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了。自1998年北大百年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北大精神与传统以来，又是十年过去了。那次讨论有个重大收获，就是重新接续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因此，有必要继续发掘北大的传统，再现北大的精神，以求得我们对北大精神、北大使命的真理解。而且，在我看来，发掘北大的自由传统，就是发掘中國的自由传统；重振北大的自由精神，就是重振中國人的自由精神；确立北大的使命，就是确立中國大学的使命。

　　北大是中國的大学理念和自由精神的发源地和养育地。可以说，北京大学及其所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中國现代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北京大学及其早期精神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國的思想状况。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國的传播，北大功居其伟。北大是近代中國为数不多的精神的家园。北大对中國精神传统的影响，高于任何一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论是哈佛、耶鲁之与美利坚，还是牛津、剑桥之与大不列颠。一所大学能在本国的思想进程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全世界似乎只有北京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像北大那样如此奠定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精神传统。

　　北大的精神应该是中國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应该是现代中國的精神传统，北大传统的命运就是现代中國的命运。北大的自由传统是中國人争取自由的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传统不仅在北大，而且在每一个北大人身上，在每一个受北大精神熏陶的中國人身上。北大传统，不仅是属于北大的，而且是属于中國的，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且是属于现在的。北大的精神性格就是、也应该是未来中國的精神性格。今天的中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大的精神传统。

　　一百一十岁后的今天，北大向何处去？北大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使命与目标？

　　或曰，北大的目标应该是争创一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我以为不然。北大的使命不是争创世界一流，而是应该成为国人的精神基地。对于北大来说，守住自己的精神传统比成为所谓的一流大学重要得多。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塑造并光大一种自由的精神传统，而不是争创一流。成为一流只能是个副产品，而不是大学意义和使命的全部。大学还是应该以精神为上，应该是社会的思想库，是为追求真理的先知提供优越成长环境的温室。北大尤当如此。

　　或曰，北大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我亦以为不然。如果大学的使命是制造人才，那就把“人”转化为“才”了，活的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才。当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若国家只取个人中的“才”那一部分，那么剩下的个人本身就成了废料。不论国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国家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

　　北大的使命，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变成自主、自尊的獨立个体，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为权力服务的“才”。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獨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北大不应沦为的“南书房行走”的养成所。北大的精神传统应该在朝，北大的学者教授应该在野。而不是相反。

　　北大的未来，乃至整个中國的教育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在于北大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的复活。“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精神。北大应该是最为开放包容的大学，应该是完全獨立、自治的大学。（自由是北大精神的内核，包容是北大的象征。北大曾经是以自由、开放、宽容而闻名于世的。蔡元培校长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獨立议》、《提议教育经费獨立案》等文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獨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会影响。”因为“政黨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胡适对国民黨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黨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黨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他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北大的使命不是做大一统权力机器上的组件，而是做一个社会的精神公器。

　　大学当以思想与学术自由为原则。北大应该继续是学术与思想自由的大学、探求真理的大学，应该还给师生研究学术的自由，教学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蔡元培先生主张，教授不仅在研究上而更是在发表其研究之结果上，应有绝对的自由；就是其结果与个人的成见，一般的舆论，或社会的习俗有所抵触，起了冲突，应没有顾及的必要。……大学教授，在其职业活动的本身上，因其研究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关系，学校当局在学识上既无能力，在道德上又无权可以干涉。

　　长期以来，中國实行的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高度政治化、官僚化。国家掌握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于政治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獨立性。在今天的中國，所有的大学不过是一个寄生在黨政官僚系统上的怪胎。所以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标准，当代的中國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所、螺丝钉锻造所。

　　由于没有取得獨立于权力的自治的法律地位，大学的獨立性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与保障。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内准官僚名利场，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于是，大学纷纷向利益叩拜，向权力雌伏；一方面是收费的巨人，另一方面是精神的侏儒。这样的大学不过是学位与职称的批发基地。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國一方面高等教育依然落后，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与教授的制造国。面对这样的氛围，北大又岂能置身其外？蔡元培和胡适先生最不能认可的，就是大学变成了政治制度的部分，学校管理层成了黨政官员队伍的一部分。

　　北大和所有中國大学的未来都取决于权力与教育的关系。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最好不要“重视”教育，不要主抓重点大学，要让公民自己重视教育，让教育界重视教育，让愿意参与教育的公民重视教育。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所以，学术要自由，大学要獨立，国家就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参与，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到目前为止，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改革只涉及到中國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像北大传统的奠定者们所主张的那样，教育应该与国家权力相分离，所有大学，不论公立、私立，作为有组织的社团，都獨立于国家权力。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獨立的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

　　大学是驱动文明的精神力量。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如果不是，那就是大学的失职。如果北大不是，那就是北大的失职。大学应当是一个社会思想成就的顶峰，北大应该是中國的思想成就的顶峰。这样的大学才是称职的大学，值得尊敬的大学。大学是知识、智慧与文化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否则，象牙塔就坍塌了，精神家园就沦陷了。

　　未来的北大，应该像其早期那样，是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诞生那些追求真理的先知的地方。北大需要的不是楼堂的高度，而是精神的厚度。没有精神传统的大学，就不是大学，没有自由精神传统的北大，北大就不是北大。自近代以来的中國，北京大学所孕育、传播的自由主义虽然迄今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制度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北大一直担当着普世价值与自由思想输出者，自由的精神传统的确立者。

　　期待北大永远担当好这个角色！期待更多的大学分担这个角色！

　　2008年早春于翠湖

　　《大学之道：北京大学的传统》序  刘军宁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作者:刘军宁

　　每年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全国各地高校都“风风火火”一番。但热闹过后，许多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往往“涛声依旧”，仍旧在低水平上徘徊。一些高校的负责老师都说：“社会实践几乎年年如此，没有新意，学生们也只是把这项活动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实践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同时实践的同时不注重配套的实践理论的研究，以致“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事相似”，实践及实践主体的“敷衍性”、“重复性”、“粗糙性”、“泡沫性”现象难以避免。如此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与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破坏高校的教育风气，滋生浮躁、敷衍等不良风气。

　　在校大学生接受的大部是书本理论上的东西，它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丰富、充实，才能消化吸收，真正变成有用的东西，才能反过头来服务于社会。否则，书本知识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上，体现不了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再教育过程，是一种有血有肉、有的放失的学习过程。理论是一个成熟的逻辑思维体系，好的实践根源于成熟稳健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实践前和实践中，要多学习理论，让理论来指导实践，这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一旦实践了，会发现很多东西要么茫然无知，要么眉毛胡子一把抓，陷入混乱，很快就会疲沓、闹心。但要注意的是，理论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学术理论，一类是实践（行动）理论。学术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教育现象，揭示的是一种理想模型，而实践理论才是一种适合行动的理论或为行动提供指导的规范性理论，是按照实践的需要和特定历史条件对可能的价值和规范进行选择。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实践的教育信念、实践主体的自我认知、文化知识、策略方法、批判反思意识、人际感知等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理论的针对性、实效性指导。这种理论一些来自于学者的研究，更直接源自参与实践的教师、学生在实践体验基础上的经验性、理论性研究。

　　今年暑假，聊城大学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同力并举，不但推出上百支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队，更是为大学生量身开列出几十个与青年成长成才有关的理论研究课题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上百个调研课题，并出台了评优、经费保障等激励措施着力促进大学生投身这一“研究工程”。该校团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定意义上，研究是更高层次的实践形式。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低层次的。优秀的思维能力是产出创新能力的前提。我们热切希望同学们在实践的同时，切实拿出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去扎扎实实的钻研，以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大学生社会实践中还要强调两点：其一，要将实践型团队变成学习型团队。唯有学习，才能为实践提供人力资源、动力资源、持续发展的张力资源。其二，要在社会实践评价与考核机制中加大理论研究论文、调研报告的份量，作为衡量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最好与学分挂钩。唯其如此，我们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才有希望和可持续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作者:秦治洲

　　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场盛大的、期盼已久的游园会。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住在28 楼的105室，刚刚七点钟，就被吵闹声惊醒。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新闻事件，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和她的国家命运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少有例证。

　　我记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种混合着骄傲和不安嘲讽的心理。几个月前，北大南门矗立了设计简陋的倒计时牌，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就是她一百年的庆祝，它是天安門广场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排拙劣的仿制品。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消息，欧美校友包专机从海外归来，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专列返回母校，中國铁路史上从未有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校园里拥挤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校友，从西南联大时期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庆祝的典礼不是北大校园里进行，而是人民大会堂。那些从各系挑选的学生代表，在那里迎接这场庆祝的高潮—— 中國国家领导人的演讲。

　　和政治含义同样显著的，还有它的商业味道。学校里盒饭和各种纪念品的兜售，使校园像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出版商与电视台不断的推出与北大相关的产品，但是当我试图寻找一本完整的北大历史时，却毫无收获。我们还被不断告知，因为这场庆典，学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将用于修建多少层的高楼。

　　这一切和那个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入学的青年，都曾经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原则带来的群星灿烂的年代憧憬不已，每个北大人都为鲁迅的名言激动：“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 1917年——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纹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的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斯徒雷登的遗产。

　　九十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处不在，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國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 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國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重又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的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联。

　　作者:许知远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灾后重建工程，而在灾后重建之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汲取经验、教训，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保障安全。

　　在这次地震中，学校是重灾区，也备受关注。最近，四川省教育厅对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调查和评估，将倒塌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这一调查结论在新华网、人民网等论坛，都引起非常大的质疑。对于已经争论很多的问题，笔者不想再重复，我要说的是，教育厅有调查校舍倒塌的专业背景吗？常言说：“术有所长，人有专攻。”教育部门的特长在于教育而不在于工程，他们既不懂工程结构，也不懂得建筑材料，更不懂得建筑力学，同时，也没有检测建筑质量与标准的资格。因此，仅从这些局限性来看，教育部门拿出的调查报告也难以服众。如果我们不能找出校舍倒塌的深层次原因，比如结构问题、材料问题等等，不能从中汲取教训，就不能在校舍的重建中避免隐患。因此，校舍倒塌原因的调查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更何况，校舍倒塌可能存在着腐败问题。现在，不少媒体都披露，在已经倒塌的一些校舍楼里，几乎看不到钢筋，有的钢筋则细如铁丝，存在着偷工减料行为。因此，一些校舍倒塌，而周边的民居却安然无恙，对于这样对比鲜明的倒塌现象，显然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追踪和调查，以彻查其中是否有腐败行为。而汉龙集团援建的5所希望小学全都安然无恙，也说明，校舍的大面积倒塌并非仅仅是设计或结构问题，而与建筑质量本身有关。

　　显然，如果校舍倒塌，仅仅是技术原因，那么，就应该由建筑部门、地震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调查，以便在未来的设计和建筑施工中，避免现在的隐患，设计、建造出抗震性能更好的房屋。如果怀疑校舍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腐败行为，则应该有司法部门立案调查，并在未来的校舍建设中，加大监管，确保建设施工过程中的透明度，确保校舍质量不因腐败因素而降低质量。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教育部门的调查结论出笼得都过于草率，遭到质疑也是难免的。有关部门应该组织专门调查，以便为校舍的灾后重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避免需要预防的隐患。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29日

　　作者:彭超

　　前些天看到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某某地（当然是大陆）某某人在修改编撰新《三字经》，还雄心勃勃地要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然后进入中小学课堂，成为一门必读教材。据说山东一个地方的教育局领导居然欣慰地说，他已经让该地区的小学生们先学为“快”了。在那个地方，只要在街边随便拉过来一个小学生，就能把《三字经》背个滚瓜烂熟。

　　看了这个消息报道，心里十分气愤。如果仅仅一两个学者搞什么《三字经》修订是闲暇自慰的话，其害倒也有限，不过增加了一些纸张的无益消耗。但作为教育界的领导要倡导甚至强力推行《三字经》之类的散发着腐臭的古董进入中小学课堂，其危害实在难以想象。

　　《三字经》尽管在古代是私塾教学的“必修课”，但其中的封建糟粕很多，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让孩子们学这些封建礼教，用意何在呢？这些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么？恐怕不是吧。如果坚持让孩子们学习这些听不懂看不明的腐朽读物，除了伤害他们的创新能力，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似乎祖辈们受这些礼教的罪还不算完，“民族尚未灭亡、同志仍需努力”似的，要继续承接这些腐臭的封建衣钵，贻害我们的子孙们，直到中华民族远离现代文明，象美国的印地安人一样，在保留地里残喘和消亡。

　　《三字经》不仅内容完全没有学习价值，很多典故也是需要有很长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积累后才能领略得到的。让十来岁的孩子们学这些象天书一样的读物，存心是要折磨和摧残他们幼小的心灵。本来中國的教育就很具有摧残性，摧残天真、摧残快乐、摧残自由、摧残创新。孩子们整天被分数压得喘不过气来，自信心被训斥得不断消失。现在又变本加厉，让孩子们学习什么《三字经》，这无异于让孩子们用鲜嫩的臂膀去拥抱一个从历史垃圾堆里扯出来的僵尸。山东那个教育局领导居然还说：就是不要孩子们明白它，先背熟，等长大了就懂了。看着好笑又好气，大概他们没读过教育学概论，却看过金庸的武打小说，不懂没关系，先把口诀背会，以后就能练开窍，当武林老大。

　　《三字经》是说教类的读物，不是什么知识课本。现在的中國教育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说教。新说教还漫天飞，满脑袋里灌着呢，再来个老说教，还让不让我们的孩子们活了？尽管这个修订者说修改了其中一些“老”的不健康内容，加了新的字句，其实无非增加了新的说教，将老药铺里的七步断肠散，换成新提取的杜冷丁。

　　求求你们这些所谓搞教育的人，好好看看国外教育学的基础知识读本，了解一下，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快乐，然后再来当老师或者教育局长不晚。也奉劝中國的育龄妇女们，最好彻底地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干脆不要生小孩子。要也可以，象明星们一样，都送到国外去，因为中國的教育对孩子们真的太残酷！

　　作者:唐克旺

　　前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國的教育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國的教育是给孩子喂狼奶。狼奶论的看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因为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中充斥了大量的反人性、反文明的东西。而狼奶的本质就是非人化、反人性。当大家都在探讨如何把喂给的狼性之奶逐步换成人性之奶时候，教育部又做出了一件令人瞠目之举：勒令全国中小学生天天高唱革命样板戏。

　　纹化大革命时中國现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没有人性的时代，而样板戏正是这个时代的文艺推进器。样板戏是暴力、仇恨、乌托邦的样板，把文明的人变成没有亲情的魔鬼的样板，宣扬是階級斗争、血腥暴力与全面專政，灌输的是愚忠，为野蛮乌托邦张目。样板戏本身就是染红鲜血的样板。没有对传统戏曲对彻底否定，没有对传统戏曲艺人的夺命摧残，就没有全新的、一花独开的样板戏！

　　按理说，中國纹革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中國在精神上疏离纹革和回归文明与普遍人性的过程，是放弃暴力、仇恨回归和平、博爱的过程。然后，自纹革结束以来，对纹革的否定始终停留在口头层面，并且一直是权宜性的，对纹革罪孽从未认真清算过。现在，教育部的举措更是告诉人们，纹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國，而且一直在后台躲着，并伺机杀回。再往深处看，产生纹革的意识形态土壤、根本法理框架根本就原封未动，而纹革的奶水哺育的一代青年今天已是权力栋梁。由这些人来为纹革招魂纹革是意见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在想用手中的权力再早就一代代像他们那样的只有血性没有人性的“革命新人”，通过灌输暴力和仇恨来毒害少年儿童，督导他们高唱：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要用血来偿、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

　　教育部的逆施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他们是在利用现行的大一统体制所赋予的权力来青少年进行精神绑架。通过样板戏事件，我们不仅要看清这些人的面目，而且更要看清其背后的体制的性质。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由全体公民付费来造就政治接班人。当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教育也由此把人性从人身上分离出来了。

　　其实，在文明社会，学校的使命不是为社会人才，不是为黨和国家培养栋梁，不是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教育事业的使命是要把个人变成有自由精神的獨立个体，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为权力服务的“才”，更不是充满仇恨的暴力工具。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獨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理性与道德的公民，而不是让个人变成国家的暴力工具。

　　长期以来，中國实行的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整个教育事业高度政治化、官僚化。国家掌握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于政治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獨立性。样板戏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教育无权对学生进行政治灌输，更无权对学生进行错误的政治灌输。唱什么戏，读什么书，那是公民私人和学校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家可以依法消极制止公民的或学校的违法作为，但是无权对学生进行积极灌输。如果德国公民私下读希特勒《我的奋斗》，那是公民的自由，没有错，但是如果德国当局勒令学生必读《我的奋斗》，特错！公民个人爱好或学校偶尔组织唱样板戏，即使样板戏的内容有问题，那也没什么错；如果教育部逼迫学生唱样板戏，那就特错了。

　　教育部干了一件它无权干的事，而且是一件大错的事！教育部无权给学生灌奶，更无权给学生灌狼奶！所以，中國教育的问题、乃至中國的问题，是建立在暴力与專政基础之上的大一统的体制问题。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中國问题的出路在于改制，在于放弃大一统，包括高度中央集權的教育大一统！只有这样，中國的公民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走上文明的轨道，从培养残暴的虎狼转向培养文明的公民。

　　作者:刘军宁

　　大学生，一个骄傲的称号，一个代表着先进文化和社会前沿的群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生走出校门就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年轻人的代表和先驱，是社会改革和科技进步的推动者。然而在当今社会，在各行各业的改革中，却鲜有在校大学生的身影和建树。毕业后他们如何在社会上迅速找到自己的位子，如何融入这个陌生的世界，显而易见就是一个问题了。就算在校大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也应该知道轰轰烈烈的高校改革吧！然而在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发出的高校改革的呼声中，象牙塔中的莘莘学子却仿佛置身事外，一边埋怨着大学里的种种缺陷，一边等着别人把改革的成果快快研究出来，好在短短的四年里能够赶上改革的末班车。大学生的朝气何在？大学生的创新思想何在？连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高校改革都抱着等靠要的想法的大学生，又怎么能在社会上擎起深化改革的大旗，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呢？

　　笔者在法国的留学过程中，看到法国的大学生积极地参与大学管理，大学生社团介入大学财政预算，感慨良多。在这里我想列举一些学生在高校改革中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不贪一蹴而就之功，但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课本重复利用

　　日渐高昂的大学收费里，课本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现在高校的课本由学校统一采购，每个学生都得购买。旧课本重复利用没有用武之地。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已经引起各界注意。为什么不把学长们的课本再次利用呢？校方自然有他的苦衷，学生是不是应该给学校分忧呢？

　　建议学生会或者其他的学生社团能够代表学生跟校方对话。现在大学生社团遍地都是，但没有几个真正参与到了学校管理中。有志于此的同学可以成立课本重复利用社团，广泛征集学生意见，改变课本集中采购的现状。具体措施有：

　　1. 要求校方在假期列出下学期的书单，并发给每个同学。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邮箱，实施起来不是很难。对于大一新生，书单则可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出。

　　2. 学生可以开二手书店，在假期前购入旧书，在新学期卖出。对于内容更新较快的课本，可以联系出版社，列出新旧版内容差别，附于书内。

　　此举一出，既可以降低学生经济负担，又可以节约纸张，保护森林资源。实际效果比“保护母亲河”活动还大！具体实施中，需要学生社团征集学生意见，同校方积极合作，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大有锻炼。学生还可以对比不同作者的同一类型的课本，一旦发现雷同，向出版社举报，可以有效地打击学术造假。

　　（二）体检

　　每年一度的体检可以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学生的隐疾。但高校中的体检大都集中在几天之内突击完成。随着高校扩招，学生数量激增，体检那几天校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为每个同学检查的时间只有几秒钟，缺乏有效的健康状况询问，甚至有的学生懒得排队，自己造假体检证明，体检的质量大打折扣。而且学生的隐私不能得到保护。

　　校医院应当把体检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让每个学生拥有足够的时间和医生交谈，让体检得到实效。学生可以成立健康社团呼吁校方督促校医院建立预约制度，限制每天的体检人数。另外，如有必要，学生有申请额外体检的权利。这些都需要学生自己争取。

　　还有其他的想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要作为一股力量积极地投入到高校改革中。这有这样，高校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能够积极改革校园的在校大学生，才能在今后的社会上积极推进改革，而不是在大染缸中变色。

　　注释：本文仅供中國报道周刊网站发表。如有其它使用途径须经作者本人同意。作者保留关于本作品的一切权利。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

　　作者电子邮件：li.vier(at)hotmail.fr

　　作者:李维烨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國高教大跃进危机》观点与教育部长关于“中國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观点正好对立，网上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但也有许多网民朋友嫌拙文（2.6万字）太长，希望读到压缩版。还有的网民朋友，没读完全文，就无的放矢，进行假想敌式的批评。为此，我特将原文观点摘要出来，供大家浏览，并希望能因此引起批评者阅读全文的兴趣。

　　引言

　　拙文起因于我对荷兰教育的观察。荷兰人口仅1600万，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三年培养的大学生，就相当一个荷兰国！但荷兰却一直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学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中國的高等教育本身有问题。

　　中國的高教问题，因果互关、因果连环，不是针对单一根源，开个简单药方（譬如弘扬大学自由精神、实行高校自治等等）就可解决的。

　　目前，中國高教问题表现为大学生“两难”：一是贫困生上学难、二是大学生就业难。“上学难”反应了社会不公问题，“就业难”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问题。造成“两难”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终原因却皆与高教大跃进相关。当教育部官员高调批判“高教产业化”的时候，恰恰掩蔽了高教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也回避了其失职、失察之处。

　　一、高教“产业化”、“市场化”口号本身没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难免会获得商品属性。高校教育，不同于九年义务教育，其主要任务是育才而非育人，在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尚不能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有公平意义，又具效率功能。实际上，有些家庭甚至节衣缩食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也就是把上大学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既然高教产业化口号或市场化改革方向本身都没有错，为什么社会舆论对它指责甚多呢？这是因为中國高教改革中所实际实行的，并不是“市场化”，而是“惟市场化”或“伪市场化”。

　　二、“上学难”的成因（上）：高教“惟市场化”

　　十多年来，中國大学学费猛涨了20多倍，远远超出同期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由此便形成了上学难。这种上学难的成因，主要在于排斥高教公益性的“惟市场化”趋向。

　　承认高教具有商品属性，不等于否定高教的公益性；承认高教市场化的合理性，不意味着高校可以惟利是图，变成赚钱的机器；高教的市场公平原则，绝不能取代社会公平原则。真正的教育，无论育人育才，都应当是无私的、超越现实功利的，这与艺术品可进入市场、获得商品属性，但真正艺术永远超功利存在是一个道理。

　　市场公平是有限度的，它只对能进入高教市场的群体来说具有公平意义，而对弱势阶层来说，它会剥夺其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权利，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靠公共產品分配，来补救市场缺陷、维持社会公平。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是私立的，却都有针对贫困生的助学金。这便造成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美国，供子女上大学负担最重的，不是贫困家庭，而恰恰是中产家庭。我们是社會主義国家，更应当保证高教的社会公平。

　　中國城乡低收入阶层，或是贫瘠资源拥有者、或是改革代价承担者；确保他们的优秀子女能免费上大学、包括上名校，顺利成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家庭生存状况，减轻社会对贫困阶层承担的救助压力，更可以大大减缓两极分化趋势、减少贫富对立情绪。目前的高收费，让众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上大学，原应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公平社会的桥梁，现在却成为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堑壕。这种局面当然应该改变。

　　三、“上学难”的成因（下）：高教大跃进

　　目前各界就解决上学难问题形成共识，似乎只要政府加大投入，难题会迎刃而解。但实际情况却绝非这样简单。

　　教育部称，他们从不支持高教市场化，那么，当初制定改革政策时，为什么不强制规定各公立大学对20—30%的贫困生一律免除学费呢？如果贫困大学生可免费入学、如果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可考取公益型大学，那么，今天又如何会出现上学难问题呢？

　　2006年以来，由于大扩招路子走不下去了，全国重点、非重点大学校长一起加入了“哭穷”大合唱。无论这些大学“哭穷”是真是假，他们都把社会对高学费、上学难的责怨转移到了财政身上。但实际上，如果高教没搞连续翻番的大跃进，那上学难问题绝不会像今天这样难解决。正由于中國高校短短7年间扩招了四、五倍，贫困生数量也增加了四、五倍，这才使上学难问题，几乎变成一个“死结”；高教大跃进，实际上把国家给“套”住了。

　　更严重的是，上学难“死结”没解开，就业难的“死结”又反过来使上学难的“死结”更难解了。譬如助学贷款，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其欠债、逃债，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而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大学生就业难使上学难问题的解决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今天已不是国家能不能拿出巨资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了，而是国家该不该拿出这笔钱的问题了。眼下，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连九年义务教育经费都没保障、许多农民工子女长期失学，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动辄数百亿的投入，如果只能在失业大军中增加大学生的数量，这岂不是会在更大范围内浪费教育资源、影响社会公平吗？

　　四、大学生就业难原因：高教大跃进

　　教育部至今不承认就业难与高教大跃进相关，而总是向高教外部归因。当“大学生与农民工枪岗位”、“大学生争当殡葬工”、“名牌大学生卖肉、卖糖葫芦”等新闻已变成旧闻时，当大学生工资期望值，已降到最低工资线时，还能说他们的择业观有问题吗？需特别指出的是，一些专家所谓的西部岗位并不大量存在。他们只看到东部大学生不愿西去的实事，却没看到西部大学生面临的失业困境。

　　就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同时，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却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招聘难现象。一些外企甚至因此而放弃在中國扩大投资的念头。在大学生数量剧增的今天，在各个专业都有足够数量对口毕业生可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招聘难，便只能用大学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来解释了。面对这种“过剩”中“匮乏”矛盾，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相当比例的大学生，除了文凭是真的外，其内在构成素质几乎都是假的。这种没含金量的文凭，一旦通货膨胀便分文不值；毕业即失业，原在情理之中。

　　五、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发展规律

　　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规律。这道理和种田一样：合理密植、科学管理，麦子会获高产；而一旦超出土地承载力，则只能收获大批麦草。承载力都是有“度”的。扩招一旦超出大学的承载力，也必然会导致高教质量大幅下降，泡沫化、劣质化。

　　中國高校中脱离实际的课程设置、远离实践的教学方式、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本来就问题多多，高教大跃进，把这些问题成倍放大折射出来了。许多高校，是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上什么专业，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不顾条件也要上。结果是临时拼凑课程、搭建班子，这样的泡沫教育，只能培养泡沫人才。大学生在经历了6年应试教育的磨难后，把大学作为补偿往昔峥嵘岁月的伊甸园，积极享乐、消极厌学，这也加剧了高教质量的劣化。

　　认为有了高楼、有了钱就可添设备、聘教授，大学规模就可成倍扩大，这想法本身就是荒唐的。确保高校质量的，是能传承大学科学人文精神的教授团队。而这个团队恰恰是不能速成。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得好：“如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２０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何况我们增加的不是二倍，而是短短七年中，增加了五倍！

　　六、高教大跃进误国害民

　　高教大跃进的直接受害者是这一代大学生。大学四年，是人生黄金岁月、成才关键时期。但高教大跃进，却使许多大学生的这一段宝贵生命被白白浪费了。《中國青年报》一次问卷中，８７７７人中，竟然有５１．５％的人认为，自己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３４．７％的受访者，对上大学感到“后悔”。许多人在大学混了四年之后，其原有素质，特别是刻苦精神和自律意识还比高中时退步了。

　　这种结局，也践踏了市场公平原则：大学四年，花费数万，如此高投资，换来的却是低回报、甚至是零或负回报。当初，如果不上大学，家庭减少一笔巨额支出，他们还可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农民，为家庭增加点收入。而上了大学之后再失业，情况则变得更糟了。对那些已欠债累累的家庭来说，这种状况是雪上加霜，只能深陷绝望之中！如同假烟假酒是谋财害命一样，这种把伪劣教育产品高价出售的情况，同样也是“谋财害命”。

　　高校也是受害者。高校从大跃进中获得的，仅是眼前经济效益，它因此而被严重损害的，却是其赖以生存的高教信誉或历史延续下来的学统文脉。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新的读书无用论就会泛滥。高教大跃进恰好是在高校教师资队伍断层期进行的。高校舞台上唱主角的是纹革后近亲繁殖学者。许多人先天失教、后天被宠，他们做学术带头人，只能带坏学风，使一些名校百年积累传承的优良学术传统、教授风范毁于一旦。

　　一些教授，名在此校，身不在焉；一些讲师，人站讲台，心不在焉；他们往往对教学取应付态度，已缺少爱教书之岗、敬育人之业的精神了。在荷兰一所高校，我亲耳听到一名中國留学生期末大骂教授“简直是魔鬼”，因为这位教授对他一点情面也不讲。在中國的大学里，还有这样的严师吗？缺少严师，大学生是受害者；丧失严教传统，大学自身也是受害者。高教大跃进对大学自身造成的戕害，恐怕是今后十年甚至数十年难以消除的。

　　七、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改革“伪市场化”

　　昔日农业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高教大跃进，则是：“大学校长有多大胆，就贷多少款；能贷多少款，就盖多少楼；能盖多少楼，就招多少学生；能招回多少学生，就能发多少文凭”。表面上，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内驱力却大不相同。当年农业大跃进，属纯政治行为；当今高教大跃进，却有利益驱动，这就是所谓市场化运作方式。

　　中國高教尽管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却从未向真正市场化方向推进。公立大学依然是计划体制架构，各种关键性权力和资源都掌控在主管部门手中，这使它们像改制前的国企一样：政校不分、权责不清、监管失控、腐败丛生；而与此同时，民营大学受到种种限制，无法与公立大学公平竞争。教育部既是众多公立大学的管理者，又是高教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其结果，是公立高校，既无内部约束、又少外部监管。这便使中國高教的所谓市场化，只能是一种在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保护落后、浪费低效的“伪市场化”。

　　许多大学从各个渠道收取的费用都流向了哪里，恐怕校长都不清楚。大学的办学成本，完全不透明，是糊涂帐。伴随着扩建大跃进，许多大学校长，已变为高教经营商了，他们不怕多招生就怕少收费、不怕多举债就怕没人贷、不怕多圈地就怕批不下……。猛然暴富膨胀起来的中國大学，失去了往昔的矜持。从建筑到装修，处处充满着爆发户气息：“国际一流”的豪华办公楼、体育馆、大会堂、招待所、新校门——甚至观光电梯等等，都是中國高校特有的风景线，欧美大学那是相形见绌。世界上有如此纵容、鼓励浪费的“市场化”吗？

　　八 高教大跃进的外驱力：地方政府政绩需要

　　随着持续大扩招，高教大跃进已变成扩建大跃进了，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了。各地无论是否有条件，纷纷争上大学城；大学城变成地方政府、开发商与高校“合谋”的圈地项目，不仅占据并浪费了大量粮田，而且，也把高校圈了进去，使高教大跃进欲罢不能。现在，高教大跃进走到了尽头，许多大学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九、 高教大跃进生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失职

　　高教大扩招的最初动议，并非来自教育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还是主张稳健发展高教事业的。但是，当大扩招开始实施后，教育部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2001－2002年之后，没能及时刹车且继续支持大扩招，从而导致了高教大跃进的生成。如果当时教育部能冷静下来，不再下达或批准新的大扩招指标，由于全国的年招生总量没突破300万，则无论是上学难还是日后的就业难问题，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特别是，当各校都把工作重点从抓扩招扩建转到抓教学质量上来，也就不会发生所谓量增质劣的高教大跃进了。

　　教育部没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高教大跃进已成为可用来炫耀的政绩工程了。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对高校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舆论称评估活动只是一场“轰轰烈烈造声势、辛辛苦苦编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大规模造假运动，并不为过。关键是它涉及到教育部主导的以赶超“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另外两项大跃进：硕博招生大跃进和学术科研大跃进。在许多大学里，这“三大”跃进的生力军都是同一拨教授。“三大”跃进彼此关联，一严俱“损”、一宽俱“荣”，便只能走走过场；在完全脱离实际可能的情况下，要鱼与熊掌兼得，只能视咸鱼为鲜鱼、将牛掌做熊掌了。

　　十、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上）

　　——高教缩量保质必要性和推进措施

　　既然中國高教大跃进造成或激化的危机非常严重，公立高校缩量保质便势在必行。否则公立高校的生存危机将越来越严重。其一，国内大学热肯定会因就业难而降温；其二，伴随人民币升值，海外大学性价比越来越高；其三，中國高教市场即将开放，合资大学可能因其质量保障获得竞争优势；其四，2008年之后，高校适龄人口将逐年下降。随着优秀生源大批流向海外，国内一流大学会败给海外二流大学，某些二、三流大学会因生源不足难以存续，面临破产危机。因此，与其被动地等待市场惩罚、陷入更深危机，不如主动缩招保质，让中國公立高校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只要下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高校会自觉缩量保质的。这些制度包括：

　　（1）、健全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

　　大学生就业率统计途径，应以社保登记为准。在社保登记表上，填写统一的文凭或毕业证号码，通过与大学联网，是较容易汇总的。

　　（2）、建立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网站

　　国内大网站，应给各高效建立质量评估网。其中设两部分内容：各校对其院系专业教学质量的自我评估和本校师生及往届毕业生、用人单位的外在评估。

　　（3）、建立人大对高教质量评估制度

　　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出面，制定对高教质量评估的简化指标，委托民主黨派建立若干精悍、专业、高效、廉洁的评估专家组，对公立高校实行不打招呼的评估。评估不合格的专业或院系，则强制“关、停、减”。

　　（4）、建立高校教学双向淘汰制

　　双向淘汰，即以教学质量为依据的教师“优进劣出”淘汰制；以学习成绩为依据的学生“宽进严出”淘汰制。学生对淘汰结果可提出申诉，并有权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投诉。凡查实教学质量不合格的专业或课程，可要求退还部分或全部学费，相应专业要关停、相应的教师导师则要被淘汰。这就迫使大学重视教学质量。

　　（5）、财政应支持或鼓励公立大学缩招保质

　　国家财政拨款，要与高校教学质量挂钩。凡缩量保质措施有力，专家、学生、社会满意的大学，国家应增拨经费，以示支持。但是，大学背负的巨额债务不能让财政偿还，而要通过市场运作解决。如将二级学院出售转让；吸引外资内资入股；将部分校区土地房产抛售等等。

　　十一 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下）

　　——高教体制改革和高教市场建立

　　高校缩招的过程，是大学深化改革的良机。应借鉴国企改革和国外公立高校治理经验，建立高校董事会制度。董事会由国资代表、知名人士、民主黨派代表、本校资深教授组成。教育部长不应再担任重点大学“总校长”的职务，不再办拔苗助长的蠢事，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各类大学都按高教规律办学，在公平条件下靠内功竞争，让教授们的教学与科研彻底摆脱浮躁环境。

　　大力发展民营或私立高校。国外私立高校一般超过大学总数的1/2，我们的比例太低。目前，促进民营高校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政策性歧视问题。譬如，民营资本投资和经营高校应享受免税待遇，办学质量合格的民营高校应获得国家财政补助，民营高校师生应享受与公立大学师生的同等待遇等等。

　　私立高校面向市场，质量和效率意识强，由此形成的竞争压力，会迫使公立高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目前大量繁衍的泡沫教授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公立高校也就可能抛弃“官本位”而向“学本位”回归。当“大学像大学、教授像教授”之后，假以时日，教学科研质量上去了，大师也就涌现了，中國大学离“世界一流”也不远了。

　　《“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國高教大跃进危机》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全文可到“曾宪百草园”查阅。

　　作者:杨曾宪

　　现在又是博士从政热。其实，这是一种十分不好的现象。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创新。

　　博士从政，并不能体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博士有博士的素质，而从事领导却需要领导所要求的素质，二者的素质要求是不同的。博士的素质最突出的表现是业务素质；而领导所要求具有的素质是一种综合素质，它不仅包括业务素质，还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等。政治素质是政治实践的产物。而博士生大多是从学校走向学校，学校教育只会培养人们理论上的政治热情，并不能使人必然具有实践上的政治智慧。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需要一个过程，弄不好会走向反面。道德素质从根本上说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学校里有道德并不能保证在社会上有道德；在理论上有道德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上有道德。另外，心理素质也与长期的实践锻炼有很大关系。这里，也许有的同志会说博士的业务能力强。问题是在实际中博士所熟悉的业务与从事领导所要求熟悉的业务并不一定等同。博士生从政，有许多是学非所用。如果专业对口，让博士生担任领导，并不是不可以，在其他素质都受具备的条件下，可应优先考虑之。如果专业不对口，则对个人和国家都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对个人来说，辛辛苦苦学了许多年专业，到头来实践中又用不上，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对社会来说，一方面是浪费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博士生并非马上就能适应领导工作，这中间有一个磨合过程，这个过程对社会而言就是一种损失。

　　另外，在当前教育体制仍存在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博士生积极从政，也会造成文凭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不均衡，其结果会导致“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这对中國的教育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假文凭现象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与提拔干部重视文凭也有一定关系。

　　再者，在体制不顺的情况下，有些博士生在当了领导后，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事“高层次”腐败。懂会计的，就更会知道如何做假账，懂法律的，就更会知道如何钻法律的空子。这种情况无形增大了社会反腐败的发现成本，从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博士从政热，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从制度方面来看，产生博士从政热的根本原因是官本位体制。所谓官本，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当官。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是产生官本现象的根本原因。“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导致“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以官为本。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任何人都是“经济人”，都在追求“名”和“利”，都在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经济市场上，经济主体是“经济人”，在追求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在政治市场上，政治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在追求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对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如此。知识多并不一定保证道德水平高，所以知识人也不一定是道德人。这里经济主体、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各有不同的效用偏好函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追求个人效用函数值的最大化。当然，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追求“名” 和 “利”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社会的活力之源。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所事事，不求上进，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活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有些同志将社会上产生的许多问题归罪到有些人太追求“名”和“利”上，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产生问题的深层根源是在“游戏规则”上，是在导致如何追求“名”和“利”的制度上。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按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大小分配“名”和“利”，而不是相反。否则，只会导致“逼良为娼”，“劣币驱逐良币”。目前，博士从政热，对博士生本人而言，无可厚非，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这毕竟对国家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资源浪费。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体制创新。应当形成一个公平性和竞争性的用人制度。应当建立一个合理的选拔机制，让那些经过实践考验，真正具有领导能力、具有优秀品德，并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能真正走上领导岗位。合理的用人制度应当是每个人各尽所长，各尽其才，各尽所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人力资源实现总体配置最优。

　　从用人单位方面来看，目前，有些单位在选拔领导干部时所表现出的博士偏好，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从单位实际出发，办事凭想象，理论脱离实际。另外，有些单位提拔博士，也并非是真正要重用人才，而是领导作秀，是为了领导个人的升迁，而不是为了单位的发展。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也是制度。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博士不能博仕。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破解官本位体制。全社会应形成一个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时也要真正用好人才的良好氛围和有效制度。从长远来讲，国家的发展根本要靠技术、靠人才，所以，应当多出博士，但不能形成博仕。诺贝尔奖只能靠博士，而不能靠博仕。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在全世界并不是很高，有许多大量研究工作需要高层次人才去做。所以，国家应加大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切实想办法为科学技术人才提供优厚待遇，让他们安心科研，用其所长，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政府也应彻底转变职能，应向公共服务型方向发展。总之，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有效创新，结果博士仍会积极去博仕。

　　作者是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仲共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

　　作者电子邮件：gssgw007(at)sina.com

　　作者:宋圭武

　　媒体报道，胡總書記近日到贫困地区慰问，表示政府决定替贫困地区学生支付课本费用。拿出巨额资金为贫困地区学生办好事，本来值得赞扬，但在课本问题上则另当别论。

　　政府财政花得都是纳税人血汗钱。我国并不富裕，有限的资金最好用到刀刃上。只要政府进行一点小小改革，中小学生课本就可以重复使用，就能省出这笔钱为贫困学生做更有意义的事。而当局现在的作法，实际上是把纳税人的钱塞进暴利寡头们的腰包！

　　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知识用不着频繁更新，教育部只要做到三条就足够了：

　　一、允许中小学生重复使用课本；

　　二、要求相关部门编写可长期使用的教材；

　　三、要求出版社提高课本质量，保证经久耐用。

　　其他事情交给市场解决。学生只要保管好课本，就能以较高价格转让给下届学生。如果课本能使用五年，平均到每个学生费用只有五分之一。如果课本寿命达到十年，就谈不上经济负担了。课本若能长期重复使用，政府完全可以为全国中小学生无偿提供课本。

　　重复使用课本可以节省家长开支（如今又可以节省政府开支），造纸会消耗大量林木，还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保护好课本有利于培养学生美德。

　　由于重复使用课本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世界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美国课本平均使用寿命为五年，日本为十年，而我们这样一个穷国，课本的寿命只有半年！多少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穷困学生就是因为买不起课本成为文盲。我国有2.2亿中小学生，一年需要课本30亿册，重复使用课本全国一年至少可节省300亿元。

　　早在1994年，笔者就发现重复使用课本事关重大，从那时开始不间断地向新闻单位、政府机构呼吁。后来一些重要媒体和各界人士不断发出建议，本以为这个利国利民的事情定会得到各界支持，没想到在中國大陆就是行不通。

　　阻挠势力显然来自能从这块巨大蛋糕中攫取暴利的群体？中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先生经过大量调查发现：围绕中小学生课本大发横财的主要有四种人：

　　一是教科书作者：他们早已成为中國作家群体中的富豪。语文第十册作者版税收入达1134580元，数学第十册作者版税收入达854500元。初三的思想政治课本作者版税收入达763910元。教育部一位看不惯此事的官员说，“教科书年年改，哪怕就是例题的顺序颠倒一下，或者把例题中 的马换成牛，教科书也得重新出版一次”。目的就是让学生必须购买新书。据说参与教科书写作的不乏教育部高官及其亲属。

　　二是教材审批者：每年的课本都要审好几遍，审查者除了遍游名山大川，还能得到为数不菲的红包。

　　三是教科书出版社：据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据，2001年课本出版为33.36亿册，总定价174.55亿元，占全行业的52.9％和37.4％。教材和教辅销售利润为全行业利润的520％。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利润高达几亿元，是出版界名副其实的大鳄。

　　四是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利润的70％来自中小学课本发行。山西临县新华书店原经理高生荣贪污截留1100万元，大都是垄断教材教辅的回扣，比例达到了28.6％。有记者在四个省调查发现，目前购置教材的回扣比例一般为15％到25％，有的甚至高达30％。

　　馬克思说如果有三倍利润，人们就甘愿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能轻易得到五倍乃至几十倍利润的人，面对可能化为乌有的改革，会如何行动不言而喻。

　　“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在中小学生课本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尤为恶劣。直到现在，当局宁可挖肉补疮，用纳税人的钱替穷困地区学生买书，也不进行重复使用课本的改革，实在令人费解。

　　难道建设节约型社会只是老百姓义务，没有政府的责任吗？难道这就是官府口口声声所标榜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难道领导了伟大经济改革的政黨，面对良心泯灭暴殄天物的蛀虫、寡头们除了替他们买单没有其他选择吗？

　　作者:田奇庄

　　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不满学生逃课怒骂，并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情，我第一反应是，杨帆真可爱。被女学生指斥“你不觉得你上课讲这些东西很无聊吗？”之后，杨帆“冲出课室抓住女生手臂，扯住书包，送进学校保安处。”女学生不留情面的辱骂老师，确有失当之处。不过，杨帆不顾失风度地扭扯学生，我是做不到的。我也当过大学老师，我很多同学正在当大学老师，我跟他们聊了，他们也说不会这么做。

　　仔细想想，杨帆似乎有可敬之处，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有责任心。学生选了杨帆的课，可算是一个契约，就应当履行。最后的课程并未结束，即使学期论文完成，合同依然没有履行完。如果选了课程之后，发现杨帆讲课质量很低，你需要看游戏规则是如何规定的，如果可以，你需要变更合同，包括放弃这门课程。有些人说，老师的课没有意义。可是，如果这门课没有意义，你就不应当选，既然选择了，就要善始善终。

　　不过，我很担心的，是另一种情况：设置的这门课本身很无聊，可是，学生不得不选，而且，杨帆的讲课质量也很差。那么，高校和杨帆应当负责任。无聊的课，你又讲得很无聊，对学生简直是一种折磨，学生不罢课，就已经算是对你最大的尊重了，你还好意思要求人家必须遵守纪律？

　　我的这种担心，也许是很有必要的。有一次，博客网主办“税与纳税人”专题研讨会，会议进行快半，杨帆才来。他来了之后，翻阅了会议介绍等材料，就趴在桌上睡觉。睡醒之后，自顾自地走了，没跟任何人（包括主持人）打招呼。我之所以对他的这个行为很清楚，是因为我当时的座位紧挨着他。

　　由此看，杨帆上课时讨厌学生逃课，很负责任。可他自己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却很不负责任。杨帆的这一点，非常让我觉得讨厌。

　　所以，此次事件，杨帆也许应当好好反思一下。

　　更深入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教育问题：高校究竟该如何设置课程，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向？我不打算谈，毕竟这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作者:刘正山

　　在国外，无论是私立高校还是公立高校，捐赠都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学费收入都是充当一个补充性的角色。在学校这个微观层面上“劫富济贫”，掩盖了政府和社会的失职。

　　1月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演讲时讲：目前的中國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应该通过提高大学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茅先生还将相同的思路用于电费问题，主张提高电价，然后将部分收入用于补贴穷人。

　　其实，主张通过提高高校学费的办法来解决穷人子女上大学困难的观点在“经济学家”口中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2006年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在一个座谈会上抛出这样的观点。

　　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茅先生也曾经说过：“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我丝毫不怀疑茅先生的动机、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勇气，但良好的动机与认识是否正确之间毕竟是两回事。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高等教育这种服务，具有“准公共產品”的性质，因为从对这种服务的购买活动中获益的不仅是购买者自身，还包括社会。对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是一种投资活动，结果形成人力资本。一国的人力资本或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个人最宝贵的资本，远比物质资本重要，所以我们说“教育立国”，“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政府应该通过收取税收的途径来强制性地筹集一部分经费，而且这部分经费和社会捐赠应该成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筹集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渠道、社会捐赠和学费，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在国外，无论是私立高校还是公立高校，捐赠都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学费收入都是充当一个补充性的角色。目前，我们的本科高校基本上都是公立学校，除少数顶级高校外，普遍来说尚不具备能够大量募集到捐款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财政拨款理应成为我们大学办学经费来源的主渠道。但是，现在我国高校面临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方面，财政拨款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要大发展，甚至赶超世界一流高校，怎么办呢？一些高校便卖地、贷款、提高学费、办班、拉赞助。

　　所以，造成目前高校高学费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不足，高校如果试图通过进一步提高学费标准，想在学校这个微观层面上“劫富济贫”，“独自”或“擅自”解决因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所带来的问题，那就显得糊涂和幼稚了。

　　茅先生说，目前的中國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提高学费，劫富济贫，防止富人搭便车，更有利于穷人上大学。听起来这些观点很新颖，实际有错误。10%-20%这个数字哪里来的？统计的是哪类学校？什么算是穷人，什么算是富人？标准是什么？这些茅先生都没有交代，难道只有那些拿到入学通知书连上学的火车票都买不起的人才算是穷人，剩下的都是富人？都应该被当富人“劫”？以我国现在的财富分配状况，大学里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来自那些工薪阶层或生活谈不上富裕的家庭，连教育部的某高官都坦言以他的家庭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已感吃力了。茅先生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目前中國的富人在总人口中只占5%”。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标准，一国高校相对合理的平均学费水平应该大体为该国人均GDP的20%.我国高校的平均收费水平如果按相对水平计算，已属高水平了。茅先生的观点引来争议应该不属误解。

　　来源：新京报

　　作者:卫志民

　　谈及大学收费与否或者高低，这首先是经济问题，而并非首先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为什么是首先经济问题，理由当然是钱，而且不仅是钱，因为其中不可能逃避财政，中央的或者地方财政。财政，就必然有约束，不仅是法律规则的约束，更是财政和经济能力的约束。全世界不存在没有约束，且不受约束的财政。而且，判断一宗事情会否是经济问题，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是否受到稀缺的约束。受稀缺约束，就必然转入经济问题，不受稀缺约束，只能说可能不是经济问题，而没准儿依然还是经济问题。

　　不法政府，只能逃避规则约束，但逃不脱能力约束。所以，不受约束的财政依然受到能力的约束。滥发钞票也不能逃脱约束，由通胀导致民怨沸腾，还是约束。即使政府受到规则约束，被认定是一间好政府，爱民的政府，也不可能摆脱能力约束。这样，对政府作政治与道德判断可以彼此不同，但经济判断是永远的，这就是能力约束。好政府超出能力约束去做善事儿，依然还是办坏事儿；坏政府被能力约束而无为，这肯定是好事情。所以，做预算，做符合能力的预算，比如何执行预算要来得第一位。只有胡来的预算，通常才是摆脱预算约束的最恰当的理由。

　　在教育的投资和经费上，第一位的是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是第二位的，这是其一；第二，受众最多的教育是第一位的，受众较少的是第二位的；第三，普世教育是第一位的，而精英教育是第二位的；第四，低龄教育是第一位的而成人年龄段的教育是第二位的。在这些排列组合后，我们一定会发现，高等教育一定是在所有教育段落中的排序最后。有在所有小学彻底免费教育实现和所有初中免费教育实现，其中一定包括对食宿的免费实现之后，还要对高中年龄段的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和部分食宿补贴。高等教育的资助，一定要排在这个顺序的后面。

　　现在，国家在高等教育上的花费不是太少了，而是与义务的、基本的和普世的教育相比的太多了。包括以贷款名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资金也更多为高等教育占用，而且，即使那些投入的基本教育中的资金，也会被重点学校更多占用，而一般学校，尤其是农村乡镇的学校，学生的学习和住宿条件极为恶劣，包括教师工资等经费都不能得到国家保证。绝大多数教师的收入远远低于当地一般水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基本教育远远不及高等教育的现实，增加高等教育收费有正当的合理性。享受更多和更好一些的基本教育，包括高中，而缩减大学教育的资助，依旧是同一个上大学群体之外，还使得那些没能考入高校的孩子们受益。执意要求对大学生增加资助，而不愿大学提高收费，实际上用直觉上的道德正确这把刀子剥夺同一年龄的另一群体的受益，看似有着对穷人的呵护，实际上是绝杀另一群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还要穷困的群体。打着道德正确的旗帜，谋的是自私的恶求。

　　就如今这个世界的教育情况而言，9年的义务教育早已经不能满足进入社会谋生和发展的要求了。将义务教育提高到12年，让学生能更多更深入接受现代知识教育，已经成为中國的当务之急。这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所有人要面对的事实。而现在，我们还是停留在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而且可以说，即使如此，做得依然远远不够。比照贫困大学生的窘境，我相信，那些低龄且受教育全然不足而走入社会的孩子们，他们比大学生们更有理由享有国家提供义务的免费教育权利。

　　提高大学收费，让能出得起钱的家庭多出一些钱，用以补贴更贫穷的大学生，在不增加国家经费投入的情形下，毫无疑问，可以改善贫困学生的窘境，这个道理没什么不对头的。将这样的救济用奖学金表示，纵然对学习不好的穷学生有欠，但使获益的学生以高成绩的理由巩固自己的尊严，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头。激励，本来就是金钱的本能，激励学生更努力、更认真学习，符合社会制造货币的用意，这更没什么不对头。货币从它被发明和被使用的一开始就是用来激励的，而不是专门处理救济的。

　　观察今天这个社会，我发现，很多貌似为穷人说话、办事乃至站出来主持什么公道的，都在拿着另一把刀子在宰更不幸的穷人。“最低工资”是一例，《劳动合同法》是另一例，反对提高大学收费又是一例。不仅反经济、反市场，还要反人的本能，以改造人类本能为能事，为自己的道德责任，用比如什么“为穷人说话”来混事。包括鼓吹工会，神化工会对抗资本的神威，而诡秘地掩藏所有工会都是剥夺农民进入城市、进入产业、进入开放的最直接凶手，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证实的史实。

　　作者:李大苗

　　茅于轼刻舟求剑，说学费富人搭便车，其原因是认为原来很低的学费，是福利措施。三十年过去，茅于轼的记忆已经凝固。教育产业化改革后，还算全民的福利措施么？这么说，茅于轼的逻辑是一点补贴也要不得。

　　这是茅于轼要支持涨学费的前提，对于茅于轼来说，不言自明，因为茅于轼已经意识到不到，已经发生重大的情势变革。一个道德高尚的老人，要是患了记忆封闭症，进入一种信仰布道状态，不仅是可悲的，而且是可恨的。

　　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國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这叫不叫搭便车。或者说如此搭便车如此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完全是一个小问题，对富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搭便车的故意，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对于政府来说，这种搭便车是难免的，难道茅于轼就没有听说，经济学中也承认搭便车是难免的。那么茅于轼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其道理在于给政府减压。

　　可是这种措施的提出来，对于穷人来说，是致命的。穷人可是大部分的，而教育是是公器，是一种上升的渠道。而不一种产业，教育不是养猪。

　　大量的穷学生和穷人就被忽视。作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良心，应该致力于保障少数人和弱势群体即使放弃引导，让更多穷学生上学，那么提高学费，不是对少数人和弱势群体提高门槛么？他们的哭泣，就不应该听见？提高了门槛，是帮助国家减少了教育成本，可是造成的社会问题和不公平问题，谁能够承担。

　　我知道茅于轼可以慈祥地说，交给社会吧。可是就连最少大包大揽的美国，对教育问题也没有推掉一切包袱的气概。这里你可以用私有投资来补充，只能多不能少。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是对的，可是真理往前面走得太多，就是错的。一些人權底线，如何不能越过。

　　应该减少的地方，无法减少，不应该减少的地方，拼命减少。这时候，还能站出来说，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说了这话，政府咧开嘴大笑，茅老说得真他妈对。连斯密都认为的，私人不能提供的，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產品，在大笑中推得干净。

　　这时候应该说的是，政府什么什么不能推，基本底线的不能推。那么既然要职能转化，政府就去推应该推掉的。我就搞不清楚，例如茅于轼这样的良心，为什么就喜欢在政府捏软柿子的时候，大声宣布真理：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捏软柿子中或者继续捏中，再叹息，哀怨而眼光迷离的喃喃自语：应该减少的地方，无法减少，不应该减少的地方，拼命减少。

　　一个制度的出台，并不是基于单纯的现实观察。现实并不是合理的。这种经济学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用来思考和观察，并不能用来制定制度政策。因为政策有规范性，要引导不合理的现实为合理的，且不能继续强化不合理的局面。而茅于轼的这种公开演说，自以为有美好的意图，不仅达不到自己的意图，而且还把事情搞砸。茅于轼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茅于轼说这个话的时候，完全是幕僚的形象，为什么要僭越知识分子的姿态呢。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他的任务是批判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说话。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管理问题，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为政府去考虑，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

　　知识分子坚持一个底线。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地位，为心中正义说这个话，至于计划能不能实施，那是当官的人干的事情，当官的人干不了就下台，或者不能为这个事情推进的就滚蛋。

　　大部分经济学家基本觉得自己是，当家的人，替人当家的人来考虑问题。他的政策，表面都是为这个民族好，把这个国家民族搞得稳定，但是实际这个政策里面都在牺牲一部分的人的利益，它是一个补丁型的东西，哪里出了毛病，比如这个地方被人抢光了，我没办法，只能补这个。这样是帮凶的做法，越帮越凶，越帮越凶。

　　有建设性的，要理解政府，知道政府的困境，这是幕僚的，并不是知识分子。明明就是一个幕僚，冒充了知识分子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

　　作为当家幕僚型的知识分子，换一个底线来说，都是在伤害一部分人而已。老是替政府考虑问题，但是你替政府考虑问题的时候，你把底线，设定的目标遗忘了，通过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政策不断走下去，不断把一部分人受害，受害了这部分人逐渐积累多了就闹革命了。我觉得替政府当家型的知识分子还是少一点比较好。

　　参考新闻：茅于轼赞成高校涨学费，称穷学生只占一至两成

　　国际在线1月6日报道，“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昨日上午，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國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说。

　　改革30年是了不起的30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讲座一开始，茅于轼就表明自己对它的态度：“改革之后的30年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过去走的这一段路看错了。”

　　他说，很多人认为这30年做错了，认为现在的中國有如此多的矛盾，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他认为，与30年前相比，无论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整个国家的国力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國的许多城市，已经赶上发达国家。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改革开放20年，中國就能够真正变成一个发达国家。

　　反对政府禁“走鬼”

　　茅于轼说，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鼓励交换，消灭一切对交换的障碍，敞开所有交换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特别反对政府禁止“走鬼”摆摊。

　　他说，从交换创造价值的理论，小摊贩既为自己赚了一口饭，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对社会大有好处。当然，小摊贩的行为可能会妨碍交通和城市清洁卫生，“这个可以加强管理，但是你不能禁止他们。”现场观众立刻报以第18次掌声。

　　赞成大学涨学费

　　去年7月25日，茅于轼发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评论后，曾引起大多数网民的抨击甚至谩骂。昨日，这位老经济学家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要使穷人变富，你得保护富人。茅于轼说，谁收入提高我就有气，如果中國人用这种心态来处理贫富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会使中國回到解放初的穷人国。

　　在演讲中，茅于轼还旗帜鲜明地表示，站在全社会的角度，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也赞成电费提价。

　　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國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我也主张电价上涨。”茅于轼说，目前，中國的电价是政府补贴的。但穷人一个月只用10-30度电，富人一个月则可能用300度电，政府的补贴实际上补给了富人。正如高校学费一样，“电费应该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

　　-现场特写观众报以31次掌声

　　上午9时30分，离演讲还有半个小时，100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四周全是席地而坐的听众。76岁的老人黄乃昌9时35分到达现场，只好站在报告厅右侧的角落。

　　鬓染微霜，西装革履。上午9时55分，79岁的老经济学家茅于轼出现在广东科技图书馆报告厅时，眼尖的听众立刻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在接下来整整两个小时的讲座中，记者统计，在场的听众一共鼓掌31次。在讲到“走鬼”问题时，观众因非常赞同茅老观点而鼓起了第18次的掌声。茅老稍作停顿，然后俏皮地来了一句，“我非常赞成你们鼓掌。”（本文来源：国际在线 作者：彭美 吴梦纾）

　　作者:陈永苗

　　建立创新型社会，正在成为当局所探求的宏大价值目标，但它却面对着“应试教育”的戏剧性挑战。

　　1970年代恢复高考，曾经是走出政治噩梦的里程碑，标示出社会进步的正确向度。而经过长达30年的泛滥之后，高考制度已经演化成普遍的应试教育制度，并且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中國文化的最大肿瘤。它一方面遭到知识界的强烈质疑，一方面却仍在无限扩张，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冗长的考试链，分布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线上，其时间跨度长达25年以上，纠缠着人生的三分之一岁月；不仅如此，在这条考试链周围，还环绕着儿童乐器考级、外语考级、计算机考级、以及各种成人的职业考试、职称考试和行业证书考试等等，由此形成庞大的考试网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着如此严重的考试困扰。中國已经沦为应试教育的头号大国。

　　但这并非是巨大的荣誉，恰恰相反，它是必须加以反思的恶弊。应试教育的基本逻辑是：1、放弃那些更为重要的价值标准，而把考试成绩作为升级、应聘、录用等社会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唯一标准；2、考试形成连续而漫长的链索，大规模消耗国民精力、财力和时间力；3、从考试收费本身，形成畸形的考试经济体系，制造了教育产业化的严酷现实。

　　答题正确与否，作为能力判断的唯一尺度，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问题，它消解了创新思维生长的可能性，成为人才培养的最大阻碍。全国统一考试尤为可怕，把上千万乃至上亿人，推入只有单一标准答案的荒谬世界，这不仅否决了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优势，而且也断送他们在就学、就业和事业发展的生存空间。

　　全民化的应试制度，不是人文主义教育的良性后果，而是后集權教育思维的标记。考试成为政治修辞的技巧训练。许多教科书概念错误，逻辑可笑，充满各种谎言，却被奉为学术圭臬，成为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被应试教育程序强行灌输给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体系围殴下，科学、民主和创新等人本主义价值，遭到了难以修复的重创。

　　应试教育仇视反叛，乐于培养思想的奴隶。儿童为此丧失童真、想象力和原创力，成人则失却了探求真理的动力。反叛、挑战、怀疑和否定，是创新机制形成的精神基础，而一个无法容忍、欣赏和接纳这种精神的民族，又有什么创新可言？我们已经发现，“中國制造”的环球产业危机，跟应试教育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一味抄袭、模仿和拼贴，就是中國工业产品无法超越廉价怪圈的主因。中國社会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应试教育制造出的“人才产品”，露出了更为刺眼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应试型人格”的涌现。这种人格擅长模仿、抄袭和剽窃，以作弊和应付的方式完成工作；擅长放弃主体性，拒绝獨立的价值判断，服从威权，按别人的思路行走；擅长在被规训的压力处境中生存，成为在集体和公务空间里说谎的能手；擅长从社会责任和义务中逃脱，因为在考试唯一标准的体制下，责任变得毫无意义。

　　应试教育就这样塑造了国民的畸形人格，不仅把他们变成滑稽可笑的考试动物，而且对未来民主制度的建构，形成最大的威胁。应试人格一旦进入民主程序，就会把民主当作考试，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完成投票程序，也即放弃民主的主体性，以顺从威权的方式来应对票选，从而令民主理想和社会进步，化为水中泡影。毫无疑问，应试教育引发的不仅是教育危机，而且是国民和国族的政治危机。

　　导致应试教育制度泛滥的原因，在于“考试决定论”——一种典型的后集權官僚主义的行政病毒。它确信考试是测试学生、选拔精英和解决社会分层的唯一途径。用频繁的考试和量化技术，制造繁琐的公务程序，大规模消耗管理成本，加剧官僚队伍的自我膨胀，而行政效率却在急剧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应试教育就是官僚主义综合症的一部分。

　　治疗应试教育的病症，无疑只能从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此外更无其它妙法。而作为教育职能部门，则有必要修正“以考试应万变”的教育方针，借鉴英语国家的经验，减少考试次数，取消各种无聊的考级项目，并最终取消高考，代之以高中会考，并从幼儿园开始，把想象力、创造力和反叛性，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假如不从这些方面彻底矫治，那么，建立自主性创新社会的愿景，就只能是一幅美妙的画卷而已。

　　原载《中國新闻周刊》2007年10月26日

　　作者:朱大可

　　根据笔者的观察，长期以来中國的教育深陷在三个恶性循环之中。第一个恶性循环是臣民教育，第二个恶性循环是应试教育，第三个恶性循环是收费教育。这三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共同后果，就是教育本质的异化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第一个恶性循环：臣民教育

　　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的教育，把学生当成物，而不是有自由意志、有丰富明敏的内在世界、有独特判断需要与能力的活生生的人，有着把人‘物化’，把教育活动程式化和模式化的嫌疑，本该生动、鲜活、充满生机和意蕴丰赡的校园生活，特别是课堂生活变得琐屑、平庸、贫乏和沉闷。一个从小就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判别，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的人，我们的确是很难指望他去开拓、去创新的。”我们的教育能否与“摧残”“愚弄”“欺骗”“宰制”“制裁”“灌输”“洗脑”“戏弄”“麻痹”“蒙蔽”“操纵”“说教”“禁锢”“贬抑”“束缚”“宣传”“奴役”“戕害”“蛊惑”“教唆”等等区分开来，使人感到迷惘。[1] 对此，某教育家甚至发出我们的“教育不把人训练成废物就绝不收场！”的感叹。[2]

　　此话以情绪化的方式揭示了教育的部分症候，但细细推研就会发现，“把人训练成废物”显然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把人训练成臣民、顺民，或者说把人训练成机器”。机器的价值在于按照既定的“工作原理”有效率地运转，如果机器成了一堆废铁，肯定就被抛弃了。这种“把人训练成臣民、顺民，或者说把人训练成机器”的教育，就是臣民教育。臣民教育实质上也就是愚民教育、奴化教育。

　　中國的臣民教育主要有三大渊源，一是中國几千年的專制主义传统。有学者揭示，自从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中國实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直是專制主义。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只有在农民革命引起的激烈社会变动中，它才受到“造反有理”的短暂破坏。然而农民革命胜利后，马上又照原样建立起專制主义的统治。到了20世纪，这一套才受到某些质疑而有所松动，但由于它根子太深而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中國古典專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文化，思想文化控制的特征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二是国民黨的黨化教育。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國国民黨在摧毁传统的封建專制主义权威后，迫不及待地建立新的权威，使中國古典專制主义发展到政黨專制主义。国民黨为了有效地推行政黨專制主义，开创性地对国民进行黨化教育，使黨的权威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黨化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民众驯化成黨的忠实的工具。

　　三是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文化上高度控制，其特征是“罢黜百家，独尊马术（馬列主義之术）”，人的个性和自由被排斥得无影无踪。中國照搬苏联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其最大的成就体现在经济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跨越，但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仍然还带有苏联模式的严重烙印。

　　从臣民教育走向公民教育，是中國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國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树立宪法权威，增强权利意识，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和諧相处的社会，正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恶性循环：应试教育

　　为考试、为升学而开展的应试教育，在中國已泛滥成灾。“高考”的指挥棒正如市场中“看不见的手”那样在调整中國教育的发展方向时发挥着威力无穷的作用。“从娃娃抓起”的应试教育，在摧残人性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整个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高分低能”是人们对应试教育之弊的一个认识，应试教育还有许多更为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上出现了“有文凭没文化，有文化没德行”的现象。

　　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是中國应试教育的内在动力。“自古华山一条路，高考落选志难酬”。一考定终身的教育制度，使中國学生面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选择。几十年的应试教育，其弊端已为人所共知，也为执政者所忧虑。1999年6月13日仲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提出，“实行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黨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會主義事业的建设者和和接班人。”这是官方对素质教育内涵的权威界定。应该说，“素质教育”的提出是对“应试教育”的否定，具有进步意义。但提出“素质教育”与在教学活动中践行“素质教育”并不是一回事。现在，“你喊你的素质教育，我办我的应试教育”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暂且不说“素质教育”推行的实际成效如何，单就“素质教育”本身的内涵来说，也有值得进一步研讨的必要。有的学者对“素质教育”的内涵作了探讨，认为“素质教育”是以人为出发点与归宿的教育，其实质就是尊重个性的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个性的发展与人格完善。“素质教育”区别于“应试教育”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尊重并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3]

　　约翰·密尔对人的个性有着经典性的论述。密尔认为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福祉的首要要素之一，因为“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象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个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4] 为此，密尔断言：“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專制，不论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5]

　　尊重并发展人的个性无疑应该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其实，为全世界普遍尊重和认同的《世界人權宣言》和国际人權公约对教育的目的作出了明确的界定，那就是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上述的公民教育和素质教育，都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權为归依，因而都可归之为人權教育。2002年仲共十六大以来，执政者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理念。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载入《宪法》，这为中國开展和实施人權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第三个恶性循环：收费教育

　　在当前，对于臣民教育，还只是极少数有识之士痛斥其弊；对于应试教育，执政者和教育界均洞悉其非；而对于收费教育尤其是教育乱收费，则普通老百姓皆怒斥其害。作为第三个恶性循环的收费教育，的确已成为制约中國教育健康发展最突出现实问题之一。

　　免费教育尤其是免费义务教育，是普及义务教育的根本问题和重要保障。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无产階級夺取政权后，应“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6] 在《法兰西内战》中，馬克思写道：“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階級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7]《世界人權公约》和国际人權公约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一律免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对学生“免收学费”。时代发展到今天，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已是不需要论证的常识了。可叹的是，长期以来中國的义务教育，不仅普遍收费，而且盛行乱收费。这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在义务教育上，我们有两个南辕北辙的习惯性做法，一是各级政府和中小学校未执行和保障《义务教育法》对“学生免收学费”的明文规定，这种政府和学校带头违法收费的做法与执政黨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南辕北辙；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普遍的收费和乱收费做法与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南辕北辙。

　　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目前中國的财力还不足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有研究报告提出，在中國农村实行9年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所需要的年经费上限是600亿元，下限是200亿元。[8] 据统计，2004年中國全年各项税收收入25718亿元（不包括关锐和农业税），比上年增加5256亿元，增长25.7%.[9] 有的学者估算2004年中國官方用车3000亿元、招待费2000亿元、出国考察2000亿元。至于因腐败所吞噬的公款则更是无法统计。可见，中國不是没有实行完全免费义务教育的财力，而是没有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

　　当前中國政府在解决义务教育收费和乱收费上新出台了两大举措，一是推行“一费制”。“一费制”是指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的费用。2004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决定从2004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10] 二是实行“两免一补”。2005年3月5日溫家寶总理在《政府报告》提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学生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11] 享受“两免一补”的重点对象是孤儿、残疾儿童少年、农村低保户子女、革命烈士子女、残疾人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子女。不可否认，这些临时的政策措施，对于保障贫困的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有一定的好处，但明显不是长久的治本之策。

　　就在本书修改之际，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第2条第2款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第7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国家立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不收学杂费，并实行新的办学体制，这是中國义务教育发展史上最为鼓舞人心的里程碑之一。

　　毫无疑问，在中國实行义务教育的长久治本之策就是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政策。免费义务教育既是人權教育的重要需要，也是人權教育的重要保障。能否尽快实行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既是检验执政者治国安邦能力高低的基本指标，也是拷问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现在，事实已经表明，中國已经迈出了这最为艰难的一步。

　　在中國式教育收费中，还有一种颇为流行也使人轻易相信的观点，就是说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应该实行收费制。且不说义务教育公认应该免费却并没有实行免费。单就高等教育“应该”收费来说，存在明显的认识误区。对此，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切：

　　一是《世界人權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除了规定“义务教育应一律免费”外，也特别规定高等教育也要“逐渐做到免费”。中國政府不仅公开声明尊重《世界人權宣言》，也正式签署和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二是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均实行免费或适当收费制。“在发达国家中，德国对本国和外国的大学生一律免费就读；英国在1998年才开始试行收费办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学费；法国只收取少量的注册费；只有美国和日本实行适当收费的办法，大学学费不过是人均GDP的5%至10%，一般家庭都可以承受。在发展中國家，例如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的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12]

　　三是中國高校的高收费。虽然美国高校实行收费制，但收费合理，且有各种奖学金、助学金等资助，足以使每一个大学生不必为经济困难所烦恼。2002年美国高校平均收费为4694美元，占美国人均年收入的13%.[13] 而中國高校收费一般是10000元，相当于2004年中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的106.13%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的340.6%.

　　在如此沉重的学费重压下，日夜为生计所困扰的中國的大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们，就根本不可能把主要精力和心思用于做好学问和提高德行上。

　　今天中國的大学，不仅缺乏世界主流大学的人文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也疏远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中國传统大学之道。

　　注释：

　　[1] 参见肖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载《教育参考》2000年第5期。

　　[2] 转引自肖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载《教育参考》2000年第5期。

　　[3] 参见钟启泉《“素质”与“素质教育”》，载《教育参考》2000年第3期。

　　[4]（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3页。

　　[5]（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式，第68页。

　　[6]《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7]《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

　　[8] 转引自石岩等《中國教育的公平之痒》，载《南方周末》2005年3月10日。

　　[9]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年2月28日），载《中國统计》2005年第3期。

　　[10] 多年来，为治理教育乱收费，黨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一些地方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之外，自立收费项目，擅提收费标准，造成收费项目繁多、标准不一等诸多问题。实行“一费制”的主要目的是规范学校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按照国务院的部署，2001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小学和初中进行“一费制”收费办法试点，2002年开始在所有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面实行“一费制”，2004年秋季开始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实行“一费制”。各地“一费制”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11] 溫家寶《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2] 伊铭《谁来遏制教育腐败》，载《改革内参》2004年第7期。

　　[13] 参见任思洋《公立学校何以财源滚滚》，载《中國改革》2004年12期。

　　摘自张英洪著《农民权利论》，中國经济出版社2007年7月版。

　　作者:张英洪

　　教育乱收费、高收费，教育界造假、腐败等社会现象均源自”教育产业化”这一祸根，而教育产业化的最大赢家竟是国家。

　　为把教育产业化、商品化，各大院校行政领导，都在竭尽全力、挖空心思把校园、校舍做强做大；力求教学硬件设施尖端化、豪华化，以此吸引更多更广的生源。为此，学校领导实施双管齐下的策略：一、千方百计大搞银行贷款；二、千方百计大搞乱收费、高收费。尽量把豪华办学成本均摊给受教育者——转嫁到学生身上。而国家扯起教育产业化这面大旗，每年教育专项投入资金竟逐年递减，这和我国在的经济高增长，GDP高居世界第四位，形成了鲜明的令人费解的对比。一边是高校向银行的高额贷款；一边是学费的高增长，全国高校学生的平均学费由1989年的200元左右，到1995年的800元左右，再到近几年的四五千元左右，上涨了几十倍，大大高于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平均每个大学生四年要花4万多元；一边是国家每年的教育投入有减无增，或者原地踏步，由于物价飞涨，教育投入资金原地踏步，实则国家教育投入处于倒退状态。

　　由此可见，国家教育的一切不和諧之音，一切乌七八糟的怪现象，一切高收费、乱收费等严重侵害国民受教育权利的违法行为的始作蛹者便不言而愈了。对教育的投入如此苛刻，完全是一种愚蠢的短视行为；反过来看，每年政府用在公车维护上高达3000到4000亿元；每年政府间公款吃喝2000亿元以上；每年公费境外旅游200多亿元；公费出国培训2000亿元；仅是每年见报的贪官污吏又吞噬了多少亿元的人民的血汗钱，简直是令人瞠目而发指。

　　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培训、巨额公车耗费、贪官污吏的贪腐，国家和政府仿佛都可以大而方之地报而销之，而惟独不愿投资国民教育上去。这是以人为本吗？这样的社会会是和諧社会吗？只喊口号而不努力实施，它就是一句口号而已，没有任何作用，只有不仅喊出来，而且还要真心实意做出来才有意义，这地球人都知道，国家与政府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吧！

　　作者:迷人的海

　　昨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讲《中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他说，他不支持大学生炒股。

　　厉以宁说，“北大学生卖肉有什么奇怪的，就业观念在改变，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许他卖一阵子又不卖了，又找到其他工作了，或者又有其他创业了。我不支持大学生炒股，大学生应该抓住时光认真学习，积累一定的知识基础，毕业后再炒股也不迟。”

　　猪肉涨价是季节性的

　　厉以宁表示，社会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他们经不起物价上涨的冲击。对于广大靠工资收入的家庭，因为工资的增长跟物价比有个滞后期，物价涨到一定时期也会感觉工资不够用了。

　　厉以宁说，最近大家关心的猪肉价格上涨、鸡蛋价格上涨，根据我们在北京跟经济学家的讨论，这很大程度上是季节性的原因。因为农业生产多半是有一个周期的，以前粮食价格下跌，那个情况之下人家养猪的多，后来饲料价格上涨，再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上涨，所以养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