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按：2007年是胡适先生去世45周年，也是陈独秀先生去世55周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12月16日，民间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胡适、陈独秀纪念会”，表达对两位“五四”先贤的追思、敬意和反省。与会者包括丁东、王东成、邢小群、章立凡、王人博、秦晖、杜光、吴祚来、程巢父、邵建、张博树、傅国涌、余世存、李炜光，等等……纪念会开了一天，就胡、陈与新文化运动，胡、陈与国共两黨、胡、陈与宪政民主、胡、陈与现代知识分子四个专题进行了讨论。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澤東发了一份电报，从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属于书生本色的天真。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國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澤東。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仲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仲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黨的好榜样。这个劳工黨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1895页）

　　1945年的毛澤東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黨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澤東在共產黨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澤東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1936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 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澤東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17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有关毛澤東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澤東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澤東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而作的。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澤東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澤東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13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澤東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3843—3844页）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1960年饿殍遍野的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澤東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澤東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獨立评论》在中國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2546页）他还说：“共產黨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俩消灭‘胡适的幽灵’。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國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澤東、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國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國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当仲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同上，2600页）

　　1961年，胡适71岁了，这年10月25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仲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1957）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12页）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產黨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澤東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547—2548页）

　　1957年6月7日，中國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澤東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國共產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國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國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仲共政权。”（同上，2598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產黨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國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604）

　　这是胡适对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惦念着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认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正值毛澤東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澤東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页）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澤東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3460页）

　　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澤東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澤東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 568—569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他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5月21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

　　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

　　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胡适书信集》下册， 1396页）

　　在这些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澤東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钱钟书在大陆至今仍被捧为“学术泰斗”，其《宋诗选注》也被捧为“经典”，素来公允、客观的胡适感到其实“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但大陆文人攻击此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争风吃醋而已。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產黨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澤東！”（《胡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他感叹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產黨策动吗？”他指出共產黨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產黨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3254页）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他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國共產黨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國共產黨？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產黨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澤東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獨立的思考，坚持獨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21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國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作者:傅国涌

　　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國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加， 2个月后结果公布，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正处于逆境之中，在上海蛰居读书，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地盘、有枪杆。民意调查至少能够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孙中山当年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权势，但他历经艰辛、参与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有主张，有蓝图，有热忱，不断地在为中國寻找出路，民众对他的敬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孙中山骨子里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为他深爱着的老大民族苦心焦虑、忧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总是超越眼前短暂的成败得失，着眼于长远的未来，正是这样的远见使他不计一时成败，屡仆屡起，坦然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态。他几乎受到了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尊敬和交口赞誉，在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中，这简直是个异数。在激荡曲折、错综复杂的中國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怀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军阀，往往也不是选择公开与他对立的姿态，甚而在表面上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实际力量，他的精神气质完全超越了自古以来宫廷或官场上那些圆熟的权势人物，也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经在他的身上生根、发芽，他不仅仅属于他所热爱的中國，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孙中山对近代中國社会转型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针对内忧外患、百病丛生、满目疮痍的现实，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极富概括力的说法，如此准确，如此简明，这三个词几乎抓住了中國问题的内核，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内顾中國实情，深思熟虑的结晶。他亲手制定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國最有前瞻性的认识，那不仅是通向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仅仅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时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时代的人远。难怪在他活着的时代，他不靠权势，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众的问卷调查中“一览众山小”。这一点，即使他本人，大概也会感到欣慰。

　　确实，孙中山是个理想型、而不是行动型的领袖人物，同盟会内部就有“孙氏理想，黄氏（兴）实行”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行动的热忱，或者行动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行动、实践、奔波，但他更擅长的思考、演说，是激励同伴，行动并不是他的强项，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破土而出，当然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尽管那与他火一样炽热的理想，与他长期不断的革命实践也是分不开的。没有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样子。

　　孙中山不是完人，他也有缺点、有脾气、有失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执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当清廷退位，袁世凯接替他出任总统，他认为民国成立、南北统一，民族、民权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以后的重心就是民生问题，所以他要退出政治，去从事铁路建设，其中就不无天真。说他固执，在清朝垮台前的漫长流亡岁月中，或者民国以后的十几年间，他不停地为理想而奋斗，败而不馁，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应该也有关系。也因为如此，他有时特别坚信自己的正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劝告，“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行动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决意重组秘密的中华革命黨，要黨员以服从黨魁命令为唯一要件，不仅要宣誓立约，而且要摁指摸。与他并肩奋斗多年的黄兴拒绝接受这样的做法，力劝无效，只有黯然离开日本。他与传统的政治领袖太不同了，他不很擅长协调革命阵营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在同盟会时期，与陶成章、章太炎等都有过紧张的冲突。如果按照中國传统的政治标准，他看上去是那么不成熟，不会玩权谋，不是长袖善舞之辈，总是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历代帝王、和那些久经宦海浮沉、老谋深算的达官贵人的区别也正是这里，否则他就不是孙中山了。在民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战略安排上，他也有过不少失误，他没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机遇，以最恰当的方式推动这次史无前例的转型，已经有历史学家直面这些问题。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训、遗憾在内，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人反思历史的新起点。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任上，毅然决然放弃权位，实现承诺，辞去这一最高职务，这一壮举，放在中國历史上乃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给予怎么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尤其考虑到这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这一幕，孙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八十多年之后，我们追念前尘往事，遥想他的形象，内心深处依然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感受。

　　作者:傅国涌

　　遥想“五四”当年，陈独秀“白帽西服”，亲自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上散发传单，何等的风采！即使入狱也是风光无比，光焰万丈，举世注目。他亲自起草、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无疑是一次“直接行动”，是一个北大教授、前文科学长的“直接行动”，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直接行动”。1920年4月21日，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还不到一年，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在《时事新报》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文，他将五四“特有的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这是他和无数青年身体力行所创造的五四“特有的精神”。在不断侏儒化的后人眼中，他们的这些举动也许就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即便在学者专家笔下，五四精神也不再是什么直接行动与自我牺牲的精神。顺便提一句，《北京市民宣言》是由胡适“译成英文”的。重温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今天与“五四”巨人的距离首先不是时间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在陈独秀被捕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1919年的中國，那年头的世道人心、社会元气。一个社会是需要几分元气的，这元气首先就来自公道人心，也就是说要有一点“人味儿”，否则与禽兽的社会何异？1919年的中國，不只有学生运动，不只有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的中國还有一点“人味儿”。从6月11日到9月16日，98天的牢狱没有打倒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实现了自己男子汉的承诺。这个社会也是爱护他的，没有让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失望。即使身在囹圄，他也不是孤立的。这是我们在1919年看到的亮色：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 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 17日，老牌的《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6月15日，北京学生致函警察总监，提出二点：“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學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同时通电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很明显，这是在向当局施加压力。

　　16日、2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9所高校40人， 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7所学校29人，分别联名致函警察总监，称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惘”，要求“宽其既往”，“爱护士类” ，予以保释。目的无非是为陈独秀开脱。在署名的69人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如因病卧床的刘师培等。

　　从6月17日起，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团体，乃至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纷纷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中华工业协会在6月25日《时报》刊出致当局的电文：“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學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黨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陈独秀是安徽人，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就是皖系军阀，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纷起营救。据6月16日、24的《申报》，由旅沪皖人组成的安徽协会几次致电北京安徽会馆，要求以同乡关系，“速起营救”、“竭力设法营救”。在为陈独秀获释而奔走的同乡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称陈“为革新思想之先守，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他在写给《时事新报》张东荪的信中说：“我和陈君并靡有一面之交，但不过我觉得他这样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甚至还有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他们的政见也许不同，甚至相反，他们的学术观点或许大相径庭，但并未妨碍他们在那一刻站出来为这位同乡说一句公道话。

　　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发表两则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重申了陈独秀的那句箴言：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爱情与痛苦》则说：“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7月14日， 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他说：“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舆论的呼声发挥了作用，这是1919年，五四浪潮汹涌澎湃，军阀政府还不敢太肆无忌惮，逆流而行。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炳湘其人，当年7月25日的《申报》报道：“尚幸警察总监吴炳湘，脑筋较为新颖，虽被军阀派多方威胁，及守旧派暗中纵恿，然其对于陈氏始终毫无苛待（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

　　在各方的压力下，9月16日，陈独秀在被迫具结“以后安心问学，……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之后恢复了自由。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欢迎他的出狱。

　　1919年6月11日，当陈独秀被捕之后，学界、新闻界，政治人物、故旧朋友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最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恐怕是中华工业协会，尤其是反对白话文的老辈人物也站出来为他呼吁、奔走。对此，胡适6年后还念念不忘，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发生后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作者:傅国涌

　　半世纪来，中國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这样描述“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开端：

　　一曰，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依仗“船坚炮利”，把封闭的中國打得门户洞穿，迫使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合约，从此中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二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馬克思列寧主义”，从此中國人醒悟了，决心“走俄国人的路”。

　　就是说，前一炮将中國由“古代”打入“近代”，被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后一炮却把中國由“近代”引向“现代”，跟着苏俄进入列寧、斯大林建构的社會主義的新世界。

　　关于以腰斩清史界定的中國近代史开端，关于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而成为中國现代史的起点，都有毛澤東的经典指示为依据。

　　我对“两炮论”由笃信而怀疑，过程长达二十年。按照“两炮论”，没有英国炮舰打遍中國万里海疆无对手，满清道光皇帝岂肯同意白下之盟吗？没有“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陈独秀、李大钊等岂能在苏俄特使指导下建黨吗？据此逻辑，中國进入“近代”，当然是被英国大炮“轰入”的，而中國能够进入“现代”，当然也是遥远的阿芙罗尔号大炮轰出苏俄的回应。

　　但看逻辑，都可通。因而拙著《走出中世纪》，于1978年冬问世，已故的陈旭麓教授，便对拙著命题进行批判，说是应该正名为“轰出中世纪”。

　　问题在于逻辑应与历史相应。中國开始告别中世纪，是自行“走出”，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轰出”？一字之差，却涉及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1840年的清英鸦片战争，满清的万里海疆，居然被区区数十艘英国桅帆船，其船也不坚，炮未必利，打得没有招架之力，难道可证中國没有能力自行走出中世纪吗？中外历史早已表明，那次战争中國的失败，不败在军事，不败在技术，败在哪里？败在满清專制体制的腐朽，尤其败在满清道光帝的“遥制”，于前敌无所知而坐在紫禁城中瞎指挥。以后清法、清日战争惨败，直到挟植义和团而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罪魁祸首必定要追究到慈禧太后，历史理由也正在于体制的彻底腐败。

　　至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否将中國“轰出”近代，那是别一问题。从历史来看，由1917年到1949年，那三十多年的内外战争史，便不可能令人相信“轰出”论。

　　清末的中國疆域，历经沙俄、日本的侵夺，已较康熙时代的大一统帝国疆域缩小很多，但仍比斯大林强夺外蒙及唐努乌梁海以后的民国疆域大得多。那以后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汉族虽属人数最多的民族，但如周恩来所谓，非汉族的边疆民族，分布区域实占今日中國面积的百分之六十。而我们的近代史或现代史，常将非汉族置诸度外，这合理吗？

　　作为如今全球最大的民族复合体，中华民族早就在走自己的道路。论民族或族群的数量，中國或不及印度或苏俄，但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何“近代”中國没有如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何“现代”中國没有如苏联那样膨胀而突然解体？当然是全球史研究的最大悬案。

　　显然，质疑“两炮论”，进而探究近现代中國是否“被现代化”，都应属历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作者:朱维铮

　　对毛澤東的研究，自美国斯诺开始迄今。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著述之多，可谓汗牛充栋，目不暇接。在中外所有的教学机构和图书馆室，几乎都可以看到有关毛澤東的资料，这成了当代人类文化史上一道景观。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倒也不奇怪。

　　如同一个古老的神话，毛澤東的思想来自何处？缘何产生？它说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其历史真相如何？很多专家学者均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在尊重科学、正本清源的今天，他们的努力无疑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和民族的发展，实该浮觞击掌。

　　拂去扑朔迷离的岁月烟尘，中西文明的碰撞，古今文化传统的嬗变，演绎的载体一一凸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光数十年，倜傥不羁的毛澤東思想，以横扫六合之势，睥睨群雄，取而代之。然而，毛澤東思想是一个网络复杂的系统，盘根错节，虚实相依，何可一言以蔽之？象某些研究文章一样，对它的评估大多片面化、公式化和简单化，这既是不负责任的非理性做法，也缺乏学术的严肃性。近代湖湘文化大师王夫之，曾作门联自勉云：“六经自我开生面，七尺从今乞活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智慧？可见对历史文化和人物的研究，须认真对待，不宜草率而为之。

　　水有源，树有根。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决定了毛澤東的性格与事业成败？他思想中矛盾的焦点是什么？他秉持的又是何种人生境界？某些研究文章不是“为尊者讳”而失之偏颇，便是望文生义，语焉不详，不能自圆其说。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让人一头雾水，莫明其妙。或者拾人牙慧，东拼西揍、陈词滥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关于毛澤東，令政府官员、文化人和老百姓因惑的问题很多。诸如：毛澤東只是晚年有错误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凡事都有个前因后果。四人邦得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缘份来自互动，好处相互利用，这是常识。毛澤東亲信的人何故败类多而贤者少？行要好伴，居要好邻，毛澤東为甚要反其道而行之？仲共元老和知识分子，被打压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多优秀领导人和文化精英个个蒙冤抱屈，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政治的弊端所致，应该有个清晰的交代。林彪为什么要外逃？他的大权即将在握，已由毛澤東亲自颁定于黨章，他有必要外逃吗？为什么毛澤東对周恩来亦保亦压？没有受到打压的人为什么只剩下江青？毛澤東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反右和纹革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不少人怀念毛澤東？……这么多问题，仍然是大家心中的谜团。倘若想解开这些谜团，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牵强附会，玩弄概念游戏，不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代民宣言，仍然高调之声不绝于耳；那么，我们留给后人的，就不仅仅是愚昧和悲哀了。

　　是啊，为什么还有不少人怀念毛澤東？也许身受毛澤東错误思想之害的人，会对此嗤之以鼻，嘲笑他们的幼稚。其实，之所以还有不少人怀念毛澤東，恰恰是毛澤東鼓与呼的社會主義所致。

　　社會主義从表面上来说，应该是较有诱惑性的政治模式，它起源于仁爱与道德，包涵责任与良知，既是西方人文哲学的精华，又是中國古代民主大同思想的结晶。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贫富悬殊，人人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们同工同酬，按劳分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且享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言行自由，自己当家作主，谁不为之向往？

　　然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失败的、空想的和贫血的，他极其自我独尊的个性、先天不足的政治素养和社会经济的严重匮乏，使他的理想和实践陷入了悖论。他不仅没有让他的子民当家作主，过上安康的生活，即便是资产階級民主宪政的天赋人權和古代大同哲学的国赋民权，他都没有实现，并且将自己的民族引向了灾难。平心而论，在那贫瘠的历史之秋，泱泱中华大国的公民，基本上还是有最低生活物质的保障，这在幅员广阔，一穷二白的中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百姓的生活物质虽然少得可怜，差得离谱，但毕竟多少有一点，毕竟政府不会不管。毛时代虽然也曾“路有冻尸骨”，却鲜有“朱门酒肉臭”的贫富悬殊，也很少有卖淫嫖娼、走私贩毒、坑蒙拐骗和谋财害命的社会现象。一个未经正规训练的农民领袖，一个地道的乡村之子，能做到这个份上，不也是他的某种价值吗？总比那些视民瘼而不顾的政客们要好吧？这，就是不少百姓怀念毛澤東的原因，但这种怀念带有某种盲目性。

　　说到“毛热”，的确是个复杂的话题，除了部份民众以外，还有某些官员和商人。这些官员，在毛澤東时代应该属于既得利益者群落，其中多数人都是靠喊政治口号混上一官半职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在被淘汰之余，对毛澤東的怀念便油然而生。另有些官员，以显示同毛澤東的关系和感情为荣，既批判毛澤東的错误思想，又维护他的某些错误行为，从而为自己的地位找到合法性。至于某些商人们，借“毛”的光，打“毛”的旗号，发“毛”的财，同怀念毛澤東就相去甚远了。象各地不断出现的以“毛澤東”命名的饭店、酒家、学会、研究会、堂馆、书刊、影视、艺术、旅游团等，无不体现出浓厚的权力资本商业色彩。

　　如此看来，毛澤東成了中國政治的公共资源，虽然没有谁真正想回到毛澤東时代，但谁都想从他那儿找到生存的护符，谁都试图通过他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不能不说，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怪圈，从中是否可以看到远古图腾崇拜的身影？这也恰好说明了，关于毛澤東的研究和中國文化的研究，尚未进入成熟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澤東的真相很难澄清，而他的错误却以另外的形式在悄悄的延伸。

　　毛澤東遗产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毛澤東实行的权力考核任命制，形成了以官为，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体系。虽然宪法规定，政府职权要以民主选举为依据，却因“階級斗争”的需要，欣赏和提拔成了官职升迁的主要形式。这样，趋权附势、惟命是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官僚作风，就成了仲共权力区域的潜规则，与之俱来的是以权压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和贪污腐化。毛澤東并非不痛恨特权，他曾多次向黨内发出警告，要求他的官员清正廉明，终因缺乏权力监督，没有从根本上遏止权力的腐败。更为令人遗憾的是，毛澤東不明白特权是他自己一手造成，却总是责怪他人。现在系铃人已去，谁是解铃人？

　　以人为镜明得失，此语不虚。

　　毛澤東走后，新的仲共领导人加强了对特权的限制，集体智慧的倡导，形形色色的立法，的确较毛澤東时代有明显的进步。然而，还是缺乏权力制衡，民主监督也难落实到位，适逢市场经济利益的诱惑，激发了人性的弱点，致使各种权力的腐败每况愈下。而且，仲共高层反腐的决心越大，特权的腐败就越隐蔽，甚至出现大腐反小腐的官场闹剧、出现“为官不腐难为官”的丑恶状态。

　　已不正，焉能正人？权力的腐败带动了社会全方位的腐败。从媒体的披露的情况来看，道德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司法腐败、金融腐败、医疗腐败、体育腐败、民风腐败的案例时有发生，什么腐败没有？眼看着社会是非的颠倒、价值的错位、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沦丧、犯罪的猖獗，有识之志都为之痛心疾首，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此情此景，民生，民权与民主又何从谈起？如果社会的权力制度不民主，如果没有权力的制衡、司法的獨立和民主言论的监督，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赖以腐败的政治资本和财富资本，如果人的成功和价值必须依附于权力；那么，千年等一回的清官就会让人望穿秋水，而自私人性追求特权带来的腐败就难以泯灭了。

　　其次，毛澤東的农业政策并没有因为他的辞世而改善多少。新的仲共领导人，这些年来虽然采取一系列为农民减负的政策，农民的收入和自由也有了一定的增加，但总的局势不容乐观。据媒体的记者调查，很多农民仍是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没人关心他们的生老死病与悲欢离合，大多被迫外出打工，同样过着颠沛流离、毫无人權保障的日子。究其原因，是农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处置自己产品的权利，还得支付各种苛捐杂税，忍受村官们的卡拿索要，善良朴实的农民，除了一走了之，犯上作乱以外，还能怎样？

　　其它……

　　为人民谋幸福的毛澤東，究竟为人民谋了什么幸福，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中國社会的现状，大概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吧？尽管中國的国防工业、科技教育、环境设施和民众的消费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先进国家相比，还整整落后半个世纪啊。以历史文明悠久见称的中华民族，该怎样走出观念的误区，走出左右摇摆的意识形态，实事求是，摈弃空谈与口号，真正实现民主与法制、科技与教育兴邦的格局，已是亿万炎黄子孙的当务之急。

　　殷鉴不远，魂兮归来。

　　作者:笑波

　　要深入客观地讨论林彪，请把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和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区别开来——不要因为林彪的政治行为去否定他的军事业绩，也不要因为林彪的军事业绩就肯定他后来的一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有人说，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事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为人是有连续性的，你怎么可能区分开“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呢？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人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或兼而有之……我由此想到好多往事，让我试着叙述分析“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表现，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吧。

　　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我不想参加讨论，也不想把林彪与刘伯承、粟裕等人做简单类比。林彪可圈可点的是他后来的政治行为。１９５５年全军授衔，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

　　元帅排名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功，单凭毛澤東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澤東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８纵１３５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元帅中林彪第三，刘伯承第四，文章也正在这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林彪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刘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１９５０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林彪此时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岗事件里林彪是否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一直在养病。不过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刘伯承后来的遭遇、林彪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７日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虽然书中文章中叙述过，但没有人对此加以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这个细节所包含的信息却不那么简单——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刘伯承。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有的老人说，其实他们就是为躲开授衔仪式才去休养的）。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元帅服，列队从老毛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参加此等盛会获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为什么？刘伯承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彭德怀正秉承毛澤東的意思对刘伯承本人及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毛澤東语）——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毛、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龙之前，因为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黨军”来自八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均在手下，林彪更是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是不露面为好。林彪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不象后来纹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感，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動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体现——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１９５６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澤東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澤東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明白毛澤東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１９５９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正如铁流兄于１９９９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澤東把他紧急召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而非真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國的真实情况，对老百姓、对黨、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力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２０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能当面顶撞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就能１８０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不是他不顾，而是政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设想一下：如果林彪一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再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國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１９５４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黨并撤销黨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黨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黨籍，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毕竟入黨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１９６１年８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澤東整是冤还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林彪虽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軍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澤東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切颇得毛的欣赏。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出政治，１９４７年９月毛澤東曾修改批转过四野３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但那诉苦运动与改变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１９５９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國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的魔力！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１９６２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中，只见一张中有林彪，那是１９６２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但是，既已是“政治林彪”，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大家记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澤東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黨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黨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白他的素质。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１９６５年５月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澤東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代之。而毛澤東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又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敢保证留下的文件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实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８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虽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得１９５９年９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１９６６年５月纹化大革命正式开始，５月１８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推到黨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他与毛澤東的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澤東，我可能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澤東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史的悲剧兼闹剧。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獨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纹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毛澤東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澤東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不过令我感到林彪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澤東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１９７１年天安門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澤東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澤東，坐了短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澤東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底政治化，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东山再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澤東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國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在遭毛澤東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鄧小平没有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澤東当头一棒，起码，林彪让毛澤東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哪怕只有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失蹄翻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让毛澤東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門晚会上转身离席而去、把毛澤東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澤東的争吵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國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句被鲜血浸透了的话：“政治就是充满罪恶，革命也不见得就是圣洁。”我想，这可能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张在有生之年认识到了这一点，是他的幸运。张国焘五四运动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能力极强，帮陈独秀做了许多工作。中國一大选陈独秀为總書記，李达为宣传局主任，张国焘为组织局主任。这是中國最早的三个干部。中國开山的第一代人，包括毛澤東在内，无论什么出身，什么学历，哪一个不是满腹学问，胸怀大志。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学问来讲，要在那时给自己混出个功名地位绝无问题，但他们向往中國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而奋斗。对于这一代人的革命初衷，我们唯有敬佩。为了上述目的，他们进入了政治“场”。然而，政治本身的属性不可能因为你追求向往的目标的崇高伟大而减少一丝它的黑暗可怕。我们现在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就其本身运作来说其实是最没有階級性的，管你什么封建政治、资产階級政治还是无产階級政治，游戏规则运行规律一样的残酷。曾经有多少人根据宣言推理判断，既然无产階級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先进階級，其政治就应该且可能是光明磊落的，革命因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凡是这样希望或认为的人，几乎无一不得出相反的结论，包括中國第一代人，后来的代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这不是说他们的目标、理想和追求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定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被过于理想化了。在政治中，中國第一代人有的认识到自己的白日梦，引退了；有的无法适应政治的厚黑，被吞没了；有的被政治彻底异化，嘴里讲的笔下写的还和原来一样，但血管中流的已经不是血而是油；有的为了适应政治场中生存的需要，言行方法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心里仍顽强地坚持着理想，坚持奋斗……他们之中，多少人从知识分子、学生、“专业人员”化为政治人物，开始你死我活的拼杀，对敌人，也对自己人。后来的代代人，也在不断进入这个“处理器”，发生着不同变化。这变化过程中间，一代一代出现了多少让人敬仰、鄙弃、消沉、鼓舞、切齿、雀跃、迷茫和大彻大悟的人和事，多少人在人世沉浮中醒悟或更加沉迷……。就说张国焘，曾经尊师敬老，热心助人，处理黨内事务与陈独秀意见不合时，陈独秀一发怒，张国焘立刻站起来老老实实听训，一如在学校中，还曾以自己恋爱失败（追刘清扬）的经验劝导别人，如此等等。曾几何时，在政治角斗场上已经变得血冷手黑。他在政治上的争夺和角逐包括和毛澤東的争斗，那些是非曲直我们就不予置评了（也难得评得清），只说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他杀的大批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真的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就是该杀？或是为了神圣的革命目的，即使冤杀也是必要的代价，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希望他写出上述的那句话是真的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和他个人被政治的异化，对因他而死的那些冤魂有过发自真心的忏悔，而不是仅因为安慰自己多年来政治上的失意而发出的一句慨叹。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尽早有类似的感悟和认识。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知道的黨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写本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黨、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國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黨建军，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看得多了，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目标的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黨、黨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纹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不够意思！”——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了，哥们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那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你瞧，这就是政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牢靠！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澤東也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國革命也死了。毛的形像、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黨、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黨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黨、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到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的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黨、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國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澤東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澤東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國做出的最大贡献。

　　作者:华飞

　　毛澤東的研究，对他的青少年成长期，几乎是空白。而这正是他的个性形成的时期。对毛澤東的研究，基本都是从政治方面着手，而从心理分析着手的不多。毛澤東的性格，在毛澤東的整个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些研究经济，政治的学者，常常忽略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因素。

　　毛澤東的年轻时代，是一个才华，能力非常强，而处境可能非常不顺的人。多次的挫折使毛澤東成为边缘人，反社会者，对毛澤東来说，改造世界和改变个人的处境合而为一。毛澤東的出身，处境，能力，使他成为一个异常狂妄，又同时有着浓厚的自卑心理。（而毛澤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