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股市难测，世事难料！

　　如果股市易测，人人不须要工作，无所事事，就会成为百万富翁！如果世事易料，我们不须要用功，不用研究，就能成为料事专才！

　　去年年底，李明博以七四七的口号，获得韩国人民欢心，中选为韩国总统。当时准备参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和谢长廷都要效仿他，都自诩为台湾的“李明博”，东施效颦西施，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李明博虽然是韩国人，并不是韩国的“西施”，他只不过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日本人”名叫「月山明博」，充其量是一位成功的“日本企业家”。

　　是两位台湾政治高手向一个韩国政治低能儿学习经济，还是两个台湾大笨蛋效仿一个韩国大蠢才？答案任君选择！我倾向选择后者。

　　什么是七四七？

　　李明博的七四七美梦是：七是韩国经济成长为7%，四是韩国人民所得四万美元，另一个七是要使韩国成为全球第七经济体系。

　　出生在日本优良环境里的韩国人、李明博从小就在日本受教育，长大后，回韩国，上大学，后在一间大企业工作，至到当上该企业的CEO(总管).

　　他参政后，当上汉城市长，把汉城污水沟清溪川整治成功。他也成功把韩国首都的中文名称由「汉城」改为「瘦鹅」。“日本仔”当然会把去汉化看成成功的政绩。

　　许多人都赞他为政治上成功的CEO.

　　在竞选总统时，他表明亲美、亲日，采取远离中國政策。所以，我取笑他一双小眼，笑起来，连成一线，看不清，看不远，政治眼光如豆。

　　在他当选时，我对吾友钟启章说，李明博没有读朝鲜史，不知道历史，怎样会治国？

　　在朝鲜的历史上，只有高丽民族和中华民族和好时，“倭寇”才不会欺凌高丽人民。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斯文的“日本仔”，怎能管理剽悍爱国的朝鲜民族？

　　果真是政治白痴

　　一上台，李明博便访美，再访日。同时，他向朝鲜采取强烈对抗政策，与强悍的金正日作对。

　　果然，他正如我所料是一个政治白痴，一位企业管理高手往往缺乏政治智慧。

　　最近访中时，他说他差一点点成为中國人的女婿。在政治上，这种言行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只不过在讨好中國人。

　　投资者都知道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我慢半拍，失千金，我也差一点点成为千万富翁，往事多谈，于事无补。

　　李明博不了解现实环境

　　李明博不了解韩国经济现实环境。

　　今天，有多少韩国退休人民选择到中國东北定居，把中國东北当作第二故乡？有多少韩国企业把生产线移迁到中國？有多少韩国企业依靠中國市场生存？今天，有多少韩国人在上海工作和定居？他该应知道现在韩国对美和对中的出入口贸易总额！

　　在谈论基本概念和逻辑思想时，我不想用一箩箩的数字来混淆诸位的思维。任何人只要上网一查，答案自然会分晓。但是，偏偏他不懂！

　　今天韩国的经济与台湾的经济极相似，己经被巨大的中國市场掏空！

　　他更不了解美国经济现实

　　最令我最惊奇的是李明博根本不了解美国经济现实！

　　当他在竞选时，美国己发生次级贷款风暴，许多美国大银行和大金融公司的盈利和信用都遭到重大打击，纷纷向外寻求资金，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如果美国发生金融大危机，全球哪一个国家能幸免？

　　所以，当他提出他七四七的美丽梦想时，我就认为他如果不是欺骗韩国人民，便是一个痴人说梦话！

　　与此同时，当时石油每桶的价格已迫近美金百元，全球面对通胀，经济紧缩，许多国家正面对经济高通胀风险！

　　韩国可以例外吗？

　　今天全球经济比昨天情况更恶劣

　　今天石油价格飙升，近一百四十美元。百物价格狂飙，全球每一个国家都面对高通胀率。

　　今天越南正面对经济风暴，印尼和菲律宾的货币贬值，下一个经济风暴对象可能是印度，因为它的通胀率极高，外资离境，印度股市大崩。

　　今天韩国的通胀率也高居不下，现韩国货币汇率对美元开始下降！

　　在高油价时代，再加上百物价格高涨，韩国会不会遇到另一次经济风暴？其答案不明确，有待观察。然而，李明博的七四七美梦注定破灭！

　　看昨日的日本经济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本股市大涨，股市、产业泡沫化，许多日本投资者都说日本股市与众不同，股市好像产业，只涨不跌，他们举出许多荒唐的理由来支持日本企业永不衰退的理论。

　　这个经济大泡沫终于遭到1985年9月美日所签的《广场协议》的碰撞，它让日元自然升值，日元汇率从1985年250日元兑一美元涨到1987年120日元兑一美元，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50%.

　　其结果是：日本股市大崩，企业衰退，经济陷入长达十多年的不景气。

　　这次日本人的大失败并不是日本领袖经济智慧不如美国领导人，而是日本领袖缺乏政治智慧！

　　说白一点，被西方文明驯服的大和民族缺乏远见。

　　股市是该国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具有前瞻性的指标作用，经济只要开始转好，股市便先涨。

　　现韩国的股市指数比去年底最高时己下跌超过十五巴仙，它正在处于劣势。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韩国经济变好、股市大涨的迹象，当然我更看不到李明博的七四七！

　　在全球股市低迷时，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可以创造奇迹吗？

　　在全球面对经济滞胀风险时，韩国要创造经济奇迹的梦想注定破灭，南柯一梦。与韩国不同，台湾的经济有一位大阿哥、大陆可以依靠，台湾经济奇迹是否出现，机率虽低，尚有一线希望！

　　政治、经济智慧如此低能的人怎样治国？

　　韩国发生如此小的牛肉风波，本不该导致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暴，其主因是李明博缺乏政治智慧！

　　小小的美国牛肉风波可以导致李明博坐立不安，整个内阁总辞。

　　现在韩国油价大起，一波波的罢工工潮会使他在青瓦台的日子更难过。

　　这位成功的“斯文日本企业家”管不了许许多多剽悍的朝鲜人民！

　　现在，李明博终于承认治国难！

　　智慧低能者也不能在股市生存

　　昨日获得暴利的中國投资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认真的思考，今天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不说知彼知已，孙子也不说百战百胜！

　　在凶险万分的股市面前，投资者最大的敌人便是投资者自己！缺点诸如无知、固执、烦燥和狂妄，都是投资者可以克服和改变的。

　　在复杂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少赢当输，少输当赢”深厚修养的人很难在汹涌澎湃的股市生存！

　　投资者的个人修养是股市致胜基本要素：赢时要知道收手，保护赢利，少赢当输，获取最大的利润；输时要知道退场，保护母金，少输当赢，争取最小的损失。

　　在股市投资，任何人都不可轻易言胜，口出狂言，目中无人。

　　容易动怒者请不要进入股市，因为股市是无情的战场！

　　经验告诉我任何狂妄之徒都会在巨无霸的股市里灭顶！

　　好赌之徒往往输多多，赢少少，话多多。其实，败军之将不可言勇。

　　烦燥者往往无法承受压力、明察秋毫，也无法在凶猛的股市生存！

　　许多烦燥的失意者往往会认为我是一位在复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潦倒者，把我当作假想敌人，臭骂一顿，以泄心头之恨！

　　其实，阁下如果真的要找一位被阁下臭骂一顿的人，哪一个人肯定是阁下您自己！现实上，被失败者伤害最深的人往往是失败者身边最亲爱的人。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李明博与马英九难兄难弟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西方政治领导者不但要有经济智慧，更要有政治智慧，能判断，才能治国。

　　同样的，在复杂的股票市场，投资者不但要有经济、政治智慧，更要有历史知识，能思考，才能生存。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可以被神化，不论是李明博还是马英九都是人，不是神！

　　现在看来，他们倒像难兄难弟。

　　李明博和马英九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日子怎样好过？

　　作者:蔡成杉

　　在今年三月八日的马来西亚选举，被李光耀先生称为唯唯诺诺的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裔马来西亚人终于敢用选票教训这个执政五十多年的国阵。这个政黨失去了国会三分之一的席位，同时，在十三州中失去五个州政府。马来西亚的国阵是以马来民族的巫统为主的联合政黨，处处以马来民族利益为优先，其他民族变成次等公民。

　　这个政黨实行以补助马来民族为主的新经济政策，原意为助贫困马来同胞脱困，实行多年后，变质，官商勾结，朋黨横行，唯利于一小撮上层的华巫印富商，补助马来民族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利及中下层马来民族，贫困的马来同胞当然不满执政的巫统。

　　巫统受到马来同胞不满，也不受非马来人欢迎。再加上最近百物高涨，社会治安败坏，与此同时，政府贪污腐败更猖狂，当然，引起人民不满！

　　执政不到一个月的五州反对黨，极积扫除贪污，还地于民，招揽人才，进行政治改革，平等对待各民族，不出几年，马来西亚的国运将改变！

　　我不认为疾重难返的国阵会铲除贪污，许多领导人视钱如命，全无改革之意，马来西亚的国阵灭亡之道，指日可待。

　　马来西亚的国运正在改变中，只有更好，不会更坏！五年后，会改朝换代。

　　两岸的中华民族必须重视政治改革，成功之道在于铲除贪污腐败！

　　马来西亚强大的执政黨国阵走上灭亡之道，可以成为两岸的中华民族的借鉴！

　　得民心者得天下！

　　作者是马来西亚前王安电脑总经理

　　作者:蔡成杉

　　最近看了一则报道：曾在京沪引起轰动的日本天价大米将在广州上市，两种米售价分别高达198元/袋（2公斤）和188元/袋（2公斤）。日本官员称，去年首批大米的销售让他们大吃一惊，“第一是卖得快，第二是卖得贵（近日本国内3倍），第三是每袋198元的大米竟比每袋188元的更受欢迎”。

　　这则新闻还加进了记者的主观评论：“即使国产大米做到了如日本官员所说的”优质水稻品种、苛刻生产工艺、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每亩也只收获300多公斤“，真正”精耕细作，品质过硬“，价格也绝对卖不到99元/公斤。想想看，日本人多地少，主要是山地，可耕作农田零零星星，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作根本别提，基本没有规模效益，加上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头老太，既没新知识又没体力，人力成本、生产成本不低，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农业保护传统，即使在其国内，大米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也是国际市场10倍有余，更何况运费、关税、宣传费以及众多公司的利润都在这些大米里。只可惜，天然劣势造成的高成本、高价格到了内地反而成了贵族气息。”

　　我在日本住过一年，妻子作日本研究，呆了两年，并在日本农家住过一段时期。我们见识过日本市场上各种食品高得荒谬的价格，比如两万多日元一个的西瓜等等。回到美国后，也习惯到日本店购买比美国市场的大米贵得多的日本米。再看看那些到哪里都比人家便宜一个档次的中國产品，不不禁感慨万端。日本米在中國上市卖出天价，固然和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少数富裕阶层暴发户心态严重有关。但是中國的企业，切不可以此障目、丧失了向日本学习的宝贵一课。

　　日本是个高物价的国家。我刚从美国到了日本时，进超市购物总把日元价格换算成美元，结果吓得什么都不敢买。比如一根芹菜杆儿，竟卖到相当于一美元的程度，贵了四五倍，怎么下得了手！有一次妻子吩咐去买菜，我转了一圈竟空手回来，看到冰箱空空后才不得不再跑一趟。另外，在这种物价的压力下购物自然图便宜，开始时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那些“国产”的标记。我们这些在中國长大的人都知道，“国产”的东西便宜。殊不知，同样是“国产”两个汉字，在中日涵义大为不同。在中國是便宜，在日本就是贵。日本无论什么只要沾上“国产”，似乎人家就有宰你的理由了。后来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在日本超市，我唯一买得起的就是“美国牛肉”，虽然价格比美国本土贵些，但仅是“国产牛肉”的几分之一。

　　可见，日本的天价米，并不仅仅是中國的暴发户崇日的现象。在日本，“国产”的农产品以成倍的高价照样和美国货竞争。这也不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即日本人喜欢买“爱国货”）的问题。事实上，由于日美贸易顺差过大引起的摩擦，日本首相号召国民买美国货，并自己带头，但还是没有用。我这个中國人，到了美国还是想日本的米，宁愿贵一点也要跑好远去买。日本“国产”的高价，确实有其独特的品质作为支撑。

　　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一下日本“国产”高价成功的经验。要知道，日本在二战中被美国打得心服口服，又被占领多年。在日本，美国人被视为统治者、上等人，美国货也炙手可热。我在美国开始学日语时，用的是六十年代头版的教材，新版后的会话仍然保留着一些那个时代的语言，比如“美国产品就是结实呀！”等等。但是，日本人正是在这种普遍崇美的文化中，建立的消费者对“国产”的信心。其成功的要诀，就是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在《中國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中就谈过这一问题：一个民族要在经济上竞争，必须要奠定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信心。如果一味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美国的企业自然最懂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服务，你只能不战先败。日本战后不管怎么崇拜美国，社会仍然维持着“日本式”的习惯，而自己的企业则最懂得为这种本国习惯提供服务，因而高价的“国产”能够击败廉价的“进口”。

　　发展中经济在和发达经济融合之初，因为自己的落后，对后者崇拜是人之常情。但是，当发展中经济渐渐追上来时，这种经济体中的文化自信就开始恢复，本土生活方式的感召力就与日俱增。日本“国产”业，正是不失时机地捕捉到这样的机会。本来，牛肉是明治维新后才引进的欧美食品，是日本人追“西化”时髦才开始吃的。但日本马上对之进行本土包装：给牛喝啤酒、按摸，创造奇特的肉质，结果牛肉成了日本特产。说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头老太，既没新知识又没体力”，则更是无知。我妻子到日本农民家一住才知道：东京人住的是高层建筑中的“鸽子笼”，日本农民则住美国那样的巨大独居，一家往往两辆车，所不同的是这些房子中的设备，特别是厕所中的设备，比一般美国家庭要先进多了。农民确实是老头老太，但文化程度并不低。人家每周都有研究班，大家聚到一起交流最近的农业技术，哪个农民不是个小专家？不错，所有这一切，没有政府的保护和优惠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农产品卖得价格再高，没有政府补贴还是赔本买卖。但是，农民有这么好的条件，专心钻研，则确实为建立“国产”品牌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國四分之一的经济腾飞，使国民的文化信心提高了许多。现在国学热西学冷，就是一个证明。这也正是各行各业摆脱廉价模式、建立对“国产”品牌信心的机会。可惜，中國社会上上下下，过分“美国化”：人家开车我们也开车，人家修高速公路我们也修。暴发户们盖毫宅，也追求欧美风。这样克隆下去，“国产”的机会就会失去。

　　作者:薛涌

　　第一章：初入新德里

　　到印度已经一个星期了，来跟大家说说我的所见所闻。

　　由于中國对媒体的控制力度比较大，因此我们对很多国家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于政府的宣传：“印度人口也有10亿之多，但面积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大小，因此地少人多；近代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广大人民生活在剥削与压迫之中；科技很发达，软件业名列世界第二；天气太热，每年都热死几千人，不适合人类居住”。

　　到了印度，首先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新德里国际机场的破旧，机场大厅的四面墙都是用石灰水粉刷的，没有什么广告和宣传画，墙上面满是污渍，很多大块的墙皮已经掉了下来，露出黑乎乎的砖块。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新德里国际机场望出去：唯一一条公路的两边居然到处都是破旧的棚屋，还有很多人就睡在公路边上，甚至睡在汽车下面，公路两边的地面上还有很多象下水道井盖大小的洞穴，据说这都是穷人居住的地方。沿着公路进入市中心，我们惊讶的发现，马路两边有很多穷人的房子。所谓“穷人的房子”，就是用装石灰的编织袋和几根树枝搭成的，没有四面的墙壁，一家十几口人就住在几平方米的屋顶下面；也有条件稍好一些的，住在黑乎乎的帆布做成的帐篷里面，让人联想起了电影里的游牧民族；条件再好一点的就用废弃的铁皮搭成屋子，在城里，很少见到砖瓦搭成的房子。以上信息完全正确。

　　进入城市，吃惊的目睹了传说中印度的一大奇景：行驶的公共汽车上，不但车厢里挤满了人，车顶上也坐着人，居然连车厢外面也挂满了人，虽然扒着车窗，神情却泰然自若，毫不紧张，其技术之高实在让人佩服，我当时就想：美国的蜘蛛侠是不是从印度移民过去的。再仔细一看，发现在车门的位置上没有门，只有一个门框，连驾驶室也没有门，后来才听说：这边的公共汽车路过站台时是不停车的，上车的人直接扒到车窗、车门框上，下车的人就直接从车门跳下去。（不太全面，有时候车顶都做满了人）进入新德里的繁华市区，失望的发现所有的建筑通常只有二、三层，全城最高的建筑也只有4、5层楼高，实在不像一个大国的首都。后来，经过当地人确认：得知整个德里的最高建筑为9层。

　　更令人失望的是：街上的商店大多都只有国内的一个售报亭那么大，无论店里、店外都是极其的脏乱和破旧。由于面积太小，通常每个商店只卖一类商品，种类也非常之少，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比如说买鞋吧：一进门，老板就会请你坐下，服务员跪在地上仔细观察你的脚，估计一下号码，然后拿一双鞋给你，不满意就再换一双，直到大小合适为止，最多可以挑选一下颜色，基本没有样式可供选择。

　　尽管城市如此残破，但是物价却令人咋舌：任何生活用品的价格都是国内的2－3 倍，甚至10倍：洗发水要50多元一瓶，矿泉水瓶（空瓶）要6元，香皂10元1块；大白菜要10元钱1斤……。原因很简单：当地的穷人用不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用来给外国人用的。是这样的，东西奇缺，还很贵，没有大的超市。

　　尽管如此，很多必要的生活用品在这里仍然买不到，比如：餐巾纸、洗洁精、一次性纸杯等。很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印度人所谓的“上厕所”，就是在大街上解决问题，不论男女。很好笑的是，街边的公共厕所没有屋顶、也没有四面的墙，只有几个露天的蹲位孤零零的放在那里。

　　印度人的饭店就更不能提了，大家做好呕的准备。首先：在印度，餐具是不消毒的，全印度的市场也买不到消毒柜。其次，就是他们的吃饭方法，将菜肴熬成糊状，用手指将菜和米饭搅在一起成一团浆糊状，再把牛奶、饮料倒进去，继续用手指搅。看着他们用黑乎乎的大手搅拌的过程，大多数国人都会作呕；不过通常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因为他们的饭菜发出一种熏天的酸臭气，中國人闻到了都会躲在至少十米之外。在当地，很少中餐厅，也买不到任何中國的零食，很让人难熬。吃饭是这样的，中國餐馆条件要稍微好一些，但是也都没有消毒，吃饭用的餐具，他们都是用一条黑的发亮的毛巾给你擦一下就用了印度人的穷是真正的“赤贫”。在城市里，即使是闹市区，也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家十几口人，住在用装石灰的编织袋和几根树枝搭成的，仅有8、9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四面的墙壁，一家十几口人就住在几平方米的屋顶下面。据说坐飞机在孟买上空可以看到地面上很大一片白色的东西，好像我们中國的塑料大棚一样，其实那就是穷人用编织袋做的屋顶。不过我倒觉得他们的治安不错，房子既没有墙壁也没有门，居然都不会丢东西。

　　有一次，我在车上看到路边一个走路的年轻女孩，身上的“衣服”质地很特别，朦朦胧胧的似隐似透，还发出闪烁的天蓝色光芒，我当时就很奇怪这衣服是什么做成的，在中國没见过这样的布料。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她根本就没穿衣服，只是在身上抹上了一层蓝色的颜料。我估计：她可不是为了时尚而裸奔，也不是完全是为了遮羞，主要是为了防晒：当地的气温通常都有45度，下午可达到50度，半夜也有40度，如果不穿衣服，肯定会把人晒死。

　　当地人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白天上班或睡觉，晚上拜佛，就连世界五百强企业里的员工也一样。包括那些搞软件的，离开计算机就开始祈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地所有的商场、饭店、理发店、甚至按摩的地方，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男的，传说联通老总来印度考察，点名要去当地最豪华的洗浴中心，要了一个“泰式洗浴”、一个“土耳其浴”后就进屋了，过了一会，围着浴巾就出来骂：“怎么服务的全都是男的！”。

　　第二章 排名世界第二的发达国家

　　尽管印度如此落后，然而，在印度人的心中，他们从来都是整个世界的第二名（第一当然是美国了），他们认为印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只有美国和日本才能够和他们相比（愚昧与无知）；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We must work more hard， Otherwise，China will catch up with us in twenty years.”。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今天的中國还没有楼房，我们还都住在茅屋里，更谈不上坐在这里上网灌水了。印度人常常把中國的上海称作“东方小孟买”。事实上，清政府时期的上海，恐怕已经超过现在的孟买了。

　　前几天，一个印度人都上海去，看到七、八十层的金贸大厦，眼睛都直了，我同事对他说“印度有这个吗？”，他竟然回答说：“唉！想不到我们印度给你们中國贷了这么多款，你们竟然拿来盖这些东西！。”

　　有一次，我和司机开玩笑问：“哇，德里怎么有这么多高层建筑，每栋楼都有二、三层？”他回答我说：“Of course，does China have so many high buildings？”德里有一个著名的三层楼电影院，下面有五、六个专卖店，当时我问司机，这是哪里呀？司机骄傲的回答：“This is New York Manhattan！”。听得我哈哈大笑，于是我指着路边的一个帐篷问：“那这里是不是芝加哥？”

　　不过，由于印度全民信奉宗教，几乎人人都活在神的世界里，他们的幸福感非常强，是全世界几个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之一。印度人的张狂只有到印度之后才能体会到，在他们眼里，我们到印度就应该有到了天堂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国内见不到的。

　　第三章 谁剥夺了我们快乐的权力？

　　在如此残乱、破旧而物价奇高的国度，我们一定会以为：当地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事实上，无论任何一个国人来到印度，都会产生无限的感慨：感慨我们的生活是如此辛苦，如此麻木。下面，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到了印度，我对这句话有了充分的体会。当地的有钱人每天在家里睡觉、祈祷、看电视，最多在家里的花园打打球，很少出门；可不像我们国内的有钱人活得那么累，还要天天出去应酬：吃饭、喝　　酒、过夜生活、打麻将。中产階級，也就是象我们一样出来打工的，每天9：30上班，工作七小时，几乎从来不加班。而且上班的时间，也基本都在聊天、喝茶，侃大山。印度各种节日加起来至少比中國多三倍；工作轻松的很。这些白领下了班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到了家里就祈祷，念经念到晚上9：00吃饭，吃过饭立刻就睡觉，所以个个都是大肚子。周末也基本不出门，就在家里看电视。

　　也有勤奋的人，早起锻炼，他们这个国家的锻炼方式是走路、咆哮或者瑜迦，早上在去公园锻炼的人：有的绕公园走一圈就坐车回去，有的站在那里大喊大叫，有的躺在草坪上好像睡着了，估计是在练瑜迦。我当时就像，这个民族真懒，连锻炼的方式都那么懒。

　　他们的劳动人民也很懒，很多人就在家里呆着，根本不出门，也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存；就是那些最辛苦建筑工人，也懒得很，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而且效率非常低，通常一个施工队盖一幢二层的小楼要盖一年。我就亲眼见到一个刷墙的工人，一整天刷的墙大概只有两只手掌那么大。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德里的建筑这么少，因为盖楼盖的太慢了。

　　德里市中心30公里外的地方，有大片的荔枝林、椰子林，有很多人摘了果实在路边卖，虽然城里价格要贵的多，但是他们不会进城去卖，因为嫌太远，懒得去。（注：在印度，随便哪里都可以摆摊卖东西，没有人管也没人收税，但是街上的商贩不多，为什么？因为当地人觉得卖东西太累。）

　　印度人没有户口的概念，想在哪个城市生活就在哪个城市，不需要任何手续，也不需要任何费用；只要是没有人住的地方，都可以去住，没有人管。我就看到很多人住在国会广场（其宏伟规模和政治地位相当于我们的天安門广场），没人管的。印度人一般不需要买房。新德里城区里有大片的空地。需要房子住时，就在城里找一小块地方，找人把房子盖好，就可以住进去了。当地法律规定：在一块土地上，谁在上面盖房子居住谁就是这块土地暂时的主人，如果在这块地上生活了30年，就永久的拥有了这块土地，政府也没有拆迁的权力，所以，整个印度都没有高速公路，因为没办法拆房子。有人一定会想：多占一些地，卖出去行不行？不行！因为到处都是空地，所以土地是不值钱的；另外，印度人也比较懒，他们觉得大小只要够住就可以了，也想不到多占一些土地将来卖掉。

　　其实，如果仅计算工人的劳务费加上砖头、石灰的价格，一套房子的造价绝对会在一万元之内。但是，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城市里哪里会有那么多空地，让人随便盖房子？答案很简单：地方大！首先，城里到处都是大块的空地，我看即使把半个上海搬过去也住的下。退一步说，即使城里没有地方还可以在城外找地方盖房子。可是，又有人会问：如果到城外去盖房子，每天怎么上班，那不是要天天迟到？正好引出下一个问题。在印度，一辆崭新丰田嘉美轿车的现价大约折合人民币2－3万元，有车一族的全部花销就是这两三万元加上汽油的费用，没有任何其它费用：车牌费、养路费、管理费、罚款……都见鬼去吧！这个价格，我想大家肯定都承受的起。所以，一个月收入5千元的白领，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下一辆汽车和一套房子。请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工资不必用来供房买车，全部都拿来吃喝玩乐，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呀”！

　　印度是全民公费医疗的，再穷的人也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不过印度当地人全都信奉宗教，病了的话，主要是靠拜佛、祈祷，基本不去医院。

　　生活在印度的城市里，很多事情不用当地人操心：不必担心买到假烟、毒酒、带毒的山楂食品、粉丝，在街上买东西不用费心侃价，都是实价，也买不到什么假冒伪劣商品。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买不到盗版软件、游戏和盗版DVD。不过这只是对本国人，看到外国人他们还是会狠宰一刀的。

　　德里的空气非常清新，到处都是自然生长的树木，看上去比人工的绿化要舒服很多。由于当地人都信奉宗教，喜爱动物，所以城区里到处都是动物，走在街上，不但经常见到各种各样的狗、牛（洗的很干净的宠物），还有松鼠、鹰、獾、各种花花绿绿的鸟，甚至还有孔雀、野猪，可以充分感到人和自然的和諧。昨天我看见几只孔雀在街边觅食，飞走的时候，姿态非常美丽，就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要是在中國，早就被人抓来涮火锅了。

　　由于90％的印度人信奉宗教，所以人和人气氛很平和、融洽，不会吵架、更不会动家伙。当地人也不偷当地人的东西（只偷外国人的），所以穷人的房子没有墙壁（当然也就没有门窗了），也不怕丢东西。其实他们也没什么可丢的。

　　在这个国家没有“面子工程”，很多政府机关都是三、四层的小破楼。最令我惊讶的是，有一天零上47摄氏度的高温，我去移民局和电信局办事，发现那里面竟然连空调都没有。在新德里最漂亮的建筑就是亚洲各国的使馆（尤其是中國的）……总而言之，他们的政府绝不会去投资几十亿、上百亿去修什么大剧院、世纪坛、奥运村，也从来不在体育运动上投资；政府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搞教育、扶贫、还有军事；与中國根本不同的是：议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改善穷人的生活，而不是如何盖楼、修路、收税，为自己造政绩。也就是说：在中國，衡量官员政绩的是GDP、税收和与上级领导的关系，硬指标是GDP和税收，没有人关心民众的死活；但是印度官员的衡量标准是改善贫民生活的程度，这是硬指标。当然了，印度的贪官比中國还多，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会索贿，但是幅度比中國小的多，通常只是收点办事费，其金额大概在人民币几十块钱左右，还是很物美价廉的。

　　这里手机话费和市话价格差不多，长途和市话的价格也差不多，而且都是单向收费。全国有80几个电信运营商，竞争非常激烈。打破了垄断的电信行业，服务态度非常的好，把顾客象大爷一样伺候着，哪象中國电信、中國移动那么牛。手机的价格也不贵，2、3百元就可以买到最流行的机型。

　　这里执行12年义务教育，收费几乎为零。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如果出门需要“打车”的话，起车费2元钱人民币。（对外国人他们会狠宰一刀，但有个5、6块钱也足够了）。

　　印度的金融系统非常透明，银行里没有什么死帐、坏帐；所以不用担心你的钱在银行里贬值。我们中國人的钱存在银行里，虽然表面上的数字没有减少，可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房价涨了多少，大家都清楚，可供我们消费的净值是越来越少了。

　　在这个信奉宗教的国家，人人都相信宿命论：穷人会很安心的世世代代作穷人，不会有什么不平衡的心理，而且也甘心让自己的后代永远做穷人，也不会有什么不平衡的心理。因此，这里的穷人绝不会抢劫、杀人、制假售劣。他们的穷人和富人总可以和平相处，这在中國是无论无何做不到的。

　　作者:陈思

　　人是奇怪的动物，喜欢比较似乎是它的奇特德性之一。第四次来到美国快一个月了，住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Palo Alto.这里离三藩市 （编者注：即旧金山）不远，是硅谷的一个部分，据说五万居民中很多是科技精英。不过，我对硅谷兴趣不大，身心都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珍藏的《蒋介石日记》吸引住了，天天追随朝阳上班（据说，这里一年有三百天阳光灿烂），踏着夜色归来。踽踽独行中想得最多的是这里与广州和中山大学有哪些不同。

　　在广州，看惯了满街满巷的警察和保安，以及噪音震耳、威风凛凛的摩托巡警，在这里的一个强烈印象是除了在机场，迄今没有看见一个警察！极少高楼大厦，市中心几座十层左右的楼房，有如鹤立鸡群，门口静悄悄，也没有保安！至于居民的住宅多数没有围墙，临街不少是玻璃大窗，没有窗枝，更没有铁笼子一样的防盗网！在美国，这是非常普通的景象，但住惯了广州，反差太大，就有点震撼了。

　　美国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是分开的。在住宅区，举目是草地花丛，每家每户的建筑各有特色、个性鲜明，但都绿荫围绕，有几棵甚至十几棵参天大树为伴。进入11 月，夏令时取消，时钟拨慢了一个小时，五点多天就黑了。归程中，各家各户灯火通明而空无一人的书房或起居室与窗外的绿色世界融为一体；周围是那么安静，不时有小车急驰而过，也是静悄悄的，有时几个街区碰不到一个行人；如此静谧和安详，让我这个异国旅人最大的冲动是，想举起照相机把这醉人美景拍下来！

　　早上七点多背着书包去斯坦福，行人极少，一路上见得最多的是翘着大尾巴的小松鼠。这些小精灵突然蹿出来，又迅速溜走，等你掏出相机，已经无影无踪！它们生活在人们的房前屋后，生活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仿佛活着就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增添勃勃生气，而不求人们的一丝一粟。这又是美国非常普通的景象。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波士顿，在街头广场小憩，小松鼠在周围肆意跑跳，费了我不少胶卷。

　　令我吃惊的是这些自由自在的小家伙，不过是此地与人为伴的野生动物群体中的小弟弟。有一天我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家属宿舍区去，有三个与猫差不多大但体态特别的东西跑过，钻进下水道中去了。住在这里的嘉猷说：这是狸猫；有时还有白鹤飞来呢。想不到第一次看见闻名已久的狸猫是在美国的学生宿舍旁边。昨天，汽车驶过斯坦福教学区和它的农场中间的高速路上，居然看见一个画着梅花鹿的指示牌醒目地竖在路旁。嘉猷说，这里常有梅花鹿走过，提醒驾车者不要撞伤它们。正在这里念PH.D（哲学博士）的源远补充说：2006夏天，大学发通知，说有狮子进了斯坦福校园，叫大家小心！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住在洛杉矶的一位亲友的时候，她说：“在加州，很多地方还有梅花鹿呢！”接着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女婿在伯克利的房子后院林木茂密，前两年一头梅花鹿选上这个地方产下两头小鹿，母子在那里住了半年左右，把草和树叶几乎吃光了；与人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她去看望女儿、女婿的时候，多次见过那三头梅花鹿。多年前在温哥华听原来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的刘国屏教授说过，她早上出来散步，常有梅花鹿也在湖边走动，互不干扰，各得其乐。我还以为那是加拿大这个人口特别稀少的大国特有的风景线，想不到在加州竟然也有大小动物自由栖息的乐园。

　　其实不止加州，美国很多地方的野生动物都得到良好的保护。我打电话给在中部某州大学执教的小儿谈起有关情况，他认为我少见多怪。他说美国很多地方都有野生梅花鹿，他认识一位朋友的农场占地120英亩（720多亩），树木多，就有很多梅花鹿出没。

　　人与自然和諧相处。人少，地多，经济富裕，文化高，才有如斯境界。以斯坦福大学来说吧，一万五千学生，只有中山大学三分之一左右，但当年铁路大王斯坦福老头弄来一块32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澳门还要大得多！中山大学四个校区加起来是6.3平方公里，在国内算是很大了，但与斯坦福大学相比却瞠乎其后了。于是，有足够的地方建设学生宿舍和教授住宅，有孩子的研究生可以向学校租住一厅两房或三房的宿舍，租金比外面大约低一半！宿舍后面还有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大草地，上面有儿童游乐设施，可以让孩子们在那里撒野！

　　一片“天下无贼”的样子！

　　不过，天下还是有贼的。刚到Palo Alto那个周末，杨小凯的高足张居衍教授开车一个多小时来看我，除了教我使用各种电器外，就提醒“不要带太多现金在身上！”这倒也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共和黨总统候选人竞争中能一马当先，不就是因为他大刀阔斧改善了纽约的治安状况吗？一位1967年就在这里买了房子的老住户说：直到1970年代乃至 1980年代初，Palo Alto一些地区，还是吸毒者、小偷和各种犯罪分子出没的地方，经常麇集大批警察，后来经济发展了，这些现象才逐步消失。另一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的治安也是十几年来逐渐改善的。贫困和管理不善是滋生罪犯的温床；从根救起，病菌总会逐步剥落。

　　再看看斯坦福大学校园中，每隔几百米就竖立着一条高高的四面写着“9·11”三个白色大字的蓝色报警柱，只要一按红色按钮，不论是火警、医疗救助还是其他警情，就会有人迅速赶到，那时就会看见警察了。它提醒人们天下并不太平。不过，校园以外却没有看见这样的报警柱。不是校外无贼；大学獨立自治，校内的警务自己管理，非经同意校外警察是无权进入的，所以标志也特别一些。我好奇地问过几位朋友，把“9·11”定为报警电话，是不是2001年“9·11”以后改的？答案是本来就是这个号码，没有改动。恐怖分子特意挑选这一天制造蔑视生命、摧毁财富的惨剧，不但是向美国人民挑战，也是向人类的价值观念挑战。不战胜他们，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话得说回来，人口不多，确实是发展的有利条件。真有点妒忌美国佬，上帝偏心眼，太照顾他们了！不过，回头一想，比美国地广人稀的国家还有几个，他们的情况似乎并不十分如意。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人家就没有内战了，安定加上制度建构比较合理，国民的手脚没有被绑住，随便说，放手干，经过50年奋斗，经济就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了；再经过长期扒粪、揭黑，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一个超级大国终于屹立世界。

　　不禁心潮澎湃，忽发遐想：破除早已过时的清规戒律，松绑，解放，批评，监督，让自由和宪政落到实处，中國也会出现一派富而有序自由开放的气象吧？

　　作者:袁伟时

　　西方人到底有多富？比咱们中國人到底富多少？差距有多大？也许，这个问题一直盘踞在你的脑袋里，今天就让我们来探个究竟吧。

　　欧洲人比美国人“穷”

　　美国是世界上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换言之，美国只有不足世界5%的人口，却占有全球近30%的财富。与欧洲相比，欧洲商会今年公布的一份最新资料表明，美国经济实力领先欧盟大约为20年。欧洲商会称，欧盟当前在就业方面的表现，与美国1978年时的状况大抵相当，在人均收入项目上，美国早在1985年就有了欧洲人现在的收入水平，“欧盟有望在2072年消除这一收入差距”。

　　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欧盟区的人们获取的收入要比美国低30%左右，但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远远多于欧洲人（据统计，美国人平均一生的工作时间比德、法、意等国多40%），这是美国人均收入大大高于欧洲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据统计，目前美国人平均每小时工资16美元，而丹麦则高达33.46美元；瑞士26.44美元；卢森堡24.1美元；挪威 23美元；德国21.08美元；意大利20.08美元；英国19.41美元。

　　富裕的欧洲人现在更多地把金钱和时间消耗到度假（欧洲人每年享有4～6周的假期）、福利享受和精神消费上去了。英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中，英国人仅仅为宠物请事假就致使全国损失了270万个工作日。而德国目前高达13%的失业大军中，到底有多少人属于自愿失业者（放弃就业）也是一个不明不白的事情。

　　西方人的真实收入

　　修理工收入也不菲

　　前不久，美国纽约大都会捷运局（隶属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招聘一批修理工，捷运局对应聘者没有学历和身份要求，只要有4年维修经验即可。薪水标准为每小时 25美元，年薪可达到5.2万美元。此外，一年试用期转正后可以享受全家医疗保险、退休养老计划、法定假日和每年1个月的带薪假期。在美国，一旦受雇于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如不出现重大纰漏，一般很少能够获得“下岗”的机会。

　　要说今年美国最吃香的专业非会计莫属。美国近年来由于受公司财务丑闻的影响，政府对公司加大了监管力度，致使会计专业的大学生一时炙手可热，起薪已经接近4.5万美元。会计专业在西方经济国家中的地位正逐渐与律师和医生看齐。比如说，工作5年以上的会计师在英国年薪高达八九万美元；法国和德国会计师的年薪也不少于7万美元。

　　不同职业收入状况

　　欧盟职业联合会的调查表明，在欧盟区，收入居前的是IT领域、科学家和教授、保险和理财专家、律师、医生、会计师等，而收入较低的是农林渔牧从业者、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等。

　　美国《洛杉矶时报》在2004年10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公布的一份不同职业普通雇员年薪收入状况调查：理科大学教授（10年教龄）8万美元；中学教师（3年教龄）3.5万美元；外交官（2年工龄）4.8万美元；法官助理（3个月）3.8万美元；银行出纳（3年工龄）4 万美元；理财师10万美元；律师13万美元；保险经纪人11万美元；交通警察4.5万美元；护士（3年专业护理经验）5万美元；心理医生8.5万美元；外科医生11万美元；飞行员12万美元；卡车司机4万美元；餐馆侍应生、农业季工2万美元；《纽约时报》资深记者9万美元，调查者——《洛杉矶时报》有5年工龄的记者，基本年薪5.2万美元。

　　美国人的嗜好：“加班”

　　谈到收入，欧洲人普遍认为，美国人太“工作狂”，用工作替代休闲是“作傻”。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美国人热衷于加班。比如说教师这一职业，拥有10年教龄的美国中学教师平均年薪4万美元，高于欧洲的3万美元，但这正是由于美国教师工作时间比欧洲多了近1/3而打拼出来的。

　　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美国社会竞争之激烈，是不在美国过日子就很难想象出来的。美国法律规定加班工时能够取得基本工资1.5倍的加班费，而时时担忧“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划入“穷人”的普通人（包括那些所谓的中产階級），绝不会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

　　前不久，据《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评出，2004年州政府雇员加班冠军罗伯特·亨利，他去年在基本薪酬（5万美元）以外获得的加班收入竟然高达9万美元。

　　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在餐馆里洗洗盘子跑跑堂应该是一种技术要求简单、容易上手的工作，可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在欧美这些国家一年下来也能获得不少于1.5万美元的收入（包括小费）。不过，这种工作并不稳定，雇主也不会在小时薪酬之外为你提供福利，比如养老和医疗保险等。

　　2004年，美国法定的全美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5.15美元（我国此项标准最高的深圳市，于今年7月1日起执行的特区内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不到50美分）。实际上美国人赚取的小时工资普遍要比这个标准高，最低标准充其量只是一个法律界限。美国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都有自己的“地方标准”。比如，纽约州今年施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6.1美元，明后年分别调至6.75和7.15美元。

　　西方的穷人是多穷？

　　原欧盟对“贫困人口”的定义是，收入低于欧盟人均收入60%的归类于“贫困”一族，按此标准，个人年收入低于9000美元属于贫困人口。美国2005年的标准是，单身年收入少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少于12830美元、三口之家少于16090美元、四口之家少于19350美元、五口之家少于22610美元为贫困家庭。根据这个标准，美国的贫困人口最近几年基本保持在3500万人左右。

　　此外，美国还有一个“低收入”标准，美国把收入低于两倍“贫困线”的家庭视为低收入家庭。比如说，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在今年如果低于38700美元就属于低收入家庭，这个标准影响到3000多万人口。目前，年收入6～8万美元的中产階級家庭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我们用西方“穷人标准”与我国高收入群体简单作一个比较的话，2004年全国收入排名首位的上海市，一个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大约是5700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穷人”搁到中國算得上一个十足的大款。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在一篇著名的《向贫穷宣战》演讲中称：“贫穷是什么？贫穷就是你不是在超市里排队付钱买东西，而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领取慈善机构捐赠的免费食品。”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应该是指那些没有能力解决食物、衣服和基本居住场所的群体。

　　但这些富裕国家今日所称谓的“贫困人口”，却体会不到“穷”滋味。据《今日美国》所作的2003年美国贫困人口生活状况调查报告称，美国3000多万穷人中，73%拥有汽车，这其中又有近1/3有两辆车或以上；99%有冰箱；75%使用洗衣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机，其中55%有两台或以上彩电。这些穷人中，46%拥有自住房屋，平均值超过10万美元；76%的家庭装有空调，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一个半浴室，一个车库。这些西方标准的穷人，在解决医疗问题上更是具有“先天”优势，比那些中产階級群体更猛于医疗消费，并实实在在地按标准享受服务，唯一的理由就是“穷”！穷人看病自个儿不会掏一个子儿，全部由政府埋单。

　　“穷”本身不是问题

　　西方财富分配中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穷人有多么地“穷”，而在于与低收入群体相对应的富人过于富！这种富人越来越富，穷人相比之下的越来越“穷”现象，也是导致经济发达国家社会矛盾丛生的真正根源。

　　在美国，5000多万富人占有全美50%以上的财富。在最近20年里，美国社会最底层，有20%的家庭收入只增长了6.4%，而富人有20%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7%，顶级富豪中有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84%.在这些国家，种族间的贫富差距更为明显。美国全国都市同盟今年4月发布的《2005年美国非裔状况》报告显示，目前非洲裔家庭的收入是白人家庭的1/10.

　　国际管理顾问公司Towers Perrin作的一项薪酬调查显示，30年前，全美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是130万美元，是普通雇员平均收入的39倍，但在今天，前100 名高级企业主管平均每年将3750万美元纳入腰包，这个数字比他们的雇员高出千倍。美林集团今年5月9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富翁的财富在去年增加了 10.2%，达到了9.3万亿美元，百万富翁家庭在2004年猛增了200万个，达到了创纪录的820万个，增幅高达33%.欧洲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没有美国突出，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德国10%的富人控制着47%的不动产，占50%的普通德国人仅占有德国全部财富的4%.去年，隶属于英国政府的皇家邮政公司CEO亚当·克洛泽仅考绩红利一项就获得363万美元，一举成为英国收入最高的公务员，而其属下的18万职工平均每人只获得不到2000美元的奖励。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社会对贫富悬殊的容忍度，远远超出其他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原因在于社会目标和制度安排。美国人相信社会已经给每个人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机会，没有人在这个社会有资格坐享其成。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的社会。政府的功能，在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让个人在这一“游戏规则”中公平竞争，自己承担竞争的后果。

　　作者:盛立中

　　我没有到过美国，也不会外语，所以，只能借别人的眼睛看美国、感悟美国，但对于中國，因为在此出生在此长大，一切都习以为常，都见怪不怪，似乎一切都合情合理，虽然有很多地方感到令人不舒服，感到问题多多，但是，眼睛的空间限制了思考的空间，由此可知，人类的目光能抵达到哪里，也就能思考到哪里。当然，人类还有另一种眼睛，那就是思想的眼睛，思想的目光，也就是说，人类思想的目光能抵达哪里，就能思考到哪里，但具有那种的思想的眼睛、思想的目光的人毕竟是天才，是少之又少的天才，我也只能借助别人的眼睛完成我的思考的旅程了。

　　一、选票教会了美国官员忠于选民

　　在翻看“特别文择”的时候（2006年11期），无意间发现了一篇叫“闯入美国州政府”的文章，一路读来，却发现是介绍中國某代表团到美国去的一个短暂经厉，自此我才知道，美国的省府是没有武警站岗的，而且连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可以随便去玩去看的，并且还为孩子准备了那么多的玩俱。起初，我以为美国的州政府，也就是相当于中國乡镇一级的级别，因为在中國，只有那个级别的政府才是没有武警站岗的，也才是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的，虽然没有玩俱，但毕竟可以随便出入。想不到读到文章结尾，才知道美国的州政府竟然相当于中國的省府。“（州务卿）转过身来对我们说，这些不速之客（孩子），我得想办法对付他们，要让他们高兴，否则他们回家告诉父母在我这里受到了冷遇，以后会直接影响选票。”面对这几句话，我苦思良久，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了，是选票教会了美国官员忠于选民，而不是教育的结果。我猜想，美国对官员的教育，也就是教会他们怎么做事的水平。至于为谁做，做到什么程度，那是选民的活儿了。

　　二、监督教会了美国官员忠于宪法

　　据说，美国官员上任，总会面对上帝，向宪法宣誓，之后，那些宣了誓的官员们，总是在其为官生涯中（大多数，不是绝对）忠于宪法，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起初，我以为美国人憨，不如中國人聪明（但想想也不对，因为，不论是科学上还是经济上的喏贝尔得主，大多是美国，虽然那些美国人，可能并不是本土的美国人，而是亚裔或欧裔人，但他们，特别是亚裔，怎么在国内就不聪明了呢？），不然怎么会死抱着不能看、不会说话的宪法忠于个没完呢？读了一些书籍我才明白，不是美国人的愚蠢才使他们忠于那个不能看、不会说话的宪法，而是美国的监督机制，使美国人不得不忠于宪法。由此可知，愚蠢的美国人是真正的聪明。好的制度是愚蠢的人变得真正聪明，而坏的制度，使真正聪明的人变得真正的愚蠢。

　　三、任命教会了中國官员忠于上司

　　在我的感觉中，中國的官员尽管对他的上司偷偷的骂他上八代，但是，遇到问题，他们对他的上司总是忠心耿耿，除非他的上司大权旁落，忠心永远不会再变。认真想来，他们的忠心，不是来自对上司的信任或情感，而是来自于上司手中的任命权力，也就是说，他的上司可以让他当官，或者升迁，但也可以收回诚命，使他一“官”不名。由此可知，这个忠实则是惧。对于辖区内的老百姓呢？他们既没有对官员的任命权（票选），又没有“参本权”（监督），而官员们呢，对百姓拥有至高无尚的裁决权，你怎么能寄希望他们能为人民服务呢？这样看来，世界上唯一能教会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只有票选。除此之外，再无它法。

　　四、不受监督的权力教会了中國官员无视宪法、贪污腐败

　　是中國官员天生主贱？还是美国官员天生高贵，面对金钱美女无动于衷？我看还是馬克思说得对，人所具备的一切我都具备。所谓人所具备的一切我都具备，自然包括对金钱、美女的占有欲望，如果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就会转变为权力欲望，因为，权力是获取金钱、美女最方便的捷径。当然，权力欲望和所有欲望一样，既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成为毁灭一切的原凶。关键是，让欲望四处漫溢，成为毁灭一切良善、美好的动力？还是规制在良好的渠道内，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良好动力？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中國在某个历史时期内，却选择了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中國曾经禁绝了一切对权力监督的渠道，于是，中國官员的无视宪法，贪污腐败恣肆横行，也就不足为怪了。反腐败，应该从民主监督开始，让官员忠于宪法、执行宪法，也应该从民主监督开始，归根到底，中國官员的好坏，不是个教育问题，而是个民主制度问题。

　　结束语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中、美两国对官员的两种不同的任命方式，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这些年一直对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争论不休，认真分析一下，其实，意识形态之争，掩盖着人们的真实意图：利益！但是不客气的说，顽固的维护一己之私利，其结果只能毁掉中國的未来，同时，也只能毁掉既得利益群体。中國和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革命的手段是由矛盾的性质决定的。而民主政治就是缓和社会矛盾，使矛盾的性质不转变为敌对状态的良好方法，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机制下，社会的利益之网，总会在制约与和平搏弈状态下趋于合理。由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主导下的利益分配，只会导致矛盾的恶化，并逐渐朝敌对性质的矛盾转化。对于这一点，社会各阶层都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作者:田忠国

　　前些天，法国铁路和城市公交系统的八大工会联动罢工，造成黑色星期四，让我起了唠叨一下法国工会的念头。

　　记起九一年初，我第一次得到为资本家卖命的机会，签了此生第一个合同（印象中，国内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时也没签什么合同）。按合同规定，六个月试用期满并考察合格后，方能被正式聘用。为了保住这一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加上当时还是一个人单身在外，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族，便起早摸黑地干起活来。大约一个月后，同部门的同事帕特里克与我闲聊，暗示我不必这么卖力。他说：凡大公司招人，只要能力不是太差，工作态度也还端正，一般都会转正的。再者，我这么拼命干，对其他同事也是个“威胁”。我初来乍到，既想给老板一个好印象，又不想开罪同事们，便听从帕特里克的劝导，“正常”地工作起来。六个月后，公司“组织部”来信，果然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被转正成了公司第一位外籍干部（工程师属干部编制）。

　　后来才知道同事帕特里克是本公司企业委员会及工会ＣＧＴ的负责人之一，我的一点有关法国工会的初步知识，就是从帕特里克那里泊来的。

　　经过百余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法国现有ＣＧＴ、ＦＯ、ＣＦＤＴ、ＣＧＣ等全国性的产业工会组织。上述各工会又有各自的行业分会，比如汽车分会、冶金分会等。再往下，就是企业“支部”。但全国总会、行业分会和企业支部间没有垂直领导关系，都只向自己的选举人负责。每隔几年，每个工会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审议工会主席的工作报告并选举新的执行机构。全国总会或行业分会的任务是协调全国或行业范围内的统一斗争。比如铁路罢工、邮电罢工甚至全国总罢工等。

　　工会的对立面当然是雇主。其实雇主们也有自己的“工会”，即雇主同盟。各行业也有雇主分盟。目的当然是协调相互立场，与工会统一谈判，以保护老板们的利益。还有一类“工会”比较特别，既是雇主，也是雇员。比如农协会。农协会就是农场主们的工会。农场都是半年辛苦半年闲。除了葡萄园、苹果园等收获时需招些季节工外，一般的农场都是自耕自种，不存在雇主与雇员这对“矛盾的统一体”。农场主们联合起来的主要目的是向政府多要农业补贴和少交税收。有时也来点出格的“招式”，比如围攻大超级市场，用从非洲或南欧进口的便宜农产品堵死超市的入口处。对此类“合法”斗争，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产业工会和雇主同盟外，势力较大的工会还有教师工会、大学生会、中学生会和猎人协会等。去年夏天的大中学生罢课曾迫使政府放弃新雇工条例，可见学生们的力量不可低估。近年来，猎人协会演变成了猎人黨，不仅参加议会选举，还竞争总统宝座。猎人黨与绿黨互为天敌，只要碰一块，总要擦出些火花来。

　　以上各工会、协会和同盟，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限于篇幅和知识，本文只说说笔者相对熟悉的产业工会。

　　大型企业内一般都有ＣＧＴ、ＦＯ、ＣＦＤＴ、ＣＧＣ等不同的工会组织。各工会都可自由地发展成员。各工会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有时为了各自的利益，还斗得不可开交。这正是老板所希冀的。所有工会都参与同资方的谈判，但只要任意一个工会同意签字，决议便可生效。老板为了资方的利益，有时故意在工会间制造摩擦，甚至收买某工会负责人。类似于解放前的所谓“黄色工会”。当然，黄色工会若事情败露，其领导人下次就会落选。

　　工会在企业内部的作用很多是通过企业委员会来体现的。法国法律规定五十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设置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但候选人均由各工会组织推荐，类似于政黨之竞争议会席位。若有散兵游勇参选，成功的可能性甚微。企业委员会与老板定期召开劳资双方会议。按说企业委员会应该是职工的最高代表，主要任务应是协调各工会间的意见，“同仇敌忾”地与老板谈判，以保护职工的工资、工作条件及福利待遇等利益。但以我对本公司的观察，企业委员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职工的福利上。比如职工家庭的旅游度假、职工孩子的夏令营冬令营、甚至公司图书馆、体育比赛和冲洗照片等日常事务。乍看起来，与国内的红色工会没什么差别。当然，若公司有改组裁人计划时，企业委员会还是会站在最前列，与老板斗争。有时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以显示斗争声势。

　　企业委员会虽需由全体职工选举，但职工也可不参加投票，即弃权。我以前就是弃权者之一。记得工作之初，我因没有选举的习惯，企业委员会的选举从不参加，让帕特里克惋惜不已。后来帕特里克拉我的选票，鼓动我投他的ＣＧＴ。我才开始履行我作为职工的神圣权利。当然，是否投了帕特里克的票，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但他却不知。

　　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量的百分比向企业委员会拨付经费，这也是法律规定的。这是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巨型企业的企业委员会的年经费可达千万甚至上亿之数。比如法国电力公司。如何分享这笔费用，各企业委员会的“施政方针”大同小异。从我所服务的公司看来，最大项开支是职工子女的夏令营和冬季滑雪。比如我儿子前年去加拿大夏令营三周，总费用近两千欧元，我们只需付三分之一，其余则由企业委员会补贴。而且家庭自付部分还与家庭收入挂钩。我们家收入偏低，所付就少些。其次为职工家庭的旅游度假。这一开支有两种模式：公司自置职工度假房，或给职工度假补贴。职工自付部分也同样与家庭收入挂钩。比如我们家去年所去的“北戴河”就属于职工度假房。第三笔大开支是年终活动。我们公司曾连续五年包场杂技，家有未成年孩子的职工家庭优先。孩子们进场时还可领到一份小礼物。叨企业福利的光，几年来我们先后欣赏了俄罗斯、墨西哥、意大利和中國等国的精湛杂技。除了看表演外，圣诞来临前，未成年孩子都有一份圣诞礼物（一般为玩具）。每个职工也有一份实惠的礼物：比如香槟酒、葡萄酒或地方奶酪等等。有一年竟是一根重十公斤的整火腿！搬到家时，我连衣服都汗湿了。企业委员会的其他开支还有：开学前学龄儿童（不包括大学）的入学补贴（五十欧元左右），语言实习补贴（视家庭收入，每人每天六到十二欧元），结婚礼品，新生婴儿礼物和退休纪念品等。

　　工会和企业委员会均受法律保护。老板应为企业委员会和各工会设置办公室，且工会和企业委员会负责人在任期内不能被解雇。记得上班始伊，我总诧异同事帕特里克为何总那么“吊儿郎当”？他所负责的技术岗位基本上是虚设，成天这儿会那儿议的，用半天打鱼三天晒网来形容他毫不过分。却原来他端着个“金饭碗”！难怪。

　　五十人以下的企业就没这么幸运了。企业委员会“简化”成职工代表。一般自己提名候选，由职工推选产生。若无人自愿候选，便由老板指定。所以小企业的职工代表一般都比较听老板的话。加上小企业的资本小，船小好掉头，还有新注册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等，小企业的自愿自动破产相当频繁。所以小企业职工的工作就相对不稳定些，工作条件也差些，福利就更谈不上了。

　　最后说说工会与政黨及政府的关系。工会与政黨也就一纸之隔。投入政治多了，工会就演变成政黨。比如上面说到的猎人黨。法国还有一农协会，以反对“改变农作物遗传基因”为宗旨，也演变成了农民運动黨。一般来说，产业工会与左派政黨近些，雇主同盟、农协会则偏于右翼。ＣＧＴ的历届工会主席差不多都是法共的政治局委员。

　　理论上讲，政府是劳资间的调解和仲裁人（当然也是国营企事业的总雇主）。但由于工会与政黨各具色彩，关系就很微妙。前些年左派联合执政，就由法共人士担任交通部长。因交通部门ＣＧＴ势力大，且最喜欢闹事。让法共人士担任交通部长，他的哥们总会给他点面子吧。

　　写到这，突然想到能否移植“法国特色的社會主義”一词？虽然比北欧诸国尚有差距，但毕竟已不是“初级阶段”了。

　　作者:马失途

　　这次震惊世界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枪击案发生的原因似乎都集中在凶手赵承熙其怪异的个性和病态的心理上。无疑，凶手自身确有问题，然而人的生存是处于社会的“类”形态之中，个人的心身载负着社会的诸多因素。正如火山喷发必经历过地质内部能量的大量积聚一样，看似只是某一个山头的喷发，但岩浆喷射出火山口的则是整个地区性的地壳内部酝酿的过程。

　　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口误的方式显露出来的，甚至以病态的形式得以反映的反常行为，往往是被压抑的思想和潜意识欲望的释放。因此，看似个人的行为往往绝非只是单纯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有着明确的思想信念为指导的社会心理的积淀。

　　在过去几天中，美国的媒体和专家一直在思索：是什么搞坏了赵承熙的灵魂，促使他去走上“同归于尽”的道路。美国媒体４月１９日援引佛大枪击案嫌凶赵承熙中学同学的话说，赵承熙中学时候曾饱受同学嘲笑和欺负，致使赵承熙怀恨在心，积怨日久便成顽疾。

　　赵承熙毕业于弗吉尼亚州尚蒂伊地区韦斯特菲尔德高中。赵的高中校友克里斯？戴维斯说，上高中英语课时，每当老师找学生轮流朗读课文时，赵承熙总是低头不语。老师告诉赵承熙，如果不读课文就要被评不及格，他这才用“低沉、古怪的”语调读课文，“就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这时全班学生发出一阵哄笑，有的人指着他说，‘快滚回老家去吧’，”戴维斯回忆说。

　　美国专家说，感到遭受不公是赵承熙心理扭曲的重要成因，也是绝大部分类似案件犯罪者的普遍特点。据全美２００２年一项调查，７１％的校园枪击案犯“在犯案前感到自己受到欺辱、压迫或伤害”，这与赵承熙同学对他中学遭遇的描述吻合。“他几乎就是这类孩子的标志性代表”，美国前特工部门首席心理学家马里萨？兰达佐说。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认为，这名韩国学生从小移民来美之后，就由于许多新移民同样的经历，那就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危机，这可能成为这名韩国学生犯案杀人的深层原因。

　　在此，所谓“欺辱、压迫或伤害”之类的话语，突显的正是文明的冲突。只是由于落后的民族/ 种族难以认同先进的文明价值观，又缺乏将其对照差距的勇气，于是常常会悲观，消沉，逃避，退缩，甚至有的人会运用偷换概念的工夫，简单地归咎于“歧视”，便自以为可以作遮耻布用来抵挡一切了。唯有“知耻者近乎勇”的人，才敢于将道德行为把自己作为目的的人格来担当，从而将人格意义的现实化，并扩展己身的小我至民族/ 种族的大我之中，以实现集体/ 民族/种族的总体人格（Ｇｅｓａｍｔｐｅｒｓｏｎ）价值。为此得正视自己所处的文明落后的地位，急起直追，奋发而有为之。

　　我国学者余秋雨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國人、华裔何以在西方总是被轻视、被瞧不起”的时候，答道，究其原因无非是“二个低下”：创造力低下和人格低下。余秋雨接着说，这“二个低下”不光是属于中國人/ 华裔的禀性，而且也是亚裔普遍的禀性特征，所以在西方种族地位低下的不单是华裔，也是整个亚裔的处境。

　　具有普遍性事实是，亚裔在西方国家里较普遍地难以归附为当地的文明习俗之中，尽管有不少亚裔在西方也许已经呆久了，或者原本就是土生土长的，但是还是难以融入居住地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意识体系。譬如人们现今看到了，尽管凶手赵承熙８岁起加入美国国籍，至今已经有十多年，可是依旧相当隔膜于美国的主流群体。所以说，作为民族心理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却有着相当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显露于日常生活的一招一式之中而呈现出自身血缘种族特征的遗传禀性。就如同皮肤颜色的深浅是受太阳光照射长久或短浅的结果，但是这结果不会经历一、二代就显著地改变自身肤色，因为还受着遗传因子的影响。这也是在美国，来自欧罗巴的白人、黑人、韩国人、中國人、日本人都习惯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活动的缘故，所谓物以类聚即是。这确证了，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的“大拼盆”，而不是如“大熔炉”的称谓。（费孝通语）

　　拼盆式社会还是具有传统性质的、建立于亲缘关系上的、休戚与共的“共同社会”（Ｇｅｍｅｉｓｃｈａｆｔ）残余痕迹，它不是理想的现代型的“利益社会”（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形式，因此需要进步和完善，为此需建构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体系，以行使共同的生活准则。而普适价值观念的形成，一则，当是以本地的多数居民种族所因袭占有的为体系之主流意识；二则，“先入为主”，先占有者自然地享有统治的“领地”，就如美国现今通用的语言就是最早的移民英国清教徒所使用的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恰好以英语为专业的赵承熙在英语学习上表现出差劲来）；三则，以文明水准的价值高低进行公平的竞争和较量，最终以优越者胜出。

　　关于人类文明水准的评介，它是个价值的观念，而价值的内容量度必定有着优劣、高低、善恶、美丑等等差距之区分。舍勒所作的价值类型学研究表明，伦理学上的价值“善”就是以先验的价值等级秩序构造出价值主体的“偏好”。因此，有些人说什么，人类的各种文明之间并无优劣、高低之区分，则是闭目于事实的鸵鸟政策。再说，文明是个历史的概念，历史是在时间的坐标上进行着的，总体呈现进步的趋向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应着不相同的文明水准。而历史的进步并不是均匀地分摊在每个民族之上同步进行着的，就如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速度是并不一致的一样。进而，文明是由人——民族载负着的，这二者之间是互为反馈、互为制约、互为因果的主客关系。说起文明的优劣，也同时必反衬着民族——人种的优劣。我国人类学家费孝通坦率承认，人种的优劣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只是忌讳过分刺激性，西方人也绝少在公开场合直接以思想的形式表露罢了。

　　正如在美国洛杉矶已经工作了近２０年的沈先生告诉某报社记者的，他的女儿在美国的整个中学阶段几乎不和美国学生交往，她们四五个来自两岸三地的女孩组成小圈子，自己玩自己的。目前在洛杉矶一个大学预科学校念书的小陈同学说，刚来上高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朋友。中國留学生很难和美国同学打成一片。小陈说，一方面是语言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说的明星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明星他们不知道，根本谈不到一起。当白种人一起聚会、郊游时候，也很少邀请亚裔同行。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着萨？亨廷顿所提出的反映社会历史面貌的刺激性命题：《文明冲突》论。只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反响不一致，也未必都接受之，或曰恰当反映之。因为事实的存在与否与人们的对于事实的认识和评价状况是二码事情，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讲：事实与价值二分。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呈现出另一种民族/ 种族性的文化之区别和差异，也可以说是国民性问题。即在于，西方人敢于直面人生，勇于将鲜血淋漓的事实展示在人们面前，有胆略揭示自身自在的罪性，而东方人莫为之，尤其是汉语文明圈里，人们习惯于模糊、圆滑、和稀泥去对待事物。这样，主观认识上的差别凭其顽固秉性的存在又使得价值认识发生更为显著的偏差，价值认识的主观性被放大，呈现出高出一阶的等级，尤其是在关涉群体性的价值事件，诸如民族/ 种族性格优劣的问题，则主观性被“正反馈”地进一步放大。参阅拙笔：《论价值的主观性等级》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ｘｓｌｘ. ｃｏｍ/ ｈｔｍ/ ｚｌｓｈ/ ｚｘｆｌ/ ２００３- ７- ２１- １４３７９. ｈｔｍ .莱？尼布尔所作的著名命题：“群体比个人的道德性来得差”，演绎于各个社会/ 文明之间竞争的时候，就成为：关涉己身的德性价值评价当主体从个体扩大成为群体的时候，评价的利己主观性也随之放大。

　　世界知名的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曾于０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过《亚洲主要大国公众普遍对其他国家持有负面看法》的调查报告（详情参阅ｈｔｔｐ://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ｈｐ？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２５５），其内容实况恰是证实了这种群体利己心放大的表现。

　　但是，不管羞人答答也好，鲜有勇气也罢，全世界的人们都必须面对着已经发生的真实案件所处的文明背景。

　　由于人类对于价值的评价涉及到己身习俗的心理定势，它总会反映出自己因袭的固有的特定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具有个体性、民族性的特征，可以说带有心理积淀的人格特征，因而具有遗传性质。凡是心理积淀的人格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人格禀性的变动在同一代人身上是缓慢的。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原理表明，凡是通过习得所达到的性状遗传须要经历许多代际的传递积淀。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生存在同一个移民社会中，多民族呈现为杂居态而未能充分融合在一起。

　　就是这位凶手Ｃｈｏ，被同学描述为“ｌｏｎｅｒ”的年轻人，可是没有朋友与之交往，乃在课堂上已显露出有愤恨暴力的倾向。他成长在一个移民的家庭，８岁来到美国，父母经营洗衣店，姐姐送进普林斯顿（著名大学），他进了维吉利亚理工学院（一所非常好的理工大学）。他们的父母也曾何等的骄傲。也许他父母过于严厉的家教，也许过高的成绩期望，陡然增加了他许多压力，却没有留给他抒发情绪的空间，最终走向了杀戮报复的绝路，还自以为是“杀身成仁”了。但承担支付人格代价之惨重是无与伦比的，本来有选择自由的他却未能领悟到。

　　现代文明的竞争，人的素质的创造力和人格处于显要的位置。关于创造力的重要性和亚裔能力的低下，人们都已知道，在此不赘述。而“人格是指称着自我的内在性”（马里坦语），凡是文化的成果最终都会落实于人格之上，彰显人格主义的，正是基督教文化的特产，它极力强调的是人的超越性和精神不朽的崇高感，人格是表证着最高的存在维度。

　　基督教的视域和境界确实至少与东亚的汉文明大不一样。以往美国发生过的许多枪击案里，美国舆论总体上并未把刑事案件与种族问题相联系。指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来自中國的留学生卢刚博士候选人，出于嫉妒等原因，枪杀了一名中國留学生，三位对美国、对一个科研领域非常重要的科学家，还有一位大学副校长，同时还射杀校长办公室女秘书，最后自杀。此案的受害人亲属却捐献发起了“外国留学生心理问题基金”，在追悼日给卢刚亲属的信中写道“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是你们”。美国人没有因此怪罪全体中國留学生，更没有因此对中國留学生另眼看待，或采取排斥的态度。那名和卢刚没有任何关系、无辜丧生的女秘书，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姐姐。她的姐姐在追悼会上没有说一句谴责卢刚的话，反而给卢刚的家人捐献了几百美元，帮助料理后事。可见，这是多么一个成熟、文明的民族施之博爱的德行呵！

　　对比之下，我们国人对于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钢公司发生了钢包脱落事故，致３２人死亡，数人受伤案子，有过多少人道主义和起码的博爱精神？国内媒体对此事件予以足够关注和反响吗？否也！如此巨大的文明差距中难道我们还不感到惭愧，还得责难别人有种族歧视？看吧！我们的国人是如何对待别人失误的：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中國驻南大使馆被炸毁后，国人的悲愤激情是多么万丈呵：怒发冲冠，热血沸腾，上街游行、网络发贴、举标语、喊口号、殴打在华的美国留学生和记者、冲击并焚烧驻成都的美领事馆，即使美方接连再三赔礼道歉，支付抚恤款，国人愤青们也是充耳不闻闭眼不见，依然不够解气。可见，文明的冲突是何等地强烈！

　　对于这次案发，起初西方有一部分媒体还在猜测是华裔作的案，最终披露的凶手是韩裔，我们华人似乎可以欣欣然缓一口气了，但是且慢！在全球文明谱系中，东亚人之间属于亲缘的同一个种系：不仅有外观相似的黑头发，黄皮肤和体型面孔，而且有着相似的儒道文化和生活理念的背景。作为儒道思想源头的中國人，看着异域文明另一端的美利坚土地上，儒道门生的太极虎子民作了大孽，理应多少也得负起连带的道义责任感。

　　反观高丽民族，他们不愧是东亚裔中的佼佼者，他们毕竟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人格的。

　　韩国《朝鲜日报》驻华盛顿记者洪先生沮丧地对外界表示，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了！也许会造成美国人心目中对韩裔甚至整个亚裔人士的消极看法。另据报道，赵承熙的父母１７日在得知儿子在学校实施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受到巨大震惊，引起休克，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此前有报道披露，这起枪击事件对身在美国的凶手父母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赵承熙的父亲曾割脉企图自杀，母亲也试图服药自杀。

　　当韩国侨胞被确认为枪击案凶手后，韩国驻美国大使李泰植１７日在参加韩人教会举行的追悼礼拜时提议，以韩族教会为中心，轮流绝食３２天，以此分担遇难家属和美国社会的悲痛。他强调说：“以此次事故为契机，韩族教会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并创造重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

　　２００７- ５- ２凌晨

　　个人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在中國人吵吵要不要实行民主、怎样实行民主的２００７年５月，经济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中國的越南悄悄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再次超越中國，迈出大步。２０号，越南登记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从８７５名候选人中选出５００名国会代表，完成了第１２届国会代表选举。８７５名候选人中，非越共黨员超过百人，其中３０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在选举模式上，当局提倡竞选，要求候选人会见选民，向选民说明当选后的行动计划。从５月３日到１６日，８７５名候选人在１８２个选区会见选民并进行了选举造势活动。越共總書記农德孟和现任国会主席阮富仲分别带头会见选民。越南媒体报道，在南部西宁省高台庙选区，一名候选人一次就会见了２１８６个选民，创下了单次会见选民的最高纪录。越南有关当局还表示，希望无黨派人士能在第１２届国会中占据超过１０% 席位。

　　越南此次国会选举采用的是多数代表制中的中选区制，每个选区从４到５名候选人中选出２到３名代表。全国总起来看，差额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五，虽然不能算充分放开的或者说充分竞争的选举，但是这个差额比例在社會主義国家里也算是首屈一指了。尤其重要的，直接选举使每个登记选民一旦有话要对最高民意机关说，他就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代表人。竞争性直接选举，已经接触到了民主的本来含义，从程序上接近了民主的最低标准。

　　越南总人口８３１２万，此次登记选民有５０００万，他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投票，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在候选人确定方面，为了防止政黨负责人个人意志支配选举，候选人由祖国阵线（越南的统一战线组织）和选举委员会共同决定。越南国会是越南具有立宪和立法权力的唯一机关，每届任期５年，制定内外基本政策和经济、文化发展目标，确定国家机器组成和公民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主要规则。过去，越南国会也有“橡皮图章”的恶名，后来越南法律规定国会代表有直接质询官员的权力，越南普通百姓也开始在电视上看到代表与官员面对面探讨问题乃至质询。据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平克斯表示，近年来，越南国会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出日益积极的作用。越南的国会代表开始更加积极地质询政府官员，并且对于政府各机关提交的法律草案进行认真的评估。

　　越南近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频频出招，开始引起国际社会注意。２００６年２月３日，越共中央公布了将在晚些时候召开的越共十大政治报告草案，请人民公开提意见。那份报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此举导致越南全国的媒体都卷入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辩论。十大会议上，總書記实行差额选举，同时接受中央委员等等职务的自荐，比如有人自己提出来想当中央委员，或者要当部长，只要竞选成功或通过了有关考察，便可任职。今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４日越共召开十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其中，有关黨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引人注目。它提出大幅度精简黨和国家机关，越共中央当时存在的１１个部委只保留６个，其他５个部委予以撤销或整合。当时６个中央系统直属机关黨委整合成两个黨委。全会还确定第１２届国会选举的原则和日期。３月中旬，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颁布一项法令，要求国会代表与政府高级官员最早４月起申报财产，以打击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行为。法令要求政府官员与国会代表公布他们的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及其他个人财物。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于北京

　　作者张达简介：獨立撰稿人、民主问题民间学者。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１９８１年硕士班毕业，前人民日报编辑。居北京朝阳区，电子邮件：ｄａｖｉｄｚｈｄ（ａｔ）２６３. ｎｅｔｄａｖｉｄｚｈｄ（ａｔ）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张达

　　近日里，从尼日利亚不断传来噩耗：中國公民接连遭遇到当地非法武装分子的绑架勒索。先是０７年１月５日那天，５名在当地工作的中國工程人员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劫持，嗣后，营救“经过艰苦努力”，被劫持人员终于在１月１７日获救。然而这件事情的平息绝不意味着太平无事的日子来临，仅仅到了２５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南部又一次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９名中方员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联想到不光是针对中國人，其他外国人在尼日利亚的绑架勒索事件也层出不穷，而尼国内的治安形势并未明显改善，所以国人完全可以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不断地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于我们炎黄同胞的如此落难，从目前网络民意来看，国人的心态普遍平静异常得很。说得广些，远不至是尼日利亚一国出了非难事件，近年来，中國公民在伊拉克、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在南非、在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在吉尔吉斯坦、在约旦、在以色列等地接连不断地被绑架，被打劫，被杀戮，被非命于自杀式的恐怖袭击，真的不在少数。可即使发生了最为严重的流血惨案事情，国人也不会有亢奋之念、更无悲愤激情的喷发。但是对照一下，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中國驻南大使馆被炸后，国人的激愤豪情是多么万丈，上街游行、贴标语、喊口号、殴打在华的美国留学生和记者、冲击并焚烧驻成都的美领事馆，即使美方接连再三道歉，赔偿钱款，国人愤青族们也依然充耳不闻闭眼不见，似乎一点儿不解气，与第三世界带来的噩耗反应的反差是何等的强烈！这是为什么呢？

　　在千百年来的皇民文化熏陶下，中國的民众早已经丧失了自我理性的判别能力，习惯于听从长者、领导、伟人的教导，总是紧紧追随着官方媒体的舆论所“导向”，所以“大救星”的最高指示也许最能代表国人的思维模式：“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產黨人最讲认真。”如今红太阳的余辉熠熠，四射的光芒并未散尽，依然照耀着国人。现实的问题就在于，绑架勒索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几个臭铜钱，即使是自杀式袭击，也并非针对中國人的，也就是说，并无任何“主义”之真谛蕴涵，于是对于国人来说，何必较量其认真之事？既然不当作认真何来激情愤慨之有？

　　反之，那次“五八”事件中，北约轰炸南联盟正是出于卫护“人權”的名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人權”必然高于“主权”，“人權”的主义猛烈冲击着东方民族赖以心理自慰的“民族主义”招牌。这样的“人權”对于自觉的奴才们来说恰是极为忌讳而头疼的。这时候非常遗憾的事件出现了，北约轰炸失误杀死了三位中國同胞，这可总算给坐不稳奴隶位置而忧虑不堪的中國奴才们搞到了愤青的资源。

　　按照国粹“镶外必先安内”的逻辑，维持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唯有坐稳了奴隶的位置这个前提条件下，自觉的奴才方觉得谈论奴隶的性命和财产安全的问题有意义。然而这样的奴隶制本位的先定条件恰是人權的缺失，人權严重缺失的国度里通常总是政治混乱，极会出现纪律松弛，道德失范，政法失纲，加上经济若未能治理好，就会匪徒横行，大盗猖獗，然而这些对于国人奴才来说都算不得顶要紧的事情，只要“主义”切莫认真起来就行，即使自己成为了绑匪手中的“票子”，还不忘记有机会好好表白一番赤胆忠心，感激涕零地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真是皇恩滔滔！

　　可是人權的缺失总得走进恶报的怪圈里，国人的奴才呵，何时能清醒？

　　２００７- １- ２８

　　个人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公元１０世纪，随着唐朝的衰败，日本王朝仿制唐律的律令制也逐渐松弛，进入新兴贵族藤氏掌握实权的摄关政治时代。律令制瓦解后，天皇不再掌握实权，地方庄园的庄主成为地方统治势力，各自培植武力组织，即由“家子”（同族子弟）和“郎黨”（随从）联合而成的武士团。他们在相互斗争中发展壮大，形成武士阶层，进而削弱中央贵族权力，打下了武士政权的基础，形成武家社会，一直持续到１８６８年幕府灭亡。

　　以武士阶层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武士初时是以效忠于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而存在的，武士对主君无条件地恭敬服从，尽忠是至高无上的训条。所以，武士必须牺牲一切，死心塌地为主君履行义务，报答主君的恩义。可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八百多年来对领主、地头的忠诚，如何能够迅速转移到天皇的身上呢？欲解开其中的奥秘，不得不从头来检视日本武家统治史上形成的的所谓“武士道”的内涵和实质。

　　由于武家统治在日本持续了近九百年，所谓武家文化——“武士道”，对日本古代以及近代社会都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述及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武士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堂。“武士道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道理，概括言之，即武士训诫，也就是武士按照其隶属的阶层不同而必须尽到的不同义务”。（〔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傅松洁译，企业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第１版，第三页。）其实，“武士道”并不是封建历史上存在的词汇，而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回顾总结封建时代武士阶层的道德规条、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核心精神所提出的概念。

　　由于“武士道”并无成文法典，所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总结其内涵、外延时难免杂糅很多民族情绪，以至于盲目夸大美化其历史意义，歪曲解释其精神本质，而对所谓武家文化的陋规、积弊、及其思想流毒视而不见，反称其恶臭为香美。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起源于佛教、孔孟之道、儒家经典和神道教，因为佛教的“心境平和”、“对命运温顺的态度”、“卑生并亲死”的心情给了武士道以启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秩序则是武士道最大的道德渊源。以上穿凿附会的无厘头式的结论不知道是如何得出，是如何把“武士道”与佛教、儒家思想扯到一块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怜蚁惜蛾”的佛教思想不知如何启发了好血嗜杀的武士道，“亲亲而爱物”、“孝悌为先”的儒家伦理秩序不知如何变成了以死心塌地当奴才走狗为荣的武士道，这些简单粗糙颠三倒四的攀附令人莫名其妙，不过诸君且看他的武士训练法，自然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武士就应当把儿子放入艰难险峻的环境中，才能让他们完成有如西西弗斯般的苦役……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所——如刑场、墓地、凶宅等处。少年们甚至热衷于这种游戏，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当场观看那可怕的场面，过后，在黑板里单独一人到白天的刑罚执行地，在砍下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后再回来。”（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

　　诸君领教过以上训练武士之道后，除了骇然想起日军在南京大屠殺中令人发指的砍头竞赛之外（有关百人斩的记载），不知还能做何感想。而新渡户稻造竟说这一切源自于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这种以变态为勇武，以血腥为美感，以凶残为坚忍的信条不知出自哪本佛教经文、哪套儒家经典。即便非要凭此以“知死”、“刚猛”来标榜整个日本民族，也仍然未免夸大其词，在日本历史上固然出现过一些好血好勇、死心塌地当奴才的死士，可中國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客豪杰、英雄好汉、忠臣义士多如银河沙数，又岂是日本武士所能望其项背。

　　说“武士道”出自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倒是可以一拍即合，神道教是个追求现世的自恋狂式的宗教，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因果报应”，没有“”没有“”连供奉在日本神社里祭拜的“神”，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神社里的神位除了素镜一面，空空如也，信众们伏地匍匐顶礼膜拜的，只有镜中的自己。大概如此一来还可以美其名曰“认识你自己”吧。但武士们偏偏又不是那么认识自己，战犯头子东条英机本是武士世家，他自己也说过如果失败就要用武士的方式来结束，日本战败后美军要逮捕他，按照武士道传统，他本应“切腹”才对，可他却想用枪来了断，结果举枪自杀还未遂，被抓起来审判，最终死在绞刑架上。大反其常的还不止东条英机一个，十四个甲级战犯中，十三个是武官，都没有一个是“以武士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好血好勇”、“亲死卑生”的武士精神到了展示“大无畏”的关键时刻竟如此狼狈，这又算哪门子的武士道呢？

　　这种笑话还不止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军组建了执行自杀式飞行任务的所谓“神风特攻队”。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分子将这些军国主义的替死鬼美化成为天皇效忠的英雄。如今，据英国《卫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报道，一位当年侥幸逃生的日本前“神风特攻队”队员、８２岁的滨园重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有人说我们是自愿飞行，这完全是谎言。军部领导认为把这解释为飞行员的自愿行为要比说成是强迫行为好得多”。他在最后的遗言中写道：“妈妈，这将是最后的遗言。只剩下数秒钟了。那种认为我们笑对死亡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对于右翼势力经常美化日本空军“神风将攻队”，《朝日新闻》主编渡部恒雄说：“他们说这些日军敢死队员勇敢并乐意去死，并在死前高喊‘天皇万岁’，这完全是个谎言。他们其实是待宰的羔羊，每个人都在犹豫不决。其中有些人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是被宪兵们推到飞机上去的。”如果新渡户稻造还没死的话，他大概还是“武士道”掰开两半，将这种尴尬的事情解释成勇敢活下去的“士道”吧，可是“勇敢”不足，“猥琐”有余，又当如何？难不成还是要回到佛教和儒家文化去扯一块遮羞布？

　　当然，说“深受佛陀菩萨垂迹影响、广沐汉祖唐宗仁政恩泽”的日本神道与佛教教义、儒家思想没有一点关系似乎不太合适，只不过，主张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佛教被日本人改造成了追求现世利益、承诺净土、保证往生极乐的“新佛教”，连拒斥名利的禅宗来到日本后也变成了养生保命的静坐健身法，在如此现实的宗教观念下，还有什么恶行不能为？在日本幕府统治的历史上，德川将军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尼姑庵的住持来当侍寝的御台所（将军夫人），这在皇权至上的中國封建历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说到儒家思想就更妙了，孔孟的仁心义性德行被抛弃的一干二净，徒剩一堆繁文缛节。美国皮里博士在《日本的真相》中提到：如果你让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在虚伪和失礼二者中间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虚伪。而新渡户稻造博士则心有不甘地自我辩护道：比如日本人对一些问题的虚伪回答，如“你是否喜欢我？”或者“你是否有胃病？”，他会毫不犹豫地虚伪地说，“我很喜欢你”或者“我很健康，谢谢”，有教养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的。

　　看来，新渡户稻造似乎混淆了善意的谎言和以善为名行凶作恶的区别，不过，他的混淆思维恰恰与日本人缺失仁义核心的礼法规则是一致的，全然抹煞了形式背后的正义与邪恶之分。

　　在内在良知的制御缺失的同时，也强化了外在礼法的约束，所以表面的“失礼”，不能按照礼法秩序行事，便被视为“耻辱”，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大忌，哪怕内心歹毒阴暗，表面上也必须遵行礼法，否则就会觉得没有面子，没有尊严。同样的道理，只要外化的行动表现为符合礼制规范，则无论其动机和目的多么险恶，都可以堂而皇之为所欲为。所以明知是罄竹难书的侵略史，却要美化为“亚洲主义”、“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明明是强奸和性暴力，却要掩饰为“慰安妇”，明明是掳掠奴役中國劳工，却硬说他们是自愿的合同工，明明是强占了钓鱼岛，却还是要拿所谓的“旧金山和约”来遮羞，等等。孟子说，人天生皆有“四端”，其中一端就是“羞耻之心”，黑格尔说，羞耻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自走出动物的范畴始，于步入文明史之前的蒙昧时期，便已有了“羞耻之心”，也由此可见“耻感”并非日本民族特有的德目，不同的是，最原始的外在道德价值“羞耻心”在日本社会里成了最高的德目，而且由于一直停留在表面上，没有经过内化转为心灵本质，于是最终成了唯一能约束外在行为的礼法规则。

　　作者电子邮件：ｔｄｌ２００８（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谭勇

　　说到底，还是我们把教授太当回事。首先，教授的收入要明显高于老百姓，其次，当教授就要当圣徒，不能为自己算经济账，出去挣点钱就俗了。

　　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一个月４０００多元。他同时算了家庭开销，表示这点钱根本不够用。结果，这个家庭小账本引起轩然大波。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大学当文科助理教授，算和阿忆是同行了。我对这场热闹，有不解：第一，阿忆觉得在北大当教授手头紧，这情有可原。手头紧就赶紧去赚钱，写博客为这点小事发什么牢骚？第二，他发了牢骚，读者自可一笑了之，怎么有那么多人跟着愤怒，乃至形成“风暴”？

　　我这样的反应，大概是“不了解中國国情”吧。不过，把外面的“国情”讲讲，说说我惊异的理由，倒是也可能为我们认识这场是非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我感到惊异，是因为无法想像这种事会在美国发生。美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一个文科助理教授的年薪，起价就是四五万美元左右。比如我有位朋友是耶鲁博士，在纽约教了几年书，著作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年薪没有破５万美元。去年纽约公交系统职工大罢工，号称待遇太低，闹得全城瘫痪。当时看报道，地铁司机和其他勤务人员的平均年薪是６万美元左右。当然，我这个朋友是助理教授，属于教授中最低的阶层，公交职工的平均工资，则包括一些资深的职工。当司机的起薪，未必比助理教授高。另外，大学教授有三个月暑假，公交司机则是全年工作。

　　不过即使如此，教授的寒酸也可窥一斑：５万美元不到的年薪，扣去税和社安保险等，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单也就３０００美元。四口之家，在纽约租个便宜的房子，怎么也要１５００美元。再加上水电煤气、电视、汽车开销、公交费用等，２０００美元就没了。剩下１０００美元，就管衣食之需了。在美国生活，有了孩子后汽车是必需品，领失业救济的人都有车。另外，这老兄有车，却无法开车上班。一来老婆孩子要用车，二来他也付不起停车费，只好乘公共交通，这又是几十块的开支。

　　可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很难看到教授哭穷的事。毕竟大家是自愿来干自己喜欢的行业。这也是我对阿忆的行为的不解之处。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凭什么你一定要抱怨？更不用说他这学期仅教一门课。

　　在美国最好的研究性大学，教授一学期也要教两门。一般的学校，有一学期教三门的，甚至有教四门的。他的日子，不应该太坏。

　　不过，我对炮轰他的人更为不解。他小日子紧，即使走走穴，挣几个外快，这又算什么罪？以我自己的经验看，在学校当教授，如果光靠死工资，不仅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连孩子的基本教育（即课外的这个班那个班）都无法保证。大学只应该关心教授是否完成教学和研究的任务，其他的事全是人家的私事。怎么有那么多人出来指手画脚？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社会把教授太当回事。首先，教授的收入要明显高于老百姓，这是阿忆牢骚的一个来源。其次，当教授就要当圣徒，不能为自己算经济账，出去挣点钱就俗了。这是阿忆批评者的心理期待。我看，还是双方都后退一步为好：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工资单没有必要比老百姓高。同时，教授和老百姓一样，有种自留地的自由，不关别人的事情。

　　阿忆自称来北大后专心本职，绝不出去兼职。我看这有些清高得不必要。这么一说，让那些没条件清高的教师们更不好做人了。我在教书之外，就一直公开说自己卖文为生。我甚至说，我就像个卖米的老农，希望卖出好价钱。只要诚信无欺，就没有道德问题，而且为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教授们不要把自己的架子抬得太高，别觉得自己比小商小贩高贵。否则，社会给教授抬上道德的高轿，用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标准衡量教授，教授也只能自找苦吃。

原载：光明观察

　　作者:薛涌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諧社会，到底和諧社会是什么样子呢？６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諧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Ａｖｏｌａ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Ａｖｏｌａ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Ａｖｏｌａ街５３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國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諧社会不仅仅是中國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諧了，外部却不和諧，纷争不断，还和諧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國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諧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諧。

　　其实，在中國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ＧＤＰ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國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作者:茅于轼

　　父母从国内来德国时，我们一行四人去柏林做了次短游。柏林地区拥有３０％的森林面积，单是市区的森林面积就有２０％。这个数字让我颇感新奇。我原以为森林只在山区，没想到，在德国的平原地带竟会有如此面积的森林。傍晚时分，我们驾车离开柏林驶向汉堡的高速公路上，路边就是绵延不断的绿林。夕阳西下，葱郁的林边有几只鹿儿正怡然驻步，扬头向我们好奇地眺望，那真是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

　　我所居住的德国西南部城市弗莱堡，就坐落在广袤的黑森林脚下。从市中心附近的宫堡山上向东南方向望去，连绵起伏、郁郁葱葱的森林呈现在眼前。节假日时登高走走，你便会知道有多少生灵游走其间。他们或独行，或结伴，或全家出动，推着婴儿车，老人则执拐前行。山上的路四通八达，即便不到一米宽，在地图上也都有标示。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将自己称为“森林部落”的民族，他们与森林有着与生俱来、难以分割的情结。

　　神话般的历史

　　关于这个“森林民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人塔西佗公元９８年发表的《日耳曼尼亚》一书中。塔西佗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高级行政长官，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在这本书中，塔西佗向他的罗马读者描述了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日耳曼人纯朴的道德风尚、奇异的风俗习惯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塔西佗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提醒他的国人警惕这个危险的北方民族，因为在罗马帝国军队大举北上的征程上，已多次遭遇过这个北方“野蛮民族”的抵抗。不过，罗马人还是在莱茵河流域站稳了脚跟。许多莱茵中游古城，比如科隆，就是公元前３８年以奥古斯特的外孙女科洛尼亚的名字命名的；还有波恩，也是那个时期由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