愿意让资本留在国内接受剥削。换言之，争夺“被剥削权”俨然成为现代西方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当中國企业遭遇西方工会

　　当中國企业走出国门面对西方工会运动时，企业家们颇感困惑地发现，这些国家的工人们并没有因为这是来自社會主義的投资而感动。一度被秘鲁工会“忽悠”得心灰意冷的首钢秘铁，就是一个中企海外遭遇工运的经典。

　　首钢秘铁公司是首钢集团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斥资１个多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后形成的我国在南美洲最大的生产型企业。首钢入主秘铁后，对秘铁工会组织的“热情”不敢掉以轻心，把他们的头头脑脑们邀请到北京参观访问，感受中國工人階級的幸福生活。这些工会领导人返回秘鲁后，提出按照社會主義制式为员工增加福利。而首钢的高管们倚仗着国有企业“家大业大”的功底，一次性同秘铁工会组织签订了包括首钢秘铁职工及其家属全部享有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一揽子福利供给协议。

　　如果事情仅此为止的话，首钢海外的“社會主義”大手笔还算是不错的。遗憾的是，秘铁工会的“忽悠”远没有结束，西方工会也远不是一个长年累月只会组织工人“搞拔河比赛、下下棋”那样的皮包组织。就在首钢接手秘铁后，工会组织与中方管理人的冲突就没有间断过。工人们不断“有组织”地向当地行政管理当局告发，首钢秘铁“顽固”地按“东方模式”使用过时的设备，而由于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致使矿区事故频发。

　　没辙，首钢秘铁屡屡被当地行政执法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其实，这些事情只要不出人命的话，原本在国内是没有人会较真的，甚至于出了人命也很快会被我们的企业家们摆平。而首钢秘铁最近一次导致整个矿产加工和矿产品运输线全部停摆的罢工，直接的后果是３５０多万美元“打了水漂”。当然，首钢秘铁最终要满足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也是少不了的。

　　有人问，政府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意思。现实中，政府在解决劳资双方纠纷中扮演的角色确实十分微妙。在非洲和南美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里，政府对资本的渴望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不过，一旦发生“工潮”或闹出点什么动静，政府官员比谁溜得都快。比如在战乱不止的苏丹，当地政府大唱苏中能源合作的高调，你只要有钱，我一切都答应你。但当中企经营的油田遭到武装分子袭击或发生劳资纠纷时，他们全然一副“一筹莫展”的模样。若要请当地政府出面，他们还会狠狠地敲你一笔“竹杠”，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沃尔玛的“全球惯例”

　　在很多情况下，西方工会也并不总是那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按照美国的法律，只有５１％以上的非管理人员雇员秘密投票同意，才能够组织工会。在投票之前，雇主有权用各种合法的方式去劝说雇员投票反对成立工会。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企业主花在阻止工会成立上的钱每年高达几十亿美元。工会组织对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的无奈颇具代表性。

　　“不建工会是我们的全球惯例！”这是一个在全球拥有１６０万雇员的沃尔玛另一个“金字招牌”。工会出什么牌都行，在我的地盘上就得按我的规矩来。这就是沃尔玛。即便是在工会势力强大的北美，沃尔玛也不为之所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沃尔玛车间的工人通过表决欲加入工会，但不久就都丢掉了饭碗；沃尔玛在加拿大的一家商场刚刚取得成立工会资格，沃尔玛很快做出关闭这家分店的决定，理由是业绩不好。不过，最近有消息传出，美国一工会组织正与世界其他工会组织协商，迫使沃尔玛在工会面前就范。

　　沃尔玛发表的一份声明称：“在美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工会这种形式对沃尔玛是不合适的。当然，任何员工都有权选择是否加入工会，但所有人都自动放弃了。”如何放弃？诺布尔在沃尔玛的一个轮胎和润滑油车间工作，与其一起工作的有１７名青年工人。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不外乎工资低，福利差，不给上保险等等。“我想唯一能让他们听到声音的办法，就是成立工会。”诺布尔像“地下黨”般地说服了其中的８个同事，申请成立工会。在美国行业工会的帮助下，他们终于争取到了表决是否组建工会的机会。

　　然而，沃尔玛总部很快派来几个劳工专家。这些受雇于沃尔玛的劳工专家们称，工会看中的不过是你们交纳的会费，他们能给你们涨工资吗？能给你们上保险吗？一句话，工会的目的是整垮沃尔玛，使你们最终丢掉饭碗！结果是，两名大学生愤而辞职，几个为生计所迫的单身母亲不敢出声，公司又“及时”炒掉了一名工会支持者，并从其它部门转了６人到这个车间，最终以１７票反对１票赞成结束了这场被公司高层称之为的“乱局”。

　　大不幸的是，沃尔玛在盯上中國机会的同时，“坏毛病”也带进中國。在沃尔玛的大脑里，中國工人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他们不仅敬业，而且任劳任怨。尽管，在沃尔玛工作的近３万中國员工的大多数，对自己“每小时３元左右”的工资水平早已牢骚满腹。

　　关于工会，沃尔玛言称，它不会准许工会在其店内运作，而宁愿直接与员工接触处理他们的问题。沃尔玛给出的理由是雇员“并没有提出要求。”按照我国的法律，外资企业不建工会，将会受到处罚。不过，时至今日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家外资企业因此而被处罚过。相反，在中國，由工人发起成立工会或因企业不成立工会而被起诉的事情闻所未闻，工会主席因替职工说话而丢掉饭碗的倒不少。更何况，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满脑子招商引资，谈到外资就激动的死去活来，哪有人再去管工人階級的“闲事”。

　　■亚洲商人的智商

　　亚洲商人的智商绝不亚于沃尔玛人。近年来，西方工会组织虽然从未间断对来自亚洲商人在美欧国家办企业的“骚扰”，但成功率不高。来自亚洲的企业家们深知美欧工会的“厉害”，他们在对沃尔玛拒绝工会的“窍门”领会贯通基础上，大多把投资集中于美欧国家工会组织相对薄弱的地区。

　　具有亚洲特色“拒绝工会”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包括给工人们时常放一些令人反感的工会暴力录像，此种“洗脑法”，原本可是沃尔玛的“专利”。我们看看这些“洗脑”教材就可窥一斑：上个世纪初，灰狗长途客车公司司机罢工期间，个别工会成员拿旅客生命当儿戏，对未停运的客车包括枪击在内骚扰了５０多次；１９９３年，联合矿工工会罢工，一位獨立承包商因继续给雇主提供合同规定的服务，被罢工者活活打死；１９９７年，联合包裹速递公司罢工，一位选择不参加罢工的司机被工会会员用刀捅死等等。

　　由于美欧企业工会会员的报酬比非工会工人高２０％左右，其它福利津贴也要多２—４倍。比如说，美国企业中８５％的工会会员有医疗保险，相比之下，只有５７％的非工会会员享受此项殊荣。来自日本的企业家们就让他们雇佣的工人与同类企业工会成员享受同等待遇，以体会日企的“温暖”。同时，日本在美国的公司还刻意营造一种使工人们感觉平等的企业文化，制造一种“进了这个门”都是主人的假象。比如，本田美国公司的所有员工穿同样工作服，同一食堂就餐，老板也不例外。

　　中國海尔在美国投资的公司，坐落在南卡罗来纳州离哥伦比亚市不远的一个被称之为坎登的小镇。这里因海尔的到来而命名了一条“海尔路”令当地华人颇有些颜面。海尔之所以选中这块宝地，与南卡罗来纳州没有强大的工会势力很有些关系。南卡罗来纳州工会成员不足就业人数的２％，是美国工会势力最薄弱的州之一，因工会引发的停工率在美国最低。

　　■上街的理由不复杂

　　虽然，现在多数工会组织过去那种“不平则鸣”的感性冲动已经大大收敛，但人们丢下手中的工具、甚至到街头呛声的“浪漫”依然故我。底气最足的就是公共事业部门的政府雇员工会组织。美欧国家工会成员总数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稍高于１０％，而公共事业部门则有近５０％的员工是工会会员。一旦工会想搞出点动静，城市秩序想不乱都难。

　　２００５年岁末美国纽约捷运工会组织领导的罢工，理由非常简单：为员工争福利。纽约捷运员工的福利和薪酬就以美国的标准也是很不错的。此次劳资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养老金这块。捷运工会认为，在涉及工薪等新合同谈判中讨论养老问题本身是不合法的；而捷运公司表示，考虑到日后或可出现的财政支出障碍，有必要把养老金支出在新合约中一块儿算清。好，既然谈不拢，罢工！这就是工人领袖所称的“为尊严而战”。

　　在亚洲，韩国人的街头文化已经带有“搞笑”性质。在首尔，如果有一个周末街头无人呛声的话，人们反倒有一种要出什么“大事”的感觉。一个韩国人走着路挂个牌子甚至在自行车上扯一块布条就可以到街上“溜达”几圈，既不用请示，也无需向谁报告，更不用担心警察找麻烦。

　　其实，不仅仅是劳工，趁势粉墨登场搭便车的群体，已把西方街头文化搞的有些面目全非了。比如今年３月，当法国的工人和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新劳工法案之际，法国的妓女们也开始走上街头。她们打着抗议政府实施“禁街头拉客条例”的旗号，怒火冲天般地走上街头争取“权益”。妓女们高举的条幅上写着：“你们跟我们上床，却投票反对我们！”来自非洲的一个职业妓女认真的说，这不是忽悠，妓女与其他人同样应享有劳工权益。

　　当然，在这些国家，包括像争取每小时几分钟撒尿时间在内的这种“小事”，都有可能把工人们赶上街头。示威、罢工、罢课，人们用何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只要法不禁止，原本就不需要太多理由。即使“轰轰烈烈”的背后只是为了自己的肠胃也罢，反正走上街头总比憋在肚子里来得痛快些吧。

　　■迈向和諧的通途

　　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劳动者也不指望雇主的慷慨，只要法律承诺的部分不被打折扣就已足矣。社会中原本就不存在所谓“完胜”，显然，劳资利益博弈绝非一种零和游戏。

　　馬克思从来就认为，建立工会和工人階級真正的当家作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劳动者指望资本家发慈悲比天上掉馅饼的概率都低。断不然，馬克思绝不会从心底发出“工人階級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階級自己去争取”的呐喊。相反，在一个什么主义都不讲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政治和博弈机制的建立，没有资本权利和劳动权利的完善和制衡，没有官权与民权的平衡，精英、权贵与资本的苟合只会加剧社会矛盾的冲突，直至把社会推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在这里，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有的前提必须是：工人力量足够强大到让他们的东家能够与他们坐在一起谈谈，而不是启动国家机器。

　　历史在反复验证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正常社会，显示社会自我修正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来自街头示威和罢工者的那些杂音；相反，如果连工人階級的声音都惧怕发出的话，支撑这个社会正常运转所依靠的力量，就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余地了。这就像在一个社会中是多建教堂还是多建监狱这样的傻瓜选题。

　　作者:盛立中

　　中央情报局出版文艺杂志，资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士顿交响乐团欧洲巡回演出，听起来象是天方夜谭。在世人心目中，ＣＩＡ只懂暗杀、窃听、策划政变一类的“粗活”，哪会跟文人雅士打交道？

　　英国ＢＢＣ文化节目的一个獨立女制片人桑黛丝（ＦｒａｎｃｅｓＳｔｏｎｏｒＳａｕｎｄｅｒｓ），最近写了本肯定令白宫及ＣＩＡ直冒冷汗的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ｈｅＣ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

　　故事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有个叫“文化自由大会”的机构，拥有新闻社、出版二十余种刊物、热衷举办艺术展和音乐会，实际上这个文化团体的幕后老板是经费充足到可以任意挥霍的中情局。

　　如果这本书是在冷战时期出版，肯定会是《纽约时报》书评版的最畅销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尘封，那段发黄的历史还是吸引了传媒的好奇。

　　作者桑黛丝的经历非常简单，才三十多岁，毕业于牛津的圣安妮学院，既不是美国ＣＩＡ也不是英国的ＭＩ５成员。１９９３年，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情局资助纽约国际学校的文章，她觉得很好奇，深入调查后写出她的第一本书，叫《ＷｈｏＰａｉｄｔｈｅＰｉｐｅｒ》（可译为：谁埋单？），哄动一时。桑黛丝随后再耗了整整三年时间，翻阅可以堆成小山的资料，包括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教会、展览馆、乐团、艺术家的记录，甚至采访了很多“从阴影中走到亮处”的中情局退休特工。她以慎密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情局作为美国政府的隐性宣传部，在冷战前沿的欧洲，秘密操纵着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活动，其目的是培育大批以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导向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舆论和公共政策。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下设架构中没有文化部或宣传部，冷战设计者之一的ＧｅｏｒｇｅＫｅｎｎａｎ说过“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我看来，桑黛丝新着引人入胜的地方，不在于中情局扑朔迷离的手段，而在美国对宣传尤其是外宣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灵活方式。

　　中情局最早成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可以说是美国人被日本人在珍珠港炸懵后的产物。原名叫战略服务处（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直接对总参（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ＣｈｉｅｆｓｏｆＳｔａｆｆ）负责。杜鲁门上台以后，ＯＳＳ正式易名为ＣＩＡ，即大名鼎鼎且臭名昭着的“中央情报局”。此局有很多杰作也有不少败笔。本拉登就是中情局培训出来的，现在“教会徒弟打师傅”，且很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天分。

　　美国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不搞宣传，实际上深谙此道。心理战专家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ｒｏｓｓｍａｎ曾说过，上上之策是“看不见的宣传”（Ｕ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如果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强势人物关于“宣传”的言论进行基本梳理，不难看出来，不管是国会、白宫还是书斋学者，已大致上形成共识。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华约解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感慨道：“我国强盛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它对世界传媒市场的支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职克林顿政府商务部的罗斯科普夫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应当是取得世界信息流动的胜利，主导传媒，就象英国当年控制海洋一样”。以促进文化交流而着名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创始人亦曾说过：“当今世界不能仅靠军力和外交，必须向其它国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念，影响下一代”。影响下一代的工具，显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ＣＩＡ并不总是阴森森的，有时它很阳光。中情局的网站甚至有少儿版（ＣＩＡ’ Ｓ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ＦｏｒＫｉｄｓ），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与童心未泯的特工们玩乔装打扮和破译密码的游戏。

　　果真是影响下一代的宣传工具。

　　作者:李剑诸

　　湖北作家协会组织我们十几个人去欧洲访问，名曰“文学交流”，实则游山玩水。旅行社却把我们这些作家“混同于特殊干部”？？与一个官方代表团组合在一起，走马观花了１０个国家。我与在旅途中“亲密接触”过的几位官员说起欧洲之行的感想，他们似乎对罗马的文明遗址、巴黎的艺术宝藏、瑞士的绝色风光等等都不感兴趣，而对欧洲一些国家的“小”津津乐道。他们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欧洲一些国家小得简直有点“国将不国”了？？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大约只相当于咱们中國的县市和乡镇。有个职务不小的官员戏说道：“在欧洲坐汽车，打个盹就走了几个国家。而我在国内下乡视察，即使走马观花也要历时（史）悠久……”位于意大利境内的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国土面积只有０.４４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千人，还没有咱们中國一个小小的村庄大。看来咱们中國人把某些称王称霸的县太爷和村干部称为“小国之君”，也并非夸大之辞，他们所统领的江山和子民，比梵蒂冈国王大得多哩！

　　在咱们中國人看来，广场的大小关乎到一个城市的地位和形象。顾名思义，广场者，广大宽阔的场所也。而我们参观欧洲的一些广场，却感到“大失所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有一个被大文豪雨果命名的“大广场”，始建于１２世纪，１９９８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倘若只听其鼎鼎大名，一定会以为这个“大广场”大得不得了，可亲临其境之后，发现它长不过１００米，宽不足４０米，面积不到４０００平方米。本来就不大的“大广场”，四周都是高大建筑群，反衬之下更显得狭小。所谓“大广场”，真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看来“夜郎自大”并非是咱们中國人的特权或专利，外国人不是也如此如彼么？论广场之大，当然非咱们中國莫属。且不说北京天安門广场（长８８０米，宽５００米，面积４４万平方米）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就连一些市县乃至某些乡镇近年来在“广场热”中兴建起来的广场，也比“大广场”大得多。咱们中國不是号称“地大物博”么？名副其实的大广场正是“地大”的象征之一。

　　在咱们中國人看来，宾馆的大小也关乎到一个城市的地位和形象。规模大星级高的宾馆，往往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在欧洲下榻的宾馆却都是清一色的“小不点”，无论是星级的还是普通的，规模大的不过几百个床位，小的则只有几十个乃至十几个床位。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无论是大宾馆还是小宾馆，招牌都小得“不堪入目”？？近看才认得清ＨＯＴＥＬ（宾馆）的字样，远看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咱们中國人认为，招牌乃宾馆的门面，门面犹如人的脸面，是应该“大大益善”的。咱们中國的所有宾馆，规模与招牌大都成正比例？？规模越大，招牌越大，大得让人“望而生畏”；也有一些宾馆“比例失调”？？规模虽不大，招牌却很大，而且名字比招牌更大，诸如“ＸＸ环球宾馆”、“ＸＸ太空饭店”、“ＸＸ宇宙酒家”等等，大得使人“目瞪口呆”。

　　在咱们中國人看来，汽车的大小同样关乎到一个城市的地位和形象。欧洲一些国家是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德国的“奔驰”、“宝马”，意大利的“法拉利”，英国的“劳斯莱斯”，都是大名鼎鼎的高级车。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想必欧洲人都开的是体积大、排量大的“庞然大车”，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公路上，欧洲人开的大都是名副其实的“小汽车”？？不仅体积小，排量也小。而且无论是名牌的还是普通的，都是“小字辈”，譬如小“奔驰”、小“宝马”，和咱们中國的“夏利”、“富康”差不多大小。看来如今“外国的月亮”并不比咱们中國的圆了，放眼咱们神州大地，大“奔驰”、大“宝马”、大“悍马”、大“林肯”、大“卡迪拉克”、大“劳斯莱斯”等等“庞然大车”，应有尽有，比比皆是。有人说倘若仅以高档轿车的拥有量来整一个“新福布斯榜”，咱们中國的排名一定会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而且与美国相比也可能不相上下。

　　有道是“有比较才有鉴别”，看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小”，似乎就更加感到咱们中國的“大”。咱们中國有史以来就有自大的传统，尤其是自命天子的皇帝及其文武百官，总是把中國当作天下之中心，对外国一律等小视之。过去是因为封闭而造成“夜郎自大”，而如今开放了，咱们有些国人也到处周游世界了，可他们仍然“大”性不改，明明知道咱们国家还是人平ＧＤＰ刚达到１０００美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却也毫不客气地以大国自居，大言不惭地声称“２１世纪是中國的世纪”。

　　如果说“封闭式的自大”是无知，那么“开放式的自大”则是狂妄。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有害。咱们中國在历史上吃自大的亏吃得太多了，如果在世界开放的条件下仍然打肿脸充胖子，妄自称大，则恐怕要吃大亏！

　　作者:杨学武

　　１９６２年中学政治老师上政治课说苏联很穷，西红柿５个卢布一斤，因为它是修正主义！有生活在６０年代的网友补充说，那时的老师说苏联修正主义很穷，老百姓的头上抹的是鞋油。现在想起来真可笑，“西红柿５个卢布一斤”，是一种中國化的说法，因为苏联用的是克或公斤，不是中國的两和斤。到了９０年代后期有人说俄国很穷！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但是，由于学俄语，我看到的是７０年代苏联工人有小汽车，日古利牌！由于接触了很多去苏联和俄国留学的同学，我知道一个实事，俄国仍然沿袭前苏联的福利。我把这些写下来，整理了一篇《俄罗斯保留了前苏联的社会福利》发表在《光明观察》（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１日）上，最近看到新浪网转载《经济观察报》余南平的文章《今天的俄罗斯人还在享受几乎免费的教育医疗》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６日《经济观察报》、《俄政府通过诉讼最大民航机场有望重新国有化》（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中國新闻网》）想起了一个月前看到的一篇文章《俄石油资产国有化加强俄能源大国地位》（《中國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普京要把石油资产国有化，虽然这只是部分国有化，但是其意义在于维持社会开支，国家必须有财源才能维持“几乎免费的教育医疗”，当然也包括继续进行的太空计划和军费开支以及必要的科研。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要想维护其大国地位，只有用最快的方法掌握足够的财源，才是最现实的。所以任何经济活动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这是我们那些宣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强调的效率是企业的效率，不是整个社会的效率，结果“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变成了“效率优先、不顾公平”，一些企业的老板在压低职工工资，从企业的效率来看，确实降低了成本，有利于价格战。但是，工资太低又影响了购买力，所以出现了内需不足、扩大出口。内需不足反过来又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使企业不断用降低产品价格的方法进行推销，这样社会的效率就降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还是谈俄罗斯吧！

　　（一）前苏联与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

　　２００５年１月《凤凰周刊》刊登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俄罗斯》。文章说：俄罗斯民主化，苏联解体，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经中國媒体的“舆论导向”，全都变成了“灾难”。然而，到俄罗斯旅行的中國人，却见证了一个与印象迥然不同的俄罗斯，一个真实的俄罗斯。

　　全民公费医疗。仅仅是俄罗斯的社会福利，就令人惊讶。在中國，享有公费医疗的，仅仅是政府公务员或少数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即便在部分发达国家，全民保健也还是奋斗中的目标。然而，在俄罗斯，民众却人人享有免费医疗，不管工人、农民、还是无业者，只要是俄罗斯公民，就一律享有公费医疗。

　　免费教育。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俄罗斯也没有停止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正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在俄罗斯，孩子上学，一律免费，连教科书，都由学校无偿提供。非但如此，所有学校，每天都免费向学生供应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

　　全民公费医疗。仅仅是俄罗斯的社会福利，就令人惊讶。俄罗斯人还享受许多令中國人羡慕的福利。比如，居民住房不收费，即便开始了住房改革，即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政府仍然规定，人均１８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１８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又比如，自来水、热水（每天２４小时供应）、供暖，从来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以致于俄罗斯公民根本不知“水表”为何物。仅对天然气和电，有极低收费，然而，这种收费，对居民来说，根本就算不上开支。综合全部社会福利，包括对住宅和物业管理的补贴，２００３年，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耗资２. ８万亿卢布，相当于政府全部预算的６８% 。

　　九十年代初期，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实施经济私有化。“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遭遇短暂困难。完成艰难的体制转型后，俄罗斯经济自１９９８年开始起飞。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依次是：２０００年，９% ；２００１年，５% ；２００２年，４. ３% ；２００３年，７. ３% 。目前，俄罗斯人均产值２０６０美元，中國人均产值１０６０美元。

　　《凤凰周刊》不懂历史、断章取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全民医疗、免费教育，居民住房不收费，是在苏联解体后，经过“休克疗法”短暂困难，完成艰难的体制转型后的成果。

　　但是真正熟悉苏联历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９２年以前俄罗斯普通人民的生活比现在还好！不相信吗？看一看前苏联的卢布与美元比价就知道了。

　　叶利钦政变后卢布贬值，老百姓的存款缩水，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再加上休克疗法，放开物价，卢布大幅贬值，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所以改革被叫停。普京上台后重新稳定局面卢布升值，再加上原油价格上涨，所以人民生活才有所恢复，但是还没有达到９２年以前的水平，为什么汽车是旧的呢？因为没有钱买。旧的是十几年前的产品，是改革前的产品。凡是到过俄国的人都知道现在旧东西多，旧汽车、旧房子、旧学校、还有旧军车、旧军舰。如果没有叶利钦、盖达尔请美国人搞休克疗法，造成经济停滞不前，很多东西早就换新的了。大家都知道联盟号飞船吧！这个庞然大物就是前苏联航天技术的结晶，而且准确地降落。没有技术能行吗？当然那是过去，但决不是叶利钦时代的产品，瞎折腾的结果，没有钱维持了，只好降落了。

　　其实俄罗斯的福利是前苏联建立的，不是政变后私有化才有的，主张私有化的人多次想取消原来的福利，但人民不答应，前苏联的一个东欧国家想取消公费医疗搞了一个公民投票，结果多数人不同意，也没有搞成。香港凤凰台断章取义，为什么不敢说，从前苏联到现在的社会福利一直延续呢？制造假象。如果是叶利钦搞的，为什么俄国报纸不报道？如果是所谓“改革派”搞的，为什么俄国报纸不报道，懂俄语的同志们只要看看报就明白了。《凤凰周刊》断章取义，利用前苏联的福利政策，为所谓“私有化”涂脂抹粉，实在是在歪曲事实。请问：俄罗斯延续的前苏联的福利是“改革”的结果吗？

　　前苏联的人民生活如何？早在１９７０年我在东北农场劳动时，留学生对我讲了很多，东北人把俄国人叫老毛子。９０年代后，从俄罗斯回来的普通留学生和长期旅游者告诉我的情况是：

　　俄罗斯的私有化受到人民的抵制。实际上已经被暂停了。许多前苏联的福利仍然保留下来，这是其社会没有发生大动荡的原因，新共產黨的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经在一个宴会上找到普京：“为斯大林干杯！”普京毫不犹豫地举杯，“为斯大林干杯！”。叶利钦曾经多次想解散共產黨，但是都没有成功，普京上台后采取了“容共”的政策，允许共產黨活动，实际是为了社会平衡。叶利钦时代的七个金融寡头，被普京搞垮了三个，普京说他们是强盗小偷并警告他们谁再闹就公布材料。这一点大得人心。美国有评论说，普京是对私有化反攻倒算，甚至怀疑普京的路线是没有共產黨的共產黨路线。特别是这次拍卖尤克斯下属的尤甘斯，让美国大为恼火。尤甘斯实际是被国有化了。有趣的是俄罗斯把私有大公司收归国有，我们这里的经济学家却宣扬私有化。

　　普京对尤甘斯国有化，是要掌握财力，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有国家能调动的财力，这是基本的常识，俄罗斯军费紧张科研经费紧张，所以国家要掌握财力。

　　我问过许多去俄罗斯回来的人，有一个９０年代初，政变前的留学生告诉我，宿舍里有冰箱、冰箱里有香肠、面包、牛奶但是没有酒和饮料。这是一个经历政变前后的留学生告诉我的。老百姓生活与前苏联相比略有下降，但还有香肠、面包、牛奶、伏特加。还有旧汽车、有汽油。但是想吃鱼子酱不行，没有钱买，只能在节日买。想买进口汽车买不起。

　　这些情况，从中國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台直播报道的莫斯科剧院和别斯兰中学的恐怖事件中，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有很多旧汽车，那是前苏联的产品。除莫斯科外，一般城市不禁止旧车，也不搞报废。你给报废了，老百姓买不起新的，是给自己找事。俄罗斯也有少数巨富，但是老百姓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靠盗卖国有资产暴富的。所以普京打击金融寡头，普通百姓高兴。俄罗斯老百姓最看不起的有四种人：醉汉、吸毒者、巨富、克格勃。

　　实际上凤凰电视台自己的节目就证实了前苏联人民生活的情况，那个别斯兰的全景镜头，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凤凰台真的要告诉人们真实的俄罗斯，就拍一个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其实，在学俄语时，我看过许多苏联片，人民生活情况，就是那个《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情况，７０—８０年代工人家庭有汽车是很普通的情况，日古利就是普通家庭的小汽车。

　　总而言之，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是比前苏联略有下降，但这是以前社會主義的结果，不是１９９２年私有化的成果。许多留学生告诉我没有一个政治家敢把前苏联的社會主義否定得一干二净。现在俄罗斯有出现了斯大林热，连跑到美国的索尔仁尼琴都表示赞成。因为俄罗斯来说大国地位的下降是最痛苦的。他们的理想人物是彼得大帝。斯大林是个獨裁者，人们只是把他看成是领导卫国战争有功的人。

　　当前，俄罗斯的思想是混合状态，有走向社会黨福利国家的倾向，社会黨是第二国际的延续，其黨纲中有不少馬克思、恩格斯的话。北欧和法、德的社会黨也认为自己是搞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所谓老欧洲国家有很多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法国的空中客车、德国的大众公司。这些是英美国家最不高兴的，所以称西欧是老欧洲。美国对欧洲社会黨不满意，几次想把法国的社会黨搞垮，问一问在欧洲长期生活的人就明白了。有一个中國经济学家在瑞典宣扬私有化，结果在会场上就遭到批判。

　　前苏联和俄罗斯轻工业不发达。９０年代初我受学校外事处委托，接待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布罗夫。他们是夫妻二人，拿出许多糖请我吃，我不想吃，因为好象是我们这里粗糙的水果糖。我说，你看看我们中國的大白兔奶糖，就明白了。

　　他们也买了许多东西。还说太便宜了，俄罗斯没有。买很多东西，不是穷，是因为有钱在俄罗斯买不到。那时的情况是这样，现在可以买到，但是中國产品经过二道甚至三道手，到了俄罗斯就贵了，这是他们长期搞重工业的结果。７０年代我在黑龙江兵团，工程师告诉我苏联的东西结实，个头大。我看过斯大林拖拉机８０，是５０年代初的产品，比我们７０年代的东方红１００拉力大。

　　“俄罗斯全民公费医疗，农民，无业者，只要你是俄罗斯公民，就一律公费医疗。”基本如此，而且苏联时期就是如此，这不是叶利钦和金融寡头的发明，而是叶利钦、盖达尔想变而不敢变的东西。你问问１９６０年到苏联留学的考察的，都知道全民公费医疗，因为苏联是集体农庄，相当于我们的国营农场，我在黑龙江兵团，也是国营农场，也是公费医疗。前苏联的公费医疗保留到现在，所以老百姓日子还过得去。目前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民族矛盾引起的冲突，这是前苏联留下的老问题。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必须让大多数老百姓过好日子。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所以遭到人民的反对，就是造成了经济混乱，使人民的福利受到破坏，停止“休克疗法”恢复经济，使人的福利有了保障，这才是真实的俄罗斯。有网友问俄国武器比我们好是为什么？前苏联的军工发达武器当然好，如果没有所谓的“改革”，乱折腾，武器还好。前苏联时就有能击落导弹的导弹，为什么美苏了签定反导条约，双方都有反导能力，才签定这个条约。你没有这个能力，谁跟你签定条约？如果没有记错，反导条约的签定是１９７２年。

　　我想问一问那些说社會主義不好的人，如果前苏联一无是处，那为什么老百姓有汽车、有房子、有公费医疗？可能有人又要批判平均主义大锅饭了。其实，福利并不等于大锅饭。无论是前苏联的华沙条约国还是欧盟国家都在搞社会福利。这就是现在欧盟承认俄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国家经常批评俄国的政治，但是并没有批判前苏联的福利，因为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程度的搞社会福利，瑞典的社会福利比前苏联还高。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无论是对前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我们都要一分为二的进行研究，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这更有利于我们建设中國的社會主義。

　　（二）国营与民营的平衡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副博士伊戈尔- 托姆别格认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标志着重要石油资产的国有化，具有多层含义，可增强投资信心，加强俄能源大国地位，扩大地缘政治影响，一举多得。

　　涅斯特罗夫说：“在石油国家，全部开采权通常都由国家控制，私有企业只从事加工业务。在我们俄罗斯，有个中间阶段。从全世界的现状来看，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私有企业通常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但在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上，这一问题还有争议。”涅斯特罗夫认为，国有公司在管理效率上明显不如私有公司，但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私有石油公司功利性更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相对来说，国有公司更全面、更有效率。

　　托姆别格认为，西方媒体攻击此次交易为国家極權的说法不值一驳，石油领域的国有化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当然，西方的不满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把战略石油资产收归国有可以加强国家在燃料能源系统的存在，进而明显加强俄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扩大俄地缘政治影响。在当今世界局势下，燃料资源已成为不比导弹逊色的有份量的地缘政治工具。俄罗斯作为下一届八国峰会的主席国，要求把保障世界能源安全作为全球任务，俄石油业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俄石油资产国有化加强俄能源大国地位》《中國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日）

　　２００５年俄罗斯对美国出口原油将超过２０００万吨，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政府计划于今年提前偿还１７０亿美元外债，以节省每年数十亿美元利息。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认为，到２０２０年，俄罗斯将少支付６０亿美元利息。

　　这里，我们看到，石油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也看到国营与民营的平衡，也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如果想理解这个问题，请大家看一看中國汉代的《盐铁论》、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任何大国的政治与经济之间都需要找到平衡点。

　　来源：光明观察

　　作者:韩强

　　报载现在中國各个城市广场兴建成风，从大城市一直到小城镇，一地赛过一地，一城盖过一城。黑龙江省鸡西市人均财政收入仅２８３元，但市委书记丁乃今仍采用克扣、拖欠工程款的办法建起全省最大广场，占地达３２. ３万平方米，市民说“一个小时也走不完”。

　　广场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城市奢华的代表？还是公民的休憩地和集会所？以前中國的广场大部分都成为政府庆祝国家重大节日的地方。可谓世界最大广场的天安門广场，当年主要的用途就是在国庆期间的大阅兵。中國当年大大小小的城市广场功能无不如此。现在中國的广场却成为一个城市炫耀财力、炫耀政绩的地方。许多城市大搞城市建设，大兴土木，兴建所谓的地标建筑。至于广场的真正功能如何，对于主事者来说并不重要。

　　我的头脑中也是带着中國传统的广场的概念来美国的。后来到纽约旅游，看到闻名全世界的时代广场时大吃一惊，这那里像是“广场”？狭小的一块地段，也就是七八条马路汇总的一片空地。纽约人每年１２月３１日在这里庆祝新年的到来，甚至聚集了几十万人，喝啤酒、唱歌、跳舞、互相祝福，等待着新年钟声伴着霓虹灯大苹果的降落，纽约市民的感情和思想在这里得到自由奔泻。这才是真正的广场意义。因为广场属于这个国家和城市的人民。

　　其实，最早的广场来自古希腊。两千七百多年之前，古希腊还是各自为政的大大小小的城邦制度。在每个城市道路的汇总点，留下空地，作为广场。“广场”一词即源于古希腊语。这些广场最初用于议政和交易市场，是人们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的场所，其特点、位置是松散和不固定的。广场的用途大得很。政府要向老百姓颁布政策、告示，都在广场上进行，市民有任何要求或者自由集会，都可以在广场上进行。于是一种叫做市民社会也叫做“公民社会”就这样形成了。古希腊政治文明顶峰时期的五百人公民大会聚集的雅典卫城广场，就为一个民主雅典提供了一个完全的政治透明化舞台，后来传到罗马，传到法国，又传到了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法文中的ＰＬＡＺＡ已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英语中。这种广场文化也成为古希腊最早的民主。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市政广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广场，

　　这一次来到欧洲，我得以更深刻地考察了ＰＬＡＺＡ的滥觞———欧洲的广场，更了解到西方社会中的广场文化。我们在巴黎街头漫步，总是要想看到跟中國不一样的城市风格，看来看去，最不一样的就是ＰＬＡＺＡ，凡是几条马路交会到一个中心点，那块大空地就形成了ＰＬＡＺＡ。为了形成更多的广场，很多建筑有意识地建成斜边，为广场留下空间。上海法租界房子也有这种斜边型的高楼，那就是为了形成广场而特意设计的。作为一个城市，广场给了建筑物密集的城市大楼一个间隙，在寸金地的城市中心区创造出具有视觉、空间和尺度连续性的公共空间，使得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欣赏城市。广场上有的建伟人雕像，有的建教堂，还有的建娱乐设施，著名的巴黎歌剧院、凯旋门、巴士底铜柱就建在这样的广场上。

　　广场功能也逐步多样化。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广场的使用功能逐步由集会、市场扩大到宗教、礼仪、纪念和娱乐等，广场也开始固定为某些公共建筑前附属的外部场地。中世纪意大利的广场功能和空间形态进一步拓展，城市广场已成为城市的“心脏”，形成与城市整体互为依存的城市公共中心广场雏形。巴洛克时期，城市广场空间最大程度上与城市道路联成一体，广场不再单独附于某一建筑物，而成为整个道路网和城市动态空间序列的一部分。

　　广场是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社学家苏格拉底的哲学殿堂其实是在广场、街头，他在这些地方发表他的思想，反馈的信息再开阔了他的思路。广场上的各种自由言论，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传播了新的思想，扩大和提高了艺术欣赏所需要的受众。

　　到了现代，城市广场的这种功能逐渐被城市设计者和建筑者所接受，人们发现，广场的功能远远大于它周围的建筑群，有学者甚至提出，现代社会由横向的三个板块组成：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及最微小的细胞———家庭；国家的活动范围在政府大楼，例如美国的白宫，中國的中南海等等。家庭的活动空间在公寓、私宅中。而当中一块市民社会的活动地方便是公共空间。这个空间由广场、剧院、草地、喷泉、咖啡馆等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设施的建设，体现了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基础上的文化共享与文化参与。而广场成为组成一个国家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

　　我们看到美轮美奂的法国现代艺术和近现代自由的思想，它们曾经照亮了欧洲，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它的动力来自街头普通的咖啡馆和广场。看到巴黎的一些广场上的露天咖啡馆、街头小餐馆中永远是人满为患，我们就知道了，只有让思想毫无拘束地自由飞翔，才能构建成最美好的和諧社会。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吴琦幸

　　目前欧洲国家的形成大都带有民族自决的性质。欧洲的面积（１０１６万平方公里）与中國一个国家的面积差不多，人口却只有中國的一半多一点，但却并存着４４个国家；亚洲的面积为４４００万平方公里，有四个欧洲那么大，也是有４０多个国家。单从国家数量与洲之比，就可以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欧洲尊重民族自决。我们从民族数量上完全可以证明这点。

　　据有关资料显示，亚洲的民族总数在１０００个以上，大约占世界民族总数的一半；而欧洲的民族只有１７０个，基本单一民族的国家有２０个，占欧洲国家总数差不多一半。中國有５６个民族，在亚洲也不算最多民族的国家。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是超过中國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印度尼西亚据说有１５０个民族。按照欧洲的情况，民族数量与国家数量之比，如果实现民族自决，亚洲至少应该有２５０多个国家。但这不可能，因为没有这种民族数量与国家数量之比的标准。我想要证明的是欧洲尊重民族自决和民族獨立，而亚洲事实上并不尊重民族自决和民族獨立。

　　欧洲国家的分裂和民族自决已经基本完成，尤其在前苏联解体后，这个进程之快有点让我们目不暇接。苏联解体使一个国家分裂成１５个国家；东欧剧变使前南斯拉夫解体形成５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欧洲国家的分裂还没有完成，这种分裂将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辽阔的版图和１００多个民族，尽管其中俄罗斯民族人口占总人口８０％以上，但作为由２１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阿迪格共和国（阿迪格）、阿尔泰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哈利姆格坦格奇、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科米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共和国、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北奥塞梯共和国、靼鞑斯坦共和国（靼鞑斯坦）、图瓦共和国、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恰瓦什共和国），本身就存在潜在的分裂趋势。俄罗斯虽然地跨欧亚大陆，但国家分裂主要是集中在欧洲部分。尤其是我们看到，车臣共和国寻求獨立的与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演变成恐怖主义袭击，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必将给俄罗斯带来沉重的包袱。这种发展趋势，很难说最后是否会以承认车臣獨立为结局。而一旦车臣獨立，必然发生骨牌效应，新的獨立国家会再度出现。

　　目前来看，亚洲国家的分裂现状存在主要是中國和朝鲜半岛，不同在于南北朝鲜都一致主张统一，统一的立场不存在分歧；而中國大陆与台湾岛，一个坚持要统一，一个坚持要獨立，分歧严重，甚至有可能走向战争。

　　不过，我敢肯定，除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只是个时间问题外，其他多民族的大国将一直分裂下去，分裂成诸多小国家，可能需要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原来的巴基斯坦分出孟加拉国，印尼分裂出东帝汶，印尼的亚齐省也正在闹獨立，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民族为獨立常年进行武装反叛，印度和巴基斯坦争执的克什米尔，中國的西藏、新疆也是分裂獨立的热点。

　　或许西亚伊斯兰教国家分离主义会走得更快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将可能导致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库尔德民族主要集中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占领已经朝着有利于库尔德民族獨立的方向发展，因为肢解伊拉克和建立一个獨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不仅可以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而且还可以牵制伊朗，伊朗和土耳其都不愿意看到一个獨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因为这也会促进他们国家库尔德民族的獨立运动。

　　亚洲国家的民主进程必然同时导致民族自决的进程，它们是成正比关系。民主化如果尊重民族自决，民族自决就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这里不包括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自决和国家分裂过程不会使亚洲国家团结，只会使得矛盾更多，冲突也更多。许多潜在的矛盾现在还没有暴露，只是因为时间关系。如中國东北的朝鲜族问题，一旦朝鲜半岛统一，朝鲜半岛与中國的民族矛盾会暴露出来；蒙古国和中國的内蒙古是同一个民族，时机成熟也可能演出民族自决和大蒙古合并的剧目。

　　写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修改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７日

　　（注：本文是《为什么有欧盟而没有亚盟？》其中一节）

　　作者:赵达功

　　在日本乘过电车的人都有这种体验，一进车厢就立即感觉到一种“无精打采”的气氛。座位上坐着的人，大多在睡眼惺忪地打瞌睡，有人还真的睡着了；少数没有打瞌睡的人，也是一脸委靡不振的倦容。而在中國乘坐火车或汽车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风情：座位上坐着的人，要不然精神饱满地看着窗外，要不然底气十足地聊天，即使衣衫略微不整的农民工，也是一脸精力充沛的气色，很少看到瞌睡连天、无精打采的乘客。

　　到过中國的日本人，大致会有一点惊讶：中國到处充满了“活气”，朝气蓬勃。相比之下，日本真有点“暮气沉沉”。为什么日本人总是一脸委靡不振的倦容呢？原来日本人大多睡眠不足，因此外国人给日本人一个“３Ｓ”的绰号（３Ｓ：Ｓｍｉｌｅ，Ｓｉｌｅｎｃｅ，Ｓｌｅｅｐ）。中國的科学常识是：一天至少睡８个小时，这是健康的保证。可是到了日本，却是另外一个常识。问问周围日本人的作息时间，多半是晚上１２点以后才睡，早上７点以前就起床了。我跟他们说起每天应保证８小时以上睡眠的“科学常识”，竟然没人听说过。有固定作息时间的日本自卫队是每天早上６点起床，晚上１１点熄灯，每天规定的睡眠时间是７小时，而中國军队每天规定的睡眠时间是８小时。

　　根据统计资料（中國的统计资料是大中城市居民的数据），中國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为８小时３７分，而日本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为７小时３４分，中國人竟比日本人每天多睡１个多小时。是不是中國人特别爱睡懒觉呢？美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为８小时１８分，英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为８小时３０分，都与中國人的睡眠时间差不多。看来不是中國人睡的太多了，而是日本人睡的太少了，难怪日本人总是看上去无精打采、精神不振。

　　日本人为什么睡的这么少呢？中國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是５小时４４分，日本人是６小时１６分，中國人每天平均比日本人少工作３２分；中國人每天干家务事的平均时间为２小时２１分，日本人为２小时４２分，中國人每天平均比日本人少干２１分钟的家务事。日本家庭的电气化程度比中國高得多，日本商场也大量出售简单加热就可以吃的半成品饭菜，按道理日本人做家务应该比中國人更轻松，花费时间更少才对，可为什么日本人做家务的时间反而更多呢？原来日本人做事格外认真。

　　比如吃完饭后洗碗，中國人大多简单地冲一冲、涮一涮完事，而日本人不仅每个碗碟都认真洗过，还要擦干摆好。由于擦桌子扫地这样的简单家务事日本人干起来也很认真，每做一件事所花费的时间都比中國人长，因此日本人做家务的时间就长了。同样日本人上班工作更是格外认真，中國人一小时干完的工作，日本人往往就要干１个半小时，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把自己搞得整天十分忙碌，自然不得不压缩睡眠时间来应付。可以说日本人的睡眠不足，其实是做事过分认真的性格所造成的。

　　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國也是女性比男性睡眠时间长，中國女人平均比男人多睡６分钟；而日本却是例外，日本女性比男性睡眠时间短很多，日本女人平均比男人少睡２７分钟，据说这是因为日本女人有一个传统规范：“晚上不能比丈夫早睡，早上不能比丈夫晚起”。另外日本女人还讲究“睡相”，男人怎么睡都行，而女人就不能叉开两腿仰天而睡。日本家长从小就注意培养女孩子的睡相，睡相不好的女人是会被人看不起的。这样看来日本女人要比中國女人更“辛苦”一些。

　　盛传西方人曾给中國人一个绰号“东亚病夫”，但东亚并非特指中國，日本也是东亚。因此我以为“东亚病夫”原是针对日本人说的，中國人自己对号入座抢戴了这顶帽子。在街上走一圈不难发现，日本人大多睡眼惺忪、无精打采，真有几分“病夫”的样子，而中國人可比日本人精神多了。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３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国家大了，什么人都有，其中最大的差异，恐怕就是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异？中國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一九九六年初夏，我第一次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那里正在举办奥运会，全中國的电视观众都在注视着这个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后来这个城市因为对中國体育代表团的接待规格不如国内习惯的那样高，以及另一些中國人不太习惯的问题，曾激起一部分留学生的愤怒。对于这些遥远的爱国主义棗出国之后再爱国，我以后若有机会，会在这个栏目写一点不同看法，可能会让这些爱国同胞生气，甚至挥拳相向，有什么麻烦，到那时再说。这里先说当时亚特兰大留给我的印象。

　　这个城市不大，但似乎架子不小，它的居民不太欢迎在家门口举办奥运会，确实没有我们中國城市那样每到这个时候象孩子过年那样欢呼跳跃。我所生活的上海，比它大十倍，却比它更容易动员，或者说更容易激动，近些年已经比北京好多了，却同样让人气馁。有一年还不是举办奥运会，仅仅一届本国的运动会，也闹得全城立正，鸡犬不宁。开幕那一天，全市职工要尽可能放假，并停留家中，为的是让出尽可能多的车道，保证那几个踢球的、摔交的、划船的、举杠铃的、或者是骑自行车的能准时进入某个特定的地点，这叫“全城立正”；而全城所有的扩音设备这时都会尽可能打开，从电视机、收音机，直到楼底下居委会老妈妈的铁皮小喇叭，都要反复通知，要居民收听开幕式那激动人心的实况，这就叫“鸡犬不宁”。亚特兰大的居民不知从哪儿来的那种架子，来这么多奥运健儿居然不待见，盛世大典还未开幕，他们就嫌烦，很多人举家外游，有意躲避这个热闹的日子。有个出租车司机就跟我抱怨说，奥运会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意就已经清淡下来了。

　　剩下的居民是否对外国来宾就拉下一副寡妇脸，冷眼相向？倒也不是。我曾走进亚特兰大市郊的一个教堂，旁观他们一次礼拜弥撒。那个教士不穿黑色道袍，而是打领带，穿皮鞋，不象教士象教师，这一点首先让我奇怪。而在例行的宗教内容结束后，那个西装革履的教士突然开始宣讲非宗教内容，谈起社区荣誉，这就更让我诧异。他说奥运会即将在我们这里举行，希望本社区的居民比平时更勤快地撒扫庭除，搞好环境卫生，你可以不喜欢运动员的粗鲁、没有文化，但不应该对外国来宾没有礼貌，要笑脸相迎，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云云。这就有点象中國常见的号召人们学雷峰了，而且是真正的说教，就在教堂举行。只是有一点不同，在中國，这样的善意教导多半由单位负责人和居委会来反复聒絮，直弄的人们耳朵起茧，最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在亚特兰大，那些星期天进教堂穿得一本正经的善男信女，听着那个西装教士的说教，居然恭恭敬敬，一起跟着唱圣歌，真令我大开眼界。

　　那个教堂坐落在亚特兰大一个著名的山下，一块孤零零的巨石拔地而起，就叫Stone Mountain（石头山）。据说全世界只有两座这样奇怪的石头，另一块在澳大利亚。当时中國电视台在播送奥运会节目的间歇，曾反复播送这座山的风景照片，以调节观众疲惫的视觉。因此，记性好的电视观众应该还记得它的大致风貌？如山上有缆车通道，缆车一上一下，会经过一座刻在山体上的巨大浮雕，浮雕上有三个人物，三人都挎着上一个世纪的老式手枪，骑着高头大马，等等。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物上，尤其是骑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军的总司令棗李将军（ General Robert E. Lee），按照前三十年前中國人的说法，是个历史反革命，按照三十年后中國人的说法，至少也是一个历史罪人。这样的人物是不能能刻山纪念的。不知是否出于中國记者正确的历史意识？或是相反，他们对眼前的历史画面毫无感觉，只见电视台的镜头无数次地掠过这位李将军的雕像，却没有一次向中國的电视观众说：“这就是南部叛军李将军，凡是读过美国小说《飘》的中國观众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只消说这么一句，问题就来了：美国人怎么会纪念这么反动的南部头领？即使美国出版的历史书，只要说到南北战争，不也都是说北方代表着正义，南方代表着反动？难道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还允许被战败的一方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记忆？

　　我在小学三年纪时第一次登台演小剧，就是被满脸涂黑，化装成一个美国南部小黑奴，在台上高高举起镣铐，作英勇反抗状。四十年后我自己来到这块土地，居然发现在这块土地上高高耸立着的不是镣铐，而是代表着镣铐一方的李将军塑像，一时目瞪口呆，哑在那块如山体般庞大的石头下，半天不能发一语。

　　我怏怏下山，坐小火车绕山一周，那也是风景区的一个旅游项目。小火车保留着１８６１年内战爆发时的蒸汽车头模样，还会“呜 -呜”地拉响上一个世纪的蒸汽汽笛。铁路沿线是人工仿造的历史遗迹：一会是当年南军浴血奋战的战壕，一会是南军将士的宿营帐篷，全不见北军痕迹。小火车停在了终点站，装模作样地加水，喘粗气。我下车进入设在这里的南北战争纪念馆。馆里陈设先进，最吸引人的是一辐巨大的电子沙盘，有一个房间那么大。那上面山峦起伏，河流粼动，还有一排排红灯闪亮，演示着当时南军节节抵抗的战线，一排排绿灯闪亮，标志着北军侵入佐治亚州的路线。待观众围绕它坐定，解说词在脑后轰然响起，更为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只听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愤怒控诉：

　　万恶的北军进入我佐治亚家园，一路上烧杀掳掠，把盐撒入我们的庄稼地，使我们的土地寸草不长。他们的薛尔曼将军（ General Sherman）厚颜无耻地说；‘战争就是地狱（ War is hell）’，是的，他把我们美丽的佐治亚活活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这不是我们经常诉控诉鬼子进村的语气吗？听到这样的解说词，每一个中國观众都会惊骇莫名，旁顾左右而不能言它。要知道，这座纪念馆不是民间私人举办的，而是佐治亚州政府以公款设立，它的解说词岂不代表着州政府的官方立场？这样明目张胆的叛乱言论，居然存在一百多年，每天要重播几十遍，联邦政府为什么不来取缔呢？

　　我后来沮丧地发现，如果按照我所习惯的逻辑，联邦政府有权来取缔，美国土地上可取缔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在南方，到处可见南军的纪念雕塑。如果坐“灰狗”（ Greyhound）在乡间旅行，随时都可以看到一面飘扬着的南军旗帜，就树立在某一个美丽的农家院落。那面旗帜上斜着交叉两个宽大的蓝杠，蓝杠里点缀着十几颗白星，一颗星代表着当时一个叛乱的南部州。一些旅游胜地的纪念品商店，橱窗里赫然陈列着南军的灰蓝色军装，柜台里出售各种南军留下的小玩意，如南军的刺刀，南军的军用皮带。甚至在大城市的街头，也可以看见一些后现代造型的小汽车后窗上，贴着一百多年前的南军军旗，招摇过世。朋友告诉我，在南部的很多小镇，还流行这样的娱乐：每到盛大节日，小伙子们最爱玩的军事游戏，是穿起爷爷的爷爷留下的军装，在战壕里与化装的北军再次开打。

　　甚至到了北方，也有同样的情况。我曾两次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战场凭吊，那里发生过１８６３年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决战，类似于我们的淮海战役。江澤民访美时曾引用过林肯总统在那里的著名演说，孙中山将那篇演说中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精妙地翻译为“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则，创下中國近代翻译史上一个由业余翻译创立的最为成功的典范。那个战场其大无比，方圆三十公里，坐车在里面走马观花，粗粗转一圈需两个小时，如果是步行，旅游手册上建议你最好先在附近找个旅馆住下，然后准备两天时间细细游览。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无牛羊，什么都不种，什么都不养，干干晒太阳，只为后人看看古战场。大概只有老美才舍得撂荒这么大一块肥沃土地，如此荒唐？设想从蚌埠到宿县之间，我们也划出这么一块三十公里方圆的战场遗迹，鸟来了，草长了，人却要迁徙他乡，那将会触发多么严重的移民问题？即使有勇如万里者，再回安徽当一回省委书记，他也不敢这么干。

　　那块土地上保留着一百三十年前双方军队对峙的所有工事，战壕、铁丝网、宿营地、指挥部。还有一排排古旧铜炮，就在路边排列，也不怕人拖走。在北军战线这一端，有各州民间团体捐款建造的各式纪念性雕塑，因为地处宾州，当然以宾州人民建造的为多，也最为高大巍峨。有意思的是，各州建各州的，甚至区分至各县、各镇，而且大多选址在当时那个州、县、镇民兵团队驻扎宿营的老地方，上面尽可能详细地刻印着团队番号、上校姓名和战死者名单。那么，被打败的南方呢？他们在家乡能那样公开地纪念着他们的先驱，到了北方，尤其有美国革命圣地之称的宾夕法尼亚州，相当于我们的延安，他们还敢那样放肆吗？从望远镜里看去，南军的阵地真的还在，隐隐一线，鬼影幢幢，似乎还埋伏有杀机，随时都会万炮齐鸣，将一百年三十年前的炮弹倾泻过来。

　　我的朋友们经不住我的固执，两次到这里，都要驱车开到对面让我去仔细地瞧一瞧。对面的游客确实比这里稀少，但纪念性雕塑却一样多，一样巍峨耸立，也有几百门铜炮一字排开的炮兵阵地，威武雄壮。与北方一样，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县、各个小镇，寻找到他们当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们的团队番号、上校姓名、战死者名单。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这一次他在这里就不是山体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级，成为一尊立马平川挥刀前进的全身铜像。那铜头怒马足有二层楼高，李将军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指挥刀，指挥刀是北方西点军校赠予最优秀毕业生的纪念品，他就用这把刀指向我们刚刚过来的北军阵地，回头向他的南军阵地发出的开火命令，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人们似乎都能听到他那浓厚的弗吉尼亚的口音：“ fire! fire! ”令人沮丧的是，在李将军坐骑的铁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南方经常看到的那种蓝叉白星旗帜，很小，却很鲜艳，就插在北方的雪地里，说不清是谦逊还是骄傲地飘扬着。从那面旗帜的崭新程度，我断定断那个插旗的南方人不会早于三天前，刚刚离开这里。

　　我终于憋不住了。就在南军的炮兵阵地上，对我的朋友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这是美国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有如此对立的记忆？

　　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

　　美国历史该如何撰写？难道一团乱麻，不置是非？

　　我的那两个朋友虽然是小贩，但毕竟是写过《近距离看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最近又有一本《我也有一个梦想》。他们平静地回答我这个从哈佛来的伙伴：

　　为什么不能有对立的记忆？

　　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

　　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联邦政府连教育部都没有，更没有权力颁发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版本。

　　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还要从北方分裂出去的原因之一。

　　不幸的是，我恰好是以那种职业为生的人。此前我在中國教过六年中学、十二年大学，都是教那门叫作“ History”的劳什子，这一次我终于沉默了下来。此前我们大概在哪个岔路口迷失过方向，以至越到后来越不知道还有这一常识：我们拥有一些争论，同时还拥有一些定论，但最值得争论的却是那些定论；既然历史是“他”的故事棗“ History”，而“你”和“我”当然有权力再保持一份各自不同的记忆？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从多元的记忆开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最自然的事情却最容易被人忘记。

　　１９９９. ８. ２０《东方文化周刊》１９９９年第２４期

　　作者:朱学勤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即中國人很熟悉的小说《飘》的家乡，长驱三千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國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近距离看美国》和《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为中國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妻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１９９７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 !”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第一个地方是普利茅斯，离哈佛一个多小时车程。那是英国移民到北美登陆的最早口岸，有“圣地”之称。我们去的那天是阴天，彤云密布，景色萧瑟。惟见远处一条大帆船停泊在海岸，五颜六色，显得特别鲜艳。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却是后人仿制的。

　　那条真实的“五月花”号早就烂完了。它是在１６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一个寒冷的日子抵达这里的，从船上摇摇晃晃走下１０２个清教徒移民，衣衫褴褛，形销骨立。他们原来的目的地是弗吉尼亚，风浪将他们吹到了这里，只能改变计划，落地为安，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他们当时是踏着一块海边岩石上岸的，那块岩石大约一米见方，经３３７年的海潮冲刷，还在原处，一半在海里，一半露出水面。美国人称它为“普利茅斯圣岩”，在它露出水面的那一侧刻了“１６２０”四个阿拉伯数字，迹近神秘，几乎朝拜它为整个北美文明的发祥物。岸上有一个回廊，好让参观者在它的上方来回走动，以仔细端详这一伟大的“圣岩”。

　　那批移民自说自话改变了出资组织这次航行的公司定下的目的地，以后的事情自然只能靠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了。全体移民签定了一份公约，自己约法三章，有点像我们７０年代的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地下民约。史载《五月花号公约》全文如下：

　　我们这些签名者，为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和我们君主与国家之荣誉，已决心远航弗吉尼亚北部，去开垦第一个殖民地。兹由在场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庄严地互定契约，把我们自己联合为一个公民团体，以便更好地实施、维护和推进上述计划；并根据公认为最适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则，随时随地出于至诚地制定、设立和构造出如此正义和公正的法律、条例、措施、组织和机构。我们约定：所有的人都应当服从与遵守这一切。作为证人，我们签名如下。

　　 (签名从略 )

　　当时他们从英国来此，要航行５０００公里，在海上颠簸四个月，还未抵岸就有人耐不住风浪折磨而死去，第一批幸运上岸者１０２人，上岸不久，即逢严寒来临，第一个冬天又冻死三分之一的人，以后的几个冬天，不断有人死去。就是这样一群奄奄一息的人，居然还有心情一字一板地签定那样一个公约，从此奠定北美１３个殖民地的自治原则，这一原则后来又融进了现代宪政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力界限，其历史作用一点不亚于后来的《獨立宣言》。后者只是宣布了与英国决裂，规定了１３州殖民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五月花号公约》则奠定了１３州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规则。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月花号公约》，就不会有后来的北美文明。１９世纪吸引一代又一代欧洲人到这里移民的，第一是这里辽阔的土地，第二就是辽阔土地上的自治原则，土地加自治，以及由此形成的机会均等，这就是后来与“普鲁士道路”相对应的北美现代化模式——“美国道路”。而这条美国道路，就是从那块“普利茅斯圣岩”开始的。

　　还有更为令人惊异的。

　　我的两个小贩朋友嗜好阅读游览地各种铜牌上镌刻的纪念文字，离开“五月花号”不远，他们就发现了一块与哈佛大学历史有关的铜牌，文字大意为：

　　有一个叫“哈佛”的传教士，登陆不久就开始操心精神播种问题，他说，我们接受了欧洲的文化，但是这里谋生太艰难，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很有可能在开辟草莱中遗忘了欧洲的文化，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为了避免这一荒蛮，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节衣缩食，办一所大学，让我们的后代从欧洲教育的终点开始。这个叫作“哈佛”的人捐出了他的藏书、财产，这就是１６３６年哈佛大学的起源。

　　哈佛离这里有多远 ?从空间上说，６０英里开外；从时间上说，离初民在这里登陆仅仅十六年，离美国獨立建国还有一百四十年。在那十六年里，几乎每年冬天都有人在普利茅斯的海边冻饿而死。按照中國儒教有关物质充盈与教育起步的先后次序，仓廪足，知荣辱，知荣辱，民可教，这些“五月花”上下来的初民却反过来了：仓廪不足人冻馁，荣辱未开民已教，他们怎么会在饥寒交迫奄奄一息时不想到发财致富，至少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想起来要办一所劳什子大学，而且说干就干，从捐出自己的藏书开始 ?此前我在哈佛参加过那里的校庆，看到一幅标语那么牛气：“未有美国，先有哈佛 !”当时有所不解，还嫌他们太狂妄，今天身临普利茅斯的荒凉海滩，豁然开朗，这才有所领悟。再回想哈佛校园里，还有一尊哈佛坐姿铜像，老哈佛坐在那里，一坐２６０年。那尊铜像是１７３６年校庆１００周年浇铸的，并不是哈佛本人，而是１７３６年的一个普通学生，大家认为哈佛的肖像应该像那个学生的长相，也就自说自话，就按那个学生的五官长相及身材，浇铸了那尊铜像。美国人特有的天真与幽默，既有自我作古，拿不到３００年的历史处处显摆，又有顽童般的嬉戏，经常消解自我历史中的神圣。他们并不像中國人那样动辄美化先贤，相反，在中國人认为很严肃要把脸板起来的地方，会突然来一个出人意料的幽默，甚至恶作剧，一下子松弛下来。但是，“假”哈佛并不妨碍“真”哈佛应该得到的敬意。２６０年过去了，那个“假”哈佛就一直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领受着世界各地游客仰视的目光，一双铜靴被每年秋季开学的上万名各国新生摸来摸去，２６０年摸下来，那还了得 ?自然是油光锃亮 !３６０多年过去了，那个校园里的人几乎年年要喊“未有美国，先有哈佛” !“未有美国，先有哈佛 !”牛气冲天 !白宫和国会山只能自认晦气，总统俯首，美国低头，拿哈佛无可奈何，这就是哈佛，哈佛的精神财富!

　　中國人是会做生意的。即使在普利茅斯这样游人罕至的地方，也不难找到我同胞开设的餐馆，而且很大，有几十张桌面。我和佐治亚来的两个小贩在这里坐定，还能点到三罐从中國进口的正宗青岛啤酒，只是菜已经很不正宗了，味同嚼蜡。今天反正不读书，我们就在那里议论起这家餐馆的招牌，不知是什么意思：“ Ming Dynasty ” ?“明代” ?“明朝” ?“明皇朝” ?是因为这家老板姓朱，还是因为老板来自明代立国之都南京 ?抑或别无深意，只是一个简单的纪年——以此提醒普利茅斯的游客，当“五月花”号靠岸的时候，当“哈佛”第一次动议捐办的时候，中國已“皇家”几千年，当时叫作“明代”。

　　《东方文化周刊》１９９９年第１６期

　　作者:朱学勤

　　旧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常常使我们的“市民”对“外来者”的增加缺乏承受力。外来人口社区的出现有碍观瞻、有损于城市的脸面，外来人口犯罪率高，造成治安危机，外来人口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应当对“下岗”现象负责——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抱怨。

　　但其实，以开放的眼光看，“外来人口”在我们的各大城市中的比重其实很小。外国城市中例如纽约市，它的人口中英裔新教徒，即人们印象中的美国主体族群只是该市第七大族裔，在人口中仅占７% ，远少于黑人（２５% ）、犹太人（２０% ）、波多黎各人（１１% ）、拉美裔人（包括前述波多黎各人及黑人中讲西、葡语者及其他拉美移民，共２４% ）以及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１５% ）、爱尔兰人（１０% ），仅与亚太裔（７% ）相同。这个城市中，７０% 以上的人口为一代以内移入，其中未入籍者占１/ ３，内中又有５０万人属非法入境者，人数几乎与该市公民中的英裔新教徒人口相当！在这个城市的市区内到处是某个特定族裔、地区裔或宗教教派聚居的自治社区，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与之相比真是嘎嘎乎小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差异极大的各族人口流动性的五方杂处状态下，那里的市政管理与公共秩序仍然有条不紊，社会经济有效运转，人民一般都能安居乐业，正常生活。虽然该市的犯罪率之高历来为人诟病，却也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在一个法律允许公民持有武器的社会里真可算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