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什么都有历史，包括屠殺。我指的当然不是对动植物的屠殺，虽然那种事已经严重到匪夷所思。除了正常的生存需要，生活需要……杀猪宰羊，打雀猎兔；或者是种菜吃饭，砍树烧柴，开山凿石，挖煤探矿……这些事暂且放下不说。

　　我说的屠殺是杀人，是屠殺像我们自身一样的姐妹兄弟。是同类，是同族同宗，同为大地上尊贵生命的人之间的游戏。

　　当一些人为了某些权益组成一个团体的时候，那种行为与野兽可以争锋，鹿死谁手？当然野兽要大逊风骚。

　　野兽够狠，没有人狠。生存够狠，没有权利的欲望狠；狮虎豹都是狠中之狠者，在極權面前小巫见大巫。拜托，哪里看的出狠？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却各有各的的不幸。

　　时代不同了，名言也要变——

　　極權專制下的人民都是一样的，民主社会的人民却各有各的生存方式。

　　極權只有一个注释：草菅人命，猪狗不如。

　　无论这个社会打出什么样的旗帜，喊着什么样的口号，或者，叫做什么样的国家，这些都是脸上的脂肪，没有意义。

　　自由社会则不同，做牛做马，做猪做狗，昼伏夜行，随便。人的生活嘛，人做主。

　　比如屠殺，有不同阶段的屠殺，整合起来就构成一部活生生的谋杀史：

　　起先是杀老人，老革命，老学者，老专家，老知识分子，所谓地主老才，凡是年纪大点的，学问高点的，见识广点的，辈分大点的，胡子长点的，老茧厚点的，财富多点的，统统的，消灭。杀杀杀！

　　关牛棚，进监狱，做老虎凳，喝辣椒水……多少的黑发人送白发人，一个民族的千年文化传承只要冠上“四旧”两个字就可以赶尽杀绝啦。“万岁”出马，直接指挥，千岁如孔子者亦未能幸免。

　　然后是杀年轻人，二十啷当，热血沸腾，指点江山，胸怀大志……难免就要做点老人做不到的事业，就想开创点新的风尚，为一个国家打开门窗，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可惜，热血不敌权利，身躯难挡坦克，帽子和头颅都不是机枪大炮的对手，年轻又何如？正是生命力旺盛的阶段，该杀，于是就被杀了，大量倒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以血肉之躯告诉人们一个不能言传的传奇。

　　后来呢？

　　你要问后来，当然，假借大自然的怒吼，假借大地的震动，将一幢幢教学楼房撂倒，那纸糊的窗，土堆的墙，沙灰的装饰，铁丝的房梁，正好可以瞬间倒塌，用来杀人，正是最棒的场所。

　　于是乎，一切都在计划中，那么多孩子，童年和少年，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家长的独苗苗……瞬间成为房屋底层的泥沙，成为大地震动时最初的献祭——活祭，用童男童女，是一个巫术故事里的情节么？显然不是，是一个大国在大时代的荧屏上的特写镜头。估计，这样的天翻地覆会带来瞬间的奇迹，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奇迹，我不相信那些孩子会成为琥珀， 成为人化石，那个瞬间，只是感到心和身体一起酸痛。

　　再后来呢？还要问吗？屠殺的方式变了一点，以关怀的方式进行啦！

　　每天，请父母亲亲自动手，开始对襁褓中的奶娃娃进行谋杀。用一种慢性的，不知不觉的，科学的方式谋杀。

　　先进，神鬼不觉，科学知识渗透期间，长大的过程中的谋杀。真正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下的谋杀，以亲情杀人，以关怀杀人，杀人于无形。数万，数十万，上百万婴儿，在吃奶的时候被一个国家用“免检”的方式送进地狱。

　　我们的谋杀越来越科学，数量越来越大，方法越来越先进，我们的科学家还以科学佐证：长大过程中，适当的吃一些有毒的东西对身体有好处。

　　至此，屠殺史进入文明时代，科学时代和亲情时代。

　　不过，不要忘了，早就开始的一场屠殺实际上一直如火如荼：

　　我们用堕胎的方式施展。

　　相比于以上几种，那些无论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少年，甚至婴儿期间被谋杀的人来讲，显得更加凄冷。连来到世界上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就胎死腹中。

　　基因和基因的结合，精子和卵子的结合，男人和女人的爱情的结合……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没有什么意义。创造在才开始不久就终结了。

　　从老到小，这样的屠殺的结局会是什么？

　　谁知道，这些制定屠殺战略的人想干什么吗？

　　一部屠殺史，一个国家的杀人史，正在进行时！

　　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

　　作者:董桄福

　　中國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最早是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来的，世称“窑洞对”。

　　站在民生的角度，我试谈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成因。

　　随着金属工具、文字的发明，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发展迫切希望从割据的混乱小社会、期望进入有利獨立于农业季节劳动之外、分工可形成行业优势的社会，有利手工业商品流通的统一大社会，向集居不受季节生产制约的城市阶层发展。集權的一统大社会比混乱的割据小社会更能保护私有制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兴的分工行业的发展。进入地方割据时代，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脑力劳动掌握公共资源统治体力劳动的功能越来越受权力阶层的青睐，知识分子也向往着进入了“暮登天子堂”的说客行业兴旺生涯。秦皇朝正是在这种历史阶段诞生的。在生产力低下集体经济单薄的社会，要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机器，集權專制的产生有足够合理的为新兴生产力拥护的理由。氏族社会以来以社会精英分子为首的地方割据统治，逐步演变成为社会整体分阶层的集權统治，原来族群割据的矛盾让位给階級统治的矛盾。知识分子阶层与权力层的结合形成的管理阶层，逐步垄断了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存在于社会之上，与劳动阶层分离了。

　　專制的权力必须把管理权分配给管理层，维护这皇室泽荫的“法”，当然把劳动层的利益割裂开，这成就劳动层发展成自生自灭的生存环境，从奴隶到自由民，解开了人身自由的束缚。为私有制的发展撤去了割据的樊篱。当然，这是專制下的有限私有制，而受管理层的剥夺才是无限的，政治黨派垄断着经济分配解释权。只有当管理层成为公推公选的服务层，私有制不受專制统治剥夺，自由的、公平公正的经济体制才能走向社会和諧。

　　秦的政治制度构建中央、郡、县，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经过隋朝开始的从底层知识人才向上流动、补充管理层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度产生，到唐朝才最终完善了“家天下”的集權体制。“家天下”皇帝的权利、假“天”之子，架凌一切人之上，实行人治的权力，是一切是非标准的出发点，“法”，只是从属于这一权力而存在，为一姓的集權而服务。

　　以劳动生产成果为对象的贸易往来、民间经济的交往，它以公平、公正为生命；以记叙记载事件、史实，发表观点、说明的文字及形成历史积淀的载体文化，是以真实为生命；在專制政治下的等级社会，权力大小是衡量鉴定是非的标准，控制经济分配的命脉，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是以权力垄断为生命。这三种不同范畴的生命载体，构成了中國封建社会二千多年不可解的矛盾体，是形成社会不和諧因素的根本原因。

　　政治生命是强势的，它掌握了物质力量。又是短暂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劳而获的占有欲膨胀了内斗性，也为死亡线上的民生所不容。 得势的权力者不断的变换，就是不断的被否定、肯定、又否定之中， 所以政治的是非对错周期性短、变化快，最促摸不定。所有也就没有正真的是非，权力层内部的清洗自残就不断发生。唯其是非是没有标准的，才重视黑箱操作的隐蔽性。权力角逐的突变性不能暴露在阳光下，为控制干涉文化历史上纪叙表达的真实性，所以必定有文字狱之类冤案，对正直知识分子的摧残；政治势力要直接掌管负责经济工作，就必定带着政治工作上的强权等级习惯，去干预、改变经济交易分配上的公平公正性，所以王安石之类的经济改革在官场操作下总要走向腐败垮台的结局。这是專制政治带给文化、经济工作的必然后果，这样的政治统治控掌着国家的物质力量，要文化、经济按它的意志畸形生存的社会综合体是必定不可能走向和諧的。这是唯物论的答案。

　　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使劳动人民的矛盾隔绝在底层、局部范围，有矛盾不能指向上层的统治者“家天下”的主人。“家天下”既可以采用“弃车保帅”式的制度内操作撤换个别地方官，也可以动员全国力量解决局部地方政体上的动乱，以石击卵。劳动阶层除了受剥削榨取外，生活在自生自灭的境地。对知识分子既要磨灭他们的直言不讳、正直不阿的本能，又要笼络、利用他们的管理参政才能，处在又打又拉、分化瓦解中加以改造利用的境地。社会处在既阶层分明又有游离层动态分布、信息在封锁和非“正道”传播中相互侵蚀，让公权力信誉日渐丧失。

　　中國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政治管理层：有一定的尊上压下的制度等级规矩；有能领会上层统治意图、消解下层矛盾的政治素质；有能承担管理职能的政治配套机制。秦始皇有设计贯彻“家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犯有雄才霸主常犯的毛病——“急性病”。频繁征用老百姓搞全国性的浩繁的建设项目，民不聊生。新生的金字塔式各管理层在统一大国的政治理念上未趋成熟、结构上未趋完善，未能承担新生政权负荷，全国性的政令直达民间，各级管理层未构建完善为上层统治者当“盾牌”的作用，使民愤直指中央帝国，加速了秦皇朝的崩溃。

　　秦皇朝灭亡了，它金字塔式的政治体制在继承了二千多年后，随着工业化国家的兴起而走进历史之前，（不计无统治成熟期的隋、元等朝代），各个成熟的统治王朝总摆脱不了改朝换代 “周期率”的制约，在内忧外患中更替。

　　“家天下”管理层的组织体制设计，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垄断途径与工资福利等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越上高层权力越大、物质利益越高，用层层等级统治社会秩序，为权力垄断体制护航，上级权力的主观决定为裁定下级是非的标准，是唯心史观统治社会的组织基础下的产物。尽管在具体的人物上，社会上不乏坚持实事求是的官员，也有以唯物史观论史谈政的人才学者，但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建立在等级决定权力，权力决定是非的思维模式上，凡事由长官意志决定。抱唯物史观者、因追求实事求是而生存环境恶劣，就往往到处碰壁，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公事公办的气候；抱唯心史观者、唯上司马首是瞻者如鱼得水，奉承拍马者处世能游刃有余，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社会统治势力越来越腐败终使階級矛盾走向对立是形成“周期率”的原因。

　　劳动阶层像农民的收入靠的是田里庄稼的收成，其收入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客观条件，像社会宏观环境的战争与和平，清明廉政社会的低税收或黑暗腐败社会的高赋税，土地垄断中的高地租或新政中的平均地权，自然气候条件下干旱雨涝、霜冰雪冻或风调雨顺等等，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所换取的收获，不是由主观决定，而是客观决定。所以，正视客观条件决定自己生存命运的世界观，才使农民艰苦朴素一生来向大自然索取，向客观求索，只求实在，只求自己辛勤的劳动、精益求精的管理，在钻研掌握农作物丰收的因素中，不断提高自已掌握大自然中生长规律的本领。向大自然没有讨价还价、弄虚作假的余地，不想好高骛远，只能勤恳朴实。但面对社会管理层，他们又成了被索取的对象。而对人的索取，不象对大自然，它的陏意性、弹性大，这就养成了管理层的任意、贪婪、欺骗性。不逼到死亡边缘，农民是不会造反的。但权力中的欲望总无限膨胀，到朝代的末期，农民总要被逼到死亡边缘。

　　工人的打工，按天论月，数件计量，也是按客观的数据计工资论报酬。这样形成他们的愿望、理念也是实在的、朴素的、本份的、老实的，对客观世界不求非分之想。在主观上不对社会上的他人企求奢望，安分老实，否则就是对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这使农工劳动阶层看问题、对事物形成从客观到主观的哲学路径。

　　但对“家天下”的管理层，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专权让管理层有惟上的服从力，让它的垄断管理有从下层向高层的管制凝聚力，权力层层递进，望忠心层层递增，把工资待遇也层层提升，当作凝聚剂一样使用。职位的安排当然有治国的才华、牧民的谋略等客观因素，但为“家天下”的忠心是第一要素。服从上级的主观愿望是下级权力、职务、工资待遇等得到保证和提升的决定因素，所以管理层对社会下层的实事求是要求，对客观求实的唯物精神就只能摆在次要的位置上了。权力决定社会公共资源的等级分配，决定物质生存条件的优劣安排，所以统治者必须把政治摆在主宰地位，政治是管理层对劳动阶层的统治术。对劳动阶层索取的弹性要求，主观价值取向习惯的形成，对老实本份农民的愚弄剥削诈骗成性，使几经受骗被愚弄的农民最终演变成“刁民”。如何对待刁民更使管理层历练成园滑、虚伪、狠毒的品性，“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劳动者背靠背，使唯心世观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迎合上司主观意见、需求来决定如何处理政事，如何牧民，思想认识上形成从主观到客观的哲学路径。

　　在建国之初，上层统治者由于前朝灭亡的殷鉴记忆忧新，农民造反的实践、社会劳动阶层的情绪观点还比较了解，办事比较客观，理事比较公正，所以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样尊重边疆将师按客观情况作出决定的理性思维。但就总的说，凡事判断决定权既然在上司主观世界里，岁月流逝、人事更换，领导有聪贤昏庸之辨、上司情绪有开朗郁塞之时、交往有亲朋疏友之分、是非判断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别、对事物的了解有或偏或全或专业或隔行之虞、下情的上达有是奸邪是忠直的表达内涵等等。下级的政绩既然由上司主观判断决定，有时尽心的不如取巧的，忠心的不如使诈的，一心为国的不如对上司投其所好、奉承拍马、做表面文章，进而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讨上司欢心的。

　　对上有付出，对下当然也笑纳。无庸讳言，水滴石穿，日久成规，潜规则渐成渐滋盛。行业中以揣摩上司心意为出发点，不以客观民意为旨意。同行互为仿效，上司罪不责众，互相心领神会，终成默契。上下级关系通融理顺了，敬畏心理松懈了，熟不知理了，共同利益形成帮派利益。勤政逐渐变成庸政，或者派生分支机构、或者新增附属冗员，机构逐渐膨大，政界作风向庸、懒发展。下情上达的客观、公正通道被人情贿举堵塞得越来越窄，垄断权越来越专横，号令权越来越脱离实际，拉帮结派越来越严重，民信率越来越低，公权力越来越黑，所谓“天下鸟鸦一般黑”也。

　　庸政的另外趋势一是政府公共资源在各部门根据关系人各自的需求可互相友情交换支助，以求互利，所谓官官相护即是；另一是管理阶层可用公共资源与劳动阶层之间进行交易，小者换个人情，大者换取金钱物质利益。总的来说，都在‘人情’的名义下管理层让自己手中公共资源的无价无情化成有价有情，中國变成一个“人情大国”。当掌握的公权力能把公共资源当商品交易时，从小到大、从简到繁，逐利性使掌握公权力者逐渐挖掘扩大“商品资源”，逐渐丰富交易面，也肥了与社会上相勾结的“商人”。体力劳动者除了能免强活命的的劳动所得外，在公共资源上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官场在垄断公共资源而失去监督、政治权力在自肥中趋向越来越黑、越来越腐败。

　　当然也因自然经济中的农民，远离集镇交易市场的因交通不便，自产自销的小农产品外销抵不了交易成本，像新鲜蔬菜之类有季节性，过时要抽芯结籽枯萎，所以除自食外就及时送亲朋邻里消费，相互就有互赠尝鲜之俗。家庭大事如婚、丧、灭火灾、盖新房等等，一家有事，四邻支援，当事人家只管饭食，不计工酬，用互助的力量对付。与官家有磨擦，政府资源、公共权力在官员手中，向来只有牧民的理念，没有服务的传统。百姓即使受惠政府资源，常要钱物交易，还要感谢皇恩浩荡，也不是合算胜算之举，所以有谚语“民不与官斗”。这是小农经济促成的人情交往关系。

　　“家天下”宝塔型的郡县制统治机构，虽有科举制的人才流通渠道，但那是跳出农门，跃入龙门，进入染缸的道路。是农家生存条件以客观为依托的阶层进入富贵荣华以上司主观的裁判决定是非的阶层。不能改变其社会腐败日甚的规律。 所以鲁迅《风波》里的“九斤老太”道出了中國历史上每个朝代社会发展的真谛：“一代不如一代”。每个朝代从政权确立后，(如政体不存在重大的变革事件)就始终走在退化机制的改朝换代之路上。

　　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在获取政权前，有强大的敌对面，劳动阶层是他争取、依靠的对象，民心也是决定政治势力成败取舍的力量。但政权确立后，沒有了敌对靣，劳动阶层纯粹是管理层榨取、剥削的对象，随着统治的进展而变本加厉，就成了社会上最根本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階級关系。管理层把社会公共资源当成自已的私产，不可能从统治层演变转向为社会的服务阶层时，这种階級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政治制度都为维护这階級对立、階級统治服务。

　　中國历史是一个强权治弱民的社会，在重农抑商下不让民间的经济力量发展壮大，官场潜规则发展下越演越烈的盘剥榨取使每个朝代到末期，农民在存亡的临界线上挣扎，社会底层的痛苦，都是亲身经历的结果，一个衙门的劣绩、一个官员的腐败，要凝结多少平民的血泪怨仇，搬剥多少百姓的经济利益，难道能由官方的舆论、政界的宣传所能作用、改变？农民虽掌握不了宣传、舆论工具，但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决定了民心。像唐朝“贞观之治”的时候，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相对清明，据史载民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唐朝末年，“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以蜂起”。是老百姓的“基因”变了，从“顺民”变成“刁民”？当然不是，是社会治理环境变了，管理层越来越腐败了。统治层以百姓为衣食父毌，处理社会事务相对以公正廉明为出发点时，百姓对公益事业就以热心参加为已任，因为共公资源只是服务资源，不会变“现”，有趁机向老百姓敲榨索取的动机。但统治层逐步腐败既然是规律，终要鱼肉老百姓为对象，公共资愿就变本加厉地向变“现”转化，成为待价而沽的资源，一切社会纠纷、民间案例，都成了“创收”之道，“钱”成了办事的“通行证”，法律成了块遮羞布。所以民间深恶痛疾，避犹不及，只要事不关已，即使当街发生抢财虏色的事，老百姓也明哲保身，漠然对待，不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了。否则，在法院的“假案、错案、怨案”里，怕又沾上自已、增加了管理层鱼肉百姓的机会。那些机遇不好，已经逼到走投无路的，当然只能铤而走险。所以社会刑事案件直线上升，即使公安机关越来越忙，也是本末倒置无可收拾。社会上民心一失，正不压邪，盗贼蜂起，社会秩序混乱。民变就只等“导火线”的事件发生了，所以爆发的起义往往一触发便成滚滚洪流。统治层只会诅咒“刁民”“暴民”，统治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对老百姓采取实事求是的对待态度，总是唯心的、不愿用唯物的观点去探讨老百姓成“刁”变“暴”的原因是一切统治階級的本性，是社会环境变恶劣的政治利益趋势。

　　在工业革命、工人階級没有出现之前，在因此产生馬克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前，农民起义只是旧王朝的掘墓人、旧世界的破坏者，不能指望在旧的生产关系中会建设起一个新的階級关系的社会。起义后权力被篡夺利用或蜕化演变，终为旧社会政治制度的回归、新王朝的开始。

　　作者简介： 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电子邮箱：mayusheng43(at)163.com

　　个人博客：http://mayusheng43.blog.163.com

　　作者:马渝生

　　1644年的明清鼎革，翻开了中國历史新的一页。

　　明朝灭亡之前，无论是军队的人数，还是军队的装备，农民军和满清军与明朝的军队相比，差距都非常悬殊。前者有如老鼠，后者恰似大象。然而，看似庞然大物的明朝，文官不见良谋，武官不见军功，几个回合下来，朱明王朝便油尽灯熄了。读史至此，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

　　清朝取代明朝，既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又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明朝的败亡，在崇祯初年就已成定局，在万历朝已显征兆，在嘉靖朝已见端倪。明朝的灭亡，只是迟早的问题。说它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明朝不是因强大的外敌入侵而败亡，不是因一时的策略失误而垮台。敲响它的丧钟的，是一群没有文化、未经训练、过去只会逆来顺受、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们从来就不屑一顾的农民。而取代它统治中國的，不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人權贵，而是被汉人權贵们称之为蛮夷的满清。

　　明朝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因为明朝的皇帝，昏庸到了极点；明朝的官员，腐败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权，腐朽到了极点；人民对它的愤怒，也到了极点。它已经穷途末路，残喘不可能继续苟延了。明朝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而更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明朝的灭亡，正是他的以臣民为鱼肉、以臣民为草芥的国策结出的苦果。要了解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就不能不了解朱元璋为巩固朱明政权所采取的措施。

　　明朝，是朱元璋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建立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农民。他没有农民的那份善良与纯朴，却有着许多农民所不具备的狡诈、奸险与狠毒。他长期接触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处境，了解农民的困难，了解农民的需要，了解农民的性格，了解农民的观念，了解农民的思想。由于有了这种种的了解，他不失时机地发动农民，恰到好处地利用农民。借用农民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羽毛丰满以后，朱元璋又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利用汉人民族主义的激情和穷苦百姓试图改变悲惨境遇的期望，联合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对中國的最高统治权发起冲刺。朱元璋很聪明，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朱元璋很机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朱元璋有耐心，稳住脚跟，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于是，同样是起义军的武装首领，做工出身的刘福通、捕鱼出身的陈友谅、卖布出身的徐寿辉、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先后败在他的手下。他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战术，逐步取代了自己的上司，打垮了曾经的战友，最后赶走了蒙古统治者，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年千百万满怀激情、奋勇牺牲的将士和百姓，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他们自己拼死换来的，不是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个与前朝政权的腐朽黑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朱明的王朝。朱明王朝，集秦汉以来帝王專制之大成，对全体臣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残暴统治。创造了中國历史上皇权无所顾忌、民权剥夺殆尽的全新纪录。

　　朱元璋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朱元璋认为，自己当了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就归自己所有。天下的山山水水、天下的芸芸众生、天下的飞禽走兽、天下的一草一木，天下的金银铜铁，天下的奇珍异宝，自己全都享有绝对的处置权。朱元璋家族于是像饿鬼一样，张开饕餮之口，疯狂地吞食：

　　“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列传第四·诸王》）。

　　“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万贯，馀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纻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其所生子世守之。”（《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而当时官员的俸禄是：“禄米。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十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十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吏员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杂职之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闸坝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宦官俸，月米一石。”（《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亲王的俸禄超过一品大员的五十倍，相当于九品官（正县级）的七百七十倍，几乎是一般公务人员的两千倍。亲王的儿子和孙子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六世孙的待遇，也远高于一个知县（正处级）。皇室有如天文数字般的俸禄，哪里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下不会冒出来，来源只有一个：老百姓的税赋。王子、王孙年十五，赐田五十倾，这田哪里来的？仓库里拿不出来，作坊里造不出来，来源只有一个：无偿划拨民田。不仅如此，朱元璋家族的生老病死、婚丧娶嫁、嫖赌逍遥以及作威作福的开销，全由老百姓（现在时兴的说法叫纳税人）买单。

　　为维持朱元璋家族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朱元璋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为了不让一分田逃避赋税，为了不让一个人逃避徭役，朱元璋进行了中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编制成“赋役黃冊”，作为征派力役的依据。根据土地丈量的数据，编制成“鱼鳞图冊”，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赋役黃冊”和“鱼鳞图冊”每年核实一次，几乎没有人能够漏网。

　　为搜刮民财，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发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在市场流通。规定民众只能用金银向官府置换宝钞，然后用宝钞进行交易。由于官府大量印制，超额发行，20年后，“大明宝钞”便贬值到原来的千分之二，几近废纸。而民间的金银则大多进了皇家的府库。老百姓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赤贫的境地。

　　朱元璋搜刮民财，还有冠冕堂皇的理论。朱元璋说：“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有德有行者至于贵；阴骘无疵者至于富；德行俱无，阴骘杳然，刁顽奸诈至于贱。此数说也，宰在天地鬼神，驭在当世之君。”（《大诰三编》）

　　皇室大多妻妾成群，多子多孙。皇室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朱元璋的子孙继位做皇帝的有17人，封为亲王的83人，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不计其数。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至永乐而在位者百二十七。隆庆初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皇室成员达十五万七千余人。皇室成员的俸禄，多得到了老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奏称：“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即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

　　朱元璋家族不但在物资方面贪得不厌，在政治上更享有无法无天的特权。朱元璋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遇有警急，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皇明祖训》）。朱元璋还规定，皇室成员犯法，有关部门不得审讯和逮捕，只能实名举报，由皇帝裁决。而朱元璋是这样裁决的：“谷王橞（朱元璋第十九子）夺民田，侵公稅，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伊王（朱元璋第二十六子）世子典，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迂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宮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宮，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從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饿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宸濠未反時，亦強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盜闵廿四、淩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此其恣橫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於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当朱元璋家族的全体成员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中國的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神州大地上流民如潮，饿殍遍野。朱明王朝这样的“政府”，叫人民怎么去拥护？这样的“国家”，叫人民怎样去爱？史料记载，农民对朱明王朝的反叛运动，自明初到明末，从来没有停止过。仅《明史》中零星记录的，就有上百起之多。李自成和张献忠辈，仅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已。崇祯末年，马世奇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人民为什么甘心从贼？从这里不难找到答案。

　　朱元璋本人造反起家，深知权力的重要，深知夺权与反夺权的奥妙。因此，他不能让别人有权，因为有了权就会有政治势力；他不能让别人有钱，因为有了钱就会有社会声望、就会有组建武装力量的物质基础；他不能让别人有非分之想，因为有非分之想就会有反叛；他不能让别人有知识，因为有知识就会有谋略、有主见，就不会对自己盲从，就难以对付；他不能允许有威望、有能力的人物存在，有威望、有能力的人物就有可能成为对手。朱元璋将所有有权力、有能力、有财力、有智力的人，统统视为潜在的敌人。他必须让所有的臣民永远处于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知识、没有奢望、没有尊严的状态，成为纯粹为他服役和纳税的工具。

　　出于这一阴暗心理，朱元璋冒天下之大不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大肆屠戮文武官员，将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以“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罪，杀了淮安侯华云龙。以“僭用龙凤”罪杀了德庆侯廖永忠。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名，将胡惟庸族诛，从此取消丞相一职，并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皇明祖训》）。接着，朱元璋以肃清“逆黨”为借口，十余年间以株连的方式杀戮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三万余人。其中包括开国元勋李善长、赵庸、郑遇春、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将蓝玉族诛，株连杀戮文武官员两万多人。其中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以私藏兵器为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洪武二十八年，又以对孩子管教不严为借口逼死了颖国公傅友德。明朝的开国功臣，至此诛杀殆尽。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曾这样评论：“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二十二史札记》）。洪武九年，由于地方行政机构的统计人员，到中央政府进行年度统计审核时，携带了盖有地方行政机构印章的空白统计报表。这种空白统计报表，印章骑缝加盖，另一半留作存根，统计人员所带的报表上只有半个印章，根本就没有别的用途。统计人员带上它，只是以备临时发现数字需要更改时使用。携带这种空白统计报表，没有违反成文的法规，也不涉及贪污受贿问题，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但朱元璋知道后，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的掌印官（现在叫行政一把手），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处死，副职全部杖一百后充军。制造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又制造郭桓案，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粮食七百万石到两千多万石（具体数字朱元璋自己也说不清楚），郭桓所贪污的粮食，寄存在全国各地富裕的平民家里。并说全国所有的十二个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都参与了作案。这个案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

　　在朱元璋统治下，是与非、功与过、罪与非罪，没有标准。是还是非，功还是过，有罪还是无罪，不决定于你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是决定于朱元璋的意见或情绪。他不喜欢你，你就是错的；他要杀你，你就有罪。朱元璋不把人当人。在朱元璋眼里，人与沙子、草芥、蚂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想用就用，想扔就扔，想杀就杀。无故杀人是他的家常便饭。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记载：“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內’作则垂憲’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壽表，以’壽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呂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遙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賈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宮赐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壽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飾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吳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紹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於’贼’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则’等语，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懼，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慚，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解縉疏云：’陛下无几时有不变之法，无一日无有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为防止老百姓互相串连和成立民间组织，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朱元璋规定，里甲内的村民必须互相监督，人人都有揭发举报本里甲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和责任。一人犯法全家受罚。邻里知情不报者连坐。规定农民只能在住所附近一里范围内活动，还必须早出晚归，不得在外留宿。每个人每天干什么事，到哪里去，都必须通报邻居，让邻居知道。瞒着邻居的活动概属违法活动，将受到严惩。规定商人和手艺人做生意和打工不能超出离家百里的范围。农民离家一里、商人和手艺人离家百里，必须持有官府开具的“路引”（通行证）。没有“路引”而外出的，以犯罪论处，或判刑，或流放。朱元璋还规定，农民必须缴纳土地税和义务服劳役。土地税每年春季和秋季分兩次上缴。力役則自备盘缠和伙食，到指定地点服役。

　　为保证他的政策能完全贯彻执行，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大诰》、《大诰武臣》、《皇明祖训》、《资世通训》、《臣戒录》等严刑峻法，实行恐怖统治。朱元璋的决定，所有臣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朱元璋说：“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有者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大诰·颁行大诰 第七十四》）。“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 ，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的不虚示。”（《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大诰》是一部钦定案例的汇编。其中所列的罪名，诽谤皇帝、结黨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等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诽谤皇帝”、“结黨乱政”两条，根本就没有衡量的标准，朱元璋随时可以把它戴到任何人的头上。《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明史·刑法志二》）。当时的政治气氛，方孝孺曾有这样的描写：“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实、辨臧否诚古所未有也。”（方孝孺：《叶伯臣郑士利传》）。其气氛之恐怖，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使所有的人把《大诰》的精神“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朱元璋在全国掀起了大学特学《大诰》的热潮。背诵《大诰》，可以得到朱元璋的奖励，表现突出的还可以提拔当官。朱元璋在首都多次大规模地接见讲读《大诰》的积极分子。“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明史·刑法志一》）。

　　为了死后仍然能享受生前腐朽糜烂的生活，为了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朱元璋生前动用十余万匠人和官兵，集中全国的工艺大师，费时二十五年，为自己建造了极尽奢华、规模空前的陵墓——明孝陵。明孝陵地面建筑的宏伟壮丽，许多人并不陌生。其地下部分虽然没有发掘，未见其真面目，但它的奢华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朱元璋死了以后，还丧心病狂地将四十个侍寝的宫女全部殉葬，其中年龄最小的不足16岁。人们只看见南京明太祖之墓，宏伟壮观。有多少人知道它里面同时还埋葬着40个冤魂？当明孝陵享殿上香烟缭绕、钟鼓齐鸣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40个、甚至更多的无辜家庭陷入在生离死别的悲痛之中？

　　朱元璋没有罪恶感，他不认为任意掠夺他人的财产是犯罪，他不认为随意剥夺无辜者的生命是犯罪，他不认为暴殄天物是犯罪，他不认为毁谤构陷是犯罪。朱元璋没有道德感，他不认为过河拆桥是可耻的，他不认为出尔反尔是可耻的，他不认为恩将仇报是可耻的，他不认为指鹿为马是可耻的。朱元璋有的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物欲、食欲、性欲和权欲。利令智昏，权更令他智昏。聪明过头，就走向了反面。

　　朱元璋的一系列措施付之实行以后，整个中國鸦雀无声，万马齐喑。于是，文官不再有良策，武将不再有战功，百姓不再有奉献。中华民族在沉默，华夏大地在沉默。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它的脚步，更没有因此而停止在朱元璋设定的那一个点上。它艰难地、曲折地、缓慢地、顽强地、同时也是不可阻挡地在前进。

　　朱元璋把所有可能的对手除掉之后，一定带着惬意的微笑，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敌人消灭了，剩下的，算得了什么？朱明王朝这头强壮的骆驼，不在乎背负几根稻草。

　　然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根又一根的稻草，像雪花似的降落，终于在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把这只骆驼压垮，让它停止了呼吸。那一天，北京城万众欢腾，唯一感到悲哀的，就是那只骆驼。

　　作者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2008/8/25

　　作者:汤守道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各大电视台突然播出紧急新闻：中國首都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发生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人们在电视萤幕上看到，一辆黄色的面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在持著枪奔跑；人们抬著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叭叭砰砰的枪声不断地爆响著。

　　中國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加拿大记者是因为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而且是因为他们估计到了中國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在中國政府尚未醒过来的瞬间，抢在禁令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这才使人们看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国内的新闻媒介全部奉命对此保持沈默。只是当天的北京晚报被授权刊登了新华社的一条一百余字的新闻。以致于该报价格暴涨，据说最高的被炒到了原价的五十倍。

　　凶犯系驻守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田明建。该人聪明机智，勤恳好学，曾被保送西安陆军学校深造，军事技术颇有造诣，特别是枪法，是学员中的尖子。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时，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十分圆滑，许多官兵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头，常常托他代为疏通，既然一言兴邦，自然也就少不了一字千金。一次，某战士重礼贡进，但求事无成，一气之下将他受贿的隐秘曝光，田明建遂被下放连队任职。副连长这个职务，按部队惯例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此前不久，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未批准。该战士平素与田关系不好，知道他借职权之便作梗刁难，与之争吵不休，田盛怒之下，对他拳脚相加。不打人不骂人是部队的纪律，殴打战士更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成为了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停职反省，但一直思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并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公开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

　　此时又发生的另一件事促成了田的铤而走险。田在农村的妻子曾与其生下一女，像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为其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他妻子即已怀孕，由于农村严格的计生政策，他一直对部队隐瞒自己老婆怀第二胎的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田的家信，得知其妻怀孕后即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后证实为男婴)没了，连大人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田明建见似锦前程化作泡影，老婆儿子也没了，顿感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他不甘于默默地沉沦，决心采取极端方式呼唤社会的注意。部队的惯例是：被停职反省而非隔离反省者，在正式处分下达前，只是不工作，不出操课，而无须办理交接。这给田明建向社会寻求报复提供了可能。九月十九日晚，他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借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支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八一式步枪和满满六匣子弹。出操之前他把枪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他又和平时相熟的老乡战友打了招呼，说第二天出操他叫卧倒就趴下(事后这几人因发现徵兆却未举报受了处分).

　　九月二十日晨，连队出操之际，他像所有因身体不适、度假、调离等而无需参加训练的军人一样，站在旁边观望，谁也没觉得什么意外。谁知，当团政委来到操场上作例行视察时，田明建突然喊卧倒然后出枪射击，团政委等四人当场死亡，十多人受伤。军营一时大乱，田明建趁机窜上公路，劫持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直奔天安門广场而去。车过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突遇红灯，司机趁机将车撞到路旁的树上后弃车便逃，岂料遇上田明建这样的枪手，只一枪就把他撂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田转身朝迎面驶来的黄色面的冲去，出租汽车司机见凶犯朝自己来了，急忙开车门想逃，但，未容他离车，无情的弹雨就盖了过来。紧接著，田明建的枪口转向了路上的行人，车辆和建筑物，一时间血肉飞溅。

　　大批武警持枪赶到，企图用强大的火力将凶犯消灭。田以街心交通护栏为掩体，时而卧倒时而半蹲，准确射击，数十名武警竟一时无法靠前。恰在此时，一辆44路公共汽车驶来，如果司机冷静机智，以最大油门全速直冲，本可有惊无险。但那个司机受过这种训练呢？被横飞的枪弹吓懵了的司机，竟然把车停在了路中间，子弹成串地飞到车里，乘客纷纷倒在血泊之中。不少早晨上班的人是被从自行车上扫下来的，正在这里硝烟弥漫，枪声震耳之际，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架车送孩子上学由此路过，一串子弹飞来，尤素福当场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

　　田明建毕竟只是针对社会发泄不满闹事寻死，没有更慎密的思考和谋略，所以，枪战了一阵之后，便且战且退被军警围困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所带的近两百发子弹将近打光，他便用短点射压制警方火力，后来部队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向他射击他才中枪毙命。

　　事件的发生时间正在国庆四十五周年的前十天，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务院总理李鵬在当年的国庆讲话中，不得不加上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这样的话。

　　田建明事件反映出解放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落后的管理体制。政工干部私拆他人信件，农村计生干部视人命如草芥，长此以往，必有大乱。四名团级干部死有余辜。

　　巷战，起码有三件不可或忘的要领，即：一，正面对敌，背有依托；二，敌总我寡，凭险据守；三，弹勿虚发，留有后备。田选择半自动步枪而非冲锋枪是对的。

　　建国门枪战的全部资料所显示出来的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在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沉著冷静对敌方面相当有素养。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在街树，楼房，车辆掩蔽下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在最后，已经身陷包围圈中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

　　田在与武警接火之后，仍然胡乱扫射无关之物体，除了表明他意在闹事寻死之外，也表现出他缺乏一个职业军人在巷战中所应有的本能。虽然他是在几乎打完所有子弹之后才被击毙的，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所在的北京卫戍部队的在巷战中的军事素养，作为城市的卫戍部队，水平如此，很难说是完全合格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好莱乌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就是在这一天由田建明介绍给世界的。

　　来源：内邱之窗-史海烟云

　　作者:史海烟云

　　——甲申再读之二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國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

　　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

　　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好在山海关驻扎。

　　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吴三桂是宁远的守将，职务是辽东总兵。１６４３年9月，清辅政济尔哈朗率军攻明，很快就占领了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当他以破竹之势攻打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宁远时，却因吴三桂的抗击而兵败城下。吴三桂据守的宁远，是满清占领区中唯一的孤岛。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满清地盘上的一个“钉子户”。在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高官业已降清并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多尔衮以高官厚禄诱吴三桂投降。吴三桂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坚守了做人的底线。

　　吴三桂的部队，是明朝政权仅存的一支足以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生畏的武装力量，有“宁远铁骑”之称。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谁得到了吴三桂的支持，谁就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增加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而此时的吴三桂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极力主张招降吴三桂。李自成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劝其归降。吴三桂的忠孝观念很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接受崇祯已死、明朝已亡的现实。最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带领部队前往北京。然而，没想到部队刚到滦州，吴三桂就听到从北京逃出来的难民反映，大顺军在北京大肆拷掠。吴三桂的家产被大顺军抄没，父亲被大顺军拘押，还受到严刑拷打。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听后，顿时义愤填膺。一个刚刚还花言巧语诱其投降，转眼间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政权，一个以烧杀抢掠为能事的政权，还值得为之效命吗？吴三桂于是退回山海关，命全体将士换上白盔白甲，宣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为君父报仇。李自成见吴三桂不肯投降，亲率十余万大军，试图消灭吴三桂这支部队。吴三桂于是致书多尔衮，请求支援。结果，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与清军对李自成内外夹击，将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逃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举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登基典礼”，过了一天的皇帝瘾。三十日即仓皇逃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在吴三桂的追击下，节节败退，重蹈了崇祯身败名裂的覆辙。一年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时年三十九岁。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澤東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國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殺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黨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

　　满清入主中國，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

　　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

　　史书记载：

　　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

　　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

　　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

　　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

　　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

　　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

　　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國”，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國，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國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國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满清人统治中國，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國，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

　　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

　　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國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國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

　　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

　　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國，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國，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國，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令中國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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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汤守道

　　晚清中國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四个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季直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國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季直（謇）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國。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1894年，青年西医孙中山放下手头的医务，到翠亨村家中闭门多日，写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鸿章书”，提出对国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说：“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第一。”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实际上这是当时改良派的基本共识，并不是孙中山的原创，比他年长的思想家、买办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说过：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孙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条“物尽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要请他的朋友批评、斟酌，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经向陈少白、郑观应、王韬等人请教乃至代为斟酌过，郑是他的广东香山同乡，他北上天津，路经上海，拜访了郑，还有思想相通的王韬，两位有声望的老人给这封上书作过修改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条是不是郑加上去的，我们则无法知道了。王韬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去见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希望引见。然而时间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战前夕，李鸿章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微不足道、从广东来的年轻人，乃至有没有看到过这封8千言书，也是一个疑问。孙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头而去。

　　张季直是东南实力派领袖，1894年中状元，以汉人而对清室怀有感情，辛亥前的将近10年间，他一心推动君主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孙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错失良机，到最后，革命风暴起来时，他断然选择了共和。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来访的美国工商代表团，不会英语的他就立宪等问题，通过翻译请教美国人，其中一个美国人发现——“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个记录。1911年5月，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受到摄政王的亲自接见，北上途中，随行的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对他说，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大家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恳切地忠告他：“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也在场的刘厚生证实，他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

　　1895年之前，他们都站在改良的起点上，从改良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这是历史的逻辑。当年，29岁的孙中山拖着辫子来到天津，一年后亡命异国，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征的辫子。相隔十几年后，59岁的张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辫子，可谓殊途同归。

　　作者:傅国涌

　　保路运动的初始是维权运动

　　发生于1911年的保路运动，是中國历史上的首次维权运动（相关论点见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或者说，保路运动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维权运动的特点是，诉求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未必是更为崇高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果这种诉求同时发生于许多人的身上，就形成了公众维权运动。保路运动，就符合部分这样的特征。

　　在以往的教科书里，喜欢把保路运动描述成爱国民族主义运动。我倒没有反对运动中有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情绪，事实上，整个辛亥革命，就是由反清、复汉、民族主义这三个精神主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但这场运动是否属于“爱国”，这个就有点吊诡了。因为民族主义未必就是爱国主义，你爱的到底是满清的国还是大汉民族的国？如果我们撇开“爱国”这个大而无当的迷雾，就可以认清保路运动的本质，实际上源自个人利益——经济利益，而后发展成以汉民族为主的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清末，由西方国家为主导的铁路建设，其中蕴藏着大笔的经济利益。而中國人民（也包括地方政府和乡绅），怎么会坐视这种利益为西方资本家独享？虽然，由西方人建设铁路对于当地经济，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增加就业和地方财税。但这些利益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而对于这么大的一块蛋糕，每个人都想瓜分一部分。于是，四川人民强烈要求自保利权，自建铁路。当然，这种出于私利的动机，如果要得到清廷的支持，必须包裹上“主权”的外衣。譬如四川总督锡良给朝廷的奏报曰“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清廷准奏之后，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公司章程规定了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國人股份。由于中國没有象外国资本家那样的个人雄厚资金，因此必须向社会各界广泛集资，从四个方面筹集股款：一、认购之股（来自官倒和商人）；二、抽租之股（来自普通农民和地主）；三、官本之股（地方财政）；四、公利之股（基金投资）。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这种牵涉到官、商、民，几乎含盖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的筹股方式，才导致了难以平息的保路运动。当清政府出于各种动机欲将路权收归国有，命令四川、湖南停止民间集股，转而向西方银行借款的时候，无疑就触动了早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各阶层股民的利益，从而爆发了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首先从湖南长沙开始爆发，在湖南、湖北境内，有约4万人参与了抗议集会。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暴力冲突，宜昌筑路工人打死了20余名清兵。进而广东也爆发了千余人的集会，四川在立宪派的发起下，组织了2千余人的集会。而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深入，最终发展成军事革命，在全国首先宣布了政权獨立。

　　革命，以维权的名义进行

　　在四川的保路运动初期，“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使得运动有了很强的组织性和持续性。由于地方总督的默许，保路同志会成为了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这给了运动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使得他们的抗议活动合法化，而不用担心遭到警方的鎮壓。

　　须要指出的是，四川保路运动的最初，仅仅是部分利益群体发起和鼓动。但发起后，很快向无直接利益群体蔓延。1911年6月16日由立宪派在成都组织的会议，只有二千四百余人，而且全是股东代表、咨议局议员、法团人士和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各级群众。但仅到了第2天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就聚集了4千余人，人群中的主流转为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学生和市民。无疑，运动已经有意无意得从单纯维权很快向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的群众运动转移。这是运动组织者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们乐见其成的。更准确的的说，立宪派很快就被群众推到了一个更为广义的运动中去。而保路同志会，也适时改变了政策，“无论股东非股东均可入会”。事实上，早在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之初，利权便已被地方政府不知不觉得跟主权挂上了勾。

　　当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转为一场全民運动的时候，同盟会适时介入。但他们初时并没有主导运动，而是通过保路同志会中的同盟会员，在群众中进行煽风点火，意图使运动纵深化。

　　保路运动在刚开始的和平抗议时期，采取的非暴力方法有：集会、示威游行、血书、组织保路同志会、演说、罢市、罢课、抗税、传单。为了解决因罢市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工人、小商贩，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分别设立了慈善会和施济局，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成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领取了救济。这样就使得运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立宪派还发明了一种方式，就是——圣位牌。圣位牌上供奉着光绪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一副联子，是光绪帝曾经的谕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保路同志会大量制作了这样的圣位牌，发放给每家每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抬出光绪曾经的谕旨，以证明运动的正义性，使得清廷一时间没有借口进行鎮壓，同时也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但即便如此，随着风潮的扩大，清廷惊恐万分，下旨要求四川总督“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在朝廷的压力下，四川总督赵尔丰终于决定武力鎮壓已经难以收拾的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10几名运动领袖。咨议局是1905年立宪政改的产物，这个从英国议会学习而来的咨议局，在1906年成立，其性质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但与现今的人大类似，咨议局并没有掌握应有的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总督的手里，就象当年威廉一世凌驾于议会一样。这也就使得赵尔丰可以轻易抓捕这些本有权监督他的“人大委员长”。当蒲殿俊、罗纶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约有上千群众头顶光绪牌位云集总督府抗议。于是，一个恶性的暴力循环开始了，赵尔丰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开枪鎮壓，在清兵的长枪和铁骑下，造成了数百名的死伤。史称“成都血案”。“成都血案”并没有如清廷期盼的那样使事态平息，反倒激起了更加顽强的抗议，也给了同盟会一个暴力推翻政权的绝佳机会。因为同盟会从来就不是改良派，他们的目的就是革命，保路运动给了他们一个莫大的机会。“成都血案”，注定了保路运动已经从一场利己的维权运动发展到利他的革命运动。也标志着保路运动从和平抗议彻底走向了暴力革命。立宪派也被迫从原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温和姿态中渐渐转为了反清。而保路同志会随着哥老会和同盟会的大量渗入，也发展成了“保路同志军”。

　　起义的信号是由同盟会发出的。由于当局封锁了邮政、交通，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同盟会发明了一种传达讯息的好办法——水电报。水电报其实就是抹上桐油的木牌，上面写上需要传达的讯息，然后利用四川发达的水网传播开去。接到水电报的人又如法炮制，不断复制传达，就好象现在的互联网。接到水电报的各地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攻打当地洲县，并向成都进军。在起义的风潮中，荣县首先宣布獨立。紧接着，广安宣布了蜀北军政府成立。不久之后，重庆獨立，宣布成立了蜀军政府。

　　在南昌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平息事端，命令释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等保路领袖，并废除了与西方国家的铁路和约。蒲殿俊、罗纶等释放后，开始策动四川獨立，经与抓捕他们的赵尔丰谈判，迫使赵尔丰交出了政权，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布了四川獨立。

　　此后的四川政局迭荡混乱。先是军中爆发兵变，蒲殿俊仓皇逃离，失去了军权。而后兵变由伊昌衡领导的革命黨军平息，继而擒杀了仍掌有军权的赵尔丰。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后，四川统一。1912年，伊昌衡被调往西藏平乱，四川政权由袁世凯势力控制。至此，以保路运动为发端，最终浑入辛亥革命的的四川獨立革命宣告结束。

　　保路运动到底是不是一起成功的维权运动？

　　根据前文所述，保路运动的发端，是出于利己的维权诉求。从现代的维权理念来看，利己的维权实际将达至利众的权益。但一方面是当时反清意识在汉民族中很容易被激发，同时，同盟会的搅局，也使得保路运动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后来的獨立革命势力中，不仅有同志军、革命军、新军，普通民众、哥老会、孝义会、少数民族武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哥老会是当时蜀中非常强大的民间反清帮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黑社会。孙中山在他的《民族主义》中，是这样介绍哥老会的“那时会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势力非常强大，甚至左宗棠的部队，几乎都是哥老会成员。孙中山把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看作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所以说，黑社会未必在道义上就一定陷入道德的反动，尤其在某些历史时期，他们往往会起到正面的意义，如北宋的梁山好汉。

　　而当时的川西地区，在同盟会的鼓动下，形成了一些各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他们不仅反满，还排外，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因此在保路运动中，他们延续了义和团运动的做法，杀死了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焚烧了天主教教堂。因为在他们眼里，戊戌变法和慈禧的宪政筹备，都是导致异教威胁当地信仰的原因。这些排外事件，当然也是受了清末民族主义反抗思潮的影响，是保路运动的一大杂音。

　　立宪派，从运动的初始一直到成都兵变，都是保路运动的中坚力量。立宪派原本的主张是温和的改革派，也是保皇派。事实上，慈禧虽然鎮壓了光绪的戊戌变法，但在国际形势的逼迫下，没几年不得不继续进行走的更远的宪政改革，试图学习英伦的君主立宪。但长期沿袭的封建制度，使得立宪变革不能给议会（咨议局）更多的权力。这就导致议会与皇权必然形成无形中的对抗。而立宪派裹夹在浩浩荡荡的全民運动中，只有更为激进，才能够继续领导局势，如果它趋向保守，就会被运动淘汰。后来的事实证明，温和的立宪派在与赵尔丰的政权交接中，起到了兵不血刃、和平过度的作用。这一点，是革命派无法做到的。因为不论怎么激进，立宪派还是趋向温和的。

　　那么在这场搏弈之中，到底保路运动是不是一起成功的维权运动呢？我的观点是，保路运动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却不是一次成功的维权运动。虽然清廷被迫废约，但铁路国有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915年，袁世凯收缴了四川路款，保路运动最初的维权诉求并没有得到落实，铁路至此停建。此后的国民政府，一直限于战乱之中，铁路时停时建。1950年仲共政府垄断了铁路权，运用国有力量建设成渝铁路。原本由四川民众集资的铁路款，在政权的不断更迭中，消为无形。保路运动的维权诉求彻底失败了。

　　主要参考书目：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

　　作者:寂寞笙歌

　　甲申，一个在中國农历纪年中频频出现的词汇，由于1644年中國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而有了特别的内涵。

　　那一年，中國古老的土地上风起云涌，群雄逐鹿。对最高权力垂涎三尺的野心家们，盯着紫禁城中的那把龙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神州大地处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可歌、可泣、可叹、可笑的活剧，一幕接着一幕。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之辈，急匆匆来，急匆匆去，在历史的夜幕上一闪而过，像流星，像闪电，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遐思。他们都是凡人，但他们都自称天之骄子，身负天命。他们要别人服从自己，但他们从来不愿服从别人。他们都是捕蝉高手，但谁都没有逃脱被黄雀吃掉的命运。甲申年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又不复杂。说简单是因为明朝在那一年灭亡，满清在那一年建立，仅此而已；说不简单，是因为崇祯吊死之时，鹿死谁手并不明了。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人口上亿的汉族政权会被几十万满清人夺取。说复杂是因为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等人，本是同一个角斗场上的选手，可是在《二十五史》中的名分却天壤有别。以致使得为他们作传的人绞尽了脑汁；说不复杂是因为“成王败寇”的游戏，在中國历史上已经演义了几千年，甲申的演出并没有多少新意。这简单与复杂的交织，使甲申成了一本厚重的书，成了一面反光的镜，成了一个难醒的梦，成了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甲申，演示了朱明王朝的归宿，再现了蒙元盛衰的历程，也预设了满清兴亡的轨迹。甲申是值得一读的。

　　元朝，这个由成吉思汗家族创建的朝代，是中國历史中的一个异数。它是中國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阶段。翻看蒙古历史，元朝的建立竟是蒙古人引以自豪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在这里进行了奇妙而滑稽的对接。毛澤東曾经对成吉思汗有过评价：只识弯弓射大雕。此评大失公允，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孤芳自赏之意。其实，成吉思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蒙古帝国，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以少胜多，所向披靡。他的势力范围，东至朝鲜、海参威，西至东欧，南至印度印度半岛、两河流域和北非，北至贝加尔湖。疆域之大，世界上绝无仅有。成吉思汗为他的儿孙击败众多对手、取得中國的统治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成吉思汗不算英雄，谁算英雄？

　　成吉思汗幼年，苦大仇深，饱尝艰难险阻。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争生存，雪仇恨，图富贵。时势造英雄，十三世纪的亚欧格局和各国王室的腐败无能，给了他展示雄才大略的机会和舞台。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祖孙三代，将他们的勇武、机智、奸诈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经七十余年的杀伐征战，大蒙古帝国像一轮旭日从东方磅薄而出，冉冉升起。谱写了世界历史一个新的篇章。

　　英雄不是完人，更不一定就是好人、神人。许多所谓的英雄，是人类的灾星，历史的罪人。没有必要见神就拜，见英雄就起敬。成吉思汗式的英雄，多一个不如少一个。英雄“功业”的背后，是社会的大破坏，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终结。成吉思汗死得蹊跷，死得诡异。死因是什么，他的儿孙们讳莫如深，至今众说纷纭。从情理上推断，成吉思汗死得并不正常，并不光彩。掩盖真相，为尊者讳，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蒙古民族不因为有了成吉思汗而伟大，也不因为失去成吉思汗而渺小。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无伟大与渺小之别。

　　武力征服是野蛮的，但它是强者的特权。特权是野蛮的通行证，野蛮是特权的宣言书。野蛮与特权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相辅而相成，相得而益彰。忽必烈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中华大地。他没有成为大蒙古帝国的汗，却成了中國元朝的皇帝。是他的野心不够大？是他对中华大地情有独钟？是他别无选择？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早就想成为一个统治者，他不顾一切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他抗衡的对手一个个被他消灭。终于掌握了号令天下的武力，取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不必感谢什么人，相反，人们应该感谢他。不是感谢他给了自己封赏，就是感谢他没有把自己杀掉。庶民们面对他只能山呼万岁，俯首称臣。当然，也可以有别的选择：自杀或被杀。陆秀夫选择了自杀，背着八岁的南宋皇帝跳进了汹涌的大海。他用生命换取的是气节？是尊严？是愚忠？是信念？还是别的什么？后人尽可以评说。

　　初创的元朝，是强大的。强大到没有对手。强大到可以横行世界，为所欲为。在广袤的亚欧土地上，專制、武力、征服欲，协奏着野蛮和血腥的交响曲。

　　帝王專制制度，是御用文人和权力崇拜者，根据帝王的需要和爱好，专门为帝王设计的，很合帝王们的胃口。当然也合忽必烈的口味。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便沿袭中國由来已久的帝王專制制度。忽必烈是蒙古人，他没有忘记蒙古弟兄对他的帮助，对他们大加封赏，让他们成为贵族。他也没有把蒙古人的传统全部抛弃，蒙古人“忽里台”（议事会）制度，仍然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但它原有的推举国家领导人、讨论和决定军国大事的功能被皇帝的圣旨取代，一切由皇帝说了算。此时的英国，《大宪章》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方兴未艾。

　　维护專制统治，消灭异己、任人唯亲、实行等级制度和灌输奴才意识，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必然的选择。蒙元，人分四等，蒙古人是当然的上等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而下之。皇帝可以任意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他喜欢的人，汉人不得抗拒。蒙古人杀死汉人，处以少量的罚款，汉人杀死蒙古人，处死。此策未必让你心服，但你必须口服。刀把子说了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汉人说的，蒙古人不信这一套。马背上的蒙古人治理书斋里的汉人，天并没有塌下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真理，统治者认可的就是真理。这是刀把子的逻辑，刀把子说话的年代，刀把子的逻辑才叫逻辑。

　　于是，贵族应运而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贵族享有特权。特权在專制制度下畅通无阻，受“法律”保护。特权只在比它更大的特权面前低头。特权拥有者凭借已有的特权，可以给自己设置更多的特权。特权自身不断地复制、克隆、增生、膨胀，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狭缝。于是，权力成了人的膜拜对象，人成了权力疫使的奴隶；于是，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成了“理论”。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终身践行而不疲；于是，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苛捐杂税、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现象公行，成了规则。獨裁者也搞反腐倡廉，忽必烈死后不久，成宗曾一次性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余人，但贪腐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元朝后期，已经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特权是腐败滋生的最佳土壤。專制提供了腐败滋生的最佳气候。身处这样的政治环境，要想不腐败，难矣。

　　特权给特权拥有者带来了说不完的好处，也给特权拥有者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極權让统治者成了孤家寡人，專制时刻在制造敌人，等级制造就了特权阶层，剥削和压迫孵化着抗争。特权拥有者对特权的自恋与迷信，既使得自身的人员素质日益低下，又不断制造着对自己的憎恶与仇恨。元朝用屠殺鎮壓汉人的反抗，但终元一朝，汉人对蒙古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元朝败亡后，居住在中國的蒙古人，几乎全被汉人杀死。仇恨的播种者自食了仇恨的硕果。

　　统治者深知武力的重要，深知众志成城的威力。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人不准习武、不准制造和私藏兵器，不准集会，不准串联，不准夜间外出。一句话，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如是说。忽必烈不说，只做。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对獨裁者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外族。獨裁权力的无比诱惑性和不可分享性，使许多人觊觎。近水楼台先得月，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野心家常常成了獨裁者身边的老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1307年成宗死后的二十五年之间，元朝走马灯似的先后有过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顺帝八个皇帝，皇位的更替，几乎都是在阴谋和残杀中进行。而被列为“最危险的敌人”的汉人，没有一个在其中发生过作用。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曾经有过不凡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因为他们当年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他们必须团结，必须奋战，必须付出牺牲。当共同的利害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当蒙古战士转变成了蒙古贵族以后，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和跃马横戈的战斗力就成了昨日黄花。全副武装、受到正规训练的蒙元武装部队，在没有武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军面前，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几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蒙元帝国以武力而兴，因武力而亡，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是历史在嘲笑武力，还是武力在嘲笑历史？

　　蒙元帝国的败亡，不是因为他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而是因为他树立了百倍于自己的敌人，是因为自己沦落到了被征服的地步。就在元朝统治者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时候，一些种田的、打猎的、捕鱼的、卖布的、撑船的、做工的、当和尚的、做道士的贫民，突然成了领袖人物，纷纷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反元武装遍及全国。名列史册的就有：方国珍、徐寿辉、布王三、孟海马、芝麻李、郭子兴、张士诚、刘福通、陈友谅等等。而一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那时节，朱元璋不过是郭子兴的一个部下而已。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也没有一个是官宦子弟，他们是统治者视之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然而，就是这些底层贱民，把蒙元帝国送进了坟墓。

　　蒙元帝国的败亡，再次演绎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野蛮的蒙元没有被中华的文明征服，甚至没有被中华的文明打垮。打垮它的还是武力。是中华的文明不算“较高的文明”，还是馬克思忽略了蒙元兴衰这个事实？

　　蒙元的兴起，包含着众多的偶然因素，而它的衰亡，却是必然的。

　　2008/05/15

　　作者电子邮箱：zolotang(at)yahoo.com.cn

　　作者:汤守道

　　摘要：在明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里，对东北少数民族——女真人所采取“以夷治夷”、“分而治之”、“分其枝，离其势”等一系列错误、反动的民族羁縻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明王朝对女真人的羁縻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抚喻利用阶段、抚剿并用阶段、剿杀鎮壓阶段。由于这一错误、反动民族政策的实施，造成女真人的愤满，以至矛盾的彻底激化。从而激起女真人一次又一次反抗、又一次一次被鎮壓、而一次又一次的崛起，最终“一剑封喉”致明王朝覆灭。故笔者认为，明王朝的覆灭与其所推行错误、反动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

　　众所周知，一个封建王朝从创建到灭亡，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短暂的繁荣发展期，便转向社会矛盾积累期，最终深陷内部矛盾、社会矛盾、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等众多矛盾的积合期。其结果，王朝覆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这或许是中國历史更迭，不可逾越的怪圈。

　　因此说，不断避免和化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健康和諧向前发展，对于一个统治階級来说，是何等重要。历史告诉我们，明王朝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中，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大多是错误的，失败的。尤其到“纪纲紊乱”、“吏治腐败”、“财政竭绌”、“边备废弛”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恶化的中晚期；更显示出，明王朝在避免化解矛盾的昏庸与无能，错误地迷恋武力。最终“自缢煤山”的历史悲剧，是难以逃脱的。

　　笔者认为，在导致明王朝灭亡的诸多因素中，民族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所推行错误、反动的民族政策，是导致其灭亡最直接的原因。

　　明王朝一统天下，沿袭元朝旧制，对东北女真人（现满族）进行管理。由于狭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敌视异族在统治者心里作崇，故而对东北女真人推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分其枝，离其势”等错误、反动的民族羁縻政策；挑唆女真各部互相火拼、仇杀，导致女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极大地遏制了女真社会的发展。此外，女真人还要饱受地方职官、边将的欺压、盘剥、蹂躏。这些人的民族歧视行为，激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与日俱增。对此，明王朝并未从民族政策中找到矛盾的症结，采取行之有效化解矛盾的方法，而是迷信“穷兵黩武”；一次又一次述诸于武力，对女真人进行残酷鎮壓和疯狂的打击。尤其，到了中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均已恶化；明王朝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下，本该顺应天意，安抚各边陲的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确保国祚无虞；相反的，对女真人更是变本加厉。从而，激起了女真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浪潮。

　　女真人与明王朝的斗争，是坚苦卓绝的。他们时而俯首称臣，以规避打击；时而又暗中保存实力，壮大自己；时而又不堪忍受其凌辱进行抗争，而惨遭杀戮。女真人就这样，与明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形成一股顽强的抵抗力量。

　　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建州女真部落又一次崛起。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远大的政治抱负，统一了建州女真和东北女真各部；又以“七大恨”为讨伐檄文，对明王朝宣战。短短的十八年后，明王朝终不能抵挡这支“虎狼之师”而覆灭，被弱小落后的女真人取而代之。

　　纵观明朝历史，对东北女真人所实施错误、反动的羁縻政策，是一个由好向坏逐渐转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抚喻利用阶段、抚剿并用阶段、剿杀鎮壓阶段。（为方便讨论，以下重点以建州女真为主线。）

　　抚喻利用阶段

　　这个阶段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政权，中原政局尚不稳固。明洪武年间，明王朝在扫除东北故元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深感女真人在东北边陲“籍女直制北虏”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个阶段重点以抚喻、笼络、怀柔、利用等宽松的民族政策为主。

　　明王朝沿袭元制，实施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抚喻，封赏“设卫置官”等政策，对东北地区女真人进行管理。首先对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吉列迷诸部累加招抚。此际，由于战乱道路的破坏和女真各部的混乱，“洪武间谴使至其国而不通”(1)，使得明廷招抚工作困难重重。洪武二十一年（1388），又派指挥佥事史家奴抵斡朵里立卫，未果还至开原“招抚设置卫所”(2).

　　明永乐年间，明王朝基本上平定了残元势力，随即抓紧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派员进入奴尔干“至吉列迷部招抚之”(3).永乐二年（1404）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的女真相继接受招抚。各部首领酋长相继进京朝贡，接受明王朝的招抚及赏赐。同时明廷还派官员携带明廷赏赉，进入女真各部，耐心抚喻。明廷对招抚的女真各部，“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督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信印……。”(4).与此同时，对女真各部所辖区域设置卫所。永乐元年（1403）初设置建州卫，永乐二年设置奴尔干都卫（后改奴尔干都司）。此时，已先后设置180多个卫所(5).

　　伊兰豆漫三姓女真，以火尔哈和斡朵里二部为建州核心。明王朝在招抚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首先与朝廷取得联系的是，火尔哈部酋长阿哈出。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下敕喻“女直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抚，使献贡。”(6).同年火尔哈部在酋长阿哈出率领下首先接受招抚，被明廷授予建州卫指挥(7).因阿哈出“为燕王时，纳于虚出女。”(8)，与明廷成为皇亲国戚。明廷谕令阿哈出负责招抚各处女真人。

　　尔后，明成祖派遣钦差千户王教化等持喻，前往斡木河招抚斡朵里部酋长，猛哥尔帖木儿（努尔哈赤的祖先）。表彰他“能恭敬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9).猛哥尔帖木儿，随千户王教化，于永乐三年底（1405）到南京入朝。明成祖“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指挥使”(10).于永乐九年（1412），他率部由斡木河移居凤州。次年，猛哥帖木儿又来朝，明廷增设建州左卫，并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11).

　　明成祖朱棣，在招抚女真各部的敕喻中说道：“今朕继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予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来往，共享太平之福。”(12).

　　明初期，明廷对女真人的大量招抚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女真各部也从元末明初战乱和动荡的社会中解脱出来。女真人的生产生活也相应得到了提高。由于东北边陲的相对稳定，也促使了中原社会的发展，统治階級政权也得到了巩固。这本是顺应形势的良好开端，但事与愿违的是，由于明廷在“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等错误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不可能让女真人“各安生业……共享太平之富。”，不过是在这个时期，明王朝处于统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对女真人更多的是安抚、笼络、利用罢了。“籍女直制北虏”(13)，是其真正的意图。对于明廷的利用，女真各部，尤其是建州女真并不知晓，仍以“骨肉之亲”(14)，而效忠听命于朝廷。

　　首先，建州女真迁至方州后，阿哈出积极配合明廷为扫除元朝漠北残余势力，激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被明廷赐为李姓，赐阿哈出汉名李诚善，子释加奴为李显忠，孙赐名李满拄(15).永乐二年（1422），建州左卫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率部随明成祖对鞑坦部阿鲁台纵兵“劫掠”(16)的漠北残余进行征讨。扬木答兀是辽东女真巨豪，在开原任千户(17).他不堪忍受明廷的羁縻和利用，屠城剽掠后“挈家逃窜”(18)至斡木河。宣德五年（1430），明廷严令猛哥帖木儿刷还随从扬木答兀叛逃人员。为了报效朝廷猛哥帖木儿，于同年十二月命其弟凡察等送还叛逃人员“男妇八十二名”(19).宣德七年（1432）冬，猛哥帖木儿亲自送还叛逃人员“男妇一百三十名”(20).由于明廷实施“以夷治夷”政策。利用猛哥帖木儿打击扬木答兀。为此，扬木答兀与猛哥帖木儿反目为仇。

　　宣德八年（1433），明廷派辽东指挥使同知裴俊一行，率官兵一百六十一人前往斡木河下营。猛哥帖木儿及弟凡察，子权豆集兵马与裴俊会师。同年八月十五，扬木答兀汇同古州女真部（即“七姓野人”）聚三百余人马前来枪杀。猛哥帖木儿及弟凡察，子权豆等奋力拼杀保卫裴俊一行。经过激战扬木答兀等势绌力穷，夺路而逃。猛哥帖木儿同裴俊追至河北岸。随后，扬木答兀又纠集八百余人马，披挂明甲，气势凶凶反扑，迅速包围了猛哥帖木儿的营寨，放火烧毁房舍，攻破栅墙，肆行焚杀。致“猛哥帖木儿、阿古等男子俱被杀死，妇女尽行抢去。”猛哥帖木儿次子董山亦被虏走，弟凡察负伤而逃(21).建州左卫为了效忠承命明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破寨人亡劫难空前。史称“斡木河之变”。

　　自“斡木河之变”建州左卫女真遭受打击后，一度陷入了低迷期。对于猛哥帖木儿等遭到“七姓野人”的戕害，并未引起明廷的义愤，而尽讨之，是以建州左卫惨败而告终。“斡木河之变”更加鲜明地证实了明王朝以“以夷治夷”，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挑起民族间的仇恨“分其枝，离其势”(22)，令其互相仇杀，而耗尽实力的政策。从众多史实中，不难看出，明王朝对女真人的欺凌和利用，形是招抚实是笼络和利用；利用女真人去打击他的敌人，来达到明王朝坐收渔利之政治目的。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只能换取短期边陲的平衡与稳定。一旦女真人失去利用价值，便被抛弃或视其为隐患，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后事李满拄父子被杀，凡察被明廷“罪拘死辽东”，董山被明廷诱骗杀害，均可见一斑。

　　剿抚并用阶段

　　自“斡木河之变”以后，建州左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一度陷入逆境之中。猛哥帖木儿死后，他的同父异母弟凡察掌管卫事。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在建菸览盥舻陌镏拢吻ㄡ悖谡澄迥辏？440）迁至苏克素浒河畔，呼兰哈达山下与李满拄汇合。由于建州左卫历经艰险，这时的部族仅剩三百余户。(23)

　　正统七年二月（1442）为争夺领导权，凡察和董山叔侄二人发生了卫印之争。早在猛哥帖木儿遇害时，董山被俘卫印丢失。经明廷恩准发给凡察建州左卫新印，并令其掌管建州左卫事宜。明王朝在对女真人羁縻管理过程中，沿元旧制，对部落酋长任命采用世袭制。猛哥帖木儿已死，长子权豆也死于战场。这样按定制应由董山袭之，可是当时董山被俘，以后才被毛怜卫首领赎回并将建州旧印也带了回来。(24)这样就出现了“一卫二印”叔侄卫印之争。(25)明廷从统治階級利益出发企图收回一印。但这样做，恐使矛盾激化。由于当时明廷政策仍以抚喻为主。因此将建州左卫一分为二，析置建州右卫。任董山掌管左卫事，凡察掌管右卫事。(26)从而形成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统称建州三卫同居一处的现象。

　　苏克素浒河两岸和呼兰哈达山下地域宽阔能耕、能猎、能鱼是个十分富庶的地方。几十年来建州女真人慢慢地休养生息，建州社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苏克素浒河和呼兰哈达山成了建州女真复苏的摇篮。

　　董山迁居苏克素浒河畔三卫合居后，官至都督，势力复振。他乘建州卫指挥使李满拄年迈之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之势。这时正逢明王朝中期，国力强盛。由于明廷对女真人管辖仍实施“分而治之”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政策，就是欲使其“个相雄长，不相归一。”（27）彼此挚肘，尔争我杀。这样“分其枝，离其势，互另争长仇杀，以贻中國之安。”（28）在这种羁縻政策指导下，对于已经复苏的建州女真，明廷视其为患。尤其是董山的强大，它不可能坐失不管。

　　明王朝自正统年间以后“纪纲紊乱”吏治日益腐败，到了成化年间更加严重。辽东官吏远离朝廷，各霸一方趁机大肆鱼肉女真人。对其强行索刮，中饱私囊。明辽东镇守太监总兵官等，常对女真人常安抚无方，横加勒索，滥杀贡使“启畔冒功”（29）肆意阻碍，关闭马市，割断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往来。马市的关闭无疑割断了女真人基本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此举极大地遏止了女真社会的发展。明廷的所做所为激起了女真人强烈不满和愤恨。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促成了建州女真犯边抢掠之情。椐记载“自成化年间建州儿女真”大肆猖獗，一岁入寇九十七次……“（30）。

　　由于董山率领的建州左卫的重新崛起，屡犯明边引起朝廷的震惊。为了有效地羁縻女真人，明廷不得不暂缓矛盾，加以抚喻，同时放宽马市的限制。明成化三年，董山为缓和与明廷的紧张关系，主动向明廷提出归还所掠人口，并恳请明廷赎回虏获之人。这时明廷在处理建州女真关系时，仍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明“宪宗敕奖董山，因戒责建州，至怜诸卫，施使锦衣卫署部督俭事武忠将命抚喻。（31）”武忠到达辽东后并未按着朝廷旨意办事。首先怒斥建州女真人，大肆收刮财物。在马市上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将犯边的一切罪责均归罪与建州女真。武忠的民族歧视行为更加激怒了董山等建州女真，继而再次率部犯边。

　　对于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强大明廷早已视其为患，恨之入骨。为了暂时稳定住建州女真，明廷假称以优厚的封赏条件，对建州女真进行招抚。董山接受了招抚并进京朝贡。成化三年（1467），明廷将董山诱骗到京城，当董山等人自京返回途中，明宪宗又下旨“命赵辅执董山塞上”董山等人被扣留在广宁城（今辽宁北镇）后将董山一卸十六人全部杀害（32）。

　　同年九月，明廷复以左都督御使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官兵，发兵讨伐建州女真。明廷开始对建州女真进行大规模的剿杀。并在一份咨文中称：“建州三卫，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圣廑圣虑，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33）”同时又调集朝鲜李朝以绫城君具致宽为都体察使康纯，吴子庆，鱼有沼，崔适和李克均为裨将分五路配合明廷大军直扑建州女真。建州女真由于腹背受敌，力寡势弱，持山林为险，籍弓矢以御守。建州女真虽经浴血奋战，顽强抵抗，终不能抵御，损失惨重，遭到了灭顶之灾的打击。史称“丁亥之役”。

　　在这次战役中，建州卫李满拄父子被明军诛杀。建州左卫的老营（费阿拉）等被火焚荡贻尽，部落残破，大多建州女真都死于战火。明总兵赵辅《平夷赋有序》“一夷而见逃，剖其心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杀其人，猪其宅而杜其穴。”（34）此役，明廷采取了凶恨残暴餮饕酷烈的血腥屠殺。许多建州女真人，只有逃进深山老林藏匿，方能存活下来。凡察的建州右卫，在明军的多次征讨下势力渐衰，于景泰二年四月（1451）凡察“以罪拘死辽东”亦被明廷杀害（35）。

　　“丁亥之役”充分暴露出明王朝的政治屠殺嘴脸。建州女真由于惨遭其剿杀，又一次进入衰败期，整个民族完全陷入谷地。这个时期充分体现明王朝所采取的能抚的抚，不能抚的便采取摧剿的反动民族政策。由于这个时期“北虏”的减少。明廷国力的强盛，女真人可利用价值在降低。因此，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改变，由过去的抚喻，笼络，利用逐步演变成为戒备、防御、剿杀。同时也早已过了明初“共享太平之福”的时候了。明成化十五年（1479），为防备女真人而修筑的辽东边墙限制了女真人与汉人的往来。沿边墙集结大量军队用以震慑女真人。

　　明王朝在错误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对于即将要发展起来的女真人，决不会坐失不管。“捣其巢穴，绝其种类”，必将遏制其势，并将其消灭于萌芽中。建州女真人，无疑将这民族仇恨的种子，深植每个人心中。由此所产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与日俱增。

　　剿杀鎮壓阶段

　　“丁亥之役”明王朝纠集朝鲜李朝合兵，对建州女真人进行“犁庭扫穴”似的打击，使之“十室九空”。也是建州女真继“斡木河之变”之后又一次遭受到的空前的劫难。此时明廷与女真各部的关系逐步走向恶化。由于明廷的穷兵黩武，杀戮无辜造成建州百年无名酋。致使各部纷争，女真人身罹其难，元气难以恢复，又一次陷入一个漫长的低迷期。

　　明王朝到了嘉靖和万历年间，社会各种矛盾凸现。表现为：政治极度腐败，（万历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不理朝政，天启帝的“不务正业”。）贪官污吏横行于市，国库空虚，人心思变。恰如“一座拄已倾斜的大厦，岌岌乎将倒塌。”公元十六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明廷在东北的政治势力衰败，辽东军事废弛，内臣贪黩，将吏骄横，边吏贪贿日甚一日。明边将吏奢侈无度“勒索夷人无厌”。对于建州女真人大肆鱼肉，动辄闭市禁止女真人贸易。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廷停市长达两年之久，致使女真人即烂掉人参十万余斤（36）。女真人新仇旧恨无不饮恨于胸，同时女真社会也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明万历六年（1578）明参将许国辅把持市场，低价强行收购女真人的人参。并者肆意殴打女真来市者，更有甚者竟公开抢掠女真人的人参，貂皮等。正所谓：“故诸夷愤怒”（37）。

　　明廷重将李成粱，高淮，狼狈为奸，极力推行歧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这个时期明廷的民族政策有着根本性的改变，变得愈加黑暗。统治者早已忘掉他们的祖先，明太祖、成祖所倡导的“夷汉一家”“共享太平之福”的遗训。迷信武力征服肆意剿杀，真正成为屠殺属夷的刽子手。

　　女真人在漫长反动的民族政策的压榨下，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同时，未忘掉发展自己。由于苏克素浒河流域的地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