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國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种棋盘型格局。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國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國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國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獨立的区域。中國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册，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國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赶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國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獨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獨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獨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獨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國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 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 禹贡> 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國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獨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國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國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國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國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陈、北宋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黨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國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成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獨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國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

　　注：本文节选自［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國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一章］，解放軍出版社出版。转载时请注明！

原载：《兴华策》 http://ctk.cn.gs/

　　作者:饶胜文

　　前言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二月爆发的中东路事变可谓是中苏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保守估计也超过二十万，战事持续达近五个月之久，最终以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

　　弹指间七十二载光阴已过，这件中國历史上的大事早已被人淡忘。如今在网上寻找中东路事变的资料，只有一篇发生在主战场之外的《中苏海军三江口之役》而已，其余史料最多稍为提及甚至一笔带过，甚至《张学良传》一书似乎完全遗忘这一场战事。

　　本文将尽可能以客观的态度来讲述这段历史，并以本人的主观视角进行评述。

　　中东铁路问题的来因

　　中东铁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１８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國东北和称霸远东，根据１９８６年贿赂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建筑通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由华俄道性银行承办，开始修筑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浽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１８９８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今滨满线（哈尔滨——满洲里）和滨绥线（哈尔滨——绥芬河）。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中东铁路，从１８９７年开始修建至１９０３年建成，全长２４３７公里，穿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成为沙俄对中國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与基地。沙俄除独揽经营大权外，还夺取了所谓铁路属地的行政和司法特权，以及一系列的经济特权，仅伐木一项一年就砍伐原木三四亿元，中國人反而不能在沿线伐木，松花江航线被帝俄垄断，占据了大量土地，日俄战争后更在沿线驻军达十余万。

　　１９０４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國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于１９０５年和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这就是日后俗称的南满铁路。从此，中國东北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后，中东路仍为流亡中國的沙俄残余势力霍尔瓦特中将所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承认苏联，并同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管理东省铁路合同》，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０年春天，在日、美、法、意等武装干涉下，中东路还一度实行“国际共管”。苏联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苏愿将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國，但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苏俄政府发布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则提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另订新条约，表示了中苏共管中东路的意向。但当时的中國北洋政府不承认苏联，对宣言没有接受，因此中东铁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控制。

　　１９２３年开始，苏联政府曾先后三次派人来华，与北洋军阀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１９２３年中苏开始进行建交谈判。

　　北洋军阀在１９２３年对苏态度发生转变，主要原因如下：第一，１９２３年１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同孙中山共同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公表，北京政府担心苏联会弃北而就南；第二，苏军肃清内乱后，将大量军队集中于中苏边境驻扎，北京政府害怕苏军会集中武力夺取中东路；第三，“临城劫车案”引起各国的联合干涉，有重现八国联国侵华这势，北京政府也急需友邦支持。于是，就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事务督办，为中苏重开谈判作准备。

　　１９２３年９月，苏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来北京。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的会谈中，他提出中苏互相承认，再开始交涉，顾维钧则坚持先谈判中苏间的悬案，再承认苏联。在谈判和承变的顺序问题上，双方长期不能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加拉罕与王正廷也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和谈判，焦点问题仍和以前一样，主要是外蒙问题、中东路问题和庚子赔用途等。１９２４年３月，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妥协，草签了一个协定，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按一般惯例，协定草案应先向外交部长汇报，并经内阁全体会议讨论罢方可签字。王正廷可能是疏忽了，竟忘了这道程序。结果，外交总长顾维钧首先起来反对，他提出草案中有三大疑点：按规定应废除沙俄同中國以及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國的一切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獨立”新政府签署的条约；苏联从外蒙撤军具有条件性；俄国东正教会房地产的移交问题。顾维钧的态度得到内阁同僚的一致附和。同时，列强也千方百计想加以阻挠，因此北京政府宣布王正廷越权，提出中苏顾维钧与加拉罕之间直接进行。

　　苏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３月１６日，加拉罕下最后通牒，限北京政府３日内承认草案。

　　３天期满后，他又转达苏联政府的指示，说中苏之间的正式谈判已宣告结束，如要重开谈判，中國必须立即恢复苏联的邦交。

　　此时，北京政府日子相当难过，国内各社会团体纷纷通电，要求政府承认苏联，签订协定，北京学联更是以火烧赵家楼的旧事来警告顾维钧，而顾维钧家中确实有人送去过炸弹，结果误炸了管家和厨师。另一方面，国民黨一大上正式确立的“联俄”方针，使北京政府有苏联会同孙中國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建交的担忧。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竞相承认苏联的热潮。这一切，使北京政府恍然觉察，与苏联恢复交行已事不宜迟。

　　表面上，中苏谈判象是已中断的样子，但私下的磋商却一直持续，北京政府态度明朗化以后，这种节奏进一步加快。经反复交涉，加拉罕同意中國方面提出的三项修正案。双方还约定协议草案仍保持草签时的原样，修改通过声明和交换照会进行，声明和换文。

　　５月３１日，顾维钧与加拉罕代表中苏双方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包括正文及７个声明、１个照会，还有《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前者规定，两国立即恢复正常的使领关系，并在１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议解决悬案的详细办法，废止帝俄与中國及第三国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國主权利益的条约，包括将来或现在的条约；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在中國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由中國赎回，在没有赎回之前，铁务业务由两国共管；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一旦中苏会议上商定有关问题，驻外蒙的苏军将全部撤退。后者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持，营业事务实行两国共管，其余所有关系中國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外）等，均由中國政府管理，苏联政府将允诺中國将来可以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称归中國，两国政府承认对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中俄解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议还规定：中东路设理事长，为最高决议机关，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设路局局长一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正副局长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公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副处长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俄两国各半任用。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曾宣布“獨立”，公开宣称：自１９２４年５月１日起，一切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故此为了争取东北当局对有关中东路协定的支持，苏联政府又于同年９月与东方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除重复《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苏方还作了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國的期限从旧俄时代规定的八十年缩短为六十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國赎回。

　　《中俄协定》同《奉俄协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是继《中德协约》后中國与大国缔结的又一平等条约，推动了中國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并确定同年的９月３日－９日为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并发动了收回教育权和非基督教运动，而中國在这两个条约中也获得很大的利益。

　　中苏在中东路事件上争执《奉俄协定》签定以后，苏联即更换了中东铁路的主要负责人，掌握了中东路的经营管理大权，但对协定内容并没有加以认真执行，除苏方长期掌握中东铁路各项大权，中苏在以下几个问题仍存在着巨大的争执：

　　①员工问题：用人方面，根据协定双方对等分配，但实际中东路的２７００多名职员中，（注意是职员，不是指职工，主要指管理人员），中國职员仅占４００人，且大部分为翻译或低级职员。协议规定人员配备是华人为正，则俄人为副，如俄人为正，则华人为副。但实际操纵实权的东铁管理局局长一直是由俄人担任，几个大处的正处长也是俄人，如机务处、车务处、商务处、财务处。一些本应由华人担任的职务，以华人不懂技术为借口改为雇用无国籍的白俄人担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國的沙俄残余势力，他们没有苏联国籍，也可泛指在华无苏联国籍的俄人，这里指的后者），如理事会的技术处，以白俄为正处长，这些白俄人当然听命于苏方。

　　②归还中國权益问题。中东路铁路不仅仅是一条铁路那么简单，还经营着大量航运、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奉俄协定规定不属于铁路经营的电报、电话、农场、矿山、学校等按规定应一律归还中國政府的许多设施，并没有交还。张作霖先后强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权、中东路苏方所设电报电话、中东路教育权（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东省特别区教育管理局局长李绍庚率警封闭中东铁路管理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沿线教育权）、接管东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只及附属财产改为东北海军江运部、工务、地亩、医务、电务、经济调查权以及大量中东路的大量财产，苏方对此虽然通过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议，不过仍采取默认的方式。

　　③财务问题。中东路经营所得以卢布结算，并存入苏联远东银行，经争取，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國银行各一半，原东省特别区的教育经费也由苏方承担一半。

　　④俄文报纸问题。奉俄条约签定后，苏方在东北创办了相当多的亲苏俄文报纸，内容难免带有宣扬社會主義成份，奉系对此监察甚严，每年以“宣传过激”遭到停刊的亲苏俄文达十余份之多。

　　⑤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苏方支持中國共產黨、通过东北向南方邮寄革命报刊（如１９２６年３月４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指令哈尔滨戒严司令部，将苏联寄往广东省俄文馬列主義书籍１０３捆、《前进报》２２５捆扣留）、哈尔滨市政权问题（哈尔滨市公议会长期由俄日英等国控制，俄人占优势，经多次要求将正式文字改用华文、增加华人议员、交涉无效，１９２６年４月３０日，张作霖下令取消哈尔滨市公议会，组设市自治临时委员会，被沙俄侵占２８年的哈市政权得以收回曾遭到驻哈外国领事团一致质问）、苏方成立的中东路职工会被奉系称为非法问题、东北军使用中东路运兵费用问题。

　　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存在众多摩擦和冲突，但大体上仍相安无事，到１９２８年中东铁路还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由中东路督办被称为全国第一肥缺可想而知。

　　东北政局的变化

　　奉系的势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达到了顶点，不仅一度占据了中央政权，势力遍及全国，就连远在东南的孙传芳都宣布拥戴奉系，全国仅有的反奉势力仅有此时仅占据广东省大半的广东革命政府，１９２６年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十六人更是联名通电全国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对抗北伐。自护国战争之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使北洋军阀距离统一全国的理想如此之近。奉军的实力也达到空前的地步，仅东北国防军就有十八个师之多（最多时编制达二十个师，后缩为十四个师），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海空军实力。

　　但是从此奉系走了下坡路，其过程十分复杂，本文仅讲述其中几个最重要且与中东路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事件。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６日孙传芳等通电讨伐张作霖，奉浙战争开始，标志着奉系势力没落。紧接着１１月２２日奉军第三军团副军长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在滦洲召集部属举行会议，宣布倒戈反奉。２３日，郭松龄遣兵出关，其后宣布将所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是奉军中最善长作战的将领，所率部队又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张作霖与日军签订了“日张密约”，日军８０００余人乔装张军，向郭松龄军左翼进攻，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

　　郭松龄反奉仅持续一个月，但对后来的中國历史影响极大，无论是“皇姑屯事件”、“杨常事件”、“中东路事变”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松龄反奉也标志着奉系势力的彻底没落，奉军士气为此大受打击极为低落，此后数年屡战屡败。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９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军、警、特务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逮捕苏联使馆人员及李大钊等仲共黨人，搜走大量机密资料并予以发布。４月７日，苏联驻华大使就中國军警搜查使馆，违犯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向中國当局提出抗议。９日，苏联政府向中國驻苏联大使郑延禧递交最后通牒和抗议照会。１０日，苏联同中國断绝外交关系。此事开创了民国史上可以搜查外国使领馆，逮捕外交人员的恶劣先例，甚至演变成广州起义枪杀苏联副领事等人的事件。

　　一个月以后，奉军主力在豫南大战中被张发奎、唐生智部战败，直鲁军在津浦线被蒋介石军队战败。

　　１９２８年６月２日，张作霖发表返奉通电，３日晚上，日使芳泽逼张作霖正式签署“日张密约”（郭松龄反奉时私订的），张拒不接见。深夜，张作霖秘密乘火车离北京返奉。４日晨５时２７分，在奉天附近的皇姑屯，张作霖所乘专车被炸。吴俊升等人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后，也于当天死去，此即“皇姑屯事件”。

　　６月１９日，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统领奉系，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１９２９年１年１０日张学良将原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处决。翌日通电宣布杨、常二人朋比为奸，阻挠易帜，用人唯亲，动用公款等罪状。此即“杨常事件”，树立起其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

　　中东件事变的爆发

　　１９２９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

　　４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６处处长，但要求中國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７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黨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不知读者对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贼，任伪满国务大臣达十年之久，其人长于书法而无气节，曾有书法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印于伪满邮票，印象甚深，此为我中华民族之耻，莫忘之！），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１２时至下午３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產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３９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１０时，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２９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３１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

　　苏联对此事反应速迅，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６月５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１３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１７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６月２２日—２５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７月７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蒋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７月１０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產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２００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１３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３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７月１日至１３日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１５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

　　１７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黨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國的铁路交通，保留１９２４年中俄、奉俄两协定规定的一切权利，并警告中國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國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１９２９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獨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１９３５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１９４５年３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產黨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產黨必倒台。中國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國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國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君武曾写诗《哀沈阳》讽刺张学良，全诗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来形容中东路事变的张学良，却是最最恰当不过，当时张学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与赵四小姐偷情，在这种情况又豪情冲天般决定对苏作战。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相作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是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

　　苏联与中國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苏军的反应

　　苏军针对中东路事件，于８月６日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３个步兵师、１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 １坦克（MC- １被称为“俄国版雷诺FT- １７”，是苏联第一种批量生产的坦克，在苏联坦克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１９３２年开始退役，苏联人把履带等行动装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护，被用于当作边境守备据点使用。张作霖的FT- １７和苏联的MC- １都有部署在中东路前线，但交战情况不明），并不断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２１和第３５师和若干内务部部队。我手里没有特别远东军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别远东军兵力最高峰不少于８万人，海军方面负责支援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阿穆尔河即俄语黑龙江），１９２９年，中东铁路事件前夕，阿穆尔河区舰队已有３个舰艇大队（浅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共１４艘）、１个扫雷舰中队、１个航空队（１４架飞机）和１个陆战营，战后阿穆尔河区舰队有６３名官兵荣获红旗勋章。

　　特别远东军的司令员是布柳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是苏联首批５位元帅之一，对东北情况和奉军情况非常熟悉，是北伐的战略总设计师，曾是蒋的首席军事顾问，蒋对他评价极高，即使在冷战高峰期（一九五七年）著成的反共名著《苏俄在中國》（据说是台湾的叁個代表），加仑仍是唯一获得正面评价的苏联人，他回忆道：“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國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至于苏军中的军官，我手里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位二战中的苏联元帅在此役中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日后死守斯大林格勒而名扬一时的崔可夫当时就在集团军参谋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罗科索夫斯基任库班骑兵第５旅旅长。据说朱可夫时任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库班骑兵第５旅一个骑兵团长，可惜我手里没有资料证实这一点。

　　苏军在东线使用空军进行空袭，东线轰炸了绥芬河、穆棱两车站，西线的苏联远东红军进攻满洲里及扎贲诺尔，抢去机车，轰击车站。

　　奉军的部署

　　当时中东路东线护路军的是吉林军的旅长丁超，西线护路军是黑龙江军的旅长梁甲忠，战事忽发，他们事先毫无准备，当时首当其冲是梁忠甲和韩光第两旅。吕荣寰则向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告急，请派兵增援东线。张反对和苏联出兵，故复电谓“军队没有开拔费”，令路局电汇哈大洋１０万元，张作相才下令出兵，此时奉系在一线兵力约为６万人左右，在兵力上占一定优势。

　　张学良此时发布了动员令，派王树常为防俄第一军，率一部东北军开往东线，派胡毓坤为防俄第二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进击于西线，此时奉军一线约十余万人，在兵力上略占优势。

　　奉苏军队战斗力对比

　　１９２９年的苏军，距离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还早，国内战争期间的将领都还在世。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苏军获得并熟练使用大量技术兵器，如飞机、重炮、坦克等。苏军当时的士气也很高，苏军的政治工作作得很出色。

　　反观奉军，长期以来占据东北，故战事不利时可退往东北，战事有利时可以出兵关内，故此勇敢精神不够。奉军多数将领都是土匪出身，军事素质差，军队兵员素质亦差，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这一点暴露无疑，因此奉军一度大力发展海空军，空军实力一度号称全国最强，大力任命年青将领，但总体上进取精神仍然不足。

　　双方初期的军事冲突

　　７月２０日，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國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２１日—２３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侨民经满洲里回国。至２３日止，苏联人经满洲里回国者已达５００余人，多半为妇女和儿童。２３日，中东铁路５００余名苏联员工呈请辞职，代局长范其光以其“无故辞职违则，妨碍路务”予以免职，至本日止苏联员工辞职或离职者５９３人。同时，苏联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扣留华轮，除航务局被扣５艘外，商船也有５艘被扣。沿江电报线亦被苏方割断。

　　７月２８日，苏军步兵１个团、铁甲车３辆、炮４门，到十八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國军警撤退。该站驻军１个排和４名警察，因寡不敌众，于晚７时撤退。２９日，苏军炮击中國密山县当壁镇。

　　７月３１日苏军又出动２０架飞机在中國军队上空盘旋侦察。

　　８月６日，中东铁路细鳞河站铁桥石墩被炸坏两个。此后，破坏铁路，炸毁隧洞等事时有发生。

　　８月８日，苏军百余名携大炮２门、机枪３挺，在鸥浦县街南门外与中國陆军交战，互有伤亡。苏机５架在绥芬河市上空盘旋，鸣“空炮”２００余响，在东山陆军防所附近及国界三道洞子各投弹１枚，后又来苏机２７架在中國领空飞行数周而去。午后４时左右，苏军百余人占领满洲里红山嘴子。夜间进至三卡（即额尔德尼托罗辉卡伦）。

　　８月９日，苏军４０余人在距萝北县３０里之古站设卡两道。遮断交通，掳劫行人。同日苏军３００余名及军舰２艘占据距同江９０里之胡家柈厂。

　　８月１１日，密山县当壁镇烧商东源茂，请来民团４０名，连同所雇“护勇”共有枪８０余支。当晚与苏联骑兵４００余名交战，被苏军打败，赶出商号。

　　８月１２日，北兆兴镇三间房、绥滨中兴镇、李家油坊等处被苏军２０００余人分头占领。

　　苏军４０余人乘小船８只到乌云县柳河屯登陆，打死保卫团多人，返回彼岸。

　　８月１３日，苏方用大炮攻击鸥浦县城。１４日早县城失守。文书档案被焚毁，县政府迁至呼玛县属金山镇办公。

　　８月１５日，１５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派兵６万，任王树常、胡毓坤为东西两路总指挥，增防国境。苏军炮轰东宁，激战一夜未曾攻入，次日黎明苏军撤退，同时向扎贲诺尔东北军梁忠甲部４３团驻地派出步兵百余名。

　　８月１６日苏军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由苏境阿巴该图向扎兰诺尔中國阵地射击，双方战斗２小时，互有伤亡。午后２时３０分，苏军步、骑、炮约一师兵力，由阿巴该图越境，向扎兰诺尔站进攻，炮击东北军阵地，双方激战５小时，苏军始退。根据当时胪膑县县长齐肇豫电称：“俄军此次越境，据闻意在破坏扎站铁桥、断绝交通”。

　　８月１７日，中國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驻满洲里梁忠甲旅长报告战况称，所属三十八团、四十三团午后与来犯苏军步、骑兵一个团作战４小时，现仍处于对峙中。苏军在阿巴该图附近有一个师以上兵力，并有特种部队。苏军袭击海拉尔交涉员所属的七卡、八卡，双方交战一昼夜，中國军队败退。

　　８月１８日晚１０点３０分，苏军又开始向扎贲诺尔东北军第４３团２、３营阵地攻击。

　　８月１９日下午一时，扎贲诺尔四十三团阵地对面苏军又增兵约六、七百名。五时苏军又出动飞机五架由阿巴该图向十八里小站飞来，８月１９日，苏军攻陷绥滨县城。

　　８月２０日早６时，苏军用铁甲列车运兵２００余名，向梁忠甲部骑兵十团进攻，战斗１小时左右苏军退去。

　　８月３１日，苏军大船炮轰黑河察哈彦等三卡伦，卡房被焚毁。

　　８月２５日，苏军步骑兵四百余名，在扎贲诺尔驻军四十三团阵地右前沿约千米处构筑工事。

　　９月４日，苏军以异常猛烈的火力向驻扎兰诺尔的四十三团、三十八团阵地右翼轰击。

　　９月９日下午４时，苏军约一个团，在大炮掩护下，由十八里小站方面向满洲里车站中國军队发起猛攻。晚８时３０分，苏军撤退。下午４时，苏机８架轰炸绥芬河车站，中方伤亡５０余人，一团长受伤。

　　９月１６日夜，苏军百余名袭击胪膑县库克多博卡哨卡，焚毁卡房。

　　９月２８日，苏军２００余人攻打毕拉尔河（即十一卡），打死卡官吕得祥；打死打伤卡兵及男女百姓百余人。室韦县长及九卡、十卡亦先后退至河坞以南。

　　苏军初期使用至多不超过一个团的兵力，对东北军进行袭扰，企图迫使东北军做出让步，东北军则针锋相对，在中东铁路中大量用起用反苏的流亡白俄，并召集白俄人入伍。

　　早年张宗昌所率领的直奉联军就有五六千名白俄军人，这些白俄多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素质好，虽然纪律较差，但战斗力给东北军留下很深的印象，故此东北军企图以俄制俄，不料更加激怒了苏军。

　　苏联工人的罢工行为

　　中东铁路职员多为苏联人，中下层职工中亦有相当多的苏联人，中东路事件后他们发起大规模罢工，实际上使中东路全面停开。

　　８月６日，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号召全体苏籍职工辞职散发传单。传单说，东铁职工已被奉天当局裁去约１０００人，又有２０００苏联职工自动辞职。呼吁苏籍职工不再为中东铁路者作事。

　　８月９日帽儿山站苏方副站长西大连克、郭洛吉洛夫，召集苏职工开会，拟于１１日一律罢工，事泄后，２副站长被捕。

　　８月１１日，中东路特警第三区警察总署将绥芬河东铁机务段第四段管内辞差的苏联职工５３名以“变形罢工”名义解送护路军总司令部讯办。

　　８月１４日，扎兰诺尔煤矿苏联职工破坏矿内设备，鼓动罢工，并在河水暴涨时挖开土坎、淹灌煤沟。

　　８月２１日，军政铁路联合办事处令，将太平岭、细鳞河两站已辞职之苏联人一律逮捕，严行讯问炸车“正犯”，如不能指出“正犯”者一律扣留。

　　９月２日，东省特别区特警处逮捕预谋炸松花江大桥的苏联人２名。

　　日本的反应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不准中國武装部队经由南满铁路北运，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一行到哈尔滨。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

　　同时，日本方面对中國查封苏领馆，驱逐苏正、副局长“异常侧目”。日本驻长春第三十八联队部并第二大队日夜进行实弹演习，并准备以２００万元的资金修建营房和陆军医院，同时准备再从本土调集一万人，待双方精疲力尽后趁机独霸东北。

　　决战

　　苏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集结了超过八万人以上的强大兵力，后勤补给也没有问题，而同时奉苏谈判完全破裂，９月１８日苏联政府向各国大使宣布，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苏方始终主张和平解决，而中國态度虚伪，毫无诚意。认为今后之交涉无望，以前经过德国调停一切交涉断然中止。此后对于中俄国境惹起一切不祥事件之责任，苏概不承担，决定对东北军发起致命性的攻击，以促使东北当局回到谈判桌前。

　　东北军对此亦有了解，故１０月４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拟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内称，“赤羌寇边，首在抗御，凡属国民或团体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兵、义勇军”。条例规定，名义上属个人者，定为国军义勇兵，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

　　１０月２日，苏军步兵千余人向满洲里三十八团三营阵地进攻，双方战斗激烈。随后又不断以飞机大炮掩护向满洲里车站各阵地进攻，双方战斗到３日晨。

　　１０月１０日，贝加尔方面苏军３万人向中國东北边界进发，而此时负责防守梁忠甲旅已与苏军对峙数十日之多，后援不继，告急求援。

　　１０月１２日，爆发了著名的三江口中苏海战，亦称同江之役。早５时，苏军出动飞机２５架、军舰１０艘、机关炮车４０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８００余名、步兵３０００余，向同江中國军队进攻。至午后３时，同江县城失守。此战役中國海军江防军全军覆没。

　　详细经过是十二日晨在同江的苏联海军阿穆尔河区舰队（也有资料称是苏军远东舰队，但从苏方资料来看应为阿穆尔河区舰队）由斯加斯克率领以旗舰“雪尔诺夫”号为首的舰艇共９艘（军舰５艘，其中３艘吨位在９５０吨以上，另有４艘武装轮船，计有１５２毫米大炮４门，１２０毫米大炮１８门，并有飞机十余架支援），飞机２５架；东北江防舰队则由“江亨”舰长尹祚干代理指挥“利捷”（旗舰），“利绥”，“江平”，“江安”，“江泰”等六艘浅水炮舰应战，另有“东乙”号武装驳船。（除“江亨”为５５０吨，“利济”为３６０吨，其余均在２００吨以下，全舰队只有１２０毫米炮５门。）

　　东北海军由于沈鸿烈的先见之明，事先藏了一艘拖驳船“东乙”号在芦苇浅滩中，在船上放置两尊１２０毫米大炮并先详加测准距离。十月十二日清晨五点半战事一开启“东乙”即发炮攻击停泊不动的苏军旗舰，苏军未料到中方有此一招，当即被击中指挥舰桥，据中方称在炮击中苏军司令，参谋长，旗舰舰长等多人当场阵亡，但未得到苏方资料证实，不久“雪尔诺夫”号即沉；苏军的另外三艘亦被“东乙”击成重伤。

　　但到了九点苏军的飞机加入战场，战局马上改观，江平、江安、江太、利捷、东乙等５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其后苏军飞机和舰艇集中火力掩护步兵４００多人在三江口地区登陆，并对东北军阵地发起冲击，驻守此地的东北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和陆军一个营协同抵抗，击退了苏军首次进攻。苏军调集援兵近３０００人，迂回到下游１０余里处，袭击守军侧翼，经过白刃战后，守军大部战死，阵地被苏军占领。是役东北江防舰队伤亡３００余人，舰艇几乎全部损失，“江泰”舰长莫耀明亦阵亡。张××、路××两团以下军官１７人被打死，士兵伤亡５００多人（根据东北军事后公布的数字，总伤亡人数为７００余人）。而根据中方公布的数字苏方飞机被击落２架（也有资料称是１架），军舰被击沉３艘，伤数艘，人员伤亡７００余名（这是明辉最感到怀疑的数字，因为在全面主动的情况伤亡居然同中方相当，但由于没有苏军公布的资料，暂时以此为准，另有中方资料称苏联海军伤亡７０余人，较为可信）。下午２时，苏军进占同江城，次日退出。１９日苏军撤走。三江口之战规模不大，但是中苏之间唯一一次海军交战，兵种齐全，有舰艇、飞机、陆战队，形成陆战空立体作战。

　　１３日下午３时，苏联骑兵２００余，携炮６尊，乘船越境，向胪膑县库克多博卡伦进攻。

　　卡官因兵力单薄不战而退。

　　１０月１５日，苏驻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之苏联人员被东省特别区法院判刑，１９日东省特区当局以“有接济共黨嫌疑”，对苏联远东银行实行监管，由市政局，总商会和银行公会组成保管远东银行财产委员会，２１日南京外交部电令驻德国公使蒋作宾中止与苏联谈判，这一系列事件对于苏军的全面进攻起了火上烧油的作用。

　　１０月２６日，苏军百余名攻占奇乾县，同日黑河电灯公司被炸毁。

　　１０月３０日，苏军再占同江。３１日早９时，苏舰７艘突然破坏拦江索，进入富锦江岸，与中國军队激战，有少数骑兵登岸。中方的“利绥”，“利川”舰先后自沉只有“江亨”舰参战，但仅发炮三发便自沉（有其与苏军激战一小时，不实），舰员争相逃命，此即富锦之役。午后７时，苏船２１艘由松花江上驶，骑兵一部由吐子元上陆，节节进逼富锦。９时，苏舰７艘靠近富锦江岸，步骑炮兵约六七百名登陆。东北军不战自溃，１１时富锦县城被占。中國军队退向桦川。苏军将“文武机关分别焚烧”，通讯机关尽数破坏。将锦昌火磨等“所有面粉”“分给贫民”，并将“械弹及军需品尽数掠去”。１１月１日晚，苏军步骑炮兵由东门撤走。２日晨苏舰陆续撤走。

　　以后苏军连续起动进攻，至１１月１１日成立了哈尔滨戒严司令部，１５日宣布戒严。

　　中方资料对此描述如下：

　　十一月十七日早七时，苏军以四万余人兵力（苏方资料都称苏军当面只有７６３２人，但在技术兵器上占有优势），大炮三、四百门，坦克车四十余辆，飞机三十众架开始了大规模地进攻满洲里和扎贲诺尔。首先在满洲里投掷炸弹，国民黨驻军司令部、电车房、三十八团楼房、宪兵所均被炸毁。无线电台也被震坏，当时满洲里防疫医院院长被炸身亡。据国民黨军队称当时是“敌众势猛，弹如雨注”。

　　同日在扎贲诺尔车站方面已于１０时被苏军占领，凌晨四点查罕敖拉广信公司煤矿也被苏军占领，矿区被炸为焦土，所存煤炭付之一炬，煤矿经理孙鹤云被捕，不久又被释放。

　　十八日下午一时，扎贲诺尔煤矿也被苏军占领，国民黨受军韩光第旅长、张林雨团长阵亡，全旅官兵伤亡过半，千余被俘，呼伦贝尔盟渔税局李局长正值在扎贲诺尔矿也中弹身亡。

　　与此同时，满洲里车站战况越来越激烈，进攻扎贲诺尔的苏军也调到满洲里方向，苏军发起的进攻非常凶猛，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弹横飞，当时炸毁民宅多处，日本领事馆隔壁的日本旅馆也被炸毁。双方激战两昼夜，国民黨军队饮食困难，加上疲劳过度，苏军以战胜之师，猛烈攻击到满洲里车站南山头，国民黨军队濒于危急关头，梁忠甲旅长亲自率领全旅官兵全力抵抗，苏军进展缓慢。此时扎贲诺尔方面已经完全失守，国民黨军失去外援，战事不利于国民黨军队。十九日，国民黨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南山头已经几乎无兵，苏军飞机投弹甚密，双方越战越近，最后达到了刀刃相交。喊杀之声，闻于数里。在国民黨军队司令部门前的战斗最为激烈，但由于寡不敌众，国民黨军队伤亡甚众，加之外无援军渐渐不支。双方一直对峙到二十四日晨三时，国民黨军队弹尽授绝，无力持久。不得已而向扎贲诺尔方向猛烈进攻，试问突破苏军包围。绕道达贲湖退守，以待援军。但最厅不得突围，被苏军迎头堵击，将国民黨军队中央突破而左右均遭苏军攻击，无可奈何只得退回满站，随后苏军炮火猛烈轰击市区。当时．市区秩序大乱，一些无业流氓乘机枪掠民财、—些商店、房屋均被炸毁、焚烧。此时，国民黨军队仍拟扼守四门，进行背城一战。后经当时满站政、警、绅、商各界在一起协商；认为情况十分危迫，国民黨军队已弹药尽绝，而援军又一时不能开到。苏军则越攻越猛，越逼越紧。如果再少许延长时间，势将要牺牲众多生命。另一方面考虑当时侨居满市的日本人比较多，其生命财产：又没法保护。根据这种情况，于是便一面请求国民黨驻军梁忠甲族长考虑满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方面又推举胪膑县长齐肇豫赴满站东巴里木地方，当时市政公所翻释股长赵永禄赴八十六号小站．在苏军炮火猛攻之下，分别与苏军司令官交涉停战。当时，苏军总指挥沃斯特洛索斯基要求解除国民黨军队全部武装。

　　同时，国民黨军队要求苏军进入市区要严守纪律，并对解除武装的官兵保全生命，并要求优待。苏军全部答应了条件。不久即停战，这样国民黨军队战斗三天无效，苏军进入市区。

　　国民黨军队被解除武浆，全旅被俘官兵约七千余人，轻伤六百余人。梁忠甲旅长，李、张两参谋长及各团长均于二十四日送往苏联境内：魏副旅长阵忘，其余官兵伤亡两千余人。苏军进入满洲里是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十点，随即设立了总司令部和卫戍司令部，在满洲里车站设立了政治探访局，局长为戈彼乌成员。苏军首先给予工人、农民面粉和钱币以便生活。然后将战时民间被抢物资收集到一起，张贴布告，让失主前来认领，并在发放物品时拍摄了照片作为宣传材料。

　　苏军设立的政治探访局专门搜查流窜到满洲里的白黨和反对苏联政府的人。当时满洲里俄侨尼基金中学校长戈拉肖夫，房产业主会长果洛阔夫、教堂神甫伊兹沃里斯等二百五十多人以及扎贲诺尔矿华俄职工约二百人均被逮捕，先后押解苏境。同时在各机关职员中进行搜查，逮捕了警察署长和官兵九十多人，以及路警、巡警等五十多人也被逮捕押解苏联。

　　市区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秩序管理，颁布了军事管制条例，街上行人只能通行到夜晚十点。

　　苏军占领后几天，一些商店开始营业，苏联的卢布和中國的银圆同时使用。教堂也开始礼拜，个别学校复课，还开放了几个电影院，专门放映一些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电影。

　　至此，东北军一线全面崩溃。

　　１１月２３日苏机１２架轰炸海拉尔。呼伦公安局等自海拉尔向博克图站撤退。２４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苏方资料与此相近：

　　“１１月１７日清晨苏联太平洋第１师和骑兵獨立第９旅的部队向离边境４０公里远的密山开进。骑兵旅在航空兵支援下消灭了不少中國部队，于傍晚时分抵达了密山敌军的后方。及时赶到的步兵击溃了奉天骑兵第一师和白卫军的几个团。敌人的损失光被击毙的就近１５００人。

　　苏军占领了敌人的司令部，缴获了７面团旗和大量的武器。

　　在后贝加尔地区，中國部队的兵力将近１６０００人。可我军只有７６３２名战士。布柳赫尔决定对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１１月１７日凌晨３时库班骑兵第５旅从阿巴盖图伊镇出发，步兵３５师尾随其后，越过河的冰面，沿额尔古纳河东岸向扎贲诺尔集群后方挺进。中午在该城以东１０- １２公里处切断铁路，从后方进攻扎贲诺尔。切断敌人从满洲里的退路。中國部队的一个营为了避免被包围，向骑兵旅侧翼发起突击。红色骑兵以勇猛的冲锋把敌人打的溃不成军。第二天骑兵在步兵第８团的支援下再次进攻扎贲诺尔。争夺扎贲诺尔的战斗持续了两昼夜。敌人虽然完全被包围，而且他们的技术又不如我们，但是还是进行了前所未见的抵抗。他们把工事修的非常坚固，以至野战炮兵和榴弹炮兵都未能炸毁战壕和掩蔽部的盖板。经过两昼夜战斗１８日苏联军队终于打跨了敌人的顽抗，冲进占领了该市。

　　与此同时我军其他部队包围了满洲里的中國部队。向他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敌人决心防守，步兵第１旅、骑兵第３旅和一个炮兵营从嵯岗至扎贲诺尔方向增援。布柳赫尔命令立即发起总攻。１１月２０日清晨起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拼命企图突围。他们企图在布里亚特蒙古族骑兵营的阵地上突破。汗讲诺夫从塔昌卡（一种苏式马车，苏军常常在上面架设重机枪做为机动火力）上向进攻的中國士兵散兵线扫射。这只是敌人的诱惑性突击，敌人的主力企图向南突围。后贝加尔集群的所有炮兵和装甲列车都参加了作战，航空兵不断从空中不断从空中进行轰炸。由于伤亡惨重，中國部队只好缩回城里，接着也就投降了。只有少数残敌逃进小山深处。

　　敌人第１５、１７旅被彻底击败。战斗结果：俘虏８０００多人，打伤近１０００人。俘虏中包括西北战线长官（西路护路军司令）梁忠甲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以及近２５０名军官。敌人被击毙１５００人。我们缴获了敌人所有的火炮、两列装甲列车和大批物资、武器和装备。

　　我军希望不再继续流血战斗，号召敌军步兵第１旅和骑兵第３旅的官兵放下武器投降。

　　然而这项和平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苏联军队被迫继续进攻。于１１月２３日占领嵯岗车站。

　　四天以后占领了海拉尔城。“

　　根据苏方资料，在这次战斗，苏军死亡１４３人，失踪４人，受伤６６５人。而崔可夫在回忆录认为苏军俘虏了张学良，实际张学良在中东路之役中一直呆在沈阳，崔可夫将梁忠甲当作张学良。

　　中东路事件的解决

　　２５日黑河市政筹备处令佛山县停止办公，办理迁移事宜。１２月９日，该县商民迁至乌云。１１月２６日黑龙江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决定，从本日起在齐齐哈尔宣布戒严，并委任窦联芳为临时戒严司令，所有驻省军警均归该司令指挥。

　　由于战事不利，但加上得到南满铁路方面日军有异动情况，反对与苏作战的张作相力劝张学良和平解决，经过谈判，１２月３日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停战议定书》（又称“双城子会议纪要”）。规定东北当局将中东铁路理事长吕荣寰撤职，由苏方推荐中东铁路局正、副新局长；双方重申遵守中俄、奉俄两协定。５日，蔡回沈阳报告。６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承认《停战议定书》，并派蔡为正式会议代表。５日吕荣寰辞去中东铁路督办职务。１１日，郭福绵代理中东铁路公司督办。

　　１１月１６日蔡运升与苏方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开始举行中苏预备会议。２２日，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在伯力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

　　苏方推荐鲁德义、简尼索夫为中东铁路正、副局长。

　　伯力协定实际恢复了中东铁路的原状，但对于此时已不能再败的东北军来说，总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中，不过此伯力协定一经发布，即被认为丧权辱国，大受攻击，蔡运升更因此去职。南京政府后改派莫德惠与苏联交涉，苏方要求莫去苏之前，将引起中东路事变的祸首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去职，在张作相的相劝之下，张学良将张国忱免职。

　　至月底，东线、西线交战的中、苏军队开始撤退；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恢复；在哈尔滨松北收容所被拘禁的１４００余名苏方人员被释放；东省铁路新组成的理事会通过《伯力协定》中关于东省铁路的３个条件，即：（１）中东铁路为中苏两国之企业，本诸１９２４年协议经营之；（２）恢复该协议缔结时之原状；（３）审查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后发布的关于铁路之命令，标志着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

　　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１日苏联新任中东路正、副局长到哈尔滨就任，恢复机务、车务、电务、会计等处苏方处长及苏联工作人员职务。前中方副局长郭宗熙复职，代理正局长范其光仍任理事。４日中东铁路局命令，在中东路辞职的铁路员工一律复职。６日，苏方局长令总会计处补发去年７月１０日以后去职的苏联职工薪金。１１日，下令裁撤去年７月１０日以后录用的中國职工２８０余人。８日哈尔滨—满洲里恢复通车，１３日中东路由满洲里至海参崴间恢复通车，中东铁路实际恢复了中东路事件的状况。

　　１月１０日被苏军俘虏的东北边防军第十五旅旅长梁忠甲及所部官员自伯力回国，抵达满洲里。１７日调回黑龙江省城整补。３月４日梁旅再次调驻满洲里，不过３月８日梁忠甲即病故，续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东北陆军第十五旅旅长兼任护路军哈满司令即是日后义勇军的名将苏炳文。

　　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中东铁路的结局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苏联同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买卖中东路的协定，获日币１４０００万元，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根据雅尔塔协定，国民黨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四项协定，其中《中苏关于中國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线合并成中國长春铁路，由两面三刀国共同经营以３０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國，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國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政府将中东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者:明辉

　　美国众议院刚通过了军费开支计划，比上一年又增加了４０亿美圆军费，其中对导弹防御系统拨款八十多亿美圆。前一段日子，有报道说胡錦濤總書記在一次学习会上提到中國军事要“跨越式发展”。这真是中國太迫切需要的了。但众所周知任何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有许多项目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太缺少经验，而又与基础工业水平和科技实力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就算加大了投入也不一定能立竿见影。可能原定计划不得不被迫拖后。并且不知道胡總書記下了多大决心，也不知道下面会花多少力气去执行。中國再也经不起缓慢发展十年了。日本军事实力和欲望在近几年迅速膨胀，印度军事发展的决心也让人惊叹，还有更危险的是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找不到对手，随时有可能拿中國开刀，主要的导火索是美国对亚洲地区事务的霸权干涉。中國为什么会如此被动地四面楚歌？就是因为以前中國领导层太一相情愿的想要和平稳定的环境，以至于在战略发展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

　　军事发展的三要素。一是人才，即掌握军事技术的人才。二是资金，即军事生产和武器研发的资金。三是时间，即军事力量形成的时间性，也就是需多长时间才能形成多大的军事力量，是否满足同期军事需求，这取决于同期科技水平，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决策。

　　影响军事决策的一个重要点—军事实力的评估。包括对自己军事力量的评估和对潜在对手及周边环境的评估。只有作出准确的评估才能对自己的军事发展作出准确的决定。使自己的军事发展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满足战略目的的实现。评估方法当然应该是以科学、客观和许多已知事实为基础。

　　下面是对中國现阶段军事实力的个人评估，因只是业余爱好，因此一定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欢迎知道更多的朋友能帮我指正。

　　一，比较评估

　　中國现阶段军事实力与日本相当。为何说与日本相当？因为日本与中國各有长处，实在是很难十分确切的比出来。在核能力方面，日本虽有技术和物资储备，但尚未形成战斗力。在导弹方面仍是不及中國已部署的多。但技术应是日本领先一些。主要在信息技术、光学技术和生物技术方面。在常规武器方面，日本均优于中國。其生产能力也大于中國。主要是日本良好的工业基础及经济实力。假设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小规模局部战争的话，中國会吃败仗。假设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的话，不能确保中國不会使用核武器，后果很难预料。另外，人为因素也很多，主要表现为，中國高层内部有一些人有可能被日本收买，日本人对中國人的文化和弱点研究得很深，并在不断地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腐蚀中國的高层领导，麻痹中华民众对它的警惕性。日本民族的团结性是中华民族很难比的。难道中华民族一定要到非常时期出一个杰出的领导核心才能把民族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吗？如果给日本大规模军事化发展两年的话，日本的军事实力就会大大超过中國，特别是日本也拥有核武器后，就可以迫使中國不得不与其进行高科技的常规战争。使中國毫无优势可言。实际上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话，其他国家也会卷入。

　　台湾实际上是不能和中國大陆比的，因为台湾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台湾面积小，离大陆近，没有战略回旋的余地，只用几千枚常规导弹就可以把台湾打得瘫痪，很难有翻身的能力。因为台湾目前还没有拦截大批导弹的能力。至于美国就不比了，相差确实很远。

　　二，实物评估

　　１，在信息技术方面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产品，因此中國的能力可想而知。

　　２，中國没有巡洋舰和航母，因此还是停留在黄水海军的状态，仍是防御型战斗能力，也使战略潜艇远海生存能力大为下降，不能有效相互配合。

　　３，中國没有大型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民航飞机型号。因此中國没有大规模空中投送能力。

　　４，中國没有核动力战略核潜艇。因此中國在冷核动力技术和噪声消除技术方面还很落后，使得核打击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５，中國没有空中预警机。因此空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很难与协调能力和反应能力均非常好的空中力量抗衡。只能以牺牲部分外围领空，借用地面指挥能力的方法加以弥补，而这必将大大受到限制，同时也将地面置于战斗状态。

　　下面是实现军事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制度问题，急需以法律的形式来完善黨、政、军的各项制度。使得用人机制完善，并以法律确保资金来源、资金流向和资金利用效率，以法律人，防止腐败思想和作风更大的侵蚀军队，降低军队和人民的战斗力，重塑黨的形象和凝聚力。

　　第二，建立国际人才信息库，培养高级人才，聘用国内外人才，以各种可能的形式购买技术。购买的技术必须是关键而且必需的，并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也是一般短期内靠自己无法掌握的技术。

　　第三，资金来源除直接拨款外也应多方筹集。一个良好的整个经济环境是很重要的。严厉打击腐败，防止资金外流，对外流资金的追讨要本着对子孙、对民族负责的态度，以法律的形式，长期有效地确定下来。让投机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外汇储备也不能象赌博一样只压某一国的国家债券，这是非常危险的。确保资金的来源对军事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重新组建、扩大科研设计机构，对重要技术进行攻关。如信息处理核心技术等。使重要系统内不含外来制约因素和潜伏可能危机。对一些重点工业单位进行基础设备和工艺升级，使之能够生产出更高精度和更优品质的器件。

　　第五，构建全新情报系统。包括统一指挥系统，通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

　　第六，加速战略力量构建。一旦拥有可以有效地毁灭性打击整个超级大国的力量，那么至少又可以为我们嬴得五十年的和平发展机会。还可以迫使美国放弃对台湾问题的武力干涉。因此先进战略核潜艇的质和量是非常的关键。远洋作战能力的壮大与战略核潜艇相互配合更能使核威慑力量发挥到最好状态。因为核潜艇是战略值班部队中最为隐蔽的力量。中國至少需要两支强大的远洋舰队，其中一支必须有一艘四万吨以上的中型航母。

　　第七，加速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提高战斗机的质量和生产能力。包括发展大型民航机项目，提高空中投送能力。不要把巨额定单扔给别人，特别是潜在的敌人，让其提高对付自己的能力，这种行为与自杀没什么两样。要在技术上挫败某些国家建立绝对安全优势的图谋。比如研制极超音速远程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

　　第八，加速进入太空的计划，并将进入太空的技术更多的推广应用。对将来可能进行的星际大战提前作出应对策略。

　　好了就到这里吧！

　　想问一句，脱衣舞娘都佩有“依天剑”了，还想穿“软猬甲”。中國，你还不想打把锋利的匕首防防身吗？难道非要我们年轻的儿女将鲜血洒上“文明人”的皮鞋去做“恐怖分子”吗？

　　相信我写的不会全是纸上谈兵。如有认同或转贴不胜感激。

　　２００３年７月

　　作者:孔见

　　如果台湾的摩西们为了带领子民们急冲冲地走出“埃及”，必然会为此爆发台海战争。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斯维兹明确地指出：给予一定的条件，一个不计较代价的铁血统帅比一个缩手缩脚的统帅更容易取得胜利。他指出，战争的目标是为了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为了让敌人屈服于自己而达到政治目的。

　　如果台湾当局没有美国的支持，它不具备任何与大陆叫板的实力和能力，未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台海战役存在的环境，即使台湾贸然不知地挑战大陆，大陆也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让台湾束手。如果未来的台海战争因为大陆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到同时对付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力量，因而暂时达不到战争的直接目标，千万不要误以为大陆就不打了。道理很简单，因为大陆很清楚，以台湾过去的所做所为，台湾根本不会因为大陆的一团和气而感谢大陆，反而，它会认为大陆可欺而更加变本加厉不将大陆放在眼里。在过去的５０多年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敛，往往使得她的敌手误以为软弱可欺，过去美国如此，印度如此，连越南都如此。战争让这些敌手认识到了中國的不屈不饶的毅力和精神，并愿意坦然而又坚决地面对那些躲不过的灾难，但内敛的代价也同样不可忽略，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中國是否有必要修正这种儒家式的内敛，让她的敌手再认真地对待她说的每一句话呢？

　　如果大陆的实力确实还不够强大，那只好退一步了，用过去２０００年中用过的老办法对台湾进行报复。中國毫无必要吞下苦果来充肚量，而对台湾实行如“以德报怨”之类的政策，反而应该乘机削弱它的各种实力，直到它难以承受为止。比如，时不时以导弹吓跑台湾的投资者，让台湾的资金流出台湾，让台湾的生活倒退２０－３０年，让台湾人引以为傲的生活水平彻底消失，而与大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开始游戏。当然这种做法不见得就一定有效，但绝对比不做要好。这种做法大陆也会痛，但台湾更痛。对台湾而言因其地方小，其痛犹如针刺，对大陆而言因地方大分摊开去，其痛犹如指压。如果有人认为这会造成台湾人对大陆的仇恨和隔离，那请他先问自己一句前因后果的话：台湾的獨立缘何而起呢？

　　因统独问题而引起的台海战争中，空战和海战不但先行展开，而且举足轻重。本文要讨论的，就是有关制空权和制海权的问题。但愿这种讨论永远只限于纸上谈兵。

　　１).制空权和制海权理论

　　在未来可能的台海战争中，对台湾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制空权和制海权，尤其以制空权为重。而对大陆而言，则是制空权、制海权和制陆权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也还是制空权。制陆权的关键是登陆战，本文不涉及登陆战的讨论。

　　美国的军事力量至今已经称霸世界３/ ４世纪之多，但令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却只出过一位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军事理论家，那就是制海权的主要创立者之一马汉将军，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１００多年前在美国强大前发生的事。马汉强调海权对一个国家权力和政策所扮演的角色，他强调的中心论点是，集中海军军力消灭敌人的舰队，并通过海军采取必要的各种进攻行动。如果将他的观点对比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军事行动，我们会在美军的军事行动中看到这位军事理论家的缩影。

　　尽管一流的美国军事理论家不多，但以美国的强大工业基础为靠山，这并不妨碍美国什么，其实在美国海军出尽风头前，英国已有３００多年的海上霸权风光，持马汉这样观点的人不少，但都不如马汉得到的捧场多。大概马汉的出名多少沾了些美国强权的光。

　　制空权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之一是意大利的军事家杜黑特，他在２０世纪上旬指出空中优势的重要性，认为夺得制空权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这种制空理论在二战中得到检验，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战争中也得到证实。在９０年代后的高科技战争中，更让拥有这种制空能力的国家视战争如游戏而草菅人命。

　　相对于制海权，一般人都知道制空权显得更为重要。在当今的全面战争中，只有在有了制空权后，制海权才有可能实现并将制海权的范围向敌人的方向推进，有了制海权又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了制空权的范围。美国的航母舰队大致就是以这种方式，交互推进它的强权军事到世界各地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太空的彻底军事化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在未来可能的台海战争中，中國倒不用如美国般将制空和制海的范围推得这么广，只要在台湾岛周围５００公里左右大概就可以了（当然能远些更好），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國的能力和对台作战要求大致是如此。对台海战役而言，大家都知道：制空第一，制海第二，登陆战第三。对大陆而言，要成功收回台湾，三者都要兼顾。对台湾而言，制空权丢了，大概什么都会失去。

　　２).战争的主导权

　　导致战争的主导权握在台湾当局手里，但发动战争的主导权却握在大陆政府的手里。虽然海峡两岸的人民都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但目的地的南辕北辙却极有可能让骨肉相残。对可能的战争，陳水扁先生当然有权利说“决战境外”之类的话，但事实上却毫无可能。台湾当局最拿手的是向他们自己的老弱妇孺抱怨“大陆打压我们”之类的话，全然没有一点做大丈夫的骨气和气概，就此以事论事，全世界各地区做领导人的绝无仅有。但如果有一天，老陈和其它摩西伙计们不再说这种阴阳怪气的话了，而开始务实了，笔者可能就要开始相信“决战境外”的话了。

　　台湾的政客和百姓都知道“急独”立刻会爆发战争，因此“渐进式台獨”已成为希望台湾獨立人士的共识。笔者虽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台獨，但如果以理性和从两岸人民的福址的角度看问题，“渐进式台獨”要比“急独”好。即使以我们常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看问题，也还是“渐进式台獨”较温和一些。笔者相信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是脆弱的和平也比漂亮的战争要好。

　　但问题是，这种“渐进式台獨”的存在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双方的力量平衡。会不会在哪一天，导致它现今的存在环境条件不复存在。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２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在２０多年后，当台湾在经济上、军事上与大陆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大陆的GDP 超过台湾１３倍以上时，台湾与大陆的对比有如菲律宾与大陆的对比。大陆在那时必然会有所动作，要么让台湾不情愿地走上谈判桌实现一国二制，要么彻底以武力实现一国一制。

　　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有关。即，台獨人物如李登辉之流，如果确实看出并且开始相信大陆２０多年后的经济潜力，那么他就不甘座以待毙，并会在一定的时机里跳出来。比如他曾说的２００８年大陆举行的奥运会之时，即是台湾獨立之年一类的话。大部分的分析家们认为李登辉老了糊涂了，并误以为他真的判断大陆若举行奥运会就不会动武的想法。但笔者完全不这么看，笔者认为李登辉非常清楚台湾獨立，大陆就动武的底线。但因为要说服台湾人跟他一起冒险实属不易，因此他要乘这个大陆办奥运的机会，让台湾人民产生幻觉而说服台湾人民：“大陆不会动武”。李登辉希望台湾人到时候跟他一起走出“埃及”，借此他也想让大陆早动手而打乱大陆对台湾的战略部署。到时８５岁的老李也活够了，除了只想做“台湾之父”名留史册外，什么都不在乎了，但台湾人民却苦了。笔者希望大陆政府、台湾当局和两岸人民都要对李登辉的话认真对待，有清醒的认识，他老了，但一点都不糊涂，而台湾人民有时却糊涂得够可以。

　　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仅几年前，李登辉还说：统一的事可以说，但不可以做。獨立的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是他忘了，还是他开始着急了？

　　最理想的当然是第一种情况中的谈判解决问题，这世界上没有国家比中國大陆更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了。就统一而言，其实笔者相信大陆要的不过是名义上的国家统一。但如果连名义上的国家统一都做不到，而台湾反而变本加厉地耍花招要獨立，那实际上台湾和大陆双方都挺而走险的机会就会大幅度提高，最后必然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大陆赢了，台湾以一国一制的方式回归。大陆输了（即暂时登不上台湾岛），台湾就付出重大代价暂时“獨立”了。请注意，笔者所说的“獨立”可能性仅是暂时的“獨立”。台湾因这种“獨立”而出现的战争只是问题的开始，远非问题的结束。其结果，不管獨立最终成功与否，台湾必然先行玉石俱焚。

　　如果发生了上面的两种情况而出现的战争，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成为战争前期的一种必然战斗方式。这种空海战斗的长短，直接影响到美军是否直接军事介入。

　　３).防止和阻止美军的直接军事介入

　　美军的军事介入有几种方式，以逐步升级的方式介入是：１).大量最先进武器支援；２).空军“志愿兵”参战；３).海军“志愿兵”参战；４).海空军“志愿兵”协同作战；５).海空军“志愿兵”袭击大陆的沿海军事基地和渡海基地；６).海空军“志愿兵”袭击大陆的内陆和后方军事基地；７).海空军“志愿兵”袭击大陆的行政宣传中心和工业基地；８).海军陆战队“志愿兵”登陆台湾；９).海军陆战队“志愿兵”登陆大陆的局部沿海岛屿（如海南岛）；１０).与中國全面开战。在这１０种情况中，第一种是毋容置疑的，最后２种的可能性极小。其它的７种情况可根据牵制大陆的对台作战的进展而发挥，直到大陆精疲力尽为止。

　　笔者认为美国并不想彻底搞垮中國，因为彻底搞垮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彻底搞垮中國等于帮了野心勃勃印度和俄国的大忙，于美国的地缘政治极为不利，也会让美国５００强公司的大部分失去挣中國钱的机会。适当地让中國经济和军事各倒退２０年，却能一来比较好地保护美国在中國的各种商业利益，二来有利于平衡中亚、南亚、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力量，以继续让美国在这个地区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以上列的１０点可能即是为了达到美国的这种目的，而中國要防止的正是美国的这种阴谋得以实现。美国在实施以上手段时，也可以根据中國或自己力量的损耗而调整或退出台海，然后继续与中國交往和做“朋友”，大陆当然对美国这个朋友伸出的“友好”之手不好拒绝。只要打了仗，大陆却不能登陆台湾，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若仗开打了，台湾必然宣布獨立，要是大陆在台湾没有军事存在，台湾即使退回一步达成的任何协议，也都只能是大陆聊以自慰的一纸空文。而在此情况下的台湾的混乱局面，将继续不断长期地牵制着大陆的国力和军力。笔者实在不希望看到到时美国达到这种目的了，特别在此提醒，因为可以预见，很可能到时发生了这种情况，大陆人民还在弹冠相庆以为自己胜利了。

　　一但美国介入（以上所列情况２－８），大陆不愿也无法与美国全面宣战，因为那只能让大陆雪上加霜。而美国介入的力度完全按美国的利益考虑，发生这种情况后，大陆届时只能跟着美国出牌。

　　为防止美军介入这种情况发生，大陆只有一个办法，速战速决。“速战速决”这４个字每位一流的军事家都至少要重复提醒一次，连高中生也都会背，政治家更是清楚不过。但用得好的，却少而又少。如果大陆能在１天之内破坏或残废台湾６０％的空军飞机和海军舰艇，并在第２天开始了在台湾岛的登陆战，笔者不主张用战术核武器，否则必须用。中子弹一类的战术核武器其实染不大，导致人员的伤亡不见得比美国的常规武器大。如果这不能说服读者，那就让笔者从美国的角度帮美国总统考虑：美国的介入需要借口，这种借口可以是台湾与大陆海空大战１周不见胜负，美国的媒体这期间要做法官了，媒体做了法官，国会也会争着要做法官，政府想不帮台湾打局部空战都难。但如果大陆用了战术核武，却在３－４天内控制了大部分台湾的重要军事和政治要地，美国总统心里说不定还庆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装模作样地派航母到台海外１０００公里的地方以静观动，以静观动了几天等台湾的硝烟消失，事情就完了，美国人要骂让他骂，美国人要经济制裁就让他制裁消消气，反正中國的目的达到了。要知道，美国总统也是人不喜欢多事啊，误了在办公室后面玩雪笳烟的事他会更生气，喜欢多事的是自命不凡的西方媒体和其他座着说话不腰疼的政客。

　　如果大陆首先对台湾使用战术核武器，但同时保证不对它国首先使用（台湾不是国，逻辑上不适合大陆的承诺）。美国虽然可以、但不太可能对中國首先使用战术核武。笔者的逻辑推测是，中國对美国航母的攻击手段不够多，但如果美国先对中國使用了战术核武，那可就为中國攻击航母指引方向了。因为这样，中國就可以对美国的航母舰队同样实行战术核武（小当量核武）攻击，而让美国不但在台海的周围的美国航母舰队到海底漫游，甚至让其它美军基地的航母也有可能作陪进入海底。失去了多艘航母，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就会彻底动摇，这正是欧盟和俄国喜欢的结果。

　　如果美国是理智的而又精打细算的商人（就过去和现在而言，它的确是），美国是不太愿意为了一个小小的台湾，冒这个风险而开这个大玩笑的。从过去５０年的美国历史数据分析，和任何国家一样，它也有过失败的例子，但美国以商人的精明思维计算政治和军事得失这点，笔者对其特别赞赏有加。以此而言，在越往后的将来，如果当大陆的筹码越来越多，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时，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你认为它是更愿意与大公司做生意呢，还是更愿意与小公司做生意？希望台湾的朋友们要认清现实的无情。

　　因此笔者认为战术核武不但能加快攻占台湾，而且能够对美国造成震撼性的压力而小心弈弈，这样有可能让美军失去有利的机会（美国总统不一定不喜欢失去这种机会），而无法过多地卷入台湾。退一步讲，即使卷入了，如果它的理智不出问题，中美局部对战中，中美也不会用核武。

　　如果不用战术核武能保证在短期内攻占台湾，笔者绝不赞成用。当然用了核武器也不一定能保证台湾岛就一定会到手。如果用了所有的武器包括战术核武，台海战役却还是败了，大概只能认命。但如果不用战术核武，台海战役却败了，读者能否想象大陆中有谁会成为英雄？谁又会成为宋襄公？谁又会赞扬大陆领导人的仁义？

　　在这个胜者王候败者寇的世界，如果大陆败了，当然不会有什么英雄，现代的宋襄公的“仁义”倒是有可能流传百世而让后世的中國人尽折腰。即使有学者和西方领袖假惺惺地赞扬你败得光明磊落，那不过是如同赞扬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样，作为中國人，你会有心情领略这种赞美吗？

　　就算是从爱护自己的子弟兵角度考虑，是让敌人多些孤儿寡母，还是让自己的子弟兵家属背这种包袱，不也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４).夺取制空权

　　与大陆空军相比，２０年后当然台湾空军只能居于下风。就目前而言，如果是以角斗的方式在台海上空展开，或许大陆台湾可以不分高下。但问题是台湾在政治上先出牌冒犯了大陆后，就不可能在军事上再有机会先出牌了，否则这么惹事的主，恐怕连美国都要彻底扔下台湾不管了。

　　如果大陆认为台海战争无可避免，大陆绝对会以果断行动绝台獨梦。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是不愿打仗的，但大陆人民如果了解并认定这场战争是台獨挑起的，领导人完全没什么好担心的，诚如名帅左宗堂所言：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如果读者不信，看看１９４９年后解放軍进行的反击战，从援朝、援越、中印、中苏、中越的几仗，哪一仗中國知道躲不过而想硬要去躲的，有哪一仗中國是无备而战的，又有哪一仗中國打得犹豫过。

　　为了防止大陆突袭，台空军已将大部分飞机存放在台湾的大山中，出名的有佳山基地和志航基地２处，犹以在２０年前就开始修建的佳山基地最著名，佳山基地建在台湾海拔３８００米的山脉中。台湾基本上可以将它所有的４００－５００架的战斗机，全放在可以抵抗高暴炸弹的这些个山洞基地里。而飞机可以在许多处出口，经洞内挂弹、加油后，并经洞内的跑道加速滑行出洞后，可以很快升空作战。它的洞口不少是朝东的。

　　佳山基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修建，９０年代中期建成。在当年大陆缺乏大型作战水面舰艇和导弹潜艇的９０年代前期以前，或许这种设计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但到了精确导弹的年代，和到处都可以发射导弹的各种大陆海军舰艇面前，这样的军事防御体系实在是太呆板和太过时了。

　　虽然出口是保密的，但在间谍卫星满天飞、和两岸交往（包括间谍）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要将洞口位置保密是不可能的。虽然山洞可以抗高暴炸弹，但没有人说导弹不可以从台湾岛的东部海面或海下射进这些洞口，导弹可以轻易打下移动的飞机，打比飞机目标更大却不动的目标还会困难吗？就是再厚的铁板也可以让导弹打出洞来。如果洞口被炸，或洞口处跑道被毁（飞机不能直接从洞口起飞），洞里的飞机就有可能在未来加入解放軍空军的行列了。

　　台湾一共有３６个飞机场，其中有２６个机场的跑道超过１６００米，理论上可以用作战飞机的起飞，但真正在实际上可以用作F １６等战机起降的大概最多只有一半。战时跑道通常是对手要破坏的设施。一颗５００公斤M 族导弹弹头可以炸出１０米深２０米宽的大坑，只要２０００米的跑道上在中间炸出一个炕就可以将这个机场废了。当然M 族导弹可以携带威力更大的多弹头，而８倍于单弹头的M 族导弹。如果再加以改进专门对付机场跑道，在距离地面５０- １００米的地方爆炸（因为现代战机对路面要求极高。不知中國有没有这种炸弹？以笔者外行的眼光，技术上应该不难，只要用感应器在空中引爆就行了），效果更好。破坏一个机场的跑道大概１０颗左右M 族导弹足够，破坏所有的台湾军用机场也就是共需２００颗左右这样的导弹。为了破坏台湾机场夺取制空就要用掉现有M族短程导弹的一半库存左右，看来导弹还是有点不够多。

　　当然如果导弹不够，用战术核弹也可以。如果有人认为对自己的同胞用了核武器，会伤感情而仇恨，那请容许笔者用美国林肯总统的南北战争为例说明战争的残酷性。在１４０年前，美国已经是民主社会，这也反证了有些人的无知说法，认为大陆有民选政府了就不会再打台湾的无稽之谈。当时，战斗完全是以最简单的步枪为作战工具，连手榴弹都没有，但５０万伤亡的代价取得美国统一后，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同文同种人民还是仇视了近５０年才逐渐忘记；而美国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才几年，日本对美国却已伏贴得不行。这与是否用核武无关，因为战争本来就是人类最残酷的事，既然打了，取胜就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机场的跑道破坏了，飞机也差不多废了，即使上了天，要落地也难，就算着陆了有勇气飞第二次的恐怕在台湾空军中也是绝无仅有。如果破坏跑道能够阻止１/ ２或３/ ４的飞机升空，大陆的制空权也就等于拿到了。有了制空权，大陆的老旧飞机也有机会去台湾的上空露露面，或者充充数。

　　５).夺取制海权

　　与大陆海军相比，２０年后当然台湾海军也只能居于下风。就目前而言，如果是以角斗的方式在台海水面展开，或许大陆台湾从实力上也可以不分上下。但不幸的事，台湾在政治上干了坏事理亏，只能忍着点了。

　　大陆如对台主动攻击，夺取制海与制空必然同时发生。因为大陆是军事上首先发难，在大陆潜伏潜艇的攻击下，不少台湾海军的大型军舰必然中弹沉没。在失去若干有实力的军舰后，大陆的后继水面军舰就可以封锁台海军的港口。如果在大陆导弹袭击下，台湾的飞机起飞不了太多，那台海军的水面舰艇就成了大陆空军的靶子了。

　　当然取得制海权的关键还是制空权。有了制空权，在第一波打击了台海军后，台海军必然溃败。

　　但如果制空权不能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打击后取得，情况会非常复杂。这复杂性主要来之于美国海空军。美军一但开始它们在以上所列的逐步升级的１０种军事行动，大陆就只有跟着出牌了，更不用说有精力渡海作战了。

　　大概大陆有些文章所说的打、封、登就是这个意思，以稳为主，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大陆的海空军处于世界一流，当然可以如美、英的打法一样，否则，还是少摹仿他们这种骑士风格的打法好。因为笔者以为这样做会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给了美军充分的准备和警惕的机会，于大陆无益。

　　当然战争的目标是赢，打得好看与潇洒与否毫不重要。如此说来，如果台湾一但獨立，大陆可以立刻发２００枚导弹过去，然后再和颜悦色地要求台湾当局重开谈判。不行，再发导弹，然后再和颜悦色，如此等等。这也是几乎所有西方著名军事家们的老生常谈：打垮敌人的抵抗意志，让敌人的人民给政府增加和谈的压力。几次下来，台湾得化上２０- ３０年的时间恢复基地和工业，人均收入也开始比大陆好不了多少。况且在此期间，大陆可没保证说可以不进攻台湾，没保证不会与美国人搞桌底下的交易，台湾人民大概还没全忘美国人在７０年代对台湾的出卖吧？

　　不过，高科技的现代战争与往常战争不同之处是，导弹、飞机、军舰之类的玩艺工艺的要求很高，大陆只有可数的几家可以生产，而且周期长且产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