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多年不看电影，到现在也没有看过沸沸扬扬、争议不断的《色·戒》，因此对此片好坏本人没有发言权。但是，该片女主角汤唯被封杀、广告被撤之后反映出的政府行政的逻辑和思维，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问题的焦点其实不在《色·戒》的内容政治是否正确、是否有过于黄色的内容、是否应该封杀，而在于这部影片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的，也就是说，其政治和“情色”标准达到了审查标准。如果没有发现影片生产者在送审过程中有作弊行为，如送审的是一个版本，实际放映的是另一版本，那么包括厂商、导演、演员等影片的生产者就无任何过错，无人应受任何惩罚。

　　平心而论，审查者也并非无所不知的圣人，在审查过程中也确可能出错，不该通过的通过了，可能事后才发现已通过审查的影片有种种问题不宜继续上映。这时，正确的作法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查封该片。但唯一应当承担责任、受到某种惩处的是审查者，审查者应负失察之查，而不应当是送审者，更不应当封杀有关演员与此片无关的其他作品。

　　各种管理、审查、制订种种行业标准是政府行政相当主要的内容。只要送审者将自己的产品依程序送审，其中没有作弊行为，产品获得检查、审查者通过后，如果出现问题，此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审查者而不应是送审者。审查是种权力，同时也是责任。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责任；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先前通过《色·戒》，而现在又封杀演员汤唯，是典型的只要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做法，这种行政逻辑和思维，后患无穷。

　　审查通过之后的责任，仍由送审者承担，这种行政方式将使人无所适从，后果非常可怕。试想，如果一个工人按厂方标准完成了零件的生产，并通过了厂方的合格检验，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厂方突然提高质量标准，以前的零件成为废品，这时厂方却要工人承担责任、惩罚工人，并且要剋克扣工人工资奖金，有这种道理吗？工人能安心吗？如果食品工厂按照国家安全标准生产食品并通过查验上市，但因标准制定过低而影响了顾客健康，应承担责任的无疑应是标准制订、检查者，而不应是厂方……

　　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标准”“规定”之中，检查者公开种种标准、规定，既是让被审查者能按标准、规定生产产品、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审查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的产品、行为符合政府公开的标准、规定，并获得了政府的审查、同意，但我们依然无法预料政府的最后决定，并且还要我们来承担政府审查、批准失误的责任，我们能有稳定感、安全感吗？政府能获得我们的信任吗？这是诚信政府应有的行为吗？社会的稳定来源于公民对政府和自己行为双方的合理预期，如果打破这种预期，公民就有无法可依、无所适从之感，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諧。之所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认识到不“依法”就无稳定，更谈不上繁荣发展。

　　如果说《色·戒》确有严重问题不宜公映，那么当初通过审查就是审查者的错误。而现在封杀汤唯，则是错上加错。封杀汤唯事小，政府公信力受损事大、不依法行政事大！

　　作者:雷颐

　　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够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中原，纵横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实行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

　　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文学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殺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帐，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致于对时局经常错误估价。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的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严词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的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黨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注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的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殺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刘秉光

　　近日，网络上掀起一股对《三国演义》重新评估的热潮，主推人、北京市海淀区新国语培训学校校长王泽钊声称，《三国演义》就是“杀人演义”，是一部“在思想上和文学上毫无价值的作品。”“应该踢出四大名著”。他不仅不鼓励学生读，甚至反对学生阅读；学者陈明远也发文声援，直指《三国演义》胡言乱语、无聊调侃的“戏说”、“大话”。学者朱大可则认为，《三国演义》属于“流氓文学”，它里面某些内容带有“流氓色彩”。例如暴力、战争以及传统社会中的潜规则等，需要老师和家长引导阅读。

　　《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國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因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增添了灿烂的光彩而被列入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毛澤東说过：“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研读中國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國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中國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知识之库。而如今，不知为何却成为了暴力与无聊的“流氓文学”。这究竟是正本清源还是危言耸听的哗众之举呢？

　　笔者以为，从一般人想不到的角度去说话去行为，往往能收到特别的效果。比如芙蓉姐姐说：“我为人所不齿为，所以我出名并且红到现在”。不知道特级教师王泽钊当时和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他说他不理解三国演义如何能“荒谬地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他还说“不要再让这本书毒害青少年”。设若我们学蔡明小姐那样很天真地问一声：为什么呢？回答是因为《三国演义》一没有文学性，二没有思想性。我估计王回答这个问题时的声音很有可能会比张飞在当阳长坂坡的大喝更有气势。设若我们再问，《水浒》歌颂强盗土匪，《西游》怪神乱力，封建迷信，《红楼》诲淫诲盗，提倡早恋等等要不要读的话，这位王先生恐怕不会都要把其踢出四大名著吧？！

　　我们评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来看待问题，也不能对同类书不“一碗水端平”。王泽钊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已几近妖怪”。其实在《水浒》里面，也有洪太尉释放妖魔、公孙胜遣龙降妖等情节，更不要说《西游记》等名著，亦有信史依托却更奇幻了。而王泽钊所说的“《三国演义》被荒谬地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与巨著《红楼梦》同列，实在令人费解”。其实，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字不谬。（面面俱到，一字不谬的不是小说。是法令条文）24史、古代小说哪有一部不是在讲他说的“残暴的皇权”和“腐朽的忠孝仁义”的？就连唐诗宋词也不乏靡靡之音、歌颂战争人物的内容。从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到最新的一部小说《哈里波特》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名著之所以为名著，是提高人的最高精神的升华。而不是去除掉所有人性的不完美……

　　所以，《三国演义》不但可以读，甚至很值得一读。毕竟，对一部名著的内容与思想有所了解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价值观还不明晰的中小学生，阅读时最好能够有人进行指导。其实，对于该怎么读《三国演义》，民间老话“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早已经含蓄地给出了提示。那就是，勿向《水浒》学暴力，不从《三国演义》学阴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一次看这首《临江仙》是《演义》的主题曲就应该知道：三国如江水逝去，不可能在历史重演了。最后一句最绝，说了：多少事都是笑谈，没必要较真）

　　2008年3月22日于河南新乡

　　作者:李吉明

　　我们可爱的祖国多灾多难，动荡的年代，百姓受苦，而和平的年代，却不时的有昏官为了出所谓的政绩定些令人费解的法规号令，翻开中國的历史，那朝那代都有昏官出现，但动荡年代的昏官却各有各的特点，有的是鱼肉百姓，有的是令法出奇，而和平年代的昏官却大都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在文化上做文章，大家看，京剧进入小学教育就是典型的一例。

　　我国的教育，如此的落后，诺贝尔奖100多年了，几百名的获奖者中就没有一个从中國教育出的学生，在中國的教科书中，那些定律定理有几个是以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在现代新型工业品中，从电灯、冰箱、电脑、电视、音响、飞机、汽车、手机、电话、连自行车算上，那一个与我们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是我们中國人的，我们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在四大发明的光晕里，却不知给我们的四大发明增光添彩，外国人在小学必上的是创新课，而我们上的却是京剧课，在电影神鞭中，我们中國人拿的大刀长矛，吹的鼓乐笙箫，在神灵的保佑中与拿长枪火炮的八国联军打仗的时候，我们的人死尸遍地，而今天中國的教育和外国的教育与电影中的场景何其相似，拿我们学京剧课的学生和国外创新课的学生在将来的建设国家中争高下，我们能行吗？

　　中國人历来重文轻理，直到到现在这种观念也未改变多少，就拿中央电视台来说，国外的科技频道都是主要频道，而中國却放在了第十频道，还是和教育放在一起，叫科教频道，国外科技宣传节目类似《科学猜想》，《科学狂人》等科普系列片比比皆是，而我们中國有个前段时间有个《科技之光》，还是买的国外的拷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有幸去北京出差的人们都知道，在北京的绝大部分宾馆里是看不到中央十频道的，因不重视，北京有限台就不转播，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举行十大经济人物、十大感动中國人物的评选，但什么时候举行过十大科技人物的评选，袁隆平研发的水稻其所产生的产值不知比那些其他的经济人物大多少倍，但感动中國也罢，经济人物也罢，多少年一直没有他，直到去年，才在舆论的呼吁下当选了一次十大经济人物，要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民创新观念的增长，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而我们真正的知识不去学，而把一些文化中的老古董去当作全民運动来学，且不说京剧只是在津京沪周边地区流行及可圈可点的几个省市有部分市场外，在国内其它地方，京剧几无市场，论其流行也只是全国地方戏中比其他剧种流传较广的一个地方戏，但却全国学习，与十年动乱中的江青搞得八个样板戏有何两样，试问：这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还是罢黜百戏，唯京剧独尊呢？但就因为京剧生在北京，遇到庸官昏官，为了搞一些政绩上的动静，便生出这么个条令来。

　　对于京剧、越剧、豫剧等一些地方剧种，对好多年青人来说，虽不特别厌恶，但绝没什么好感，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娱乐形式，保留和发扬均是应该的，但绝不是可以都进入课堂，这种把教育部几个官员对京剧的喜好强加于全国大众的做法，说穿了就是在强奸中國国民的民意，中國的文化传承众多，难道把皮影、相声都引入小学课堂吗？

　　要说国粹，武术的国粹程度不知比京剧高多少，到了国外，人们知道京剧粤剧的人并不多，但几乎没有人不知中國武术的，但为什么不把武术引入中國小学的课堂呢？

　　从目前的迹象上看，八股文有在现在的小学课本里复活的趋势。不止八股文，以后但凡是跟国粹沾边的玩意儿都要义不容辞地登上教育专家编写的课本里面，不然不足以彰显我五千年文化之精神，不足以安慰长眠于黄泉的先祖大人，不足以表现教育专家们与时俱进的决心……但这种变相的复古，就好像张勋的辨子军，又回到了紫禁城，试问教育部的官员们，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你们是否拿京剧来实现你们增强国力，对抗美国，收回台湾，保境灭倭的人才培养计划呢？

　　作者:王儒臣

　　很久没写这类骂人的文章了。倒不是说信教之后人就会变得温顺服从，而是对很多事情忍不住想要更多地去思考之后再发表议论。新的一个学期已经开学两周有多，据说很快中小学生们就会拿到新的音乐课本，根据教育部的指示，认真学唱当年在他们父母辈或者祖父母辈（根据本人最年长的侄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推算的）广为传唱的“国粹”——现代京剧样板戏。这件事情初听来似乎没什么，但仔细琢磨，就发现有问题了……

　　说实在的，真觉得有些哭笑不得。节选《京华时报》2008年2月21日的一篇报道：

　　“市教委体美处副处长王军介绍，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并在10个省市区各选20所中小学进行试点。目前，15首京剧教学曲目已经确定，根据不同年级确定不同的教学唱段，《穷人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经典”样板戏“京剧唱段都入选。教材编写和光盘研制工作也已启动。

　　“开设京剧课有利于强化学生民族文化学习意识。”王军表示，当前中小学生普遍存在民族文化艺术鉴赏能力降低问题。市教委曾开展的本市义务教育音乐、语文教学质量监控显示，多数学生在传统文化知识测试中得分很低。开设京剧课后，教师不能简单满足于演唱技巧的教授，而应将曲目背后的故事，如何理解京剧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

　　样板戏，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诞生于纹革中的样板戏，除了艺术作品通常应有的给予欣赏者陶冶、放松、欣赏娱乐等功能之外，更多的是承载了政治教化和思想统一的作用。诚然，样板戏让京剧这一原本只在颂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戏剧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讲述的都是“普通而又不普通”（这台词真老掉牙了）你我身边人的故事。然而，仅凭于此，就可以将样板戏堂而皇之地送上中小学的教科书，令那些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未成年人们咿咿呀呀摇头晃脑认真学唱么？

　　怕是不能吧。

　　样板戏除了“贴近生活”之外，更大的一个艺术特点，在于每出戏题材必以階級斗争、路线斗争为主线，人物以其階級归属、政治态度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无论哪一出戏，必以“正面人物”取胜，“反面人物”失败为结局。而且样板戏多是以当时雏形已具，甚至已经完稿的艺术作品进行“政治化再加工”，在这过程中，原有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所谓“批判资产階級人性论”的修改中，每个人物，每个唱段，都被严重的脸谱面具化和单薄苍白化。对于这个诞生于“纹革”的文化怪胎，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是批判性的接受，而非举着“革命传统教育”和“弘扬国粹”的大旗，一股脑的全部丢到中小学的教科书里面去。

　　更何况，在“主题先行”的样板戏中，更多宣扬的是階級仇恨和階級矛盾，有大量的唱段是在宣传“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要用血来偿”。在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建立和諧社会”的今日中國，再来重唱这些段子，再来重温“革命热血”和“階級斗争”。不知教育部的这些领导先生们，是否有点“不和諧”呢？

　　网上关于此事的讨论早已闹得沸沸扬扬，举国皆骂这一打着“弘扬国粹”搞文化大一统的政治行为。因为若论国粹，从徽班入京至今不过200余年，比不过昆曲越剧，更缺乏地域民族性；若论内容，则除了宣扬專制君臣等级制的传统长段，就只有打上了“纹革”烙印的样板戏，实在也乏善可陈。就此，网上已多有议论，不再赘述。

　　我想要说的，是前些日子在宿舍谈天时说到的“人權高于主权”这个话题。最早听到这个话题，是1999年5月，美国大兵在这个口号下大举进入科索沃地区，干涉前南斯拉夫联盟的内战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美军的导弹非常精确的“误中”中國大使馆导致国内民愤连天……因此，当时还是“直线头脑不拐弯的小FQ”的本人对这句口号真是异常愤怒。并且在老师和电视的引导下，坚信“没有了主权哪里还有人權可言”。

　　然而时隔多年，回首再望时，对这句口号却有了别样的感慨。也许是美国深受基督教文化普世性的影响，也许是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重视和尊重，“人權”这个名词，在东西方文明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

　　“天赋人權”、“人生而自由”……这样的观点、口号，在西方人看来是何等的天经地义，在中國人看来是何等的匪夷所思。所以，在国家形成以前，在一个执掌政权控制主权的国家形成以前，属于个人的人權就已经随着他的诞生而形成了，任何人无权夺走这上帝给予的权利。所以，尽管在过去的岁月里，西方世界也有过各种破坏人權、生灵涂炭的行为，然而反思和忏悔也紧随其后。

　　倒是我们，空顶着一个“礼仪之邦”的名衔，却随意地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将一部分人认定为“非人”，然后肆意地践踏他们的人權。哪怕他们是我们同根脉的同胞也照打不误，因为要“狠抓階級斗争”；反倒是对外的时候，却变得越来越谄媚，越来越恭敬，因为要“重视对外友好”。

　　很可笑。

　　一个连自己国家的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证，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国家，别的国家有什么理由来尊重你，有什么理由不防备你？一个对内青面獠牙的政权，即使不断对外宣称“和平崛起”，别人又如何能真地相信你会受到有力的管辖和控制，不会滥用武力和权力？一个可以将自己国内的公民弃置不顾却不断地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营造国际形象的国家，又有什么权利指责那些有能力的人纷纷远离你？

　　人權高于主权，并不该是一句侵略用的借口，更应当一个现代的政府，现代的国家应当懂得根本道理。因为建立主权的，是人。如果人心动摇，人员涣散，国家主权早已摇摇欲坠。

　　人權高于主权，或许当年是美国干预科索沃战争的借口，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世界警察”的介入，科索沃地区的战争会绵延到何等的水平。“世界警察”是必需的，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取缔它而是去限制和平衡他的力量，令这个力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人權高于主权，否认这句话，强调主权至上，不过是集体主义的遗毒。为了所谓的“集体”而迫使一部分人放弃一些自己的权益，说穿了不过是令另外的人额外多占了好处而已。长此以往，不尊重人權的政权，怕是也要考虑自己的根基是否还稳固吧。

　　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随时随地要提防被人告密或者诬告，随时随地要提防朋友突然翻脸成了“階級敌人”，这样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和諧”得了？如果在少年的心中就埋下了不信任、互相攻击、敌对甚至对人妄下判断的种子，将上一代乃至上上一代那种血红色的记忆强行安插在他们的心中，又怎么能期待他们开创出一个和父辈、祖父辈完全不同的，民主、和諧、平等、自由的新世界呢？

　　鲁迅先生在百年前就高呼的话语，时至今日，仍然需要我们高呼。

　　“救救孩子！”

　　作者电子邮件：vicia_estellie(at)hotmail.com

　　作者:晨曦歌者

　　突然传来消息说，汤唯收到一个特殊的“三八”节礼物：她被封杀了。有关她的宣传报导要停止，电视台正在播放的她做的广告也被撤下。还在将信将疑之中，报纸上已经有了报导。

　　报导中说，封杀令要求“此事要以电话专项部署方式进行，不得报导、炒作”。这说明，第一，这件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是真的；第二，这只是广电总局而不是中宣部的禁令，否则就不可能“不得报导”而报导了，那些广告可以拿到报纸上来做。

　　据记者查证，这是广电总局首次发文封杀中國演员。作为可能要写进历史的“第一刀”，广电总局未免做得太草率。我想了半天，也没有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莫非汤唯这几天偷偷干了什么大事？如果没有的话，我也跟大家一样，相信这是因为她出演了电影《色，戒》。

　　《色，戒》是一部引起很大争议的电影。争议的焦点本来有两个：一是色情，二是反动。中國大陆放映的是删剪版本，几乎没有床戏，那么就应该只剩下反动这一条了，也就是很多人愤怒指出过的：把“汉奸”演得又帅气又深情，把“烈士”演得又无能又浪荡。但是，无论如何，它是通过广电总局审查过的、按照要求删剪之后在全国公开放映的电影。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封杀令才下来，反应也太迟钝了，而且出尔反尔，自打耳光。

　　有消息说广电总局也是奉命行事，因为有更高层领导刚刚看了《色，戒》，感到震惊。首先，这位领导不应该看未删剪版本。其次，到底该不该惩罚一位演员，值得讨论。

　　此前的封杀令也不少，但一贯都是针对作品而非个人的，如《北京杂种》、《活着》、《鬼子来了》等等。《色，戒》已经上映了，而广告既不色情也不反动，那么这个封杀令可视作一种事后的惩罚。

　　为什么要让汤唯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有人说她演的床戏太过惊世骇俗。问题是，这些床戏除了广电总局的审片人士以外，没有人可以在大陆的银幕上看到，毒害不了谁。难道毒害境外的人也不行吗？如果境外裸露境内也禁，那么陈冲、舒淇早就不能露脸了。如果连盗版碟也考虑在内，那么就有更多的广告应该拿下来了。

　　更重要的理由应该是，汤唯你不该出演这部反动影片。果真如此的话，同时被禁的就应该有“大汉奸”梁朝伟，“居心叵测”的导演李安。以前那些因为思想倾向而被禁映的电影，演员和导演都应该被封杀？否则就太不公平了。其实，一部影片的思想倾向，显然掌握在导演手里，很难说汤唯本人对那段历史到底持什么看法。

　　台湾歌手张惠妹，因为2000年在陳水扁就职典礼上唱所谓的“国歌”，相传被大陆官方封杀了多年。不止一次地，国务院台办等机构出面否认。她的演唱会曾经被取消，官方解释为她唱“国歌”引起大陆广大歌迷对其立场的质疑甚至抵制，与官方无关，仍然欢迎她在大陆举办演唱会。

　　张惠妹唱“国歌”事件的政治意味，以及她的行为表现出的政治立场，显然要比汤唯强烈得多。对此官方都急于撇清封杀传言，又何必对汤唯下手呢？

　　查禁作品也许尚属于工作范畴，但是针对一个人下封杀令，等于取消她作为演员的工作权利。广电总局是否有权这样做，显然是一个大问号。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作者:长平

　　取名当然有有境界与无境界之分。取名境界之佳，也是两代人或几代人的共同追求。因为，父母为孩子命名，往往要昭示孩子的远大前程，孩子日后能否竭尽全力实现此等宏愿，大概，又是终生实践的结果吧。取名的最佳境界，也正是名、实相符的创造过程。《管子·九守》云：“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张爱玲就说得更巧妙了：“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见张爱玲散文集《流言》）

　　张爱玲所说的此等境界，的确令人神往。阅尽中外历史，能达此佳境的人的确不多。

　　先说戴安娜。戴妃的美，是大师级的美。她美得晶莹透亮而使整个欧洲为之倾倒。她的名字Diana ，源自拉丁语，是“希腊月亮女神”的含义。这位女神的内涵也是多重的：贞洁的处女神；分娩女神；平民和奴隶的保护神；志行高洁的淑女的同义词。纵观戴妃一生，应该看到，她曾往这方向的卓然努力。

　　再说近代诗人陈三立。他是陈寅恪的父亲，字伯严，室名散原精舍。所谓三立，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陈三立乃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又是清末民初第一位大诗人。按旧的传统道德，他的的确确名实相一。仅就教子有方一项来考察，陈家三代四人——陈宝箴（陈三立之父）、陈三立、陈衡恪（大画家）、陈寅恪能同时编入新《辞海》，近代以降，泱泱华夏，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了。

　　还有当代学者严北溟。他父亲为之取名，正是取《庄子·逍遥游》开篇二字，并希望他日后读古书应念念庄子。因为先秦诸子的竞起争鸣，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儒、道、墨、法几大学派中，庄子学派是道家的集大成者。它运用文学形式所表达的哲学系统之繁复性、诡论性亦胜过其他各家。而在文学上，庄子的独特风格常为启发后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思想泉源；在哲学上，则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及禅宗的思辨。严氏成人后，不仅熟读庄子，还成了研究东方哲学的专家——人与名达到统一吻合的境界。

　　最后再说说两个译名。译名有无境界，非细心者莫辨。其一是可口可乐（Coca Cola），这是旅英作家蒋彝的译作，可谓外来词中音意兼译的绝品。再就是迪斯科（disco），2002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收有这一词条。然而，这一译法，我仍觉不爽。其他的译名还有：“的士高”、“的士够格”、“的是够格”。吸收外来词，仅是音译乃下焉者，且谈不上什么境界，应符合汉语习惯尽量采用意译为好，才是上焉者。Disco一词，我最喜欢的偏偏是香港人俏皮的译名：踢死狗！

　　取名要有境界，当然是上焉者的追求，而取名要有一颗平常心，才是当今社会最应矫正的紧迫问题。

　　这些年来，许多家长央我为新生儿取名，我都乐意效劳。但是，他们的通病——几乎无例外地希望：此名一出便可响彻五湖四海；要么就是“明喻暗譬，渊源远愿，龙凤呈祥，春花秋月，荣华富贵，德高万寿”（许达然语）。传统的儒家思想太根深蒂固，致使取名的小道越走越窄。

　　我国有13亿人口，但目前使用的姓氏大约在3500~4100个左右。平均每42万人共用一个姓，相当于欧洲国家卢森堡一国的人口。如果取名的思维模式不作调整，同姓名的烦恼会愈演愈烈。

　　我总觉得取名必须要走多元的路子。有时也得保持一种平常而平凡的心态，或许会闯出一条新路来。

　　张爱玲认为：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原因何在？正是她对人名体认得透彻：

　　“中國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台湾作家三毛正是张爱玲的知音。她解释其笔名时说：和本名“陈平”相互阐释，就是平平常常的意思，因为我自己很平凡；三毛也是一个最简单、通俗的名字，大毛二毛，谁家都有可能有，还连带表明我口袋里有时仅有三毛钱。

　　许多特平常、平凡的名字，给人以亲切感，反倒另有一番情趣。天津“狗不理”招牌名即源自掌柜的小名——狗不理。符号与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结婚后，为其子取名为“小号兵”。上个世纪30年代，著有《疾病图书馆》、《孩子们的灾难》的科普作家索非，为其子取名为“鞠躬”。五四时期，邵力子常在自己创办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诗作，用的笔名是“你我他”。台湾有位家长姓“范”，其全家人的姓名故意谐音为；饭馆、饭桶、饭碗、饭勺。

　　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常把百姓的小事当大事来办：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给小孩取名的比赛娱乐活动。为了夺取冠军，家长们都为他们的孩子取了个希奇古怪的名字。可是1992年，是一个取名叫“二比一”的小孩摘冠。这是他的父母在看完一场足球赛后得到的极为平常的灵感！

　　鲁迅这个笔名，愚以为本也是极为平常的，并不像许多咬文嚼字的专家，故作高深而解释得那样惊险、崇高——什么《尔雅·释兽》“牝狼，其子激，绝有力，迅。”诚如他最要好的同学许寿裳所云：“鲁”就是愚钝，“迅”就是“快速”。原本是一对矛盾的反义词，就是这么平常。（见《亡友鲁迅印象记·笔名鲁迅》，引自《鲁迅回忆录》上册第249~25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作者:采诗

　　教育部指令在全国中小学教学中开设京剧课，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尽管近日有人通过新闻传媒解释，强调此举的意义在于进行国粹教育，并声称传统戏剧和现代京剧（样板戏）的比例，可根据学校试行的效果及反馈意见进行调整，但各种质疑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戏谑或义正词严的批评很多，扣帽子、打棍子也不少。诸如此类的信息充塞于耳，让人不胜其烦，想拒绝都难。足见其不得人心到了何种程度。

　　教育部的“指令”之所以遭到舆论的强力反击，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一，在被选定的15首京剧教学曲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样板戏唱段，让很多人感觉怪异；其二，如此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在全国中小学统一推行一种艺术形式，其方式僵化而教条；其三，有关普及“校园华尔滋”的做法曾经饱受非议并无疾而终，他们不但没有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反而又如法炮制京剧教育。在我看来，“校园京剧”和“校园华尔兹”一样，让中小学生涉及些相关知识很有必要，尤其在“素质教育”、“弘扬国粹”的语境下，有这样的想法本无可厚非，都是他们忽略了国粹教育的现实意义，才惹得群起而攻之。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认为，样板戏是“纹革”的产物，不经改造就进入中小学生教材，对反思历史和教育下一代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是对历史和未来不负责任（参见《南方都市报》2月22日）。我觉得，不管京剧曾经被人强加过多少政治元素，那也只能是操纵者的意图，并不是戏剧本身的过错。问题是，中國人向来喜欢将文艺形式附着上许多政治色彩，如同巴金在《随想录》中说的那样，听到样板戏就立即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政治过敏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我理解巴金的心理感受，毕竟曾“心甘情愿”接受过“纹革”的洗礼。

　　但是，如果巴金、朱大可等人的说法正确，那么所谓的“国粹”和“传统文化”就应该受到质疑。就京剧而言，它诞生于清末，盛极于清宫，是清末的專制文化表征之一。不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其主要宣导方向都是忠君或维护纲常教义，这样的“国粹”实在不值得现代的中國人继承和弘扬。从这个角度看，当年“五四运动”提倡废除传统文化并没有错，因为他们看出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弊端，若不能彻底摆脱孔孟的教条，就难以发挥文化的创造力，更不能在自省中重新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抉择。引申到“开设京剧课”上，关键不在于某种艺术形式是否合理，而是中國的教育改革究竟应该奉行什么主旨。

　　毋庸讳言，人们热议的核心，说到终极就是教育体制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过。有意思的是，中國的教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今天突然发现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耳闻目睹的现实是，如今的应试制度越来越像科举考试，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课程、统一教学方式……如果按这样的思维行事，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为民请命，却是死了也白死了，甚至百余年的教育在历史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道理很简单，划一的教育只能培养划一的人，至少举国同唱几个京剧曲目，与当年范进先生学的八股文没有本质区别。

　　当然，这样说肯定会有人觉得我别有用心，但人们应该知道，在教育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所有的教程教材改革都不过是自欺欺人。具体到教学方面，既然希望中國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就应该首先厘清其中的糟粕和精华，否则，所谓的“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强化学生的民族文化学习意识”就等同一句废话。就像去年教育部强令推广的“校园华尔兹”，事后看来无疑是脱离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直到今天都不能自圆其说。

　　遗憾的是，教育部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就此次京剧课的课程安排而言，从剧种到曲目的选择都没有做到因地（人）制宜，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独断心态。有论者说，他们的“指令”缺少调查研究基础，是拍脑门子想出来的，这恐怕是小看了人家的活动量。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又是开会又是调研又是参观访问，对任何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区域文化都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明白中國除了京剧还有昆剧、越剧、豫剧、粤剧、黄梅戏等艺术形式，但宁可把某些糟粕当精髓去贩卖，宁可违背现代化教育规律，也不会去冒风险改弦更张，去损伤自身的丝毫利益，更不能指望他们制订的教育方针去顺应世界先进文化潮流了。

　　齐白石有诗题官场“不倒翁”云：白面乌纱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倏忽将尔来打破，浑身何尝有心肝。近年来教育行业的怪招层出不穷，其根源在于有些人对教育事业全无心肝，他们鼠目寸光，主观臆断，根本没有把心思用在教育事业上。而事实再次表明，如果中國要想自强于世，要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还需要让中國人的思想冲破牢笼。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教育制度上革故鼎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中國传统教育思想原本就缺乏平等观念，缺乏人權意识，向来不顾及受教育者的兴趣和感受，所以曾经被鲁迅称为“吃人的教育”。事实上，这样的传统文化根本就是糟粕，却偏偏被某些权威人士当作优秀文化继承了。恰如“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本是当年用以肃清传统文化“流毒”的文艺武器，今天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教育理念荒唐至极，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信能付诸实施，套用女艺人阿娇的一句话形容，真的“很傻很天真”。

　　作者:王龙

　　近期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确定了15首曲目，并在10个省市区各选20所中小学进行试点。将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开。

　　教育部的用意是继承传统艺术从少年儿童抓起，但在此之前没有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未做科学调研，譬如，弘扬传统艺术应该以什么方式？哪些经典唱段合适孩子们演唱？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孩子们还喜欢不喜欢京剧？

　　这次教育部对传统艺术进教材采取的是指令性规定，我认为它是违背艺术规律与教育规律的。只有让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符合儿童审美特性的艺术，才能让孩子们得到享受、从而陶冶性情，达到美育效果。教育内容要与时俱进，并针对儿童年龄阶段特性，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特别是传统民族艺术，还要“因地施教”。教育部希望通过自己制定的一部“标准”，就让全中國的孩子们人人会唱京剧，个个热爱传统艺术，无疑是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最为人们不能理解的是，规定曲目中居然出现了许多充满纹革色彩的样板戏内容，这会使人们作何感想与联想？

　　传统艺术精神不单是一段唱腔或唱词，而是某一个时代精神渲染下的一种情绪与精神状态。譬如清代主流京剧艺术内容多是忠孝节义，提倡功名利禄，稍涉民间哀怨，而纹革内容则多是歌颂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曲调多雄壮昂扬。孩子们在还没有理解社会历史诸多背景之时，让他们盲目地练唱这些无益于身心健康与审美需要的曲调，只是对京剧负责，而不是对孩子们负责。我们因此追问一下，我们的艺术教育是对传统文化负责，还是要对孩子们负责呢？

　　京剧这样的传统艺术如何进课堂，或者说如何进入孩子们艺术生活？

　　一是要讲民族性与地域性，各个民族、各地区应该整理出适合孩子们唱与表演的艺术内容，由专家与家长们选定，通过媒体广泛征求意见后，方可以某种形式进入孩子们课堂或课余教材。孩子们学习民族民间的艺术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

　　二是让各地优秀民间艺术家、艺术传人、剧院剧团的艺术家成为学校艺术辅导员，定期或不定期进入学校艺术课堂，让这些专业或民间艺术家成为学校艺术团体的指导教师，也可以与学校一起办民族民间艺术培训班，使那些有兴趣的孩子在各地艺术家培训下，获得艺术特长。

　　三是传统经典戏剧等多是成人内容，并不适合当代少年儿童，艺术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应为孩子创作既有传统韵味又适合儿童心理的新曲目，演唱时应与表演、内容相结合，使孩子获得艺术情境体验。

　　总之，教育部应该更多地让各地的孩子认识到祖国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并能大致辨别、欣赏各地艺术，在向中小学生进行现代艺术教育的同时，重视各地民族民间艺术的介绍与欣赏、表演，使孩子们在美的教育中得到精神愉悦与才艺进步。艺术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才是教育的终极追求与目的。

　　作者单位：中國艺术研究院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作者:吴祚来

　　聂卫平曾经是全国第八届政协常委。80年代末，他曾多次表示，要提建议在中小学开设围棋课，以扩大中國的围棋人口。他还问过我怎么看，我笑笑说，难。

　　后来“抗日英雄”江铸久私下问我对老聂提议的真实看法，我说：“如果中小学生人人都成了棋痴，这怎么得了。”江铸久闻言哈哈大笑。

　　我本人是个棋迷，深知一日上瘾，终生难戒，极易误事。

　　我没问过聂卫平当年是否在政协会上提交了这个提案，不过中小学后来并没有开设专门的围棋课却是事实。

　　按理说，要打着“国粹”的旗号在中小学推行围棋课，理由可能要比京剧还过硬。

　　现在人们所说的那个国粹——京剧形成的历史，撑死了从“徽班进京”算起，也只有200年多一点，这个下里巴人的地方戏杂交而成的艺术，后来被宫廷相中，扶了正——获得后来所谓的“国粹”资格，恐怕也只能从它得到了老佛爷——慈禧的偏爱算起，也就是从那时起，似乎它才在“中央级”的堂会里频繁露脸。

　　由此可知，从历史长度上讲，京剧比起“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战国文献《世本》）就差了好几千年。即使与孔子论围棋相比，也差了两千多年（见《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

　　不知老聂当年想把围棋弄进中小学，是否和教育部勾兑过，反正“围棋进入中小学”这事后来没成，抑或当年教育部的当政者不好这一口，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与弱不禁风的京剧相比，围棋这个“国粹”的生命力实在强大，它根本不需要教育部钦定才能获得生命（那个教育部本身的寿命我看都有限得很）。

　　当年老聂几乎以一人之力在三届中日擂台赛连创辉辉煌战绩，就弄的中國围棋热到极点。虽然今天围棋的热度不能与80年代相比，不过看看今天游戏网站里的棋迷仍然如此之多，就知道即使没有官府支持，它也死不了。

　　反观那京戏，先是被“四人帮”摧毁，并以伪京戏——八个样板戏取而代之，虽然纹革十年中，曾集全国宣传机器天天地毯式地轰炸推广“八个样板戏”，搞到几乎全国人人都会唱的地步，但现在怎么着了？“纹革”一结束，那伪京剧也就跟着玩儿完了。现在的教育部又在推广“样板戏”了，且不论是非，就问一个问题，难道现在的教育部掌握的宣传资源和铁血手段，比四人帮还强大凶悍不成？

　　通观古今，任何艺术都自有其生老病死的过程。真正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定是公众喜闻乐见的；而该死的，费劲移山心力也注定是徒劳。

　　总之，中國的教育部虽然打着保护国粹的旗号（真实动机不详），在中小学强力推广所谓的京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教育部要在这上面折腾出的一点所谓的＂成就＂，除了瞎子点灯——挥霍纳税人的钱财之外，量它们干不成什么好事。

　　不信走着瞧。

　　作者:赵牧

　　样板戏的历史回声，令人感到恍然如梦。重审这个畸形物种的唯一良性作用，就是推动世人的历史反思，引导青年一代去认知其丑恶，并捍卫思想和生活的自由信念

　　教育部最近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实施修订，增设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并在10个省市区的20所中小学进行试点，其中15首京剧教学曲目已被确定，除4首出自传统京剧，其余11首均为纹革样板戏唱段，分别隶属于《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智取威虎山》(《甘洒热血写春秋》)、《沙家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智斗》《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奇袭白虎团》(《趁夜晚》)以及编外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接过红旗肩上扛》《万紫千红分外娇》)等。教育部此举虽属好意，旨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却适得其反，引发了民间的广泛质疑。

　　在我看来，样板戏成为教材，至少包含着下列“三宗罪”。第一宗罪，就是有关职能部门将指令范围无限延伸，连学生的唱段都要加以硬性规定。行政官员总是热衷于用大一统的思维管理中國事务。多年以来，不仅中小学教科书实施全国统编，高考题目实施全国统拟，甚至发展到连研究生专业考题都要全国统一出卷。这种管理权力的过度扩张，以及一刀切的行政逻辑，严重违反教育学的基本规律，颠覆因地制宜、因人施教的科学方法，只能导致教育质量的日益下降。

　　第二宗罪，就是把京剧当作戏曲教材的唯一选择，宣称其为“国粹”，并明确表示不会扩展到其他剧种。这是京城文化以“国标”名义对地方文明实施的又一次文化霸权。此前，京城文化的过度扩张，已经导致其他区域文化的严重萎缩，制造文明同质化和单一化的危机。如果没有港台区域文化的獨立生长，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形态恐怕已不复存在。

　　此次增设京剧教学之举，再度表露出对地方戏曲的藐视。每个省市区无疑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戏曲品种，仅定点省市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甘肃等，就拥有河北梆子、评戏、单弦、粤剧、沪剧、越剧、绍剧、汉剧、赣剧、秦剧、秦腔等诸多品种，此外更有举世公认的“国粹”昆曲和黄梅戏等，完全值得中小学生大力学习和传承。这种“罢黜百家，独尊京剧”的做法，也许能够维系京剧的霸权地位，却只能加剧地方剧种的生存危机，令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雪上加霜。

　　第三宗罪，就是以传承文化的名义，促进了纹革美学的死灰复燃。这场样板戏的回潮，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各地电视台，在这方面先声夺人，引发了民间热唱样板戏和纹革歌曲的浪潮。就60 年代的过来人而言，当年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能享用被强行灌输的文化口粮，由此构成特殊的文化记忆和怀旧心理，对此应当予以宽容和理解。而此举令知识界感到震惊的原因在于，作为21世纪中國的行政主管部门，强行部署纹革样板戏的学习，极易让人产生“以郑重的官方立场，称颂那种早已被历史唾弃的專制文艺体制”的推论。

　　样板戏的旋律简单，便于学习，但这不能成为制定教材的理由。而这些指令曲目，旋律节奏快捷强烈，只是为了迎合斗争需要，其唱词更是充斥着“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痛歼敌人在今晚”“燎原烈火旺，工农齐武装”“誓把……一切反动派统统埋葬”等仇恨话语。作为特定年代的产物，样板戏的功能就是点燃政治仇恨，煽动民众互殴，而它的另一个功能，则是在高举“斗争美学”的同时，围剿整个中國文化，制造出远甚于嬴政焚书坑儒的惊天大案。纹革、江青、样板戏，作为中國60？70年代文化的三位一体象征，已经接受了历史的严正审判。样板戏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更不应变成教材来继续戕害我们的子孙。这是不容置疑的政治常识。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刻，样板戏的历史回声，令人感到恍然如梦。重审这个畸形物种的唯一良性作用，就是推动世人的历史反思，引导青年一代去认知其丑恶，并捍卫思想和生活的自由信念。尽管在所谓“保卫传统”的名义下，“磕头黨”和“样板戏帮”正卷土重来，但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拉回黑暗岁月。终结历史噩梦并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國社会的唯一进化路线图，此外更无其他道路可言。

　　来源：新闻周刊

　　作者:朱大可

　　最近的美国经济，衰退之声响成一片。联邦储备银行频频降息，布什政府也迅速与势不两立的国会达成协议，推出刺激经济的计划，给老百姓退税，预计几个月后，一个三口之家能够从政府收到一张一千五、六百美元的支票。

　　这一系列措施，与其说是经济措施，更象是政治措施。用政治措施解决经济问题，效用如何就很令人生疑了。一些乐观主义者声称，美国经济的一些基本要素都相当过硬，不必恐慌。以往的衰退，总与投资过剩、设备和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大量积压有关。如今并无这个问题。这话固然不假。如果美国经济并没有生产出许多大家消费不了的东西，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会停下来。可是，美国的经济被另外一个因素困扰，那就是消费超前、储蓄不足。而这种现象，又和美国人作为帝国之民有强烈的“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有关。

　　所谓“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就是把许多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看成是自己天生就应该享有的。所谓“美国梦”就是这一心态的写照。许多美国人被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梦想所麻醉，觉得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生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应该拥有别人梦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大房子、汽车等等。当帝国如日中天时，人们就宁愿活在梦想中，而不是现实中。比如，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中，许多破产的人都是这种只知道做梦的穷人：一年挣三、四万块钱，首付也没有，就买了一栋五十万的独居。根据理性的财政分析，这种收入的人只能购买十万多的房子。可惜那最多是个一室的公寓而已。现实中不可能，就开始做梦。次级贷款，则是典型的做梦产业：给你低息贷款，不要首付，两三年后利息突然跳高。担心支付不起吗？不用担心。因为美国经济蒸蒸日上，房地产价格日日升高，两年后支付不起，房子可以卖掉，那时价格已经从五十万涨到了六十多万，你还能赚十万。上了美国这条大船，谁也没有风险，谁也有权利作住大房子的“美国梦”。

　　美国的房价，就是这样在梦中升值。房子升值后，美国人就可以用房子作抵押贷款，迅猛消费，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可惜，等一觉醒来回到现实，房子并不值那么多钱。许多在泡沫峰颠买了房的房主，欠的房地产贷款甚至超过了缩水后的房子的价值。用住房作抵押拼命贷款消费的，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房子不值那么多，而且不断贬值，无法支持自己的消费。这样大家要么破产，要么停止消费，经济衰退就由此到来。

　　经济衰退并非一定是坏事，可以矫正一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让人们活在现实中，而不是在那里白日做梦。可惜，做梦的人太多了，大家就觉得做梦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得保证大家做梦的权利。于是，联邦储蓄银行要减息，让贷款的费用小些，政府赶紧把钱塞到老百姓手里，让大家赶紧花，以为这就能刺激经济了。

　　可是，如今的经济问题，恰恰是贷款太容易、花钱太不谨慎。这些措施，岂不是让那些不理性的人更不理性吗？政府这些措施，满足了老百姓“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但是，最后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息过分，可能促使美元进一步贬值，刺激通货膨胀，一般老百姓的劳动所得更无保障。可见，美国的经济病，其实是个文化病：大家都不愿意从梦中醒来。

　　作者:薛涌

　　中國电影落后好莱坞电影，已是不争的真实。但究竟落后多少年？从电影工业发展来说，好莱坞已经完全数字时代，中國电影还是手工时代；从电影营销来说，好莱坞已经建立起全球的品牌体系，中國的所谓大片还在夹缝中生存。但这些都无法直观量化。

　　衡量一个国家的电影是否发达繁荣，最直观的数字就是观影人数及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对比2007年中國电影市场总票房、观影人数及2007年美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观影人数，或许能够粗略统计出中國电影落后好莱坞多少年。

　　2007年美国电影市场总票房：96.2亿美元，约等于780亿人民币

　　2007年中國电影市场总票房：大概32亿人民币左右。

　　两者的差距是：25倍。

　　美国人口不到三亿，中國人口却接近十四亿，可美国电影市场却整整比中國电影市场大了二十五倍。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部分帐的好莱坞电影从今年中國电影市场攫取了11.7亿人民币，《变形金刚》以2.77亿元占头把交椅。国系的电影（包含香港）才瓜分二十亿左右的票房。

　　尤为讽刺的是中國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1/20.两者的票价却几乎持平。央视主持芮成钢作过调查：美国的一张电影票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400，而中國电影票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20，完全可以说是贵了20倍。贵了票价，观影人次不升反降。电影，沦为有钱人的娱乐。工薪阶层、打工者多从盗版碟中找寻乐趣，富了盗版商，可对于中國电影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观影人数：美国票价：8美元 有12亿人次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

　　中國票价：70元人民币 有4000万人次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

　　不够3亿人口的美国，奉献了12亿人次观看电影纪录，接近14亿人口的中國，只有4000万人次的观看电影。两者从观影人数来看，相差只有3倍，但比两国人口比率来看，绝对不是3倍所能形容。

　　具化到大片上，更为触目惊心：《投名状》以1.8亿元人民币稳坐2007年中國国产电影票房冠军，按人均70元票价，观影人数不到300万人次。中國电影最高票房纪录保持者《黄金甲》（2.8亿），观影人数只有400万人次。

　　2007年美国票房冠军《蜘蛛侠3》，总票房3.36亿美元，按8美元来计算，却有4000万人次观看。中國大片观影人次只是好莱坞大片观影人次的10分之一。

　　若论年来计算，中國电影绝对落后好莱坞电影25年，或者更多！

　　作者:东娱笑鹏

　　昨晚（2008年元月27日），央视经济频道《我们》专栏播出了王利芬主持的节目。在节目中，大家围绕重庆周立太律师为农民工打官司，胜诉后却得不到律师费的现象展开了辩论，话题的核心是农民工诚信问题。

　　据报道，重庆市万州区的周立太律师已接手拖欠民工工资和工伤赔偿案件达7000余件，但他被委托人拖欠的律师代理费已有500万元之巨。“社会”拖欠民工，民工委托律师，律师打赢官司，民工拿钱走人，律师追讨无门。周立太自叹：我比弱势群体更弱。

　　在节目中，一个个拖欠律师费的农民工被央视曝光，一个个涉世未深的，替欠费农民工说话的大学生被诱上了道德祭坛，成了任专家、律师、企业家、主持人宰割的鱼肉——被定性为导致社会诚信链条断裂的原因。

　　就本期节目的案例而言，农民工当然应该支付律师费，大学生们当然应该懂得诚信原则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勿庸置疑的。

　　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之所以出现道德扭曲，缘于再简单不过的逻辑：那就是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经典段子：阿Q看到小尼姑，色心顿起， 尝试摸了一把，被小尼姑怒骂。阿Q在讪讪离去时，心有不甘地说，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在这些农民工看来，社会根本不该出现农民工欠薪问题，更不该出现因公伤残得不到抚恤金问题。既然社会可以对我不公平，我为什么不能对社会不公平？

　　平心而论，如果二十多年前大量出现农民工时，国家及时制定《劳动法》，充分保护农民工利益；迅速制定《工会法》，让农民工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怎么会发生几千亿欠薪？没有了欠薪的前提，自然不会有拖欠律师费现象。

　　该建立的组织不容许建立，该制订的法律迟迟不立，该监管的官员不去监管，该申张的正义无处申张。备受委曲却难以得到公平的农民工们必然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发展为道德扭曲——那些人上人的老板可以不讲道德，甚至不讲人性；那些本应主持公平公正的官员与不法老板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些本应代表社会良心的媒体面对弱肉强食装聋作哑，甚至为贪赃枉法者歌功颂德，农民工作为社会底层卑微的小人物更没有必要履行道德义务。

　　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原因很简单：民德为草，官德为风，风吹草偃。如今贪官污吏如雨后蘑菇，硕鼠成灾法不责众。上梁如此之歪，下梁何以正之？也就是说，小人物的无德，乃是大人物的无道引起，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树干与枝叶的关系。

　　然而，央视及其网罗的精英们置起码的常识于不顾，单单把农民工拖欠律师费行为定格放大，使之成为一个孤立事件。然后再把这些可怜到迷失本性的农民工一个个绑架到亿万国人面前，对他们进行严酷的道德审判。 央视及其精英们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通过这样的道德审判昭示天下穷小子：达官贵人可以不道德，你们却不能不道德。和尚摸得，你们摸不得。

　　我绝不主张把他人过错当成自己犯错的借口，但我更反对在一个社会执行双重道德标准。因为媒体如果充当“见了权贵就烧香，见了穷人就开枪”的角色，则会更恶劣污染社会风气，致使那些看不到希望的人们以更加不道德的方式报复社会。因此，有话语权的央视及其精英们，要尽可能成为社会公器，而不是权贵工具。

　　作者电子邮件：hdtqz(at)yahoo.com.cn

　　作者:田奇庄

　　香港艺人淫照事件已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言谈之资，然而也有人看到事件所带来的商机，准备借“名人效应”赚一把。深圳市民李先生就准备将事件中人物名“冠希”、“阿娇”注册成性用品品牌商标。另外，他还在考虑注册“很傻”的商标。 (《南方都市报》)

　　“艳照门”发生后，陈冠希发布了一段道歉视频，阿娇(钟欣桐)也在沉默多日后勇敢面对传媒，坦称以前“很傻很天真”。阿娇以往都是以清纯的形象示人，给众人留下的印象确实“很天真”。可“艳照门”的出现却颠覆了这一形象。看看那些照片，哪里是“很傻很天真”，分明是“很黄很暴力”啊。当“很傻很天真”遭遇“很黄很暴力”，难免挑战人们的认知极限，让人慨叹世风日下。这也许正是“艳照门”愈演愈烈的内在原因之一吧。

　　陈冠希和阿娇的道歉显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谅解和同情，还引来了不少的质疑和嘲弄，就连阿娇的“很傻”两个字，现在竟也成了别人注册商标的目标。说老实话，我也认为他们的道歉并未触动事情的本质，都是在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但即使这样，我也不赞同把“冠希”、“阿娇”和“很傻”注册成性用品品牌商标的做法。“艳照门”事件“很黄很暴力”，然而，将其注册成性商标的行为其实“更黄更暴力”，会给当事人带来多大的伤害、会在社会上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啊。

　　“艳照门”事件堪称香港娱乐圈遭遇的超级地震，对整个华人圈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作为“震中”的陈冠希、阿娇以及张柏芝等人，所受到的冲击和伤害无疑是最大的。如果“冠希”、“阿娇”真的被注册成性用品品牌商标，虽不至于严重到把某些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也终归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了。

　　其实，对试图注册商标者而言，倒并非是跟阿娇有什么深仇大恨，其目的无非是投机一把、试图借机牟利罢了。人人都有赚钱的自由，也有炒作的自由，但如果自己的利益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该三思而行了。不管“阿娇”是真的“很傻很天真”，还是在装傻扮天真，也不管她曾经做错过什么，毕竟她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并已流露悔意，何至于还非要往她的伤口上再撒把盐呢？

　　同时也希望一直揪着“艳照门”不放的朋友能消消气，放当事人一马。当今社会，“很黄很暴力”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们就不要借反对“很黄很暴力”之名、行“更黄更暴力”之实了。宽容、冷静和理性恐怕才是我们最应该提倡的风气。

　　稿源：中國宁波网

　　作者:乔志峰

　　12月29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各电影制片单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禁止制作和播映色情电影的通知》的通知。通知显示，制作淫乱、强奸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私部位的主创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各类影视评奖活动。严重者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中新网12月30日电)

　　此消息一出，立即又引发了网民大肆的争论，大多的人是不相信这样的事实的。或许是中國人什么叫得越响，什么就越混乱就越猖獗的谎言欺骗人民太久的缘故，就连我也不是特别相信他们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

　　报道里的通知上说：为进一步净化银屏视频，加强对制作和播映色情电影的管理，确保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提供一个健康和諧的文化环境，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大力引导影视制片单位、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和影视工作者，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导向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强化内容管理，努力提高影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两个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观众提供健康有益、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优秀作品。不得制作和播映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私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内容的有害影视作品；不得制作、传播未经广电总局的审查机构审查通过的第二个版本或内容片段，不得将未经审查通过或未按审查意见修改的作品在电影院、电视台播映，也不得在音像市场和互联网上传播；不得将未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作品及其内容片段提交国际电影节展和国际市场参展参赛。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次广电局似乎决心很大，不晓得是近期对于《色戒》、《苹果》的争论引起了广电局领导的重视，还是网上两个小孩子模仿成人淫荡的图片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总之，是有点醒悟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现在才发出了这样的通知？如果按照这样的通知规定执行的话，我们究竟还能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张艺谋和巩俐的《红高粱》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色戒》，有哪一部电影不和中國女人器官的裸露相关就能获奖的？几乎没有一部。难道这些影片都没有经过国家的审核，都是个人行为？再说了，那些以暴露器官为荣耀的女人不照样都成为名人、红人和富人了吗？不照样都被请上了嘉宾席了吗？按照“通知”里的规定，这些人都是应该接受审判的对象，都是应该遭到制裁和处理的对象，那么他们会这样做吗？

　　哦，对了，通知仅仅是“重申”，而且是现在发的！那也就是说，以前的那些龌龊都不再追究了，李安仍然是好同志，汤唯照样是好女人；烫芳、张莜雨的“出位”展示私处的“人体艺术”都可以继续存在，只是以后要注意，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不晓得这样理解究竟对还是不对，但无论怎么说，我们总归是看到了一点希望了。但遗憾的是，以后那些想通过脱掉衣服一夜走红、让人眼热的女人就没有什么机会了；那些总想通过网络一饱眼福而宣泄淫欲的人恐怕也要沮丧失望了。我们不晓得这样的通知会其到多大的效果，因为中國“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真的不敢相信，以后的网络没有女人的裸体会是什么样子！

　　通知说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观众提供健康有益、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优秀作品，为青少年观众提供一个健康和諧的文化环境；不得制作和播映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私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内容的有害影视作品。说得多好，尤其是我们这些人微言轻得教育者，更要为此举的英明而鼓掌喝彩了。因为，教育与社会的殊途同归是每一个教育者的梦想。但是我们也同时怀疑，这个梦想真的能实现吗？

　　但愿这次不再是个谎言，更不要成为一个“美丽”的的谎言。否则，影视、媒体、网络，包括国家广电局，将真正成为天下人民的公敌，成为天下最为无耻和卑鄙的小人。

　　“说谎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就是这么说的。

　　作者:李吉明

　　一、“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1958年，毛澤東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大公报》有什么“好经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國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一句话就准确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敛之在天津租界创办《大公报》，中经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联手开创《大公报》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到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大公报》把中國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峰巅，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胡适语）、舆论界的“一根柱石”（范旭东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状中说：

　　“在中國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國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國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顽者。”

　　“中國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张季鸾面对巨大的荣誉，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 ：

　　“中國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地“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是王韬、梁启超以来文人办报的传统，也是《大公报》的传统，是新记《大公报》风靡乱世中國几十年的关键，在整个百年言论史上还没有另一家报纸曾经攀上这样的高度。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此感到骄傲、激动、悲伤，甚至沮丧。

　　二、前无古人的“四不”

　　一百年前，英敛之初创《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标揭“大公”的旗帜，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无黨无偏、直言敢谏而著称。熊少豪在《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中指出“《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雀起，惜锋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

　　卒为某黨所收买，坐是营业日散，销路日减。“但它 ”敢言“ 的精神长久地被人们所记诵。

　　“办报非难，持久斯难，而百折不移卒能发扬光大者，斯尤难之难也。”在中國报业史上能历经风云变幻、几度易主坚持下来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应首推《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中断了一年之后终于续刊，发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记公司大公报记者”），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黨，亦皆有黨报。不黨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國各黨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黨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则上等视各黨，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獨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國。《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是因为：

　　“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

　　《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國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在他们看来这是“现代报纸应尽之职务”，体现了他们“服务社会”的志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深怀文章报国之志”，而没有个人私利的追求，张季鸾《无我与无私》一文说得很清楚 “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大公报人，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三、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张季鸾的三“骂”，他对屠殺青年的抗议，对国民黨“以黨治国”的明确反对这些就不必说了。“九·一八” 之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社评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人！”1932年5月5日，国民黨当局被迫与日本签定上海停战协定，两天后《大公报》发表的《愿国民清夜自问》社评直接指出“皆上层社会之罪”，“今执政之人，固昔年从事革命者，其能凛然反省，与民众共同奋斗，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数民众之自为。……真正救国大业，最后必由民众自己完成之。至于现在社会优越地位之人，不从速努力，必尽遭淘汰无疑耳。”

　　1944年以后王芸生开始在重庆《大公报》严厉批评时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他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黨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黨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黨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在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中，他提出“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二十多年间，《大公报》从来没有放弃舆论监督的自觉，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范长江轰动一时的旅行通讯“中國的西北角”，女记者彭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的通讯“重庆百笺”，都生动地披露了社会黑暗、官场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报》就客观报道了红军的消息，并配发短评赞美红军纪律严明。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采访米苏里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报道也与其他报纸不一样。仪式结束，虽然笼罩在胜利的狂热气氛之中，国民黨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却“语气沉重”、感慨地对记者说，“今天无论是投降的日本还是受降的各国，都应该忏悔。”

　　1945年11月22日，复刊不久的上海《大公报》如实报道了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徐伯昕、马叙伦、唐弢、许广平、傅雷等知识分子签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没收取缔书刊行为，恢复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国民黨悍然查封有二十年历史的民间报纸南京《新民报》，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执笔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随后又发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大动荡中，《大公报》对那些侵犯人權、鱼肉人民的恶劣行径，几乎都进行了报道，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

　　四、“獨立的人格”与“獨立的发言权”

　　这样的言论、报道决定了不仅常常会得罪权贵、朝廷，而且也遭到过共產黨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报》因为客观报道中原大战，不见容于南、北军阀，在蒋介石的南方被扣（因为4月7日曾全文刊出冯、阎系将领鹿钟麟领衔劝蒋介石下野的通电，其中有“论者谓善言为先生说完，恶行为先生作尽”之句），在阎锡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报》为此在4月24日公开发表启事，公布“警告”内容，并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獨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于否，只有听其自然。”第二天又发表社评《诉之公众》，再次强调“不卖”的主旨，一时名声大震，不到半年，发行量就由3万上升到5万。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对宋哲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激怒了这位手握大权的平津头号人物，遭到停邮处分。南京、上海报界纷纷发表评论声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发表催人泪下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中《大公报》记者高集遭殴打受伤。

　　1947年，《大公报》重庆版8名记者及家属、上海版记者唐振常、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先后被捕。

　　这是《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报道“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的必然结局，最后连王芸生也因发表同情学生运动的社评，1947年12月30日的国民黨《中央日报》社论对他破口大骂。1948年7月，连续发表《在野黨的特权》、《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论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桂林《大公报》向贪污宣战，当局几次来报馆抓人，徐铸成说文章是他写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纯青发表一篇言论激烈的文章，国民黨当局要追究责任，胡政之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上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后一句话也没告诉本人。

　　这就是《大公报》坦然直面权势的表现。

　　《大公报》长期坚持国家中心论，在外敌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它的选择已永远载入民族抗战的史册。从1931年，天津《大公报》作出“明耻教战”的决策，长篇连载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國与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沦为“孤岛”，《大公报》拒绝送检，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國人，办的是中國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从张季鸾在武汉《大公报》发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响至深的社评，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沦陷前夕，《大公报》与读者悲壮告别，以“ 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许。胡政之甚至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

　　王芸生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黨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大公报》对国共重庆谈判虽然充满希望，王芸生写过《毛澤東先生来了》等热情洋溢的社评，称之为“大团圆”、“大喜事”，但谈判结果一公布，其态度就变得非常冷静——“检读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言说，是满意或失望，只觉得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 11月20日，又发表《质仲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予以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以第三者的立场批评共產黨，《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发表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国民黨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黨’‘共军’，它承认共產黨是国民黨的反对黨，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黨的立场，甚至在国民黨败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些完全都是它獨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仲共地下黨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獨立思考的。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吴鼎昌离开大公报后“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黨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黨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黨无派。……大公报称为无黨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獨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產黨员，也没有组织。”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报》社训虽然只有“不私”、“不盲”两条，但并不表示他放弃了“不黨”、“不卖”的追求，他们一贯不接受政治津贴，保持经济獨立，“文章报国”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为人垢病的两个“污点”，——官方牌价购买20万美圆外汇、被逼去国民大会签到也无法遮掩《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熠熠光芒。

　　五、“星期论文”的创举

　　作为《大公报》重要言论特色的还有由社外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有人说它与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这是《大公报》所独创，1934年1月1日，《大公报》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每星期天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张季鸾提出这个设想，一是减轻写社评的负担，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从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最初担任撰述只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8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以大学教授及各界名流为主，还包括个别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这一点和《大公报》编辑、记者的情况相似，以无黨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记者都在《大公报》成名）。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獨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其中有些文章也作为“星期论文”出现。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拉斯基的《对于中國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一天开始向来请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将“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这些来自西南联大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联名发表了《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论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20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黨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黨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產黨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这些言论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獨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报纸以言论为重，总编辑主要就是抓言论，自己也笔耕不辍，张季鸾弥留之际还不断与王芸生讨论评论的写作。

　　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獨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以实现他们“文章报国之志”。

　　1935年吴鼎昌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离开《大公报》。1941年9月6张季鸾在重庆辞世。整个抗战期间，即使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还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9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差不多是中國报纸所达到的最高记录。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谢世。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执笔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离开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标志着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正式结束。1957年在《光明日报》的储安平、《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之后，王芸生仅仅因为毛澤東一言才逃过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众所周知，《大公报》的成功离不开胡政之的经营、张季鸾与王芸生的文章，还有吴鼎昌的资本，但正如老大公报人郭根所说“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在名垂报业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大公报人的身影，不管他们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却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肖乾、杨刚、王文彬、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今天或者明天，我们都不该忘记他们。

　　时光流逝，这些曾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人如今大都已离开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宝贵生命的，如杨刚、范长江、孟秋江等），《大公报》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遥远的南国繁华喧嚣之中，回望百年，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尘埃，英敛之时代、张季鸾和胡政之他们的时代都已定格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这些先人的足迹，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后人神往不已。

　　来源：傅国涌《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作者:傅国涌

　　张季鸾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他一辈子办报，对自己的报人角色充满自信，“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他曾对《大公报》后起之秀之一徐铸成这样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正是这份自信成全了《大公报》民间第一报的空前事业。

　　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决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黨的《中央日报》，而是以“不黨”、“不卖”等“四不”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会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國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他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黨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调解”，抱有一线和平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他说：

　　“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獨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是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考虑到《大公报》的影响力，考虑到包括蒋介石在内许多政要、将领和名流对张季鸾的敬意和信任国家一时免于陷入“土崩瓦解”之局，应该说与他关系不小。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偏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國道德之精华。”

　　好一句“为匹夫匹妇复仇”，一篇文字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也许70年后，我们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和所能达到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作者:傅国涌

　　艺术是美的世袭领地，传统艺术如此，现代、后现代艺术同样如此。正像“美”有着非常丰富的构成要素一样，艺术美的构成要素也是极为丰富的；艺术中的“美”绝不是一个平面的单一的概念。传统的形而上思辨美学，将艺术美视为美的一个流动范畴，是无法揭示艺术美的构成本质的。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艺术美构成的要素之一 ——技术要素的美学价值及技术美的生成规律。

　　中國传统艺人有一句行话，叫“艺中有技，艺不同技”。这句话说的很精辟，指出了艺术与技术的联系。绝大多数艺术，都有其技术支持。极少数没有技术支持的所谓观念艺术，其诞生之日就是终结之日，永远只能是一次性的存在。象２０世纪初杜桑的《泉》，他将男小便池搬进美术馆并被视为“艺术品”，但在他之后，别人再向美术馆里搬类似用品，就不是艺术品了。原因就在于这种所谓的艺术“创作”中不含有技术性因素。但是，仅仅具有技术也不是艺术；艺术高于技术，技术永远只能是艺术和艺术美的构成要素。

　　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技术的首要使命是服务于艺术作品的结构、形象、意象、意境、主题等等所谓内容与形式的表现的，离开这些表现的目的，单纯技术的展示，或通常说的卖弄技巧，不仅可能破坏艺术的生命，技术也失去了美学意义。譬如一个乐队的鼓手，他的鼓敲得非常好，但如果他不服从统一指挥，离开交响乐的整体结构，只想显示自己的技术，结果必然是，他越敲得起劲，对整个乐曲来说，就越是灾难性的，当然，也没人愿欣赏这样的鼓声。

　　但在服从服务于艺术整体生命的前提下，技术表现的本身也具有审美价值，并构成了艺术中的技术美。这在中國传统艺术中看得尤为清楚。中國戏迷看戏曲演出，不叫“看戏”，叫“听戏”。为什么叫听戏呢？因为这出戏他已看过无数遍了，人物、情节甚至连演员的表情他都早知道了。他来戏院，就是要听不同流派演员的演唱技巧。因此，他是侧着身，只用耳朵听。唱的好，他鼓掌叫好；唱的不好，他鼓倒掌，叫倒好。而有些著名演员，一出场，刚唱一句，观众就会叫好，这叫“碰头好”，被观众叫好的演员有时便会退出角色，向观众鞠躬致谢——感谢观众对他唱技欣赏。可见，中國戏迷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观众，因为他们着重欣赏艺术中的技术美，是内行审美、专业审美。

　　内行审美或专业审美，审美主体或是本专业艺术从业人员，或是有相应专业修养的艺术批评家及“发烧友”。譬如戏剧电影演员有演艺派，本色派之分。内行专业审美一般欣赏演技派的演员，欣赏的是他们的表演艺术，而不是他们的容貌美丑和所扮演的角色善恶，因为演员可能是丑陋的，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凶残的。而外行观众大多欣赏某些年轻漂亮的本色演员，欣赏的是他们的亮丽形象和所扮演的英俊迷人角色，演员往往跟着角色沾光。这便是内外行之间审美尺度的区别：内行专业审美，重在欣赏艺术固有的各种表现美因素，特别是技术美；而外行审美和非专业审美，所欣赏的往往是艺术内容中的各种生活美因素，尤其是伦理美。显然，只有内行专业审美，才是真正对纯粹艺术美的欣赏。所谓“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这“看门道”，对艺术来说看的就是其化难为易举重若轻灵活自由的技巧运用奥妙。

　　正是从内行专业审美中，我们发现艺术中的技术美的生成是条件和规律的。对于那些缺少基本功法、或违反技术规范的所谓艺术，它首先存在的是一个技术对错的问题。譬如歌唱家跑调、演奏家串音、整个乐队噪声一片，则根本就不能称为为艺术，当然更谈不上技术美不美了。这就是艺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那么，是不是技术正确就具有审美价值了呢？当然也不是的，否则所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便都是艺术家了。那些花拳秀脚、因袭雷同、匠气十足的平庸之作或模仿之作，尽管技法上无可挑剔，但其技术表现却是毫无审美价值可言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艺术中的技术含量或表现难度太低甚或毫无难度可言，难以获得同行的钦服。而只有那些技术表现难度较高，能与一般水平拉开价值距离的艺术，才能获得内行的赞赏，其技术才能获得审美价值。这一技术美的转化生成规律通俗地说，就是所谓“难能为美”，即艺术家的技术发挥，只有突破了相当难度，超出常人水平，其技术表现才能获得艺术美价值。

　　我们再援前例说明。譬如本色表演，同样也是需要有一定技术的。否则，一台尽是“棒棰”，那戏根本就没法演。但即便是成功的本色表演，内行依然认为不美，则是因为其技术难度太低了，不值得欣赏。而演技派表演，由于演员与角色反差很大，演员表演的难度很大，超过了一般演员的表演技巧水平，所以，内行肯定并欣赏其表演美。这道理就象唱歌一样，每个人都会唱歌，但我们一般人的唱歌，不仅不是艺术，甚至可能是噪声，被邻居投诉。进一步说，通俗歌星的演唱，尽管被追星族所激赏，但却往往很难被称为歌唱艺术家，原因就在于后者需要掌握高难度的歌唱技巧，而普通歌星只需要一幅好嗓子外加煽情表演就可，其演唱技术的难度系数远远低于歌唱家。因此，技术表现的难度系数大小，可以说是检验纯艺术价值有无或高下的一块专业试金石。

　　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对中國传统书画美的欣赏。西方人对中國书画曾很有神秘感，非常欣赏。但许多人看到中國书画家的创作过程后，就感到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创作时间太短了，几分钟时间怎么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来呢？——创作容易，自然就不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将西方油画的技术标准放到中國书画上来了。真正的中國书画艺术，其难度绝不在西方油画之下，问题是这种技术难度，一般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中國古代著名的画论家谢赫有“六法”之说，其中，五法都是讲的作画技术、技巧。这些技术技巧，从色彩、结构等方面说，与西方绘画虽有差异，但尚可被理解；而其中的用笔用墨技法，却是西方绘画没有，也难以被理解的了。中國书画工具是毛笔，主色是墨，载体是宣纸。毛笔是软的，墨是黑的，宣纸是极为吸水的。这样，沾墨的毛笔一落到宣纸上不仅无法更改，而且还能记录下作者如何沾墨、如何落笔、如何勾勒线条的全过程。这就是所谓笔墨功夫，其中的难度，对于没摸过笔墨的人，是难以体会的，但它却是中國书画艺术魅力之所在。“笔墨情趣”，“墨分五色”，就是指的这种笔法魅力。

　　中國的真正书法家，大都能将中國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的字帖默写下来，而且能默写不同风格书法家的字贴，如此写了几十年之后，才能获得书写自由，才能独成一家。中國的大国画家也是这样。他的专业训练也包括摹仿前人的画，摹仿前人怎样用笔、落墨、造型，模仿几十年之后，自己再结合对生活和人生感悟，才能独创一派。这样，对中國书画家来说，在他落笔的几秒钟时间内，其速度节奏、墨色浓淡、线条结构等等，所展现的都是他几十年的功力。中國书画家在评论同行的作品时，都是能够要看出这个人写了多少年，画了多少年，甚至读了多少书的。问题是，外行人，特别是西方人看不懂这些内在的奥妙，看不出这一笔后面的功夫！可以说，油画家花在一幅作品上的功夫是中國画的几十上百倍，但中國画家花在一幅作品背后的功夫，则是油画的几百甚至上千倍。中西绘画各有其妙，但都可以用“难能为美”这把尺子衡量。只是由于中國画技术的特殊性，难释性，外行人看好的国画，可能一文不值，普通人看着幼稚的书法，却可能极为珍贵，这才产生出种种误解或误读来。

　　其实，欣赏中國书画艺术如此，欣赏其它艺术又何尝不如此呢！能从艺术中欣赏到其内含之高超表现技巧，才是专业艺术欣赏水平呢！毫无技术难度，是人就能创作的作品，永远是不会被专家肯定的。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艺术中的技术因素要获得审美价值，必须以某种难度系数为条件呢？即为什么只有“难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