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2008年7月25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不能让干群关系越来越疏远》的评论文章。文中对前些时候相继发生在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同时援引了云、贵两省的领导，对此类事件做出的大致相同之总结，均认为事件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公安政法部门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

　　2、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干部不能坚持公平公正的立场，而是有意无意把屁股坐在群众利益的对立面，成为了群众利益的伤害者而不是维护者。

　　3、基层组织和少数黨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对群众和学生的教育不够等等。

　　最后还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干部作风漂浮、高高在上、离群众越来越远，使群众对地方政府、基层组织越来越不信任，造成干群关系的严重对立。

　　文章上又说，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尖锐的质问：为什么群众有事不找政府，而去找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为什么基层干部没有号召力，而一些闲散人员却能一呼百应？对于这样的质询，文中用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的分析，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既然干部离群众越来越来，在群众眼里越来越不可信，群众有事情当然就不会去找他们，去找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之，一些闲散人员、违法犯罪人员对群众“一呼百应”，并不说明他们能够代表和维护群众的利益，而只能说明他们钻了干部的空子，从干部手中把群众活生生“抢”了过去。

　　看了上述评论，觉得有些道理，但又觉得还是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群众有事不愿意找政府（对不起，似乎应该把黨放在政府的前面才合乎一般表达的逻辑。），也可以找找我们的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应该代表广大人民心中的意愿，随时随地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并通过自己手中的那人代会上庄严的一票，为人民争权谋利、伸张正义、提振民心吗？可是在我们听到的、看见的一些违背民心，违反民意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恰恰漏掉了那些人民代表的声音和意见。是他们没听到，没看见呢？还是他们根本就无意去关心、关注这些事情呢？

　　此刻，我想起了鲁迅先生，他既非共產黨员，也非什么民意代表。可他却时时敢用手中的笔和文字，向着不公平的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代表那些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发出自己愤怒的吼声。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人民代表们，比起鲁迅先生的道德风骨，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儿了。这也难怪，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也算半个老北京了。可我从来不认识、不知道我们这个区，或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人大代表是谁。他（她）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任职？多大年龄？恐怕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吧？

　　在我依稀记得的有关宪法的印象中，好像政府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组建的。那么照理说，政府的权利应该是在人大之下的，要不怎么能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呢？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的权利、影响是那么的强势、巨大，而人大的声音、影响却反而被政府的权势盖住了。当然，这也跟我们许多方面的黨政不分有很大的关系。政府后面不还有黨管着呢吗？怕什么？有兜底儿的。如果那些人大代表们能真正切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怕丢官儿，不畏强权，不怕坐牢，甚至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对政府各级官员们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和鞭策；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同时顶着人大代表帽子的官员，能真正走到群众中去，认认真真地倾听他们的声音，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事儿，规规矩矩地遵纪守法，那我们还怕什么“干群关系越来越疏远”吗？

　　所以说，真正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还缺少对政府官员进行真正民主监督和制约的权利机制，不能从根本上对那些贪污、受贿、渎职、滥权的各级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动态制衡与制裁。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挥霍国家的财产，滥用属于人民的权利来为自己谋私、生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靠那些手握实权、头顶官帽，身披黨衣的官员们来自己监督自己，约束自己，然后达到廉政、惠民的目的，只是一种愚弄百姓的幻想。只有当我们的人大代表真正由熟悉他（她）、信任（她）、拥护（她）的老百姓们选出来的时候；也不再是政治供桌上的花瓶或祭品的时候，中國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才会出现一个真正民主和諧的社会生态环境，也才真正无愧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号。

　　2008年7月25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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