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國在奥运之后，企图以「软实力」来影响世界，或来改变世界对中國的看法。

　　首先，北京奥运开幕式，让现场10万观众与围在电视机旁观赏的27亿民众叹为观止。我们只看欧洲各界对开幕式的赞赏为例，就知道仲共如何成功的运用奥运的平台，展现了中國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渗透之道。Richard Pascoe是诺丁汉大学中國政策研究所主任，他看完开幕式后曾说「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英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到很多」。法国《费加罗报》社评则称，本次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在於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國的看法。作者的结论是，开幕式传递给世界的更深一层信息则是：中國不会像美国和其他西方悤国那样，用硬实力征服世界，中國企图用「软实力」来影响世界，从而建立一个和諧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关系。

　　其次，是中國在本次奥运会上总共夺得51金牌，首次超越美国的36面，这是中國自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以来夺金最多的一次。重要的是，中國取代了美国成为本届奥运金牌榜的首位，象徵覑国际体坛龙头的易位。

　　告诉国际：中國和平崛起是机遇不是威胁

　　美国从1996年开始，在夏季奥运会的金牌数上虽有升降，但从来没有掉到过第二位，即使一直面临俄国的抗衡，也只有受到威胁而已，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把金牌榜主位置拱手他人，而且居然就是中國。

　　这正验证了中國网友所说，「奥运会的金牌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兴衰」。不只是北京奥运，2010年的广州亚运、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尚有许多尚没在本文载列的国际活动，将会说明，中國尚要展示它的经济力以及「软实力」的影响力，为的就是要告诉国际社会：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个机遇，而不是个威胁。

　　其实，大陆并非盲目在自满成功之处。仲共内部实际已经有了对「软实力」反省的声音。如果大陆民众在奥运主办之后，尚懂得目前的软实力仍然落后欧美各国，也了解自己的软实力不是所谓的文化产业，那麽正表示在中國大陆，还是有不少有识人士正在思考覑重新检讨所谓的「软实力」。

　　但是，已经在展开而且颇具成效的「软实力」，仍不容我们去低估仲共对台潜在的压力与威胁。仅举两个例子就可充分来说明仲共「软实力」的发挥淋漓尽致：

　　孔子学院全球吸收近2000万学生

　　1、「孔子学院」将成为体现中國「软实力」的最亮品牌。

　　中國从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至今，中國国家汉语对外教学办公室相继在韩国、德国、瑞典、非洲和美国等64个国家设立了200多所孔子学院，2007年更是以「三日一校」的速度迎来了开办孔子学院的高潮。当初「在2010年之前建设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也准备增至500所，可在全世界吸收近2000万名学生。这对中國文化软实力的传递，不得不谓之「伟大」。

　　2、另一种「软实力」和諧外交政策的形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撰写的《魅力攻势：中國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该书主要是论述中國在近10年中如何利用援助、贸易、投资等软实力外交策略来打消发展中國家对中國经济发展产生的疑虑，并与这些发展中國家建立和巩固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國的软实力外交不但使其国际形象明显改善，民意测验和对中國的新闻报道都证明中國软实力外交的成功。这对台湾来说，在水银柱作用下，就会相对压缩自己的「国际空间」。

　　作者为台湾中國文化大学大陆所教授

　　作者:邵宗海

　　我们经常在讲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是有成本的。最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就是政府。人民需要政府的服务，所以愿意交税，用以购买政府的服务。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个服务？大家需要吃饭穿衣，这些是购买私人用品，不需要研究，每个家庭会作出决策，会尽可能合理地分配他们的收入，用于衣食住行以及旅游、教育等等。但是应该花多少钱用于公共服务，或者说合理的税赋应该是多少还很少有人去研究。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将近20%，也就是说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服务方面。以后应该是多少为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的困难，既有技术上的困难，也有政治环境上的困难。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研究的技术方面作出了某种突破。

　　我们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开始讨论。假设有一条马路需要安装路灯，这路灯该不该装，从经济学来判断，取决于所花的成本和所得的效益的比较。如果成本太高，或者效益不大，就不值得装。成本比较容易计算，只要把要用的人工、材料等等的价钱计算出来就行了。难是难在效益如何测量。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是把这公共用品当作私人用品看待，了解各家各户对这路灯所提供的服务愿意出多少钱。可以预料，各家各户对道路所提供的服务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有的人家晚上根本没有人进出，也没有客人来访，他们的效益评价是零。有的人家有人要上夜班，很需要路灯的服务，他们的评价就高一些，更有的人家晚上有女职工出入，他们对路灯的评价就更高，愿意出更多的钱修路灯。更何况各家的收入不同，收入高的人家愿意多花钱买公共服务，而收入低的人家由于经济紧张，想多出钱也不可能。所以各家各户愿意出的钱数是很不同，又很难得知的。这就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难题。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没有用上述的经济学方法来决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路灯的问题一般是由居委会和地方政府协商决定。对于全国的公共服务问题一般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决定税收的增减。这样的结果显然过分粗糙。

　　能不能通过调查研究准确确定公共服务的合适水平呢？比如对每一个家庭做询问，你按照你们家的情况，愿意为路灯花多少钱？如果每个家庭都能说实话，这个办法应该是行得通的。然而问题就在家庭未必能说实话。如果只是调查一下，并不要求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一定会朝多里说。多一个路灯总比没有好。大家报的数越多，路灯越有可能安装起来，反正是别人出钱。但是如果每个家庭要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又会朝少里说，这样自己可以少出点钱，让别人多出点，搭别人的便车。结果很可能本来应该能安置的路灯因为大家报的数少了而建不成。所以用调查的办法有不说实话的问题。

　　北京东城区装备了一套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将城市管理中涉及到的事项全部列入计算机系统。管理中心能够随时了解到本区内的状况，比如路灯亮不亮，马路上的井盖有没有丢失，交通信号灯工作是否正常，有没有乱贴小广告，有没有乱扔垃圾，小商小贩是否占用了马路摆摊等等。东城区内每时每刻都有人员在巡逻，发现情况立刻通过手机向管理中心报告。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刻指派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中心，这套系统投入巨大，但是效果也是明显的。现在的问题是居民是否愿意出资建设这样一套系统。或者说政府投入的钱是比老百姓享受这些服务所愿意出的钱多还是少。天则所通过大量问卷和访问，经过分析计算，得出回答，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增量超过了政府的投入。而且得出数字结果。

　　这些数字包括：由于东城区的数字化管理为本区55万居民以及大量外来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带来的新增福利每年至少为1.6亿元。而原来的城市管理体制每年有约一亿元的福利亏损。而且由于数字化管理提高了生活质量，每年还有1.6亿元的土地收益增量（因为环境改善而导致的房地产升值）。本成果是可以推广的。如果全国660个城市都采用管理新模式，每年可以带来1460亿元的总成本节约，和575亿元的福利增量，并且创造46万个就业机会。

　　我们国家正在向建设和諧社会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建立友好型的生活、生产、学习和居住环境。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算合理，跟当地人民的人口密度、收入水平、原有基础等等有关。天则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

　　作者:茅于轼

　　晚清鸦片战争，外国人输入了鸦片。吃了的人身体嬴弱，一副病夫模样。电视剧〈霍元甲〉里就有这样的镜头，相信很多人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中國人就获得了东亚病夫的称号，这是个耻辱。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体育，想通过体育的强盛来摘掉这个帽子。

　　但是，人们的身体的强健真的可以甩掉病夫的帽子吗？鲁迅在日本学医，看到电影记录片里外国人在砍中國人的头颅时，大群中國人在围观，在喝彩。这让他的精神大受刺激，于是弃医学文，想通过文学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无疑，鲁迅是对的，人的本质的存在是其精神，否则，人无异于动物。

　　晚清时代，国弱民穷，其根子在專制制度的腐朽。專制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在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是主子，其余的都沦为奴才。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奴性文化，锻造出了一个个的奴性人格。其危害之大，可以导致社会倒退于野蛮时代。今天，哪怕你穿的是西装革履，用的是internet，但是脑子里一定皇上万岁一类的东西。

　　可是东亚病夫的帽子让许多人耿耿于怀，国家更是不遗余力，把运动员养起来，进行专门的训练，以期于大拿金牌来证明帽子已经被摘了。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早上、晚上锻炼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都在呼呼大睡，肥胖的孩子多了起来，班上的近视眼多了起来，补习班多了起来，我们就知道，体育健身的理念仍然是缺乏的。全民健身的理念也仍然是喊一喊的口号。想一想05年山西长治发生的特大交通事故吧。因为学生没有操场进行正常的锻炼，于是就组织学生到马路上进行晨炼，结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案。一个学校，竟然连提供给学生的操场都没有，这说明了什么？金牌拿的再多，又真能证明什么呢？

　　上面说的仅仅是物质的一面，对人们的精神一面而言，可能问题更大：先来说体育方面的。从上个世纪发生的围绕何智丽的“让球风波”就可以看出，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在我们的体育界也是缺乏的。我们可以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誉，而公然违背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教练组要求何智丽给队友让球，以确保金牌落入囊中。但是在正式的比赛中，何智丽没有遵循教练组的安排，以自己的实力为自己争得了尊严和荣誉。可是也由此导致她在88年奥运会的资格选拔赛上受到了排斥，于是就愤而出走日本，远嫁东赢。再看看今年的国奥队，在球场上赢球无望之时，竟然使出下流手段，把比利时球员狠狠的铲伤！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惟有一声叹息：哎！

　　再来看社会其他方面的。现在社会上崇尚的是如何把官做大，如何把钱赚多，有权的以损公肥私为荣，有力的巧取豪夺为乐。社会上流行的不是公平竞争的理念，而是以破坏规则来证明自己的能耐为时尚。这样的一种流氓文化是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精神面，制度面，不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体育精神——fair play（公平竞争），那么，我们的身体依然是缺钙的，我们的精神仍然是奴化的，我们就仍然是东亚病夫！

　　作者:陈风

　　纳税人的概念，在中國充满许多尴尬。一方面，你必须纳税，但你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没有得到与你纳税后相匹配的权利。中國人赋税之重而享有之权利是如此之稀少，即使得中國税收不合理程度，稳居世界前列。但官方和传媒却继续一直沿用“纳税光荣”等忽悠性词汇来进行洗脑性宣传，使民众不知纳税可以不必“光荣”，但一定要享受相应之权利。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而不替我们办事，有时不仅不办事，或者把事办得更坏，甚至采取诸种敲榨态度，此种做法实与抢劫之土匪一般无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所养的公权力机关，其门难进、脸难看、理难讲、态度横、易枉法是他们的常态。有时甚至感到他们不刁难纳税人，他们似乎就找不到做官或者运用公权力的快感似的。非得让纳税人低三下四，脸都给他笑烂，他才可能稍发善心，做一点本属他自己工作份内的事。这种严重的官民倒置——即本该官服务于民，却让官骑在民之头上——就是因为许多纳税人不知自己的权利何在而造成的。

　　韩寒是八零后中颇有识见的作家，他与白烨之争、评文坛老作家的文章里，以及日常许多文章里，都不乏一定的见识。但前两天我在读他《可怜的运动员》一文的时候，偶然看到他说：“我在现实生活里看到两个小孩在聊天，关于刘翔的问题，大意是一个说刘翔就算给我爬也得爬过终点，像个逃兵算什么。另外一个的立场是，刘翔是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他要退赛还得问问广大的纳税人同意不同意。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我对刘翔因伤退出比赛完全理解，并致以很深的同情。但在中國这种花纳税人钱的举国体育培养体制下，在各种商业利益的夹攻下，“体育政治经济学”正使刘翔的退赛变得绝不像外界公布出来的那般简单。刘翔退赛既不是逃兵，也不必纳税人同意——因为受伤是个实情，这要从科学来考虑，而此点不由纳税人决定——但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有相当之知情权，这里面有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的利益。各方利益都要受到保证，那么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难道就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对比姚明受伤后的全方位报道，刘翔退赛这种忽悠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就不能自解。你说又不是他想用纳税人的钱，但问题是你用了纳税人的钱，同时你也被官方绑架到用纳税人钱培养你的体育机制中来了，所以你不能只在这种绑架中得到好处，却不承担相应为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公布真相的义务。

　　刘翔退赛问题，已不是本文的重点。更有可商之处在于，韩寒说“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这种说法，至少违背纳税常识。在一般人的日常印象中，好像是只有挣钱的人才纳税，只有商人才纳税，只有有工资的人才纳税。换言之，所得税这个概念在一些民众心目中已经比较清楚，即挣钱和拿工资的人都在纳税。但不挣钱的人，只是纯粹的消费者如婴儿、小孩是否就没纳税呢？他也是纳税人，只不过这钱是其父母代缴。与所有民众有绝大关系的税种并不仅是所得税，联系更为深广的是流转税。通俗地说，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基本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尽管近年来所得税越来越多，但流转税依旧是中國政府的主要税收主体。别的且不说，单是消费税，就是任何一个叫人的动物都免不了，除非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没有任何人不是纳税人。所以说，所有只要不是像“星期五”一样特定环境下的人，都在纳税，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税人，连乞丐都是如此。他乞讨得来的钱拿去兑换和购买所需品，就已然成为纳税人。有鉴于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以让更多的人明了自己作为纳税人在尽了义务后所得之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众之福。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權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權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產黨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產黨养的，你拿共產黨的钱还骂共產黨。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產黨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黨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權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2008年8月28日8：42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为了在奥运期间展示一种友好形象，中國政府划出了三块“示威区”。官方解释说，示威者只要得到事先许可，即可游行。

　　所以我决定试探一下这个制度。

　　根据政府的说明，我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办公地点，找到了12号窗口，并告诉里面的警察说，“我是来申请举行示威的”。

　　我当时还不晓得的是，公安已经逮捕了至少6名前来申请示威许可的人士。公安相当聪明。过去他们得出门去抓现行示威者，现在终于省掉了这个麻烦。准示威者前来公安局申请许可，然后马上就被拘留了。这种执法很划算。

　　还好，12号窗口的警察没有把我定为反革命。他焦眉愁眼地看着我，问我要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知道我是记者后，他满怀希望地问我：“你干吗不对游行进行一次采访呢？”

　　“不，我是想申请举行一次游行。”

　　他皱紧了眉头。“你想抗议啥？”

　　“我想为北京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游行。”这是我能够编出来的最没有争议，也最没意思的一个主题。

　　他厉声问：“你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吗？”

　　“或许还有改进空间。”我谨慎措辞。

　　警察皱紧眉头，叫来了两位同事。被叫来的两位高级警官咆哮着打了一通电话，把我带到了警局的中心部位。跟我一起的有《纽约时报》的一位摄像师，他和一位摄像的警察忙着对拍。然后这位警察解释说，按规定，他们可以拍我们，但我们不能拍他们。

　　公安局看上去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幢舒适而宽敞的建筑，我们被带往的等候室装修得很漂亮，但一把折叠金属椅也没有。这算是中國司法系统的一个良好隐喻：硬件无懈可击，软件还在初级阶段。

　　等了一个小时，不时检查我们的记者证，然后被引入一间雅致的会议室。我一个人被安排坐在一张标有“申请人”的椅子上。

　　三位警察坐在我对面，那位摄像的警察继续从各个角度拍摄我们。这些警察全都很热情、很职业，只是有一位好像是恨不得把我的指甲都拔出来。

　　然后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解关于游行的大量规定。这些规定很详细、很复杂，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是，我要递交一份记录每一位参与游行者的名单。名单要包括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

　　此外，名单上的每一个中國人首先都要亲自到公安局接受询问（逮捕？）。

　　我问：“如果这些都搞定，那我的申请至少能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们怎么能说呢？”一位警察回答。“那就破坏程序了。”

　　“那么，有没有申请得到许可的？”我问。

　　“我们回答不了，这事跟本案无关。”

　　警察们倒是说，如果他们批准，他们将给我们一张“游行许可证”。如果没有这个东东，我的游行就是非法的。

　　我投降了。规定这么繁琐，我仅仅是申请游行都不行（遑论得到批准）。我的奥运梦想破灭了。警察让我们在会见记录便签上签了字，然后我们礼貌地告别。

　　虽说程序像猜字迷，但它说明法律含蓄地承认了示威的合法性，所以仍然代表着中國的进步。另外，少部分中國人已经申请举行示威，虽然他们知道最后进的更有可能是局子而不是“示威区”。对政府的恐惧正在减退。

　　我的感觉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是在奥运会过后，会有部分示威申请得到许可。中國正在改变，它不民主，但也不再是一个獨裁国家。

　　今天的中國让我想起1980年代中期的台湾，那时一个崛起的中产階級对更多的自由提出了要求。中國周边几乎所有国家，从蒙古到印尼，从泰国到韩国，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而更少压制。这不是因为政府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人民的坚持。

　　我感受到同样的进程正在这里发生，虽然痛苦而缓慢。某一天，中國的软件将会跟上它的硬件。

　　作者为《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D·克里斯朵夫，翻译：历下琴，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纪思道

　　奥运开幕式为了“国家面子”，竟然唱歌造假、烟火造假[见附件]，这一行为已经引起全世界巨大的反响，让奥运蒙羞，让国家蒙羞，让中國人民蒙羞。我对这一“国际玩笑”表示强烈的谴责。

　　毫无疑问，中國已经沦为天天造假、处处造假的国家。新闻造假、学历造假、证件造假、商品造假、政绩造假、数字造假、扶贫造假、救灾造假┉┉

　　曾经媒体曝光：西安市高陵县官员发放赈灾款到灾民手中，刚拍完电视、上级视察人员刚离开，他们当即收回灾民手中的赈灾款。后来，该县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解释道：村干部工作粗心，把“救急钱”给错了对象，镇干部进行纠正把钱收回。而媒体则称高陵县官员“救灾造假”。

　　还有华南虎事件中官员参与造假，闹剧演了一年。

　　原全国特产经济办公室主任曹忠武被人称为“三假干部”——干部身份、学历、职称、甚至黨员身份都是伪造的。

　　各级统计、监察、司法部门开展统计执法大检查，一年能查出６万多起统计案件，群众写对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群众还戏称“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可是，官员们却还在到处宣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道德建设”。

　　现在，奥运成了官员们最大的面子工程，他们热衷于夺得金牌世界第一。以举国体制、国家主义方式，把所有的经费都用于层层选拔、培养体育尖子上（发达国家的运动员平时训练都是“自费”的，他们经常请不起陪练，租不起运动场馆），而中國为了面子不惜代价，奥运花费数千亿，是其他国家举办奥运经费的十倍左右，但却几乎不愿意花一分钱或只是花很少的钱用了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全民医疗、全民营养计划、学生营养计划。

　　可怜我中华，哀我中华！

　　2008-8-12

　　（“胡星斗中國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

　　附件：

　　假的再美妙，奥运也不需要

　　李清 2008年08月12日 大河网讯

　　这两天，两则有关开幕式的内幕新闻，让笔者既震惊又难过。一是被赞为“天籁之音”的《歌唱祖国》，竟不是舞台上的红衣小姑娘林妙可所唱，而是由一位叫杨沛宜的女孩演唱，林妙可在台上对的口型。导演陈其钢解释，这样做是“考虑到对外形象”，“为了国家利益”。（中國新闻网）

　　二是沿京城中轴线直抵鸟巢的脚印焰火表演，观众通过电视，以及鸟巢内的观众通过大屏幕看到的画面，并非当时航拍的即时实景，而是一段历时近一年时间制作完成的三维实景视频。（《现代快报》）

　　看了两则新闻之后，笔者对“揭秘”的人员，不知道是该夸他们有勇气，还是该骂他们无耻。笔者实在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

　　据说，林妙可的声音不是很好，而唱得很好听的杨沛宜，因为正在换牙，所以才让两人演“双簧”。或许，导演这么做，确实是出于好意。然而笔者想问的是，众多的国内外观众，真就在意小歌手缺一两颗牙吗？就算这两人真的谁都不能“双全”，难道全北京都找不出一个女孩，既“形象好”又能唱歌的吗？孩子从小就被教造假，对她们今后的心理成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再说烟火的事，据开幕式视频效果工作小组高晓龙介绍，考虑到转播公司航拍飞机的空中管制，以及拍摄时间和角度等问题，导演组最终决定用三维视频代替航拍实景。观众看到的55秒的视频，一共27个脚印，只有最后一步跨入鸟巢的脚印是实景拍摄。这个逼真的三维视频，花了近一年时间制作。对此笔者不禁想说一句，既然已经考虑到空中管制等因素，无法让大家欣赏到真实的脚印焰火全景，何必非要上这个项目呢，直接视频演示不就行了？

　　有媒体经过比较计算，说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花费，比多哈亚运会开幕式少得多。笔者相信这是真的，但认为这样一个比较，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开幕式不豪华、不奢侈。因为跟多哈亚运会比，可能是跟最“阔绰”的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奢侈的心理追求上，未必比人家差多少。不是说我们开幕式燃放的烟火，超过过去28届奥运会的总和吗？燃放那么多的烟花，观众看到的却只是三维视频，这也太黑色幽默了一点。

　　当然，“林妹妹”的假唱，以及以视频代实景，或许并没影响开幕式效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效果更为“完美”。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开幕式不过是个仪式而已，我们没必要用假的东西，来展示我们的完美、有气势。演员在春节晚会上假唱，一直受广大观众的批评，奥运开幕式的导演们，不会不知道这个情况。在一个面对全世界的活动中，也玩自欺欺人实在不像话。脚印焰火表演，可以让观众看三维视频，那李宁点火炬的情景，乃至“鸟巢”的盛况，都不用去搞真的，全以逼真的视频来演示，还能省下一大笔钱呢。

　　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并没规定开幕式的演唱，不能对口型假唱，也没规定不能以视频代实景。但在笔者看来，我们的这两件事情，都是有违奥林匹克精神的。如果造假可以被纵容，那为什么奥运会的比赛，要禁止作弊和反兴奋剂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先驱顾拜旦，在《体育颂》里写道，“体育，你就是美丽”，人要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体育，你就是荣誉，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体育，你就是进步”……笔者由衷地盼望，我们举办的奥运会，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契机。所有的奥运组织者和参与者，都能更真、善、美，更健康和有荣誉。

　　作者:胡星斗

　　一、体育的目的，奥运的宗旨

　　奥运会是全人类的狂欢，整个地球村的节日，四年一度，全球瞩目。奥运会是所有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共同的盛典，它首先当然是一场体育的盛会，借助没有国界、种族、階級之分的体育比赛，这个世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通过体育沟通、交流，彼此竞争、彼此友爱，在这里，赛场上的胜败其实已不是最重要的，奥运会的宗旨十分明确，比“更快、更高、更强”更重要的无疑是“没有任何歧视”，是“和平、友谊、进步”，这也是体育本身的目的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体育的目的大体上无非有三个，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第三个目的是从前面两个目的延伸、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竞技决不是最终目的，虽然我们不能回避竞技。然而到了现在，在有些国家、地区，体育的第三个目的往往成为压倒性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忽略甚至替代了其他两个更具有本质性的目的，一说起奥运会，好象就是金牌、银牌，就是排行榜，就是国旗飘扬、国歌雄壮、泪水纵横，体育成为显示国家威仪、民族尊荣的一种方式，体育的其他追求几乎都要服从、附属于这个唯一目标。这种倾向、趋势离开了体育诞生的初衷，也与真正的奥运精神相去甚远，当千年古都北京终于有机会举办奥运会，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古老中國大地，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之下，我们更应该有所警醒，有所反思，体育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奥运精神到底是什么？

　　二、人的体育，人的奥运

　　体育首先是人的体育，是每个个体生命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展现，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是对人群合作、精诚无间的热烈追求，在体育当中，人类找到了公开释放个体生命力的最恰当载体，尽情地张扬人类力和美的一面，体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定格在古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那些雕塑，就是最典型的象征。奥运会虽然是以城市、国家的名义举办的体育峰会，但是，诚如哲人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的：“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奥运会和日常的体育一起构成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比谁获得“第一”更重要的是“参与”，是明知冠军无望仍持续努力、乐观面对的心态，是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在欣赏第一、赞美第一的同时决不轻视失败、嘲笑失败，在参与中实现自己、升华自己，简单地说，就是不以胜败论英雄，尊重规则，尊重他人，尊重正当的竞争，尊重公平的结果。对参与者来说，在比赛背后的品格和追求常常超越了比赛本身。不理解这一点，就会扭曲奥运的精神，亵渎自由的奥林匹亚圣火。

　　奥运会上，固然也会有国家之间或潜在的或明显的竞争，但是，有许多国家对此并在意，并不过多地看重这一点，因为它们对体育有自己的认识，对奥运精神也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只是将奥运会当作一场人类的狂欢，只重在参与。前些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正在加拿大，他一边在网上关注奥运会，一边观察加拿大人对奥运会和体育的态度，他发现，加拿大人不大关心奥运会，不在乎拿金牌，但他们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等等，加拿大的公共绿地多，体育设施多，大部分都对公众免费开放，人们可以不分贫富、自由享用。在他们那里，体育“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早就深刻地洞察到了“国家是为人而建立”，奥运会归根到底也是人的奥运，以人为本，以人为最终目的。这是奥运会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是其长久的魅力所在。离开人的奥运去谈论国家的奥运，即使有一天某一个国家包揽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金牌，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之，只是一种虚骄和自得，这与奥运的精神已经无关。

　　三、竞技是表，精神是里

　　自从1984年，中國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来，上上下下对国际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了兴趣，我们的目光常常锁定在闪光的金牌刹那的辉煌上面，至于金牌背后的血汗和泪水，金牌和体育的真实意义，几乎无暇顾及。少数人的专业体育和普及性的业余体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前者以竞技为明确目标，直接指向体育的第三个目的，后者通常是私人性的，或是兴趣爱好，或是锻炼身体，每天跑步、游泳、打球或从事其他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围绕着体育的第一、二两个目的。专业体育或者说职业体育就是为了比赛而存在，不惜代价地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目的就是要拿冠军，拿奖牌，这种专业体育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支持、财政投入，从幼儿和少年中选拔苗子，从小开始封闭式的高强度、专业化训练。专业体育确实将竞技体育推向了极至，但它也是把双刃剑，我们看看多年在赛场上摔打下来的专业运动员往往伤病累累，他{她}们的竞技水平建立在极为严格的、不断重复的训练基础之上，那些训练常常是残酷甚至无情的，有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身体为代价，去获得竞技的提高和比赛的胜利。

　　许纪霖先生在那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谁是体育大国》中，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相反，“中國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除此之外，别无目的。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因此也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这种单一化的竞技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体育本身，赛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赛场，体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体育，在体育当中附丽了太多功利的含义，在体育中注入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体育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古老国家的民族主义之梦，体育成了向世界同时也是向本国人民展示强盛和威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体育不再是全民身体的锻炼活动，更不可能是培育公民精神的一项活动，在雅典，人类最早的大规模体育盛会诞生的地方，体育天然地就带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合格公民的功能。《奥林匹克宪章》说得很清楚：“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与奥林匹克成员的身份不相容。”“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王云五先生对于现代体育精神有深刻的领悟，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一个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无形中养成团体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他认为运动场不光是养成优良运动家的地方，也是优良公民的养成所，体育设施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民教育的设施。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隔膜，而真正的奥运精神恰恰和公民美德、公民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奥运本身就是提倡人类的美德，是人类追求和平、进步的直接体现。

　　2008北京奥运会已进入倒计时，连北京的空气中都已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空气。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个观点：反对将奥运政治化。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值得我们深思并反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将奥运会狭隘化为单纯的竞技体育。据说“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是这次奥运会的口号和主题，我相信，“同一个梦想”的愿望当然是美好的，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户、失地农民之间，欠薪老板和农民工之间，开化工厂的老板和被污染的公民之间……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找到“同一个梦想”？每个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和走向的人，一定都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担忧和向往，我只想说，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赛，始终寄托着古希腊以来人类最质朴的追求和梦想，其中包括公平、自由、平等、博爱，包括《奥林匹克宪章》庄严写着的“没有任何歧视”。在奥运会这个地球村的盛大节日即将拉开大幕时，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找到我们的“同一个梦想”一定远比金牌数要紧，找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同一个梦想”，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从这里重新起步，向新的文明靠近。有人说，不同信仰、不同利益阶层的人不可能拥有共同的起点。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中國，一个天空，一块大陆，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个共同的起点。站在共同的起点上，也许我们就能体会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奥运精神，这才是最值得我们珍视和追求的。

　　作者:傅国涌

　　有人说，这是个盛世，有空前的物质繁荣，有消费不尽的人间奢靡，有骄傲的统计数据，有历代帝王都想象不到的好日子，推土机日夜不停，一切苦难的呻吟都被到处铺展在大地上的噪音遮掩了。对于权势者和正享受着依附权势所带来的好处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最好的时代，所有的鲜花似乎都为他们而开，所有的阳光都为他们而洒，他们主宰着万物苍生，他们把肉体的享乐推到了极限，他们玩电子游戏一般玩弄着财富的数字，不在乎资源是否枯竭，不在乎死后是否洪水滔天，有权就有一切与有钱就有一切捆绑在一起，和諧双赢，所谓“中國崛起”、所谓“中國奇迹”，人们陶醉于这样的自吹自擂中，不容许别人打破这样的梦境，不容许别人质疑这样的神话。在自己精心编织的大话中自我感动，通过自己控制的新闻媒体日日夜夜的不断重复，不仅说服自己，而且说服许许多多的不明真相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在外敌压境、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对这块土地的真实情感，而是在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之下，通过垄断媒体的长期灌输，虚构出来的一种盲目的排外情绪，是一种虚幻的麻醉剂。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迫近，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越来越高涨。

　　乍一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似乎构成了继续專制的强大基础。这一现象足以令一切对中國的未来怀抱最后希望的人感到忧虑。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至深悲哀。我默默地观察多时，思考了多日之后，深感这种在爱国口号下轻率而浮躁的表演，既然一轰而起，也很快会一轰而散，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无持久的力量，更谈不上构成專制的可持续基础。何况，心虚的專制统治对于鼓噪不安的民族主义声浪也并非一味纵容，因为担心这种声浪一旦失控，引火烧身，所以表现得既爱又惧，先是默许终容，后是收束警惕。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合法容身的场所，不可能赢得一个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说到底，衰微的專制惧怕所有不可控的自发表演，只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操控的有组织的演出。

　　老实说，那些今天自称爱国，抵制家乐福最起劲的人，一旦真的要他们去牺牲，不要说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会去干，就是要他们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他们也未必会同意。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主义从来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一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是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热爱脚下的土地，他们时刻怀着敬畏和谦卑之心，他们具备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不会盲目地自大和无知地排外，他们对这块土地上的权力体制、一切强势者都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不客气的批评，只有批评才是最深沉的爱国方式，爱国并不意味着顺从，爱国更不是按照统治者指定的方向和许可的方式，爱国是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山川、河流以及世世代代形成的文化的认同，是对这片土地上和自己一样靠劳动吃饭的普通同胞的血肉联系，这样的爱国才是真爱国，但这种爱国常常不是以喊口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是正常的健全的民族主义，不以民族主义命名的民族主义。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译本上世纪80年代曾风行一时，其中就有这样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说的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中國，它只是民族自卑和“合群的自大”的产物，所以动不动就贴标签，口水横飞，搞道德绑架，凡是不与他们站在一起的，立马视作敌人，恨不得打倒在地，再踩上千万脚。这种容不得不同声音的民族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它不是根植于土地深处，与自己的民族可以共忧患的民族主义，等到危机真的降临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不能否定，在呼喊爱国口号的人当中，也许不乏真心地认可專制统治，真心相信官方宣传的人，他们对西方、对美国充满敌视，对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很满足、很惬意。比如，在海外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是因为家庭背景出去的，父辈或贪官或大款，身居既得利益的序列，掌握着优势的资源，他们真心地认可现状，希望保住他们的繁华梦。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娱乐方式，抵制家乐福也好，反对CNN也好，都只是一个个奉旨爱国的娱乐项目。这些具有安全保障、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娱乐，何乐而不为？如果有更有刺激、更好的娱乐项目，如果他们感到安全的话，一样会趋之若骛。说穿了，他们并不是因为内心深处认同了官方价值而呼喊口号，他们只是因为青春的激情无处释放，年轻的情绪无处发泄，需要寻找一个借口、一个理由，民族主义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最安全、最可靠的渠道。归根到底，他们要的只是娱乐，里面没有多少价值判断的成分，更没有多少政治选择的成分。

　　2008年的奥运会本质上已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赛事，对统治者来说，就是试图通过举办压倒一切的奥运会，来打造一场万寿盛典，彰显盛世的无限风光，从而消解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掩饰那些因为制度缺陷造成的人间不幸。以体育的名义，套上国家的花环，披上民族的华衮，人们就很难看透其中的把戏，更不要说发出清醒的质疑的声音。对许多中國人来说，奥运会则是一个超级的娱乐项目，借助这样一场超级的国家娱乐，他们可以尽情地陶醉其中，狂热地舞蹈、欢歌，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人类天性中的娱乐性是很容易被引导、被操控的。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会就是这样一种巨大的国家娱乐，曾经令千万德国人如痴如狂，而不知道巨大的厄运正向他们悄悄迫近。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娱乐项目，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甚嚣尘上的气焰迷住了双眼，我们不能被一时的狂热镜象所惑。既然是娱乐，其实就不必太当真。奥运会也是一样，娱乐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一小部分人的盛世投下的阴影将越来越长，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一个往何处去的“后奥运时代”。

　　作者:傅国涌

　　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东侧，有一栋面积达5500平方米的红色大楼，中國反兴奋剂中心即坐落其中。从7月27日起，在北京奥运村正式启用后的29天内，这个中心将24小时不间断地承担4500例的兴奋剂检测工作。

　　中國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在工作间隙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战临近，中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做着准备。

　　这将是奥运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检测，它比四年前雅典奥运会的工作量增加了四分之一，比八年前的悉尼奥运会提高了九成。为应对这一挑战，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原来的60人临时扩充到140多人；此外，还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医学部招募了大约100名志愿者。

　　国际奥委会（IOC）、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和北京奥组委联合组建的一个20余人的兴奋剂检测小组，也将在8月5日驰援北京。其中十人为北京奥组委从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专门聘请的检测专家，另外十人为海外专业志愿者。

　　这一切，能否确保北京成功举办一届“干净的奥运会”？该小组成员之一——意大利罗马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世界反兴奋剂科学家协会前主席弗兰西斯科·伯特的回答是：“事后才能知道答案。”

　　危险赌注

　　所谓兴奋剂，是国际体育组织规定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统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每年都会公布一份禁用清单，从今年1月1日执行的清单，是去年9月正式制定的。

　　目前，国际上把兴奋剂统称为“doping”。这个单词源于荷兰语“dop”，最初指南非祖鲁人利用葡萄皮制作的一种酒精饮料，据说饮用之后可以增强战斗力。

　　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选手就通过特别的饮食或者服用一些药物，在比赛中最大限度地提升体能。到了19世纪，在自行车以及其他耐力运动中，士的宁（strychnine）、咖啡因、可卡因以及酒精等都被广泛地应用。

　　随着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兴奋剂很快成为与之共生的“肿瘤”。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上，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Tomas Hicks)被发现因为服用含有士的宁的生鸡蛋，才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限制在体育运动中使用此类物质。1928年，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AAF）率先宣布禁用兴奋剂；此后，很多运动组织先后颁布了禁令。

　　然而，当时人们缺乏有效的手段检测运动员是否服用了兴奋剂。20世纪30年代，人工合成激素问世后，兴奋剂滥用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1960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选手詹森因服用苯丙胺猝死；1967年，英国自行车手汤姆·辛普森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因服用兴奋剂而死亡。此后，国际奥委会终于决定把兴奋剂检测正式引进次年（1968年）举行的第十九届奥运会。

　　在1998年的环法大赛中，法国警方对多支车队进行突袭，仅在荷兰TVM车队驻地就查出104瓶禁药。事后，包括一些车队理疗师在内的多人被送上法庭。

　　这一丑闻极大地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1999年2月，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反兴奋剂世界大会，并发表了《洛桑反兴奋剂宣言》；同年11月，獨立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洛桑正式成立。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不同兴奋剂的作用原理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以属于肽类激素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为例，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张长久告诉《财经》记者，当EPO被输入血液之后，会与骨髓中的受体结合，产生更多的红血细胞。血液中的红细胞越多，意味着输送给肌肉的氧气就越多，运动员的耐力也就越好。

　　另一种常见兴奋剂——丙酸睾酮，作为合成类固醇类（蛋白同化制剂）兴奋剂的一种，则具有增强肌肉和骨骼的作用；在主动或被动减体重时，它能帮助运动员保持肌肉体积。

　　然而，这些赌注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EPO会让使用者的血液变得粘稠，过量使用会导致脑血栓甚至死亡；使用合成类固醇，则会干扰运动员体内自然激素的平衡，产生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男性往往表现为性格改变、肾功能异常、乳房增大及早秃；女性则表现为肌肉增生、月经失调、体毛过度生长。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往往把体育竞技视为和平时期展现本民族自豪感以及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手段。此外，金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商业利益，也往往压倒了对长期健康的忧虑，成为运动员铤而走险的最主要动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旦兴奋剂开始使用，更多的人将身陷其中。

　　要彻底遏制兴奋剂在奥运会乃至整个体育界的泛滥势头，是一个长期的使命。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检测出26例兴奋剂阳性（包含逃避兴奋剂检查在内）。这也是自奥运会引进兴奋剂检测以来的单届最高记录。

　　猫鼠游戏

　　不少运动员对使用兴奋剂抱有侥幸心理，一个因素是兴奋剂使用和检测之间的时间差。

　　吴侔天对《财经》记者表示，很多兴奋剂在被运动员使用之前是用来治疗疾病的物质。因此，检测人员很难甚至说不可能完全预知，哪种物质会被选择成为兴奋剂。与兴奋剂使用相比，兴奋剂检测往往表现出时间上的滞后性。只有当某种兴奋剂出现之后，检测技术才能相应而生。

　　“猫一定是在老鼠后面跑的，不可能猫跑在老鼠的前面，老鼠追猫。”他承认。

　　比如违规输血，即把血液、红血球以及相关制品通过静脉注射输入运动员体内，可以增加人体血液中携带氧气的血红素的含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耐力项目成绩。这项技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实用化，但直到1986年才被列为禁用方法。

　　与此类似的是EPO的使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EPO就被国际奥委会列入禁用清单，但一直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人们才通过结合血检和尿检，找到了一种可以大面积推广的、可靠的检测技术。

　　美国女飞人马里恩·琼斯的故事是另一个佐证。2000年在悉尼获得五块奖牌（三金两铜）后，她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取得五块奖牌的女运动员。直到2003年，她被举报使用了一种当时尚无法检测出来的合成类固醇THG.去年10月5日，在提供兴奋剂的实验室两位负责人供认之后，琼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才含泪承认并道歉。

　　在兴奋剂检测技术的滞后性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加大对使用兴奋剂运动员的处罚和教育力度，成了有效制止这种行为蔓延的关键。

　　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这一獨立机构以“Play true”（玩真的）作为口号，主要任务是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审定和调整违禁药物名单，对各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认证等。

　　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3届会议上，以122票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简称“反兴奋剂国际公约”），这是全球第一个旨在反对兴奋剂的有普遍国际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2007年11月17日，在西班牙举行的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修订后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获得通过，将于2009年1月正式生效。

　　新《条例》最显著的改变之一，就是对初犯的惩罚由原来的禁赛两年提高到四年。这意味着，在本届被查出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将不能参加下届奥运会。

　　中國身影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中國惟一被检测出兴奋剂呈阳性的案例，是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当时的女排主力接应二传巫丹，在尿检中被确认服用了含士的宁的物质。虽然后来被证明是误服含有违禁成分的止咳药所致，但兴奋剂对于中國体育界的冲击，早已是众所周知。

　　中國兴奋剂问题最早被人们所熟悉，是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11名游泳队员在事后的药检中呈阳性。1994年的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又有11名运动员被检查出涉嫌服用兴奋剂。

　　中國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兴奋剂滥用带来的挑战。1987年7月14日，中國兴奋剂检测中心正式成立；两年之后，该中心正式通过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考试，获准从事相应的检测工作。

　　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然给中國的反兴奋剂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吴侔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兴奋剂检测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奥运主办方的重要依据。在2001年北京“申奥”时，他曾作为兴奋剂检测方面的专家回答国际奥委会的提问。

　　本届奥运会，EPO检测技术与八年前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只需尿检就可以获得可靠的结果。他解释说，相对血检而言，尿样的采集显然更为方便，对于运动员本身的影响也更小一些。

　　当然，要真正遏止兴奋剂对体育运动的侵蚀，除了技术，更重要的还是制度。

　　2004年，中國政府为了表明反兴奋剂的坚定立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颁布了《反兴奋剂条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和条例。

　　随着北京奥运会日渐临近，中國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和督查市场的形式，从生产源头和流通渠道铲除兴奋剂；另一方面，对运动员的检查和违反规定使用兴奋剂的处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

　　根据中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药监局）统计，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6月18日，已经有23家违法生产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因的化工类企业，被责令停止生产和经营。另有125家违规生产和经营的药品企业受到处罚，321家违法发布销售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信息的网站被处理。

　　同时，中國对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也逐年增多。2007年，兴奋剂检测中心全年共执行兴奋剂检查10238例，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0年，这个数字不足200例。

　　2008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国家队运动员兴奋剂违规处罚办法》，规定运动员发生药检阳性或其他严重兴奋剂违规行为，给予该运动员终身禁赛的处罚；并解除该运动员劳动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留用；对运动员主管教练员，给予解除教练员聘任合同，取消其终身教练员资格、终身不得从事与运动训练和运动队管理有关工作的处罚；并根据情节和责任按照《反兴奋剂条例》等规定，建议或责成主管部门按照黨纪、政纪的有关规定开除其黨籍和公职。

　　考验在前

　　中國药监局制定的《2008年兴奋剂目录》，包含了216种兴奋剂。其中，蛋白同化制剂有74种，刺激剂（含精神药品）有59种，此外还包含7种肽类激素、11种麻醉药品以及其他品种。

　　兴奋剂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门类，中國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告诉《财经》记者，是因为不同的运动项目需要达到的效果不同。如有的项目需要稳定，有的项目则需要耐力或者爆发力等。

　　国际奥委会联络协调员桑德里·唐格对《财经》记者表示，从7月27日奥运村开村到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所有奥林匹克中心（包括奥运场馆和奥运村）内的兴奋剂检查检测工作，都将在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指挥监督下进行；具体检查工作由取得国际奥委会认可的检查人员完成，检测工作则由中國反兴奋剂中心完成。

　　另外，类似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6年都灵冬奥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将派出一个獨立观察小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监督兴奋剂检测工作和检测结果的执行情况，并以报告的形式公之于众。

　　据《财经》记者了解，该小组共有12名成员，分别来自十个国家。小组负责人是国际滑雪联合会秘书长萨拉·刘易斯。

　　为了对各国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队医进行直接的反兴奋剂教育，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推出运动员拓展项目。这被认为是迄今教育运动员远离兴奋剂的最好方法。

　　该项目组成员之一、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反兴奋剂办公室副主任王新宅告诉《财经》记者，该项目的工作地点选在奥运村，每天项目组成员都会在工作点为运动员提供反兴奋剂的教育。具体形式是让运动员玩游戏，这款游戏现在可以从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上下载。

　　除了传统的挑战，北京奥运会注定要面临很多新兴的考验，比如基因兴奋剂（gene doping）。

　　7月21日，德国电视一台在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指责中國有医院提供基因兴奋剂业务。虽然中國卫生部否认了这一指责，但无疑，基因兴奋剂仍将构成一个长期挑战。

　　要解释基因兴奋剂，先要从基因治疗说起。基因治疗是指将人的正常基因或者有治疗作用的基因，导入人体靶细胞以纠正基因的缺陷，杀灭病变细胞或抑制外源性病原体遗传物质的复制。作为基因疗法的“副产物”，基因兴奋剂服务的对象，已经由患者转为健康的运动员；目的也从单纯的治疗，转变为通过使用相应的细胞、基因或基因表达构件来提高运动成绩。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基因兴奋剂研究小组负责人西奥多弗里德曼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理论上来说，通过引用新的基因或者改变原有内在基因的表述方式，就可以从改变肌肉的强度、体能和输氧能力方面增强人的运动潜能。

　　不过，他也强调，基因疗法对医学技术的要求非常高，目前基因疗法充满风险，结果并不能达到完全可控。“现在应该通过法律，全面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吴侔天对《财经》记者承认，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套被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检测方法，如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真的出现使用基因兴奋剂的运动员，以目前的检测技术很难检测出来。

　　但是，他补充说，如果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要求，中國反兴奋剂中心将保存本届奥运会的所有检测样品，保存时间是八年。“若干年后，可以依据新的检测技术对检测样本做出新的检测。如果发现运动员使用基因兴奋剂而获得奖牌，同样可以依据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处罚。”

　　作者是《财经》实习记者

　　本刊记者李虎军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 《财经》杂志，总第217期

　　作者:徐超

　　对这次北京奥运会，不少人都猜测中國能否取代世界体坛霸主美国，而登上奥运金牌数天下第一的宝座。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谢尔已这样说过，面对中國的进取，美国队已做好了在北京奥运会上丢掉金牌第一大户的心理准备。

　　中國自一九八四年首次在洛杉几参加国际奥运会以来，夺金抢银的势头一直很凌厉，而且进展神速，二○○四年雅典奥运更挤掉国际体坛二哥俄国的位子，得三十二枚金牌，仅比得三十六金的美国榜首少四枚。而这次中國占主办东道国之优势，金牌数目应该会再有进展，甚至超过美国应不足为奇。

　　体育官员坦承举国体制起作用

　　中國能在二十多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体育竞技大国，在国际奥运会上呼风唤雨，是得力于中國特有的一种体育制度││「举国体制」。中國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雅典奥运会后不讳言地坦承：「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所谓「举国体制」，中國官方的解释是，「指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简言之「举国体制」是调动全社会资力、物力操练少数菁英运动员，尽最大力量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此体制因国家的绝对控制垄断能力及源源不绝用之不竭的财力，确实能将一个与其实际国力、人民身体素质、体育水平不相符合的国家在很短时间送上国际竞技大赛的奖牌高峰。

　　此体制度为苏联五十年代所创建，后为绝大多数共產極權国家所仿效，佼佼者有前苏联、前东德、前共黨国家罗马尼亚等，但苏东波历史事变后，硕果仅存者只有中國一国，其余古巴、北韩蕞尔小国不足为道。

　　举国体制这种功利的唯奥运金牌是尚，完全被国家操控垄断的体育制度，与普世的体育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

　　仲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制度的最高层次就是奥运争光。如果作一个对比，可以说，中國体育是国家行为，西方体育则是社会行为，中國是官办体育，西方是民办体育，中國是菁英竞技体育，西方是大众健身体育。在外国奥委会是民间獨立组织，在中國奥委会与中國总管体育事业的最高官僚机构「仲共体育总局」是合二而一，或曰两个牌子一个班子。

　　实际上，在多年前中國国内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对这种实际戕害体育精神的制度进行批判，要求改变。概其大略举国体制有如下弊端：

　　巨额国家资源发展竞技体育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数十亿人民币培养菁英运动员，发展竞技体育，而严重忽视乃至不顾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要。

　　二○○四年国家审计署披露国家体育总局动用奥运专项资金用于建体育总局职员住宅。当时体育总局出来澄清时，谈到体育总局经费说，建体育设施（遍及全国的体校、各省体工队及其场馆）的专项资金和给国家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和比赛备战奥运、亚运等等的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直接拨给国家体育总局。显见在国家体育经费只集中用于国家运动员身上，普罗大众未分得毫毛。

　　据美国时代杂志报导，二○○一年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年预算为四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为了迎接北京奥运，年预算随后增加到七亿一千四百万美元。据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透露，中國在国际竞赛中每赢一枚金牌成本要七百万美元。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成本，外国媒体认为至少在四百亿美元以上。

　　批评者指出，体育总局的经费是纳税人的钱，但全部花在菁英运动员身上，至使全国大众体育设施严重缺乏，使许多热爱体育但未纳入体制的国民望洋兴叹，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

　　数十万计的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第二个弊端是：由于动用全国人力，大量地选拔有运动天份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的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

　　中國为培养金牌选手采用的是一种人海战术，从中小学学童中经严格体能测验，挑选有潜能者送到各地体育学校隔绝社会进行封闭式集训。现全国有三千多所青少年体育学校，近四十万青少年（年龄最小者只有七、八岁）。然后再从这些青少年运动员中挑选尖子特别集训培养参与全国与国际体育大赛。

　　时代杂志最近到山东访问了三所体校：青岛体校（中國培养奥运选手的重点体校之一）、潍坊体校和鲁能乒乓学校。提到一个十四岁的农村姑娘陈云，在测试了肩宽、腿长和腰围后被认为有潜力而安排练举重，一位少年因注意力集中、肩膀宽、视力好而挑选为射箭手，尽管他们在这之前对这些运动所知甚少，也无兴趣。而速度快，手眼协调超人则派去练乒乓球。时代杂志还说，学校的标语和宣传画都是强调「为国争光」。

　　这三所学校全部为寄宿，鲁能乒校学生每周只能与父母相聚两个星期。学生们每天至少五六个小时训练，甚至包括晚上。虽然校方告诉时代杂志记者，学生主要时间是学文化课，课余才练运动。但记者很惊讶地发现，校园里看不到一本教科书。有位练赛跑的少年告诉记者，他每天的生活除了跑步，就是睡觉。

　　残酷的事实是，除了极少数菁英中的菁英，绝大多数这些青少年都奋斗不到出人头地为国争光的一天。而且即使争过光的但不是明星级运动员下场也可能很悲惨。中國体育报说，百分之八十的运动员退休后因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生疾病，甚至成为残废，如前中國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的遭遇。

　　举重冠军邹春兰的悲剧

　　吉林体工队女举重选手邹春兰曾得过全国冠军，共拿过七枚金牌，并打破过一项世界纪录，一九九三年退役后，因为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教育程度，只能去当澡堂搓澡工，生活潦倒。而更惨是她十六岁进体工队后即被安排服用实际为男性荷尔蒙的「大力补」，每天一颗，长达六年，体内男性荷尔蒙呈男性化特征，后来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她退役是因为浑身是伤，肌肉没有弹性，已无法再举重。邹春兰告诉记者，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有她这样的经历。据报中國每年有三千运动员退役。

　　批评者指出，举国体制第三个弊端是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不择手段追逐金牌的举国体制，亦成为中國体坛腐败的触媒剂。二○○五年中國十届全运会闹出大量金牌内定、假赛的丑闻，舆论大哗，体育界检讨，多数认为是举国体制倡导的锦标主义起了关键作用，至使公民竞赛的体育精神荡然无存。

　　在检讨中國举国体制时，有关禁药的大丑闻至今中國国内媒体不敢触及。有大量事实证明，中國体育队在八十、九十年代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女子运动员的飞跃与禁药丑闻有很大关系。

　　中國女运动员服禁药丑闻

　　中國女子泳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一度令人意外地称霸国际泳坛，使全球为为之震惊。一九九二年的巴塞隆那奥运会中國夺得女子游泳四面金牌五面银牌一面铜牌。在一九九四年的罗马游泳世锦赛，女子项目共十六枚金牌，中國七名女金花竟一口气夺走十二枚，其中还破了好几项世界纪录。但崛起很快，跌落也快，因为没有人相信中國女飞鱼是靠自己的实力。在一九九四年随即举行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國选手露出原形，共查出十一人服禁药，所获奖牌一律取消，其中包括世界游泳冠军吕彬、杨爱华。中國大失颜面后自己内部也加强药检，曾破世界女子两千公尺个人混合游泳纪录的女飞鱼吴艷艷也查出服禁药，而不能参加悉尼奥运会。自广岛禁药丑闻后，中國游泳女将成绩立即一落千丈打回原形。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只获一金一银。悉尼奥运中國女泳手未获一面金牌。雅典奥运会唯一金牌的女泳手罗雪娟公开承认中國游泳队池子不干净。

　　曾名噪一时的马家军田径队（辽宁省田径队，因教练马俊仁而称为马家军）在九十年代中期突然产生一批世界级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多位女子在多项世界大赛中夺魁拿金牌。其中最着名的王军霞曾在亚特兰大奥运获女子五千米金牌。一直有传闻马俊仁让女运动员服补品。二○○○年中國这只田径劲旅的多名世界冠军未选入悉尼奥运的中國代表团名单，有关服用兴奋剂的传言纷纭，但仲共当局从未予以澄清。而马家军教头马俊仁仍然担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仍然负责中长跑运动员的训练，直到二○○四年退休，此时马俊仁已身家千万元。现普遍认为马家军运动员的成绩是禁药催出来的。

　　另外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中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其中國家体育官僚机构起了关键作用。据邹春兰披露，在吉林体工队的举重队，教练让她们服用大力补，骗她们说是营养药补身。服后她们身上长体毛，甚至长胡子，嗓音变粗，教练才说吃的是男性激素，但说对身体无伤害。她们心里都很恐惧，但也很无奈，只有少数人偷偷将药扔掉。邹春兰说，到比赛前的半个月她们停止服用，然后注射「掩盖剂」，以蒙过药检这一关。

　　在邹春兰披露禁药内幕后，吉林省的体委还威胁她说，如果她披露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中國引进臭名昭着的东德教练

　　中國女子游泳的突飞猛进是从一九八五年引进着名东德体育医生鲁夫开始。次年中國女泳队即以脱胎换骨的形象在国际赛事中一举击败亚洲霸主日本队。

　　前东德可以说是中國举国体制的楷模。在其垮台前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长达二十年时间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其中最显着的是女子游泳和田径（后中國运动女选手也因禁药而一鸣惊人）。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解，原来金牌是用禁药喂出来的。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据中國大陆方面的报导，这位被中國游泳队请来的鲁道夫医生带来的法宝就是高原训练、血乳酸测验、还有就是禁药兴奋剂。而两德统一后，数千东德教练失业，有的被礼聘到中國，成为中國游泳女队暴发的秘密武器，但也为中國带来禁药丑闻。在迄今十年，中國有二十七名女运动员无法通过药检，数量超过其他国家总和。

　　国内出现反举国体制声音

　　实际上中國体育总局至今仍在僱用这些臭名昭着的东德禁药教练。二○○六年二月中國备战北京奥运的其中一个主要游泳基地上海东方绿舟训练基地揭幕，海外发现该基地来自德国的着名游泳水槽教练海格．非福特（Helga Pfeifter）即是前东德着名游泳项目违禁药物研制专家、东德禁药科研机构「四一五研究小姐」的主任、东德的游泳队主教练，本人有兴奋剂女王之称。在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纪录中，她是中央管理运动药物计划的主要成员。东西德合并后她曾被控使用禁药残害青少年身体之罪，因身在国外（中國？）而逃过审判。

　　丑闻百出的十运会后，中國国内曾出现异议声音，检讨现行体育政策，要求放弃以竞技争锦标奖牌为目的举国体制，仿照甚他国家体育事业为国民大众强身健体而服务的政策。但在中國争取到主办二○○八年北京奥运后，为奥运争光，与美国争金牌霸主已成为中國当局坚定不移的目标，这个畸形的举国体制反而更加变本力厉地推行，更多的国家资源投放入无底洞的金牌争霸战中。

　　美国时代杂志说，中國的金牌战略是将主要资源投放在金牌易取而数量最多的项目中，如举重、击剑有十个金牌，划艇有十六面金牌，虽然这些运动非常冷门，与中國大众的体育运动兴趣无关，但投放的资源很多。另外相较西方，中國投放了更多资源给女子运动，因为中國女子运动所获奖牌比男子多。在雅典奥运中國女子金牌数量占中國奖牌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中國在二○○二年的亚运会后，提出了一项「一一九工程」计划，即是要在总金牌一百一十九面（现为一百二十面）的田径、游泳、水上三大体育项目争夺金牌，以向世界呈现中國是名符其实的体育强国，而非仅是擅取冷门运动金牌的投机者而已。

　　这个宏大目标能否实现？要事后才知，但以中國举国体制的优势及前东德的教训，能够实现并不出奇，但其代价和后果则难预料。

　　说到底，中國以奥运奖牌为最高宗旨的举国体制无非是从纳粹德国到前苏联东欧一脉相承，将体育作为强化统治者意识形态以凝聚人心对外炫耀国力的统治利器而已。在毛澤東时代这个意识形态是共產主义，在今天中國就是民族主义。虽然批评声四起，认为这样的体育体制不能继续下去，但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二○○八年奥运会后还能坚持举国体制」。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8月号

　　作者:蔡咏梅

　　——由“奥运排斥”看日益突出的东西文化冲突

　　现在的中國政府自觉牛气无比：一是在共產黨领导下，中國取得獨立之地位，明国界，建政府，定主权，与西洋各国分庭抗礼；又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扫贫穷国家之形象，重科技，搞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现有之情势，似乎是人有我有，人无我有，似乎中國不仅与西洋各国可并驾齐驱，亦有领风骚之嫌。加之有外媒之鼓嚣，中國政府之牛气，亦更有他人之证据可寻。

　　这一派景象与建国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同，亦与近代百年中國与西洋各国之遭遇迥异。早期中西交会时之种种差异与困惑，今日似乎已全然没了。

　　然此时政府自吹自擂，民众亦信以为真，以为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不存在，其种种问题亦得到彻底解决。然观今日中國政府之作为与西洋各国之反映，便知这所有一切，皆是表面皮毛。

　　中國一动作，世界就紧张，这便是今日中西交往困境之真实情景。

　　中西交往之种种互不理解造成这彼此尴尬局面，此等互不理解与紧张局面，尤以中國举办奥运会所遇之所有尴尬为最。

　　它国一普通寻常体育会，移至中國，便成生也许多是非来。结果是，中國人生气难受，外国人生气难受。这真是罕见的结果，双方各方努力的最后效用，竟均为负值。

　　中國欲借这奥运之机，展示多年之发展成果，同时表现其富强文明之形象，故作出种种规定与条例，中國普通民众亦表示认可，但西方之民众，却困惑非常。

　　它国一体育会，在中國则成为一政治集会，中國动员所有的社会名流，来加入这场大会，动员所有的资源，来保障这场大会，这在它国，必不为理解。故有法国等政要反对中國奥运会者，有丹麦社会各界集体反对奥运会者，有欧美等个人反对奥运会者。

　　这在中國，便很不理解，外交部门为方便解释，将其与藏獨等联系起来。奥运会之举办多年，或许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遭遇，中國政府头疼的厉害，始终找不出根源来。便以为自己作的还不够。

　　于是中國政府作的过了头，原来受到民众欢迎的奥运，也因此而受到一些民众的质疑与反感。谁知政府此举，非但没赢得“国际友人”的认可，反倒越发地让别人不解。中國政府便很委屈地看着这治下的“愚民”与境外的“洋民”。中國人“好的”让人尴尬和怀疑。中國政府为奥运和外国人所作的努力无人欣赏，并饱受指责。

　　其实在一般中國民众何尝不是如此，客人要来，总得扫扫院子，擦擦玻璃之类。客人来时，便是看着客人的脸色行事，总要让客人尽兴才对。当然，来做客者，必为友好关系的人。而来中國做客的这些西洋人，却是欺负过我们的人，所以这客人的身份与内涵便打了折扣。

　　又虽然这普通的主人对客人热情客气，但实质上主客的人身地位却是平等的，心理位置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客气与谦让，只是中國人内涵与文化高超的表现。然而自中外近百年交往来，中國人在西洋人面前，便不再平等，直至今日。借奥运这样努力的证明也是不平等的一个反映。这便又多出一事来，这客人非但曾经不友好，而且主人自觉比客人低一等，所以这主人的动作便受了限制，若过分地好，便有讨好与巴结的嫌疑。这也是今日中國政府与一般民众对此认识的差异。其实根底上民众与政府的心理却是一样。

　　然西洋对中國之理解，不外崛起论，威胁论，灭亡论等种种不一而足。这便是西洋人的一些错乱感觉。任不寐总结到：一般说来，当中國发生暴力事件，中國就被看作野蛮民族；当中國被征服，她就成了同情的对象；当中國开始改良，她被看作是一个觉醒的大国；当中國“清流黨”说不的时候，“黄祸”说便开始泛滥。

　　这其实便是中西文化根本差异的所在，也是若干年来许多有知之士痛苦的根本原因。

　　试看今日之中國，无论政府与民众，其所言之“世界”、“国际”等，均是将中國排除在外，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并非有意为之，如“与世界接轨”等，并不包含中國如此之大的一个文化体，一个东方文明最杰出代表的身影。

　　中西文化之排斥交融实为今日中國问题之根本。两种文化体系，生出两种行为方式与心理差距，双方虽皆是好的目的，然而却有这种种不理解与不自觉。梁漱溟言：“中國之问题，为文化失调之问题。”此言真切。虽经建国后之西洋集团主义冲击，中國之部分传统，亦未曾断绝。

　　然今日之国人，因近代百年之种种变革冲击，亦不知传统为何物。但又因其生长环境之所限，骨子里已有了中國文化的血，其对西洋之文化，根上并不了解，虽积极学习靠拢，然而感情上总归不得当。这正如人有病，还是自己原配的器官好，虽换取别人器官，不仅需靠药维持，并时时有排斥感觉，在自己，终不是痛快。

　　中國自明代中后之物质文明，渐落后于西洋诸国，后此便成为一不变“真理”，然近三十年来，中國之积累变革，物质文明发展迅速，此时便有人心理膨胀，以为中國便又富强起来，出现五千年最好之局面。然物质虽如此发达，却未见获西洋各国之认可，便生出许多疑惑与不解来。这其实是两种文化体系不同所致。

　　要消除这所有的不解与内外交困，从文化方面着手，或许有解。

　　韩适南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acien

　　作者:韩适南

　　28日从昆明巫家坝机场出发，人虽不多，却挤的要命。原来这拥挤不堪的场面都是机场那些规定干的。

　　自21日昆明爆炸案后，机场安检便有了两道程序；又因许久前一新疆女携带液体爆炸，故此后全国机场对乘客随身携带液体作了许多规定；后打火机等物便又不能携带登机；再后来乘客随身携带物品的数量和规格又被作了详细规定；又多日前，西安机场心血来潮，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实行脱鞋检查……

　　这一项项加起来，学下来。机场这个小小的地方便有了许许多多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并未让乘客得到任何的实惠，也未在反恐等方面取得成果。但这规定却越来越严格，越来是细密，越来越让民众不知所措。这大约是中國式规定的通病。

　　中國式规定，其目的只在下级对上级表态用，行业对主管部门姿态用，组织对个人宣传用。而与规定中所宣扬的内容几乎没有多大关系。

　　中國式规定大多是贴在墙上，写在纸上，裱起来供着，以便检查造势用的。制造规定的人目的是作一种姿态用，而非考虑到这实际的效果，所以这规定，便是给人看的，而非用来执行的。假若这世间所有的规定都可以如内容般执行的好，尽管许多规定的内容无耻的令人发指，中國虽不能称霸世界，亦可与美利坚国分庭抗礼。

　　因这目的单纯与直接，所以中國式规定的内容，大多是由几个人在一起空想得来的，既不经过调研，也不以人为本，而是单纯地为了制造规定用。规定是为了使事情的处理更加合理，使群体的行动不再盲目和冲动，使群体中的个体利益最大。但中國式规定都只是使事情更复杂，群体更盲目，个体更抱怨。中國式规定在制造时，从未考虑过“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中國式规定的内涵便是“制造麻烦”，似乎条款越多，便越显得规定周密，似乎用词越时髦，便越显得国际化程度高，似乎只要打上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名号，便越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否则谁置疑谁傻冒，谁反对谁落后。这规定为姿态而规定，为规定而规定，全然不知道这规定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规定是为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方便所定。

　　中國式规定的特点便是动不得。平日里某部门、某单位、某组织在与个人发生认识冲突或见解分歧时，便以“这是规定”作答，正如媒体中宣扬的“相关部门”一样。讲“这是规定”的人不知这规定是什么，为了什么；答“相关部门”的人不知道相关部门是什么部门，这部门能作什么。若有人对此答案表示鄙视，必定得来一个同情的眼神和一句心理的不解：“这是规定啊，他竟然不遵守，还有理了他！”

　　制造规定的人或单位，一般是有话语权的。一般人是不能作出规定的，从未见一人对来他们家的客人说出什么规定来。因为话语权是只有个别少数人或团体才有的，这规定的效果便不知道，这规定的制造便不透明，这规定的更改，但不“必要”。

　　中國式规定，不为苍生为鬼神；中國式规定，不为方便为麻烦。

　　作者:韩适南

　　——评中國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2008年是中國人民多灾多难的一年。只是最大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把老百姓视如草芥的任意蹂躏欺辱。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士可杀而不可辱”，讲的就是生命和尊严的道理。你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却不可以侮辱他人的尊严。不仅士不可辱，民同样不可辱。对于崇尚天理人伦和生命尊严的中华民族来说，任意蹂躏欺辱的罪恶远远超过杀戮本身，所以《水浒》才把唯一没有杀人的高俅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而把历史的荣誉献给了武松等一生杀人无算的英雄豪杰。其实西方也是这个精神，“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表示宁死也不接受蹂躏欺辱。所以古往今来历代统治集团往往都是欺压人民欺瞒人民，却很少欺辱人民，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突破这个道德底线，不仅对本国人民没有，甚至对侵占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日本只是否认南京大屠殺，而没有歌颂南京大屠殺，更没有组织专家学者讨伐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这就是底线，这就是连法西斯野兽都没有突破的底线。可是当今中國金融买办雇佣的所谓专家学者却突破了这个底线，居然众口一词地讨伐起了贱卖银行股最大的受害者——中國老百姓，大骂中國老百姓是没有理性的情绪发泄。把主人的财产贱卖掉还大骂主人不应该有疑问，无论是作为现代公仆还是作为旧时奴才，都是悖逆天理丧尽天良的人伦大罪。

　　中國人民历史上的过度宽容和现实中的过度忍让，造成了中國精英集团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其欺压和凌辱，逼其下岗，淫其妻女，掠其财产，卖其银行，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如果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道德沦丧的不良学者的个别行为也就罢了，最近以来为了讨好上面以升官，讨好买办以发财，个别明星学者一直上蹿下跳地叫喊贱卖银行有功论，而今居然上升到召开研讨会的水平，形成买办、学者、媒体的联合轰炸，并且舆论轰炸的内容已不再是贱卖银行有功论，而是直接讨伐银行的主人——中國人民。过去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老百姓已经忍受了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无法忍受的空前劫难，只求给留下一点点做人的尊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给留下一个“完尸”，可是老百姓就这么一点儿可怜的要求都遭到了残酷蹂躏，非要把老百姓碎尸万段不可，一定要逼着老百姓承认贱卖银行是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把十多元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收获！这种行径简直超越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流氓强盗！流氓强盗固然可恨，但是古往今来，哪怕是最邪恶的强盗也没有逼着受害者承认遭受抢劫是最大的收获；哪怕是最变态的流氓也没有逼着受害妇女承认被强暴是最大的快乐（不过据博客中國报道，举办此次研讨会的中國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就以射精属于劳动为依据，提出了妓女剥削嫖客的理论。其创新贡献仅次于贱卖银行有功论。最近中國社会科学院三大惊人创新理论就是：贱卖银行有功论、乱伦幸福论、妓女剥削嫖客论）。如此丧心病狂地暴虐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可谓是欺民太甚！

研讨会还是讨伐会？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只是表达了错误观点而已，不要看得太重。这是所有受害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们看得太重，还是对方做得太绝。不错，在一个健康社会里，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观点，哪怕是极端反动的观点，也有表达的权利，只要是真诚的观点，就应该得到尊重。所谓真诚的观点是指发乎于心而非出自于利，更不是西方豢养的美国鹦鹉和买办雇佣的学界走狗。而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恰恰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金融买办操纵的利益表演，与其说是专业研讨会，不如说是放狗咬人的讨伐会。

　　作为研讨会，应该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研究讨论，特别对外贱卖银行股这类牵扯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又是在业界学界各色人等杂陈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与会者观点如同拷贝般惊人一致，即便是在皇权專制的御前会议上，在一黨專政的代表大会上，也从未出现过全体与会人员的观点如同一张光盘上拷贝出来一样，至少在诸如价格高低这类技术性问题上还是应该存在差异的。像目前这种在细节上也没有任何差异的所谓研讨会，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无耻最肮脏最龌龊的一幕。虽然中國学者的堕落已是人所共知的肮脏事实，但是能够堕落到这个程度却超出了历史上所有无耻之徒最大胆的想象。在中國的土地上由中國人民养育的一群中國学者，聚在一起呼吁外国人投资中國银行一年赚取10倍的收益率太低，认为把股票以相当于中國投资者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资仍然太高，甚至把锁定外资风险的价值数千亿元的期权分文不取地白送给外资，仍然认为外资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说连白送都不属于贱卖，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属于贱卖？如果连白取都算是承担风险，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没有风险？人，特别是公众人物，怎么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

　　学者卖论求荣进而卖国求荣，中國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的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当初投靠日本的汪精卫也只是认为投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没有认为日本侵占中國是一件日本人吃亏中國人沾便宜的伟大改革。特别是在同期同样投资中國银行业的中國股民亏损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作为最高学术机构和最高专业媒体的明星学者，不仅绝口不提中國股民不应遭受的惨烈损失，反倒大肆论证外国人一年10倍的投资收益十分合理，请问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诸位还有没有天良？尽管你们讨好那些买办可以前程似锦，可以荣华富贵，可是你们却丢掉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良知和廉耻。这是连指使你们的主子都不敢公开丢掉的东西，所以才驱使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奴才出来祸害百姓祸害国家。或许你们现在或将来都会恬不知耻地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奉命行事，是主子在借用你们的学术身份，并非是你们的真实想法。不过在此需要提醒诸位，一个人做什么是階級利益和政治立场决定的，但是怎么做却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做什么反映的是立场问题，怎么做反映的是道德问题。诸位在贱卖银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无耻下流，恐怕连你们的主子都会感到不耻。主子可能会欣赏奴才的效率，却很少会欣赏奴才的卑鄙；所以才有了贵族和奴才、绅士和狗腿子之间的明确分工；贵族和绅士拥有政治立场，奴才和狗腿子拥有卑鄙手段；前者往往立场反动却不卑鄙，后者往往是既卑鄙又反动。所以历朝历代都是奴才比主子更坏，二鬼子比鬼子更邪恶，但是能够邪恶到像银行业改革开放问题研讨会这个程度的，却是空前绝后。

　　就拿这次贱卖银行股来说，仅仅10多家银行股贱卖一年就流失上万亿财富，如此惊人的财富流失震撼了整个世界，连那些参与掠夺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忍不住感叹中國太惨了，甚至连美国这个最大的操刀手都被中國财富流失的可怕惨境震撼了，于今年4月份出台了新的外资审查法案，成立了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内的外资审查委员会，构筑了强大的金融壁垒，避免中國财富流失的悲剧在美国重演。这次贱卖银行股造成的财富流失有多么可怕，看看中國股市就知道了，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居然莫名其妙地爆发股灾，短短半年股市就跌去一半，大部分股票跌幅超过三分之二，市值损失18万亿，相当于7年全国工资总和（按2006年计），绝大多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國经济增长的财富哪里去了？全都通过这种贱卖差价落入了外资腰包。面对由财富外流造成的惊人财富浩劫，无论你是中國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还是个人，就会感到震惊和恐惧，可是这些顶着专家学者光环的美国鹦鹉和买办走狗得出的结论却是，外资掠夺越多中國就越富裕。在利益面前中國学者能够堕落到这种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属于社会学上的道德堕落，还是属于生物学上的物种堕落。馬克思曾经讲过，动物只能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人能够按照任何尺度创造世界。估计主张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这些专家学者就是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的低等动物，他们自己依靠卖国走上了富裕道路，便认为全国人民都在他们卖国的道路上富了起来，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高扬卖国旗帜。

　　这个中國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最为荒诞的地方，在于它把30年来形成的“西门庆立法”这一中國特色推向了极端。既然是讨论银行股是不是贱卖的研讨会，参加者就不能是那些贱卖银行股的人，不能由小偷来评判盗窃是否属于犯罪，不能由流氓来判定什么行为属于强奸，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的基本常识，只要不是已经丧尽天良的人，绝不会违背这个基本常识。可是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半数都是亲自贱卖银行股的人，除了那个刚刚贱卖完银行股就因受贿而被判刑的中國建设银行行长之外（由这位行长身上就可以看出贱卖银行的都是些什么人），几家大银行的官员都到了，有的银行官员即便未亲自到场，也派了几条首席“黑背”隆重参加（中國老板的格言：企业聘用经济学家权当是养了几条“黑背”。“黑背”是一种狼狗），从而形成了 “西门庆立法”的典型现象。所谓“西门庆立法”，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充当法官，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性质，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司法现象，是所有立法中最荒诞最黑暗最邪恶，也是老百姓最绝望的一种立法现象，是中國所有悲剧的最大司法根源。当今世界立法分为公众立法和精英立法两大类，毛澤東时代属于公众立法；精英立法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武松立法”，即由局外人立法；另一类就是中國形成的“西门庆立法”，即由犯罪当事人立法。由贱卖银行的人来讨论银行是不是属于贱卖，结论如何自是可想而知，只是这样做有些欺民太甚，太欺负中國老百姓，太把中國老百姓不当人了。

　　即便在《水浒》这个集封建社会司法黑暗之大成的典型环境中，西门庆也只能是通过贿赂法官才能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充当法官；高俅身为国防部长，要陷害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也只能通过其他法官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给林冲定罪。而30年来中國司法改革的最大悲剧，就是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把罪犯和法官直接合二为一了，由当事人自己给自己立法定性。这个银行业研讨会的一些参与者，就是身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人大常委双重职务，中國产业的陷落，中國银行的贱卖，乃至将来弄不好亡国灭种，问题都出在这个双重职务上。银行是做买卖的公司，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这两个职务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必然形成现在这个局面，银行把股份贱卖给外国人，立法机构随之叫好，甚至无论银行做什么，人大常委都会予以肯定，最终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变成了银行的私人保安。可以说，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人大常委驳斥银行贱卖论”的大字标题了。作为达官名流的与会者应该知道，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会议员以国会的名义参与商业银行买卖股票价格的讨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并且肯定会被立案调查；作为国有银行官员和人大常委更应该知道，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国有银行资产的买卖特别是对外买卖，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基本常识。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天天以西方普世价值对抗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专家学者，在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上却绝口不提西方做法，绝口不提西方国家的国有银行是怎样买卖的。粗略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就会发现，恰恰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所有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体失语：一是在买卖中國银行股上发了大财的那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国有银行是怎么买卖的，是不是也是以高于外资10倍的价格卖给本国人民，以相当于本国人民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二是在外国人赚取了10倍投资收益的同时，中國人赔了多少，又是怎么赔的，为什么在中國人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外国人仍然有十多倍的账面收益？其实，只要把这两个问题摆到桌面上，银行股是不是贱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了。

　　看着这个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讨伐会的内容我就在想，这些人为何非要把老百姓逼上死路不可。中央十七大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他们就同时启动天量的外资圈钱计划和“大小非解禁”的抢钱计划，导致股市暴跌8个月，彻底毁灭了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梦想；中央提出要实现“五有社会”，他们就通过贱卖银行股一年让外资卷走一万多亿，彻底摧毁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諧社会，他们就通过劫贫济富的办法把老百姓逼上极端，连半条活路都不留；最近黨中央總書記公开登陆被称为“左派大本营” 的强国论坛，宣告黨中央十分重视网络舆论，全国立刻就掀起了疯狂的删帖运动，故意制造网民对總書記的误解和对立。最近以来这股阴风越来越邪乎，可说是剑剑指向中央，刀刀剁向百姓。在这些人眼里，对共產黨卸磨杀驴的时候到了，他们打着共產黨的旗号已完成了财富抢劫，现在所担心的是老百姓会再次打起共產的旗号对他们实行反抢劫，所以他们下了杀驴的决心。当初他们是借用共產黨的旗号抢劫老百姓，现在正好借用老百姓的怒火再消灭共產黨，这可谓是超越千古的政治绝杀，无论最终难逃此劫的是共產黨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是已经注定的不变赢家。这种赢家地位来自于30年间他们自己制造的政治惯例，就是无论犯下多大罪行，只要往西方国家一跑，事情就算彻底了结。凭借这个人为制造的惯例，他们将亲属财产转移海外，在西方国家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安排好退路以后便开始了对国内老百姓极端疯狂地掠夺和欺辱。这个政治惯例是当初老爷子安排的所有杀着中最为高明的一着，目的是为逃避历史惩罚，让子女后代永远能够过上帝王般的富裕生活。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积极配合这一惯例，对所有反華分子照单全收，特别是对学界和媒体大腕更是关怀有加。所以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才会如此无所顾忌地大肆讨伐老百姓。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你们真的认为中國人民以后会遵循你们制造的这个惯例？你们真的相信西方人民能够接受毁掉了世界最美丽家园的一群罪犯？你们真的以为中國永远都不会像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韩国那样对待叛国者？就在今年4月，韩国刚刚编纂出版了《韩奸大词典》第三卷，按照名单逐个没收后代亲属的所有财产，让所有子孙后代都蒙羞含辱，人前再难抬头。诸位就不为自己子女的将来想一想？既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道就唯独能够漏掉你们？别的暂且不论，就拿通过贱卖银行股转移给外资的这上万亿资产来说，就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千古第一大案，仅此一案就百年难消，所有人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2007年美国龙星公司将1998年韩国危机期间购买的韩国外汇银行股份卖掉，10年赚取了46亿美元，引起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司法机关立案调查，那些当初参与外汇银行买卖的人纷纷落入法网。与10年让外资赚取46亿美元的韩国银行案相比，一年就让外资赚取上万亿人民币的中國银行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我想参加“讨伐会”的专家学者应该十分清楚。在此，我们只是想提醒诸位，不要太蔑视历史，不要太欺负人民！

不良学者的流氓观点还是金融买办的殖民化宣言？

　　如果这个所谓银行业研讨会仅仅是几个不良学者赚取昧心钱的流氓言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加以理会，30年来中國的不良学者早已堕落成世界上最下流的生物群体，没有任何卑鄙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像贱卖银行有功论这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勾当，原本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可以说已经司空见惯。只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围绕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许多言论乍看上去好像完全是流氓言论，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颠倒黑白的流氓言论不过是表面假象，其本质是推行经济殖民化的卖国主张，把经济殖民化作为中國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图强加在在中國人民头上。通过下面这个研讨会的一些基本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些中國人已经把中國卖到了何等悲惨的程度！

　　其一，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外资不仅有权享有各种超国民待遇，甚至应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利，有权直接占有全国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原话：“仅以入股价格计算，据了解，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外资股东的入股价格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东。四家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改制时，代表国家出资的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中建投以及其他国有发起人股东均以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而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最高的是汇丰银行，当时其以1.76倍市净率入股交行，最低的美国银行入股建行价格也达到1.15倍市净率。这一价格，远远高过国有股东。”单就形式上来说就可看出这些自称的“理性学者”简直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无赖流氓，你是比较入股价格还是比较市净率？如果是比较入股价格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价格，如果是比较市净率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市净率。用市净率比较入股价格，怎么知道美国入股价格是高是低？作为学者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即便是那些市井无赖也不会下作到这个地步！其流氓手段暂且不论，就关于我国银行国家股的价格分析来说，这些人完全是站在汉奸立场上来看问题。所有老股民都知道（经济学家更知道），包括银行在内的我国上市公司最初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目的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简单说，就是国家不想再为国有企业掏钱了，要把为国有企业掏钱的任务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又不想丢掉控股权，便把企业现有资产按照股票面值折算成每股一元，国家并未投入一分钱现金，仍然保留了控股权。由于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归全民所有，再加上又承诺国家股不流通，所以国有资产是每股折算一元，还是每股折算一毛，大家并未在意，反正都是国家的，都是老百姓的，怎么折算都无所谓，所以老百姓仍然高高兴兴地以平均15元的高价购买股票。只是随着后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股落入私人和外资手中，并且从去年起国家股也开始上市流通，把当初一元钱折算的股票和老百姓15元的股票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老百姓才知道上当了，但是已经晚了，绝大部分投资者已经血本无归了。并且今年3月份还把这个过程起了个专业名称：股权分置改革，作为重大成就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老百姓也就只能认命了。

　　但是，中國老百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國的金融买办及其雇佣的专家学者，居然以当初国家股未花一分钱为依据，以国家股按照股票面值折算为标准，将中國的银行卖给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卖给外资的最高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最低价格不到1元钱。价格最高的兴业银行卖给外资是2.7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5.98元，98%的中國股民购买价是四、五十元；价格最低的建设银行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98%中國股民的购买价是10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投资建设银行股票，中國投资者亏损数千亿，而美国银行能够从建设银行赚取数千亿元的原因。原本以为贱卖银行股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可能是误入了外资陷阱，看了银行业研讨会才知道这个陷阱不是外资设置的，而是中國金融界和学术界帮助外资设置的。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不过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如果按照国家财政部的入股价格对外出售银行股份的话，等于是要把全国的银行资产都白白送给外资，甚至不仅仅是全国的银行，包括所有国有公司的资产统统都要归外资所有。因为财政部代表全国人民控制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掏一分钱，这是因为财政部本身就是全国人民的，如果那些参股控股中國银行业的外资公司也归全国人民所有，莫说是每股价格9毛多，哪怕就算是每股价格只卖9分钱9厘钱，老百姓也绝无异议，也绝不会认为是贱卖。

　　而现在这些打着学术旗号的买办汉奸，居然要参照财政部控股国有资产的成本对外资转让中國的银行，这是连当初八国联军和后来的日本鬼子都想象不出的强盗逻辑，若非亲眼所见，任谁都不会相信是中國人自己的“无私奉献”。或许一些不太懂得经济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可怕含义，以财政部对本国资产的控股成本作为对外出卖银行的参照价格，这就如同要参照主人的权利占有对方的财产，参照丈夫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妻子，参照父母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孩子一样。如此荒诞的卖国行径甚至完全超越了当年李鸿章最大胆的卖国想象，李鸿章再怎么卖国也没有卖到让八国联军享受和清朝政府相同的待遇。可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毁国的罪恶行为，居然胆大妄为地拿到研讨会上公开宣扬，可见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已经被蔑视到了何等程度！所谓图穷匕现、水落石出，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银行业所谓改革开放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國的金融资产划归到西方国家腰包里，其中一部分成为金融买办的提成。庞大的中國金融业逐渐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国内金融买办、相关腐败官员和学界美国鹦鹉“四马分肥”的瓜分对象，账面那60万亿金融资产究竟国内还剩多少？恐怕不到彻底清算那一天谁都不知道。

　　其二，在外资控股中國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上，同样反映出了这些自称不同于老百姓情绪发泄的所谓“理性学者”的流氓本色。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他和流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凭有没有职称，而在于是不是讲道理。我们说外资控股中國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因在于，银行不仅是现代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信息中心，中國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产，中國所有黨政机关以及军警部门的活动，都处于银行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一旦落入外资手中，不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银行看作是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纷纷立法禁止外资控股本国银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今年3月中國银监会出台法规允许外资控股中國银行业，随后中國银监会主席又宣布“外资控股中國银行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之间都可以”，才会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最终引起了黨中央的重视，于是金融买办才匆忙召集了一帮不良学者，才有了这个所谓银行业改革开放研讨会。只是这帮所谓理性学者不应该像泼皮牛二那样强耍无赖，把外资控股中國银行和外资在中國设立银行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淆在一起，借此欺骗黨中央欺骗全国人民。这个研讨会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3%，东欧地区占比较高，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其国内银行总资产的58％，占比较低的东亚和大洋洲合计为6%，而我国仅为2.44%” 由此认为外资控股中國银行并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显然这里是用外资银行在中國发展的规模，偷偷替换掉了外资控股中國银行的规模，这种替换的恶毒之处在于，对于一般不了解金融的中央领导和普通民众，很容易因此形成错觉，认为外资控股中國银行业不过才百分之一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笔一挥就成了批示，然后这些金融买办再拿着中央批示鎮壓百姓的反抗。中國金融领域所谓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如此形成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决策信息定向化”，就是中央重大政策的决策信息，都是由国内买办集团、美国鹦鹉等利益集团单向提供的，这些单向信息完全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的基础上，任何人根据这些单向信息都只能做出单向决策，这是信息时代决策模式的一大特点。信息时代决策的基础是信息，有什么样的信息便会产生什么样的决策，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不惜花大价钱控制中國的学术机构和咨询机构，把中國的学术明星打造成为美国鹦鹉，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制造各种决策信息，误导中國高层决策。可以说，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