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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民意到代议民主

星期三, 04月 16th, 2008

  过去的2007年是中國网络民意崛起之年。甚至可以说是中國有史以来民意的自由表达最为勃发的一年。普通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也更有条件“发声” 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型媒体与技术手段正在成为民意的形成与表达的最重要平台。网络已经超过传统媒体,成为最大、最集中表达民意的窗口。

  随着中國的网络人口超过两亿,用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和DV武装起来的年轻主力网民,在博客、论坛、MSN、QQ等即时通讯和短信等虚拟网络平台上积极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话题的看法,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位记者、都是一位评论员。每个论坛都是一份杂志,每个博客都是一份个人出版物。在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奴工、陕西华南虎照片(虎照门)和厦门PX等一系列事件中,网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积极发出共同的声音!网络舆论对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网络,他们所表达的民意不仅进入公共议程,而且有时还能影响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声音并不弱小,更非无足轻重。官意的骨牌同样有可能会在强大的民意前倒下。人们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们的行动证明,民意的迸发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朵朵思考的浪花。

  崛起的网络民意表明,中國人并非像一些国情派所描述的那样尽是一些逆来顺受、冷漠而无主见的顺民。他们像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一样,表现出来了的强烈参与意愿、公共精神、正义感和权利意识。从虎照门和嫦娥一号照片真伪事件来看,作为公民的网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权力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哲学是,对权力与掌权者的全方位怀疑。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非常可贵的。民意对权力越怀疑多,由权力制造出来的假象才有可能越少;对政治权力越不信任,才越有可能限制权力,权力作恶的可能性和后果才越小。因此,对政治权力怎么怀疑都不过分。

  随着网络日益深入中國人的生活,网络舆论空间的相对自由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参与热情。网络民意的兴起还挑战传统媒体对民意的容忍度和开放度,并终将拓宽舆论的自由空间。正是基于网络的开放性特点,任何人都可以针对任何问题在网络世界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策立场。

  所谓民意,通俗的说,就是公民公开表达的对公共事件、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看法、意见、情绪和态度。民意有两种基本的表达途径:一种是通过制度化的代议制度(通常是各级立法机关)有序表达出来的民意,主要体现为代议机关代表的民意;另一种是非制度化的民意,随机的、零星分散表达的民意,如通过传统媒体、互联网络、标语口号、集会游行表达出来的。中國现在的民意表达主要限于后一种,尤其是集中在通过互联网的表达。当政治体制的弊端、惰性或背后的复杂关系无法推动制度的变迁时,网络民意这样的外在因素或许就会成为诱发制度变迁的力量。现行的体制没有提供一个让公众表达民意并影响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这也反过来造成了民意表达的结构性缺失。

  网络民意的兴起恰恰就暴露了现行体制的结构性弊端。这就是代议机构的缺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國的根本制度,但是在民意表达的各个关头,总是见不到立法机关及其代表的踪影。在官意与民意的博弈中,民众和官员均不把立法机关机及其代表放在眼里,双方都出奇一致地不去诉诸本应是民意代表机构的各级立法机关,而是直接过招。各级立法机关及其代表也不主动站出来介入上述事件,似乎十分甘于被冷落,甘于不在现场。本来应该是主角的立法机关现在成了后排就座的看客。

  为什么网民忽略人大代表?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谁是自己在各级立法机关的代表。为什么政府官员在与民意的博弈中也不把立法机关及其代表放在眼里表?或许他们也知道这些代表只是抽象的“人民”代表,而不是每个活生生的公民的代表。他们也深知这些人是如何成为“人民”代表的。为什么各级立法机关及其代表也甘作壁上观?很显然,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选民是谁,不知道谁投给他们的选票,不担心得罪选民有什么后果。他们的权力来源不是在下,而是在上。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受到的是执政黨的嘱托,而不是选民的嘱托。从制度上说,全国各级人大每年的会期只有一周左右,而每年有五十四周。民意事件常有而会期不常有,即便有代表想提案关注突发事件,也无从启动。

  代议制度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生而享有一些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唯一合法目的就是捍卫公民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必须得到被治理者(通过代议士)的同意产生出来;人们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政府的使命是帮助民众更充分地行使选择的自由,满足他们的正当需求,而不是相反。所以,代议士的使命就是表达和伸张民意。现在,凡是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都设置了正式的代议机制。民意通过代议机构得到过滤、聚合、放大和表达,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并最终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样,一方面民意达到充分表达和体现,另一方面,官民冲突也得到缓和与调解,从而使社会不致出现重大的冲突与对抗。

  网络民意不仅暴露体制弊端,而且要催生代议民主。代议民主不仅不会取代或削弱民意而会进一步地催生民意,给民意提供强大的制度依托和法律保障。现在,既然民意已经崛起,下一步就看代议制度、代议士和相应的聚合民意的政治团体在中國的崛起了。

  作者:刘军宁

如何破除美国对民主话语的垄断权

星期日, 04月 13th, 2008

  人民日报编辑丁刚先生曾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美国不是民主的救世军》一文,对美国自命为“民主救世军”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与讽刺。该文点明了一个确实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即美国在对外推行民主时总是抱着一种不加言明的优越感,总是把自己眼中的民主视为普世价值,且不乏以民主之名行扩张之实的虚伪行径。但笔者以为,更需要我们深思不只是这一事实,更是包括中國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國家面对这一事实时所处的某种困境。这种困境就是,美国及其后面的西方世界垄断了民主话语的解释权,西方关于民主的话语体系成为了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主流甚至是唯一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國家尽管对西方民主话语后面的歧视心态与霸权野心不满,却由于没有一套可以相抗衡的民主话语体系,在打交道时总是处于被动因应的境地。

  要走出这种困境,寄希望于美国人平等地与你谈论民主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大公司垄断了某种产品的市场一样,它绝不会自动为消费者降低价格,也不会大发善心地邀请其他公司进入该市场。要破除垄断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进而鼓励其他生产者提供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替代产品。对中國自己来说,要破除美国对民主话语的垄断,就是要在抵制美国以民主之名打压的同时,也要努力创造一个有竞争力的民主政治体系。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民主并不享有“专利权”。2005年中國政府发布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开篇即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會主義国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国情生产“民主”这种产品,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文化对民主进行诠释与实践,没有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先天就是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出发的起点或许有先有后发展的速度或许有快有慢,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跑在前面的人可以借此使“绊子”,可以垄断所有“赛道”,更不意味着别人只能在他们的“赛道”后面跟进。

  但对那些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后跑者来说,要摆脱经常被别人使“绊子”的困境,就应该勇于跟进和超越。单纯喊喊口号是不行的,如果永远落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后面,就永远要面对被别人垄断民主话语权的困境。举个现实的例子。美国每年发表各国人權状况白皮书,其中照例少不了对中國的批评。中國为以牙还牙,也随后发表美国人權状况白皮书。但现实地看,两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当然,民主发展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赛道”。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文化探索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才能生产出更有竞争力的民主“产品”。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文化坚守自己的特色与创新,排除西方垄断的干扰;另一方面不能闭门造车,忽视别国先进的“生产经验”,要形成既能与普世标准对接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主“产品”,最终走向一个丰富多彩的民主世界。落后一步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要犹豫,行动起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开盛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星期三, 04月 2nd, 2008

  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亚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會主義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澳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被当作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

  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階級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獨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作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黨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專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會主義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黨人)”。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階級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

  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或“超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獨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極權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作者:俞可平

中国哲学——情识论

星期一, 03月 10th, 2008

  题注:本文基于对意识与情感的关系的研究:基于元关系,意识是前思想,情感是前意识。宗教与哲学不同在于宗教处于情感、意识层次,而哲学处于意识与思想的层次。

  1. 佛教、佛法、佛学

  (1).佛教是一种基于个人存在意识而追求人性终极性的宗教,佛、法、僧(三宝)为本体,“戒、定、慧”(三修)为行为,佛即慧,法为定,僧行戒;佛教的神职与基督教不同,信徒更有区别,对于基督教而言,不受洗入教则为异教徒,佛教则在僧尼之外具有广泛的信众,作为宗教的本质的超验性,佛教重在超验的过程性而不重在彼岸存在性,婆罗密虽然是指达到彼岸,但要义是超脱,基督修于信,因信得救,佛教修于觉,佛即觉者,因此出世成为了佛教最主要的宗教表现行为,在这些意义上,佛教是一种立基社会的个人宗教,佛教之所以有大、小乘之分,根源于此。

  (2).佛法视色、我、法、空为相,从哲学上理解,相是情识的元境域,化相就是智慧(般若)。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是以系统和学术理论方式形成和表达的,以客观、逻辑和形式为自己的本质,智慧则在于对峙和策应中的把握,所以智慧不是外在的控制而是互动的变易,佛教以人为境,通过修持,易易为不易(定),“能持自相故名法”,佛法就是相、法自持的智慧,表达为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从意识论出发,万有即有情,苦、烦恼就是最初的情觉,情觉自持的最高境界是无持,即无执、无我。

  (3).佛学与儒学相似,提供一种元学的论域,即不同于宗教本身,也不同于实证分析的理论工具,因此佛学也可以说是佛教的哲学,佛学与佛法、佛教当然是一致的,由于宗教意识本身就是视域与境域的重叠,因此佛学所具有的哲学性质上的困难与佛教、佛法相同。佛教文献非常丰富,四圣谛(苦、集、灭、道)是佛教理论的体系性框架,缘起论是佛学的机制理论。

  2. 佛教与中國文化

  佛教在中國的传播是融入中國文化的过程,佛教之所以能与中國本土宗教相容,最终能与儒家达到相互融洽、相互吸取,正是由于两者都基于人的内在性——心性,儒家重理智的心性,佛教重意识的心性,中國的本土宗教重身心合一,故有三教同心之说。

  在历史过程中佛学与儒学相互吸收。表面看,儒家重在入世,佛教重在出世,方向相反,但两者学理性却相同,佛学中的哲学思想与中國哲学共同具有东方文化的理性特质,儒学本身就具有对于历史的超越性本质,儒学吸收了佛教中深刻的情识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國哲学思想,而佛教中的大乘精神在中國文化中得到了充份地宏扬,现代中國佛学具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佛学家努力引证佛儒要义的相似,大力提倡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乘世俗性,使佛教日益成为一种真正的人间宗教,这种趋势与基督教完全不同,法国大革的惨烈使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基督教理想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完全破灭,基督教早已退出政治领域,现代基督教日渐隐入文化中,退守心灵的最后阵地,但佛教由于立基于意识性本质的超越性,能够以相为法,比如很多人把佛陀看成是得道的人圣而非神,反对迷信,倡说佛教无神论,同样圆满,这些趋势与世界现代化中的文化意识的觉醒大潮基本是一致的。

  从佛学的角度上理解,佛法的本质是大乘的,这可由佛法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看出,而佛教根基则是小乘的(个人性)宗教,这可以由修持戒、定、慧的个人行为看出,民间化的佛教由于适合草根大众对生死的忧惧,随缘设教,与俗风习惯结合,大小同乘而不失其本质,教派只是分别而不是分裂,中國化的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的统一性,这与三分天下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情况完全不同。宗教是个人存在意识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意识形态不同),佛教由于特别注重于自我的个人存在意识,特别是死亡意识,追求死亡超脱,所以佛教具有强烈的出世性,难以成为一种政治化的宗教意识形态,不会与政治发生冲突,即便是强调觉人渡众的大乘佛教,也不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政治运动,因此佛教历史上就没有过大规模的内部或外部的宗教战争,佛教大体能与意识形态相容甚至相互利用。有修持的僧人强调不断精进,努力在个人的出世修炼与世俗普世性之间取得融通,是佛教大乘的特征。

  佛学能提供一个外部性理论平台,虽然佛学不能替代个人修炼,但与般若无碍,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知识教育的普遍提高给佛教的义理阐释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使我们有机会能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的理论高度理解佛教和佛法的精微大义,揭示佛教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性,这是时代的幸运。

  3.诸行无常

  佛教中的诸行主要是指人境世界,与哲学世界观不同,佛教不是对世界的感知的认识,而是对人境世界的感受(有情、苦),无常就是人境的世界观,无常是人世的混沌而不是认识的混沌,无常表达出来就是佛教的特殊概念——因果,这不同于学术表达中的因果“关系”,而是人世相替续的因果之网,这种区别是佛法成立的根基,就是说无常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之链交织成混沌人世,佛学的基本理论缘起论就是无常-因果原理的学理性论述。

  世界是变易不居的是一个事实,对于物质世界而言,运动是循环的,即有规律可循守,科学即以发现和控制对象为使命,当科学发现存在不可确定性对象时,就是科学自身的危机的了,这以数理逻辑中的大法理论——歌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出现为表征;对于人事来讲,人们都承认没有规律可循,但有因果关系可以探究,所以社会科学放弃了确定性的方法而代之以大数(几率);但对于人的自身世界来说,世界是人的境域,这种境域在哲学上就是存在论的哲学,在佛教就是无常。无常完全不同于确定性循环,也不是人事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关系关联,而是人世断灭延绵相续,无常是非断非常(“无”与“非”在学理上有重要区别,“空”是佛教专用法,此处不论),在同一个时代中,人人相似,个个不同,而在谱系中,虽人事皆非,但因果相报,因此佛教中的因果不是指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指自身的因果转化,佛经中说无常是刹那生灭,强调一刹那中具足生、住、异、灭,这是否定转换关系,而是指自身无穷的转化,这些是从哲学角度以上理解佛法的要点。但佛法否定自体而代之以业力,无自体的因果自身转化的学理表达就是缘起论。

  佛教之所以能有这样一种世界观,就是因为佛教是从纯粹个人意识的角度直觉地感受世界,而不是从社会或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研究世界,最大的个人意识就是生死,对生死的考察、研究是科学,对生死的意识就是宗教,因此可以说,佛教是从个人生死意识看世界的世界观,诸行无常就是对人世断续延绵的觉识起点,这也就是佛教立教的基础。

  4.诸法无我

  我是谁?可以说自有人类的自我意识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所有追求智慧的人而无能自解,人可以自信地对待外在的世界,相信存在的实在性,人也对自己充满期望和信心,这是因为现在是真实的,过去和未来也一定真实,这种存在的真实无可怀疑,因为我存在着、感知着这个世界,“我思则我在”(笛卡儿),宗教的根据在于意识而不是思想,由此,主客观对峙的存在在佛法中成为了自觉的意识状态,佛教有一个专用语——空,概要地说,空就是俗我在佛教中的视域,佛法中的境域,佛法表达就是诸法无我。

  佛教自称空门,说四大皆空,性空无我,但实质这是一个情觉的修持过程,佛教基于人性,情感是基本人性,宗教基于情感,有与情是同语反复,有情即世界,菩萨(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觉于人情和世情,所以觉始于情,但杀情非人性,所以空不是排斥和否定,而是修持过程的净化、升华,佛教称之渡,因此,空并不是对峙有,空不是结果,而只是有的解决,空是“当体即空”的“妙有”。

  5. 寂静涅槃

  寂静涅槃是佛教无上正觉的最高境界,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故称圆寂。

  在哲学中,在思想和表达层次上理解黑格尔式的重复否定并不难,即使是现象学中,直觉的空明也只是认识论的缠绕,佛学困难的佛法的奥义在于这是一种意识上的实境,寂静涅槃的境界与存在论中的存在具有一种层次上无穷递进的相似性,宗教超验性与哲学超越性不同,宗教基于意识境界,所以涅槃最终不脱实相,这也是佛法自身的大乘本质所在。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原是小乘的三法印,大乘以进一步以实相为法印,“诸法实相” 称四法印,这也正是佛法的最奥义所据:“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 “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所住,即为非住。”这里的心不是指具体情感或思想,而是指情识,也就是法相,“我相即是非相”,当然意识自身实境是无法否定的,对应于笛卡儿的绝唱“我思则我在”,就是“我意识则我在”,所以佛法才有更高的“无住涅槃”——回向自然本性:缘生缘起,众生共境,不住生死,随处涅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灭度者”(金刚经),这种解决,不得不服。

  涅槃不是死寂的永恒,而是无始无终的绝对自由,情识的级乐,自性实相的清静智慧。

  6. 佛学纲领

  (1).佛教是以情感来理解世界的,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幸福,但幸福总是短暂的,甚至是无法得到的,因此成熟的人认为没有最终的幸福,最多只有对幸福的追求,由于人生是短暂的,人生所拥有的并不真正属于自己,一但觉识到这一点,就自然产生消极情感,佛教称之为烦恼(漏),“有漏皆苦”,无我即无漏,小乘空我不空法,大乘回向自然,实相无住,境界空明,河山依旧。

  (2).所有的宗教都主张有一个超验的彼岸世界为人的最终归宿,可以说基督教是普世意义的宗教,俗世即原罪,基督教的目的是重回(世界未日)或重建地上的天国,创世者之下,众生平等是一种制度,一人牺牲而救世(所有的人);佛教则是普人意义的宗教,人性自生,无常不等,“法无渐顿,人有利钝”(坛经),法是超验的,觉就是人性的超越。

  (3).人世无常,无常即“苦”,如八苦:生、老、病、死等等,苦是人自身招集的情感烦恼,称为“集”,如贪、瞋、痴等,消除烦恼就是“灭”,烦恼无法直接消灭,而是要理解生成转化过程,如贪染于外界,痴障于无明等等,知苦、断集、证灭的整个过程就是修“道”,从外看是信、解、行、证,从内看就是 “戒、定、慧”,戒体定识,化识成慧。具体方法如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进、正念、正定)等等,佛教中对这些有非常多的主张和方法,一个佛教徒终其生也难能详尽,往往依师效学,不懈修持,努力精进,如有觉悟,即为正果。

  (4).从意识论的角度看,情感是前意识,是原初本质的人性,俗语常说,草木无情,以冷血动物喻比无同情心的人,中文中性、情并用,强调了情感与人性一致,佛教是情识的自觉,佛教的基本行为就是通过修炼升华情识,有情就是万有,我执为有常,法识觉无常,四大(泛指)五蕴(色、受、想、行、识)成为佛法的理论元素,聚合无定、依缘生灭,缘直论实际是情识理论,或许若干年后,科学史家会这样评论说:“如果二十一世初纪能有一位谙习缘起论的人工智能能学者,神经模型的研究的进展肯定不会这样迟滞不前。”

  (5).缘起论不同于因果关系,没有主客(无我),没有控制(无常),现代的系统论、耗散论、信息论等虽然站在科学理论的最前沿,但都是以因果关系为前提,“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不是这种因果关系,但这是人类能够经验到的共时性现象,甚至科学前沿比如量子理论中的最令人困惑的波粒两象性、粒子路径问题,都与此相似。

  缘起论是佛法的基本机制,诸行无定,诸法缘生,缘起性空,因缘相生,遇缘即起,“空即是色”,缘起于色,“色即是空”。

  佛对缘起论有大量的解说,如:无作者义、有因生义、离有情义、依他起义、无动作义、性无常义、刹那灭义、因果关联等等,更详尽复杂的的论说中,因缘有别,比如缘分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而且因、缘、果相互,更具体的如情识上的十二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等,诸多说教不免芜杂纷乱,难有一致,这也自算是佛法自身的缘起。

  (6).从佛法本义上理解,佛教里没有有常的人格神和灵魂,和任何一种宗教一样,佛教也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民间宗教,佛教不能没有超验的天堂、地狱、神、鬼、灵魂、三世、六道轮回等等,随缘设教,也正是缘起论对佛教的自解。

  (7).在现实社会中,混沌与秩序相变易,佛法是对这种混沌(实相)的透视(无住、无碍),离而不弃谓觉,因此佛教是把意识的超越性实现为佛法的超验性,佛教的专名用法如相、法、佛、真如、空、无、非等等能够层层递进而无矛盾,化转无碍,奥义无穷,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境界的透明性赋予的,现代哲学中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具有的东方相似性也是具有这种根基。中國禅宗特别重在这种意识境界透彻性的突现性:“顿悟顿修,亦无渐次,可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弟?”(坛经)这是最直接的涅槃实相的真如,“即见自性,直了成佛” .佛教与中國本土的宗教文化融通具有一种直接的自然性,佛教的超验理性与中國文化的现实理性互相补足,玄禅际会,人境语境相重,成为了中國化佛教最显著的特色,也成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构成部份。

  (8).一般地说来,个人不同程度的意识自觉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进步和人性的提高,人的自觉性能够实现社会的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但强烈的个人意识也意识着个人与社会不同程度的分化分离,这种趋势表现为社会复杂性的分化性增长,佛教不是象儒家那样企图维持一种社会大秩序,而是追求一种超脱的秩序,因此从学理上说,涅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无秩序的绝对秩序,这正是佛法的超验性所在,如果说儒家是以“人”入世的,佛教则是出世入“人”的,这也是儒佛相互补足的本质。

  (9).作为元哲学的终级思想是可以无穷地进行下去的,佛教的缘起论与基督教的创世说在理论上都没有终结,比如人们仍然可以追问因缘何所托这样的问题,这不是用因缘相生自身能解释的,无始无终的存在总能成为自身的问题,最终只留给哲学,当唯识论推到万法唯识时,就已经跨入哲学的门槛了,但宗教自身不可能哲学化,法相宗之所以无继,就是因为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宗教哲学。

  (10).如前所论,宗教基于情感的社会存在,虽然佛教表面上主张断欲绝爱,但实质上只是对情感的超越而不是对情感的否定,爱是人类社会细胞的原生质,基督教提倡普世的爱,把爱看成是世俗的人类回归上帝的的普遍性,从而在世俗世界中建立起一种广泛的价值联系;佛教似乎与此相反,佛教是人性自爱的,但这种自爱基于普遍意义上的终级人性,即爱自身的人性而排斥自身,当然也不能爱异体,情爱是异体双向的,具有强烈排他性,也无法摆脱双向占有性,情爱与艺术审美不同,艺术审美是爱欲分离,但情爱不能保证双向超越性,正是爱的超越性才使佛教具有社会价值。佛教不是启蒙式的理性,而只是去感动,感动自已而悟,感动别人而觉,基于人性的感动,佛法以悲为信,悲起信生,这正是对起惑造业的反转,所以佛教讲慈悲而不说爱,悲即大爱,佛教大乘强调不舍众生、利乐有情的世俗性,与现代文明的进步能够协调进步。

  7. 哲学高阶

  (1).如果说,无常是佛教的世界观,那么缘起论则是理论机制,因果轮回则是应用理论。从哲学上说,这都是本体论意义的,如果继续深入下去,朦胧的背景是历史渊源悠久的业力论,人的情感意识是由具体的生命过程承担的,业力大体可以理解为生命本质的驱动,生命本质就是一种力,西方哲学中反理性思潮如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等总是顽强地去表现这种理解,所以业力是生命最深刻的理解和模糊的表达,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意或无意地相信命运,把人生或历史中的无法预知、无法逃逸的必然性称之为命运,即不同于宿命的神意,又不同于逻辑的规律,命运是人生经验的极限,因此命运不过是业力的俗语,缘起论和因果轮回的统一理解可以为生命本质的解释提供一个理论构造平台。

  (2).宗教基于情感,佛教以情识的特别进路表现了佛教哲学的特色,从感觉论的角度建立哲学理论,在西方哲学中不泛大家,如贝克莱、马赫等等,在哲学上有深远的影响力,但这些理论中的感觉是指感觉的纯粹性,佛法不是以纯粹理性的哲学理论表达的,而是从感觉、情感、意识的进路切入,从人性的视角表现的,所以具有经验的可解性,奥义无穷,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质,这恰恰是西方工具理性的盲区,从认识论的方向切入哲学是近代哲学的主要趋势,佛教哲学的深入发掘可以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提供启示。

  (3).佛法是人境的透视,也就是自我的反视,所以以相为法,我觉即空,这与现象学直觉的明证性和被给予性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这不是从认识论上进行的,而是从情识的进路上切入的,这种视角对理解自我的意义具有重要启示。

  (4).存在是无法表达的,康德的“物自体”几乎是无法撼动的哲学概念,现代哲学大师如维特根思坦等甚至认为对存在的表达都是不可能的,佛教当然也不可能以哲学的方式表达存在论的思想,但是佛法自身的超验性可以看作是佛教的存在论哲学的隐晦表达。

  (5).从意识论看,情识就是法相,但佛法连这一点也予以否定:“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非法,非非法”。直到近代数理逻辑兴起,人们才勉强接受直觉主义的三值逻辑,排中律不真可以看作是逻辑学中的歌德尔定律。

  (6).中國哲学的本体是中國思想,以思想理性表现人性的理性,中國佛教的哲学思想融会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东方精髓,为现代中國哲学中的思想、情识、意识、理性的统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國佛教哲学是中國哲学的重要构成部份,中國佛教哲学的发掘将为哲学的现代复兴提供新生的动力,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当然有自己的主诣,但正如基督教哲学为西方的文化进步提供过巨大的贡献一样,佛教哲学也能够为今天的文化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7).佛教哲学的语言表表达大体只能沿用佛经用法,表面看来,佛学文献的晦涩与哲学文献无异,但是哲学的晦涩主要在于它的内容,哲学在自身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理性思维强有力的工具,准确的定义和逻辑演绎是哲学必须的,也是现代人所需要的,因此佛教哲学必须努力把论述的晦涩转变成内论述对象,使佛教哲学成现代哲学中的能相互交流的有机部份。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國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八年二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9-2-6-1号蜗居

  作者:周剑铭

哲学的最新危机──世界是什么?

星期一, 03月 3rd, 2008

  在网络上,常常有许多网友喜欢谈论哲学问题,但深入一点问一问,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干什么的?哲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常常无人回答,或者答得千奇百怪,令人不得要领。老朽不揣冒昧,给大家贡献一点自己粗浅的哲学知识,主要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以后和大家讨论起来也有点共通的基础。

  世界是什么?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世界本是佛学用语,过去现在未来曰“世”,天上地下人间曰“界”,换句话说,世界就是宇宙。但是平常我们用世界这个词有三个应用范围,广义的当然是指宇宙。狭义的是指生存环境,比如“二人世界”。中义的是指地球或地球的一部分,比如“第三世界”。

  回答“世界是什么?”是哲学的主要任务,当然这里面有许多答案,这些不同的答案就构成了每人个人或每一类人对世界的看法,术语叫做“世界观”,顾名思义,就是看世界的观点了。哲学上考量的世界,当然不是狭义或中义的世界,而是广义的世界,也就是宇宙,所以哲学上的世界观,也就是宇宙观。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牛顿的宇宙观,个别高智商的网友可能还接受了爱因斯坦或者斯蒂芬·霍金的宇宙观,大家就以为宇宙观完全是舶来品,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中國人在历史上就有宇宙观,而且还不止一种。

  中國古代的宇宙观共有六种: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昕天说、穹天说、安天说。

  盖天说:这是创立于商代的在中國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认为天是帽子,地是棋盘,天圆地方,当然天比要地大一些了。看看中國历史上的主流钱币的形状,就可以轻易地理解盖天说了。

  浑天说:创立于周朝,但东汉张衡为集大成者,制成了浑天仪,著有《浑天仪图说》。认为天是个鸡蛋,地是蛋黄,悬在天中间,日月星辰就像是在蛋壳上跑来跑去的小虫子。

  宣夜说:宣夜者,彻夜不眠也,说明这是大量天文观察得出的结论。认为大地是一个球状实体,而日月星辰全是气体,漂浮于也是气体球的天空中。此说创立于周朝,比较著名的反映这一理论的是《列子》中的一篇寓言《杞人忧天》。

  昕天说:昕者,太阳运动也。此说是盖天说的改进型,认为天像一个车轮,会转动,所以天体在运行。

  穹天说:穹者,房顶也。此说也是盖天说的改进型,认为天是一个球状的壳,而且还会转动,带动了天体运行。

  安天说:安天者,天不动也。这是宣夜说的改进型,也是中國古代宇宙观中最接近现代思想的一种,认为天是不动的,是无边的,是永恒的,日月星辰各依轨道在天中运行,而球状的大地在天的中间转动,使我们觉得天是动的。

  现代西方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与古希腊文明一脉相承的,说句公道话,古希腊文明能流传至今,阿拉伯帝国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中世纪欧洲进入了“黑暗年代”,科学家们被送上了火刑柱,就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希腊文明在欧洲被埋葬了。但同时在阿拉伯帝国,反而很好地保存了古希腊文明,并且结合东方文明加以发扬光大,使得阿拉伯帝国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后来在法国出现了资产階級革命,在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在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才把古希腊文明再接回了欧洲。再说句实在话,在欧洲的黑暗年代,绝大多数欧洲人甚至都不识字,只有少数僧侣掌握一点可怜的知识,比起当时相对进步的东方,就象贫困农村与富裕城市的差距。

  远古的希腊人认为大地和海洋都是平的,而天空是圆的,太阳神每天驾着马车把太阳从东向西拉过天空,夜里再从地下拉回东方。月亮神以及众星座的运动方法也都差不多,可能马车的档次要低一点。

  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根据观察提出大地是球状的,主要理由一是海上的船总是先见到船桅杆,后见到船(这可需要好眼力);二是月蚀的时候地球的阴影是条曲线(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啊);三是只有球形是全对称的,可以提供任意角度的圆形。

  公元前四世纪,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根据毕氏的球形大地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在天上转。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利用夏至日埃及阿斯旺城和亚历山大城太阳光入射的角度相差 7 度,推测出两地的距离是地球周长的 7/360,并算出地球的周长约为 42000 公里,而实际长度为 40030 公里,这个计算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很准了。

  公元前 140 年,天文学家托勒密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并加上自己观测的结果,写出了十三卷巨著《天文学大成》,这就是完整的地心说,也就是托勒密宇宙观,这一宇宙观主宰了欧洲一千六百多年,直到 1543 年,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写出了著名的《天体运行论》,提出了革命性的“日心说”,才被推翻。

  革命性的、伟大的日心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倒霉的理论,它一诞生就受到来自两面的夹攻,一是来自黑暗的罗马教庭的迫害,甚至为此活活烧死了勇敢的布鲁诺,使得这一理论无法传播发展。二是来自真正天文学家的怀疑,因为哥白尼以正圆轨道描述行星的运动,无法与天文观察吻合,误差甚至会高达 5%。

  一个世纪后,伟大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及其天才的弟子开普勒,为行星建立了椭圆形的轨道,才使得日心说能较好地符合观测结果。而彻底解决天体运行规律的则是一个世纪后,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用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两大学说精确描述了天体的运行,该学说的精确性甚至可以预测到观察不到的星球如海王星、冥王星等等。而日心说也来去匆匆地被牛顿宇宙观取代了,光芒万丈的太阳只得屈居为银河系几千亿颗恒星中极为普通的一颗。

  牛顿宇宙观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宇宙是平直的、均匀的、各向同性的,在大尺度上是符合欧几里德几何空间的,而且宇宙是稳定的、平衡的,即使有变化,也是单向线性的,在远距离相互作用上只有一种力,就是万有引力,在星球及星系的内部变化上,也符合热力学三定律。

  在宇宙的形成上,牛顿宇宙观没有很好的理论,他老人家索性就认为宇宙当初就是这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钟表,有人给上了一次发条,然后就永远这样转下去了,这个“第一推动力”,当然就是上帝了。18 世纪的大哲学家康德,提出了第一个比较科学的宇宙形成理论,而且现在看起来也仍然不落后,就是“星云说”,他认为宇宙形成于一大团混沌的尘埃,由于引力的作用,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个旋转的星系和星球。后来又有人提出了“俘获说”、“碰撞说”等等理论,由于都是比较古老的理论,此处就不多说了。

  牛顿宇宙观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就是由于引力的作用,相互分离的星球、星系最终会被吸引到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星球,但是这种现象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截至目前的天文观察中没有发现这类巨大的星球,至少也说明这种看似不可抗拒的吸引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而且我们也不必担心地球被吸引到太阳里去,或是月亮被吸引到地球上来。

  随着科学的发展,热力学、原子论、相对论、量子论先后提出,天文学家们首先形成了恒星演化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大爆炸宇宙观。

  恒星演化论是说,恒星是星云形成的,组成星云的氢原子在密度和温度达到热核反应条件后,就开始变成了一颗巨大的氢弹,轰轰烈烈地燃烧上几千万甚至几万亿年,像我们的太阳大约燃烧一百亿年,现在就是处在燃烧的“中年期”,还要再烧五十亿年。当恒星的能量和质量随着光和热大量损失掉以后,对自身物质的引力减小,会发生第一次热爆炸,变成红巨星。而变成红巨星的恒星还会从红巨星收缩回去,继续进行核聚变,按照现有的物理学推论,接下来将有三个变化,第一种变化是小恒星,收缩回去就变成重元素组成的白矮星,逐渐变冷变暗,比如我们的太阳。第二种变化是中等恒星,收缩回去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原子核,然后发生核裂变爆炸,变成一颗超新星,光芒可以照亮整个星系,爆炸的残骸变成星云和中子星。第三种变化是大恒星,收缩回去就变成了一个黑洞,因为表面引力太大,连光线也逃不出来了。而按照相对论、量子论和霍金宇宙观,黑洞也有三个结局,一是表面引力不太强的小黑洞,会逐步由于热力学蒸发而自然消失;二是表面引力较强的中等黑洞,会由于压力集中而发生爆炸重新变成星云;三是引力巨大的黑洞,会由于时空弯曲而变成白洞或虫洞,再把内部物质释放出来。

  大爆炸宇宙论是说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宇宙起源于一次不明原因的大爆炸,大量原先状态不明的物质先形成了星云,然后形成了星球和星系,由于大爆炸的余威还在起作用,所以现在我们的宇宙还在飞快加速膨胀,星系之间的距离还在加大,宇宙自身的温度还在降低。而按照相对论、量子论和霍金宇宙观,我们的宇宙是封闭的圆形宇宙,物质和能量都是出不去的,由于引力的作用最终还要回到一起来,重新开始新的大爆炸,但这个过程大概还需要几千亿年。

  相对论、量子论和霍金宇宙观虽然比牛顿宇宙观复杂多了,但牛顿没解决的引力问题仍然困扰着科学界。比如我们居住的银河系,有几千亿颗恒星和其它天体,围绕着银河的中心旋转,那么银河中心必然有一个巨大的引力源,才能维持银河系不解体,而现有的天文观测手段看不到有这样巨大的天体存在,科学家们只好把它命名为“暗物质”,意思就是说那里有一种我们不了解的物质。

  由于天体都由巨大的物质构成,因此也就有巨大的引力,而根据大爆炸宇宙论和我们的观察,星系又在加速向外飞,加速扩大星系之间的距离,要抗衡巨大的引力,推动巨大的天体飞行,必须还有一种更加巨大的能量,才能解释为什么宇宙会爆炸,这种能量只好把它命名为“暗能量”,意思还是说这是我们不了解的一种能量。

  顺便提一下,现有的全部物理学,包括相对论、量子论和霍金宇宙观,都不能解释暗物质和暗能量,因为它们都过于巨大,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

  根据天文学家在 2003 年的观察,结果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们认为宇宙主要由暗能量组成,大约占宇宙总质量的 70%,其次是暗物质,大约占宇宙的 15%,而我们能观察到的能量也就是普通能量,大约占 10%,我们能观察并了解的普通物质,仅仅占宇宙的 5%。这一观察结果,几乎可以说颠覆了整个人类的科学体系。因为人类截至今天的科学,只能观察并了解普通物质,并且能够观察和了解一部分普通能量,而对于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这些物质和能量的组成和变化完全不符合我们已知的科学体系。

  打个比方说,我们就像海洋里的鱼,我们只了解鱼类、藻类及泥土、岩石之类我们看得见的物质,而对周围的水一无所知,甚至这些水占了我们身体的 85%以上,不断在我们身体上进进出出而我们也丝毫感觉不到。暗物质和暗能量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鱼类看不到的水,我们根本无法探测到它们,也无法想象它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变化规律。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最剧烈的能量爆发是核聚变和核裂变,而宇宙中的许多天体爆发的剧烈程度远远超过核爆炸,更不要说决定宇宙起源的那次大爆炸了,那就更是大得无法想象了。

  当完美的牛顿体系提出时,我们认为已经解释了世界的 90%,当相对论和量子论提出时,我们认为又解决剩下的 90%,今后科学家只要对其余的 1%努力攻关就可以了,而一个普通人,只要了解这些能解释世界的 99%的科学就足够了,因为那剩下的 1%只在极小尺度或极大尺度上才起作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发生关系。但是最新的观察令人非常沮丧地看到,这个世界的 85%以上的组成部分我们都观察不到,也感觉不到,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存在着我们不掌握的科学体系,甚至根本无从下手去研究,就象阿几米德不知道牛顿体系一样的可悲。

  人类的科学曾经两次被认为达到了顶峰,第一次是 17 世纪牛顿力学的建立,大家就认为世界是按牛顿力学运行的巨大而复杂的钟表,由上帝“第一推动”后永久运行下去。第二次是上个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建立,大家认为又穷尽了一次科学,今后只要为小数点后第 n 位的精确而努力就可以了。但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观察又一次粉碎了科学家们的梦想,相对论不能穷尽大尺度宇宙,量子论也不能穷尽小尺度粒子,反而暴露了现有科学的巨大不足。科学家们就像又回到了阿基米德时代,对物质世界仅仅了解 15%,而对其余 85%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物理学是几乎一切科学的基础,现代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和哲学都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之上的,而物理学的基础被严重动摇后,其余科学包括哲学当然也必须跟着改写。

  上一世纪哲学曾经被物理学严重颠覆过,第一次是相对论提出的四维时空,认为时间可以变慢,甚至可以倒流;第二次是量子论提出的波粒二象性,认为物质和能量可以有多个状态同时存在。这严重破坏了哲学时空的连续性、唯一性、单向性、因果性等等规律,哲学家们至今还没有从这些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霍金宇宙观更加大了对传统哲学时空观的打击力度,他结合了相对论的弯曲时空和量子论的多态时空,认为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球形时空,而我们经历的宇宙历史,只是这个球形上的一条单向射线,球形时空上同时还存在许多个与我们的历史不相交的多态历史,对我们的时间来说,那些宇宙历史拥有“虚时间”,但并不影响我们这个历史中的“实时间”。具体地举例来说,那些宇宙中有许多“虚霍金”在生活,但并不影响我们这个宇宙中的“实霍金”的生存发展。

  霍金对相对论的主要修正是,时间虽然可以变快变慢,但决不能倒流,虚时间和实时间的最大夹角是 90 度,也就是互相垂直,不可能倒回去。巨大能量或质量造成的时空弯曲,可以使人跳到另一个宇宙历史中去,但不会回到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已经消失了,永远也不会再来了。科幻作家们好不容易接受了爱因斯坦的时间倒流,那至少还是个线性的,像是坐船逆流而上,可现在又被霍金更加复杂的多态虚宇宙搞糊涂了,而哲学家们要跟上来,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不过还要说回来,相对论、量子论和霍金宇宙观都是根据目前人类掌握的科学规律来推论宇宙的,也就是我们现有的解释不了暗物质、暗能量、虚时间甚至一部分“实能量”的科学。而使用范围更广泛、预测更准确的新科学是什么样子,什么时间会诞生,我们则完全一无所知。因此,静止宇宙、爆炸宇宙、弯曲宇宙、多态宇宙也许都是荒谬的,也许有其合理成分,我们目前只能等待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和观察,等待新科学的诞生。

  作者简介:官季材,小老头,辽宁人,住在北京,高级知道分子,网络爱好者。

  作者:官季材

人道主义精神的湮灭

星期六, 03月 1st, 2008

  1) 欲以狼道代人道

  现今中國一些企业里流行起“狼性”的管理文化来,关于“狼道”题材的书籍近二年来销售量猛增,企业管理人员和白领们都热衷于阅读之。“狼道”系列读物声称:狼是一种伟大的动物,它们宣扬“生命是战斗出来的,战斗是生命的本质”。为此倡导:“树立商业狼性,打造战无不胜的狼团队”。培植以急躁、功利、嗜血成性、不择手段、凶猛决然、扑杀猎物、不顾及生态环境的种种性情,这样的“狼”的形象据说正被很多国内企业家奉为“图腾”而崇拜不已。

  仅从表面上判断,狼的秉性似乎与中國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温良恭检让,以及与平和、阴柔、空菽等性情大相径庭。然而“狼道主义”的深层问题在于,在重内省直觉,轻逻辑实证的中國,我们的思维传统为模糊的特性,语言上讲究“大音稀声”,“言不尽意”,因此,如果简单地将声称言语音象意义的“能指”直接对应于“所指”去理解,则会将言语者内心幽暗处的意向性欲念(元初动机)为浅显层面的言辞所遮蔽住。譬如,有些企业家以为,培植“狼”性作风可以提高工作效能:因为它“嗅觉敏锐,善于捕捉机会。”打造所谓“狼性”团队,“狼是一种集竞争性、合作性、服从性、忠诚性为一体的智慧动物。在某一规则下他们勇于竞争,但在既已确定的组织和规则下,只遵循团体协作、服从的原则,同时表现出对狼王最高限度的忠诚。”如此等等。

  2) 狼道的深层动机是培植奴性

  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狼绝非是上生存竞争能力强盛的物种,在现今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野生的狼都濒临着灭种的危险。这就足够说明了狼这个物种,缺点和弱项势必多多。从自利本性出发,世上的人们都希冀自己能成为强者,并从真正的强者身上借鉴积极性价值。恰是在这点上可以看出,中國企业家热衷于推崇实际生存能力并不算太强的狼作为“图腾”,作为崇拜对象,作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而大量的生存竞争力更强的物种并未进入中國企业家的兴趣和视野,这足以说明了“狼道主义”真正的意图还是在于自强之外,所谓“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即是。

  日常语言学派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语言分析应将说话的方式与具体特定的场景以及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考察其用意。须知中國式言语所处的场景几乎无例外,都是在宗法性人伦习俗浓厚的文化背景之中展开的。而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S?汤姆金斯的动机——分化理论也认为,人的情绪就是动机。因此倘若使用因果倒向追溯法去分析行为的实际动向,则可溯源到根深蒂固的意欲,即成为国粹的宗法性等级秩序的情感。正如一部分中國企业的老总所袒露的,推崇“狼道”的价值趋向,还是在于狼群的“团队精神”上。然而这个“团队”的目的还不是终极的意义,因为在中國语境中的“团队”,并非只是单纯地只是为着商业利润本身而已,而是有着特定的价值依附捆绑于之上的,这“团队”之中的人伦精神恰是涵盖着工作内容的。

  惜乎,再进一步地往深入剖析,国人所阙如的恰恰是直面人生的勇气,更羞于解剖自身。犬科动物早已是人类所熟悉的一类,从宠物驯化的历史来看,狼,惟有被人类驯化了,养育成为了温顺的狗,能与主人情感交流,博取主人的欢喜,才得以庆幸有种族的脉络延续而且家族兴旺,但是这样的受驯犬科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为主人所欣赏,特别是服从上,而绝非原始粗旷的野性。

  且看中國企业所热衷培养下属的“狼性”理念,其着重点恰是在受驯化的品行之上,所以说,最深层的动机,无非是培植员工的奴性意识,好让那些国粹迷的老总们过上一把官大人的权力瘾,在这一点上,类似于意大利政论家马基雅维利所批判的基督教伦理:“基督教的教义使得人人成为软弱的羔羊,以供那些暴君们享用”。在此该值得注意的是,狼与羔羊,看似二极分化的秉性,其实价值意义上有着一致性的,即中國企业老总们所强调的,是处于工作团队等级阶梯链中的下属之“狼”,并不具有獨立的人格,与羔羊不二样,假以“工作”之名义,专职成为老板手中尽情利用的宰割之物,以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少有的超经济的剥削。

  近年来狼道企管文化的一条脉络非常清楚,就是强调工作是从“执行”开始,到“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再到“狼性总经理”,从而它最终走向以“专职”为终点。为此,企业内部员工的整合成为狼道目标管理的首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算是“攘外必先安内”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总之,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人性化”是背道而驰的。正是基于此,推崇“狼道”典型的如深圳华为公司,在招收新员工时,多以吸收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以便于进行洗脑利诱,利用年轻人的人生观尚未定型而具有相当可塑性,使其麻木神经,透支身心健康和生活情感,为一异化成“狼性”的目标而效力于公司。

  之所以说,中國工商界某些人士崇拜狼图腾,是出于等级化管制的真正动机,而有着宗法制情怀的传统价值观渊源,这方面有着事实例证的。这些人士大多热捧毛澤東时代的人文理想,追念毛式思维:取胜不择手段、将斗争绝对化看待、以成败论英雄,认作胜利是唯一的价值等等 .他们有的还热衷于企业内部搞军训,甚至有推行军事化模式管理的企图。其中典型人物有深圳华为的任正非,健特公司的史玉柱,以及有极力宣扬布道的余世维和民本主义的孙大午等等。

  “狼道”推崇者热衷于“团队”建设,其真正落实点就在于强调对于长官的听命服从上,这点真是传统宗法型的特色,其管理强调纵向隶属型的梯队,员工的工作人生务须有目标的依附体着于身,为此处处得表现为下者、卑者、贱者对上者、尊者、贵者的依附关系,而个人对于公司又存在着依附关系:“以人为本,重要一点就是要做到忠诚。狼对于族群的忠诚,对于狼王的忠诚,使它们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人的忠诚,就是培养忠于企业,并以此获得巨大的收益。只有无限忠诚于企业,企业才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平台,个人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而现代型企业管理强调横向联合型的,员工与企业的关系看成是经济上的合作,是平等的互助体。

  3) 狼道主义的危害

  在“言不尽意”的潜规则下,好事的人们尽可能地将拟人化的方式使人性种种优点附加于狼性之身,以为如此便是狼族为人类作表率无疑了:“狼是最具有团队精神的兽群。他们分工协作,团结一致,在协作中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好像有铁一般的纪律约束着。他们善于沟通,彼此忠诚。狼族的这种品质是一个群体成败的关键。狼群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们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统一策略,甚至为了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狼的忠诚、交流、合作、坚韧是一个团队成员必须学习的精神,狼是教导团队成员们默契合作的无价之宝。在狼成功捕猎过程的众多因素中,严密有序的集体组织和高效的团队协作是其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因素。”

  对狼道文化进行如此这番的人性化包装,使得狼的形象从可怕变成了可爱,从陌生变成亲近,把狼性中的凶残、狠毒转换为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把狡诈、虚伪转换为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在这里,狼群的分工协作被隐喻为团队的合作精神,狼群的嗜血攻击被解释为社会内部阶层、族群之间毫不留情、野蛮残酷的斗争原则而发扬光大:“狼是一种集竞争性、合作性、服从性、忠诚性为一体的智慧动物。在某一规则下他们勇于竞争,但在既已确定的组织和规则下,只遵循团体协作、服从的原则,同时表现出对狼王最高限度的忠诚。”

  至少在表面层次上运作来看,“狼道”管理的理念片面地将人理解为经济动物,正如现今的一部分国人片面崇拜GDP指数一样,它无关涉于人文关怀,全然不顾人文意义的“幸福指数”。所以单靠着逼迫性管制,尽管生产、销售指标可能上去了,员工的实际快乐感受下降好多,从人的全面发展意义上讲是得不偿失的。

  狼道文化引导下,企业里的员工们变得缺乏亲情和友情,冷漠而残酷。据说现已经体现在华为公司之幕僚加盟的各种中小企业中的销售团队中,公司对业绩目标无休止冲击,由于压力过大,员工身体和心灵受摧残,从而使得企业具有血汗工厂的特色。今年5月28日,年仅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突然去世,他的死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与加班时间过长有关。

  深入言之,片面增进狼性“团队”,使得本土企业里的员工个人尊严丧失,打工者的地位卑贱无援;于是吮痈舐痔之术认可为人际的“沟通技巧”;向大众献媚则是增进“团队精神”的“润滑剂”。少了个人自由,“团队”便成了逃避个人责任的护身符,凡是过错辄往集体身上推卸等等。可见,否定掉个人尊严、蔑视人性虽然会形成均一化的社会或企业秩序,但却使每个个人都发生严重的人格扭曲。封闭性的有序则危害成社会性的无序——一盘散沙。在当今,被扭曲的性格和古老的文化秩序业已成了国内企业发展和进步的严重障碍。

  4) 团队建设之误区

  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表明,整体未必一定大于部分之总和。譬如“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恰好是对国人“团队”的普遍写照。可见,“团队”并非是个神圣的名词,更非至高无上的伦理终极和绝对的真理形式。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人处于社会之中的群体,并非总是、或应该是和团一气地成铁板一块。社会性的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既需要广泛的合作,同时又需要全方位的竞争,特别是后者在现代性的商品/市场经济社会里,成了国民活动的重心和中心法则,社会历史的进步正是对于神圣“大序”(如社群共同体的人类、国家、民族、集体、团队等等)的降价和脱魅(韦伯语),于是道德的制约和提升同时需要进入对于这双重性的活动中。而我们国人的实际处境如何呢?梁启超早就指出:“我国民最缺者,公德一端也”。我以为,缺公德即缺真正意义的团队精神,而这公德又须是建立于充分个性獨立和自由之上的权利意识。扼杀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和人道主义来嗜谈“团队精神”是短见且危险的,这正是我国道德实践长期以来始终所面临着的实际课题。

  重要的本质是,团体利益实际是个人利益的放大。构建于儒家的宗族主义“团队”,其实是一种“私德”,因为它的价值指向最大的是宗族的族长,其次弱些的是宗族小团体下属,而显现于本土企业里的“团队精神”其价值归宿,其实更是企业的老总,绝非是上升为全社会利益乃至宇宙精神超我的大德,正因为视其工作境界最高级的“团队精神”,竟然以狼族为楷模,而不是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为趋向于无比完美的上帝的神性(西方新教伦理认为努力工作正是响应上帝的召唤)。美国神学家尼布尔指出,群体往往比个人更不道德,群体比个人更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道德与理性对个人规约力强,对群体则很弱。上世纪地球上曾经发生过的以民族大团体名义行之弥撒亚政治的苏维埃赤色恐怖、国家社會主義(纳粹)狂暴,以及红色高棉暴虐即为例证。因此凡是以“爱国”、“集体”、“团队”等等的主义感召人们的应特别引起人们警惕万分。

  人的主体性辩证法就在于:一旦与个体的感性生命和自由意志紧密相连接的自主性被破坏殆尽,无数个人之众被抛入到凑合起来的大众之中只是虚幻的“集体”,无法形成真正有凝聚力的战斗团队,因为如此的“集体”其自身真正的“目的”指向是与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大人(或企业老总)个人的意图一致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变了相的“个人主义”——实质是一种隐蔽而卑劣的个人主义,“以人为本” 假借于“以民为本”(在此为“团队精神”)为手段,实质成了“以官为本”目的,对待下属他人全置于手段性质,对于被统治的大众来说具有异己性质。鲁迅先生在谈到中國的国民何以成为一盘散沙时,曾说过,这种结局正是專制主义统治的“治绩”使然。

  在本土有着深远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它具有强烈的空想性,总是希冀把改造社会、增进人生的期望完全寄托在“道德重整”之上。如今中國企业的人事管理模式也是这样,团体越是涣散,就让人觉得是道德不行,就越激起道德重整的狂热;越是道德重整,团体就越涣散。如今可怕的倒是,中國文化极强的同化溶合力又难免曲解起泊来的“团队精神”。要解开这个恶性循环的死结,唯有建立起以个人为本位的法治秩序,落实于企业管理上,就得推行制度化,而非人治化的宗法等级“团队”,在这方面西方企业已经获得了大成功。

  诚然,企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必然需要寻求集体(团队)协作,企业里人际关系须融洽和諧,特别是处于高度技术一体化的工业时代,但在现实点上,个人自由与“团队”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向来难以真正调和、兼容。企业经济的发展须在个人与集体(团队)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因而经济的成功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成功。这也是西方学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这一问题的解决绝非一劳永逸,它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终生,因为这本身就是人自身的存在与超越的两重性悖论。

  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的创造力日益被强调而赋予了寄托,而服从文化是与创新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以为,在本土这样的宗法人伦浓郁的企业环境里,理应特别呼吁,优先关注起个人自由、平等、尊严和独特性,而远非是建立起狼道文化的团队!

  作者:施卫江

资本主义的“反民主”本质

星期三, 02月 20th, 2008

  资本家逻辑的“利润最大化”是财富不均,经济动力消失,陷入滞胀的原因。如果按照资本家逻辑任由经济运转,即所谓的市场自由化,就会造成资本家一方面利用贷款发行货币,来产生需求,一方面用利润剥夺需求,两者都使资本家获得好处。问题在于一方面普通公众获得的货币实体在减少,另一方面货币本身的购买力在下降,两者对普通公众都没有好处。只有在对外大量剥削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这种经济体的运转,比如通过中國生产形成的廉价产品,国外获得廉价石油,廉价资本。而且这种剥削必须不断增加使得普通公众的财富比例虽然减少但是购买力仍然有效维持。技术发展和市场资源重组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实际上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流向少数资本家。即使你通过高科技企业一时上市,一旦处于这个循环的底层,那么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尤其是大资本掌握着投资市场的波动拥有绝对的权力,只有政府法令可以对等干预。

  解决之道是微观经济的逐利性与宏观经济的逐义性相匹配。增加社会福利供给,包括确定劳工权益等于实质上增加普通公众的购买力。增加富人税收比例,可以避免通过增发货币降低货币价值,使得政府一方面收回货币一方面分发货币,维持市场货币的平衡。银行通过适当信贷则可以促进生产性投资的踊跃,同时维持。衡量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计算造成的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劳工成本,使得社会从资源提供角度吸收资本家货币,平衡投入产出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结构调整的角度发展。

  问题在于这种匹配正是资本家竭力反对,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逐义性的经济政策,同时经济的波动周期从来不会影响大资本的利益。因而他们妄图掌握这种制约他们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争夺最终将成为经济平衡与公共利益的关键之战。民主制度并不是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伴随着推翻一种绝对权力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动机在于夺权从而成为过去绝对君主的替代者,而民主则是为了普通公众推翻一切不平等的统治。实际上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与封建时期的贵族资本家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夺取政权的资本家。封建主义之后民主的主要斗争对象就变为资本主义,这也是社會主義浪潮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改良的原因。欧洲以及美国社会的民主法制都是在民主主义的浪潮下才逐渐改进完善的,但始终只能达成与资本的妥协。公众只有在受到伤害时才能聚集起来,而资本家则无时不刻的在影响公共权力。选举者对资金和媒体支持的需求实际上让竞选者成为资本与民意的中间者,只能略微偏向一方,但欺骗和无耻最终成为其成功的最后手段。

  作者:新风

互补的人类秩序:契约与道德——中西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论

星期六, 02月 9th, 2008

  秩序是一个大文化观念,人类的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高级形态,契约秩序(成文或不成文)只有内化在心中才具有历史的动力性,内心的道德秩序表达为社会契约形式才能强有力地驾驭复杂多元化的现实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无意识的理性化观念形式。人的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但世界却由于被纳入了人的秩序而具有意义,这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的本义,也是中國思想的文化观在社会学上的最杰出的应用。自觉的秩序就是人类心灵、理性和良知,因此它不是外在的超验,不是外加的先验,也不是对历史的否定或历史的决定,而是“人文化成”。

  1. 物理秩序与社会秩序

  秩序是社会的内在本质,在特定的意义上秩序可以看作是社会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秩序与自然的秩序是一致的,从中國思想的角度看,秩序不是对混乱的否定对立,它们是互易相生的,因此人们常常说秩序与混乱同在,普利高津(I.Prigogine )的著名学说“耗散结构”(1969)就是在热力学中发现了“无序是有序之源”的普遍性原理, 并且他认为“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于自发自组织世界描述的中國传统结合起来”。(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序言,湛垦华等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热力学是研究系统物理性质的学科,系统因秩序而建立,普利高津开创了一个非常规平衡态的物理秩序系统的研究,看到了从混沌中产生有秩系统的物理过程,透过它也看到了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的一致性,并期望西方文化与中國文化这两种互补的文化的在科学与人文这样另外两种文化的对立性中得到勾通可能性。

  在中國传统文化中,对秩序的重视是中國思想的主特征,与古代希腊人不同,古代的中國人首先意识到的是人与自然的整体秩序而不是秩序的具体的结构,普利高津引用了西方人熟悉的名言:“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庄子·天运),来说明中國传统思想对宇宙整体秩序的深刻关注。我们中國人更加熟悉古代诗人屈原(340?-278 BC)在 “天问”中对天地人寰的一百多个提问,这不是在分析分解的意义上去理解宇宙结构和人生、社会政治关系,而是在当时的人类所能意识到的最大的统一角度上去思考世界的应当如何和为什么不能如此的问题,他把一个中國古代文人的华彩、一个政治家个人与国家命运同一的情操,与哲学的理性中凝铸成为关注自然、历史和社会秩序的伟大的诗篇,这种知识与情感、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超层次的综合性中外无匹,充份地表现了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國理性特色——对秩序的理性直觉——这却正是西方哲人的那种梦想——智的直觉。“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就最鲜明地表达了孔子的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相一致的理想。的相对之下,在西方文化中,无论是在自然科学实理论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对秩序的研究只是包含和分散在各专门领域中作为最终结果的推广而给出的,西方学术思想似乎很难看到整体意义上的秩序即秩序的意义和秩序的价值,而只是专注于秩序的构成即秩序的结构、形式、功能和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的性质并将它表达为规律或公式,规律和公式就是关系结的构物理秩序,但是在人文社会现象中,人们找不到这种表达方式的可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努力地想量化他们的研究对象,但离开研究的具体对象,他们的方法就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具体的人性对象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只有宗教和道德,当然这已不能称科学或学科意义上的秩序方法了,仿照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批判方法(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对人类的秩序进行思辨分析的最高的成就就是康德,虽然他并不是在秩序这一总的概念下展开他的研究的,但被他切割为三大块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仍是统一在一个看不见的框架之下,这就是自然与人类的统一秩序,只是它们被康德的二律背反的鸿沟掩盖了,康德所无力完成的物自体、自由意志、判断力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最终留给了上帝。

  “秩序”是一个同时兼有抽象和现象性的概念,秩序即是概念也是观念,作为概念,你可以定义它,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由这个观念决定,秩序是现象而不是确定的对象,确定的具体对象不是秩序,但不从确定的对象上你看不到“纯粹”的秩序。秩序在运动中存在,但不是运动,比如当普利高津说混沌产生有序的时候,这里的秩序不是存在实验容器的中的分子原子中的运动,而是一个系统的物理状态的生成过程、条件和方式,耗散结构是物理系统的现象,当然它的物理学意义不是仅仅描述这种物理现象,而是表达这种物理现象的生成现象,耗散结构的真正意义就是这种远离平衡态的系统是处在自身不断生成的自维持秩序之中,正是这样它才具有与人类秩序相似的高级物理系统形式,因此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指物理过程本身而是“元”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理解,秩序的真正意义不是指一个秩序现象本身,而是指这个秩序状态的生成和自我维持的动力学,比如人群拥挤与排队等候只是物理状态的区别,真正的社会秩序的意义是指当一个人发现还有其它人在场时就会无意识地自动排队。人类的秩序就是永远处在这种无意识(自动)与意识(强迫或被迫)的变易之中。当然,这里面有无数的问题和课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共秩序的成文规则与内心的道德秩序。前者就是西方文化中的倾向——社会契约,后者是中國文化的倾向——伦理秩序,契约秩序(成文或不成文)只有内化在心中才具有历史的动力性,同样内心的道德秩序表达为社会契约形式才能强有力地驾驭复杂多元化的现实社会。

  2. 契约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按照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人是上帝创的,上帝为什么和怎样创造人,是无法回答和禁止提问的,——神的绝对性是绝对的,这才是神的本质,但人类社会却不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对上帝的背叛就是人类的注定命运,是被上帝创造的人逃离了上帝的天国,创造了自己的世俗自活和世俗社会,世俗社会也产生了与神权对立的世俗治权,人类的世俗世界总是在不断的自我创生,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具有价值,因此就有了第二次从上帝的教庭中的逃离,这就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新教实际上以教义创造了一个世俗化的新上帝,为资本主义的世俗生活确立了精神支柱。

  人与神的分裂是西方文化本质的宗教隐喻,当上帝无法阻止人类的必然背叛时,他就和人立约的形式来保留他对人的权力,约柜就是人类世俗化的自由证书,人类于是享有了自己的被让渡的权利——它来自于被创造的平等,即道成肉身的平等,这意味着世俗社会中的机会平等,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上帝已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世界,提供了机会,创造机会与创造人是同义的,机会与人的世俗性是同质的。当上帝让渡给人的相互平等权力时,也就是让渡了人与人的契约关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说明了这种人与人的立约与神与人的立约的同构性,在这种理解上,血与火的社会革命往往是由外在于社会的或高出于人类社会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支持的,如1893的法国革命就是由卢梭的神学道德的意识形态支持的,他想在世俗世界中重现这种同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乌托邦的神学理想性,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总是具有反社会、反人类的极端因素。,但人的世俗世界不可逆转,当1215年英王约翰在大宪章上钤印国玺时,历史就宣告人与神的契约正在换上人与人的契约,新教把教堂中上帝变成了心灵中的上帝,自此之后上帝逐渐从俗世界中隐退,或者更正确地说,人创造的俗世界变得更大,更远离了上帝,西方社会开始了世俗的治权变成宪政制度的漫长道路,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已无意识地发生了,当几百年后人们意识到文艺复兴运动时已发生时,已经是资本主义时代了。由此可以看出,人与神的分裂是西方社会的秩序之源,但人不是对神的否定,人对神的逃离就是神对人的世俗化让渡,所以人中永远有远有神,这正是西方宗教的永恒价值。在这种理解上,人与神与人与人同在一个秩序中,——但这些只有从中國思想的视角上才能理解,西方文化自身总是以自身分裂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彼岸永不可达到,除了世俗世界的末日。

  因此西方社会的秩序是由二个分裂的二方面实现的,一是心灵中的宗教-道德意识,第二是世俗化的经济-政治形式,社会的进步是在社会无意识的革命中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无意识的观念形式,即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观念,——它不是被设计的,而是人的不断自觉化即以让渡的隐喻形式所进行的。比如哈耶克说,人类文明的秩序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等都是“自生”秩序,而不是被意识到和事先设计出来被建构的。宗教改革实际是以宗教面目实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革命,但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并不会自觉到这一点,所以即使是韦伯(Max Weber)也无法阐释这种世俗生活的巨大变化如何能用宗教改革的支持进行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不同的层次的缠绕是逻辑无法胜任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远不是它的字面意义所表达的“文化形态”,它是在经济上上财产权、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普选代议制,道德上的个人的权利和自主观念,社会生活中的法治、礼仪等等一起整合的“文化”。

  社会无意识比我们想象的更基本,比如,政治自觉就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秩序的自觉,但社会却深深隐藏在无意识之中,所有意识不到或未意识到的地方就是社会无意识,更本质地说,社会本身就是无意识的秩序过程,而且只有在无意识的意义上秩序才是无处不在的,而被意识到的秩序往往是希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主流无意识。契约制度如宪法或经济合同当然是意识的秩序的表达,但大多数也即正常的社会行为总是在“无意识”之中完成的,如果人的每一投手举步都要考虑是否违犯了礼仪,如果每一份经济合同都要通过一场官司完成,这样社会不是正常的,当廉洁是无意识时是最好的秩序,廉洁被大力鼓吹时,就是社会腐败的病态了。亚当·斯密解释了市经济的基本原理,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指无意识的经济秩序,基于这种比喻,我们也可以说,秩序是看不见的社会形态。馬克思·韦伯说,资本主义因素远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或之外广泛存在,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看到,只有当资本主义因素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时,资本主义才会成为熟的社会制度,政治契约只不过是无数社会契约行为的集中表现,真正的社会政治革命不过是签字或纪念仪式而已,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方社会的专利是一种文化的狭隘,另一方面,把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解释为社会进步的革命是对历史的误读和对社会的误导,这两方面应当也正在成为人们的今天的共识。

  作为社会结构的法律制度与作为文化的意识形态处在不同的层次,它们之间没有逻辑关系,表现在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形态就是社会形态,这种观念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形态具有自身的生命和历史,只会在自己的传统中生长,用消化、吸收的方式实现自已的进步,但不能直接移植或复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则可以仿效、改造,但无法脱离文化传统,只有文化形态的自我更新才是真正的无意识的革命,只有当精神信仰、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整合成为社会的内在动力,社会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近代历史说明,发育成熟的私有财产制度本身就是法律体系,就是无意识的社会秩序即社会意识形态,不成文宪法的现实有效性表明,社会无意识不仅是理性的有序之源,而且可以在社会现实中表达理性的意识自身,其实这与中國文化中的历史与现实的同一具有相同的机理,但中國文化是秩序意识的文化,所以中國文化能够具有对秩序的直觉,但缺少对秩序结构的分析和形式表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对比性和互补性的意义。

  3. 道德与社会意识形态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社会形态在观念意义上实际就是无意识的同义词,但人们总是在寻求对它的意识化表达,正是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变易中,人类就处在不断地的理性进步中,这个过程不仅在人类的历史中是连续的,在从自然到人类社会的总过程中也是连续的。但在西方文化中,人对上帝的逃离使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自然秩序完全分隔,因此不仅没有秩序的本质性概念,而且这种断裂的秩序一直模糊地混杂在人们的观念中,康德的研究以思辨的概念形式清理了这个庞大的结构体系,在康德看来,自然现象由先验理性整理而成为秩序,自然科学知识领域的纯粹理性可以应用于经验,但不能应用到道德领域,人类社会是由绝对律令驱动的道德自律而实现秩序化,“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就是康德世界中的全部秩序。我们可以解读康德的实践理性就是从哲学上讨论人类社会的秩序原理,这里的实践一词不是指经验的社会行为,而是指纯粹理性的自我能力(对照纯粹理性批判中纯粹理性的纯粹形式),就是说康德不是研究道德而是研究道德哲学。实践理性就是指纯粹理性的意志(不是经验的理性意志),即道德的理性动力,这正是他称之为“道德律令”的原因。但是康德在实践理性的研究中无法达到纯粹理性批判那种形式的清晰性,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秩序不是形式的而是本质的,但康德顽强地要用纯粹理性的批判方法来处理它,所以在康德那里,道德、意志、立法形式、律令意义上层层重叠,递推解释。比如人们熟悉的道德律令或绝对命令的定义:不论你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关译)。这里就有几个层次上的意思,第一层是普遍性和永恒性,这由几个副词“不论”、“总”、“永远”,“同时”确立,第二层意思是立法形式对经验行为的超越性,由“做到……符合……”关系确定,第三层意思是“律令”的超越性产生,就是“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超越地成为“立法原则”,于是从个人的经验行为到经验的道德准则,再到立法形式、立法意志,最后是纯粹的理性意志,在语言表达的递推中实现意义转换。当然康德也可以分层地表达,但这些层次的关系就被分解开来,无法表达它们之间的意义同一性,因此康德使这些层次关系缠绕在一种语法相关的结构之中,这就象一个多层的透明中國套盒,你能看到所有的内部,但如果你不理解它的层次性就无法打开它。如果说康德是想理清与自然秩序相对的社会秩序的话,那么纯粹理性的批判方法在这里就一点也帮不上忙,相反导至更多的困难。

  因此,尽管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深刻性,但和卢梭的神学的道德理想一样,不是真正社会本质意义的,卢梭将神学转变为道德,企图在世俗社会复制天国秩序,康德想以理性的形式纯粹性代替道德本质性,实际都是以道德来直接建设社会意识形态,想以直接的道德方式来实现现实社会的秩序,但世俗的社会和经验的社会是本质的社会,社会秩序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上或在外,道德只有通过现实中的人的自我形成才能成为观念形态,如果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进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社会秩序是隐藏在现实社会之中的文化本质,因此只有道德生长成为社会化的人性时才是本质的社会秩序。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永在变易之中,只有中國思想的理性直觉能够把握住它,因此尽管西方学术界在概念、形式、结构的分析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但秩序的总体性总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更看不到秩序自身意义上的元秩序过程,“社会”实际上成为了西方文化所寻求的自己的本质,这也就是西方社会的无意识,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对理性的永远地呼唤正是一种对全体秩序的曚胧意识,但人的道德理性化是一个自我教化的文化化过程,这与神学、哲学中理性化的道德不同,只有在中國文化的视野中才能看到这种文化的一致性。

  4. 中國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念

  透过卢梭,我们可以看到,中國传统社会中的非民粹主义和非宗教性是一致的,透过康德,我们可以看到,中國传统文化的理性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也很不相同,这也正是中國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在社会形态上的对应特征,因此中國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中國传统文化中,自然、人、社会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具有自生的秩序一致性,人的理性自觉就是这种连续秩序的最高形态,对于西文化来说,社会形态可以理解为社会的无意识存在,但对于中國古人来说,自觉的秩序才是最理想的秩序社会,这种秩序不仅是社会的,也是统一于自然的。自觉的秩序就是人类心灵、理性和良知,因此它不是外在的超验,不是外加的先验,也不是对历史的否定或历史的决定(二者本质相同)。一个浅薄的教条就是认为从人类的心灵来解释世界是“唯心主义的”,这正是一个西方式的文化观(不是“哲学”),因为西方文化中神与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两个世界是分裂的,此岸和彼岸二者择一,别无选择,但中國文化建立在世界的一致性的基础上,人类的心灵是自然和人类发展的最末端,人类理性的思想是所有秩序的最高视点,中國文化中的心灵即不具有超验的神性,也不是与意识对立的先验理性,中國心灵作为处在自然秩序最末端的最高形态就是思想意识化和意识思想化的变易相生,所谓的“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正是秩序之链的断裂,这种教条是西方文化在中國文化上的最有害的套用。

  在中國历史的发展道路上,由于地理环境和资源相对的缺泛(请注意稀缺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的观念,需求则是今天经济问题的中心),中國古代的社会结构性分化不充分,因此总体秩序倾向较大,文化的自觉意识表现强烈,儒家文化代表了这一总体性趋势,并自觉为秩序的责任,因此天人合一,天下一统(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就成为最自然的秩序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性的无意识秩序也是社会形态的无意识主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中國古人具有一种无意识的秩序直觉,秩序就是历史与文化在现实中的统一。在西方文化中,秩序几乎与理性同义,这种理性或来自于自然神性,或来自于神学神性,但最终都是信仰,因此秩序最终归属于神,这样建立世俗的秩序也就是对天国的仿效了。

  中西社会秩序建设中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國人必须择人,而西方人则依赖于建制,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结构形式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造之中,从斯巴达、雅典城邦政治到古罗马的共和帝国政治,到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贯串的中世纪,从近代开始的君主宪政到现代的议会政治、政黨、精英政治等等。而在中國,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到嫡传制开始到清末,天子帝系制就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在封建制度中,考察、和选择(相对于竞争形式——契约式的权力让渡)就是承续社会主干结构的主要方法,这对于官僚制度并不困难,“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梁惠王下) 特别是科举制度形成后,中國的封建官僚体制建设得到了完善的形式,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甚至于政策决定都应当选择,“取之而燕民悦,而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 这几乎就是民主集中制了。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天下有道”,因此当寡人无德,秩序就没有意义了,对最高统治者的选择成为封建秩序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封建社会的世袭权力制度别无选择,封建社会的秩序维持基本上就寄托在“外圣内王”的教化上,封建王朝一直到清代最睿智的君王,都无法解决择君的问题。

  儒家文化成为了中國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中國文化的大观念是自然、历史、现实的秩序一致性,社会秩序是整个秩序的一部份,因此人在社会化中通过文化化达到与自然、历史、社会的一致是中國文化的大秩序观,儒家的教化的本义是自我教化,即人的思想和意识的自我理性化,这与超验的宗教和先验的理性均不相同,中國文化自身总在的所有的文化现象之中,实现自身文化化的文化,因此不会有分裂或对立性,它不是决定或被决定的文化,而且也不是排斥任何即存与即在的文化的文化,这也正是中國文化具有的融和性的和諧性这种大文化本质,这是秩序之源即秩序的秩序。

  5. 儒学的社会秩序理论

  虽然从大体上看来,儒学没有社会结构分析的完整理论,但是对社会结构的次序思想是处处可见的,并且由于这些思想具有中國文化的大背景,所以它们也就具有超过当时历史环境的大视野。

  荀子是儒学学术化思想成就最在大的儒家,比如他就在社会的结构性秩序中看到了人的社会与自然性秩序的一致,他把社会秩序归属到人的源于动物种群性的自然属性的秩序的变革性延伸,“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 而且,人类以社会化方式存在时,不仅人社会化了,与人有关的自然之物也被动地社会化了,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之物的交互人文化过程中,人类社会在分化中得到了质的进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荀子·王制) 因此荀子不是象今天的社会学家一样,仅仅从人与人的社会结构、功能关系上来理解社会,而是从人与自然环境共同的社会化过程来理解整个世界,就是说, 人的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但世界却由于被纳入了人的秩序而具有意义,这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的本义,也是中國思想的文化观在社会学上的最杰出的应用。

  人兽之分是秩序的革命,但荀子对人与兽之间的分别完全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篇)人能够从动物中实现自己就在于自身文化性的分化即文化意义的社会化,“分”不是混乱和离散,混乱和离散是反秩序,分化则是秩序,从“分”到“一”、和“强”的过程是“义”的动力学,这是秩序的秩序,现代普遍的观点就趋同认为,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上无法在人和动物之间划分界限,如以使用工具或劳动等等,任何人类的智力行为总能在动物身上看到影子,从中國思想的角度看,人的人类化是文化化、社会化的自身连继进程,人永远(过去、现在、将来) 只是这个过程的最末端的文化形态,人只是高于动物而不是分离于动物,人是在世界秩序的最末端成为人。中國思想给今天的社会学家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不能仅仅从人与人的相对或相互关系来理解社会,而要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文化化成关系来理解社会,这就是中國人文学家的传世法印——人文化成。中國文化的精粹理念将给现代社会学带来全新的概念更新。

  荀子就看到社会秩序的文化形态——礼:“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 荀子是一个兼社会学与文化思想的大儒,他把中國传统的文化理念“道德”与儒学的社会学观念“礼”阐释为社会结构化形态,得到了礼治与法治的统一的封建政治政策学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在一个垂直统的封建制度中,严刑酷法总是对下的,不会对统治者有约束,相反只能助长專制和暴虐,成为治人的人治了,所以以法治国往往被认为是统治者失道无能的象征,因此儒家大力倡导的德治,以期较正人治,但官僚化的儒士把文化行为的礼制变成为政治化的礼治,礼治与法治成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工具,儒学也因形式化而僵化了,因此对腐儒伪学的斥责常常是非常有力的:“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墨子·非儒) 当然,全面地评价应是这样的:“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 (荀子·儒效) 这正是中國封建社会的择人的政治理念,当然,在封建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择君的秩序机制。

  在封建社会,礼治并不能达到儒家文化的德治理想,无法择君,只有通过教化达到理性化的“自择”,历史意识与现实环境的双重性却是人类特有的境域,纵便古代圣贤也不能免掉入这种“自择”的困境:舜父瞽瞍杀人,作为为人君,他不能阻止他伏法,作为人子又不能让他伏法,孟子让他弃天下而逃(孟子·尽心上),这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 “封象有庳”(孟子·万章上)之类故事的复杂含意相同,古今的辩白总显得勉强和无力,其实这正是人性的最高文化境域,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概不能免,比如在西方社会中,小团体荣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是常见的,宁可违法而不作告密者就是一种在正义与荣誉之间的艰难决择,西方文化中,通常是荣誉高于正义,因为人性总处在秩序之链的最末端,以这样特殊的案例来分析评价文化价值也不会有统一答案的,这正是人性分化的自长点,这样的案例的意义正在于使人看到了特殊境域中人性的,它是启发的而不是结论的,是永远的希望,这也是文化所揭示的意识与无意识、自觉与不自觉的人的社会境域。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國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六年三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9-2-6-1号蜗居

  作者:周剑铭

中国思想与法哲学

星期六, 02月 9th, 2008

  法哲学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关系研究的独特视去理解法与契约精神之间的深层关系;法的创制性是法的自身性本质,契约理论是权利转为化为权力的创制过程,契约精神的文化本质是人对人自己的立约;契约具有盟约Covenant(协约或公约)与合同(Contract or Bargain)的不同,法的精神体现在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文化统一之中,契约理论研究的启示性意义在于:跨越契约论的契约论(理性启蒙的历史性),超越法的存在历史(共时性),实现法的自生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中國文化中强烈的现实理性和历史的文化性、人文性完全能够实现为法的创制精神,历史尊严的文化实现为个人尊严的文化,使社会秩序建立在人与社会的同一性之中,实现法的自生性与建构性的统一,法的价值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和文化世界化的今天已经提供了这个伟大的机遇。

  1. 序言

  历史、文化、社会是人类存在的不同境域或视域,但很难在其中得到一种透视性的理解,许多人认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不能深入进去,就不能窥其堂奥。但同时也有许多人激烈反对中國传统文化,把中國历史中的所有黑暗都归罪于中國传统文化,讽刺今天对中國传统文化复兴的努力是皇帝的新衣,不过是挟国学以自重的人的口香糖。实际上,把中國传统文化等同为为中國封建政治文化是一个常见的误解,中國的封建政治特有的文化统治模式确实包含了中國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一面,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極權统制中,只有奴隶制式的政治等级,没有人權、女权,政治对文化统治造成了思想梏桎,社会保守,意识形态僵化,……但文化与社会之间绝不是简单的等同或重合,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似浅近,但极难分解分析,比如,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存在与她的自身制度结构就是一种重合但不是等同的关系,即便在制度文化充分发展了的现代西方主流社会。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远不是一个理清了或有望达成高度共识的问题,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充份发展似乎不是使这个问题更容易解决,而是更困难了,历史、文化的超越性与社会的现实性之间的整合性,一直是最困惑的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实际上,由于不能有效地分解分析社会与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以文化方式来理解社会学问题就与社会制度的实证性研究油水难溶,比如,虽然今天西方主流社会制度一直被认为具有代表性,但直至今天,但对自由、公平、正义、权利、民主等基础概念的理解就并不比文艺复兴时代具有根本性的进步。

  中國文化早在中國封建社会产生之前就发生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國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和中國的封建社会共生的,儒学继承、发展了中國文化,儒家文化造就了中國封建社会延绵历史中的辉煌,而且这是主要是通过中國封建社会的帝制官僚政治体系实现的,中國封建社会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地方就是:社会文化模式与社会政治结构交相构造,封建社会制度得益于文化模式(普遍性、统一性)而形成文化式的封建统治体制,即在人治或德治意识形态下的文化统治方式,使意识形态主导社会文化,文化也就被自己的创造物统治了。儒家文化与封建政治制度之间共生与超越的关系,是中國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中的最深奥的课题之一,几乎所有中國封建历史中的辉煌与黑暗都紧密与此相关。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总是以各种方式直接体现为社会现实,在西方历史和社会中,文化主要集中地以纯文化的方式表现于社会,或者说文化主要透过纯文化方式表现为社会性,希腊知识文明和希伯莱宗教文明就是最显著的代表,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近代西方的社会革命就是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发生的,而且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以此后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的暴力或非暴力的政治革命只不过这种社会革命的所泛起表层波浪,后者最多不过是一次革命名义上的风暴大潮,而前者是无意识方式发生的,这如同整个地球海平面升高了一厘米,但却是你感觉不到的变化之中所蕴藏的巨大的的动力之源。因此把政治革命等同于社会革命只是一种误解,而暴力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唯一方式则是一种历史的不幸,对这种暴力革命的正面肯定和坚持只是一种历史的无知,只有对用历史的谦诚取代对历史的狂妄才能成为理性的文化自觉。真正的革命确实是文化的变革,但这种历史过程永远不是人所能事前认识,或者事中总能及时意识到,甚至认为可以操纵的,历史的意识感是一种文化的理性,史命感可以使人崇高,但这只是对历史的献身而绝不是对历史的亵渎,“谁主沉浮”最多只是一种对历史的文化信仰,正同于新教对上帝的信仰不能直接当作资本主义搛钱的手段一样,文化的历史性变革绝不是对文化的政治革命,“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正是通过对文化的政治革命而摧毁整个文化和社会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中國近、现代历史,对现代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化表现在所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中,又超越于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的共时性(斯宾格勒,汤因比),但社会却是历时性的(如黑格尔等),所以社会充满了内部的动力性和剧变性,即使是历史稳定性的中國封建社会内部,对抗、分裂、战争从没就没有中断过,但中國传统文化自身即在其中永存,中國封建政治制度超历史阶段和超民族地延续正是中國封建政治体制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实现的,在中國大地上不同民族的统治者都几乎是全盘接受了中國的特有的政治统治模式而最终自觉地皈依了儒家文化。中國文化包容社了社会内部的动力性,在中國传统文化中,革命就是合理的改朝换代,“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经·革),这种意义上的革命是对历史中无可避免的政治暴力的文化阐释:“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荀子·臣道第十三)这种意义上的革命即不是对政治暴力的肯定,更与以政治暴力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完全不同,而只是对历史的阐释,即所谓“述而不作”的文化理性。由于中國传统文化从来没有过在近代历史中与一种外在文化相对的境遇,中國历史与文化的缓慢节拍在近代全球化的大潮中被打破了,中國式的革命与西方式的革命剧烈杂交,政治革命无可避免地取代了社会的变革,在推翻清王朝的历史大潮的巨大社会混乱中,同时摧毁了中國社会和文化的全部基础,一次次的暴力式地否定和再否定使社会和文化的重建几不可能,中國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对中國最具营养性的精华也同时被拒绝、被糟蹋,在中國近代历史的破碎性中,甚至找不到一种可以分析的因果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