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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农民工”将危及社会

星期日, 12月 25th, 2005

  对待农民工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如果不能予以通盘解决,不仅会加剧各类社会矛盾,而且会扩大已经存在的社会裂痕。甚至祸及全社会的正常程序和经济发展。

  又到年终岁尾,国家有关部门又在三令五申绝不许拖欠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与此同时,许多城市治安管理部门也在增加警力,准备全力以赴应对犯罪多发期的到来。随着社区宣传栏警示居民谨防盗窃的提醒,一些城市居民甚至半开玩笑地互相叮嘱:注意锁好门窗,小心有乡下人到你家「採办年货」。至於说到交通运输部门,更是绷紧神经,准备迎接汹涌澎湃的返乡潮、探亲潮。

  在所有这些紧张应对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那就是所有的城里人必须时时要面对、却又每每加以轻视、小视甚至忽视的特殊群体──农民工。

  为城市化作重大贡献

  笔者认为,这种对待农民工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如果不能予以通盘解决,不仅会加剧各类社会矛盾,而且会扩大已经存在的社会裂痕。那么,它所伤害的就不仅是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甚至祸及全社会的正常程序和经济发展。

  所谓农民工,就是那些社会身份为农民,但所从事的职业为工人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在中國,这个游走与流动群体的数量与生存状况究竟怎样呢?据各个部门按不同口径的统计,农民进城打工者估计在9600万至1. 2亿人左右。他们的出现是中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是中國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结果。他们的双重身份从本质上说是中國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人格化体现。这1亿左右的农民汇聚的民工潮是对往日高度凝固化的城乡体制的自发性「反叛」,是对划地为牢的静态的农村生活方式的否定,是对美好生活渴求的核裂变式的释放。

  这1亿兄弟姐妹不分春夏秋冬不分天南地北终日在全国各大中小城镇打工谋生的同时,也为中國的经济发展为商业流通、为几十年GDP的快速增长铺就了坚实的阶梯。据统计,离开原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1亿多人口中,在城市二三产业打工的农民工就佔到了8000万之众!他们其实就是新时期的产业工人。如果以8504万原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做基数,那么,今天中國的产业工人人数就几乎翻了近一倍。原因?当然是不言自明!

  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國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就是这样一个极大地扩充了中國产业工人队伍的群体,目前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和被社会的认同度却极其令人堪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由於不是国家认定的标准市民,所以也就自然而然不能享有任何选举与被选举权。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使他们处在城市的隐形居民和二等公民的地位,不可能有效地得到社会救助与保护。

  其次是在劳动报酬上存在的不平等。劳动技能上的欠缺和多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农民工在与僱主打交道时经常处在不利地位,不但工资收入被人为地压低,而且还经常被非正常地拖欠。据建筑系统工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一些省市约有55% 的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工资曾被严重拖欠。

  第三是没有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无钱看病是农民工的普遍现象。而一般性的防病防疫措施也很难普惠到他们身上。

  第四是无法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其子女难以与其他城里孩子享受同等教育。无学可上与交不起学费是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两大顽症。

  第五是农民工从总体上说没有话语权。由於没有相应的可以代表他们自身利益的组织、缺少必要的法律援助加上多数媒体对其缺乏经常性的关怀,这一切都导致了舆论的不对称,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处於沉默失语状态。

  第六是农民工普遍缺少提高生产技能的机会。微薄的收入、工作的沉重加上职业的不稳定,使他们难以提升自身的职业水平,从而更加重了他们在各方面的弱势地位。

  第七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期间实际上不享有休息休假权。

  中國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城乡二元化社会所致,直接原因是产生於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户籍管理制度。早在1954年的《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但1958年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却在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同时,也使中國农民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就学就医、粮油供应、税费负担等各个方面与城镇居民有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和境遇。如果我们把这一制度的制定看作是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看作是如同「剪刀差」那样的中國农民付出的牺牲,那么我们就必须懂得,这样一种人为隔离的户籍制度在今天已经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了!

  人为隔离不合时宜

  事实上,农民工现象的长期存在对建设社會主義和諧社会有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不可想像,在中國始终存在着一支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不稳定、社会医保上无依靠的产业工人大军。我们也不可想像,在中國的劳动者階級中竟会除工人階級农民階級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个「农民工階級」。如果对此坐视,那么它既可以是建设与创造的力量,也可以是摧毁与破坏的力量。

  对这支8000- 10000万人组成的新生产力,谁敢於长期无视其力量与权利,谁就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國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统一以及相应权利的获得,在现阶段无关宏旨。其实,他们不懂得,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但社会和諧难以达到,就连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城市化也难以实现。

  身份认证必须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城市化水平为10. 6%.尽管此后的国家工业化在全力推进,但到1978年经过近30年,城市化水平却仅为17. 9%.而此时,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从29% 迅速上升到41. 3% ,即便是那些发展中國家也平均上升到30. 5%.改革开放以来,中國城市化速度有所提高,199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18. 9% ,2004年更达到了40%.然而,这个水平依然与10年前的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相差10个百分点。是什么影响了中國的城市化以至现代化的进程?农民工!

  中國农民工是在世纪之交中國发生历史性巨变的见证与代表。他们是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先锋和弄潮者,又是二元城乡体制和计划经济的遗腹子和受难者。他们在中國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让所有人受益,而他们所处的半公民化地位和不良处境又让一切有良知的人感到震撼。在中央政府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今天,在全社会把「三农」问题置於重中之重的今天,在构建和諧社会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在科学发展观正在成为我们一切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的今天,在动员一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保证中國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中國农民工的身份认证和完全的公民权利保证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

  不因沉默而沉默,如同不因爆发而爆发,这是治国者面对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应有心态。

  2005- 12- 1(香港大公报)

  作者:秦晓鹰

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诌议

星期一, 12月 12th, 2005

  针对农民工问题,现在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研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上述观点同出一辙,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允许农民工定居下来,将民工转为产业工人”,并享受城市居民待遇。这些观点仅仅对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享受城市设施、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是从某一点入手,去解决某一时间段、某一部分人享受的待遇问题。

  更为可笑的是第一种专家观点者说,“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把解决了农民工问题,就等同于解决了三农问题的以偏概全的研究误区,实际又是给决策者们提供了愚蠢的、劣伪的决策报告,到头来不仅解决不了社会的农民工问题,更无法谈论三农问题,带来后果是更为严重的社会综合问题的产生,这种希奇奇怪的劣等观点无非是“修修补补”,治标理念。

  再说国研中心研究报告报告称“中國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历时两年,对山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农民工流出地的40个村进行了调查,还对上海、浙江、广东等流入地的农民工进行了走访。认为,当前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根源在于,中國尚未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的调节机制和配套制度。应重新设定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的条件,对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就业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允许其定居,并在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配套改革。课题组说,新的城市规划不应囿于原有城镇户籍人口,应该有规划地逐步推进城市化,吸纳农民变为新市民,使他们逐步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这里一个中心观点就是“民工转为产业工人”。

  这些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观点治标不治本,似乎没有任何创意和新意。其观点忽略了一点就是,农民工本人是否愿意久居某个城市?本城市的居民是否又会长期居住在一个城市呢?农民工转为产业工人住房如何解决呢?有首歌唱名叫“我想有个家”。家是什么?实际最能体现家的概念的不是“子女教育、享受城市设施、社会保障”等,而是“住房”。

  据笔者所知,现在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大多数靠体力劳动为生,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农民工的衣着一般都极为简朴甚至粗陋。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他们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在建筑工地、餐饮业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餐桌上,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他们是农贸市场的低档菜蔬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解决就餐。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由于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由上可见,农民工进城为了是解决温饱问题和家庭生活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在城市里创业者、实现自我价值者的追求者,成为专家、企业家、艺术家等等。所以大多数农民工经济基础薄、起点很低、存蓄少,因此眼下在城里生活数十年的城市居民都在为住房问题发愁的情况下,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成为产业工人,解决住房问题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不现实的、仅仅是个美梦。

  再说“三农”问题。如果像那些专家所说的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以此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三农问题,看来我们的政府不也太无能了吗?让他们住下来、给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难吗?不难啊!可住下来果真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三农与解决农民工问题不是简单的推理判断,也不是简单的类比、等于关系。三农问题的产生是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如果说户口制度是造成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三农”问题则是社会众多因素导致的,这里包括城乡政策、政治地位、行业细分化后制造的各种限制、人为地对人的成分进行等级划分等等。城乡各种差别日日明显,矛盾也就日渐突出。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例如“盲流”就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各种媒体出现最多,侮辱最重的概念,甚至某些自己就是乡村走出来的语言学家,还在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853页上进行了更为严重的侮辱性解释,即,盲目地流入到某地,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就叫“盲流人员”。接下来的“打工籽”、“草灰”、“乡巴佬”,到后来又改为所谓的“外来务工者”、“农民工”等等,这种对农村人,人为的定性划分其等级性质,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行为。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譬如,在上海市规定用工单位招用外劳力,必须先公开招聘本市的劳动力,招聘不足,经有关部门批准备案方可招用外劳力。另外,上海对农民工具体限制的行业和工种为:金融与保险、各类管理业务员、调度员等共计20多个工种。在武汉,《武汉市使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将行业工种分为可使用、控制使用、禁止使用外来劳力三类进行管理。如武汉市规定,黨政机关的工勤人员不能用农民工,高精尖行业及管理人员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工种禁用农民工,商业、车工、钳工等行业工种要控制使用。另外,象深圳、北京等大中城市都有类似的限制规定。具体到企业层面,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他们不能享受相应的保障和福利;此外,“黑职介”,“黑学校”,“欠薪”等问题也像幽灵一样时时出现在农民工面前。

  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

  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说到底,笔者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再看三农问题。笔者认为,三农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地位和贫困问题,说到底就是社会意识、人为意识制造某些劣伪的简单策略而造成的决策失误。

  中國人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过去用计划经济限制人们创业,用户籍制度把农村人限制在农村,治国不用法规而用政策和文件,义务教育变成了产业化商业操作,九亿农村人基本没有医疗保障……这些决策的错位,让我们这个的聪明的民族的才智难以尽情发挥,决策失误成为看不清的无底洞。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

  我们深信,只要政策到位、决策对头,伟大的中國人就会成为“东方犹太人”,三农问题会从根本解决。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笔者曾经在5年前就多次撰文呼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实际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难事,关键要看决策理念的正确性与否,要看决策者的决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人为本,以民主法制观念制定政策,少听那些占有少数纸上谈兵者观点,多听被执行者农村人的心声和意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农村人的呼声,制定出来的政策才具广泛性、可行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笔者利用工作之便,十几年来在全国城乡调研采访,对三农问题有过深入的了解。总起来讲,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这实际就从根本摘除了农民头上的“农”字。关于户籍制度该不该改,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该不该变,农民该不该享受国民待遇等问题,这已经无需讨论的问题了。关键是如何改?何时改?分几步进行?户籍制度不改革,新农村建设必然是“镜中花,水中月”。取消户籍制度,生活依然会继续。户籍制度毕竟是城乡二元经济乃至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在户籍制度之下,还有一系列围绕户籍制度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土地等诸多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的改革都需要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加以配套,否则,会在现实的政策施行中遭遇制度瓶颈。

  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仅仅是第一步。迈出这一步,就走出了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的关键一步棋。我们应该相信,下了这一步棋,棋局有胜利也可能有失败;但如果不下这步棋,就必败无疑了。由此可见,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关键的第一步。

  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我国50年代初期建立的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分治。1957年12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城市“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入计划,增加人员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带有歧视的就业政策由此建立。这是为了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避免过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造成城市膨胀,工业化成本上升的问题。

  到了20世纪末,各地方政府在对待农民工的就业竞争时,对就业工种、专业、人数、使用期限作了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从而使歧视系统化、彻底化、公开化和制度化。针对歧视的不公正性,政府无疑应该是歧视行为的反对者。可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城市政府代表权力的制定,而且以法令确定下来的户籍制度保证了这种权力的强硬有力,从而使歧视得以延续。

  可现在条件变了,我国9亿农民,在最新的关于中國十大阶层的划分中,他们已经排到倒数几位了。在农村解决了户口制度,也就从根本摘掉了“农民”的帽子,变成了居民。“农民工”概念也自然消失了,农民工问题也就仅仅是个“易地工作”的问题了。

  此外,要加快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强迫各种社会管理制度与户口制度脱钩,将迫使在户口制度掩护下的这些制度直接在各自领域改革。减少集中式跨部门、跨地域的决策,让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分别进行改革,不仅阻力小、见效快,而且覆盖面广。

  种种社会现象已经表明那种局部划分、城乡有别,是制约和諧社会建立的枷锁。一个国家要昌盛,一个民族要腾飞,必须要进行资源整合、进行整体合理的系统的管理,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公平竞争、和諧生活。因此实现城乡一体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体系已经是当务之急,势在必行。

  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如果说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实施农业产业化仅仅是解决了让农村如何走向市场化的问题,让农村学会了如何经营的问题,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则是解决农村居民生产资料的根本问题。

  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让土地按人口实行合理地使用权再分配。把使用权作为永久性的个人生产资料,产权归国家,使用权给个人。分配后的农村居民可以自由转让、也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入股到农场,也可以进行使用权的交换,相当于土地使用权买卖。解决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就可以解决好农村居民的经营问题、自由流动问题、土地过于零碎问题、化零为整实行机械化操作问题、建立现代化的农场庄园问题、提高农业整体效益问题等等。

  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

  由此一来,城市人有可能自由选择进入乡村,例如去乡村定居,去乡村开发农业成为农场主或者农场工人;农村居住的人,也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在城市买房定居,在城市做工。这样不仅三农问题即可不复存在,而且城乡一体化也就变为现实,大同社会、和諧社会也自然就不再是理想。所有的中國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享受共同的阳光雨露,自由平等、和諧相处、公平竞争,一个以人为本,美丽的大同世界、和諧社会的理想就会成为现实。

  作者系北京市总工会《工会博览》杂志副主编、中國特产报社编委会委员、三农问题评论家

  2005年12月4日

  作者:艾君

中国已成世界血汗工厂?

星期一, 12月 12th, 2005

  一份报告今天警告说,中國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减贫进展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逾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

  该研究报告由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CFTU)撰写,发表时机恰逢下周将召开世贸组织香港部长级会议。报告表示,随着大量中國农业人口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在城市里争抢工作岗位,从而打压了工资,中國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乐施会(Oxfam)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另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國从美国进口有政府补贴的廉价棉花,今年将导致中國棉农损失2. 08亿美元(合1.76亿欧元、1. 19亿英镑)收入和72万人失业,对中國两个最贫穷的地区甘肃和新疆的打击将尤其严重。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表示,中國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那些已得益于中國经济改革的人收入增加了:他们是私营企业资本家和白领工人。遭受损失的是蓝领工人、农民和无一技之长的办公室员工,“在过去10年里,这些人的收入仍不见增长”。

  中國有约2. 5亿人日收入低于衡量贫困的官方标准,即不到1美元。47% 的人口,既7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维持生计。结果,“那些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从T恤衫到DVD播放机等一切产品的人,常常每周要工作60至70小时,住在每间房要住8至16人的集体宿舍里,每月收入还不到44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如果出工伤,他们面临的唯一前景就是失业,”该联盟表示。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警告,未来10年,中國需创造3亿个新就业岗位,才能弥补农业和前国有企业流失的就业岗位,这“远远高于中國目前的就业创造能力”。

  “如果中國政府进一步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消除贫困的战略只是建立在获取更大全球贸易份额之上”,那失业将会继续增加,不平等将继续加剧。

  国际劳工组织(ILO)称,1995年以来,国家控制下的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裁减了5900万个就业岗位,而新兴的私营企业仅创造了1600万个就业岗位。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秘书长简礼达(GuyRyder)说:“多数人只看到中國的经济成果,而无视其阴暗面。别国国内担心的是自身的贸易逆差,以及来自中國的廉价进口商品可能造成的就业岗位流失,从而掩盖了国际社会可能有的任何怀疑,即中國企业究竟是靠什么办法,生产出售价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机的。

  翻译:诸彦青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安德鲁·泰勒(AndrewTaylor)报道

  2005年12月9日

  作者:安德鲁·泰勒

讨薪——中国农民工的生死抉择!

星期日, 09月 18th, 2005

  前些天,我看到一条新闻,题目是《兄弟俩沈阳讨工钱胳膊被打折饥吞草根无钱回家》,说得是一对从朝阳来沈某工地打工的农民兄弟因讨工钱,兄弟俩双双被打,哥哥右胳膊被打折,弟弟浑身被打得青紫。被打后,兄弟俩离开了不得已离开了工地。由于身上没钱,两人睡公园、睡马路,以捡拾来的食物充饥。9月初,兄弟俩流浪到了某处废弃房,一住便是30天。由于浑身是伤,加之严重的营养不良,兄弟俩不可能再打工挣钱。于是,弟弟每天到附近的垃圾箱挑拣行人扔下的食物,给受伤的哥哥吃。最后,已经两天没吃饭的俩兄弟竟开始吞吃草根!

  这则新闻看了让我感慨颇多,都是人啊,怎么吃起草根来了。但这还不是我最为感慨的。我最为感慨的是:欠钱还债不是天下的公理吗?何况欠的还是血汗钱。欠别人的血汗钱已经够无理了,还把债主打得胳膊折断,这是中國一大奇观。更令人惊奇的是:俩兄弟被打后居然憋下了这口气,最后饿得连草都吃下了。欠薪者的强暴与讨薪者的懦弱都令人印象深刻。

  我记得当时网易上有一则评论,说是新发现了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有两手两脚,样子似人形,性情极其温良,以吃草为生。可随意打骂。建议归入灵羊类(即灵长科与羊科的综合品种)。

  此种评论可谓极其辛辣也!讨薪被打,本已是非常不公,非常不平的事,还遭到这样的冷言冷语,这两位农民兄弟真是够悲惨了的。

  鲁迅说: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两个大男人被打的骨折,还每天食草!这是个悲剧。更是个社会的悲剧。很多网友,包括我在内,在想:这两位,为什么不举起暴力武器去维护他们的权利呢?为什么愿意就这样活活饿死呢?这个社会会因为他们属于羊科,是良民,对人无害,就让他们活下去吗?

  有这些疑问的人很快就有答案了。因为不久,又有一篇新闻说(据新华网银川报道)一个农民工因为讨新不成反被辱骂殴打,愤怒之下,连杀四人,重伤一人。

  此人叫王斌余。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在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城市都打过工,在建筑行业干过,也曾蹬过三轮车。做为一个打工者,他碰到的老板总是那么苛刻,备受侮辱。今年5月份,因父亲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他向欠他5000元的老板要钱,结果只拿到50元。后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承诺5天内算清工资。但就在王斌余再次去讨钱时,反而遭到了包工头以及其家属总共五人的毒打,并被骂为狗,王斌余一怒之下,杀四人,重杀一人,后自首。

  通过对比两件讨薪事件我们可以清楚知晓,王的遭遇跟前面提到的两位农民兄弟的遭遇非常类似,唯一不同的是,王奋起反抗,杀四人,那两位农民兄弟呢,吃草为生。

  就做人而言,王可谓是条汉子,纵然生得窝囊,死得也够轰轰烈烈了!

  那两位农民兄弟呢,虽然是标准的两个良民,是找遍世界也未必能找到的最温顺的人了。现在看来,他们在这个社会也难以生存下去,结局也无非是死。只是他们生得窝囊,死得就更窝囊了。

  网易上的网友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时,都在问,农民兄弟为什么不起来反抗?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反抗的结局是惨烈的,就是同归于尽。包工头死了,而这位反抗的农民也被判了死刑。

  从这两起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讨薪失败,默默忍受,是死路一条,奋起反抗,也是死路一条。那什么是讨不到欠薪的农民工第三条路呢?是谁,该负有替农民工开辟第三条路的任务呢?

  行文至此,本人忍不住再度感慨,欠债还钱,天下之公理也。而现在,农民兄弟要讨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也得面临着生死抉择。悲乎!此一文不能言尽此中之悲情也!

  王斌余在死牢里对记者说:“我自己是不忠不孝。”兄弟,不是你不忠不孝,是有些东西,逼得你不忠不孝。即使你象那两个农民兄弟一样,靠吃草活着,也终究活不长啊。最终你还得不忠不孝。

  写于2005年九月

  浙江大学yklleeyelingjun@ 163. com

  作者:叶康乐

SA8000标准棒打中国“血汗工厂”

星期六, 08月 28th, 2004

  SA8000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一种制约,是针对“血汗工厂”的“大棒”,是劳动者的“保护伞”,也是中國企业真正走向世界的推进器。

  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行健先生表示,SA8000不属于贸易壁垒,因为它不是政府行为,而是一种民间的认证。但是目前中國南方的一些企业因为没有通过SA8000认证而在产品出口上遭遇失败,SA8000被一些舆论指为一种技术壁垒。有人宣称,如果美国启动SA8000机制,对中國产业界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度集中的珠三角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这是美国的一根贸易“大棒”。美国大选在即,SA8000成为选战工具。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琼说,对于SA8000不宜夸大,推广是很有意义的,但必须跟美国政府分开,因为认证机构是民间的、獨立的机构,与政府无关。目前,就SA8000的课题赵琼正在东莞进行考察。

  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

  SA8000是于1997年8月由美国CEPAA(CouncilonEconomicPriOriitiesAccreditationAgency)所制定的国际标准。SA8000的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是SocialAccoutability8000的英文简称。

  与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一样,SA8000是一套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国际标准。据北京中标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一位先生说,尽管SA8000是美国的标准,但是得到广泛认同,正如出国需要托福考试成绩一样。

  这个标准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保护人类基本权益。它规定了企业必须承担的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具体问题指定了最低要求,例如禁止雇佣童工和必须消除性别或种族歧视等。SA8000只有一个国际统一认证机构:SAI(SocialAccountabilityIntema—tiond),即社会责任国际。

  业内的专家们认为,SA8000是继IS09000、IS014000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标准,并迟早会转化为ISO标准;通过SA8000认证将成为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又一必要武器。北京中标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张小姐告诉《经济》杂志,由于目前市场竞争激烈,SA8000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同,如果你不做这个认证,人家就会对你歧视。中國企业加入WTO后与跨国公司竞争,没有SA8000认证不行。

  是“大棒”还是“保护伞”

  两年前,香港报纸连续报道了深圳某玩具厂使用400名童工包装玩具,引起全球轰动。这家深圳玩具厂供应着美国的多家玩具零售商。

  美国客户立刻委托调查小组前往调查,虽没有发现童工,但确认工厂存在加班加点严重和工资偏低的问题,并且在多次验厂过程中提供虚假的工时工资资料,因此取消了该工厂及关联企业的供应商资格,其他客户也相继取消了订单。最后这家有4间工厂、近8000名工人的集团公司被迫关闭。

  据悉,德国进口商协会已制定了《社会行为准则》,规定德国进口商应经过SA8000协会授权,对其供应商(外国出口商)的社会行为进行审查。该准则有可能被法国和荷兰的进口商协会所采用。由于三国均是欧盟的主要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进口份额约占整个欧盟的50%以上,这项要求将会给中國出口企业带来巨大压力。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传统上采购中國轻工业产品的国家的有关贸易组织也正在讨论一项协议,要将中國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生产企业参与SA8000认证,作为他们选择供应商的依据。

  SA8000标准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进行的一种制约,站在保护劳工的角度来看,SA8000对广大劳工来说是一项福音,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防范不合理工资、超强度劳动、不安全的劳动环境、雇佣童工、体罚等等侵犯劳工权益的事情。

  目前中國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按照SA8000的标准,一些企业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深圳市沙井镇一家有3000多名员工的港资企业,对照SA8000要求算账后,发现每月将增加300万元的支出(主要是加班工资和安全设施的支出),企业根本无法承受。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无法生存? 其实仔细研究SA8000的各项条件后就会发现,许多条件跟政府颁布的劳动保护政策相同,只要完全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就能基本通过SA8000认证。从这方面说,SA8000标准是不法企业的“大棒”,是劳动者的“保护伞”。

  棒打“血汗工厂”

  近几年,在中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血汗工厂”被不断揭露出来。这些工厂工作的劳工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健康、生命和人權都没有保障,工资极低,过长的劳动时间,紧张的劳动强度。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广东省的外资企业进行过一项调查,得出的统计数字令人担忧。调查发现,有1/4以上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近一半的人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约62%的人一周工作7天,1/5的人曾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骚扰,半数以上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位外商曾经指出,“中國经济总体好于越南,但中國工人待遇明显低于越南。”

  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家邓肯·格林在调查了中國的服装业后说:“中國有很好的劳动法,但是并未得以实施。很多工人不清楚自己有休假的权利、加班要有限制,甚至连劳动合同都一无所知。在很多工厂,工时被无限制地延长;工作环境危机四伏:有毒化学品、火灾隐患、工伤事故处处都有。”

  有人质疑SA8000是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國的要求,不符合中國国情。但经济观察家仲大军告诉《经济》,目前中國的劳动力成本比东南亚都要低,大约低七分之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四五十分之一,已经够低的了。当今中國,很多企业已经走过了初期创业阶段,企业已经具有了一定实力,完全可以实行SA8000认证,有些人说我们的企业做不到SA8000认证的标准,那只是代表某些利益集团的说法。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朱晗认为,SA8000既然旨在保护劳工的权利,资方就不会主动去进行这个认证。但是目前西方的劳工组织对推广SA8000的要求比较强烈,而且许多企业出于提高自身形象的考虑,也主动参与认证。比如,做化妆品的雅芳,他们要求供货商通过SA8000的认证。

  据一位玩具供应商说,“买家到我们的工厂参观,不看设备,不看招待好坏,却往员工食堂、洗手间和宿舍里钻,他们希望看到员工身心安全、环保和产品安全保障如何。”

  中國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表示,“SA8000这个标准一定会在国内得到推行。”显然,企业以违反劳动法规为手段获得成本优势的做法,政府是绝对不会支持的。

  一种向上的力量

  SA8000认证一般需要1年的时间,证书有效期为3年,每6个月复查一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琼认为,SA8000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说是意味着成本增加,但对于有远大理想的企业来说,认证不仅能够减少市场阻力,而且以后每年都对企业进行考核,长期如此,企业将会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东西,获得先进的企业理念。

  据了解,自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有约8000家企业被外企要求通过SA8000认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國投资和采购力度,我国企业受SA8000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在全球已获得SA8000认证证书的259家企业组织中,我国已有42家,仅次于意大利的45家,名列第二。

  对一个有现代意识的高素质地方政府来说,SA8000也是一个值得大力提倡的东西。

  2002年3月13日,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获得SA8000认证,深圳高新区物管公司成为全球第一家通过SA8000体系国际认证的物业管理公司。这让美国朗讯公司决定在深圳高新区投资。联想电脑本来想搬出高新区,但看到该区物管公司已成为通过国际机构认证的公司,不但不搬了,反而增加投资,扎根深圳高新区。

  有专家指出,SA8000对扩大内需有积极的意义。在美国,当年福特汽车公司老总发现市场购买力太低,主动提高工人工资,目的是提高社会购买汽车的能力。如果不保护劳工的待遇,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低工资,购买不足,竞相降低产品的价格,压低工人工资,购买力更加不足。

  SAS000对社会责任的要求

  1.有关核心劳工标准

  (1)童工。公司不应使用或者支持使用童工,应与其他人员或利益团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儿童和应受当地义务教育的青少年的教育,不得将其置于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

  (2)强迫性劳动。公司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性劳动,也不得要求员工在受雇起始时交纳“押金”或寄存身份证件。

  (3)公司应尊重所有员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4)歧视。公司不得因种族、社会阶层、国籍、宗教、残疾、性别、性取向、工会会员或政治归属等而对员工在聘用、报酬、训练、升职、退休等方面有歧视行为;公司不能允许强迫性、虐待性或剥削性的性侵扰行为,包括姿势、语言和身体的接触。

  (5)惩戒性措施。公司不得从事或支持体罚、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侮辱。

  2.工时与工资

  (1)公司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经常要求员工一周工作超过48小时,并且每7天至少应有一天休假;每周加班时间不超过12小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及短期业务需要时不得要求加班;且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

  (2)公司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应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并且必须足以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并以员工方便的形式如现金或支票支付;对工资的扣除不能是惩罚性的;应保证不采取纯劳务性质的合约安排或虚假的学徒工制度以规避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对员工应尽的义务。

  3.健康与安全

  公司应具备避免各种工业与特定危害的知识,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采取足够的措施,降低工作中的危险因素,尽量防止意外或健康伤害的发生;为所有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包括干净的浴室、洁净安全的宿舍、卫生的食品存储设备等。

  4.管理系统

  高层管理阶层应根据本标准制定公开透明、各个层面都能了解并实施的符合社会责任与劳工条件的公司政策,要对此进行定期审核;委派专职的资深管理代表具体负责,同时让非管理阶层自选一名代表与其沟通;建立并维持适当的程序,证明所选择的供应商与分包商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 本刊观点] 我们觉得,在中國推广SA8000是很有意义的。以我们的理解,这是企业公民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不过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一个企业的发展不能是以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剥夺为代价,尤其对于中國来说。有些企业对此不能理解,认为是外国人有意要卡自己,或者把它上升到贸易壁垒的高度,其实是一种误读。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要求长远的发展,恐怕都不能牺牲职工福利和健康。或者说,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保障,乃是企业必须要支付的成本。而这种成本,也可以看作是企业长远发展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否则,一个企业固然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财富,但却必然做不到一个被社会承认的企业。企业经营者也是如此,真正的企业家总是会考虑到其生存的社会空间,考虑到维持其良好的社会环境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他知道这是应该付出的,而且,企业为此而得到的回报可能要多得多。

  附:美国SA8000标准介绍

  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ocialAccoutability8000或简称SA8000。自1997年问世以来,受到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在美欧工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专家们认为,SA8000是ISO9000、ISO14000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标准,并迟早会转化为ISO标准;通过SA8000认证将成为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又一重要武器。有远见的组织家应未雨绸缪,及早检查本组织是否履行了公认的社会责任,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是否有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是否切实保障了职工的正当权益,以把握先机,迎接新一轮的世界性的挑战。组织年度报告和公司宣传册中关于道德责任的陈述逐年增多,这一现象表明,管理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需求日益增大。尽管许多组织在运营中并无不道德行为,但却无从评判。而今天,组织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德可以根据该组织与SA8000要求的符合性予以确认和声明。

  SA8000——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道德责任标准是规范组织道德行为的一个新标准,已作为第三方认证的准则。SA8000认证是依据该标准的要求审查、评价组织是否与保护人类权益的基本标准相符,在全球所有的工商领域均可应用和实施SA8000。

  一、制订SA8000标准的宗旨

  制订SA8000标准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类基本权益。SA8000标准的要素引自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禁止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的有关公约及其它相关准则、人类权益的全球声明和联合国关于儿童权益的公约。标准首先给出了对组织和公司进行獨立审核的定义和核心要素,确认审核评判的基本原则。例如“儿童劳工”是该标准的核心要素之一,该要素的原则如下:“公司不能或支持剥削性使用儿童劳工,公司应建立有效的文件化的方针和程序,从而推进未成年儿童的教育,这些儿童可能是当地义务教育法范围内应受教育者或正在失学的未成年儿童。标准规定了具体的保证措施,如:在学校正常上课时间,不得使用未成年儿童劳工;未成年儿童劳工的工作时间、在校时间、工作与学习活动往返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不得使用儿童劳动力从事对儿童健康有害、不安全和有危险的工作。

  二、SA8000标准诞生的背景

  制定SA8000标准的想法源自SGSYarsleyICS和国际商业机构社会审核部主管人之间的一次谈话。双方共同认为社会审核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正在不断扩展,有必要对社会道德责任进行审核,在工商界也应确立与公众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为此,需要制订社会道德责任标准或规范,并开展审核认证活动。

  1996年6月欧美的商业组织及相关组织召开了制订规范的初次会议。该会议在商业(包括大西洋两岸的领先的商业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商界和非政府组织对新标准规范的制订极为关注。会议拟订了制订新标准的备忘录。基地设在伦敦和纽约的英美非政府组织——经济优先领域理事会(CEP)积极参加了制定新标准的最初几次会议,并被指定为维护新标准的组织。随后CEP设立了标准和认可咨询委员会(CEPAA),任务是跟踪、监督、审查新标准制订的进展情况。美国等国家的很多公司对应用新标准反应非常积极。在纽约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产生了该标准的草案。

  三、SA8000的主要内容:

  1)童工(ChildLabour);

  2)强迫性劳工(ForcedLabour);

  3)健康与安全(Health &Safety);

  4)组织工会的自由与集体谈判的权利(FreedomofAssociationandRighttocollectiveBargaining);

  5)歧视(Discrimination);

  6)惩戒性措施(DisciplinazyPractices);

  7)工作时间(WorkingHours);

  8)工资(Compensation);

  9)管理体系(ManagementSystems)。

  四、如何开展SA8000审核

  ——SA8000作为第三方审核认证的准则,能够用于组织的合格评定,从而证实组织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同样,还可以依据SA8000开展第二方审核,对公司分供方的供应链进行审核。

  ——各个地区的社会责任审核方式不尽相同。除传统的现场证据审查外,还要调查雇员、管理者以及组织所在社区的代表的观点。审核员要与审核对象会谈交流,权衡“职业凌辱”之类的主观陈述和事实,审核的客观证据是依主观陈述和事实调查为基础的。

  ——审核员现场遇到一些情况体现了社会责任在审核的特点。如在一些工厂常常会遇到一些小青年顶替其嫡生姐姐或哥哥,从而违背法定工作年龄的有关规定。

  ——对服务业的签约要全面进行审查,应将事实陈述和证据与签约合同加以对比核实,确保不存在对工人的强迫和压制的行为。例如厂方要求工人住在工厂,但住宿条件恶劣,与家庭隔离、活动空间极其拥挤,须加强规范。

  五、审核员所面临的挑战

  审核员须以非常严谨的态度和超乎寻常的努力,确保能够获取可靠、有效的信息,而不是歪曲了的个人陈述。社会责任审核要依据当地的规范和标准检查与评测证据,以保证最终审核评定正确有效。例如在远东地区可以接受的住宿标准为一个房间容纳6到8个床位,床铺为金属框架上搭一个木板作为睡铺,其盥洗设备必须满足隐蔽、隔离和清洁等基本要求,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要求大体相同,但该地区的其它条件和要求的标准与伦敦和纽约的要求则相差甚远。

  六、正确理解SA8000

  道德宣传者们就制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展开了一场热烈讨论。他们认为这一标准的出台是管理主义的体现。一些非政府组织(如NGO)重申了这一论点,他们认为SA8000的制定,正迎合了组织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具有传统观念的审核员则认为该标准偏离了社会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是针对社会的表面现象而提出的。事实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均带有偏见,这些热心者并没有正确理解和把握SA8000真正的内涵和制订目的。正确的理解是管理者应将SA8000作为道德管理实践的综合工具应用于组织的管理体系中。

  七、SA8000的发展前景

  道德责任标准的制订已成为英国“道德贸易新纪元”活动的核心。“道德贸易新纪元”活动是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ClareShort于1997年发起的。在现代商界由于消费者选购物品时,往往要考虑组织的道德行为表现,因此公司声明并展示其运作过程中的道德行为十分重要。如今一个新型组织的组建,其大多数规划建议中必须包括道德水准评定和环境影响分析。

  随着对SA8000的不断修订和完善,该标准最终将会发展成为一个覆盖道德、社会和环境等范围很广的标准。目前SA8000只涉及人身权益以及与健康、安全、机会平等等核心要素有关的初始审核。CEPAA是SA8000认证组织的认可机构,也是社会责任标准的版权所有者。

  虽然SA8000尚未转化为ISO国际标准,但它已得到国际认可,更为重要的是,该标准正在激起全球组织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很显然,组织经认证机构全面、獨立的审核后,颁发的社会责任认证证书,将是对访组织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管理能力最为有效的认可。SA8000将是未来国际竞争中组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八、评述

  SA8000是将社会价值引入组织实践的重要标准,而社会价值则是当今组织声誉的灵魂;SA8000为公司提供了社会责任规范,但更为重要的工作则是开展一致性审核;在公司将SA8000纳入其日常管理规范,并将行为表现测定结果向有关各方公开之后,才能够确认公司正在实施该标准;SA8000无疑在保障有关各方的权益和辅助管理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关议题将会列入全球组织管理的议事日程之中。

  作者:刘宝强

农民工: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

星期二, 12月 30th, 2003

  近几年来,“农民工”成了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研究的热点。1984年以前,中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形成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1984年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于是大规模的“民工潮”出现了。到90年代达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自1978年至2000年间,中國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1. 3亿人,平均每年591万人①。据南方网讯有关调查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1. 76亿,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这个数字令人忧心忡忡。农民进城市本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可是由于某些体制问题使得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艰难,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农民工问题。

  究竟是控制农民进城,抑或是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又怎么样使他们融入城市的生活?这都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城市农民工的产生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户口,但他们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众多的学者们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或者是“边缘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农民工的来源。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涌入城市,有若干理论可以解释:

  经济学上,有著名的“推拉理论”可以解释: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农村土地的边际生产效益递减,从而对剩余劳动力产生一种“推力”;而城镇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相对有利,从而产生一种“拉力”。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在政治学上,有一种“‘压力型’模式”②可以解释:由于行政化村治对村庄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对农民产生一种“压力”,从而使农民不得不到社区以外去寻求生存,而城市是最好的选择。

  在社会学上,笔者认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加以说明:马斯洛将需要分为五级,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受人尊敬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图1)③。马斯洛认为,在特定的时刻,人的一切需要如果都未得到满足,那么满足最主要的需要就比满足其他需要更迫切。只有排在前面的那些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产生更高的需要。而且只有当前面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出其激励作用。随着农民在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他们必定会想到更好的地方去谋求更高的发展,而这个去处的最好选择便是城市。

  因此,城市农民工的产生是中國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农民工一方面为工业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农民工的出现又使城市从此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城市农民工自身的处境更是令人不安。

  城市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④。但何谓弱势群体?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所谓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 ),应该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去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导致其陷入困境,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或阶层。”④根据这个定义,弱势群体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而城市农民工完全具备这些特点。

  一、经济上的贫困性。

  经济上的贫困性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2000年暑假,笔者在京珠高速公路湖南岳阳段的建设工地上工作了一个月(我自己想锻炼一下自己),和那些农民工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当然我的活儿要轻些),对农民的收入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那些出来打工的都是在家没事干了,出来能挣一个钱就算一个钱,不管多少。我的工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强壮男人,他是湖南湘潭人,家里就他一个劳动力。我们的工资是20元钱一天,包括工头在内,可是他每天还要花6元的伙食费,剩下的钱就很少了。他们吃两元钱还恨太贵了,要不是老板直接在他们的工资里面扣钱,他们恐怕还吃得少些。

  二、被排挤于主流文化之外,低于社会认可的一般生活水平。

  我们日常所见的城市农民工,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衣着方面,因为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粗、重且脏的活计有关,农民工的衣着一般都极为简朴甚至粗陋。居住方面,农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的低档菜蔬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极为普遍且令人头疼不已的自行车失窃现象也往往与他们有关。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作地点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三、它的成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可能是客观的或自然的,也可能是主观的或人为的。前者如生理缺陷,生产技能低下等;后者如他人的歧视等。

  城市农民工有生理缺陷的应该还是比较少见,但他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低,又缺乏专门的培训,生产技能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并非如我们曾想象的那样是在当地农村已成为‘多余者’的普通农民,而是各地农村中的‘骨干’或‘精华’,其中包括少数‘农民精英’”⑤,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还是差得远了。在一份对浙江省外来务工青年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认为自己知识技术水平不够的排在调查项目中的第一位,高达75%(如下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3D (苦、险、脏的英文首字母)工作。又有调查显示,在城市农民工的工作中,“工作稳定性最高的是建筑业民工和家庭保姆,从未变换过工作的分别占91. 3%和92. 8%(当然当保姆并不一定险)⑥。

  至于城市农民工受到他人的歧视的情况,那更是一言难尽。新浪网上有一个关于农民歧视的调查(http://cul.sina.com.cn/focus/nm.html),2003年11月6日的结果显示,认为农民所受到的歧视很严重,非常不应该的竟占了88. 45%,参加调查的人数为3585人。虽然这个对象只是网民,但其比率之高也足可以看出农民受歧视的严重性。

  先不说别的,只是在对城市农民工的称谓上就可略见一斑。在很多城市,农民工被称为“盲流人员”。何谓“盲流人员”?《现代汉语词典》853页说得明白,盲目地流入到某地(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就叫“盲流人员”。这不是歧视是什么?这还是客气点的。更有甚者,“草灰”、“乡巴佬”之类的“美名”都冠到了农民的头上。

  城里人嫌农民工穷,农民工进饭店、宾馆、商场和各种娱乐场所通常都遭遇城里人的白眼。城里人又嫌他们不卫生,公共汽车刹车的时候农民工不慎碰人家一下,就极有可能被骂为“脏鬼”。城里人把他们当小偷来防范,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只要失主周围有农民工模样的人,他总是首先被怀疑,结果往往是被送到派出所打一顿。辱骂、殴打农民工的事件,恐怕每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只是他们不相信城里的警察,不去报案而已。在这种种非人的歧视下,农民工的自尊心普遍都麻木了。在他们的眼中,城里人既不是因为比他们品行高、能力强、能吃苦或肯节约才比他们有钱的,也不是因为运气好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才比他们有钱的,而仅仅因为他们是城里人就可以少干活、不干活还比他们活得好,并且常常欺压他们。

  总之,城市农民工在奔向小康社会的路上实在受了太多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3D 工作留级民工;具体到企业层面,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他们不能享受相应的保障和福利;此外,“黑职介”,“黑学校”,“欠薪”等问题也像幽灵一样时时出现在农民工面前。

  对歧视的终极反抗:犯罪

  农民工内心积聚了太多的苦,太多的怨,但是,由于我国法制的不够健全以及社会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得他们对正当的体制内的保护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先是忍,忍不住了就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发泄出来,这便是犯罪。

  农民工之所以走向犯罪,笔者认为社会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民工本是老实本分的,但是外界给他们的压力太重了,以致于他们践踏法律的尊严。

  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学家菲利在他的《犯罪社会学》中把犯罪原因分为人类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同时他还认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犯罪现象都是上述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因素尤为重要。城市农民日工所具有的“弱势群体”的特点也就预示了犯罪的可能性。

  首先,在经济上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导致了农民工心理的不平衡,造就了他们“边缘人”的地位,为犯罪埋下了种子。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财富的分配不均。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试图在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也有不少的弊端。市场经济时期则不同,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就处境比较艰难,而强势群体则处境比较有利。

  早在19世纪英国的斯宾塞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申到人类社会,认为“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⑦。作为一种理论,他这种观点本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并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本质差异。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他的《天演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市场经济固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它也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这是其一,经济上的原因。为他们犯罪提供了土壤。

  其次,文化上,由于农民工被排挤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亚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结构》一书中,将社会不同的结构层次的统一运作称为“社会连续统”,在人类行为系统中他又构建了三个不同的行动系统模型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

  文化系统是指“意义和价值的广泛的符号模式”。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当人们难以得到每个角色对应的报酬时,即角色参与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城市农民工总是被排斥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他们的心理已经异化或不堪承受压力,他们再也不愿意扮演低下的农民工这种角色了,他们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于是便采取最直接的方法,那就是犯罪。

  另外,他们自己的亚文化也导致他们犯罪。在青年犯罪团伙中常常存在这种思想:拦路抢劫并可以逃脱罪责是本事,吃喝享乐是时髦。他们认为不做坏事才不正常。并且这种亚文化也有相当的传染性,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话。因此,文化因素是农民犯罪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由于农民工社会地位金工下,且受到各方面的歧视,他们的人格受到了伤害,以致于价值标准发生了分歧,最终采取报复。

  总之,城市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要远远高于个人原因。为什么农村的犯罪率一直低于城市,而农民工一到城市犯罪率就上升呢?农民工的保障太少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太多了。他们的求生本能要他们这们做。

  农民工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既然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是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要求,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要做的就是个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使他们获得同市民同样的地位,给予同样的社会保障,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但是,问题是中國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那么,我们必须从根本做起。

  1,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实行一元户籍制度。

  在50年代初期我国建立的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分治,是为了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避免过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造成城市膨胀,工业化成本上升的问题。但现在条件变了,种种社会现象已经表明那种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了。但是也不能说改就改,在改革的同时还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國有8亿农民,而农民階級在最新的关于中國十大阶层的划分中,他们已经排到倒数几位了。意思是说农民地位低下,如果这种改革来得太快,城市农民工问题岂不更严重?所以只能一步一步做。同时政府还要极力关注农村,可以“以工赈农”,从而缓解农民的流动。

  2,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保障的范围。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应该承认,就目前的条件而论,实现这一目标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则不仅可以为农民工解决工伤、疾病、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有助于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间建立起一个连接的通道,对于逐渐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3,完善立法。

  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必须有法律作为后盾。法律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是围绕社会的分配和整合系统而制定的。社会系统要靠法律制度来阻止冲突,定分止争。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

  结论性评述:中國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是中國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他们是当今社会的主要弱势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给城市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二元制社会结构彻底瓦解和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因此,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书目:

  ①《裂变与整合》,中國社会年报2002年版,第34页。

  ②徐增阳,《“压力型”农民流动:一个新的解释模式》,《中國农村研究》2001年卷,258页。

  ③《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第65页。

  ④《中國弱势群体研究》,张敏著,第190页

  ④同上,第21页

  ⑤“新‘湖南农民運动考察报告’:当今中國的农民流动”,《中國社会问题》,袁亚愚等著,第3页

  ⑥《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李培林

  ⑦《中國弱势群体研究》,第36页。

  作者电子信箱:yao_ws.student@sina.com ,http://happyfrank.126.com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系

  转载自《中國研究》(http://www.nows.com/c )

  作者:姚维申

二十一世纪的血汗工厂

星期日, 11月 9th, 2003

  在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之际,农村破产,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相对过剩人口,流入城市出卖劳动力,一部分人受雇于工厂,成为最初的雇佣工人。那时,工人没有组织,政府没有劳动立法,遭受异常严重的剥削:奇低的工资,过长的劳动日,紧张的劳动强度,没有劳动保护,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健康、生命和人權都没有保障。正如一八四五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和一八六七年馬克思在《资本论》所描写的那样,处于这种悲惨境况的工人劳动的工厂就叫做“血汗工厂”。

  八月底互联网上登出李强所写的《一家中國三资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耐克和阿迪达斯制造在中國》一文,值得人们一读。

  我读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简直是二十一世纪的血汗工厂,而且就在社會主義中國。我为中國这部分工人的悲惨命运忧伤不已。

  被调查的工厂是东莞裕元鞋厂,这是属于台湾宝成集团的一家有员工五万人的大型制鞋企业。工厂分布在东莞、中山、珠海等工业区,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生产鞋子。调查的时期是从一九九九年一月到二○○二年五月。

  该厂主要只招女工,不招男工,目前工厂的男女工比例是一比十五。许多女工必须做男工的体力劳动,还有被性骚扰的情况,使女工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工厂中突出的问题是女工累死、病死乃至自杀的事件多次发生。在调查期间,东莞裕元鞋厂竟有十五个女工跳楼死亡。

  工资是计件工资制。计件的价格由工厂决定,由于工作定量太大,每小时的工资就被压低。东莞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3美分,该厂每一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28美分,扣除个人费用,如医疗福利费等以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是每小时24. 4美分( 按: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5到6美元) 。一个工人一天不停工作十小时实得工资是2. 44美元。

  据统计,一双耐克鞋完成在中國所有的加工程序,总共付给中國工人的工资不到1. 5美元,而耐克“乔丹五型”的鞋在美国卖价在120美元以上。可见剥削率之高。

  劳动时间。该厂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十个小时以上,而中國劳动法规定的是八小时;该厂工人一个月工作和加班时间是256小时,而中國劳动法规定是176小时。可见劳动时间之长。

  劳动强度。该厂自实施耐克的行为标准以后,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要求在更短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车间还安装了监视器,以监视工人。

  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均极恶劣,劳动中一直未能避免或减少使用有毒的化学原料,工人宿舍的面积只有25平方米左右,要住12- 15个人。

  工厂没有按中國规定给普通工人购买任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工厂有医院,只能治小病,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必须请假回家,工厂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工厂只招收18岁到25岁的女工,如果不能适应工厂的劳动强度,只能在没有任何保障下离开工厂。

  从这几项简单的材料来看,这个厂难道不是典型的血汗工厂吗?问题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不是东莞裕元鞋厂所独有,比这更恶劣的还多得是。例如:十月二日《纽约时报》报道鞍山韩资的达旭(Daxu)化妆品公司,有两个女工不堪压榨、剥削、迫害,跳窗逃走受伤送医。而北京当局却认为保障劳工非当务之急,违规的工厂老板很少受罚。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而且在社會主義中國,竟存在着马恩时代英国的血汗工厂,当局竟置之不问,甚至经常有地方官员与违法、违规的资本家沆瀣一气,确实值得人民深思。

  附:一家中國三资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耐克和阿迪达斯制造在中國

  李强 于2002年10月

  报告的背景

  这份报告覆盖的时间是1999年1月到2002年6月。

  东莞裕元鞋厂是一个巨型的鞋业制造工厂,共计员工五万人,属于台湾的宝成集团。宝成集团在中國鞋业有超过十六万制造工人。工厂分布在东莞市高步镇,东莞黄江镇,中山三乡,珠海市吉大工业区等。分别为Nike,Adidas,NB,等生产鞋子。

  在2000年开始,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开始把工厂牵往越南。裕元一厂主要是为Adidas是为耐克生产,目前三厂全部牵往越南,宝元鞋厂(裕元鞋厂是由台湾公司和香港公司合办,宝元鞋厂是由台湾宝成集团独资。这两家鞋厂有非常复杂的管理关系,这不是这一个报告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为日本和欧洲的公司生产鞋子,有日本的ya go da( 中文名字) 。

  我在离开中國以前多次访问裕元鞋厂在中國各地的工厂,东莞裕元鞋厂是我访问的其中一个工厂。我在1999年6月从裕元鞋厂劳工积极分子手中得到了工厂的集体合同,工厂的厂规。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就把这些合同和厂规和工人的工资单寄到了海外。并且我在2000年离开中國的时候再次访问这工厂,工人提供给我一份耐克媒体政策,一些工人的工资单,针车部份在2000年1月的生产记录,每天的产量。我直接访问的工人有超过30人。

  我在离开中國以后,我在中國的研究助手,继续的对东莞裕元鞋厂进行研究,他目前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并提供了这家工厂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和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份报告覆盖的时间是1999年1月到2002年5月。

  我访问裕元鞋厂留给我影响最深的那次是1999年的11月,我进入了工厂参观工人的流水线,并且我进入工人的宿舍和许多的工人长谈,而正是我访问的那天,一个女工早上8:00钟,从B 栋(NIKE生产线)的8楼跳楼死亡,工厂没有这个女工真实的名字,因为她是使用这个工厂另外一个女工的身份证进入的工厂,她因为不到工厂规定的18岁进厂的年龄,而用了另一个工人叫钟小红的名字,我知道,就在1999年就有五个工人死于这样的意外死亡。

  在十一月,一个为Adidas生产线上叫刘小玲的女工,在裁断部门(为鞋子剪样式)。因为生病,她向部门经理请了三次假,她实在是生病了,不能工作,工厂的管理人员不准她的假,在晚上1点钟,她才下班,第二天,她的工友发现她死在卫生间,工厂只补偿给她的家人5000元人民币。Adidas在中國地区的代表知道了仅仅让工厂补偿了这个家人一些钱。

  而在这个月的一天,B 栋(生产耐克)的工人,十四个针车组长在十一月的一天集体罢工,其原因是因为工厂要求她们在缩短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增加产量。在她们罢工以后,工厂的总务(同时也是工会主席)出面,把她们从厂外用汽车接回工厂,并每人给了她们一个记大过。

  从1994到现在我们了解到的这家东莞裕元鞋厂一共有十五个工人跳楼死亡,最小的年龄只有17岁,而其它同属宝成集团下属的裕元鞋厂也多次发生工人跳楼事件,在今年的2002年6月15下午4点20,一个在珠海市裕元鞋厂的女工从五楼跳楼死亡。而珠海市裕元鞋厂在2002年2月也有一个女工跳楼死亡。

  首先我们介绍的在工厂门卫室的工厂宣称的耐克媒体政策:

  一:如果保卫发现有人在厂外照相,要把照相的人“请”到工厂,由负责劳资的部门负责人处理,并通知耐克生产经理。要礼貌解释工厂政策,友好的对待他们。

  二:如果发现非工厂人员进入工厂照相,要友好的和他们解释工厂的政策,要通知耐克的生产经理,如果当事人不合做,把当事人送交当地公安机关。

  三:工厂只能接受由耐克安排的媒体访问。我们也了解Adidas是如何处理被媒休报告工厂情况后的态度。在厚街镇町山管理区永欣鞋厂,因为体罚工人,被广州日报报道后,Adidas很快就终止了工厂的合同,工人做了最后二十万双中底后,面对的是失业。事实说明了Adidas对待媒体的政策。

  工厂情况的报告,时间1999年六月到2002年5月,有下例这些事实:

  1:耐克的媒体政策,只准工厂安排由耐克同意的媒体进入工厂进行访问。

  2:Adidas被外界报告工厂差的条件后,多次要减少工厂的订单。

  3:工作的压力,是造成十五个个女工意外死亡主要原因之一。

  4:工厂仅支付工人的工资不到33美分,低于当地最低的工资标准,并且不够工人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工资。一双耐克鞋,完成所有工程,支付工人的工资不到1. 5美元,例如“乔丹5型”,而这样的鞋,在美国买超过120美元。

  5:工会代表是由工厂任命,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

  6:工人每周工作60个小时,中國法律要求每周工人只工作40个小时,工厂违反中國的法律。

  7:工人没有养老保险,失去工作后一无所有。

  8:工厂只招18到25岁的女工。

  9:工厂使用监视器来监视工人的工作。

  10:为了降低成本,工厂有很强的工厂强度,要求工人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11:最长无法回家的工人有超过5年。

  12:工厂的管理人员对女性工人性骚扰。

  13:工厂有人權管理,他使用扣工人工资的方法来进行“人權管理”。

  14:工厂仍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甲苯。

  15:工厂歧视女性工人。

  一:合同。(请参照中國劳动法第三章第十九条,劳动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

  我们知道工厂有一份集体的合同,是由组长代签的,但是工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合同,这份合同只有工厂保存而工人却没有。这份合同只有一年(工厂什么时候给工人签定的合同,工人根本不知道,合同的有效日期只是厂方知道,工人根本不知道,并且一年以后有没有续签工人也不知道)。劳动法第三章二十一条规定试用期不超过6个月。并且按中國的劳动法,工作十年以上的,工厂必须和工厂签订长期合同,目前有许多工人都超过十年,但是工厂任然只是签定一年。

  我们希望把这份集体合同时发给每一个工人。并且和工人签订长期合同。

  二:工厂有歧视

  工厂从1999年招工大部份的情况不招男工,只招女工,招收男工要得到部门经理的同意,目前工厂的男女比例接近1:15(一个男工有十五个女工)。造成许多女工必须做男性工人体力工作,女性工人有被管理性骚扰。超过60%的达到25岁的女工末婚,在中國一般女生结婚的年龄在21岁,根据我们的访问:大部份女工都希望能够组建家庭(这是中國的国传统国情而告成的,如果女孩子在25岁还没有结婚,就会被人认为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女权运动者的努力)。工厂男女比例失调,使女工在工作压力的同时又增加了工人的心理压力。

  我们要求工厂对招收男女工人一律平等,男工和女工的比例最少达到3个女工就有一个男工。

  三:工作时间。

  中國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國的劳动法规定,工人每星期工作的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一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加班不超过36个小时。

  但是工厂通过私下的关系,得到东莞市劳动局的同意,工作时间可以达到每个月加班86个小时,虽然有东莞市劳动局的文件。但是这是东莞市劳动局违背中國法律的行为。星期六本是中國法律规定的休息时间,但是工厂强迫工人加班八个小时,并且不按规定按加班费支付工人的加班工资,工厂只算是正常上班。

  工厂每星期六晚上不加班。一个月加班时间是86个小时。中國劳动法第四章第四十一条规定。工人每月加班不超过三十六个小时。

  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时间是:

  早上7: 15~~8: 00强迫的早操(工人不早操会被罚款30元)

  8:00……12:10工作12:10……13:10中餐(各分厂下班时间不同)

  13:10……17:30工作17:30……18:30吃晚餐(各分厂下班时间不同)

  18:30……20:30加班

  工人一天在工厂的时间是12小时40分,

  一天在工厂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中國劳动法规定是8个小时,一个月工人工作和加班的时间是256个小时,而中國的劳动法规定是176个小时。在911以后,工厂的订单大量减少,部份时间工人不加班,并且许多工人放假,也没有工资。在2002年四月,工厂的人数比2001年减少15% ,工厂挥复了加班。每星期工人工作60个小时。

  中國劳动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我们希望工厂必须遵守中國劳动法的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一个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个小时。

  四:工作强度

  工作自从开始耐克的行为准则以来,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比如:以前成型95个人,以前工作到晚上9:00钟生产2400双耐克鞋,但是后来在8:30以前就必须生产2400双。给工人很大的劳动强度,工厂产量没有减少但是工作时间缩短,并且工厂要求工人必须在8:30以前下班,如果那个组没有在8:30以前下班,组长和班长就会受到处罚,记大过。使的组长,班长在工作逼工人的产量,最后的压力还是加在工人的身上。我们要求:针车组(一个组有57……63个人),以乔丹五型为例,每57个人每天的平均产量控制在450…500双以内,载断小组,每个人的产量一天在20双以内。成型小组,每月每天的平均产量控制2100双以内,流水线的车速控制在650…700以内。

  五:工资

  工人的工资是计件工资,计件的价格由工厂决定。每个组工人的工资由组长打工资。工厂的工资低于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工资为33美分)

  一般的情况成型工人,一个成型小组95名工人要生产平均每月要生产5.5万双鞋以上(繁忙的季节在7……8万双鞋)

  一个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平均在(0. 28美分)但是扣除个种费用,如扣伙食费医疗费,福利费等费用后。

  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是每小时0. 244美分

  一天不停工作10小时实得的工资是:2. 44美元

  一周的实得工资是:14. 65

  一个月的工资是:62. 4美元

  一年的工人实得工资是:748. 8美元

  针车组57个工人一天生产600双鞋子。一般情况针车的技术工人。每小时实际得到的工资是0. 30美分

  一天的平均10小时工资是3. 00美元

  一个星期的实得工资是18美元一个月的工资是76. 8美元

  一年的实得工资是921. 6美元

  一个裁断工人至少一天要载减20鞋子

  一个载断工人一个小时实际得到的工资是0. 28美元,一天的平均工资是:2. 8美元

  一个星期实得工资是:16. 8美元

  一个月的实得工资是:71. 68美元

  一年的实得工资860. 1美元

  一双耐克鞋,三个主要的部门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超过70美分。加上其它的大底,中底,皮革,其它半成品工厂,比如中底在1997裕元鞋厂的中底发给东莞厚街镇町山管理区永欣鞋厂(后来停了订单),商标发给东莞桑园管理区利峰商标公司,皮革是发给耐克指定的皮革生产厂家东莞洪梅镇伟达皮革厂,低加工发给东莞厚街镇佳里鞋材厂。

  一双耐克鞋完成在中國所有的加工程序,总共全部支付给中國工人的工资不到1美元。“乔丹”系例不超过1. 5美元。

  根据东莞市的工资规定工人每个月的最底工资是(450元人民币)54.8美元(按1美元比8. 2人民币计算),每小时是33美分。并且应当按这个标准给工人购买医疗,失业,养老,保险。

  劳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应当综合参考下列因素:

  一)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

  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三)劳动生产率;

  四)就业状况;

  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是工厂虽然达到最底的工资标准,但是没有给工人购买任何保险,实际上是没有支付足够工人基本的生活费用。如果工人用工资这些钱去购买失业,养老保险,那么她的基本生活就会出现问题。在一家中國的国有工厂,同样工龄的工作,做同样的工作,在裕元鞋厂只有60美元,而其它合资工厂会达到100美元,(并且不加班)而且工人得到失业医疗保险,这些费用加上,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150美元以上。如果工人加班那么工资会超过180美元。可见裕元鞋厂工资比中國合法支付工人工资的工厂工人少二倍以上的工资。

  我们要求工厂支付工人的工资能够支付工人基本的生活费用。

  六:工厂没有给普通工人购买任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

  根据(劳动部发(1994)246号)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按照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向社会保险机构按时、足额缴。工厂只给部份管理人员购买了部份保险,这些保险只是国家劳动法规的一部份。并且离开工厂后,管理人员只能得到很少的一些补助。医疗:工厂有医院,但是只能治疗小病(如发烧,感冒等),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就必须请病假回家,工厂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在中國的实际一情况是工人如果没有钱交付医疗费用,医院不会对工人进行制疗,在中國发现许多的工人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而本来是可以治疗的病,而因为工人无钱,就死亡的事件经常发生。失业,养老。工人一般都是18岁…25岁在工厂工作,工厂不超过25岁的工人。

  工人一般在工厂工作很长时间后,由于工作劳动强度大,并且工人的心理压力也在,由于到了一定的工作年龄工人不能适应工厂的劳动强度,离开工厂。但是其它工厂也不招收超过25岁的工人,这样这些工厂失业以后,长期找不到新的工厂,被迫回老家,打一些零工或者做一些小生意。

  而他们在四十岁以后,他们的生活会变的困难,因为他们在年青的时候工作,而工厂没有按中國的法律规定提供失业和养老保险,而中國又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时候对这些年青时候在外资工厂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灾难。

  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大部份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就开始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她们在最年青的时候就在工厂工作,但是她们在工厂工作许多年以后,却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离开工厂以后她们什么都没有了。并且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

  中國的劳动法第九章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我们要求工厂按照中國的相关劳动法规给所有工人购买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

  七:工厂在伙食待遇方面歧视普通工人。

  工厂就餐时间分为三次,11:40,12:10,12:40,由不同车间的工人就餐,工人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以内就餐完毕,如果超出就餐时间,工人就不能就餐。并且工厂对普通工人,班长,组织,课长,主任,经理有不同的就餐标准。比如。普通工人的伙食标准是每天7元,课长的标准是每天13元。

  伙食费用由工人出一部份工厂补助部份。我们要求工厂增加食堂,能够要工人有充分的就餐时间。我们要求工厂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就餐标准和补助相同,不能歧视普通工人。

  八:假期。

  中國国务院在《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这一劳动行政法规中规定:凡是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职工,与配偶不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亲假。职工探望配偶的,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假期30天,并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裕元鞋厂是外资公司,属上述法规调整范围之列。

  另外,劳动部在《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中也明确规定:外资企业职工享受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公休假日、探亲假、婚丧假、女职工产假等假期。所以,该公司应让员工享受探亲假待遇。但是每年中國传统的春节,工厂只给工人四天的假期,裕元鞋厂的大部份工人来自湖南,四川,江西,湖南常德的工人在这个裕元鞋厂就达到10000多人,而工人回老家至少需要二天的路程(工人的家乡到工厂的距离在600公里和1500公里),而工厂每年只给工人四天年假,使许多工人无法回到他的家,工厂最长没有回老家的工人时间达到6年,而且许多夫妻不在一个工厂的也无法相集。

  我们要求工厂必须按中國的有关法规的规定给不在一个工厂已婚工人30天的假期,没有结婚的工人的假期我们希望有十五天,这样工人有足够的时间回自已的老家。

  九:工会

  工厂有工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人知道有工会的存在,工会的主席是由总务的主任兼任。工会的日常事务由各分厂总务管理,工会的委员由车间的组长担任。目前工会的成员只是组长级别的管理人员,工人并不知道自已是否是工会成员。

  我们要求工厂的工会由工人选举才生。代表工人的利益,由工会代表和工厂签订集体合同。并且谈判工资,福利,工作时间等。

  十:人權管理。

  工厂请了一个台湾人来负责工厂的有关劳动和人權的事务。但是负责人權的管理的却用记大过对待超时加班和开除员工以制行有关规定。他本身的作法严重的违背了有关劳动和人權的规定。

  如果有小组加班,他就会记组长的大过。使组长被迫强迫工人在不班的情况下加大产量完成任务。

  目前每个月开除或者是受各种处罚的工人达到二十起以上。工厂有罚款制度,分别是警告10元,小过30元,大过90元。

  我们要求耐克必须直接建立和工人沟通的渠道,并且保护要求维护自身权益的员工不被开除和被工厂管理的为难。

  经常有人權和劳工组织来工厂,但是工厂都担心会失去工作,一般都不会讲真话。有香港宣明会的组织在工厂进行调查。

  工厂和一些劳工团体在2001年7月开始对工人进行安全培训,但是只是在很少的范围,只有少数人知道。

  到2002年1月工厂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和2000年5月的情况一样,没有改变。

  目前,工人的工资依然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工厂有歧视,女性工人被性骚扰,强迫的加班,不依据劳工法律给工人提供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任易的开除工人。工厂执行严格的罚款制度。

  我们要求:出现劳资争议由工厂,耐克和工人代表和工会选举的工会成员共同进行仲载,并且协商解决。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比如提高工资,使工人的工资达到中國劳动法的要求,工作时间在劳动法规定的范围,工厂按劳动法的要求给我们提供医疗养老保险。

  十一:监视器

  工厂在一些车间安装了监视器,防止工人偷鞋并随时注意工人的工作进度。我们要求停止使用这些监视器。工厂离开车间的时候,有时会被保安检查。

  十二:有毒的化学原料

  工厂使用一些有刺激性的药水用于洗机器。

  甲笨在小范围内还在使用。比如针车的画线,成型的最后清洁鞋头。如果不用甲笨清洁鞋头,出的次品就会增多,一般清洁鞋头的工作都是班长来做,但是他们明知有毒,苦于没有办法,担心次品过多,被迫使用甲笨。

  我们要求工厂提高报废品的比例。这样工人就减少甲的使用。使工人的身体得到一定的保护。

  十三:辞退和工人离职。

  每年中國春节前后的一个月,工厂离职达到2% 以上。而按中國的劳动法,工人离职工厂必须按工人工作的年限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有些工人在工厂工作六年以后离开工厂,工厂也没有按劳动法支付补助。

  并且许多工人都拿不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我们要求工人离厂,工厂必须按中國的劳动法,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

  十四:住宿

  每一栋住宿楼下面都有保卫,工人进出宿舍必须出示证件。

  管理课长级别是每四人一间,组长是六人间。一班的普通工人是十二人或者是15人一间。工人宿舍的面积有25平方米左右,有一个卫生间。

  我们要求工人的宿舍和组长的宿舍一样,十二人和15人一间的宿舍太拥挤。我们希望耐克公司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中國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中國工人能够有一个安稳的体面的生活。朋友们请支付我们的要求,请写信到耐克公司。

  来源:新世纪 www.ncn.org

  作者:苏绍智

“民工”宜改称“劳工”

星期四, 05月 15th, 2003

  前不久,有媒体称颂“盲流”概念的消失,反映了对外来工歧视态度的改变,值得肯定(人民日报4 月7 日)。其实,这种歧视性概念依然存在。时下广为使用的“民工”概念就是一例。

  的确,与“盲流”概念相比,民工这个称呼已客气了很多,文明了很多。但它仍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概念。这种歧视包括职业歧视、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具体来说,就是歧视农民和下岗工人、歧视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歧视在城市里从事苦、累、脏、险、重等工作的人。不错,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都比较贫穷,他们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做的工作,社会地位低下,这是事实。然而,这不应该成为歧视他们的理由。他们从事的工作虽然卑微,却是正当的劳动。他们是堂堂正正的劳动工人。人们即使对他们毫无敬意,也应保有一种起码的人格尊重。他们虽然在事实上受到了各种歧视,但至少应该在职业称呼上有免受歧视的权利。作为劳动工人,他们应被称为劳工而不是民工。至少不应让民工这种歧视性的概念出现在正规场合和正式文本中。因此,继续使用这个概念是十分不妥当的。

  民工概念之不妥,还在于这一概念的语义并不准确。“民工”概念究竟源于何时,准确所指究竟为何,笔者没去考证。但可以肯定,决不是“人民工人”的简称。否则,按此逻辑,就应有“民官”、“民师”等概念以与“人民官员”、“人民教师”相对应。倒是有一种说法比较流行,说民工就是指农民工。对于这种说法,笔者有几点疑问。其一,尽管外出务工人员以农民为主,但并不仅限于农民,还有大量城镇居民。而且下岗工人外出务工者也日益增多。农民工之说难免以偏概全。其二,即使务工者原来的身份或职业是农民,一经从事工业或服务业,就不再是农民,不应再称为农民工。更何况大量年轻的劳工是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或失学后直接外出打工的,在此之前并未取得农民身份或从事农业活动。不管哪种情形,他们都与城市和城镇的工人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而完整的劳动工人阶层,只不过他们是新劳工罢了。其三,对于那些尚未完全转变职业或身份、正在从农民向工人转化,或保持半工半农、又工又农身份的人,恰当的概念表述也应是农工而非民工。至于“外来工”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劳工地域概念,所指应是外来劳工。

  再者,民工一词也很不正规。民工不是一个有关职业和社会分层的正式和标准的概念,确切地说,不是一个正规和标准的法律和政治概念。按传统标准,民工无疑属于工人階級或无产階級的一部分;按现行标准,民工则应划入劳工职业阶层或蓝领范畴。很难想象,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条文和制度规定中,会出现和使用“民工”这样的不规范概念。如国外有劳工部、劳工法、劳工黨、劳工团体、劳工组织、劳工运动等;过去在我国劳工概念也多有使用。

  综上可知,劳工概念比民工概念合理、准确和规范。而实际流行和使用的民工概念,背后的观念因素、制度因素和利益因素值得关注。就当下中國而言,劳工问题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和解决劳工问题可谓千头万绪,而为劳工正名也许是其中成本最低的一件事,也是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原载:南方周末

  作者:陈向阳

全球化下的悲惨打工者

星期六, 03月 1st, 2003

  一、悲惨的处境

  前段时间去了趟为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深圳,其市容繁华之程度令我侧目──绝不在北京之下,而举国上下能与北京相比的实在是寥寥无几。这的确让我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差距。据我的观察,在深圳市内跑的汽车,几乎没有不上档次的车,这一点北京比不上,其实,除了没有北京大之外,就剩下比北京好了。然而当我离开市内,到各区镇看了一下之后,才大概明白了一些这差距的缘由──深圳的郊区和各区镇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到了吃中午饭时,成群结队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就像麦浪一样此起彼伏。我主要呆的地方是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和东莞市的某些区镇。在这个地方我明白了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什么是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据权威人士估计,在380 万人口的深圳市有280 万的外来打工者,在人口148万的东莞市有 150万的外来打工者。他们的年龄段在16岁到25岁之间的为多。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因为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农村来的。也正因为是从农村过来的,所以他们没有钱,其实也就是因为没有钱想挣钱才来到这里的。然而,他们的平均工资约在300 到400 元,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有休息日,而且加班费很低,平均一小时1 元5 角,前叁个月的工资要扣除,即干不到叁个月的一分钱也拿不到。工资低还被拖欠,据计,拖欠时间短者两叁个月,长者半年、一年,深圳、东莞(其实包括珠海、佛山)等市欠薪额均达到两叁千万元。这些老板长期欠薪逃逸后,使得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而且很要命的一点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岗前培训,绝大部分的机器都是半个世纪以前,有的甚至是20年代或30年代的机器,安全从来就没有保证。所以工伤事故就是家常便饭,断手指头是最轻的工伤事故,断手断脚是正常的工伤事故。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工伤事故发生,所以深圳周围有叁大特色,一是密密麻麻的工厂,一是成群结队的打工仔、打工妹,一是令人瞩目的医院。救护车每天都在忙碌着……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医院,受了伤的农民工是最为悲惨的,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得不到赔偿的,而且在受伤住院期间连饭都吃不饱,法律规定深圳市工伤工人在住院期间的伙食费最低是33元(此为关外,关内为50元),实际上,很多工厂只给工人包括护理病人的工人每天的伙食是10元钱,而在医院一顿饭是6 元钱,这怎么能吃饱?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受到这样的虐待还无处讨回公道。一方面是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缺乏法律知识,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该怎样去处理,而老板们就抓住这一点对他们进行威逼利诱,迫使其就范;另一方面,就算打工者知道该诉诸法律,可是事实是,就像老板们说的那样:你告我,你有钱吗?你有权吗?我有,我一个电话过去,市长就得过来。其实这并不夸张,还确有其事,说白了就是说地方政府其实和老板们是一个鼻孔出气。而且举目国内,愿意为打工者说话的律师打着灯笼都很难找着。更进一步,就算你一纸诉状将老板搞上法庭,可是能打赢官司的为数太少,即使打赢了,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赔偿的更是屈指可数。因为这里的老板们大部分是台湾和香港的,他们中的很多在官司将要输的时候就携款逃跑,而地方政府对此的态度居然是默认,更甚的是反过来对打工仔、打工妹滥施淫威,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这里要打一场工伤官司,一般要两叁年,长的得四五年,加之发生工伤后,老板会很快将这些工伤工人赶出厂子,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长达叁四年的时间里是无法养活自己的。而且在这过程中,政府又始终站在资方一边,这就使得打工仔、打工妹维护权益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就是弱势群体的真实写照。据有关部门统计,深圳市,每年受工伤的打工者有10万多人,因工伤死亡的有1 万多人,我不明白,这难道就是我们说的文明和进步?原来深圳所谓繁华的背后其实是这些会说话的机器的血与泪。

  而且,如果你愿意,你会在众多的所谓人才市场里发现每天都有大量的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以打工妹为多。而他们来到深圳时身上带的钱就很有限,事实上很多孩子本身就是借钱出来的。但是由于劳动力太廉价,也就是竞争太激烈,所以找到一份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实际上能够在一个星期以内找到工作的是很少数的,有的甚至半年还找不着,因为找工作还要很多的证件,比如暂住证、未婚证,流动人口证、身份证、学历证等等。所以很多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很快就陷入困境。于是被骗就很正常,无路可走之下,很多女孩子被迫选择了以卖淫为生,过着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屈辱生活。

  其实,不光是深圳也不光是珠江叁角洲,全国各地都一样,所有打工者的境遇大体都一样,女孩子的境况就更为悲惨,因为她们是弱者中的弱者。就拿烟花爆竹业来说,2001年岁末,江西万载县黄茅镇的十几名农民工死于非难。然而,就在他们死骨未寒时,年初,与其相隔仅90公里的“花炮之乡”江西上栗县,相隔不到10公里的“中國烟花之乡”──湖南浏阳,又有十几人在爆炸声中失去宝贵的生命。还有,广西南丹煤矿“7.17”特大透水事故, 81 名矿工死亡;与此相应,山西各地煤矿连续发生六起特大煤矿事故,陕西韩城,江苏徐州,湖南涟源,黑龙江鹤岗,以及贵州等地亦纷纷发生重大煤矿事故。这还只是见诸报端的。而实际上正如南丹矿工们所反映的那样,事故天天有,死人不算什么,通常老板给点赔偿就了事了。据官方统计,去年各类安全事故的死亡总人数竟高达11万之多。其实,就在我们附近,北京保姆的悲惨境遇也是很好的例证。她们工资又低,地位又卑下,经常遭到毒打、体罚、性骚扰、强奸甚至杀害。还有像我们周围的建筑工、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员尤其是服务业等等,境遇都一样。只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注意过他们。他们其实是被我们漠视的一群。

  然而,更多的被我们漠视是广大的农民、乡镇失业人员、城市下岗工人。农民的负担在中央地方的一片减负声中日益增加,各种苛捐杂税什么乡统筹村提留、什么修路费、架桥费、改线费、水费电费等等,再加上化肥、种子等的费用,农民种地愈来愈入不敷出,于是农民们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就产生了愈来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就是前面说的农民工。而被乡镇淘汰的失业人员在被城市进一步淘汰之后,他们的生活就更加悲惨,于是很多人为了生存就选择了铤而走险,各种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等纷至沓来;再看看愈来愈多的城市下岗工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生活来源连最低保障线都无法保证,于是大量的工人被迫打着“我们要吃饭,孩子要上学……”的口号走上街头……然而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是他们,真正修路架桥的是他们,真正生产粮食的是他们,真正从事各种服务是他们,真正冲在各行各业第一线的是他们。但是他们的境遇却最为悲惨。

  我陷入了沉思,我找不到出口……

  二、弱肉强食是根源

  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人类从结绳记事,到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从钻木取火,到飞机、火箭、大炮、核弹;从衣不蔽体,到巴黎时装表演;从追逐猎食,到麦当劳、可口可乐;从简居陋室,到冰箱、彩电、空调;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到奔驰、宝马、凯迪拉克……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照理说,文明和进步已经够发达的啦。可是为什么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却残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个中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没有洞悉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经济人假设,这一切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直至社会动荡,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现在的各种社会福利相比较之下还不错的本质原因是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以及工人的长期斗争。这也就是说,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西方所产生的极大的负面影响被强大的道德、宗教、进步力量所平衡,而我们却一方面视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为经典法宝,一方面又狠批道德、传统文化甚至革命文化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遏制,这样我们就根本没有弄清楚主要矛盾是什么。所以我们既没有建立起一种对在残酷的斗争中失败的弱势群体的保护网,尤其是处在生物链底层的中國农民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也没有使我们的经济真正发展起来。

  具体的讲,核心原因在于竞争。我们大家谈起竞争,就都会说竞争给我们带来了活力或者叫动力。的确竞争会给我们带来活力或叫动力。然而我们必须看清问题的本质。竞争是动态的,每一笔交易,看上去很平等,双方也自愿,但是,实际上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信息的不平等,就使得每一笔交易都向强势方倾斜,社会是很复杂的,这无数次交易下来就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实际上,工业革命使得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创造了惊人的财富,然而,“十九世纪,英、美、德、意、日各国劳动者不但没有享受到工业文明的好处,反而每天十四、五小时强高度地劳作在充满着危险、噪音、粉尘的工厂或者矿山中,过着连中世纪手工劳动者都不如的生活,连他们不满十岁的孩子都要被迫在重压下劳作,而且同样是死亡事故不断。”与此相反,则是企业主们的巧取豪夺,挥金如土、骄横自为、花天酒地。在美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期,然而美国的知识分子、进步作家、新闻工作者无法对此间的种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熟视无睹,于是他们本着人类的良知和理性发动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才逐渐使得美国社会状况得以改观。他们猛烈的抨击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揭露种种暗无天日的暴行。于此相应的是一场场工人运动,就这样在强大的压力面前,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妥协,将这种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有所收敛。

  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收入也相应提高,而且,美国社会还建立了各种社会保险,缩小了一些贫富差距,社会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经济也因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尤其是二战后期,这种混合市场经济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的却恰恰是美国后来重新膨胀的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将这种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当作法宝。这一点恰恰和当时纹革刚结束的政治气氛相融合。结果就是这些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无穷尽的灾难。我们知道,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实上,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每个人自私欲望的无限性激烈的冲突着,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极度恶化。人们从向大自然索取、改造大自然建造美好家园迅速地向残酷地掠夺、浪费、摧毁大自然移动。人与人之间,由于自私的本质(是我的,就不是你的。)造成相互的矛盾不断的积聚、膨胀。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怀、善良、互助迅速的淡漠、消失,替之而来的是利用与反利用、欺诈与反欺诈、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日常化。反映到集团、地区、民族则是世界各国国内及国际的战争日常化,加之世界尤其是西方各国的媒体的鼓吹宣传,使人们觉得这一切合理化、正常化。因此,中心外围结构,资本流向全球,财富流向西方(美国)的结构得以最大限度的巩固。而作为单个的人,内心矛盾也日益尖锐化。

  尤其是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较深的正直、善良、友爱、淳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