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2008年的国家叙事，遭遇了语文的狭隘瓶颈。这是早期意见社会所要面对的必然困境。本次奥运会的最大败笔，就是一对央视解说员的解说。他们的陈旧理念和文艺腔抒情，显得如此酸腐可笑，跟人类的普世价值离蹄万里，从语词内部分裂了中國观众与世界的关联。与此同时，张艺谋等人对传统符号的误读，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为开幕式的第一乐章，2008名武士击缶而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典型的语义错误。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除非设计者有更深远的用意——蓄意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诅咒。

　　除了奥运会开幕式，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宣示文本中，也出现过大量语文错误。从华南虎事件、瓮安事变到杨佳血案，有关部门的告示、新闻发言和答记者之问，其中隐含的逻辑错误和叙事漏洞，都已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国家叙事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官员讲故事的能力。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表述，首先必须符合事实真相，其次应当符合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否则就只能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华南虎照片的造假（“修辞”）破绽，从一开始就被民众识破，而地方官员还要振振有辞地加以辩解。瓮安事变的官方叙事，至今无法就少女自杀动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俯卧撑”之说，已成为低级谎言的代名词。杨佳的杀人动机，更是有关部门的叙事漏洞。这些官方叙事的语文错误，正在对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伤害。

　　就在文官作文屡屡犯错的同时，官方作家叙事也出现了严重病兆。走红于90年代的散文作家的“含泪劝告”、山东作协副主席的“坟墓颂歌”，以及某军旅作家的“死者礼赞”，都曾遭到互联网民众的广泛批评。但与官方发言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错误不在逻辑层面，而是在于修辞过度。他们不仅滥用拟人（以鬼拟人）、象征（以坟墓象征天堂）、隐喻（以眼泪隐喻忠诚）和夸张（“含泪”）手法，由此引发互联网民众的正义怒气，而且还时常滥用小说虚构技巧来自我表扬。余姓作家是玩弄这种技巧的行家，但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所谓网友“赞美信”，却被人当即识破——那不过是一堆伪造的赝品而已。网民就此判处其作文“不及格”，评语是“编造书信”。这是一场奇特的角色置换游戏：名作家沦为语文不及格的小学生，而网民成了嬉笑怒骂的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官方语文的叙事危机。语文，这件寻常的交际工具，从反面证明了自身存在的重大意义。所有那些行政官员和官方文人，在庄严悠久的语文先生面前，突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在意见社会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霸权优势，变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社会进步。在意见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國推入“有限的意见社会”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社会，无非就是意见社会的某个初级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1、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言行；2、民众意见揭示并放大了政府叙事中的语文裂缝；3、民众的意见表达，还有各种不成熟的表现，例如未能自我过滤各种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等等；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但无论如何，这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犹如旷野上的稗草。

　　民众成为语文老师和语文考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和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几乎成为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民众站在滑稽语词的台座上，跳起令人晕眩的语文舞蹈。他们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中國语文经历长期冷遇之后，再次被意见社会送上了无限炽热的云端。

　　不错，“语文”既是一种批评性隐喻，也是一种真切的文官技能。行政表达的语文弱势，业已成为民主建设的严重障碍。落后的语文水平，拖了政治改革的后腿。为此，重新恢复大学语文公共课的呼声，正在变得日益高涨。那些新闻发言人、官方新闻稿的写手，政府文件的起草者，有必要率先作大学语文的教育回炉，重修逻辑、语法和修辞课程。只要通过严格的测试，他们就能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官方叙事和公共言说。这种基础能力测试，应当被列入全体公务员的考核体系。毫无疑问，公务员在具备政治良知的同时，必须兼备基本的语文能力，据此讲述合格的故事，维系政府言论诚信的底线，而不至于被民众误解为拙劣的谎言机器。在意见社会，只有穿越这狭小的语文瓶颈，行政体系才会有自我进化的希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朱大可

　　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在美国无缘享受实况转播。不仅如此，许多重要比赛，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实况转播，要等十二个小时看录像重播。此事在美国似乎无关痛痒，却反映了商业化后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危机。

　　美国的商业产权非常严格。ＮＢＣ在1988年买断了奥运会的转播权，其他电视台报道奥运会比赛新闻时，连短镜头都不容许出现，只能播出记者传来的照片。ＮＢＣ拿着垄断权决定不实况转播，谁也就都看不到了。

　　这一事例非常形象的为我们演示了一个跨越两个时代的奥运会的商业价值。

　　要知道，ＮＢＣ签约买断转播权时，自以为垄断了一笔大买卖。那时世界还在冷战之中。而奥运会的人气，其实就是冷战抬起来的。苏美两大阵营你死我活，核武器足以毁灭对方。在核威慑下谁也不敢轻易动武，满腔敌意就全拿到奥运会上来发泄，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奥运会就不仅是体育比赛，而是赢天赢地的世纪大战、或国家战争，乃至一场比赛就导致万人空巷。但是，1980年西方国家和中國因为苏联侵略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四年后苏联东欧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作为报复。奥运会一时穷途末路。但是，1988年则是双方在汉城奥运会再次聚首的时刻，大戏又一次唱起来。ＮＢＣ这时出手买断转播权，不能说没有生意眼。

　　可惜，冷战很快结束，奥运会成了纯粹的体育比赛，失去了往日那种善恶决战的布景，味道失去不少。更糟糕的是，此时奥运会已经高度商业化。美国在竞技设施、训练技术、运动医学、体育市场等等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一头。结果，从苏联、日本的花样滑冰选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长跑运动员，到包括姚明在内的世界各国ＮＢＡ球星，平时全在美国训练并参加各种商业比赛。美国观众对这些人已经相当熟悉了。奥运会对美国观众而言，不过是把国内各种商业比赛中常见的面孔，按国家重新组合再比一次。这还有什么新鲜的呢？所以，ＮＢＣ的奥运会转播的收视率直线下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已经开始赔本，以后也不断挣扎。现在是否扭亏为盈，还不可知。

　　这也难怪ＮＢＣ不敢实况转播开幕式。因为美国东部时差和北京正好差十二个小时，实况转播只能在早晨上班时间。这当然没有收视率，所以要集中在晚上黄金时间播放录像，使观众集中些，广告效果好一些。但是，即使如此，这个黄金时间还会受到美国其他体育比赛的挑战。是否能赚钱，现在还很难说。

　　把体育当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旗，固然扭曲了奥运精神。但是，把体育当成买卖，完全商业化经营，也使奥运会丧失了往日的魅力。在商业体育时代，奥林匹克运动仍然是只迷途的羔羊。

　　作者:薛涌

　　公元2008年8月3日夜，“俄罗斯的良心”在莫斯科停止了跳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щын）——被当今俄罗斯媒体称之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于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寿终正寝，溘然长逝。

　　索尔仁尼琴是第二世界大战后，前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最伟大的作家。一生偃蹇困顿，几近失命。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作战英勇，奋不顾身”，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从一般士兵到炮兵连长，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业余时间，索尔仁尼琴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和对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入微观察，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有资料披露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俄共《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黨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之后，前苏联文坛揭露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当时的苏联通过众多文学作品，揭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红色恐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地狱般的黑暗生活的一角。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但好景不长，随着苏联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索尔仁尼琴已经完成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已无法在苏联国内发表。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苏联当局严厉指责。1968年，被秘密偷出苏联境外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手稿在西欧发表，引起了法、德、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广大读者的巨大反响。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不批准他前往领奖。1972年瑞典皇家学院派常务秘书前往苏联给他授奖，被苏联政府拒发入境签证。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长篇小说，深刻揭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红色恐怖下的苏联监狱与劳改营囚犯们地狱般生活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

　　1975年57岁的索尔仁尼琴定居美国后，创作出版了《红轮》等多部长篇巨著。

　　1991年布尔什维克一黨独大，極權加红色恐怖统治的苏联解体，经济濒临崩溃的俄罗斯，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现实窘迫。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前苏联，送走了暗无天日的極權统治。俄罗斯获得了新生。

　　1994年76岁的索尔仁尼琴及其全家，被时任俄国总统叶利钦“英雄般地隆重欢迎回到俄国首都莫斯科居住”。前俄国总统普京，曾催人泪下地赞美索尔仁尼琴说：“全世界人民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他的文学创作与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拜读和品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每每心如刀割，特别是品读他的《古拉格群岛》、《1914年8月》等以揭露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一黨坐大以及斯大林时期“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作品时，每每仰天长叹，愤懑无比，心中祈祷苍天，何不行暴风骤雨、雷霆万钧之能，劈死这些灭绝人性的人类公敌，人间有如此作贱同类的政治和政权，当时的苏联人民活的实在连畜生都不如。在拜读索尔仁尼琴数篇作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无数次的认真反思，但由于学识浅薄，百思不得理解，人文荟萃的俄罗斯，百年前对国家命运的抉择时，为什么到了白痴的地步？历史上的俄罗斯，虽经沙皇长期的奴役般统治，但在其广袤的国土上，人才辈出，特别是近代，像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 、契诃夫 果戈里、杜思妥耶夫斯基 音乐家彼得·柴科夫斯基、葛令卡、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舞蹈家乌兰诺娃，画家列维坦，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舞蹈家乌兰诺娃，科学家图波列夫、瓦维洛夫、巴普洛夫等。他们的杰出贡献使得近代俄罗斯文化优秀、科技进步、迅速成长为一个科学技术领先的现代工业国家。同时俄罗斯又紧邻人權宣言的发祥地法国，大量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到法国留学生活，广受法国大革命和近代人權思想的影响，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近代俄罗斯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甚至是多数民众，怎么会选择了布尔什维克这种崇赏暴力革命、極權与邪恶为一体的法西斯政黨来驾驶俄罗斯这条人类迄今最大的国家航船。以至于在近百年的極權红色恐怖统治中，俄罗斯大地上演了一幕一幕的犹如人间地狱般的现代吃人活话剧，广大的俄罗斯人民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思想和言论自由，甚至必须为朝不保夕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日夜担心、惊恐万状。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那个年代——人人谈之变色的极端国家恐怖机关。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精神财富、人文科技财富，民族自豪感等等，在无情的專政、逮捕、杀戮中消耗败坏殆尽，甚至到1991年前后，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几近崩溃。连莫斯科的居民因经济拮据都感到了1991年俄罗斯大地的冬天是如此的寒冷。同时我想，也正是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这种人类极端的社会政治生活，造就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使他在经历了红色恐怖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看到了人类本性中的无耻、贪梦和野心家的残暴、冷酷和无情，看到了“秉权者因权力无人看守和不受制约”而演化出的自以为“天命所授”、“舍我其谁”的自我陶醉和政治妖魔，看到了集權统治下的权力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敢；看到了人类本性中的懦弱、恐惧和明哲保身的丑陋，看到了一个被驯化和杀怕的人民逆来顺受的麻木和引颈就戳的无奈。索尔仁尼琴以“堂吉诃德”式的“忘死”精神对这些人间杀戮活话剧的忠实记录，血泪控诉，无情的鞭挞和谴责，在引起前苏联统治集团的政治惊恐和厌恶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个人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折磨——政治流放、牢狱之灾、开除国籍等等。但更引起了全世界“热爱政治民主，践行言论自由，崇尚思想多元，敬畏人權神圣”的国家及其人民对極權社会制度的坚决唾弃和对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崇敬。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并受到联邦德国、瑞士、瑞典、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定居邀请和访问邀请。俄罗斯推翻前苏联集權统治获得新生后，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像欢迎英雄般地隆重欢迎索尔仁尼琴及其全家回到俄国首都莫斯科居住”。原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索尔仁尼琴催人泪下地对高度评价，以及俄罗斯人民将索尔仁尼琴誉为“俄罗斯的良心”。是全人类对愚弄本国人民，实行獨裁统治，践踏民主自由的恐怖集团——原苏联布尔什维克黨恐怖野蛮统治的共同控诉和唾弃的最好见证。是全人类对原苏联布尔什维克黨恐怖野蛮统治集团覆灭的弹冠相庆。是全人类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能够表示的最真挚的最高敬意。

　　每当我读到法国文豪左拉(Emile Zole)在为魔鬼岛的囚犯义正辞严，奋笔写下“我控诉”(J’accuse)等文字的时候；每当我读到俄罗斯文学大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щын）用《古拉格群岛》、《1914年8月》等文字控诉極權统治的噩梦般罪行的时候，每当我看到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Pablo Casols)，在为自由民主原则声色俱厉，拒绝到任何有極權政权的地方去演奏的时候，我的心中倍感安慰。人类赖以生存这个地球，人类共同生息的这个世界毕竟还有敢于鄙视强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志士仁人，他们挺身而出、对质極權，使人类共同执守的普世正义和原则不至永远蒙羞；使人类普世公认的“人人生而平等”和“联合国两权公约”在地球上依然專制的苦难的角落不至于永远无法践行。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是对“颠沛流离”这一中國成语的最完美的诠释。苦难和对專制政权的抗争造就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您是俄罗斯的良心，您是全人类一切追求民主、尊重人權的人们的良心，不知道您的陵墓会不会安放在新圣女公墓的绿树青草之间，不知道您的墓碑会不会雕塑成手持利剑，反抗專制统治的俄罗斯民主和人權斗士，不知道您的墓碑上会不会镌刻着：俄罗斯的良心，伟大的自由民主战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щын）在此安息。

　　作者:呐喊

　　近来广电总局下了两个禁令，一个是禁播丰胸类，增高类等五类产品的电视购物广告。一个是在17-20点禁播境外动画片。这两条禁令真是无耻到极点！

　　首先，丰胸和增高这些产品为什么要使用电视购物作为宣传平台呢？因为这些产品从特性和购买习惯上需要长时间的说服，消费者需要比较深入的了解该产品的成分和功能后才可能做出购买决定。而15秒或者30秒的电视广告是很难达到介绍宣传效果的。

　　当然不能否认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电视购物的产品有夸大宣传，虚假宣传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电视购物的广告都有问题，所有电视购物的产品都不好。

　　现在好了，你广电总局一个通知，所有的都不让卖。那么请问一些真的有效果的产品，没有虚假宣传的产品，完全合法经营的公司，现在糟到了损失，谁来赔偿？广电总局吗？

　　这是政府部门给企业的一个什么信号？中國的行政处罚有连坐制度，一个类别里只要有几个产品犯法，其他产品一律赔葬。如果我是企业家我就会意识到，即使我合法经营，真实宣传一样会遭到行政部门在制度上的惩罚。换句话说我规规矩矩的在街上走，忽然有个警察冲出来要罚我款，理由是一旁有很多人闯红灯。

　　不晓得广电总局的领导们是不是得了梅毒，不看病不打针，直接挥剑自宫呢？

　　至于禁播动画片我就更看不懂了，所有外国动画片都是广电总局审核过才允许播放的。按道理来说在内容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内容上有问题就应该全面禁止播映。不过在黄金时段之外又可以播映，那么此次禁播就不是因为内容的考虑了。之外还有的一个解释就是扶植国产动画产业。

　　这个道理就更说不通了，国家的扶植哪些产业，应该首先采用经济手段，比如关税，补贴等等措施。要管也是产业厅管和你广电总局有什么相关。广电总局并不是直接管理国产动画的制作，顶多也就是国产动画的发行渠道之一罢了。

　　中國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不敢奢望在我们的国家各个市场能够有多么平等的竞争，至少我们国家应该有一些自由竞争的氛围吧！国外的动画片和国内的动画片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他们依靠自身的实力获得竞争的胜利有什么错？为什么要用强制的手段剥夺他们的竞争成果？如果觉得外国的动画片影响了国内行业的发展，可以提高进入壁垒啊，提高引进关税。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销售自由呢？使用经济限制，外国的动画片还有机会通过近一步提高产品质量获得占领市场的目的。现在这样限制自由竞争，就是告诉外国动画片你们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在中國市场成功。

　　我们的政府这样的工作，我们还想指望那些西方国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吗？还有，有的企业，电视台已经引进了国外动画片，有的观众已经在看进口动画片。你一禁，意味着观众失去了选择的权力、企业和电视台遭受了经济损失。请问这些损失是广电总局负责赔偿吗？

　　你一个政府部门，颁布了法令，让一些遵纪守法完全没有过错的人遭受了损失。你们需要承担责任吗？

　　电视购物节目出现了问题，是你们广电总局监督不当，你们应该承担责任，领导应该下台。而不是阉割疗法，让受你们管辖的企事业单位替你们承担损失。国产动画片卖不掉，是国产动画工作者无能！不能用全国观众的眼球和许多企业的利益来替动画产业者的无能买单。

　　广电总局是一个国家一级的行政机构，都能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我们中國的行政机构，还有多少个广电总局呢？谁又能知道？谁又在反抗。

　　作者:夜雨飘临

　　今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公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今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同上371页）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湖南老友”这一特殊身分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他的老乡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44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性格，以毛澤東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鲁迅如果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在北洋军阀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黨时期，据说他还遭到过浙江省黨部的通缉，但他至少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鲁迅所生活的1936年前的中國，和毛澤東统一宇内之后相比，真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写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鲁迅的时代，至少他还可以办《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什么黨或什么机构的恩准，因为这是他作为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那毕竟是储安平说的自由“多”还是“少”的时代。

　　1949年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公共空间一息尚存的时代，开始了一个不许批评、不能容许任何不同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对无产階級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國的未来，他有过朦胧的期待。朱、毛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身后21年，曾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主宰了整个大陆的命运之后，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不仅是鲁迅期望的巨大失望，也是对他当年期望的无情嘲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民族魂”，虽然毛澤東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毕竟鲁迅已死，可以成为领袖“打天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道具。假如他活着，在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毛澤東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臭老九而已，至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统战对象罢了。

　　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國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都迎刃而解。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

　　作者:傅国涌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长学习并接纳外来先进文明的国家。现代日本文明究其实是汉唐帝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复制品。一个处于蛮荒状态的草昧民族，就因为虚心学习接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跃升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过中國老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文化巨人。

　　日本民族在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不但能做到虚心诚恳全心全意。而且能很好的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尤其是融合本民族的文明优势，结果日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很多方面超越他的老师。

　　和日本民族相反，中华民族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深闭固拒妄自尊大，实在无法排拒时就采取“拿来主义”，摄取形式排泄内容；同时用“民族劣根性”对外来文明进行“筛选”，能够适应“中國特色”者才能“为我所用”。因此外来文明进入中國后大多变得不伦不类，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内赅。一个典型例子是自掘坟墓的满清政府在进入墓门的前一年为了缓解内外危机，仿效欧洲政府建立“责任内阁”，可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居然有九人来自“皇族”？

　　当“西方文明”不能按中國人的期望值解决中國的“传统问题”时，我们就很容易简单地把过错推到“西方文明”身上，丝毫也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引进的“西方文明”；而是“传统文明”的惯性作用，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

　　下面列举几条最具代表性的“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一、 性开放。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國性观念异常保守，“性”一度成为民众谈虎色变的话题。除了伟大领袖一人外，民众必须奉行“禁欲主义”，性行为机械化政治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性开放”理念被饥渴的国民以最大的热情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甚至于比西方走得更远更离谱。

　　下面几则众所周知的“西洋传闻”最能体现中國人对西方“性开放”的理解。

　　传闻一：美国女中学生在上学前，母亲总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

　　传闻二：美国夫妻不干涉对方的“性自由”，双方在外面都有一个或多个情人。丈夫回家撞见妻子和情人做爱，多半选择礼貌地退出来……

　　传闻三：美国的海滨浴场，男女全都一丝不挂……

　　中國的“极端女权主义者”甚至杜撰出这样一个版本：妻子出门时丈夫都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告诫她若遇上色狼千万不要反抗，因为“生命”比“贞操”更重要；但和色狼做爱时别忘了戴上“避孕套”，因为“生命”离不开“健康”……

　　如果美国人听到上述几则关于他们的“性开放传闻”，震惊程度应该不下于听到“911”恐怖袭击消息。传闻中的他们不是和动物没有任何分别吗？他们的“人性尊严”哪里去了？

　　我们对美国的“性开放”确然存在严重的误读。

　　首先美国的“性开放”只存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群体”；主流社会的“性观念”则远比我们保守，大众传媒和公共场所也远比我们“干净”。

　　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和多数人不能随意剥夺“少数群体”不触犯法律的爱好和行为。所以美国有专为部分追求性刺激的成年人开设的 “成人俱乐部”：“回归自然派”男女还可在远离公众的海滩一丝不挂裸浴：“好莱坞”影星也可追求“私生活丰富多彩”……但这些“性开放”把戏只限于“特定群体”和“特定区域”，美国的主流社会则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观。美国的公共场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传广告；我国的色情广告则满天飞，与性相关的影视宣传画和壮阳招贴从大街小巷一直贴到公共厕所。美国的电视也非常干净，连骂人的脏话都被删掉；可我每次旅行到一个县城，在大街上经常能听到录相厅传出的女人高潮时呻吟声。象纽约这样的海岸国际大都市，因为外来人口较多，外来文明占很大比重，性保守倾向还不十分明显；但在主要由美国本土人居住的内地中小城市，美国人则表现得象货真价实的“清教徒”。美国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与色情有关的场所都必须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远离教会、学校。既便如此，他们还时常遭受一些周边居民的抗议。相比之下，我国的色情业不但“丰富多彩”；而且不顾对青少年的影响。我国的星级酒店，小姐进进出出已经成为没有人会因此大惊小怪的正常景观，加之洗头房，洗脚房，卡拉ok，夜总会等诸多色情场所，堪称世界之冠……

　　当未成年中学生走在大街上，眼中看到宣传画上戴有挑逗性的性感女体和淫秽文字；耳中听到女人高潮人呻吟声，他能不想入非非吗？能不想到去引诱他的女同学吗？如果引诱达不到目的，能不想到实施“性暴力”吗？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直线上升，“性开放”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其次美国的婚姻家庭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滥情任性不负责任。美国人在计划结婚之前是有些随便；可一旦结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家庭始终摆在首位，连工作也得从属家庭，很少结了婚的人还会经常去娱乐场所和别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归泡吧。美国离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间大多能对配偶保持基本忠诚，尤其是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教养的绅士阶层更能以身作则。性绯闻不但令政务官吃不消，绅士若是沾上性绯闻也一样会失去社会的尊敬。

　　再次美国人讲求生命的尊严，甚至于把尊严看得大于生命。所以认定美国女人都会对强奸犯俯首听命是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的中國人才会相信的无稽之谈。前段时间看到一则网文，写手居然嘲讽一位为保贞操誓死不从歹徒强暴的烈女子，文后还有不少人附和？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性观念已“开放”到如此荒谬的地步！

　　二、 金钱选举。

　　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健全，总统和和行政区域一把手都是民主直选产生；各级议会也是全民公平普选产生。民选政府的第一职能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民众就会在下次选举中不投他的票或在任期内弹劾罢免他，得罪民众的政务官轻则丢官重则身败名裂。只有极少的傻瓜政务官才会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愚弄民众或以权谋私。美国的各级政府都是“民本政府”，绝大多数政务官都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在任期里能尽职尽责，极少腐败渎职现象，个别例外也能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美国选举制度的功劳。一个如此科学理性的选举体制，应该成为文明世界学习仿效的样板，可我们的多数国民却对美国的选举存在很大的误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就盲目给对方贴上“金钱选举”的标签。

　　国民之所以容易相信美国的选举是“金钱选举”，一是媒体的误导；二是从电视里看到总统候选人组成庞大的竞选班子一个州一个州去拉选票，没有大量的钱是不行的。在电视普及的时代，赢得选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黄金时间发表电视讲话。可占用大段电视黄金时间需要花很多钱……所以美国选举需要很多的钱铺路，没有钱在信息社会寸步难行。因此富人很容易用金钱操纵选举，只有富人才能决定选举结果，要么自己直接参加竞选；要么把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用金钱扶上台？

　　因为我们不了解美国的选举运作方式，所以很容易形成上面的错觉。美国的竞选机制早就设置了富人用金钱操纵选举的壁垒，在运作方式上使金钱的影响降到了尽可能低的限度。

　　美国选举确然要花很多的钱，但金钱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富人很难用金钱操纵选举。美国的竞选机制使穷人和富人拥有相对公平的竞选机会，富人在竞选时不但无法发挥金钱的优势，“富人身份”甚至会成为竞选的累赘。美国的历任总统除了肯尼迪一人外极少出身豪富阶层最能说明问题。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最能说明美国选举给穷人提供了均等竞选机会：总统选举制规定：对于没有经济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国会可以拔给他一笔可观的竞选经费，但很少有候选人愿意领用这笔竞选经费。一则那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竞选铺路候选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二则总统候选人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和人望，就能通过正规渠道筹集到必要的竞选经费。

　　也许有人会问，给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的富人难道不会提出相应的条件，待候选人当上总统后再利用手中职权维护并拓展他们的利益吗？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当选的虽然不是富人总统，可一样只能做富人在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一样是“金钱选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上述情况其实在美国很难发生，一是提供竞选经费的美国富人很少会提出“用公权作报偿”的条件，美国富人的情操智商毕竟和中國富人有很大的差别；二是就算个别富人提出那样的条件候选人也作出相应的承诺，当选总统在任期内也没有相应的权力履行自己的承诺。

　　美国总统在国内的行政经济活动受到司法机关、议会和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空间极为有限，以权谋私的机会很少。你别看小布什在国际上颐指气使、今天指责这个国家是邪恶轴心，那个国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胁军事打击北朝鲜，俨然成了地球的家长；但他在国内的权力小得可怜，他的任何行动、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批准，没有国会的授权他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当地民众直选的，在宪法框架内只对当对民众负责不对总统负责，总统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长官也降不了他们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亲信或插手政府采购和地方公共工程。美国总统可以把巴拿马总统抓到美国审判，可美国的一个普通市长就可以不买总统的帐。联合国50周年庆典时，纽约市长为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市长居然把克林顿总统邀请的客人阿拉法特“请”出了剧场，理由是阿乃“恐怖主义分子”，气得克林顿七窍生烟，但也只限于生气而己，对市长的决定他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

　　我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官的亲信在下级权力机关和大企业是“抢手货”。美国的情形则刚好相反，政务官的亲属在他的辖地常成为企业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因为你一旦任用政务官的亲属，你的公司企业就会成为公众和媒体质疑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就会暴露于无孔不入的监督之下，这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美国人一旦当选政务官后，他的亲属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受到“就业歧视”；还不能享有“完全公民权”，犯同样的错误要比普通人承受更重的处罚。小布什就曾因此深受其害，因为他拥有一个总统父亲，所以“二等公民”的感受格外强烈，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并一度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后来因为皈依基督教才在灵魂上获得新生。

　　在上述境况下，总统能利用公权为竞选捐助人谋求“私人利益”吗？

　　美国的总统竞选特别讲求“公平原则”，总统候选人无法利用金钱优势来破坏“公平原则”。美国政府和民主、共和两大黨都没有受控于自己的电视台和报刊，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政府和黨派无法利用职权来控制“话语权”。不但权力机构无法控制“话语权”，私营电视台也一样必须遵循话语上的“公平原则”。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用金钱买得某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发表电视讲话，该电视台必须在不另收一分钱的情况下让其他总统候选人在同一时间段发表同样长时间的电视讲话，否则该电视台就是违法。这一“公平原则”有效地防止了富人利用金钱优势垄断对公众的“话语权”，先声夺人谋求竞选的优势。

　　在保障必要竞选经费和“公平原则”下，你能说美国选举是“金钱选举”吗？

　　三、 个人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人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的内涵与中國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们是从字面上理解“个人主义”的，既“个人利益第一”？在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下，西人以“自我”为中心各自为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他人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西方“个人主义”的真正内涵与中國人的理解刚好相反，从本质上来说西方“个人主义”其实是“利他主义”。西方文明强调社会是由单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每个生命个体都不能被社会忽视，都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都应尊重他人这个利益实体的存在，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忽视甚至侵害他人利益。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只注重自身利益而无视他人利益，或者因为集体利益而践踏个人基本权益，这个社会就会陷于自相残害的利益冲突之中，最终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伤害。如果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不因集体利益践踏个人基本权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和諧统一在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之下，每个人的利益都会稳步增长……

　　因为西方文明讲求尊重个体，尊重他人利益，欧美国民特别注重“公德”。“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和“插队占道”等中國司空见惯的社会景观，在欧美国家很难看到。助人为乐也成为西人习以为常的美德。在英、美、德、法等国，人们在公众场合说得最多的话是“对不起”和“没关系”。一个人遇到不幸时，周围素不相识的国民都会给予真诚帮助……

　　西方“个人主义”的英文单词是“individualism”。我无法追究最早把individualism翻译成“个人主义”的那个中國人怀着何种动机？这个翻译显然是不准确的，不但不能表达individualism的真实意思，也极容易误导中國人的价值取向。问题是这一有意误导对外国人并无多大损害，主要受害者还是我们中國人自己。

　　四、 拜金主义。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人与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了。对金钱的追逐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致富经验”，自然把“挣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终极奋斗目标。当我们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造成社会道德普遍下滑，面临群体信仰危机和品格崩溃时，我们才发现“金钱”是一柄双刃剑，能成事也能坏事，奉行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利小弊大。新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义”的始作甬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才发现美、英、法等国金钱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西人对金钱的热情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我们先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拜金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又一悲剧性误读。

　　当成千上万的中國富翁不惜伤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敛巨额财富，肆意挥霍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时，越来越多的中國人知道：多数外国富翁把通过勤劳智慧挣来的正当财富回报社会，晚年把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或学校。前不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裸捐”最能说明问题，他把自己名下580亿美金的巨额财富悉数捐给慈善基金会，没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分钱的财富。众所周知比尔.盖茨创建了软件帝国，他的财富是凭借勤劳和超人智慧，掌握先进生产力挣来的合法收益；不象中國的多数超级富翁一样依靠“特权”和“投机”来聚敛非法财富。比尔.盖茨捐献合法财富与我国富翁挥霍并遗传非法财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我们和西方在金钱面前的态度反差。

　　当美国的多数富翁在晚年都争相把财富捐出来回报社会时，我们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信奉“拜金主义”吗？

　　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又自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难道不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吗？

　　和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專制国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托克维尔在他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时写道：“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專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这是因为在專制社会中，即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可是由于继续剥夺了大众参与社会的各种权利，从而将人的生存依然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所以对金钱的崇拜，在一个專制国家中，可能比一些民主国家表现的更为极端、强烈和不择手段。正是專制社会对权力的垄断，才无法使它的人民产生对生活更加丰富的情趣，因而他们在金钱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种极端。

　　…………

　　去年我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这篇杂文里，曾经说过我们的文明在继承和学习倾向上出了大问题，具体表现在容易吸收外来文明的垃圾和劣势；对外来文明的优势要么深闭固拒，要么令其沾染“中國特色”。

　　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闪亮部分应该是民主、宪政、法治、人權、廉洁政府、新闻自由、任人唯才、公平竞争等……这些先进的文明成果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掺和“中國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后变种成又苦又涩的“积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的选举，民主选举无疑是从西方学来的，可我们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选举“改革”成“走过场”的闹剧。当欧美文明国家公正公开“直选”各级行政一把手时；我们依然热衷于“暗箱作业”，预先圈定候选人，甚至于搞什么“铁定当选”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只有一个）？

　　我们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接纳了西洋文明的暗点。不但全盘吸收了对方的暗点；还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把暗点发扬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暗点莫于过“性开放”，我们不但学来了，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美国的离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们则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国的政务官在任期内不得有绯闻；我们的地方权力人物则热衷于“包二奶”。美国离婚自由但绝大多数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诚，我们的婚外恋则成为时尚，有条件者多想试一试……

　　当我们感到外来文明的“垃圾”供不应求时，我们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对外来文明进行有意识的“误读”和“加工”，给自己的文明暗点贴上外业文明的标签。明明自己信奉“金钱万能”，偏要说美国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明明自己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偏要把西方文明的“利他主义”误读为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

　　我们的文明向何处去？

　　天佑中华！

　　作者:熊飞骏

　　洋历2008年4月29日凌晨1是12分，柏杨先生去了，中华民族一把锋利的“文剑”悄然如鞘，收归黄泉。此世此间，或许再也没有了中國式的唐基可德，再也没有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也没有了“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跳梁小丑”。人生的路，辉煌也罢平淡也罢、坎坷也罢顺畅也罢，伟大也罢无耻也罢，柏杨先生，您“曲终人散，精彩谢幕”了。

　　知道柏杨先生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还在读大学，同学中热传一本叫《丑陋的中國人》的据说是来自台湾的禁书。抢到手中，在被窝里用电筒照明，一宵读完。之后，经夜未眠，忿满不已，心想“辱骂、鄙视、厌恶、恶心中國人者，大抵莫过于此吧。此狂叟耳，枉为中國人。私下腹诽：（彼时）台湾民主未开，專制犹在，竟能容此老贼？特别是”酱缸文化“、”酱缸蛆“一比更是深恶痛绝，绝难接受。随深恶之，但所写之事、之为、之人、之理，虽年少不更，但也隐隐觉得”似曾相识“，竟将自己的父母、亲人、老师和自己等拉进文章做一比较，以至造成”心中有鬼而不胜惶然“，几天不敢正眼看人。遂记下作者名字——柏杨。后走入社会，工作、生活、交往，结婚生子，亦随社会之波逐生活之流，蝇营狗苟的社会勾当，虚假奸巧的人际关系，耳洗目染，游刃与酱缸之中，台上说鬼话，台下鬼说话。总之是因心中几无如何做人之是非标准，所以得意也罢失意也罢，白驹过隙，恍然竟十年有余矣。有一天突然想起应该重读一下《丑陋的中國人》。于是借网络便利，不但又细读了柏杨先生的《丑》文，更大量收集研读了先生的其他文笔。掩书自思，惭愧之情不言自羞，感彼时年少，不喑世事，疑先生为”族贼“，真无知之徒尔。细想工作以来，十年人生路，无数现世剧，弄乖使假，尔虑我诈，勾心斗角的勾当，历历在目、不胜枚举，一如柏杨先生笔下的情景剧，一如中國人劣根性的刻薄表演，一如”酱缸文化“的冲天异味，我辈不是”酱缸蛆“？又是何物？

　　前些日子，闻柏杨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感慨，蠢蠢欲动，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示哀敬。但忽然汶川地震，心如刀割，月余来以泪洗面时不可记数。今稍有暇，拙笔拟文。

　　年轻时的柏杨先生按当下的说法，应属“愤青”一类，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19岁时，曾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还曾担任蒋经国时期文艺部队“中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表明，柏杨先生在青壮时，在思想观念和个人追求上，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世事难料，命运多舛，已经逐渐“崭露头角”的柏杨先生（已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任主编）。因1967年，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Man），每周五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上连载。其翻译文中用一段情节是：卜派（Popeye）父子流落到一个丰饶的小岛后“励精图治”，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纲领等，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情节，由于与当时的“蒋政权”偏安台湾的政治世像太过相似，被台当局解读为对蒋氏父子的讥讽，遂以“侮辱元首”和“通匪”罪名被判入狱。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更多的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这样的遭遇使人近半百的柏杨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彻底的、冷静的反思，让他产生了“四十年如一梦”的幻灭感。使他彻底屏弃了中國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奴才相的丑陋和糟粕，催生了他“为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的观念，奠定了他“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人生理念。出狱后，柏杨先生更加关心社会、时政，深刻反思中國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毒孽和中國人人性中的丑陋。先生笔耕不倦，孜孜以求，我等后辈才有了能够在今世拜读到《丑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纲》、《白话资治通鉴》等让中國人象打翻了五味瓶似的惊世之作，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达千万余言。

　　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先生：“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柏杨先生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著述等身，一生中留下数千万的文字；有人说，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人權与平等的考量。斯言不谬！

　　但最是感佩的还是柏杨先生的“酱缸论”。

　　中國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产生了“酱缸文化”的社会和“酱缸蛆”的人，柏杨先生道：“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國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柏杨先生详细分析酱缸的构成至少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 而且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中國人民和民族，渐渐沾染上“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 ’，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以致中國人渐渐染成了这“酱缸蛆”后方能“有滋有味”的活命。这酱缸的“病源”——是中國推崇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被柏杨戏称为“吃冷猪肉”的“圣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做官”成了中國文化成分中最具诱惑力和最为扇情的原动力，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摆脱“劳力者”的被治而蝶变为“劳心者”的治人。正是中國传统文化崇拜权力，追求升官发财，以致千百年来中國知识分子始终沦落为依附“官家”和“权力”的帮凶和奴才，进而能够“化淫棍为圣明”，因为“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不信？柏杨先生有证：“请看《礼记》内则原文：”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这通过“知识分子”这一礼记，皇帝老儿乱搞就成了周公之礼。天下之女“依法”均可被其乱搞且求之不得。《红楼梦》上贾元春女士不过皇帝老儿怀里一个娼妓罢啦，可是你瞧瞧她家的荣耀和感激入骨之状，真使人打呃。

　　为什么中國将相人物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乎哉，这跟对权势疯狂的崇拜有关。（历代将相人物可是中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中國从古代到近代，云云几亿到近现代十亿之众，对哲学的思辩、对科学的发明，对自然的发现，真的是乏善可陈.盖因中國文化的骨子里不包含哲学、不包含自然科学。只包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包含“读书做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包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崇拜、依附、媚奴权力的变态的酱缸文化理念。中國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几近灭国，皆是因此所误。

　　柏杨对中國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且看他的一些论断语录：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國人对权势这么疯狂，和这么深入骨髓。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为什么中國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这些一针见血的话，至今读起来仍振聋发聩，直觉如芒刺在背。

　　祭奠柏杨先生，重读先生言论，也让我静下心来，深刻反思了一番“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痛失近十万同胞手足的哭泣和悲戚中，隐忍了许久的心中的不解和不爽。似乎理出了一点点为什么在13亿中國人人性觉醒，举国哀痛、奋力救灾的大环境下，先是有各路媒体的“皇民式，太监式”的令人苦笑不得的惯性报道方式，然后是无耻文痞们的“成仙论”“幸福论”等等的百般阿谀奴语。再后是灾后“英雄”辈出的团队及其“表演”或叫“讲演” 种种世象丑态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心中恍然如梦，凄然成泪。不耻自拙拼一小诗，但为文祭柏杨。

　　先生警言尚犹在，

　　人间“文剑”已归天。

　　中國痛失诤言人，

　　敢有歌吟动地哀。

　　打破“酱缸文化”、不做“酱缸蛆”。21世纪的中國知识分子任重道远，21世纪的中國任重道远。柏杨先生一路好走。

　　最后录先生的一篇“自像诗”结束此文。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作者:呐喊

　　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陋”——浅薄而丑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稍有一点点理性的中國人都会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國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國近现代的历史，中國的现状，全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决不是任何人们的“愤”（愤老、愤少、愤青），并更加上多么动情的美化、歌颂即能“混”得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加强我们自己反思的力度，真正深透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中造成“浅陋”的诸多极为有害的传统因素，真正以合乎真理、真实、真诚三大文明原则的方式，去深深地问一问自己：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什么如此“浅陋”——浅薄而丑陋？

　　前面我的文章，曾多次谈到，中國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产生不了自己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思想理论家，而惟一能够不断地涌现的，却只是大量无知、无学、无能、无用、无耻的拷贝孔丘及其儒家“思想”的“骗子”和“白痴”。少量真正可能的“天才”，在中國的这块土地上，绝对只有死路一条。其中极少的人们即使可能成为历史中的漏网之“鱼”，让他们在帝王将相之外，或“正史”之外“青史留名”，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充当一个命运悲惨的文艺家，例如在中國历代艰难浮现的某些杰出的诗人——时代的悲鸣者，也包括创作出了极少量古典巨著的文学家——绝望的悲号者。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对中國所谓“四大名著”的评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其实全都是中國人绝望中的呼声，是中國人的“四大绝望”之著，是对中國文化和文明历史的巨大“绝望”的伟大的文学记录。至于它们为什么是“绝望”的“记录”，网友们如果好奇，不妨回过头去翻阅我过去博客的文章。

　　近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鉴于中國儒家“文化”传统的始终如死一般强的顽固不化，在中國产生的就依然还是层出不穷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大量“半生不熟”的鹦鹉式的学者、专家、教授、博导，然而更多的，则还是依旧死抱着孔丘及其儒家浅薄而丑陋的衣钵紧紧不放的文人“骗子”和“白痴”。我真是怀疑，是否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國極權專制统治者的死硬地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都已经溶进了中國人的肉体血液，成了他们的代代相传的“生物基因”了。如果真是那样，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真就绝对地没有任何希望了。但从留学到西方的大量华裔来看，再从基本上是由华裔或中國人组成的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近代的变化来看，又更从长期以来曾受到过中國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希望，除非真是完全丧失了头脑的畜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有着自己头脑的“人”，我想，即使再长久的文化“传统”，竟会成为中國人的“生物基因”的情况，应该说还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永远都会有极少数顽固坚持愚昧传统至死的极死硬分子的存在，但这种人，我料定他们终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充其量不过是个顽固的复古主义的现代活标本而已。如果不信，就请试看今日之天下，有谁竟能阻挡得了正在越来越普传“人人平等”真理之光（人權、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等等的普世价值）的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大势？！

　　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我则更深信，即是中國的情况也已正在发生巨变。正是因此，我出版了两本具有不同问题指向的著作：《中國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应该说，这两本书都是我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其实已包括我今天文章的问题），但我透视这些问题的观点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新的逻辑方法、学说，无疑已更明晰，也更升华了。正是因此，当然更应该庆幸今天互联网络的自由和便利，所以我要尽量加速、全面、充分地表达我的观点，并把我的新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和学说，也尽快向广大的青年网友们宣讲出来，以便有利于加速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起来的步伐，这才真正是我终生矢志所希望达成的心愿。

　　要讲到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究竟应该是什么？

　　《圣经》中曾讲到，上帝在伊甸园里（为他自己）栽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实际上，这是在告诉人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实际上也应该为自己培植这两种树。与上帝不同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之树，培植的主动权却并不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尽管可以努力呵护自己的生命，但却没有能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充其量不过百年，虽然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人类“类”的生命，但毕竟任何个人的寿命，人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无限地延伸的。说白了，人类的生命之树的最终的奥秘还是在自然本身，或者说还是在上帝那里。但是关于智慧之树，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培植自己的智慧之树的主动权，基本上或主要的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这个自己不仅是个人自己，更包括社会共同体的自己）的手里。你想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么？虽然智慧之树的“根”依然还在自然或上帝的手中，但自然或上帝绝对没有像对待人们的寿命那样也要为人类乃至个人的智慧设限或封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想要让自己尽快地智慧起来，想要让自己的智慧之树尽可能地生长得高大起来，总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其智慧的永存，也是有可能的；其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主动权可以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一般来说，人类的生命之树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之树，而人类的智慧之树则既是客观自然之树（即是说，智慧的成长仍必须服从一定生命的客观规律），然而同时还更是主观相对理性之树和自由绝对悟性之树，而后面的两者，恰恰是包含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合作机制的共同体的运作之中的。在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己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真正有效的合作（自组织）的行为，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人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真正看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尤其是人类合作性的社会共同体自组织的能动性的价值。

　　下面，我们即从上述关于两种“树”的理解的意义上，来解释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呢？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即：人类在呵护自己的生命之树的同时，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民族等）还将通过自己和社会共同体的自组织的合作的努力，来共同培植个人自己和社会整体的智慧之树。人类为培植（个人的）这棵或（社会整体的）这些智慧之树所做（所言、所行、所思）的有关的一切，即是该个人和该社会（国家、民族等）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和文明。

　　由上面所述可见，无论文化或文明，它们实际上都主要与人类的智慧之树成长的状态有关，虽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智慧之树最初其实是为了捍卫生命之树成长的需要，而在生命之树的（身体）基础之上逐渐生长起来的；然而到了后来，人类智慧之树的生长发育反而更越来越变成了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的目标，甚至更成了人类生存的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本身。说到最后，人类的智慧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一般来说，文化更特指向个人，而文明更特指向社会整体；此外，文化和文明又其实是一个（个人或社会）整体的两面，文化是文明的现时的活动的状态，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整体历史的定态的总的合成。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更深入的讨论，我将放在以后的场合再继续进行，而下面，我们将接下去讨论中國文化和文明为什么浅（薄而丑）陋的问题。

　　上面谈到，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智慧之树。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其实就是人类智慧之树的高度、厚度和深度。上面更谈到，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事实上是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合作地（自组织地）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来检验我们中國人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全人类发现了多少真理呢？究竟为全人类发明了多少真实呢？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的真诚呢？令人非常痛苦的是，除了第二项，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一项和第三项上，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等于负值：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另一个则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完全没有（纯粹逻辑的）真诚，甚至却拥有反真诚（两千多年来，中國基本上是一个把说谎、装假、行诈即当作某种特别的处世能耐——计谋来看待的国度，所以在中國，人们是不会因为自己说了谎、装了假、行了诈而自我感觉到羞耻的，因为这正是孔丘及其儒家为了“亲亲、尊尊、长长”的需要而一直所提倡的）。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们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基本上是分别由它们所发现的先验的、客观的、抽象的真理（物质的、生命的、智慧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的高度，它们所发明的经验的、相对的、具象的真实（工具、方法、程序、技术等等）的厚度和它们所创造的超验的、自由的、意象的真诚的（情感的和思维的纯粹逻辑的）深度来决定的。

　　我们中國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如果用已经发现的真理来衡量，基本上等于零，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换言之，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浅薄”，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任何“真理”的发现，因而也就完全地缺乏任何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高度。我们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深度，如果用已经创造的真诚来衡量，也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还可能是负值，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换言之，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道德的“真诚”。而中國文化和文明的高度的“浅薄”再加上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深度的“丑陋”，它们更在一起严重地压缩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真实的“厚度”。这就是我对中國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符合客观（逻辑规律的）理性判断的总的结算。

　　这笔账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显然首先即应该算在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極權專制统治者们的头上，然而他们所利用的是什么“思想”和“文化”的工具来进行他们的实际上的统治呢？他们利用的几乎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工具。通过我前面大量的文章对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揭露，显然可见，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真理可言，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诚可言。孔孟的“天命”、汉儒的“天道”、宋明儒的“天理”、近现代“新儒家”们的“天心”、“天性”，它们讲的是“真理”吗？根本就不是真理，而反而更是极其无耻的反真理——反“人人平等”的伟大真理。当历代儒家们把孔丘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等儒家的信条永远地奉为自己做人的圭臬之时，他们能够具有在社会中做人的真诚（情感）吗？他们能够拥有纯粹的符合逻辑的思维吗？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事实上在两千多年之中，明显彻底地埋葬了中國人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明显彻底地摧毁了中國人的智慧之树，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却居然还要继续利用它来“发展”未来中國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这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呢？当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地行骗。

　　正是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國人彻底的垄断，才造成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直到今天的事实上的“浅薄”和“丑陋”，这是铁板上钉钉，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國两千多年来“文化和文明”历史总结的最终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國人的愚昧、落后、贫困、虚弱，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國人人格上的“丑陋”和中國社会（政治）体制的“丑陋”——统治者永远的極權專制、骄奢淫逸、狂傲、蛮横和毫不讲理，被统治者永远的孤苦无告、贫贱柔弱、奴性、无知和同样的不知道如何讲理，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才会让于丹女士、余秋雨先生、金庸先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当今中國的“文化”之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请你们冷静仔细地想一想，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到底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呢？它们有真理吗？它们有真实吗？它们有真诚吗？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再也不能如此地继续“浅薄”和“丑陋”下去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这是五四运动思想的先驱早就非常正确地发出的“呐喊”，这家“店”已经在中國兴旺发达了整整两千多年了，而中國人的文化和文明也整整“浅薄”和“丑陋”了两千多年。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用自己的脑袋去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还要把这早就该死的“孔家店”继续开下去吗？我们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脑袋啊？

　　作者网站：www.liming1944.com

　　作者:黎鸣

　　《功夫熊猫》和梦工厂此前大获成功的3D动画《史莱克》走的是同一条路子，核心故事是传统的励志童话，但形式上故意颠覆传统：主角不仅长相上没有传统美德，性格上也有弱点成堆；通过善意的嘲笑与自嘲，这些弱点成为搞笑的题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这两部电影的主创人员都仔细研究了各自的传统文化。不过，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史莱克》恶搞起西方传统童话经典肆无忌惮，如果放在中國必然“伤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是《功夫熊猫》在得心应手的外表之下谨小慎微，恶搞的都是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充分照顾了动辄得咎的中國民意。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一部非常聪明的电影。

　　但是梦工厂还是没有逃过中國人的抵制：一个叫赵半狄的行为艺术家，和朋友跑到广电总局门口去拉了一个横幅，要求“《功夫熊猫》滚回去”，并在博客上发表了抵制檄文。几天后，他便宣告了抵制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成都各大影院暂停放映。这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这场抵制活动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几乎遭到一致的“抵制”，或大赞这部影片如何尊重中國文化，如何老少咸宜，或大骂赵半狄如何无理取闹，如何自我炒作，甚至挖出历史证明他本人才是恶搞熊猫的“元凶”；另一方面，广电总局却反应迅速，又是接见抗议者，又是暂停放映。从赵半狄的博客看，还有官员亲自给他打电话告知他的“胜利”。

　　要仔细想起来，还真是让人忍不住心里酸溜溜的：曾几何时，针对广电总局的抗议和批评有多少啊，什么时候广电总局这么和蔼亲切、平易近人过？什么时候这么当机立断、“从善如流”过？

　　大家纷纷骂赵半狄，其实目标并不十分准确。争论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赞同大多数反对他的意见，但是倘若因此就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发言，那就错了。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也有胡言乱语的权利。胡言乱语流落民间，要么是不被理会，要么是公平讨论。在这件事情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言论是如何影响公权力的，公权力的决策程序到底是怎样启动的，又是怎样运行的？

　　再一分析就更有意思：从广电总局的利益看，其实它也应该觉得赵半狄是捣乱才对。这也正是大多媒体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赵氏而力挺熊猫的一个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广电总局为什么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还冒着违背民意的风险？点破机关其实并不困难。赵半狄的抵制檄文虽然逻辑混乱，但是他知道怎样点中官场的穴位，文中充满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敏感词”：莎朗·斯通，斯皮尔伯格，等等，等等，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有一些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人提到，也可以宣布代表十三亿人，足以吓得一些官员手忙脚乱。

　　如果靠一些敏感词来决定行政作为，那就可能导致如此荒唐的结果；只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评估机制，来决定各种不同的抗议应该分别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那才是一种社会的常态。

　　作者:长平

　　周末看了一遍《投名状》，第一眼就让我很吃惊。电影开始是一个黑屏字幕，交待故事背景是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时期。这个字幕说，太平天国引起的内战共造成近7000万人死亡，并说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死亡人口的总和。

　　《剑桥插图中國史》（美-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1996年出版）在关于太平天国一段中说，这场”运动”扩展到16个省，导致2000万人丧生。当然，对于天平天国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也有不同的意见，以前有说3000万的，也有说5000万的，现在最多还有说1亿多的。这些不同的说法在于统计时间段不同、地域不同，标准不同。例如，有的按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计算，有的按太平天国开始到清朝灭亡计算；有的按太平天国战斗最激烈的五个省计算，有的按八省、十二省计算；有的按战争直接死亡计算，有的包括饥荒计算，还有的按照全国总人口计算；等等。

　　总的来说，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并不明确。7000万这个数字应该来自葛剑雄、侯杨方、张福根的一本书《人口与中國的现状：1850年以来》。另有路遇、藤泽之《中國人口通史》也提到7500万。但这个数字是太平天国失败十年后，全国人口减少的数字。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太平天国造成的人口损失，国外学术界的数字一般较低，国内则较大。超出5000万以上的估计大都是国内学者提出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学者一般把这一时间段内全部人口的减少，都算到太平天国头上，例如饥荒、自然灾害等，而国外则比较就事论事，希望把战争的直接损失与同时期的其他人口损失分开。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真正完全分清楚并不容易，但是，太平天国期间有些人口损失确实不该算在太平天国头上，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十几年间全国各地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是不是由太平天国负责，也有商榷的余地。

　　因此，7000万这个数字出现后，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如果把它当成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前后，全中國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数字，则是有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鸦片输入带来的贫穷所导致的饥饿，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造成的损失，饥荒、自然灾害等。对于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直接人口损失，目前没有定论，2000万是比较被接受的数字。电影《投名状》将7000万这个数字简单化为太平天国造成的死亡，是不负责任的。

　　此外，《投名状》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7000万死亡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全世界比较权威的一部史学著作《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著，1999年第7版）中，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全球伤亡（不是死亡）总数约5000万。因此，《投名状》说太平天国造成的死亡人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同，也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电影《投名状》中有大量编造的历史。虽然我们应该尊重艺术的自由创作，但是，电影《投名状》营造了一个太明确的历史背景，其编造就显得非常荒唐，不可接受，它会对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造成严重的误导。首先，与太平天国战斗的主力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叫”湘军”、”淮军”，因为这两支军队是地方武装，不拿朝廷的军饷，当时的朝廷也拿不出军饷。因此，《投名状》中多次出现的朝廷军饷，是不正确的。

　　其次，天京（南京）被攻陷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的势力如日中天，清朝对他们非常畏惧，很多人都指出，如果当时曾国藩要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也完全可能。因此，电影《投名状》中表现的战争之后庞青云对朝廷的畏惧也是没道理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第三，太平军苏州投降的原因是因为内部出现叛徒，刺杀了守将谭绍光，然后献城。《投名状》中说成是刘德华扮演的”二虎”潜入城中，守将寻死救大家，也是错误的。电影《投名状》为了表现不择手段地获胜，不惜涂炭生灵这样的主题，将苏州陷落与天京（南京）陷落的时间差改为10天，也是极其错误的，真实情况是隔了7个月。我们可以接受庞青云、赵二虎、午阳等人的虚构，但是，在重大历史事实上的胡编乱造是不应该的。

　　电影《投名状》为了表现自己脑中的观念，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不得不令人怀疑，它所要表现的观念是否正确。接受历史的真实，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但是，站在先入为主的角度，胡乱篡改历史，让历史为观念服务，则是错误的。也许《投名状》的创作者说，他们只是拍了一部商业片，只是想骗点票房，但是，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票房骗得越多，电影制造的谬误就越多？在大众传媒非常有效的今天，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会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投名状》中的错误几乎比比皆是，例如，电影的主要外景都是北方，与真实的江南战场环境完全大相径庭。再如，一个将军、一个被招安的土匪、一个大脚女人，这三个人的感情纠葛，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简直就是胡来。

　　还有一个关键应该指出。《投名状》中几次出现十字架，十字架变成一个重要的道具，并有一句台词相配合，”可以保平安”.这个细节彻底错误，不知道是创作者不了解历史，还是凭自己的主观出发，强奸大家的观念。太平天国的动力就是基督教，太平军信仰耶稣，信仰十字架。与太平军拚死战斗的对手，怎么可能信仰十字架？太平天国由于错误地引入西方宗教，造成对不信上帝的中國人异教徒疯狂的杀戮，与太平军拼死搏杀的对手，同时也将耶稣、十字架当成罪恶，怎么还可能让十字架来保佑自己？这也许只是创作者自己的想象吧。不知道创作者是否认为，如果大家都像太平天国一样信仰上帝，就会天下太平。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真正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当时并没有与同样信仰上帝的太平军兄弟站在一起，而是帮助不信仰上帝的清政府、地方武装一起鎮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太平军基督教兄弟。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与中國人平等，管你是不是信仰上帝，他们只需要一个软弱的、可以被轻易操纵的中國政府，以便于他们在中國发财。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中，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投名状》不仅没有丝毫反映，反而极不正确地歪曲历史，不知道真正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娱乐电影、商业电影当然可以存在，但是，同样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如果《投名状》只是说一个结拜兄弟的故事，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们最多说一下它所想表现的内容。但是，在一个具体明确的历史背景下，大量随意编造历史的做法，使得我们对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只能表示嗤之以鼻。我理解电影《投名状》所想表达的主题大概是中國人的窝里斗、不择手段、政权腐败。但是，它通过严重歪曲历史来表达这种丑化中國人的潜意识，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明确的谴责。

　　作者:刘仰

　　在“中國善网”上，我读到了刘庸安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既“您应该跟我们这些经过纹化大革命、经过反右的人来讨论这些问题。他有切肤之痛，所以他的话语、他的感受比较容易和您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如果单纯的从研讨会的角度上说，这话一点没错，因为，尊重“表达自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问题是，开这个文化研讨会是为了创建文化，既然是文化，“表达的自由”就得有个目的，这个目的我称之为价值目标共识，有了这个价值目标共识，一些理念才可能形成社会文化，如果某个理念只是某个群体或社会阶层遵循的价值规则，并形成了某个群体的价值秩序，但与另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形成了矛盾，甚至冲突，甚或这种冲突是尖锐的，那就没有创建社会文化的必要了。

　　正因为社会间的价值观念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创建一套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一个社会如果价值观念持续冲突，结果只能是社会混乱、动荡乃至分裂，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当然，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说到底还是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键，一是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找规律、找目标。二是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找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归宿。三是为不同的社会人群利益找理由。

　　读了韩德强先生的发言，我十分赞成他的观点，当然，我也赞成徐景安先生的观点，我之所以赞成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因为，我以为，在他们观点矛盾的深处，掩藏着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双方都赞成“自爱和爱他人”，也就是利己和利他的问题。他们观点的矛盾之处，只是主从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韩先生认为，利他是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是否能维持公平正义的主要原因，而徐先生则认为，首先承认爱自己，但在爱自己的同时，必须承当社会责任，也就是爱他人的问题。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我更赞成韩先生的观点，但也不放弃徐先生的观点，因为，我个人以为，韩先生的观点，一般人难以做到一些，应成为提倡的主流文化，但一般人做不到韩先生的“社会境界”，退而求其次，也就是做到徐先生的利己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利他的社会准则，这是个文化底线。我称韩先生的文化观为守上、不排斥下；而徐先生的文化观则是守下、看上。中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没有文化准则、没有文化底线，结果如何每一个身在中國人的都一清二楚，不说可知。

　　从徐先生的发言中，我也注意到这么问题，他认为文化是“通天塔”的基础。我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思想才是“通天塔”的基础。韩先生所谓的“通天塔”，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通天塔”有这么几个内容：一是中國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问题。二是精神秩序、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问题。我称此为价值目标选择。第一个问题决定第二个问题。但决定第一个问题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如果中國搞了资本民主，就是西方式，但如果把自由民主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理解为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就是中國式民主了。现在，人们对自由问题争论得很多，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上看，中國确实不需要那样的自由，但中國又必须拥有自己的自由。

　　什么才是应该是中國的自由呢？我个人认为，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表达权就是中國的自由价值秩序。可以这样说，没有自由的价值秩序，就没有个人自由。当然，从制度层面上说，只有对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行为的禁止，自由才有保障。虽然自由对于每个人来是个好东西，但我们常常发现，一大部分人一提自由就深恶痛绝，其实，不是这些不需要自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自由霸权”所害导致的结果。什么叫“自由霸权”呢？由精英在政治经济理论、权利和经济利益对民众的自由裁决权，而没有民众的表达权、参与权，我称之为“自由霸权”。

　　从社会价值秩序构成的层次上说，我以为自由民主平权的思想是基础，平权民主的制度是大厦，精神文化、公平正义是灵魂。思想源于苦难，但具有精英意识的苦难和源自平民意识的苦难是不同的，比如说，人们常说纹革的苦难，平民百姓在不自由的苦难中，看到了权利平等的希望，但在精英眼中，纹革不仅是一场灾难，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没有希望的历史时期。这就说明，人们的渴望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对同一事件的感受虽然相近，但看法却悬若天渊。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精英只有具有平民意识，社会才可能形成价值目标共识。但是，中國的精英正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精英具有的是等级意识、特权意识。在等级和特权意识主导下，纹革左倾的错误成了其维护等级、特权的借口。其实，对等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纠正错误的，保持正确的，只有这样纹革付出的代价才不会白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人留言说纹革是反人性的，其实，人类自有思想文化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反人性的，因为，人性的本质是不受限制，完全自由，包括动物性本能的随时渲泻，试想，人类社会如果不“反人性”还是人类社会么？

　　从左、右两派的争论中，我发现，人们各执一词的原因，在于精英对等级、特权、利益的固守。这是精英没有经过平民暴力教育，缺乏换位思考、平民意识、平等意识的结果，虽然平民的暴力教育代价巨大，对经济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对于构建平等的政治秩序、制度秩序是有益的，并且，平民的暴力教育将教会精英如何思考、怎么思考问题，并学会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和思想观点的融会点。这样说我并非主张平民暴力，而是说，在社会力量失衡、精英为固守政治经济利益而固守错误的价值观点，政府又不采取平衡措施的情况下，平民暴力必不可免，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读到了王占阳先生的文章。王先生说，利己利他都是善。对于这一观点，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利己过度，损人利己，就不是善而是恶了，如果我们连恶也视为善，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太低智、太缺少良知了？如果一个社会既低智又缺少良知，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人类社会是个由不同的空间组成的群体，不论是思想的自由，还是在利益面前的利己之行，个体良好的存在需要社会良好的环境，而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形成的价值秩序。因此，利己在不破坏社会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前提下才可以利己，如果超过了这个底线，就是不道德的，如果超越了道德的底线，那就应该受到制度的惩罚了。我也注意到，徐先生和王先生对于“利己”二字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因为，在徐先生看来，在不否认利己的前提下寻求利他。但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群体当中，只有个人先行利他，才会有更好的利己，因为社会是个互动互惠的群体。

　　当然，人们可能说，个人的利他行为，并不一定得到社会的回报，那怕是感激的一笑，相反，个人的利他行为，还可能招来社会的耻笑或反报。这是事实，也是社会的重大危机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现实问题就放弃利他主义，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社会道德的堕落，是因为社会价值秩序的崩溃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是建构社会价值秩序，而是为崩溃的社会价值秩序推波助澜，社会只会坠入灾难的深渊。

　　建构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拯救社会，并使社会避免坠入灾难的深渊，这才是使文化创建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作者简介：田忠国，山东薛城人，<三略观察>特约评论员、中國智库（网）专栏作家、<三略研究院>科学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许多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作者:田忠国

　　一

　　中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为春秋战国以降，中國社会最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孕育了近200年，几经反复镇痛终于具有了雏形。春秋战国是中國社会由封建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转折，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人积累而成的改革开放，将重塑这个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和国家，开创又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姑且暂时称其为民主时代。

　　新变革的最巨大成就在于打破了帝国时代一个简单的糖葫芦立在一个无限摊薄大饼中间的循环式社会结构。引入商业文明，形成獨立于政府、个人之外的第三方獨立社会主体，将彻底打破原有的历史周期，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中國在未来一百年内必将出现文化的大繁荣，会出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这一民族精神的重构，将影响未来的千年。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國，总体上讲，应该叫改革放开，这些年做的就是尝试性的“放开”，是释放出来原有的力量而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全盘设计而成的有意识重构。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都还处在浅层次的放手，而不是了然于胸的设计。经济走在了前面，其他的全都滞后。还有些方面存在倒退。

　　我们快速的完成了别人几百年才取得的成绩，也在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别人几百年才逐渐出现的问题。别国可以出现一个应对一个不断的解决，我们却要同时面对。能不能度过，也许会有痛苦，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不容乐观。

　　三

　　我们对于中國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喜欢用“国情”、“中國特色”这样万能有含糊的理由来解释。很多问题都归根于体制。可很少有人追问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即广义的文化缘由。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讲“民主是否适合整个世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他这里的民主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文章说，如果把曾经发生过思想启蒙的国家涂上颜色，再把目前成功的民主国家图上颜色，发现两者基本是重合的。思想启蒙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真正民主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

　　当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没有思想启蒙运动，而能成功应用西方民主？值得深究。可能要考虑海洋文明的特性，也许古希腊城邦里有启示。

　　台湾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心病。但是，台湾在保持传统和现代革新上的獨立演进，何尝不是我们的一个有益参照和有效激励。

　　四

　　物质决定意识，我觉得这个只有在发生学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从起源的意义上讲，物质产生意识。物质创造精神。但是，精神有其自存性。当意识产生后，他就具有了獨立生存和发展演变的能力。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脱离物质而獨立存在。就像是，母亲产生子女，但是，子女活下来后有了獨立的生存能力时，他是完全可以獨立于父母之外。当然，内在的遗传和影响总是存在的。甚至，当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可以反过来决定物质。比如，假若克隆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发生学就要改变。

　　五

　　中國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现象确实是中國特色的，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文化传统上的原因。这些文化传统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形成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基因扎根在中國人的血肉精神里。代代相传，又不断充实、调整。

　　起初，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外来干扰等共同塑造了某种思维惯性和文化雏形，这些文化雏形反过来又影响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和对外界的应对能力和方法。这样经过无数次不间断多形式的碰撞融合，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逐渐形成。这种民族特性一旦长成，他就具备了独自存活和发展的能力。顽固又顽强的支配着民族的发展。

　　随着人类把握外在能力的提升，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都可以在短期内进行较大的调整和改变，但文化传统的却很难短时间重塑。也就是说，几千年来，我们已经大大提升了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但对于改造内心世界，我们没有什么进步。文化就是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自然和社会都只有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里获得认可，才能有存在下去的可能和存在下去的价值。

　　六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人类几个文明体系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塑造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大思想家。这是人类心智走向成熟的标志。

　　大约在五百年前，民族意识成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经过思想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两千年前就开始若隐若现的理想国——即由思想家设计的现代国家结构付诸实践。人类社会变革开始由自为阶段进入自觉阶段。

　　人类的社会结构存在合法性基于某个假设的前提推演出来的，不管是君权神受还是社会契约。血缘、地缘、文化传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边界。很多矛盾和纷争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其中，越到后期文化传统的影响越大。

　　几十年来，一种超国家民族的力量开始在世界流动，但只能算涓涓细流，还不足以撼动目前的世界体系。

　　七

　　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启蒙，中國近代的变革是外界的巨大冲击和压力促成的。而且，这种变革在长期内是由少数精英分子带动，不过，一直只是“浮在水面上薄薄的一层”，并没有真正触动全民族的洪流。直到最近几十年，这种力量才带动起整个民族的潮汐。所以说，到了现在变革才刚开始触及全社会。

　　但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没有做好社会变革在文化上的准备。我们需要的是把外在的力量转化为内生的动力。虽然，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但是绝对不能忽视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力，他是民主时代产生的母体。

　　八

　　中國需要一个类似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社会变革运动，一场新的“纹化大革命”。当然，他不是三四十年前的那场，那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是一言堂的。这场运动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一个伟大的国家，他的重大变革必须是全民族理解和参与其中的。

　　只有全体人民都理解并参与其中了，这场变革才是彻底的，才不至于反反复复，原地踏步。

　　中國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长大了的文化体系，它是活生生的存在，自己都能獨立生存了，没办法简单的评价和处理。

　　两千多年的糖葫芦大饼已经被粉碎了，但糖、果和面还在，能做成什么，需要外来的智慧，但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支持。

　　作者:周廷军

　　——重排《红楼梦》你准备好了吗 与导演李少红商榷

　　笔者实在木纳而不入流，尤对文艺界乱乱哄哄的事，更是不走心。可近日，笔者偶然得知，李少红导演要重排《红楼梦》，着实吓了一跳。李少红是谁？笔者忙到网上去调资料，阅罢方知，不觉有些惭愧。惭愧的是《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两部戏，笔者断断续续看过。以笔者之拙见，这两部作品，自中國有电视剧以来，实属上乘。《橘子红了》除周迅对人物的理解、把握差一大快外，当说整部戏不错。《大明宫词》就更不消说了，有暇笔者欲再看一遍。

　　“着实吓一跳”，就是说“谁，胆子这么大！敢排《红楼梦》？”。那一瞬间，笔者突然联想到官场。大凡官场空下一把椅子，不知有多少人跃跃欲试。不论自己半斤八两，看那劲头给个总理坐坐，都无人推脱。孰不知，是中國的官，能耐大了，还是官太好做，抑或脸皮厚！想必李导和他们不同，较之那些庸懒贪的官员，您毕竟为人民送上不少有价值的艺术品。

　　做为观众，纯属一家之言，第一版《红楼梦》若称其失败，怕是有人不同意；说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本人又不甘心。否则，为何要取而代之，为何《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不重排？

　　李导您是行家，真正的艺术品，它不该受时间、环境、政治、道德等限制。一部好的作品，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环境下，你去欣赏，她总是光彩夺目。可现在，若将一版《红楼梦》端出，怕是不同了。一版《红楼梦》无论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很难说清谁能真正弄懂、理解《红楼梦》原著。给人感觉，演员的表演大体浮在上面；谈不上对人物的把握与塑造，对美的创造，更无从谈起。深的且不论，就连里面的服饰、化装、道具等，也只局限在县级剧团的水准。一群“傻丫头”的镜头充斥画面。就连，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也一样，屡屡把她最不上镜的角度塞给观众，令人喷饭。整个一小儿科！如若深入评论一版《红楼梦》，起码要一本书。

　　说深了，一版《红楼梦》的问题，不在于哪个人，那个方面；而是，当时我们不具备排《红楼梦》的条件。拍摄一版《红楼梦》时，我们是刚刚从左的30年出来，整体气氛和思维不对路。一度做为禁书的《红楼梦》，有多少人去关注它、研究它、甚至认真去拜读它。在众多演员中，有多少是，接了戏才临时抱佛脚。因此说《红楼梦》重排是可取的。那有人要问，现在我们重排《红楼梦》具备条件吗？好，这恰恰是本人要说的。换言之，试问李少红导演，重排《红楼梦》，你做好准备了吗？

　　毋庸质疑，现在重排《红楼梦》，无论从艺术创作者、欣赏者到专家研究成果，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经济条件，与一版《红楼梦》时，不可同日而语。虽如此，笔者仍旧为能真正排好《红楼梦》而忧虑。甚至觉得，要想真正排好这部大戏，以本人愚见仍旧不太具备条件。原因如下：

　　一、《红楼梦》是一部演绎贵族生活与情感的大戏一、与刚脱胎于农人的国度所不融

　　李导，我们常常讲“艺术源于生活”，如：一个作家欲写出好佳作，必须要深刻了解、理解他所创作的生活。编剧、导演到演员也一样，对你所创作的艺术，仍是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这似乎太小儿科！错了，如果谁要这样理解，那鄙人奉劝你不要搞艺术，因为你不是那块料。笔者却认为，说严重一点甚至要靠一个民族，千百年去积淀。李导，不知您是否发现，我们所排历史剧、农村剧优秀作品较多；而排都市剧就显得蹩足。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度，民族积淀太深。我们这些“泥腿子”不也是刚刚脱胎于农村吗。大都市生活，似乎对我们有些陌生。

　　《红楼梦》是部演绎贵族生活、情感的作品，这总不会错吧。那，是否要求我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多多少少了解或有一点贵族情结呢，哪怕是见过贵族也行，这样搞起创作来或许驾轻就熟。遗憾的是，我们是世界上少有无贵族，和无贵族情结的国家之一。满族人所创建的王朝，逊位已近100年。一大批贵族早已平民化，就连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公民。在有，我黨也是从农村走出的政黨，里面更无贵族可言，甚至连贵族情结也没有。至于，当今所谓的新贵，恕笔者直言，他们充其量是一群浮躁的爆发户。因为贵族概念，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这群人要三代下去方成正果。请您不要误会，笔者不是要创作者去还原历史，那么有一点了解总不过分吧。如果要是通过书本上了解，那么简单的话，最期两部大戏：俄罗斯的《情迷彼得堡》印度的《奇迹》我们也能排。如此这般，你如何执导，那么众多的演员，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像那么回事。这不能不令人忧虑。

　　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红楼梦》，与传统文化被边缘的今天

　　《红楼梦》原著中，通篇都在向读者传递，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等，这一传统的民族文化；而且，这部作品是民族文化积淀，最深的文学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众多的人物中，对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差不多，均捻手就来。有人这样认为，“对于年轻人（含受过高等教育的），来讲，中國传统的民族文化，尤其国学之类，是他们的软肋。”至于，他们的硬肋是什么？有多少？笔者大体无法知道，而软肋一说，笔者或有同感。这或许就是我们教育制度的缺陷。从学文、史、哲难以找到工作，到歌手大奖赛知识问答的尴尬，可见一斑。那，作为《红楼梦》的演员，若有点国学基础，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有一点点审美能力，绝不是坏事。一味靠干巴巴的模仿，是不可取的，要从骨子里融入戏中（不觉得《橘子红了》里，归亚雷的表演是这样吗）。李导，您知道，一个人若装入一定的知识，举手投足间，准能让人感受到，其人素质不凡。试问，被剧组敲定的众多演员中，有多少具备这些条件的？

　　三、艺者及国人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的不尽人意的现状

　　《红楼梦》原著，是一部极具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通篇皆洋溢着作者对美的理解、感知以及创造能力。

　　李导，笔者总觉得，对上述的命题，现实与我们标榜的五千年文明不相称；换言之，今天，我们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的现状，是落后于古人和他人的。这个观点或许您不认可，但这没关系。我们姑且不去同欧美创造那么多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戏剧、雕塑、舞蹈、音乐等相提并论，似乎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我们也不比他人。美是以创造美、欣赏美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韩剧在中國的十几年热潮，至今方兴未艾。迫使一老兄，叫嚣要把韩剧赶出去，说占了电视资源，看来这家伙浅薄得可以。还有某人弄个作品，去国外参加某某奖的评选，大概未果，便骂起大街“不识货”； 然后还是这位仁兄叹云：“我们的电影和人家比，还是个成长的孩子”。日前，笔者拜读了一篇，国人有关印度影视的评论。文章大体称，印度每年影视剧的产量如何高，且多为优秀作品；使笔者大长见识，不得不刮目于印度影视文化。而，我们一度引以自豪的影视艺术，现在且鱼龙混杂，不乏一些毫无文化内涵、美学价值、创作粗俗的作品。耗尽全国从艺人智慧的春晚，年年令观众大失所望，似乎已集体江郎才尽。据说2006年我国共產影视剧500余部，与观众见面的不是最差的，更有低劣的200多部垃圾作品，根本无法投入市场。对此，管理层不得不发出“文化垃圾”的声音。再看看20年来“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充斥电视里的广告，低俗的MTV画面，响彻大江南北的“嘻唰唰”和大街小巷人们的穿戴打扮等等，不仅仅得出一个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相对缺乏的结论。否则，我们为何总是与世界大奖无缘？那么试问《红楼梦》的创作者，做好这方面准备了吗？

　　四、地域文化的差异与演职员的情愫背离

　　《红楼梦》原著除上述种种内涵外，还有一个地区差异问题。原著故事，大体发生在江南。作品中的人物，不乏一些江南人或具有江南情愫的人。李导，您知道，从性格、情感、审美上讲，南北方的人差异颇大。如若细心观察，您会发现，南北方电视节目风格，浑然不同。南方台的节目，更注重文化内涵和审美色彩，而北方多乱哄哄热闹节目。受环境影响，北方人直率、豪放、情感多为粗线条，而南方人尤其是南方女子的性格多含蓄，情感细腻而丰富。这样的女子，再赋予她们良好的教养与文化，自是千肠百转，柔情万种。这或许就是《红楼梦》最美妙，最耐人寻味之处。李导，这方面您是否有所考虑。众多演员中，有多少具备如此情怀呢？

　　五、浮躁的国人(艺人)与（PK）《红楼梦》的“一唱三叹”相悖。

　　改革开放大潮，在荡涤着中华民族，市场经济在改变着国人。在传统文化

　　这一大的背景下，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找寻自己的位子，使原本文化内涵就不足的国人，顿陷浮躁之中。一时间，毫无文化内涵、毫无审美价值的快餐文化，便大行其道。不得不让人常常发出俗、恶俗的声音。如果说，国人对艺术的欣赏，仅停留在低俗的二人转这层面，可能有人发呛声。但二人转那些“泥腿子”，火到什么程度，这不能说明问题吧！李导，将来您的《红楼梦》出来，未必如此。如：南京观众在欣赏国外高雅音乐时，大声喧哗、来回走动、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加上孩子们的大呼小叫，最终不得不停演，以至气哭法国著名女音乐家——布菲。这则新闻，无疑把国人的嘴脸，勾勒得再清楚不过。

　　还有，现在的影视剧，创作者似乎大有集体江郎才尽之嫌，不得不靠打、吵、闹、包二奶、第三者、离婚等来撑门面。《红楼梦》剧应该是个含蓄而又情感细腻的戏；像韩国演员那样“眉目传情”用眼睛演戏，不过多使用肢体。而我们的导演、演员早已习惯于将演员放到大雨中疯跑，来表达情感冲突，这样下作的手法。李导，这一点您考虑过吗？

　　再有，在这个浮躁，传统的民族文化业已被中青年人边缘化的今天，您的《红楼梦》会不会遭至如国粹——京剧的尴尬。您是否考虑过《红楼梦》的故事，早已“妇孺皆之”并无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